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

巴西人眼中的澳門

達斯內維斯*

中國亭

里約熱內盧Mouseion“香料之路研究計劃”東方之路檔案第03-020號

一位在巴西生活了大約30年的葡萄牙人會怎樣想象澳門呢?

我們認為,通過新聞媒介得到的最初認識是不夠的,因為巴西新聞媒介所做的報道和發表的文章往往祇是側重某些特定的事實,跟蹤現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不介意事件的發展。甚至連旅遊方面的報道也不多見,即使有,往往也是不現實的,更不用説有關澳門文化、歷史或文學、政治或經濟等方面的情況。

當然,我們對澳門這個小小半島文化方面的認識,是可以通過許多書籍獲得的。這些書籍從各個角度向我們展現出澳門的過去和現在。但是,哪裡可以找到這些書呢? 講澳門的語言,或者像有些人建議的那樣,稱為“巴皮亞式的葡萄牙語”,就等於是再次發現巴西,因為有很多詞具有鮮為人知的深層含義。談天主教,在澳門如此普遍嗎? 談建築? 澳門的建築融東方與葡萄牙建築風格為一體,與葡萄牙人在巴西修建的“殖民地屋宅”相類似。

另外要強調的是,多年來澳門與巴西之間的經濟交往水平始終低於雙方在這方面的潛力和利益。

還有許多其它方面的利益可以把它們聯繫起來,從地理位置的發現,到多方面具有戰略價值的利益,包括交通和教育,特別是經濟領域,以及其它類似或接近的方面。因此,機會是不少的,問題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

信息方面的這種情況是有代表性的,並且表明地理上的距離往往給人一種錯誤的信息。事實上,巴西傳播媒介提供的有關澳門的信息既少又不完整。所發表的文章有時是推測多於現實。澳門的現實情況都是通過國際通訊社傳到巴西的,而這些通訊社的興趣並不代表澳門、葡萄牙和巴西的利益。因此,有關澳門現實情況的報道多集中於一些政治事件、災難事故,或者少量旅遊方面的資料。

記得大約25年前,巴西報刊報道了中國年輕人在澳門舉行的反對薩拉查(Salazar)政府的抗議活動:1974年報道了葡萄牙“4.25”革命在澳門的影響,以及更晚些時候有關里斯本和北京政府就澳門前途問題舉行談判並達成協議的消息。

例如,1979年2月9日《聖保羅州報》(O Estado de S. Paulo)刊登了弗拉維奧·塔瓦雷斯(Flávio Tavares)的報道: “昨天,葡萄牙和中國終於建立了外交關係,並將在三個月內互換大使,從而結束了兩國在澳門問題上的爭論,里斯本政府將繼續對澳門行使管理權。”

也是聖保羅出版的刊物《這是》(Isto é)於1982年5月26日刊登了小阿爾比諾·卡斯特羅(Albino Castro Filho)的一篇文章,從標題即可看出文章的內容: “古老的澳門,東方的經濟新繁榮,澳門幣的力量,創造出經濟奇蹟。”1982年12月5日,《聖保羅之頁》(Folhade S. Paulo)刊登了路透社記者安東·費雷拉(Anton Ferreira)的文章,題為<澳門平靜生活中的陰影>。《澳門報》(Jomal de Macau)轉載了該文並加上一個諷剌性標題<巴西式的澳門>…但是我們相信文章作者不是巴西人)。據這位路透社記者説: “澳門人喜歡在餐桌上,邊品嚐美味菜肴和最香醇的葡萄牙葡萄酒,邊討論詩歌。”他還寫到,大部份遊客來自香港,他們祇對賭場和賽車感興趣。

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的《巴西報》(Jomal do Brasil)於1983年6月22日轉載《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文章<澳門: 帶葡萄牙口音的亞洲地區>。作者(姓名不詳)在文章開首稱,澳門是一個“罩著歐洲面具的亞洲面孔”,並強調説,“懷舊是澳門吸引遊客的一個方面,而博彩業則是澳門的一大經濟收入。”文章還簡單談到了澳門的歷史,向遊客介紹了一些澳門的廟宇和遊覽景點,以及他們可能感興趣的資料。

1984年8月17日《聖保羅州報》報道,“在澳門中國議員是通過選舉產生的”。1985年5月24日《聖保羅之頁》稱: “葡萄牙將把澳門交還中國”,並提到作為澳門主要收入來源的旅遊業,賭場每年可吸引大約400萬人。文章標題醒目突出: <東方的博彩樂園>。

1985年6月17日,《聖保羅州報》以六個欄的版面刊登若澤·儒迪塞(José Júdice)題為<葡萄牙已開始失去澳門>的評論文章。文章説: “澳門新總督的任命,使里斯本和北京政府之間終於可以在本月底開始有關澳門前途的談判。葡萄牙人管理澳門已經五百年了。”文章小標題為: <可是中國將保持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

1986年7月1日《聖保羅州報》報道: “有關澳門的談判在北京開始”。該報1987年3月24日的報道稱: “1999年12月澳門將歸還中國”。1987年2月6日里約熱內盧《葡萄牙之聲》周刊的文章題目為: <澳門立法會通過總督的施政方針>。1987年3月24日《聖保羅之頁》報道: “1999年葡萄牙將把澳門歸還給中國人”,同月27日《聖保羅章程》(Estado de S. Paulo)稱: “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將持續到2050年”。

聖保羅出版的《城市新聞/購物消息/一周綜述》(City News/Shopping News/Jornal da Semana)刊登過一篇有關澳門旅遊業的文章,題目為<澳門: 帶葡萄牙口音的中國人的奧秘>。據稱該報訂閲超過五十萬份。《聖保羅州報》1988年1月16日消息説: <關於澳門的協議獲批准。>1986年和1987年,葡萄牙和葡巴協會聯合會主席安東尼奧·戈麥斯·達·科斯塔《António Gomes da Costa)發表過一系列有關澳門的文章,其中大部份刊登在現已停刊的《葡萄牙世界》(OMundo Português)周報上,其餘的登在《環球》(O Globo)日報上,這兩份報紙均在里約熱內盧出版。作者在文章中,不僅談論到政治和經濟問題,而且還談到文化方面的問題。

最後,請允許我們列舉6篇我們在巴西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並曾在葡國報刊上轉載,有些甚至在澳門報刊上轉載):

-<澳門: 葡萄牙存在的理由>,《聖保羅州報》,1974年10月13日(同月11日在聖保羅鏈環俱樂部發表的演講節選)。

-<對澳門新聞史研究的資助”,葡萄牙語社會雜誌(Comunidades de Língua Portuguesa),聖保羅,1983年上半年期;

-<澳門和巴西,被講葡語的共同奧秘聯繫起來>,《聖保羅州報》,1982年11月28日;

-<澳門: 歷史與傳説在這裡交匯>,《聖保羅州報》旅遊副刊,1987年3月27日;

-<中國婚姻的現實與傳説>,《下午報》,聖保羅,1989年2月25日;

-<詩人,現在裝扮成中國人>,《聖保羅州報》,1987年1月6日。

雖然上述資料祇是一部份,而且顯然是不完整的,但它們如同試金石一樣可以表明,關於澳門的新聞報道有很大的錯誤。但是,如果説報紙和雜誌提供的信息存在缺陷的話,那麼,廣播和電視這方面的問題就更大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對歷史、經濟和其它許多方面的研究均存在著空白。

我們想哪怕是很簡單地回顧一下使澳門和巴西相互接近的一些歷史事件。首先要提及的,是荷蘭人於1607、1622和1627年曾多次企圖佔領澳門。這幾個日期在澳門歷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例如1622年6月24日戰勝入侵者的日子,就成為今天澳門的“城市日”。澳門又被稱為“上帝之城”,因為若奧四世(D. João IV)曾將“忠誠可嘉,僅此天主聖名之城”的題額頒賜給澳門。此外,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在《澳門的重要人物》(Vultos Marcantes de Macau)一書中告訴我們,當澳門得知葡葡牙王室遷往巴西後,“議事亭即任命安東尼奧·若阿金·德奧利維拉·馬托斯(António Joaquim de Oliveira Matos)議員到里約熱內盧去表示問候,當他無法成行時,則由賴蒙多·尼科拉烏·維埃拉(Raimundo Nicolau Vieira)市民代替。為此,選派佩雷拉·巴萊托(Pereira Barreto)率領烏利塞斯(Ulisses)號帆船前往。攝政王子若奧六世許諾提升巴萊托中尉為海軍中校,並向議事亭授予‘忠誠’的稱號。”

文德泉神父在書中還談到,古爾露(António de Albuquerque Coelho)是“最受澳門居民喜愛的一位總督”,他出生於聖克魯茲·多·卡穆塔(S. Cruzde Camutá)鎮,“1682年去葡萄牙時還很年輕”。其父安東尼奧·德阿爾布克爾克·科埃略·德卡互略(António de Albuquerque Coelho de Carvalho)是王室貴族,“曾任巴拉(Pará)州統領,馬拉尼昂(Maranhão)州長,下貝拉(BeiraBaixa)和奧利溫薩(Olivença)行政長官,里約熱內盧、聖保羅和米納斯吉拉斯(Minas Gerais)兵頭,最後任職安哥拉並在那裡去世。”古爾露是一個私生子,母親名叫安熱拉·德巴洛斯(Ângela de Barros),古魯帕人(Gurupá)人。”這位後來澳門總督的父親於1685抵達巴西,除擔任上述職務外,在與法屬圭亞那(Guiana Franco)劃定邊界時也起到重要作用。他母親的家鄉古魯帕是巴拉州的一個市,位於亞馬遜河右岸。至於聖克魯茲一多卡穆塔,我們卻未能在歷史詞典中查到它,難道是因為改名了?

文德泉神父在《重要人物》一書中,還談到了記者卡洛斯·奧古斯托·蒙塔爾托·德熱蘇斯(Carlos Auqusto Montalto de Jesus)(香港1863-1927),他是內容詳盡的《澳門歷史》(História de Macau)一書的作者,並負責由維爾林出版社(The Wireless Press)在倫敦出版的雜誌《馬戈尼格拉馬》(Margonigrama)。該雜誌的主要對象是葡萄牙和巴西讀者,作者曾親赴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關於歷史和經濟問題的講座。文德泉神父在書中告訴我們,這位記者才識十分淵博,以至於在1913年7月15日被任命為里約熱內盧地理學會的正式會員。

在《十八世紀的澳門》(Macau no Século XⅧ)一書中,文德泉神父也向我們提供了有關澳門與巴西關係的資料。關於1719年事件,他是這樣寫的: “來自葡萄牙的一道敕令允許澳門連續五年每年派兩艘船經果阿到葡萄牙和巴西去,但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禁止向安哥拉派任何船隻,否則將被處以沒收貨物並取消此項特權的處罰;禁止從葡萄牙向巴西運送銀子或者黃金。”

根據文德泉神父的另一篇資料可以看出,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准許澳門和巴西兩地之間進行直達或者經停航行。該文談到,有兩位牧師,經過巴西,在薩爾瓦多(Salvador)附近的托多斯-奧斯-桑托斯海灣(Baía de Todos os Santos)停靠後,於1707年2月1日抵達廣州。此外,《十八世紀的澳門》一書中另外一篇重要資料記載了關於“澳門居民可以乘船到果阿,但不可以去巴西的敕令”: “(……)關於你們提出的從澳門自由航行到巴西的要求,我認為是絕對不能同意的。因為果阿海關會沒收所有來自中國的物品,從巴西也不能換回任何貨物。因此,這條航線上沒有甚麼生意可做。”

據認為澳門人堅持他們的要求,因為1708年葡萄牙王室再下詔令,談及不授權澳門議事亭派船到巴西以及不向主教納税之事: “澳門市各位官員,本國王向你們問候。本人已獲悉你們1706年12月14日的信函,關於你們在信中提出的允許澳門市民在蘇拉特(Surrate)和梅卡(Meca)經商,派船到巴西去,以及由於本市經濟情況不佳而豁免向教會納税的要求,我必須告訴你們,我不能同意這種極不恰當的作法,這些問題均須認真加以考慮。1708年3月14日於里斯本-國王”。

澳門人再次堅持他們的要求,1709年12月30日他們收到了另一封“敕令,“在與卡斯蒂利亞戰爭期間,免除經過果阿海域的澳門使臣向當地兵頭賦税”。該敕令寫到: “本國王謹通告各位,准許你們的船從王國和亞洲航行到巴西各港口,為此應組織一支由本王國和澳門商人組成的商隊。”

文德泉神父的書中還寫到: “1716年12月5日,議事亭決定派遣安東尼奧·多斯普拉澤雷斯(António dos Prazeres)神父作為代表到里斯本去,請求國王准許他們免向教會納税,並同意他們派船到巴西貿易。”最後是古爾露的完整履歷,“生於馬臘尼昂”,“其父安東尼奧·阿爾布克爾克”,等等,並確認“他從巴西來到王國時還相當年輕”,1700年3月25日動身到印度,之後於1708年5月抵達澳門履職。

澳門與巴西之間比歷史聯繫更為深遠的無疑是語言上的聯繫,因為,如果説歷史有時有著相似之處,那麼現實中的語言,除了需要保持以外,還要求有共同的行動。重讀雜文家格拉西埃特·諾格拉·巴塔利亞(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的論文《澳門的語言: 過去和現在》,使我們這些並非語言學家、語法家和詞典學家的人更瞭解我們所講的語言的發展情況。格拉西埃特·巴塔利亞教授還列舉了一些用法不同於葡國的例子,比如受到中文和英文的影響,一個澳門土生青年會説: “把這本書借給我”(用前置詞a),而一個巴西青年則會用前置詞para來表達同樣的意思。

這位澳門語言學家承認澳門葡萄牙語和受非洲葡語影響的巴西葡萄牙語之間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巴西在殖民時期接受了大量非洲勞工”。所不同的祇是語言的一些變化和保留。有些字發音不同,比如把“mês”,“vez”,“talvez”讀成“mâis”,“vâis”,“talvâis”,這些字是怎樣形成的? 總之,巴西葡萄牙語並非如想象的那樣與葡萄牙本國的葡萄牙語有很大差別,例如字母“l”與“r”的混用,就連葡萄牙大文豪吉爾·維森特(Gil Vicente)也不例外。

格拉西埃時·巴塔利亞還提到另外一些文人,例如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以及賈梅士(Camões)、吉爾、費爾南·洛佩斯(Fernão Lopes)等,他總是把“pes”拼成“peis”;把“falar”,comer,“calor”等詞中的最後一個字母“r”省掉而變成“falá”,“comê”,“calô”;把“pertinho”和“rodinha”拼成“pertchinho”和“rodjinha”。由此,作者得出以下結論: “人們都知道,任何遠離中心的地區都是最為保守的。澳門葡語和巴西葡語語音特性的同一性告訴我們,大部份特性並非語言本身所特有的,而是因為保持了葡萄牙殖民者從葡本國帶來的發音方法。其中一些特性在規範語言的壓力下已經完全或者幾乎消失,而另外一些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格拉西埃特·巴塔利亞還指出了另外一些相似之處,在此我們僅舉“cacoeta”或“cacoete”(做怪模樣的壞習慣,重複無目的説出的詞,做動作)作為例子,這兩個詞在巴西葡語和澳門葡語中意思相同。至於人們常提起的馬六甲的“巴皮亞式葡萄牙語”(有時也這樣稱澳門葡語)中的“papiar”或“papiá”,對於巴西人來講,就是講話、談話、説話的同義詞。(“papiamento”一詞可能也屬同一類,難道荷屬安的列斯群島土語也以葡萄牙語為基礎?)

格拉西埃特·巴塔利亞還列舉了“professóra”,“senhóra”,“àmô”,和“calorr”等詞來説明巴西葡萄牙語中的類似情況,並強調指出無論是在澳門還是在巴西都有的“你”和“您”的混用現象: “就像在巴西一樣,這兩種人稱常常被混用,這在葡萄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我們可以這樣説,一些巴西人兩種稱呼不分的情況,和澳門完全一樣。

在可查閲到的有關澳門語言問題的為數不多的研究著作中,我們不能不提及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的書《澳門的巴皮亞式葡萄牙語》(Papiá Cristãm di Macau)。該書認為,在巴西對許多詞匯都有不用的理解,這些不同之處與葡萄牙葡語中的問題極為相似。

藝術和文學為巴西與澳門接觸提供了其它方面的機會,但對這些方面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不夠的。澳門的巴洛克建築與巴西的如出一轍,同源於葡萄牙建築風格。雖然我們不是造型藝術批評家,但從我們所看到的澳門的藝術品來看,無疑根源祇有一個。如果説澳門建築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東方建築藝術,特別是中國的影響,那麼,米納斯的巴洛克風格最終也不可避免地同化於當地的環境和建築、雕塑及繪畫美學特點。這不是個性化傾向,或者是地區化傾向,又是甚麼呢?

就在幾個星期以前,巴西王室可能的繼承者若奧·恩里克·德奧爾良斯·布拉甘沙(João Henrique de Orleans e Bragança)蒞臨本澳,用他自己對《聖保羅之頁》所説的,以便“就中國對葡萄牙巴洛克以及間接地對米納斯巴洛克建築所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並拍攝一組照片。”如果我們想密切葡萄牙、巴西和澳門之間的雖被忽略,但並未中斷的聯繫,那麼這將是另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我們相信,關於這方面,正如其它許多方面一樣,從未有人做過認真的研究。

弗朗西斯科·維德拉·皮雷斯(Francisco Videira Pires)教授1982年12月6日在《澳門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澳門和巴西>(Macau e o Brasil)的文章,對澳門在巴西土地上的文化存在作了如下評論: “分散在巴西各地的著名的‘歷史城市’中,保存著一些具有中國特點,至少是十七世紀末以前的藝術品。”據文章作者介紹,在歐羅-普雷托(Ouro Preto)的聖埃弗熱尼亞教堂裡,主祭臺兩側靠近欄杆處,有兩塊富麗的金雕木圖案,上面畫的是真正的中國圖案”。

在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附近的薩巴拉,有一座奧夫人小教堂,在主祭臺兩側也有兩幅中國木刻;而在聖母教堂可以看到聖器室那扇來自澳門的“中國門”。維德拉·皮雷斯教授評論説: “事實上,那裡的一切都是中國的,從繪畫,到顏色和金飾的搭配,以及裝飾圖案本身”。對此我們可以給予證實,因為我們也到歐羅-普雷和薩巴拉去了,導遊同樣提醒我們注意這些“中國的東西”。

維德拉·皮雷斯教授在文章中還寫到: “我暫且先不説那些東西都是來自澳門的,有不少陳列在博物館裡,比如米納斯的瑪麗亞娜宗教藝術博物館。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巴伊亞洲的費臘-德散塔納(Feira de Santana)主教堂的鐘樓鑲有“中國”瓷磚。位於端急的巴拉瓜蘇河畔的卡舒埃拉(Cachoeira)有一座卡爾莫修道院,其聖器室就像一座真正的澳門古董博物館。這裡不僅有澳門的繪畫、宗教儀式用品和傢俱,而且還有一組被遺棄在塵土和潮濕之中,保管久佳的聖像。這些聖像如真人般大小,完全是中國人的面孔,高顴骨,黃皮膚,細眼睛,”。(幾天前,居住在聖保羅的澳門土生葡人弗雷德里科·馬丁斯向我證實了以上的部份情況)。

弗朗西斯科·維德拉·皮雷斯教授得出以下結論: “從澳門到巴西,葡萄牙世界的邊界向所有穿梭往返的船隻、人員,以及各類交流開放。應該説,宗教組織,特別是耶穌會對這種文化交流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是他們把藝術家帶到這裡來的嗎? 更可信的解釋似乎是,這些藝術品是在澳門訂做的或者就在巴西,由本地藝術家根據澳門的圖片製作的。”

然而,根據巴西記者、作家和政治家卡洛斯·拉塞達(Carlos Lacerda)1966年6月7日在聖保羅《午報》(Jornal da Tarde)發表的文章,相反的情況也是確實存在的。記者在文章中回憶,他在澳門的葡-巴社區之友會址看到了一面里約熱內盧馬杜雷拉足球俱樂部旗。葡-巴社區之友會是澳門規模最小的協會之一,其章程於1958年正式獲得通過,會長是澳門財政司長巴納貝·洛佩斯(Barnabé Lopes)博士。作者還列舉了該會其它領導成員的名字。協會的宗旨為: “促進文化、藝術、體育、貿易、金融等方面的交流,為葡萄牙和包括澳門在內的海外省,以及巴西聯邦各個州之間的聯繫創造條件,擴大兩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正如作家所説的,對於一個人數很少的組織來講,這是個相當廣泛和雄心勃勃的目標。

卡洛斯·拉塞達稱在澳門聽到的陳述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位馬六甲老者懇切地請求派葡語教師到馬六甲去,以便使這種在馬六甲有許多人講的語言不至於失傳。傳道士本人講的是古葡萄牙語。還有一位可憐的母親,在兒子的葬禮上和哭喪婦一起先是用馬六甲語和英語哭訴,但當要下葬時,便緊緊擁抱著他,用最純正的葡萄牙語搖抱愛撫著他,好像兒子又回到了幼時。

這位巴西政治家稱,他希望葡-巴社區之友會的領導對他們的呼籲在巴西產生的影響不要抱有幻想。後來他又談到印度果阿、達曼和第烏,“在那裡印度人以希特勒的方式崇拜穆罕默德·甘地的思想,壓迫那裡的葡語社區。印度的葡人與印度聯盟中講其它語言的民族一樣,應該是平等的。”

接著作者談到,澳門處於“我們巴西人所屬的文化範疇的邊緣,遙遠的亞洲,那裡既無戰爭又無爭奪”。他強調説,如果巴西在聯合國提票反對葡萄牙,將不會有“任何後果,也不會從中得到甚麼好處,而我們還有其它許多合法的好處應該去爭取”。他又説: “因此,澳門的葡巴之友會就像那位馬六甲母親一樣,在談到葡巴社區時,好像是在使用一種古老和行將死亡的語言。為使澳門這扇大門向所有大陸開放,這個港口向所有海洋開放,那些治理有方的國家應在所不惜!

用卡洛斯·拉塞達自己的話來講,在澳門他看到了一個“帶葡萄牙特色的中國”。同時,他在那篇雖寫於1966年但觀點並不過時的文章中,對巴西人面對葡語世界現實的無知和漠視感到遺憾。最後卡洛斯·拉塞達得出以下結論: “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巴西不瞭解葡萄牙向它提供的傳播其思想和商品、進行交流與和平擴張的良機,而這種機會僅僅靠講葡萄牙語,哪怕是古葡萄語即可得到,無須以懦怯的、猶豫不決的、缺乏信任感和無知的語言,來玩弄日趨拙劣的政治遊戲。”

當然,在結束我們關於澳門與巴西關係的研究前,必須提及在北里納格朗德州(Rio Grande do Norte)有一個巴西的澳門(Macau)。該城自17世紀起發展製鹽業,此外還從事捕魚和多種農業經營,包括棉花、大豆、玉米、西瓜和甜瓜等。

巴西的澳門位於北里約格朗德州首府納塔爾(Natal)附近,兩地之間直線距離174公里,現有人口約二萬五千。根據巴西地理統計學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澳門最初的居民是在曼努埃爾一貢薩爾維斯島上,當時“葡萄牙人居住在那裡,主要從事食鹽加工和貿易”。但自1828年起該島逐漸遭到來自大西洋的進犯,至1829年,“島上居民已無法在那裡繼續生活下去,他們決定移居他鄉,最後選中住於亞蘇河口的澳門島”。該份報告還説: “澳門城的創建人是葡萄牙上尉馬丁斯·費雷拉(Martins Ferreira)和他的四個女婿若澤·若阿金·費爾南德斯(José Joaquim Fernandes)、曼努埃爾·若澤·費爾南德斯(Manuel José Fernandes)、曼努埃爾·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Manuel António Fernandes)和安東尼奧·若阿金·德索薩(António Joaquim de Sousa)。此外還有若奧·加西亞·瓦拉當(João Garcia Valadão)和巴西人若奧·達奧爾塔(João da Horta)”。

該份巴西官方統計報告還如此解釋説: “澳門的葡文名字Macau是中國名字-阿媽港譯成葡文Ama-Ngao的誤寫,媽港原意為媽祖避風港,媽祖是航海者的保護神。”1847年10月2日澳門建城,1871年成為法區,1875年升為市級。具體地理位置為南緯5°06'56″,西經36°38′08″。作為重要的鹽產地,澳門的大曬鹽田沿亞蘇河、卡瓦洛斯河和亞馬戈佐河河岸伸展。對此,地理統計學會的報告是這樣説明的: “海岸地勢較低,亞蘇河口又分出若干支流、小河。這樣,潮水沿低地而下,形成許多“鹽水河”。接著,河水流向低洼的黏土平原,並滯存在不透水的土層中,形成鹽漬土。由於海岸的低洼地勢,潮水的沉積物被輕易帶到曬鹽池。之後氣候開始發生作用,使水份迅速蒸發。”

以上是有關巴西澳門的一些地理和經濟資料。當我們閲讀過由埃拉斯莫·卡塔烏利·吉亞科麥蒂撰寫的上述報告後,巴西澳門與亞洲澳門之間的聯繫似乎是確定無疑的了。我們不明白第一批居民為巴西這塊土地取名澳門的原因,但很有可能有著某種我們未能搞清楚的聯繫。然而我們知道,是熱羅尼莫·阿爾布克爾克(Jerónimo Albuquerque)於1605年准許他的兒子安東尼奧和馬蒂亞斯(Matias)開發鹽田的(熱羅尼莫·阿爾布克爾克是北里約格朗德州的征服者,並在戰勝拉·拉瓦蒂埃爾(La Ravardière)的軍隊後,成為馬臘尼昂的統領。拉瓦蒂埃爾曾經企圖在巴西北部建立赤道線上的法國)。

作家路易斯·達卡馬拉·卡斯庫多(Luís da Câmara Cascudo)為後人留下了許多有關巴西歷史和習俗的珍貴著作。關於巴西澳門鹽田,他寫到“路易斯·費爾南多(Luís Femando)法官認為,位於北面40里格處的鹽田是澳門鹽田,那裡的土壤祇適宜曬鹽,鹽在那裡可以自然形成。”

尚須提及的還有巴西澳門的兩大宗教節日,聖母受孕日(澳門市的保護女神)和航海者聖母日,前者白11月28日起至12月8日,後者是8月11日至15日。

巴西的澳門面積1.185平方公里,海拔僅5米,平均氣溫16-35°C年平均降水量390毫米。

誰知道也許有一天,我們可以找到那位想到把亞洲澳門的名字賦予巴西澳門的人?

關於賈梅士與澳門的關係,在巴西人們往往認為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偶然性。關於他在澳門的經歷,既有傳奇的色彩又有其真實性,但在現實中,卻有著積極的意義。通過《葡國魂》(Os Lusíadas)的作者,使身處大洋彼岸不同陸地上的民族之間形成了一種無形的語言和精神上的聯繫。難道不是有許多語言學家都認為賈梅士的語言在巴西根深蒂固嗎?

文塞斯芬·德莫拉斯(Wenceslau de Morais)、卡米洛·佩索阿(Camilo Pessanha)和若阿金·帕索·德阿科斯(Joaquinm Paco d'Arcos)等作家都曾在澳門有過自己的夢想,並從事寫作。在巴西,當人們閲讀這三位葡萄牙作家中的任何一個人的作品時,他們對巴西而言,都代表著一種文化,特別是卡米洛·佩索阿的詩歌最為著名,這是因為今天在巴西,特別是在大學裡,人們對研究當代葡萄牙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由此我們萌生了一個想法,在巴西宣傳詩人的作品,也許通過辦班、講座、舉行作品展、圖片展,如果有條件的話,還可以搞電影展。作為更進一步的計劃,我們還可以宣傳博卡熱(Bocage),他在途經果阿前往澳門前,曾經在里約熱內盧生活過一段時間。

1965年在聖保羅出版了在巴西定居的澳門女作家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洛(Alda de Carvalho Ângelo)的書《東方拾穗(小説、遊記和烹調)》(Fragmentos do Oriente-Contos,viagens,culinária)。此外,她還選編了《中國故事之神奇》(Maravilhas do conto Chinês),並參與部份翻譯工作。據瞭解,作家還與一些巴西報刊合作過。《東方拾穗》一書內容豐富,包羅萬象,從對中國和其它地區旅行的回憶到戰爭這個“魔鬼”,以及中國特別是澳門的烹調術。遠離家鄉,作家還寫了兩篇文章<家鄉的思念>。在其中之一<我的老阿媽>中,作家講述了阿媽哄抱她和弟兄們睡覺時吟唱的催眠曲,“但是,使我最喜歡的是,她會把故事很動聽地唱給我們聽。儘管她唱得水平並不高,但她那極帶感情和熱情的聲音深深地吸引著我們,我們都全神貫注地聽著,心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而震顫,目光熱切地注視著她的表情和動作。”在聖保羅回憶起澳門的故事!

賈梅士的語言使澳門和巴西之間建立起暢通的對話關係,對兩地之間古往今來關係發展的回顧表明,這一對話是可以進一步促進和發展的,渠道之一,是澳門的葡萄牙文化學會(Instituto da Cultura Portuguesa em Macau)。作家拉法埃爾·阿維拉·德·阿澤維多(Rafael Avila de Azevedo)提到巴西外交官恩里克·里斯博亞(Henrique C. R. Lisboa)於1888年在蒙得維的亞出版的書《中國和中國人》(À Chinae os Chins)。據上述葡萄牙作家講,該書描繪了1880年時澳門的情況,但是我們未能找到它。

偶然之中我們發現了一本《賈梅士學院報》,使我們有機會看到埃德加·諾爾頓(EdgarC. Knowlton)的論文<馬查多·德阿西斯和他的抒情詩>,以及馬查多·德阿西斯這位偉大的巴西作家的生平簡介。由於夫人卡洛里娜·諾瓦伊斯(Carolina Novais)的關係以及其它密切的文化聯繫,作家與葡萄牙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聯繫葡語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又一精神橋樑。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們想提醒讀者注意,路易斯·戈麥斯(Luís G. Gomes)編撰的《澳門書籍彙誌》(Bibliografia Macaense)一書包括了論述澳門與巴西歷史、文學、新聞、經濟和文化關係的各類研究文章共計十幾篇。也有一些巴西出版的關於澳門的書,但遺憾的是數量極少。在這方面我們祇能找到阿爾達·德卡瓦略·安熱洛(Alda de Caralho Ângelo)的書。她出生在澳門,幾年前我們在聖保羅與她相識。她是澳門文化專家,除了將葡語世界各民族聯繫起來的歷史文化紐帶外,祇有借助於她的書才得以滿足我們對於瞭解澳門的興趣。在結束本文之前我們必須肯定的講,澳門可以加強與從葡語為本民族語言的其它民族人民的聯繫。至於巴西,我們祇想補充一點,即費爾南多·佩索阿(Femando Pessoa)的作品以中文在澳門出版後所引起的興趣與好奇表明,加強交流對話的各方面條件均完全具備。這就指明了前進道路的方向。

【參考書目】

-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洛: 《東方拾穗: 小説、遊記和烹調》,聖保羅,1965。

-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洛: 《中國故事之傳奇》。

-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洛: 《我的老阿媽》。

-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洛: 《家鄉的思念》。

-<澳門立法會通過總督的施政方針>,《葡萄牙之聲》,里約熱內盧,1987年2月6日。

-格拉西埃特·諾格拉·巴塔利亞: 《澳門的語言: 過去和現在》。

-<澳門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至2050年>,《聖保羅州報》,1987年3月27日。

-小阿爾比諾·卡斯特羅: <古老的澳門,東方的經濟新繁榮,澳門幣的力量,創造出經濟奇蹟>,《這是》,聖保羅,1982年5月26日。

-<在澳門中國議員是通過選舉産生的>,《聖保羅州報》,1986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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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東尼奧·戈麥斯·達科斯塔: 《環球》,里約熱內盧。

-安東尼奧符戈麥斯·達科斯塔: 《葡萄牙世界》,里約熱內盧。

-安東·費雷拉: <澳門平靜生活中的陰影>《聖保羅之頁》,1982年12月5日,《澳門報》轉載。

-<巴西式的澳門>,《澳門報》。

-若澤·多斯桑托斯·費雷拉: 《澳門的巴西皮亞式葡萄牙語》。

-路易斯·貢薩加·戈麥斯: 《澳門書籍彙誌》,澳門文化學會,1987年。

-巴西地理統計學會: 埃拉斯莫·卡塔烏利·吉亞科麥蒂。

-若澤·儒迪塞: <葡萄牙已開始失去澳門>,但是中國將保持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聖保羅州報》,1985年6月17日。

-埃德加·諾爾頓第二: <馬查多. 德阿西斯和他的抒情詩>,賈梅士學院報,澳門,1976年秋冬,頁165-183。

-卡洛斯·拉塞達: 《午報》,聖保羅,1966年6月7日。

-恩里克·里斯博亞: 《中國和中國人》,蒙得維的亞,1888年。

-<澳門: 帶葡萄牙口音的亞洲地區>,《巴西報》,里約熱內盧,1983年6月22日,《紐約時報》轉載。

-<澳門: 帶葡萄牙口音的中國人的奧秘>,《城市新聞/購物消息/一周綜述》,聖保羅。

-<1999年12月澳門將歸還中國>,《聖保羅州報》,1987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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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奧·阿爾維斯·達斯內維斯: <中國婚姻的現實與傳説>,《午報》,聖保羅,198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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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維德拉·皮雷斯: <澳門和巴西>,《澳門報》,1982年12月6日。

-<1999年葡萄牙將把澳門歸還給中國人>,《聖保羅之頁》,1987年3月24日。

-<關於澳門的協議獲批准>,《聖保羅州報》,1988年1月16日。

-弗拉維奧. 塔瓦雷斯: <葡萄牙和中國終於建立外交關係…>,《聖保羅州報》,1979年2月9日。

-文德泉: 《十八世紀的澳門》

-文德泉: 《澳門的重要人物》

曉 湖譯

*João Alves das Neves,聖保羅加斯貝爾,利貝羅學院高級新聞學校、波爾圖資訊和企業科學高級學院教授。1958-1989年任《聖保羅研究》編輯。1985年聖保羅第1屆葡萄牙-巴西佩索阿研究座談會、1988年聖保羅葡萄牙“圓形棋子”文學運動座談會以及1990年聖保羅巴西的葡萄牙知識界和藝術界聚會的協調員,著有20部有關葡萄牙、非洲和巴西的著作,主要有:《費爾南多·佩索阿:非凡而多元的詩人》,1985:《葡萄牙的未來主義運動》,1988:《世界葡萄牙語新聞史》,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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