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文德泉(Pe. Manuel Teixeira)將最後一期《賈梅士學院學報》寄給我，該期學報載有一篇研究馬沙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的<中國詩韻>(1)的論文，“以便我能欣賞一下中國詩韻的弦律”(信中原語)，並判斷這種和弦是否準確。毫無疑問，做為老朋友，他對沒有答覆不會有所埋怨。
上述研究由剛結束高美士紀念活動的埃德加·C·諾爾頓(Edgar C. Knowlton)進行，以期該學報讀者能就尚待弄清的問題有進一步的説明。
現在對馬沙多·德·阿西斯欽佩的心情做一個簡略的補充。
馬沙多·德·阿西斯(1839-1980)是里約熱內盧最為著名的人物。恩里克·佩爾基更(Enrique Perdigão)(2)向我們介紹説這位偉大的作家出生於一個工人家庭。其所以能在文學道路上獲得煇煌的成就應歸功於他所擁有的勞動者的特殊品質。他被視為巴西文學上的埃薩·德格羅斯(Eça de Queirós)。勞德里諾·弗列雷(Laudelino Freire)曾這樣評論他: “他是精於文學群類中最受人們敬重的皎皎者。在他的周圍總是縈繞著一種親切、受到注意和尊敬的氣氛……。作為一個人，他極為理性、沉穩、坦誠和摯純。”
馬沙多·德·阿西斯是巴西文學院創建者之一並擔任第一任院長。該職務在他去世後則由路易·巴波沙(Rui Barbosa)接替。他最為著名的作品是《蛹》(3)、《燈蛾》(4)、《美國女郎》(5)和《西方人》(6)。作者於1901年將上述作品編為一集，書名為《詩歌全集》(7)。
在《燈蛾》系列中有八首作品被馬沙多·德阿西斯稱之為“中國詩韻”。他在註釋中寫: “本集中的模仿詩歌全部為近代人的作品，由本人取材於尤蒂斯·瓦特爾(Judith Walter)女士於1868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該女士酷愛遠遊。據説她精通漢語，能將詩歌譯成通俗流暢的散文詩。”
該部作品的書名是《翡翠集》(Le Livre de Jade)，於1867年發行第一版(8)。據埃德加·諾爾頓向我們介紹，尤蒂斯·瓦特爾在父親的建議下於1863年起向中國文學家Tin-Tun-Ling學習漢語。《翡翠集》收錄了中國不同作者的七十首詩歌，並被譯成有韻律的散文詩。正如施瓦特斯(Schwartz)注意到的那樣，該書編者特別注重對作品原有風格進行再創造，有時甚至不惜犧牲語言上的忠實。因此，與其説它是中國作品，還不如説它屬於法國文學的範疇。正因為如此我才認為馬沙多·德·阿西斯使用的字眼為甚麼是“模仿”而不是“翻譯”。如果説《翡翠集》是模仿的偽作，那麼<中國詩韻>還能是其它嗎?
尤蒂斯·瓦特爾的集子裡有十四首詩作被説成是杜甫的。杜甫是七世紀的中國偉大詩人，被認為是中國文壇上最燦爛的明星。然而，在這十四首詩作中有兩首被那位法國作者肢解，而另外十二首據威廉·孔(William Hung)判斷竟全部是憑想象編造的偽作! 看來有許多人在濫用杜甫之名聲來為自己的偽作“正名”。
令人擔心的是尤蒂斯·瓦特爾的中文水準並非像馬沙多·德·阿西斯想象的那樣好。無論如何，既使是《翡翠集》的原作品亦僅僅是在Tin-Tun-Ling大師的指導下才譯出來的脱離了原來風格的辭句。正是這些被處理成有韻律的散文詩的法國作品被馬沙多·德·阿西斯以相當的忠實態度和超凡的藝術手法譯成了葡萄牙語。
為核實及評估其真實性，則必須參閱中文原作，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尤蒂斯·瓦特爾的膽略甚至使她達到了越過杜甫作品而僅僅埋頭於自己“創作”的程度。而對於<中國詩韻>中由尤蒂斯·瓦特爾用法文拼寫的詩人姓名更是無一可以辨認。這真是“羅馬拼音”的悲劇! 對此後面還要詳述。
馬沙多·德·阿西斯認為《翡翠集》中的作者全部都是近代人。這可能是尤蒂斯·瓦特爾本人這樣寫的。若誰持有馬沙多·德·阿西斯取材的那個版本(9)便可對此進行核實和澄清。然而事實則完全相反，屬於近代的詩作僅為<中國詩韻>中的第一首。馬沙多·德·阿西斯為其取名為<花朵與松枝>，因為相信其為Tin-Tun-Ling本人的作品。
第二首詩<扇>竟然是耶穌基督時代前的作品! 該詩以<秋扇怨>(應為<團扇歌>-譯者註)為題在中國文壇廣為流傳。因此，它毫無疑問是基督前一世紀的作品。其作者為淑女班婕妤。當她離開宮廷時將該詩寫於絲扇上贈給皇上成帝(Sintar)。成帝在位時間是公元前32至公元前6年，時為耶穌誕生之前，因為基督紀元的計算應始於五、六年之後。
該詩作者為一美女，連其姓名都無不顯出淑雅氣息，班婕妤屬班氏名門望族。她和以出使中亞而頗感自豪的班超以及著名的漢朝史學家班彪和班固(為父子)同屬一個家族，而班固之妹班昭亦在文學方面留下美名。奇怪的是尤蒂斯·瓦特爾卻把<扇>的作者説成是Tan Jo Su。
<中國詩韻>的第三首詩是<嘻笑詩人>。在馬沙多·德阿西斯的版本中將該詩作者説成是Han-Tiê，而在《翡翠集》中則寫成是Quan-Tié。
<中國詩韻>接下來的兩首詩是<帝王>和<思>，並將其歸為杜甫的作品。然而，<帝王>正是那一類偽作，並荒誕地將其算到著名詩人的身上。從作品中可看出尤蒂斯·瓦特爾大師是受客家語言影響的，因為《翡翠集》將詩人杜甫的名字寫成Thou-Fou，而標出的第六聲(即第三去聲)屬典型的客家人發音。
杜甫生活在公元八世紀(712-770)，是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藝術造詣相當之高，詩句在他的筆下自然酣暢。他出身貧苦，家境清寒，甚至他的去世亦由於長期忍飢挨餓所引起的消化不良所致。然而，杜甫性格幽默，善於將困惑而嚴肅的事物通過歡愉的筆調予以化解。他極賦人情味，卻生活在充滿社會動蕩的時代，與國家共同經歷了榮辱盛衰的歲月。他做過幾年官，但卻一貧如洗，十分清寒，從未給家庭帶來過榮華富貴。年輕時曾遊歷全國，亦曾到過南方。
一次他返回故里探髮妻和子女。臨近家門忽聽到哭泣聲，原來他最小的兒子因饑餓而夭折。正是在這一年，即公元755年，強盛的大唐帝國王朝開始衰落，安祿山叛亂使兩個首都長安和洛陽均遭破壞。杜甫親眼看到唐玄宗執政時在軍事和文化上的鼎盛時期玄宗創辦了翰林院同時他的手下戰將曾征戰帕米爾和阿克蘇，但也目睹同一個皇帝狼狽不堪地逃到四川，並在那裡把帝位讓給兒子。杜甫後來於公元760年辭官隱居成都，當他自成都返回故里河南省時遭遇洪災而去世，終年58歲。
第六首由馬沙多·德阿西斯“模仿”的詩作題目是<一個女人>(法文原題是“Ala plus belle femme du bateau des fleurs”)。尤蒂斯·瓦特爾將其作者定為Tché-Tsi。我懷疑是指七世紀的詩人Wão Tsec。因為他留下一首被譯成英文的詩作，題目是<鑽石>(The Jewel)。
接著是<柳葉>。該書法文編者將其作者説成是張九齡，但很可能是指Tyão Keuleq(672-740)。他根本不是近代人，甚至亦不是杜甫同時代的人，因為他要早一百年。
<中國詩韻>最後一篇詩作是<向太陽傾訴的一顆憂傷的心>。書中説作者是Su-Tchon，但誰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瀏覽過一遍<中國詩韻>中的作者及其作品後，現在我們要決定這位巴西文學大師為他們作品所做翻譯的性質。正如我們看到的，馬沙多·德·阿西斯喜歡説那是“模仿”，即他模仿自法文，而法文亦模仿自中文，模仿多於忠實於原文的翻譯。
先從標題上看，馬沙多·德·阿西斯將部份標題進行簡化。他認為標題應該精鍊。然而，這樣做卻使標題義意表達不明。比如，詩作<花朵與松枝>在《翡翠集》中的法文標題是；又如詩作<嘻笑詩人>在法文中是；而原法文作品中的被簡化為義意不明的<思>。第六首詩<一個女人>在尤蒂斯·瓦特爾的集子中用法文寫成。最後一首詩作法文原題是，而現在則是<向太陽傾訴的一顆憂傷的心>，其含義和“心扉向著太陽，準備在這裡傾訴”的意思並非完全相同。
總而言之，馬沙多·德·阿西斯精美的詩歌形式超越了從原文譯成散文詩的法國模式。但也請允許我指出某些不足之處，因為文德泉神父要求我對“詩韻”進行校正。
在第三首詩中最後一個場面在法文版中是這樣描繪的: “je laisse mon bateau/Glisser doucement sur l’eau/Et je souris de voir la nature/Imiter ainsiles hommes”。表達形式毫無疑問是詩歌。然而馬沙多·德·阿西斯卻簡單地譯成“令我發笑/你處境如此/哦，大自然/下賤地模仿著人類”。
令人遺憾地是我們的詩人遺漏了泛舟的詩情畫意，兀自隨波逐流。他要是也能模仿對微笑(因為不是“大笑”)和簡略驗證的描述而不是使用責罵就好了。
另一方面，我認為“下賤地模仿”這種表達不令人舒服，因為自然界的第一奇觀並非人類，為何萬物生靈要羨慕他? 模仿他? 還要改變自己! 再者，人類是從上帝那裡取得征服和統治世界使命的，因此，自然界祇有在為其合法主人效力時才會有所做為及產生魅力。
遺憾地是馬沙多·德阿西斯並不熟悉中國詩歌的極其豐富的源泉，以便在他震憾人心的<中國詩韻>中撥弄琴弦。儘管他是位語言大師，但他不懂中文。而最令人遺憾地是竟無可利用的漢語名著的葡萄牙文譯本。尤其難以置信地是甚至在澳門這塊上帝降福的土地上在葡中友好相處長達四百年的情況下仍未出現一部中國優秀古典作品的完整譯本。不過，也許這一巨大失誤在不久的將來會得以糾正，因為其中有些原著目前正處於翻譯之中，祇等某一“拉丁詩人”或文化機構將其出版發行**。我希望馬沙多·德阿西斯能夠活到今天的話，我便可以將我的中國舊歌集版本送給他，這是剛剛發現的寶庫，儘管現存的翻譯文本(拉丁文、英文和法文)有些令人生厭的走樣。然而，這位巴西詩人去世的那年正是我出生之時，而當我走過人生一半的時候才開始接觸這些古老的詩作。信仰的發光體和人道主義的火花一旦被點燃便永遠也不應再熄滅。
最後，我還想強調一個前面已提到然而經常以某種形式引起外國人惱怒的問題，這就是人名和地名的問題。由於作者以其各自的方式發音和書寫，便在讀者中造成令人遺憾的混亂***。事實上，有些人以官話發音和書寫，有的人以客家話發音和書寫，也有的人用粤語，這就造成很大的差異。我想起一次和一位歷史學家從上海去南京，他以“肇慶”為例進行説明: 這個詞分別有“Shiu-Hing”和“Tchau-King”的不同發音，如今又稱為“Shiu-Hing”。漢字為同一字，然而僅僅在讀音上官話和粤語之間竟會完全不同!
另外，還有作者使用五花八門的“羅馬拼音”，有葡文拼法、英文拼法、法文拼法等。每種拼法都根據自己國家發音或隨其所好，因此同一名稱，比如用粤語發音的肇慶(Shiu-Hing)便被分別寫成Chio-Hing(法語)，Siu-Jing(西班牙語)和Siu-Heng(葡萄牙語)。
在<中國詩韻>中，馬沙多·德·阿西斯將尤蒂斯·瓦特爾的法文羅馬拼音稍稍做了葡語化的處理，如將Thou-Fou(杜甫)寫成Thu-Fu，將Tchan-Tiou-Lin(張九齡)寫成Tchan-Tiu-Lin。如前所述，法文版本作者是用官話或者是客家話拼讀名稱的。在另一些情況中僅僅是由於正字法上的混亂造成，如將Tan-Jo-Su孌成(馬沙多·德·阿西斯版本中)的Tan-Jo-Lu，將Quan-Tie變成Han-Tiê等。
這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仍在等待正式解決，或者至少由出版機構和藏書機構進行訂正。在我作為葡萄牙標準中心(該中心當時納入工農業產品總監察組織)的代表出席分別於巴黎、斯德哥爾摩、里斯本和海牙舉行的國際標準化組織(ISO)46工作委員會的大會上，我曾努力爭取妥善解決這一問題，並取得了一點成果。最後，葡萄牙脱離了ISO 的該委員會，而書寫轉換分支委員會亦被解散。
國際標準化組織分支委員會所以取得微小成果部份原因是由於與會者一直擔心的原本不願放棄其一直堅持自己規範標準的強大的安格魯-美洲集團對此做出了反應，以便採取頗具爭議的國際化標準。
另一方面，我一直堅持與此有關的國家應參與及引導有關討論。幾年後，對轉換波斯語、希伯來語和西里爾語以及在漢語拼音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然而，俄羅斯和中國並未參與。
眾所週知，韓國和日本同樣使用中國的方塊字。然而韓國對此並無太大興趣，因為他們已於1446年李朝世宗(Seijong)統治時期即發明了自己的標音文字。韓國人極具創造力，他們於Guttenberg之前二百年便發明了活字印刷。也正是從那裡自百濟(Paekje)王朝時代(公元前18年至公元663年)起就將中國的方塊字和文化傳入了日本。韓國拼音有十一個元音和十七個輔音，現已分別減為十個和十四個。其書法美觀，完全符合由漢語演變而成的韓國語言。語音統一，無聲調區分。
日本也同樣使用一種語言，其源於中國。雖然文字繁雜，但經在當地演化及適應後己失去原來在中國的聲調區別。正因為如此，日語拼音化和標音轉換的問題似乎比較容易解決。日本，根據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文部省的規定，在九十所小學中試行三種羅馬字拼音體系，每所學校根據自己的喜好挑選一種，以便根據試驗結果由政府決定何種拼音正式頒行。然而看來沒有任何一種拼音能顯示出特殊的優勢。因此。目前情況依然如故。在斯德哥爾摩的第七屆大會上(於1969年秋舉行)，日本代表曾宣佈日本對此問題無特別興趣。
在中國，情況則有很大不同，因為在方塊字掩飾下的語言有著相當大的區別，似乎不可能找到一種滿足各種方言全國範圍內統一的拼音體系。在此方面已做過許多努力。民國政府在正式頒行了在小學課本文字旁做為注音的國語拼音後，又頒佈推廣了國語羅馬字拼音體系。若未記錯的話，該體系方案是由中文院制訂的。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該兩種拼音方案僅適用於其發音被法定為標準音的北京方言。同樣，共產黨也推行了拉丁化方案。
然而，現實是在中國存在很多完全不同的地方方言，這是應在真正的全國性計劃中予以重視的。如果説中國的方塊字幾千年以來都是一種共同寫法並且對於國家統一做出貢獻的話，那未同樣也應注意到其根據不同地區的方言而發音也不同。數千年以來，無論是方塊字還是政府誰也別指望廣東人會放棄粤語，而在所有方案中，最難辦的就是企圖通過解決這一問題來統一語言，因為它是不符合自然規律的空想。
為了部份地改變這種情況，經過三十年的努力，我終於發現一種現在叫做“拼音漢語”(Chinês alfabético)的拼寫體系，並於1970年(10)以漢語、葡語和英語在澳門出版。
拼音漢語，正如中文版標題中所説的那樣，即“拼音漢語: 一種適用於中國各種發音的統一拼音書寫文字”。
台灣一位中國神父在審閲了該新文字體系後得出結論説: 問題已在表面上得到解決，剩下的就是如何通過正式頒佈進行充分推廣和試驗的問題。
本文中中國人的姓氏就是用“拼音漢字”書寫的，可通過相應的方塊字予以辨認識別。若情況相反，則採用有關作者使用的拼寫方法。
目前隨著帶有中國音調習慣的“拼音漢字”的出現，同樣可根據一種期待公佈的體系****採用一種衍生語言來拼寫中國名稱和任何漢字。發音可通過一種轉換的鑰匙有規律地從中國方言間的語音和正字法轉變為一種似乎建立於所有發音結構和基礎之上的統一語音。
巴西里約熱內盧的中國亭
本文亦提供一些衍生語音範例，如成帝(Zdyeqtey)、玄宗(Huentsoq)、婕妤(Dsiedwe)等。同樣的衍生或轉換語音還有: 肇慶(Zdyawxhyq)被寫成Sain；廣東(Kvauqtoq)寫成Quatro；香港(Xeãokauq)寫成Joca；九龍(Keuloq)寫成Colu；澳門(Aowmoen)寫成Almon；氹仔(Damhtsei)寫成Dançar(或Danthar)；而路環(Lowwhaen)則寫成Ruwen。
應該注意到澳門(Macau)和中國(China)這兩個名詞已經是衍生語音了。如果説這兩個詞如人們所説的是通過演變從漢語衍生而來的，那麼可以設想其為中國人使用，則非屬該種情況。(China)一詞可能簡略解釋為東方(Chin)的廣闊地區(A)。在這情況下則中國人就是東方人。
【原載澳門《賈梅士學院學報》1977年11期】
【參考書目】
Chen Shou Yi，《中國文學: 歷史性的引言》，台北，1971。
Davis，A. R. 《The Penguin book of Chinese verse》，1971。
Perdigão，Henrique，《文學綜合辭典》，巴塞羅納，1934。
Schwartz，William Leonard，《The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r East in modern French literature，1800-1925》，巴黎，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書局出版，1927。
Suppo，Michele，《Sommario storico di litteratura cinese》，澳門，1942。
音譯對照
Aowmoen(Macau)=澳門:
Aon Logsean=安祿山；
Ban Jie Yu(Paen Dsiedwe，Cédue)=班婕妤；
Ban(Paen Koes)=班固；
Ban(Paen Piao)=班彪；
Ban(Paen Tjhao，)=班昭，班固之妹:
Ban(Paen Tjhao，)=班超，出使中亞的將軍；
Damhtsei=氹仔:
Dão(Dá)=唐朝；
Du Fu(Dow Phu；Thou-Fou；Thu-Fu)=杜甫；
Dyão-Aon(Doan，)=長安(首都):
Gwoyeu Romatzyh=國語羅馬字:
Hakka(Xhhakca)=客家；
Haonaem=河南；
Hawnlem(Allam)=翰林(院)；
Hong Kong(Xeãokauq)=香港；
Huentsoq(Wenthu)=玄宗:
Keuolog(Colu)=九龍
Kvauqtoq(Cantão)=廣東
Kvawk’em Bhohaow=注音符號；
Latinxua=拉丁化；
Lowwhaen(Coloan，Ruwen)=路環；
Oxus=阿克蘇:
Pamir=帕米爾(高原)；
Rawk-Yão(Raxo)=洛陽，首都；
Seztjhuen=四川；
Shiu-Hing(Sain；Tchau-King；Zdyawxhyq)=肇慶:
Tsheo shyen uyn=秋扇怨:
Tyoqmhen dsezmu: nhxphão em ed saiphat=拼音漢語: 一種適用於中國各種發音的統一拼音書寫文字。
Zdyeqtey(Sintar)=成帝，在位時間為公元前32年至6年。
Zdyeqto=成都:
Zhang Jiu Ling(Tchan-Tiou-Lin；Tchan-Tiu-Lin)=張九齡。
李長森譯
【註】
(1)Knowlton Junior，Edgar C，馬沙多·德·阿西斯和他的<中國詩韻>·澳門《賈梅士學院學報》，秋冬10期(3-4)，1976，頁165-183。
(2)Perdigão，Henrique，《文學綜合辭典》，巴塞羅納，1934。
(3)Assis，Machado de，《蛹》，里約熱內盧，1864。
(4)Assis，Machado de，《燈蛾》，里約熱內盧，1864。
(5)Assis，Machado de，《美國女郎》，里約熱內盧，1875。
(6)Assis，Machado de，《西方人》，1901年。
(7)Assis，Machado de，《詩歌全集》，里約熱內盧，1901。
(8)Gautier，Judith，《翡翠集》，巴黎，1867。
(9)Gautier，Judith，《翡翠集》第二版，巴黎，1868。
(10)Guerra，Joaquim A. de Jesus，《適用全國的拼音漢語》="Alphabetic Chinese on Scientific grounds”=”Tyoqmhen dsezrnu”nhxphao emed saiphaf”，澳門，主教區印刷，1970。
**幸運的是如今已有Joaquim Guerra神父翻譯的此類葡萄牙文作品印刷出版，如《盧氐四行詩及附錄》，葡萄牙耶穌傳教會，澳門，1981 1983；《孔子四書》: 《詩歌集》: 《孟子作品》: 《易輕》以及《訴狀精選》，澳門文化司署，1990。
***作者的這種看法在當時頗為固執。儘管如此，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仍在以正式頒佈的標準化制度(拼音)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一規定亦為《文化雜誌》在其出版物中所採用。
****Guerra，Joquim A de Jesus，《統一字義分析漢葡辭典》，澳門，葡萄牙耶穌傳教會，1981。
*Joaquim A.de Jesus Guerra，1925年結束哲學專業學習後加入耶穌會，1933年赴中國肇慶由利馬竇於1583年9月建立的傳教會工作，後在上海正式接受教職，並結束了神學專業。他在中國居住數十年，被認為是葡萄牙最偉大的漢學家，曾翻譯及評論主要的中國古典著作，出版的作品有《死刑判決》(1963)·《全國範圍漢語拼音和方塊字的一種新讀法》(1970)；《學粤語》(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