特輯

宋呱與中國畫匠的里约熱內盧風景畫

萊特*

宋呱自畫像(油畫)(香港藝術博物館收藏)

 

在畫框背宋呱書: “宋呱,五十二歲廣東1853年”

描寫十六世紀中葉風貌的風景畫出現於十八世紀末,當時由一位德國朦朧派畫家博雷興(Breising)首次實踐。其目的是用繪畫或圖畫表現繪畫人在做畫時根據所給出之觀察點以精確的測量圍繞自身旋轉360度所確定的一種自然景色、城市風光或歷史情節。這種繪畫方式在十九世紀初風靡歐洲,當時此類展覽達到了轟動一時的程度,特別吸引了英國和法國一大批充滿好奇的觀眾。並在其盛行的年代傳到了巴西,尤其是里約熱內盧市因其風景繪畫和廣闊海灣的美麗而引起國際矚目。不久,倫敦、巴黎、羅馬、阿姆斯特丹、亞特納斯、里斯本、拿波萊斯、馬德里、維也納和其它一些城市畫派開始在巴黎和倫敦展出里約熱內盧的風景畫,並於1821年首次在法國首都展出了G. 羅米(GRommy)以費利謝米萊·陶奈(Félix Emile Taunay)的寫生畫為基礎的繪畫作品。

里約熱內盧及其瓜那巴拉(Guanabara)海灣的風景畫現在或以前就有很多,完全可以説,除了羅米和其它一些人的畫以外,還有布福特(Burford)、杜卡尼(Ducany)、希利貝爾(Shilliber)、巴西尼(Pasini)、維達爾(Vidal)、藍德塞(Landseer)、山貝拉因(Cham berlain)、柯雷茨基馬爾(Kretschmar)、費埃丁(Fielding)、巴特(Bate)的畫和這次我弄錯年代的最引人注目的那幅畫,它是維托爾·梅雷萊斯(Vítor Meireles 於1885和1887年間,在比利時青年畫家亨利·藍格羅克的幫助下繪製的1.667平方米巨幅繪畫: <機器>,在其於本世紀初被毁壞的里約熱內盧展出之前,先在布魯塞爾,後來在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展出過。然而,所有這些在現場和最常規距離下繪製的外國風景畫原作中,沒有哪幅比一套十九世紀上半葉中國畫匠繪畫的城市風景畫更充滿新奇感,其中(最初屬於巴西著名收藏家所有的四幅中的)三幅一直保留到今天,其作者為畫匠宋呱(Sunqua),1830年至1870年期間其可以稽查的活動先是在廣州,後來在澳門。有些巴西作者甚至認為他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可能在巴西呆過。

在繼續本文之前,最好説明一下甚麼是畫匠和他們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從事哪類美術工作。畫匠-今日在世界上受尊敬的英文稱呼,是以技藝和西方風格為歐洲或北美顧客工作,訂做肖像、港口與沿岸風光、城市景觀、船舶寫真等繪畫的中國畫匠。他們在廣州、漢波亞(Whampoa)、澳門、香港、上海、北京,甚至在特殊情況下於中國以外的加爾各答(Calcutá)設有畫室,並一直活躍於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末這段時間。

1862年至1872年間遊歷過中國的攝影家約翰·湯姆森(John. Thomson)在其於1873/1874年英國出版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一書中向我們展示了其中一位當時活躍於香港,以前曾是錢納利的學生的畫師林呱--畫家正在畫室裡完成一組肖像,他還很年輕,正坐在晝架前的一張小凳上作畫。他的頭髮梳成一束,優雅地一直垂到地上,可以看到狹窄房間裡的一些家俱和畫作--絕大部份是人物,但也有一幅畫著中國船隻的海景畫。湯姆森關於照片的文章對確定這些西化畫家的活動特點至關重要,這裡未將這篇文章原封不動地抄錄而是按其意思翻譯如下:

宋桂(音譯)--關喬昌的假名。(根據文德泉神父(《錢納利誕200年紀念》),師從錢納利5年並由其供養之後,林呱離開了師傅到廣州謀生,在十三行開了一家畫院。根據吉蘭-努內斯(Gillén-Nunez)《通過19世紀繪畫看澳門》,相信他屬於關氏畫家家族。該家旅成員專精西洋技法。關作林(音譯)在美洲學習西洋油畫之後為此法在中國的始作俑者,宋林乃是其子。摘自: 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帶著攝影機遊中國》,倫敦和紐約,Harpen & Brothers出版,1899年,P.39。中央圖書館--市政廳藏書部。

林呱是1852年在澳門逝世的著名外國畫家錢納利的一位中國學生。他畫了大量優秀的油畫,時至今日尚有香港和廣州的畫家臨摹他的畫。他曾在其它國家居住,是一所繪畫學校的創建人。在中國,他的追隨者未能掌握其藝術的精髓,祇生產仿製品。臨摹林呱或錢納利,或其它任何一位或可能是別人的作品,僅因為這些仿製品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並且按平方呎付款。在香港也有一些畫匠,但他們所有人都從事這類工作且擁有一樣的根據畫布尺寸變化的價格表。他們的業務主要擴大到攝影業。每個工作室都擁有經理人,他們在海灣細心觀察到達的船隻,從外國水手中獲得許多客户。這些水手以盡可能大的尺寸和盡可能便宜的價錢訂購瑪麗或蘇珊娜的肖像,這些作品應在24小時內為隨時可能開航前畫完,裝嵌好畫框並包裝好。畫師們以下述方式劃分他們的工作: 徒弟專畫身體和手、而師傅畫相貌。這樣工作就進行得難以置信地迅速。可以隨意使用那些有吸引力的顏色,因而水手漂亮的標準有時是由穿著一件畫滿了貼金或其它珠寶碎片色塊和天藍色衣服來代表的。這些繪畫是美麗的藝術作品,繪製精美,調配了豐富多彩的顏色;但照得不好的照片的所有扭曲變化也統統被忠實地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地照搬下來了。這些畫師們畫得較好的是繪製得美侖美奐的外國船隻的圖畫。為了增加一個人物,他們在畫布上勾勒出方格,這些小方格就是他們為要臨摹的人物而劃出的。

宋呱在廣東的畫室裡(A·布爾熱刻)

曾刊登於《開放的中國》,1845。現轉載自P·哥納: 《錢納利1774-1852,印度畫家和中國海岸》。古董收藏家俱樂部出版,1993,頁263。

所有這些為來去匆匆的水手和遊客中要求不高的客人工作的中國畫匠甚至極少敢説進過某所不確實的“英中學校”,而且他們出售的作品在倫敦或香港的繪畫拍賣中並不搶手;或在當時沒有更多説明的情況下被歸類於一所靈活的“錢納利學校”。錢納利是英國畫家,1825年在廣州居住,從那時直到1847年在澳門逝世。他致力於中國題材或主題的繪畫。這一拍賣者暫時代替藝術史學者之作用的錯誤一幕,祇有在1972年卡爾·克羅斯曼(Carl Crossmamn)出版了他的《The China Trade》一書時才得到糾正。在這部先鋒派著作中,克羅斯曼例舉了至少37位畫匠,從最早的-1785年至1810年間活躍在廣州的斯波伊倫(Spoilum)和為喬治·亨利·馬遜1804年出版的《The Costumes of China》一書做部份優秀插圖的作者普呱(Pu Qua),到定居在加爾各答。1900年還在這個印度城市工作的黎豐(Lai Fong)。這37位藝術家繪製肖像、船舶外貌、港口風光、風景、微型畫、地圖和城市風光,並在紙、畫布、玻璃或樹皮漿紙上做油畫或水彩畫。活躍於1850年至1885年期間的La Sung還是位攝影師。十九世紀上半葉,他們大部份都在廣州生活與工作;下半葉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香港代替了廣州。另有一位畫匠-就是林呱,在澳門仍有工作室。這批西化的中國畫家的數目應該是相當大的,其根據是,曼努埃爾·德·卡斯特羅·桑巴約(Manuel de Castro Sampaio)在他的題為《Os Chins de Macau》(香港,1867,頁134)一書中説,那個時代僅在澳門大約就活躍著152名畫家和兩名攝影師,而且其中至少有22名是油畫肖像畫家,即他們以西方技藝通過訂購的方式工作。由卡斯特羅·桑巴約於1867年調查的這批畫家,其中之一是宋呱並非不可能,正如從貼在其晚期一幅畫背面的一段話中看到的銘文“澳門”二字一樣,似乎説明,宋呱在其晚年已將畫室從廣州遷到了澳門。

在克羅斯曼研究的畫家中宋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是首批以西方的方式在畫框正面,通常是右下角以極小的拉丁字體為其繪畫簽名的畫家之一。他的繪畫生涯有40年或更長時間,從1830-1870年,一個足以使之能以普通線條重新構成獨特風格之路的時期。總而言之,他為我們留下的作品質素是高水準的,尤其是在表現船舶方面。由於勤奮好學,他被視為那個時代三位較優秀的中國船舶畫家之一。另外兩位分別是“Greyhound”大師,他於1825-1840年期間在廣州和“Whampoa”(黃埔)工作;還有“Henry Tuke”畫師,他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活躍於廣州。這兩位畫家被公認為具有與宋呱相似的風格,並有人認為“Greyhound”大師和宋呱就是一個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宋呱”並非僅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集體工作的畫室,宋呱在畫室所起的作用就像交響樂團的指揮一樣-具有其簽名或標記的畫作相當多而在風格上的差異也相當之大。

我們已説過,畫師的顧客是水手、船客、小商人、軍人或西方遊客,他們在中國逗留期間和回國之前,向這些畫師中的某個人訂購一幅小畫帶在行李中做為對當地的一種留念。這種情況差不多如同至少從1730年起許多瓷器上畫有船的“肖像”-其中如荷蘭船Vrijburg(1756),英國船Latham(1755)或Earl of Elgin(1764),瑞典船Calmar(1742),北美船Grand Turk(1785),或George Washington(1794年),葡萄牙船Brilhante(1820),以及“水手辭別”或“船長返家”一類的寓言場景,許願器物(幸運回歸)等。一般所有最終繪製停當並塗上彩釉的都是西方人返回家園欲裝在行李中帶走的東西。因而,水手和船長訂購這些船舶“肖像”是很自然的事情;至於繪畫方面,訂做港口和中國城市風光的也很普遍。直到1840年,還是提供廣州、“Whampoa”(疑為“黃埔”--編者)、澳門和底格里斯(Tigris)河口一組四幅不同風景的港口風光畫,並且可以看到美國Salem Peabody博物館就擁有這些原始組畫中的一組,作者也是宋呱;1840年以後,如果一組是四幅畫,一般,香港的風景就代替了底格里斯河口的風景: 如果是六幅,則在原來四幅的基礎上增加香港和上海兩幅新畫。極少出現商船經常抵達的其它港口風景,如新加坡、開普墩(Capetown)、聖艾萊娜島(Santa Helerna)等。這些畫又輾轉出現在倫敦拍賣會的目錄中。但美洲港口的風貌尚不為人所知,這種情況立刻使宋呱的里約熱內盧中國風景畫似乎成了唯--種有特殊重要性的資料。這種里約熱內盧風景組畫的歷史已有一百五十年。為此,里約熱內盧《商報》在1840年3月19日星期二版刊登了下述通告,如同馬克斯·多斯·桑托斯在研究報告<攝政時期的美術>《巴西研究》,V,卷9,1942年第二季25/27期,頁128-129)中所抄錄的:

今天是星期二,下午四點整在斯維芬·若丹先生的戈洛利亞山項莊園(就在魯塞爾先生大鐵門入口處)舉行拍賣會,有屬於若丹先生之精心挑選的整套家俱,銀器、水晶、陶瓷、包金器物,繪畫、雕刻、圖書、酒等。這些東西是用船運往歐洲的,包括兩隻漂亮的有鬃毛底座和靠背的紫葳木沙發、圓形麻將台、沙發、方桌、象棋、刺繡台等等,樟木和紫葳木衣櫃、梳妝台、樟木餐廳架、鑲大理石鍍金小桌、鏡子等;24人用餐桌、書櫃、寫字檯、瓷器櫃、咖啡和茶點用瓷器;玻璃、水晶和包金器具,一套鑲嵌細金屬絲的銀器、鑲銀物、茶咖啡用具、各種有花邊和夾好的版畫,四幅高貴典雅的以里約熱內盧風景為主題的中國油畫;作家布羅沃德(Broadwood)的一架大鋼琴,一些謝雷斯、馬德拉、波爾圖和波爾德奧斯的佳釀,一些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英文的經典著作;一隻有銅座和樟木箱大而精美的天文望遠鏡;漿洗機,中國旗;英國馬鞍、頭盔和馬轡等等。

從十九世紀初或許更早,巴西就已有中國繪畫:1821年瑪麗亞·戈拉罕(Maria Graham)在貝南布科(Pernambuco)一住宅的餐廳中就看到過與英國版畫並排放在一起的中國畫,如同他在《巴西遊記》(Diário de uma Viagem ao Brasil,Itatiaia/Edusp,Belo Horizonte出版,1990年,頁158)中所寫的那樣;無論如何這都是非常罕見的事。在戈拉罕引述的例子中並未説明是否是畫師的作品,但卻是中國流派的中國畫。因此,可能是我們搞錯了,也可能這四幅中國油畫就是斯維芬·若丹所擁有的里約熱內盧風景組畫,它們就是傳聞在巴西唯有的幾張畫。但是若丹並非僅僅擁有這四張中國畫,還有一面中國旗,也許這説明,很可能是通過貿易紐帶曾經或正在與之建立的關係對這個遙遠國度產生了非同尋常的興趣。我們不禁要問: 風景組畫是斯維芬·若丹本人向宋呱訂購的,還是這位英國人在里約熱內盧向它的一位前主人購買的呢?

斯維芬·若丹1841年12月2日離開巴西,但目的地不是歐洲,而是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此後不久,在1847年6月9日同一份《商報》上再次刊登了如下出售里約熱內盧中國風景組畫的消息:

出售由中國著名畫家繪製的四幅里約熱內盧海景油畫美侖美奐,價格合理,有意者請前往歐維多街36號。

《商報》的兩則廣告沒有省略諸如尺寸。其材料特點等詳細情況,但卻未提及作者或作者們的名字,就像在1847年的廣告中所看到的那樣,使人認為四幅風景畫並非出自一位畫家之手。因為儘管無法證明存在不是一套里約熱內盧中國風景畫,但如果祇有一組在也已使人相當驚異,因而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1840年拍賣的一組畫和1847年再次出售的是同一組畫,可能就是今天保羅·豐泰尼亞·熱約爾(Paulo Fontainha Geyer)收藏的三幅畫的那一組,但不知第四幅即最後一幅的下落。在《商報》1847年的報道之後,這些畫僅於1952年Sotheby在倫敦舉行的一次拍賣會上再次露面,並且當時被某個諾斯曼(Nothman)先生買走了。後來它們流落到現在被發現的地方巴西,於1972年在國家美術館被展出(《1808-1825年獨立回憶錄》目錄,頁320-322),並於1990年被發表(在《昔日里約》上,協調員Paulo Berger,41-42頁)。在這本書中,注釋披露宋呱可能是多納洛·梅洛·朱尼奧爾(Donato Mello Júnior),斷定他“可能是中國人”,根據這個注釋,“他於十九世紀初曾在里約熱內盧工作過”的説法得到了認同-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討論。

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吉爾伯托·費列慈(Gilberto Ferrez)在上述於1972年出版的《獨立回憶錄》目錄中這樣描寫的三幅畫:

320號: 里約熱內盧風景畫·宋呱/從阿茹達修道院和卡斯特洛山丘/到蛇島末端/畫布油畫40.0×124.0

在第一幅畫中有各式各樣的小船。第二幅是阿茹達修道院,有原始鐘樓的桑塔·盧西亞教堂,地牢頂部和特林宮。慈善街後面,卡斯特洛山丘和舊主教堂,耶穌會修院和教堂大屋與旗桿(信號電報);聖·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的兩座塔,“慈善街上的房屋,聖·若澤教堂唯一的塔樓,宮殿和已是第三次舖過的海邊道路;宮殿廣場和特萊斯宮,主教堂和有臨時鐘樓的卡爾莫教堂,佩謝海灘,已有兩座塔樓的岡德拉利亞教堂;停泊在布拉茲·德·此納海灘前面廣場的船隻,聖·本托和蛇島及其砲台。

321號: 里約熱內盧風景畫·宋呱/從維萊凱戈農島、邦德亞速加爾/到果爾戈瓦多和拉巴/畫布油畫40.0×124.0

在第一幅畫面中是停泊在維萊凱戈農島附近的快帆船和各種和樣的小船與槳。似乎是高級職員或里約海關高級職員的兩艘小艇,因此懸掛著帝國國旗,槳的外表都是一致的,這些船是運載有地位的人士用的。還看到從法藍德斯,戈洛利亞到拉巴和桑塔·特列莎的房屋,背景是該市的群山。

322號: 里約熱內盧風景畫·宋呱/畫布油畫40.0x124.0

宋呱作品: 里約熱內盧概貌(三幀)

 

無板油畫,每張4×124cm,有簽名,無日期(1830年),保羅·豐泰娜·吉耶爾收藏(Paulo Fontainha Geyer)

注意: 原有4張油畫,其中一張丢失了。由保羅·貝爾格爾(Paulo Berger)慨贈複製的照片。

第一幅畫中是帆船和小船。第二幅是尼特洛伊,一路順風。茹魯茹巴,比科·桑塔·克魯茲砲台和港口入口。

這三幅畫的結構顯示出某種嚴謹性,精心策劃的構圖具有獨特風格。這可能説明宋呱從一個原型出發,盡可能忠實地以它為依據,因為任何一個畫家在其職業生涯之初也會暴露出技巧和不純熟的問題。船舶、山丘和建築物的畫法逼真,示意性的大海暴露了繪畫上的困難。至於結構,畫面空間被分成水平的三段,位於高處的兩段留做畫效果特別明亮的天空,一抹五彩繽紛的美麗浮雲從那裡飄過。三幅油畫沐浴在耀眼的光明中,突出了船舷投射在瓜納巴拉靜謐的水面上那種玫瑰色溫馨的氣氛。總之,在這些畫中,宋呱被視為畫家本人,一個塑造出的人物,一個尋找其自身的另一位藝術家。

這種看法在將里約熱內盧的畫作與畫家已被證實了作者的少數油畫進行比較時得到了強化,其中八幅保存在塞勒姆·皮亞博帝博物館的羅賓遜廳(Robinson Room),而巴西題材的作品與卡爾洛·克羅斯曼確定為宋呱繪畫生涯初期的那些作品有著明顯的親緣關係(克羅斯曼,OP. Cit,第55頁):

宋呱的早期作品通過它們與眾不同的結構和色彩的基調極易認別。在一幅典型的關於船的作品中,船以零丁(Lin Tin)島為背景靜靜地停在水中。水被畫得十分自由活潑,浪花採用白色的高色調,並有大塊的反光穿過背景,山脈延伸出畫面,天空採用暖色,整個色調明快細膩。船隻的大小比例通常比畫布的尺寸略小,尤其是將他的作品與1850年至1880年這一時期的後期香港畫家們對船隻大小比例的安排進行比較時。

後來宋呱的風格改變了許多,以至於有人懷疑使用這個簽名的是兩個畫家,一位年長的以一種所謂的新古典派精神繪畫,另一位已顯出了浪漫主義革命的效果。當瞭解了在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一位畫師使用其它名字是不常有的事時,這種設想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不合適的了。

在里約熱內盧風景畫有兩個宋呱的簽名的特殊情況下,我們顯然看到的是他在1840年之前,很可能是在三十年代繪製的作品,也可能是在宋呱藝術生涯回落期創作的二十年代下半段的作品。這就涉及了由另一些巴西探索者提出的可能性,即這位中國畫家曾在里約熱內盧呆過。至少像1972年在國家美術館舉行之展覽的目錄中寫的那樣:

祇有他是中國人及他於十九世紀初幾十年在里約出售過他們畫作的見證。

從1814年9月起有幾百名中國人在里約熱內盧生活-當時攝政王唐·若昂,未來的唐·若昂六世為植物公園的茶葉讓他們中的一群人乘坐“瑪麗亞1號船”從澳門來到巴西。毫無疑問,這首批苦力的姓名已無人知曉。瞭解他們的姓名雖然十分困難,但他們之中存在著某位畫家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種植茶葉的嚐試失敗,這些中國人被用去做其它事情,其中少數人可能已返回中國,但大部份則留在了巴西,正如馮·馬蒂烏斯(Von Martius)在《巴西之行》(Viagem ao Brasil)(國家出版局,里約熱內盧,1938年,I卷,頁96)中詳細説明的那樣:

大部份到城裡成了走街串巷的流動小販,出售中國的小玩意特別是棉布和煙花。

難道宋呱會是這些流動小販中的一員? 完全不可能。而且在1808年至1839年外國人登記用的三本登記簿(國家檔案館,里約熱內盧,1960)中有限的中國人用得都是受過洗禮的基督教姓名-西帕里亞諾·藍熱爾,若亞金·佩雷拉,安東尼奧·若亞金,安東尼奥·弗朗西斯科,若昂·費利科斯·多·阿勞若等等,一沒有再用他們本國的名字。當時還十分年輕的未來畫家宋呱難道是用其中一個西方姓名來掩飾的嗎? 把這個問題留下來,或許祇有未來的探索者們才能解釋清楚。

無論如何,對於能夠十分忠實地繪製出向其訂購的風景畫這件事來説,並不一定需要宋呱到里約熱內盧去,祇要向他提供要複製地方的素描或版畫就足夠了。這樣最後就繪製出許多里約熱內盧的風景畫,還用瓜那巴拉或里約市的風景裝飾有歷史意義的扇子,紀念1808年皇帝到訪或1818年為唐·若昂六世登基歡呼(有在德伯雷特令人鼓舞的場面)的畫家們就是這樣在中國工作的。

 

夏 瑩譯

 

*José Roberto Teixeira Leite,藝術史家和批評家,曾任里約熱內盧國立美術館館長,為UNICAMP聖保羅坎比那斯國立大學教授,曾在此獲博士學位,論文題目為:《中國風格在巴西藝術和生活中的影響、痕跡、回響及遺存》,已發表20多部關於巴西藝術的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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