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輯

澳門和巴西需要加强的古老對話

莫羅*

人類的擴張運動通過悠悠歲月成為改變地球景觀的因素。在整體上被認為與人類建立工程有直接關係的被侵入的生態環境成為新的野心、新的思想、新的建議和新的生活方式所構成突破的受害者。新的入侵者在擴張的同時亦在其文化方面接受了這種改變並且將新的成份帶入其自身的景觀之中。然而,這些改變是以漸進的方式被吸納的,卻使受到侵害的地區付出巨大代價,並使其自然及文化景觀經歷了不斷持續的深刻變化。

在生態環境的歷史組建中,根據對長期與所處景觀相聯繫的人類及其活動發展的分析,也就是説在宏觀的總體視野範圍內,對這種擴張的細緻研究已日漸發展。對這一歷史的解釋認為: 在對不同及不適當的新習慣、新信仰、新技術的侵入進行否定並認為將造成整個地區生態斷裂的同時,也出現另外一種持肯定意見的觀點。例如認為文化上的聯繫產生及提供了一種文化交流的對話和一種文化混合型的融匯,以及類似意見形成的其它支持性論點。作為全部這些交流體的結果,便產生並強化了一種對於一個多極及泛文化世界及對於生物多樣性所強加的各種因素深刻認識來説不斷擴展的必不可少的文化交流(1)

在歐洲擴張運動時期,特別是16至18世紀在亞洲的擴張企圖,由於該地區在漫長歲月中已存在的科學及文化發展所產生的衝擊而遭受巨大挫折。這就使得其在當地文化領域產生的影響極其微弱,遠遠比不上在美洲的情況。在那裡,這種擴張深入所接觸的各個領域,在發展當地多元文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巨大的衝擊,造成了一系列新的不同情況。有些直至今日尚處於強烈的歐化階段。

這種多元化文化核心的形成在我們看來,在歐洲人的擴張過程中以各大陸各民族之間進行對話為開端的葡萄牙擴張就是一個例證。儘管各種政治態度並非總是有助於對文化的加強來説實屬非常必要的極為坦誠而開放的貿易交流活動,但是,葡萄牙人的行為方式卻使得在某些地區與當地人民的聯繫得以加強,同時也為不同地區基本上保持形式上聯繫的人民之間提供了初次對話。

巴西和亞洲之間的交往嚐試歷史悠久。極負責任的考古研究表明亞洲人類群落在美洲大陸的定居源遠流長。亞洲人種和美洲印第安人種之間的一系列共同之處似乎源於同一個根。在近代,這種聯繫由於卡布拉爾(Cabral)的船隊赴印度途中抵達並認識巴西後建立的初次海上聯繫而得以加強,並且不僅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海上航線,同時也通過葡萄牙王室的經濟和政治活動以及其後的一系列其它活動而變得持久而恆常。由亞洲和美洲(2)而認識到的新世界交織縈繞於歐洲王室,尤其是16世紀初的伊比利亞半島國家王室。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巴西之間的聯繫交往在該世紀後半葉通過作為葡中兩國間關係紐帶及作為對日貿易基地的澳門提供的開放機會而得以開始。後來,這種聯繫又通過該交往帶來的或澳門直接或通過里斯本間接輸入的“物與人”(3)而更加密切。於是澳門漸漸地和巴伊亞及里約熱內盧建立了對話。這種對話發展到多種形式,並且逐漸擴展到內陸地區。當時,受到葡萄牙影響的東部各地區都參與了這種交流。由葡萄牙文化在澳門、果阿、薩爾瓦多、累西腓、里約熱內盧以及世界許多其它地區勾劃的輪廓使這種對話更加協調、更加靈活、更加持久。

17世紀對於葡萄牙來説是其與亞洲和美洲關係極為動蕩的時期。對日本貿易的喪失及在馬六甲的失敗對於澳門的發展帶來極大影響,從而妨礙了其與葡萄牙貿易網絡中其它地區的靈活交往。印度商站運作的衰落、荷蘭通過其在大西洋和印度洋兩面夾擊葡萄牙航海地位的貿易公司而展開的世界性戰爭深深地動搖了葡萄牙在整個地區的存在。

葡萄牙的復興和在布拉甘薩(Bragança)王朝政權的確立帶來了對海外問題的新觀念。葡萄牙轉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巴西,因為它已逐漸成為蔗糖和煙草的高產地區,同時也是一塊由於其它歐洲列強在亞洲的擴張而放棄但可由它來填補空白的疆土。我們看到葡萄牙佩德羅二世(Pedro Ⅱ)國王企圖在巴西引入亞洲的香料生產。其種植已經開始但不久又於16世紀被禁止(4)。金礦及後來鑽石礦的開採同樣使巴西受到極大重視。與巴西的聯繫成為葡萄牙度過由於北歐列強的貿易公司在亞洲大規模展開侵略性商業行動所造成困難局面的唯一出路。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野蠻然而卻以極大的貿易優勢佔據了昔日葡萄牙在東方如長崎、馬六甲、科欽等地位的同時,荷蘭西印度公司在巴西的存在也帶來了不利和“諸多神話”(5)。然而,它並未扼制住巴西的發展並使它失去輝煌,亦未將其領土肢解。巴伐利亞商人在印度洋和西大西洋雙重的海盜式的然而有效的行動在巴西卻顯得怯懦無力。

里約熱內盧的中國亭
奧古斯托·馬爾塔(Augusto Malta)攝: 里約熱內盧州政府音像博物館檔案

在巴西引種亞洲品種一直伴隨著這樣一種想法,即不僅引進種苗,同時也輸入該種作物原產地的專業種植者。我們在引入錫蘭蔗苗(6)、中國甘蔗(7)、印度辣椒(8)以及後來中國茶葉的過程中可以發現這種關注。儘管我們都知道這種嚐試取得了比當年想象要大得多的成果,然而對於某些入的種植者的真正專業技能尚存有疑問(9)。但是,可以確認的是亞洲的特殊高產喬木和灌木開始成功地並且很早就進入了巴西莊園(10)。另外,還有許多果樹如麵包樹、丁子香樹(11)、麵包果樹(12)、東南亞的楊桃樹(13)、印度的各種無花果樹以及其它生命力極強的植物。其中許多已進入叢林和當地的土生植物融為一體,加入了巴西野生植物的生態體系。然而,原產於班達(Banda)群島的肉豆蔻(14)在引種的過程中卻並非一帆風順,遇到了極大的問題。這種植物的秧苗在適應性方面極其挑剔。

首批引進巴西的植物秧苗(15)於18世紀末經Caiena來自法國島嶼的胡椒種植園,通過巴拉州進入巴西而後擴散到各地。後來於19世紀曾兩次分別於1809年和1812年在澳門土生市政議員拉法埃爾·博達杜·德·阿爾梅達(Rafael Botadode Almeida)的協助下將馬加列納斯(Macarenas)群島同樣具有適應性的特別品種主要是中國荔枝樹(16)和樟腦樹(17)直接引入里約熱內盧。

在葡萄牙勢力範圍內的貿易領域,在總體上建立一體化經濟的企圖一直受到王室的阻撓。儘管在18世紀末巴西的煙葉特別是煙絲貿易曾進入澳門或經過澳門,但是果阿、澳門和巴伊亞及里約熱內盧巴西港口城市的商人積極策劃擴展與生產中心更加直接貿易航路的想法卻一直遭到海外行政官員的限制。這些政府官員曾多次然而委婉地反對或修改葡萄牙國王本人的意見(18)。澳門和巴西商人自17世紀走起就堅持並且到18世紀仍在頑固堅持的建立巴西和澳門間直接來往的幾次嚐試(19)直到簽訂了1820年的條約(20)即當時王室已在巴西的時候才得以實現,從而使貿易得以開放。在那個時期,葡萄牙的貿易量不得不依賴於巴西的港口,主要是里約熱內盧港。同時王室政權的決策者在那裡,並且還有大型生產基地。1808年巴西港口的開設是基於發展勢力範圍內的對外貿易,但也尚存某些缺陷(21),以致於阻礙了與澳門的直接通商。此問題直到1810年才予以解決。定期航線港口的設立可使17和18世紀果阿與巴西的直接貿易得以實現,但卻一直被認為是對已勾劃的政治一社會勢態(22)的一種威脅。同時,還惟恐巴西與色納河非洲東部地區的往來商品貿易受到攔截,從而為主要是向果阿的出口及宗主國的利潤收入帶來問題(23)

官方地位總是被非官方的勢力所代替。亞洲產品進入巴西巳變得不可控制。這主要是由於各航線的船隻利用了所謂的“自由權”(24),利用了這些船隻佯裝的緊急停留以及這些停留中有傾向性的看守制度,同時也利用了通過外國船隻進行的走私活動。這還不包括王室高官合法帶入巴西享用的大量東方產品。

印度定期航線船隻(25)的報告顯示已輸入大量的印度棉布,但也有中國的絲綢、瓷器、釉器、木桌及來自澳門的漆器。對於相當古老的青花瓷及那些後來被稱為“澳門瓷”的喜愛遍及種植甘蔗、煙草的種植園及礦區的所有巴西社會。被稱為“印度公司”的中國瓷器逐漸成為富裕家庭餐桌上的必需品,進而又成為裝飾品。這種興趣不僅存在於巴西的有錢階層,同時也存在於因澳門而引起的追求“東方物品”風潮的民眾之中。這種欣賞是對地球另一端的迷狂嗎? 是第一批居民的東方情懷嗎? 是對東方的偏愛嗎? 我不認為這是一種時髦,而是一種由於對東方風格所帶來的結構、形式和色彩最直接的認識所產生的情感反映。

顯而易見,在宗主國的帶動下,巴西接受了某些歐洲“中國古玩”的影響。這種影響痕跡處處可見,甚至有些痕跡可見於某些教堂舊式建築雕飾所顯露的“中國藝術風格”中。如米納斯傑拉斯州薩巴拉的聖母教堂。然而,巴伊亞州(26)和東北部地區的一些雕像式樣中則顯示了果阿和澳門基督聖像的直接影響,從中可以感受到與“中國古玩”毫無關係的文化適應過程。

難道説這種影響是宗教人士帶來的嗎? 難道説為我們帶來被稱做“Indipetas”(27)的所轄範圍內部的信息運動不能帶來直接的影響嗎? 禮儀之爭問題使許多曾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居住過的教士湧入巴西,同時也帶來了對當時風俗確實產生了極大影響的當地信息和風範。觀察巴西模式中的中國影響可以看到通過澳門的聯繫而帶來的最真實最和諧的接觸和源於歐洲的“中國古玩”式並經多次文化適應性沖刷的人工修飾之間的明顯區別。

澳門的扇子和瓷器
《帝國的審美趣味》展覽一角,王國初期博物館,里約熱內盧,1982。

葡萄牙皇族家庭在里約熱內盧的建立為巴西-澳門間的聯繫帶來了新的有意義的內容。除了政府文件轉而由受到里約熱內盧庇護的王室家族收取之外,還注重對巴西的發展。因為這是一片在歐洲到處動蕩充滿麻煩之時被保留下來的土地,並且向法國和英國鞭長莫及的遙遠領地的擴展。

在農業刺激的新計劃中,在羅德里格·德·弗雷達斯湖(Lagoa Rodrigo de Freitas)附近地區出現的茶園登上了吉如加厚實的山坡。沿著如今叫做卡斯托里納公路風景如畫的道路所穿過的地區仍保留著建於上個世紀被稱做“中國景觀”的門樓。其它的茶園設於皇家莊園,那是一個位於聖克魯斯的耶穌會士古老種植園。

中國茶葉種植者進入巴西可見於各種古籍及現代出版物(28)以及現存於里約熱內盧國家圖書館的文件之中(29)。對於這些資料進行全面的綜合性分析將有助於弄清這個問題。

關於土壤質量的資料及茶葉引種的成功與挫折,其意見不一且未有定論。大不列顛王國對葡萄牙的政治壓力不僅對自己的發展造成巨大損害,而且也影響了巴西和其它葡萄牙王國領地的發展。掌握著東方茶葉貿易權的英國毫無興趣看到茶葉種植在其生產先進及貿易發達地區有所進展。然而,在另一個歐洲民族統治下的巴西,生產空間卻非常廣闊。同時,儘管英國在海上稱霸但亦不能對其海岸進行控制。於是,同先前巴西發展蔗糖生產並成功將其銷往領地以外地區一樣,這種巴西有可能大量生產茶葉的情況使英國王室企圖扼制這一輝煌事業的發展。

僅須就這些有關巴西茶葉生產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就可以清楚明了當時的整個情況。然而,時至今日,這種情況依據的祇是零散的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資料。比如關於茶葉的味道,斯皮克斯(Spix)和馬修斯(Martius)描繪説“苦澀有土腥味”。

可是馬利亞·克拉漢(Maria Graham)(30)在品嚐之後卻對其大加贊揚。同一時代的卡爾·賽德勒(Car1 Seidler)(31)於1825年左右也贊揚唐·若昂(D. João)支持將茶葉引入巴西,並呼籲要重視對這種作物的引種,因為其產品質量極佳,和中國生產的茶葉相比略為遜色。賽德勒還對英國企圖扼制巴西茶葉生產進行了無情的抨擊。當時巴西已脱離葡萄牙而獨立。

對設於里約熱內盧的國家檔案館關於1814-1821年間聖克魯斯皇家種植園山坡茶園的第507號檔案櫃(32)的文件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通過這些資料可以感受到中國人在該地區社會中的發展及演變情況。通過分析工資、聘用人數、為滿足其風俗習慣需要而購置的物品和對其節日的描繪可以感受到主要定居於聖克魯斯地區(33)這一異族社會的興衰,並意識到其中有些人應該是已經放棄了種植園的艱辛勞動轉而經營製造和出售中國產品。其中有些是他們自己生產的,有些是通過合法或非法途徑經里約熱內盧港從澳門進口的。他們的主要客戶是夏季在聖克魯斯皇家莊園附近避暑的達官貴人。聖克魯斯風景如畫,擁有精巧別緻的新古典式貴族豪宅,居民來自四面八方,因而來自澳門的貿易商品對其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葡萄牙王室返回歐洲以及巴西獨立的消息很難傳到澳門。因此,在這以後的幾年中許多政府文件繼續送達里約熱內盧,使巴西對澳門的興趣依然如故,同時巴西在尋求與中國交流的過程中依然以澳門為其主要的貿易伙伴。

在當時擔任巴西駐葡萄牙全權公使的安東尼·梅內塞斯·德·瓦斯貢塞羅斯·德魯蒙特(AntonioMeneses de Vasconcellos Drummond)(34)1846年10月的一份文件手稿中可明顯看出巴西政府對澳門和中國發展農業的技術表現出來的興趣(35)。在瓦斯貢塞羅斯·德魯蒙特親自起草的這份文件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在農業方面交流先進技術的現代觀念,其瞭解中國農村社會的慾望和當時關於此問題進行評論的文章目錄以及由於在里斯本缺少當時澳門有關資料所表現出來的憂慮(36)。瓦斯貢塞羅斯·德魯蒙特告訴我們每年僅有兩三艘船隻開赴遠東的葡萄牙港口購買茶葉以僅供王國享用。他還不無焦慮地引述過説里斯本同澳門的聯繫並非密切並且在葡萄牙首都很難得到關於澳門的情況。在這不久之前,巴西駐澳門領事若阿金·佩雷拉(Joaquim J. Pereira)去世,他曾想建立巴西與澳門的貿易聯繫,並為此做過深入調查。巴西駐里斯本公使的這篇文章認為上述領事的謝世令人惋惜,“因為從他那裡可以得到第一手資料。他是一個知識淵博善於調查研究的人……”(37)

路仁達斯(Rugendas):中國人在里約熱內盧植物園中種茶

約翰·莫里茲·路仁達斯(Johann Morits Rugendas)著《詩情畫意的巴西之旅》插畫賽爾吉奧·米利埃特(Sérgio Millier)譯,第2版,聖保羅馬丁書店,1949。里約熱內盧國立圖書館藏。

在現存於巴西有關澳門的資料中,聖保羅市立圖書館存有一份具有重要意義的手抄本文件: <迪奧格·巴杜恩·達塞拉乘聖母受孕暨大盧濟塔尼亞號船赴澳門、中國、木薩米迪西和里約熱內盧的報告>。現對該份文件的研究正在與對里約熱內盧國家圖書館保存的若熱·德阿基諾·基馬良斯·依弗雷達斯(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e Freitas)的《澳門回憶》的研究同時進行。

對現存巴西公共及私人檔案資料連同博物館和個人收藏物以及植物種類的研究,將會為澳門和巴西的昔日聯繫提供更多的佐證。這種“對話的歷史”也許會更加增進這兩個地區現在及未來的關係。用現代觀點分析這種關係可以看到澳門對巴西人來説一直是一種美好的回憶。對地球另一端的好奇心似乎越來越重。但是,從另一方面,也可以注意到在巴西定居的澳門人已融入巴西社會。

分別於1982年和1983年在里約熱內盧第一王國博物館舉辦的展覽會,即1982年5月至11月的《帝國風情》展和1983年1月至4月的《赴印度之路》展為我們帶來了有關澳門的信息,包括景觀、居民、文化等情況。無論是力求展示在19世紀初曾對巴西產生過影響的多元文化風情的前者,還是顯現巴西多元化文化傳統淵源的後者,都説明了來源於澳門的文化樣板是重要的,並看到其在社會各方面所造成的深刻影響。對於某些人也許是許多人來説,“澳門這個名字和巴西傳統家庭必不可少的‘大湯盆’(38)已毫無聯繫。它已活生生地標誌著一片綠色的土地。在那裡,有如同我們這裡一樣的葡萄牙式建築,但卻顯露出中國文化的影響。在那裡有和我們操著相同語言的中國人。”(39)

這些聯繫澳門和巴西沿海城市特別是其姐妹城里約熱內盧的相似之處為我們展現了一種友好、共識、全面交流行動更大發展的前景。

無論是里約熱內盧還是澳門對於維護多元化生態環境都負有相同的責任。它需要一種有意識的行動,並以各種想法和方案的交流做為支柱。聯合國大會為21世紀生態環境制訂議案過程中所規定的對文化傳統的維護和對全球景觀必不可少的保護可成為未來幾個世紀加強這種對話的依據。

李長森 譯

【註】

(1)這種分析對於聯合國生態環境與發展國際大會(CNUMAD)於1992年6月在里約熱內盧制定21號議案極為重要。

(2)並且同樣在非洲。

(3)一般指物品及樣品。

(4)該項禁令並未能制止生薑這種在土層下生長的根莖植物並在整個巴西發展。

(5)比如當時在荷蘭人佔領地區發生的對當地民眾科學文化發展所採取的過火行動對我們來説似乎是神話。

(6)即《Cinnamomum zeylanicum》。

(7)即《Cinnamomum cassia》。

(8)即《Piper nigrum》。

(9)資料顯示進入巴西被稱做“卡納拉人”的辣椒種植者原為印度卡納拉地區的基督徒。他們對於種植辣椒的經驗和知識甚少。然而斯皮克斯和馬修斯在《巴西遊記》第一卷第75頁中説19世紀初為種植茶樹而輸入的中國種植者是在中國內地經過挑選的。

(10)大部份為Cinnamomum zeylanicum,即為錫蘭甘蔗,但也有Cinnamomum cassia,即中國甘蔗。

(11)即《Eugenia malaccensis》。

(12)即《Artocarpus incise》。

(13)即《Averrhoa carambola》。

(14)即《Myristica fragans》。

(15)肉豆蔻為雌雄異株植物。根據對這一現象的仔細觀察,斷定不可引種。

(16)即《Nephelium Litchi(Cambess),L. Chinensis de L. 》。

(17)即《Cinnamomum camphora》Th. Nees&Eberle。

(18)儘管在一些官員的報告中可以見到開放的願望,如<即將擔任阿羅納行政長官的Assumar伯爵1745年於果阿發出的信件>,見73號檔案櫃16號文件第22頁,或<印度總督1783年關於澳門港口與城市的指示>,見37號檔案櫃第4號文件(複印件)第43頁。

(19)見里斯本地理學會雜誌刊登的António da Silva Rego神父的文章<澳門和巴西的直接交往-夢想成真(1717-1780)>。該文對此事的敍述極為詳盡。

(20)1910年5月13日由攝政王子D. João簽署的特許令。該命令免徵由澳門使用葡萄牙船隻直接出口中國商品在進入巴西海關時的關税,以及同年7月7日關於免徵什一税和關税的修正案。為此硏究1809年的文件《登岸者Diogo Vieira de Tovar e Albuquerque致Anadia伯爵匯報葡萄牙在亞洲設施情況的信涵》是有意義的。

(21)1808年的條約僅涉及對外貿易。

(22)作為例證之一,我們可引述18世紀末為爭取解放而發生在果阿和巴西(米納斯叛亂)的政治運動。

(23)18世紀末的文件展現了關於這種聯繫可能性的嚴重爭論。見果阿檔案館António Luís da Camara Coutinho總督的信件。

(24)海上船員可在船上攜帶一定數量商品的權利。

(25)我們願意可引述José Roberto do Amaral教授的硏究論文<巴伊亞和印度的定期商船>,卷號338。該文載有關於此問題的最好資料。

(26)特別是在Cachoeira地區。比如在Matriz的雕像藝術中所見。

(27)Indipetas:指在相距很達的國家進行工作的耶穌會傳教士間相互發出的信件。

(28)正當我們這篇文章即將完成之際,我們收到了Carlos de Moura和José Roberto Teixeira Leite兩位教授亦涉及該問題的論文。

(29)主要是第507號檔案櫃的文件。

(30)見Mary Graham的《訪問巴西及在該國1821·1822·1823年居留期間的日記》。譯者Américo Jacobina Lacombe,聖保羅1956年出版。

(31)見Carl Seidler著作《巴西的十年》。

(32)該檔案櫃文件涉及聖克魯斯自1795年起的莊園。

(33)聖克魯斯為里約熱內盧市一部份。

(34)見IHGB號檔案櫃卷7第14頁。

(35)日期為同年。存里約熱內盧國家檔案館。

(36)瓦斯貢塞斯·德魯蒙特這份帶有當時想像不到的生態環境與發展觀念的文件引起對它進行多學科的觀察研究,以待將來發表。

(37)該文件日期同樣是1846年。現存於里約熱內盧國家檔案館。文件來源於1815年至1835年間由José Ignacio de Andrade自印度和中國發出的信件,其中涉及茶葉的種植和飲用方法。從中亦可看出佩德羅二世國王對引種茶葉的興趣。

(38)大約在40年代,許多巴西兒童將湯盆稱做“青花瓷”,而有時也把湯稱做“澳門湯”。

(39)引自《赴印度之路》展覽會參觀者原話。該展覽於1983年1月至4月里約熱內盧第一國家博物館舉辦。

*Fernanda de Camargo-Moro,巴西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博物學家、考古學博士、環境歷史和歐洲在亞洲和美洲擴張引致環境衝擊課題專家,博物學研究、人類科學和環境科學研究中心主席,“香料之路”計劃主席,曾為主導計劃的作者,主持伊塔伊布比那修納爾(Itaipu Binacional)水電生長博物館移植工作,組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博物館》雜誌關於葡語國家博物館特刊,創立了博物館,葡語國家博物館和葡萄牙研究的三年期會--葡語國家的專家,博物館和機構的國際性組織,當選為1980-1983博物館國際委員會委員:博物館國際委員會考古和歷史博物館國際組織主席(1989),為委員會在聯合國環境和發展大會上的代表;1992年全球環境會議UNCED (CNUMAD)期間博物館和環境國際網絡的指定主席。自1974年起任聯合國PNUD CEPAL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顧問。

本冊第 5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