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

溝通澳門與巴西澳門土生女作家安熱羅

洛佩斯*

在談到澳門現實的某些方面和迫切需要恢復構成該現實之資料,我想起了“龍”。龍因其代表的意義而成為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徵性動物。在中世紀的西方,龍被想象為妖魔,而在東方的土地上,龍是善良和力量之神,是變化的象徵。它隱藏在山澗深洞或者茫茫大海,形體有九種變化,有時顯形,有時隱身,被視為人們既敬又畏的“世界上最偉大的生靈”。

正如時而露相時而遁形的龍在我們這些無經驗的人眼中神秘莫測一樣,澳門文化現象總是讓我們驚嘆不已,因為它也像妖魔一樣時而飛上高空,時而沉入深海。從其體現形式上人們可以窺測到其尚待大白於天下的光芒四射的軀體的一部份。因此我們試圖探索這些文化現象。時間緊迫。過不了多久,它們便會永遠沉入混濁的珠江,或像春節鞭炮的煙霧一樣在空中消失。

根據龍的形象,我們可以對澳門文化的現狀進行思考。在很長時間裡,直接搜集文化財富的工作根本不存在,而在開始之後也是步履維艱。除了其它人之外,馬爾克斯·佩雷拉在他領導的雜誌《大西洋國·遠東檔案及年鑒》中證明了這一點(1)。儘管從那時起情況有所改變。這從關於這一以前很少有人研究的方面所發表的論文和所作的研究上可以看出來,在私人、本國和外國的圖書文集方面尚有很長的路要走。儘管《澳門書目》是非常有用的工具書(2),但尚有許多工作要做。必須把分散的文獻搜集起來並列出清單,編輯評論集,恢復這一瀕臨消亡的財富。正如在本文後面我們要説明的那樣,在東方總是有東西可發現,總是有秘密待揭開。

正如書籍和文學等方面表明的那樣(3),在十九世紀以前,關於澳門文化的原始資料不多。例如格拉西埃特·巴塔里亞就對小説的匱乏感到驚訝。他還説過,不曾見過19世紀以前的任何詩歌作品(4)

造成這種狀況的眾多原因之中,主要是島民意識、葡萄牙在澳門存在的艱難歷史(5)、各民族混雜、語言和“口語”及文化和文化模式差異。其差異之大有如葡文與中文那樣,因為在本澳安家的有許許多多人民,來自不同國度,例如印度、馬來西亞、帝汶、日本、非洲等地。

對各種族文化去粗存精,或者説找到它們的種子、根和果實,是一項複雜而且曠日持久的任務。當然,在研究人員和著名學者長期努力下可以取得某些成果。

確實,從十九世紀起,就出現了幾位澳門或宗主國的作家,他們以文學、歷史學或人種學、人類學、社會或政治學的形式向我們展示了本澳和中國各個方面的情況。我們能立即想到以下人名: 庇山耶(Camilo Pessanha)、慕拉士(Wenceslau de Morais)、貢德·德·阿爾諾索(Conde de Arnoso)、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弗朗西斯科·德·卡爾瓦略·雷戈(Francisco de Carvalho Rego)、雅克·布拉加(Jack Braga)、飛歷奇(Henrique Sena Femandes)、達尼洛·巴雷依羅斯(Danilo Barreiros)、德奧林達·達·貢塞依森(Deolinda da Conceição)、馬爾克斯·佩雷拉(Marques Pereira)、席爾瓦·門德斯(M. Silva Mendes)、潘日明神父(Benjamin Videira Pires)和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ira)、古維傑(Beltrão Coelho)、左倩萍(Cecília Jorge)、皮納·卡布拉爾(Pina Cabral)和內爾松·洛倫索(Nelson Lourenço)。

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羅的名字沒有列在其中。高美士在其參考書目中提到了她的著作之一: 《東方雜記: 短篇小説·遊記、烹調》(6)。就人們所知,沒有別的人提到過這位女作家。對這一事實可以找到各種解釋: 她離開這裡到了遙遠的巴西;她在澳門作為作家出現得太晚,以及澳門書目不夠完整,所以不能完全重新組織有關資料……至今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羅幾乎不為人所知。但她的書籍對澳門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這位女性的生活和文化歷程豐富多彩。她經歷并分享了三大洲、四種人民的文化: 葡萄牙、澳門、中國和巴西。從童年到成年她住在澳門,生活年代既有平靜歲月也有諸如日本人入侵香港和大量難民湧入這座珠江口城市的動蕩春秋。她出生在九龍(7),在那裡生活過一段時間,但在澳門上小學和中學。她在澳門一直住到1941年結婚為止,回到她出生的城市,後來於1942年在非常悲慘的情況下離開了九龍。在抗日戰爭中,她的丈夫報名當了志願兵,被俘後關在三水蒲集中營,似乎在那裡死去了。阿爾達在婚後三個月便失去了丈夫。這些事件發生後她僅在九龍住了八個月,這在其充滿悲痛的作品中都有提及。不久她便前往巴西的聖保羅並在那裡定居,途中曾在里斯本停留過不長的時間。

她出生在一個有八個兄弟姊妹的大家庭。她詳細地向我們敍述了她在澳門居住過的地方和街道,那裡澳門當地人比“土生人”還多。她還講述了與各種族和不同國籍的鄰居們結成的美好友情,講述了她的憂愁、如何學會生活和從華人保姆那裡接受的教育,那時大部份澳門土生人家裡都有華人保姆。她的父母不是當地人。她富於開放性和善於接受不同種族文化這一事實應當歸功於父母。她在作品中提到家庭中每一個人。父親是葡萄牙人,出生在維拉列亞爾,年輕時就來到那裡,把那裡當成故鄉,並且死在那裡。她母親是澳門當地人,很年輕時便結了婚,養育了眾多的子女。她的保姆-即阿媽(8)除了完成份內的工作之外還給她留下了語言、習俗、中國戲劇故事和歌曲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許多重要遺產。她生性好奇、聰明,善於把“地點、時間和文化”巧妙地組織起來。她以生動而貼近讀者的風格把這一切都講給我們聽。在用語表述方式、句子結構甚至直言不諱方面,可以看出她所受到的巴西的影響。

從內心活動到客觀評論,從最普遍到最個別,她面面俱到地探討了各種問題,包括種族(關於澳門人和中國人的各種服飾、傳統烹調和習俗)、歷史、氣候、人口等等。她這部充滿人情味和淵博知識的著作可以説包羅萬象。

在以上帝聖名命名的城市、香港和九龍這些東方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十年之後,她於1946年移居第二故鄉巴西,在那裡成了作家、翻譯家和報刊撰稿人。在這個美洲國家,她在各種活動中都有突出表現,對各種事務均感興趣,例如文學和藝術,尤其是話劇,她參加了記者、作家和劇作家的各種專業協會。

但是,這一切似乎在澳門毫無反響。她居住的地方太遙遠,這不可能有助於和作為世界另一邊的東方有更多的聯繫,所以她在澳門鮮為人知。澳門人在世界各地分佈廣泛,但其中大部份澳門“子女”沒有忘記故鄉: 有些人返回故里,有些人懷著鄉情到這裡旅遊,還有些人以其才華描寫澳門,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羅正是後者。

她的作品多種多樣,引人入勝,從翻譯到回憶錄無不如此。這些回憶錄使人們得以對澳門人和中國人的品性以及如何認識對方的文化進行思考。她偶而也泛泛談及印度人。

在阿爾達·安熱羅的著作中,我們想特別指出兩部,即第一版書名為《中國短篇小説奇觀》的書(9)和1965年出版的《東方雜記: 短篇小説、遊記、烹調》(10)。通過這兩部書,我們想使讀者瞭解今天依然存在的幾個有關的文化問題;翻譯和文化交流。由於語言的困難,瞭解中國作品祇通過譯文進行,這方面至今尚且不足,三十年前就更是如此了。所以,應強調指出這位女作者在那個葡萄牙語譯文基本上還不存在的時代所進行的翻譯工作的重要意義。

英語的情況不是這樣。由於中國出版界和諸如戴乃迭·楊等融入香港社會的英國知識界人士的開創性活動,在很早以前讀者就能閲讀到關於各種內容的大量中國作品。

與此相反,葡萄牙群體和中國群體深入瞭解“對方”的需要和熱情似乎一直不大。對葡萄牙文學和中國文學互譯成對方的文字,都沒有進行巨大的努力。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們曾經説過(11),儘管葡萄牙人和中國人在澳門近在咫尺,但卻走了兩條平行的封閉道路。不過,人們一直努力克服這種對雙方都不利的狀況。

在中國,雖然1980年前後才開始文化開放,但翻譯活動在1971年左右便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出現了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文學、歷史、武術、兒童文學、編年史等內容的書籍。有趣的是,在葡萄牙,基本上也是在七十年代開始了對中國作品的翻譯大量增加的時期。“4·25”運動是對這一文化感興趣的契機。奇怪的是,在兩國傳統文學都佔有關鍵地位。在中國和葡萄牙幾部短篇小説作品被翻譯過來。

但是,如果説這是從中文譯成葡萄牙文的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那麼我們也不應當忽視在此之前為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做過貢獻的某些努力。例如,在一位中國大使的幫助下,席爾維娜·戈麥斯成了這些先行者之一。她和其它人的頁獻逐漸克服了對“對方”的漠不關心和互不往來。

在巴西,更確切地説是在阿爾達·德·卡爾瓦略生活過的聖保羅,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在那裡出版了《中國短篇小説奇觀》(12),但出版時間尚難確定。後來又出版了一些,最近的一本的書名是《中國短篇小説》(13),這本書納入《世界短篇小説集大學袖珍本系列》之中。

這套書一連出了幾版,這表明美洲對這類文學的興趣。但是,我們不知道是否搜集全了沒有。對其“歷史”,確實難以寫明,因為我們已要求巴西國立圖書館和出版家協會總會供給我們撰寫的內容有關的資料,可惜至今尚未收到。

儘管如此,我們以手頭現有的資料恢復了《中國短篇小説》這本書各版的“歷史”。在第一版和Ediouro Tecnoprint出版社已付印的那一版之間似乎至少還有一個版本,因為是Cultrix出版社把再版權轉讓給了Ediouro出版社,這使我們設想至少有三個版本。第一版沒有出版社,極有可能是作者自己出版、由編選者負責的。另一方面,Cultrix出版社可能出過的那倒數第二個版本似乎是完全照抄原書。

請允許我們再談一談傳統文學作品翻譯的重要性。1965年,賽珍珠接受了諾貝爾獎。她也選譯了一本由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各國一系列短篇小説組成的《東方傳奇故事集》。這部作品由巴西圖書出版社譯成了葡萄牙文,出版的年代我們尚不知道,因為該出版社和葡萄牙某些出版社一樣,也往往忽視這類圖書資料。

《中國短篇小説奇觀》是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羅與另外兩位翻譯家合作翻譯的。這本書試圖表現出中國小説的全貌。其前言作者費爾南多·科雷亞達·席爾瓦意識到了這一開創性工作的重要意義和使這兩種非常不同的文化接近起來必須克服的障礙。他特別強調中文的複雜性,認為這是瞭解中國文化的主要壁壘。

然而這部作品似乎不是直接從中文翻譯的,這非常令人遺憾,因為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羅有能力做這項工作,她嫻熟地掌握了這種語言。由於缺少原文,就使用了西班牙文、法文和英文譯本,主要是英文譯本。直到今天,英文譯本仍然是文化交流的工具。

在我們提到的《中國短篇小説奇觀》這一合集作品,阿爾達·安熱羅負責選題。這一重要角色使人們想到這位女作家對中國文學史很瞭解,祇有透徹地瞭解中國文學史才能使這項工作獲得成功。

這部書中的十四篇小説包括了“約十四個世紀的文學創作,所以該書不僅表明中國小説在主要內容和寫作技巧上的發展情況,而且也讓讀者看到其最傑出作家的才華。”(14)在幾篇小説之前都有一篇關於其中一個朝代歷史的簡短引言: 唐朝(618-907)的傳奇小説;宋朝(900-1276)的小説,宋朝是傳統文學最鼎盛的時期,小説家們的成就達到了頂峰;對於明朝(1368-1644),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羅選擇了反映當時社會的兩篇小説: 對於清朝(1644-1912),她選中了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中的幾篇,《聊齋誌異》來自中國民間傳説;對於現代,選入的是魯迅的小説。關於這一時期的引言表明了中國文學的另一個方面: 革命文學,因為這位作家寫作總是抱著思想意識的動機,如果傳統小説的內容或人物不符合其目的,他便加以更改,這種情況並不鮮見。

但是,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羅對瞭解東方所作的貢獻不限於這部短篇小説集。她的《東方雜記: 短篇小説、遊記、烹調》是她離開中國十九年後於1965年為紀念母親去世在聖保羅發表的(15),其內容比從書名看來應豐富得多,廣泛得多。作者通過各種各樣的故事對各類問題進行探討,提供了歷史、人口、地理和種族等方面的資料。

這部回憶錄描寫不同時代澳門生活的多方面情況以及香港、印度和新加坡的情況,通過在許多“時間”和“地點”的旅行,勾劃出了一個在澳門渡過從童年到成年的時代、離開澳門又通過回憶回到澳門的女主角的歷程。

在思考死與生的意義時,該書不是以基督教教義而是以東方哲學為開篇的: 道教哲學摘錄。她的同鄉M·席爾瓦·門德斯把這些摘錄譯成了葡萄牙文。其實,東方哲學貫穿了她的許多作品,在談到她所受的教育時這一點更為明顯。

閲讀這些回憶文章常常會遇到相互交織的原文,時而西方時而東方,並且有在澳門可見的“若干個東方”。這位女作家正是一個活生生的典型: 華人的澳門和“土生”的澳門,從童年時代起與之共同生活的各個家庭的印象和她訪問過的印象。但是,我們未能重視她的家譜,尤其是澳門方面的家譜,於是就無法弄清她的種族出身: 華人、馬來亞人、印度人還是非洲人? 這些疑問尚有待答案。

女作家對現實的選擇非常嚴格,毫不馬虎。從諸如颱風這樣的重要自然現象到重要的文化現象,尤其是澳門的歷史,都有所提及。正如她本人所説,“本書的宗旨之一是從所有事情中都挑出一點兒”(16)。她像處理記憶中活檔案一樣對這些材料分門別類,整理得井井有條,然後對某個主題加以發揮。敍述最為詳盡的主要是人物和人物所生活的環境。就環境而言,她對風景興趣不大。但是在所有與人有關的領域,她都以流暢的筆觸和鮮明的色彩加以描述。

在文章中,她有強烈的離開敍述加以評論的傾向,而且論述是從外到內,從內到外,從居民到居住地,然後重新回到前者詳盡地加以發揮,表現出作者豐富而精深的文化知識。她以人與事物作對比。圍繞著往往是非常細緻的羅列或者確切的描寫,又常常插入源自深刻的洞察力和生活經驗的客觀評論。

作者以熟悉的東西與陌生的東西作對比,以行為與人物作對比,又以人物與事物作對比,在大多數情況下讓讀者注意她所描寫的各種現象中的外國情調: 西方人採用的語言、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烹調、葬禮、傳統節日、宗教、工作、街上和家中的日常生活、戰爭)、她寫出的種種場面……

在講述中,女作家常常表現出對所有問題都具有權威性的瞭如指掌,即便在語言方面也是如此: “我們在交談中時而用葡萄牙語,時而用華語,時而用英語。”(17)祇要是讀者難以理解的事物,她便用另一種語言類似的詞加以解釋,並且所使用的中介語言豐富而中肯。她對各種場面的描述非常準確,不論是祛病祈禱或法術(18)還是典型的服飾。例如: “姑娘和老嫗們……穿著嶄新的長衫或旗袍和長褲……年輕女傭胳膊上挎著盒簍(帶隔板的圓形優質木匣)。”(19)關於食品和重量,她説: “椰菜即圓白菜,斤是一種重量單位。在中文裡,每擔是一百斤,每斤十六兩。每公斤相當於一斤十兩。”(20)另外,在腳注中還對不同的概念、詞匯和習慣作了許多解釋(21),儘管使用了許多中文常用語,但也使用了一些澳門土生的常用語,不過數量較少。

阿爾達·德·卡爾瓦略選用的都是澳門最有代表性的材料。她特別重視中國人及其聚會,不論是為生還是為死的聚會。春節和八月十五、葬禮和祭奠祖先佔了本書中的很大篇幅,通過“觀察自己、感受自己和理解自己”的方法作了詳細的描寫,而且往往從兩條線進行: 一條是外部的,即街道、船舶、城市、廟宇、海灘;另一條是內部的: 住宅、神龕……

按時間順序,她首先講述春節五天中的第一天,精確地列出一連串頗具特點的事件。那時,街上擠滿了人,人們如何生活,吃甚麼,穿甚麼,買甚麼,送給別人甚麼禮品,接受甚麼禮品,如何互相看望。隨後是令人難忘的舞龍隊伍: 城裡熙熙攘攘,有些人興高采烈地玩耍,有些放花炮。有時她還與葡萄牙人帶到巴西去的諸如聖若奧節等典型的葡萄牙節日做比較。她還回憶起春節期間家庭主婦必須遵循的禮議: 接待賓客、食物、宅內的特別裝飾品、送甚麼禮品、接受甚麼禮品。在詳細的描繪當中夾雜著個人的看法,這些看法表明作者已融入這一文化,並且能發現鮮艷的色彩,濃鬱和富於外國氣息的氣味、震耳卻聾的嘈雜聲和寓意深長的手勢等外部場景之外的含義。她把這一切都記載下來,忠實地加以描寫,毫無遺漏。

她所面向的讀者顯然是巴西人,尤其是在烹調方面。她向讀者介紹菜譜,提出用巴西食物佐料替代的建議。她還向讀者介紹東方魔術,從文字上看她似乎對此有親身經歷,嫻熟地掌握了這一技巧。在中國和澳門烹調方面,她介紹了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菜,並且説,要是詳細講需要寫整整一本書。

在講述個人做菜的基礎上,作者組織了一次對“酒樓”及其人員的“訪問”。她對各酒店詳細描述,介紹在那裡可以吃到的異國情調的小吃,尤其是像魚翅湯(用鯊魚翅做的湯)或者“皮蛋”(松花蛋)等風味食品。另外,她還解釋了到酒店去的最佳時間,這要視是專為吃而去還是先打牌後吃而定。關於飲食及其做法和味道及佐料,她向我們提供了準確的資料,並且往往與西方的烹調和習俗做相應的比較。

因為生活不僅僅是吃飯,所以書中也提到與保持生命有關的一系列做法: 煙熏療法、看相、祈禱和玄妙療法。“燙豬仔”和“驅邪”在澳門的中國人家中或者某些土生家中是常用的法術。阿爾達的母親就經常求教於一本家庭治病偏方的書,她的丈夫對此並不介意。女傭們和阿媽燒桃符、迷迭香和苦艾,口中念念有詞,為阿爾達和她的兄弟姐妹們驅邪。

然而,在各種弊端中最糟糕的莫過於存在一種殘酷和不平等的現象,即在澳門街道上拉人力車的苦力。他們生活貧困艱難,從凌晨到第二天為謀生奔跑,加上天氣炎熱潮濕,身體慢慢垮了。在其回憶錄中,阿爾達挑選了這個最艱苦的職業,並且講述了一個充滿悲傷的凄涼的故事。

説完生,現在講死。她對死者的儀式描寫得面面俱到。描寫了為死者選擇未來的宅院,如何從家裡出來到墳墓,送葬的哭喪婦們,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棺材,晚上唱的歌和舉行的宴會等等。還描寫了送葬者要穿白色衣服,送葬隊伍由家庭成員、朋友、熟人和好奇者組成,後面是樂隊。送葬者扛著燈籠、帶精美食品的祭壇、鮮花、用紙糊的物品,這些物品供死者在另一個世界使用: 車、衣服、鞋、錢等等。棺材上還放著死者的照片。最後把這一切都燒掉,讓灰陪伴死者的靈魂。在墓前還要放上食品,在一年之中要再重新放幾次,以便死者不會缺少任何東西。

這些儀式與我們的儀式大不相同,它也表明家庭內不同的傳統地位,尤其是長子的地位,因為女人們,不論是女兒還是妻子,在這些禮儀上不是重要角色。書中還談到念經和在家裡、街上、廟宇中和墳墓前各種各樣、紛繁復雜的祈禱,談到和尚為死者選擇墓地,活人應穿的衣服以及供品,總之,本書對這一切描寫得面面俱到。

如前所述,父親最希望得到兒子,由兒子來繼承前輩的姓氏並舉行複雜的葬禮。根據高美士作品《父子情》中的短篇小説<前輩之星>以死為題材描寫了這些禮儀以及與死有關的各方面的問題。

這本回憶錄的另一個方面與作者是個待嫁姑娘及在九龍的生活有關: 艱苦的戰爭期間所經歷的害怕和驚慌、難民湧入澳門、香港的集中營,作者女友們的悲慘故事。

其它作家或者研究人員也一直在探討所有這些方面的問題。例如,關於戰爭時期,我們可以提到路易斯·安德拉德·德·薩的《行李的故事》(22),是原來的一些文章重新編撰的。不僅他一人,還有一些作者,他們後來寫過阿爾達在其著作中描寫過的某些方面,當然描寫的深度有所不同,寫作技巧和目的也各有短長。安娜·馬利亞·亞馬羅、格拉西埃特·巴塔里亞、左倩萍等人構成了與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羅作品的連結點。例如,格拉西埃特·巴塔里亞在其《早安,斯托拉》(23)一書中給我們留下的是更接近現在的時期一個日記,講述了另一場戰爭,可以作為在一定意義上是先軀者的阿爾達·德·卡爾瓦略的回憶錄的續篇來閲讀。

另外,她還提到澳門土生生活的許多方面,人們往往能在新近作家的作品中發現某種連續性的東西,尤其是談到澳門的飲食和調料這個神秘世界的時候。祇要一看最近撰寫的或好或壞的葡萄牙或澳門作品就可以明白了(24)

毫無疑問的是,阿爾達·德·卡爾瓦略·安熱羅的作品對認識澳門文化具有重大意義,所以不能也不應該忘記。

【參考書目】

-安,阿·德. 卡爾瓦略《東方雜記: 短篇小説、遊記、烹調》,聖保羅,1965。

-巴,格·諾蓋拉《早安,斯托拉: 澳門女教師日記》,澳門,文化司署,1991,頁424。

-巴,格·諾蓋拉<澳門傳統詩歌: 澳門民間詩人>,《澳門雜誌》,1987年8月(第四期)。

-塞萊斯蒂娜《美食》,第二版,澳門,新聞與旅遊中心,1977。

-《111種中國菜: 羅亞琳娜奶奶菜譜》,第二版,馬爾丁斯著,歐美出版社,1990。

-埃,里·路易斯《澳門》,牛津出版社,1948,(世界書目系列)。

-高美士《澳門書目》,第二版,澳門,文化司署,1987,頁202。

-戈麥斯,馬利亞. 馬爾加麗違《澳門烹調》,澳門,官印局,1984。

-洛佩斯,安娜. 馬利亞. 科斯塔《中國書目: 葡文版》,《葡萄牙亞洲研究雜誌》,澳門(第一期),1992年9月,頁84-96。

-《澳門,16-20世紀的文學與藝術》,里斯本,國立圖書館,1979。

-佩雷拉,J. F. 馬爾克斯《遠東方言研究補遺: 關於澳門方言的正文與注釋;大西洋國: 遠東檔案與年鑒》,澳門,第二版,1984年10月。

-雷,迪亞烏拉斯: 《中國短篇小説》,Ediouro-Tecnoprint出版社,頁202。

-薩,路易斯. 安德拉德《行李的故事: 澳門舊酒店紀事》澳門,文化司署,1989,頁151。

喻慧娟譯

【註】

(1)佩雷拉·J·F·馬爾克斯: 《遠東方言研究補遺: 關於澳門方言文與注釋: 大西洋國: 遠東檔案與年鑒》,澳門,第二版,1984年10月,頁56。

(2)高美士: 《澳門書目》,第二版,澳門,文化司署,1987年,202。

(3)埃德蒙德斯,里查德·路易斯: 《澳門》,牛津出版社(世界書目系列):高美士: 上著: 《澳門,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的文學與藝術》,里斯本,國立圖書館,1979。

(4)巴塔里亞,格拉西埃特·諾蓋拉: <澳門傳統詩歌: 澳門民間詩人>,《澳門雜誌》,1987年8月(第四期),頁41。

(5)同上。

(6)高美士: 上著頁14。

(7)安熱羅,阿爾達·德·卡爾瓦略: 《東方雜記: 短篇小説、遊記、烹調》,聖保羅,1965,頁141。

(8)同上,頁66。

(9)雷德爾·迪亞烏拉斯: 《中國短篇小説》,Ediouro-Tecnoprint出版社,頁202。

(10)安熱羅,阿爾達·德·卡爾瓦略: 上著。

(11)洛佩斯,安娜·馬利亞·科斯塔: 《中國書目: 葡文版》,《葡萄牙: 亞洲研究雜誌》,澳門(第一期),1992年9月,頁84-96。

(12)安熱羅,阿爾達·德·卡爾瓦略: 上著。

(13)雷德爾,迪亞烏拉斯: 上著頁5。

(14)同上。

(15)安熱羅,阿爾達·德·卡爾瓦略: 上著頁15。

(16)同上,頁71。

(17)同上,頁118。

(18)同上,頁62-63,頁65。

(19)同上,頁18。

(20)同上,頁82。

(21)同上,頁36。

(22)薩·路易斯·安德拉德·德: 《行李的故事: 澳門舊酒店紀事》,澳門,文化司署,1989,頁151。

(23)巴塔里亞,格拉西埃特·諾蓋拉: 《早安,斯托拉: 澳門女教師日記》,澳門,文化司署,1991,頁424。

(24)《111種中國菜: 羅亞琳娜奶奶菜譜》,第二版,馬爾丁斯著,歐美出版社,1990: 塞菜斯蒂娜: 《美食》,第二版,澳門,新聞與旅遊中心,1977: 戈麥斯,馬利亞·馬爾加麗達: 《澳門烹調》,澳門,官印局,1984。

*Ana Maria Costa Lopes,教授兼硏究員:曾任職澳門大學(1989-93)、葡萄牙天主教大學、葡語文化和人民硏究中心(里斯本),以論文<從兩部民間故事集看葡萄牙和中國短篇小説傳統和關於家庭與社會形象的交匯與分野>獲得葡萄牙-亞洲文學研究碩士學位,個人或與人合作發表的論文主要有<1875 1930年報刊上發表的地區性短篇小説>、<葡萄牙民間故事的敍事方法>、<十九世紀文人作品的幾種病態>,她選編的《葡萄牙民間故事》(中文版)即將在澳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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