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鄭和下西洋對中外文化交流的貢獻

黃庭輝*

從明朝永樂三年(1405)回族航海家鄭和等人率領由漢、回等民族的官兵二萬七千餘人,船隻六十二艘組成的龐大船隊第一次出使西洋各國,到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間,先後七下西洋的空前壯舉,無疑是中國歷史上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影響是巨大深遠的,也是始料不及的。鄭和等人七下西洋不僅在發展中國和亞非各國的政治和經濟的友好關係方面貢獻是巨大的,而在發展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可以説也是巨大深遠的。下面就幾個方面的情況來談一談個人的一些看法。

促進中國與“西洋”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鄭和七下西洋,打開了門戶,刺激了中國走向海外,尤其是通向近鄰——東南亞的航行,促進了華僑對南洋的開發。正是在鄭和的時代,爪哇、舊港等業已形成了穩固的華僑社會。鄭和以後,我國東南沿海的人民,仍置海禁而不顧,繼續南渡而移居南洋及南東亞地區。今天活躍在這些地區的大部份華僑,可以説是這一時期移居去的中國人的子孫。在他們中間,鄭和等人被神話,受到崇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1)

鄭和下西洋時代及前後,華人或私自或隨人或犯禁而往南洋經商貿易或扎根於彼者是大量的。史書上談到流寓渤泥國(今北加里曼丹及文萊一帶)的中國人時,則謂“華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2)又云: “凡唐人(指中國人)至其國,其甚愛敬,有醉者則扶歸家寢宿,以禮待之若故舊。”(3)可見其與土著人相處得十分友善。事實上,在明中葉以後,隨著鄭和下西洋、海上貿易的發展,我東南沿海的人民移居該地者則更多了。正如《明史》卷325,《渤泥傳》所載: “華人多流寓其地。嘉靖末閩、粵海寇遺孽逋逃至此,積二千餘人”。更有海商林道乾從臺灣雞籠山(今基隆)“揚帆直抵渤泥,攘其邊地以居。號道乾港”(4)説明明中葉以後,渤泥已成為華僑聚居地之一了。

事實上有不少華人是隨鄭和下西洋到達該地,留居於彼,而後發展成為華僑聚居地,甚至成為華人統治的地區。史載: “婆羅,又名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永樂三年十月遣使者(即鄭和)齎璽書、綵幣撫諭其王。……萬曆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後竟據其國而王之。邸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篆文。……言永樂朝所賜。”(5)明人張燮的《東西洋考》,亦有類似記載。云“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至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見該書文萊傳)。

又《明史》卷323《麻葉瓮傳》云: “永樂三年十月遣使璽書賜,招諭其國,迄不朝貢。……後元史弼、高興伐爪哇、遂破……。其病卒百餘留養不歸,後益繁衍,故其地多華人。”

在爪哇國(今屬印度尼西亞),永樂三年鄭和出使該國。宣德七年入貢明朝。其國“人有三種,華人流寓者,服食鮮華”。即在當時就有不少華人居此,其實中國的商人早已來往不斷。以後到萬曆時,更是“中國商人往來不絕”,逐漸形成一個華人聚居的新村,“其村主即廣東人,永樂九年遣使貢方物。”可見在鄭和時代也已經形成為一個華人居統治地位的地方。

就是華人寓居較早的三佛齊、滿剌加等國(今屬印度尼西亞),雖然在洪武年間,華僑已經很盛,但在鄭和下西洋的前後,仍有粵閩乃至內地的一批批華人,流寓於彼。少則數人,多則上千,其頭目甚至“雄視一方”。(6)永樂年間,朝廷屢次下詔或遣使詔諭海外逃民。如永樂五年(1407),鄭和自西洋還,就遣人招諭過舊港頭目華人陳祖義。祖義詐降,潛謀邀劫,還是(舊港)另一頭目施進卿告於鄭和,才將祖義擒獲、伏誅。之後又正是鄭和奏請明朝在此地設宣慰使司,委以施進卿為宣慰使。可見雖然明朝海禁很嚴,且三令五申詔諭所謂“逃民”,但終究禁不住已被打開的大門。人們仍絡繹不絕地踏上南洋異國而成為華僑。鄭和下西洋對於華僑開發南洋是大有促進的,華人不斷移居該地區進行農墾營商,也是阻擋不住的,統治者所謂“海賊”、“逃民”,今天看來,衹不過是違犯“海禁”、反抗明朝的下層人民而已。

今天,在從東南亞各國留下的大量鄭和遺蹟和傳説來看: 在馬來西亞其馬六甲有山日三寶山或“中國山”,鄭和等人第一次下西洋時,曾駐扎於此。相傳永樂三年(1405)鄭和在此山築城。城在山峰之巔,城樓雉堞,皆中國式樣”。山上有華僑墳墓、乃鄭和隨行人員或遺留華人死後葬於此。後來成為該處華僑公墓。(7)

在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傳説古時也有“三寶廟”(8)。鄭和等人訪問該島時,曾贈給“亞齊”王子一座大鐘,該鐘現存亞齊的萬達拉惹博物館附近。在爪哇有名城三寶瓏,又名壟川,相傳鄭和最初在此登陸並開港。在附近獅子山上有三寶洞,華僑相傳鄭和歸真於此。因此在洞內塑有他的像。以後華僑每年在鄭和等人登陸的日子(農曆六月三十日)要舉行盛大迎神巡會,抬著鄭和像出遊(9)。又如明人張燮《東西洋考》載: “在爪哇之順塔(今雅加達)有石椗。相傳為鄭和所遺”。而在何喬遠的《名山藏》一書中,也有類似記載。

在泰國,明時稱暹羅,鄭和及分倧船隊,曾三次到此訪問。也曾修有“三寶廟”,祀中官鄭和”。又修建了多處佛寺,也是“永樂間,鄭和所建。”(10)在曼谷也有“三寶禪寺”,乃華僑為紀念三寶太監鄭和而築。(11)

在文萊(即婆羅)、真臘(今柬埔寨)、古里國(今印度卡利卡特)等,都留有中國碑、三寶廟或三寶石刻,為人們代代紀念。

這些遺蹟和傳説,一方面説明鄭和等人七下西洋對南洋及東南亞各國人民在政治、社會生活方面的進步起著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部份人員遺留於彼,或因航路大開,中國東南沿海各族人民隨之而至者必不少。他們同當地原有華人一道開發該地,成為華僑之先驅者,為南洋、東南亞的發展與進步做出了貢獻,而為華僑和當地人民代代奉若神明而頂禮謨拜。

以上講了華人“走出去”,增加了南洋的民族成份,這是中外民族交流的一個方面: 而另一方面,還有“請進來”或自願來華者,即通過朝貢貿易或民間貿易,南洋及東南亞等地各族人民也有寓居或紮根中國者。這在明初就有,據史書記載,有“拾班、古里國人,慕德來歸,授為南京錦衣衛鎮撫。”他來自印度西海岸一個伊斯蘭國家。從名字上看,可能是一位伊斯蘭教徒,因而在鄭和下西洋時,被選為隨員,於“宣德五年初出使西洋,宣德嘉其功勞,陛為副千戶,賜姓名曰沙班。”(12)就是一個例證。永樂六年(1408),有明史上第一個海外國家國王,即渤泥國(今北加里曼丹北部的文萊蘇丹國)國王麻剌惹加那,偕王妃、子女、親屬及陪臣共150餘人,前來中國訪問。6月入都會見明王朱棣,受到隆重的接待和豐厚的賜予。10月國王病逝,年僅28歲。明成祖朱棣,不勝悼惜,竟下令停朝三日,祭葬南京安德門外石子崗,並在墓前豎碑立祠,謚“恭順王”,又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三戶為墳戶,世代為之守墓。”(13)因其國信奉“回教”,被視為中國回回之新成員,故俗稱該墳為“馬回回墳”(或有其後人遺留改“麻”為“馬”者,此二字音近似故)。或當有遺留之成員,不見史載,存此假説,以待將來。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鄭和第五次下西洋後,促成了蘇祿國(今菲律賓蘇祿群島)東國酋長巴都葛巴塔剌、西國酋長麻哈剌托葛刺馬丁,故峒國酋長之妻叭都葛巴拉卜率親屬及隨從頭目340餘人,於永樂十五年(1411)來華訪問。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極隆重的接待,並分別封他們為東王、西王和峒王,“賜誥命及襲衣、冠服、印章、鞍馬、儀仗。”隨從頭目三百餘人,也各賜冠帶、金織文綺、襲衣不等。(14)在北京27天後,於8月27日啟程回國。9月3日東王巴都葛巴答剌不幸病逝於德州(今山東德州市)。成祖聞訃,立遣禮部郎中陳士啟等至德州賜祭,按王禮厚葬,謚“恭定”。第二年,朱棣又親自為蘇祿東王墓碑寫了“碑文”,並“樹碑墓道,以垂長久。”(15)除王長子都馬含回國繼位外,命次子安都魯、三子溫哈喇、王妃葛木寧及侍從十餘人,世代留居德州守墓;明朝政府賜祭田二頃三十八畝。又從歷城縣“拔回回夏乃馬當、馬丑斯、陳咬住三戶,同原東王子安都魯等“相兼守墳,優免雜煩差役”。(16)該國乃信奉伊斯蘭教,以回戶供其役使,正是對其信仰和風俗的尊重,且東王後人“言語不通,與漢人相接,皆回民導之,子孫遂習回俗”,又以伊斯蘭教為紐帶,與周圍“回民世為婚姻”(17)主要與守墳戶夏、馬、陳通婚,日後生齒日繁,遂在墳墓周圍發展成為一個以蘇祿穆斯林後裔和中國回族融合的小村落,清史上稱為“北回營”,這就是現在的該市北郊長莊鄉北營村。這個中外融合而成的回民村,成為山東回族來源之一,為中國回族增加了新的血液。這就是鄭和下西洋前後,對促成東南亞穆斯林民族和中國回族的交流和融合的貢獻。

促進伊斯蘭教佛教在東南沿海各國的發展和交流

在下西洋途中,鄭和等人為了增進中國人民和亞非各國人民的友誼,從傳統的對外政策即“王者無外,王德之體,以不治治之”(見費信《星槎勝覽》序)出發,尊重各國人民的風俗,特別是宗教信仰。當時主要有兩大信仰——伊斯蘭教和佛教。鄭和等人正是利用其穆斯林和“佛門弟子”之雙重身份,忠實執行明朝的對外方針,對所經各國,如伊斯蘭國家南渤泥、亞齊、古里山、法祖兒、天方、阿丹、忽魯謨斯等國,佛教國家占城、暹羅、錫蘭山等國的宗教信仰,一律給予尊重和崇揚。

1)傳播和崇揚伊斯蘭教

鄭和等人為了發展中國和東南亞諸國的政治、經濟關係以便建立穩固的基地,實現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遠航,在東南亞各國除尊重少數的地區的佛教信仰外,針對多數國家還處在崇拜偶像,即“尚怪”(18)(如彭亨國,今屬馬來西亞之一州)或“崇信鬼教”(如爪哇等)(19)的原始落後狀態,大力傳播伊斯蘭教。一方面在原佔人口少數的伊斯蘭教地區,使之擴大和鞏固,促成穆斯林的華僑社會的形成和穩定;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原始信仰地區,革除陳規陋俗,廣泛地傳播伊斯蘭教,以建立華人回教(伊斯蘭教)社區並以此為基地向四周擴散。

在爪哇,據外國學者,特別是印度尼西亞學者的研究,最早在十三世紀才開始有伊斯蘭教的傳教活動。這是由東來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為貿易之需,自發傳播的。而廣泛的傳播,卻是在鄭和下西洋時代。據印度尼西亞學者芒雅拉查·翁昂·巴林相岸的《端古勞》一書所説:1405年鄭和訪問爪哇以後,1407年在舊港便產生了華人回教社區,接著在1407年在安哥、安卓爾(位於雅加達至丹絨不祿之間)、室里汶、杜板、錦石(即革兒昔)、惹班及爪哇其他地方。回教堂紛紛建立起來了。(20)

另一位著名語言歷史學家斯拉然穆里亞納、在其《印度——爪哇王朝的覆滅和努山打拉伊斯蘭教國家的興起》一書中也寫道: “鄭和先是在巨港、後來在山巴斯(西加里曼丹)建立穆斯林華人社區,接著又在爪哇沿海、馬來亞半島和菲律賓等地建立類似社區,他們按照哈納菲教派(伊斯蘭教四大法學派之一、中國伊斯蘭教也屬此派——筆者按)的教義和義務,用華語傳播伊斯蘭教。”(21)正如英國人馬禮遜《外國史略》中所記“眾島(指南洋群島)之中,牙瓦最貴。古名小爪哇……明永樂三年,有回教主(即指鄭和)領大軍強服其土民,使棄偶像,而拜回回教主”。(22)以上説明在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即將中國伊斯蘭教的遜尼派、哈里菲教法學派在爪哇進行傳播,勸土民族棄“鬼教”;在其影響下,在1407年在舊港產生了“華人伊斯蘭社區”並通過華人向四周擴散。正是這樣,還使一些地方由佛教改宗了伊斯蘭教。據印度尼西亞華僑王覺先先生在1928年《南洋研究》卷2第2期上説: “南洋荷屬西里伯島(又名西里伯斯島,今蘇拉威西島)望加錫北部日外城。明時鄭和巡遊至此,該地冊封其酋長為王,其俗奉佛教。後宗回教(即伊斯蘭教)”。這當然與明朝政府在舊港立宣慰使司,並由鄭和提拔華人施進卿任宣慰使,從政治上施加影響密切相關的,而且正是以舊港為基地作為示範,逐步推廣。先後在山巴斯(西加里曼丹)、爪哇沿海、馬來半島和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建立類似“社區”。也正是借助伊斯蘭教的傳播,“政教合一”的“華裔穆斯林社區”的建立,控制和穩定了南洋及東南亞一些落後國家和地區之政局,以便更好地實現走向廣闊的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而無後顧之憂。鄭和下西洋,正以伊斯蘭教為紐帶加強了南洋東南亞華人和土著居民的團結,促進了其文明程度的提高。

2)出訪天方等國,崇揚伊斯蘭教,增進了中國人民同伊斯蘭教各國人民的友誼。

鄭和等人在下西洋途中,對東南亞一些伊斯蘭國家,如滿剌加、亞魯、南渤泥等國宗教十分尊重外,他的主要目標是通向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所以在永樂三年(1405年)第一次出便西洋就到達了古里國(今西印度的卡利卡特),這個從“國王及大小頭目及國人大半皆奉回回教門”的國度,進行友好訪問,極力崇揚其故有伊斯蘭文化,並於永樂五年(1407)在此建立碑庭,立石題詞曰: “其國去中國十萬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23)。宣德六年(1430年)鄭和以62歲的高齡老人,首先安排了後事: 重修了南京淨覺清真寺,留下了“世代守之”的遺訓,最後一次下西洋,再次訪問了古里,或許身體不適,停了下來,不能親往天方國,實現其踏著祖先的足蹟,去履行最神聖的朝覲功課(我想他是抱恨終身的),衹好派遣回族穆斯林馬歡等七人隨古里船隊前往天方國。馬歡等人,帶著穆罕默德的“穆斯林皆兄弟”聖訓,為中國和阿拉伯穆伊斯林世界的友誼,樹起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3)對各國佛教信仰的尊重和崇揚,促進中外佛教文化的文流。

鄭和等人在下西洋途中,所到佛教國家,如占城、暹羅、錫蘭山等國,對其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尊重的,而且修建了不少中國式的佛寺和佛塔。明朝人張燮在其《東西洋考》一書中就記載了鄭和等人在暹羅建佛寺,寫道: “永樂間鄭和所建,寺甚宏麗,佛高與屋齊。”藉以傳播中國佛教文化。

因此,鄭和受到了所到佛教國家極為隆重的接待。鄭和等人正是利用其“佛門弟子”的另一重身份,“以崇皇圖之治”使中國佛教文化更廣泛地傳播,以“宣敷教化”。這就是清代詩人黃遵憲所説的: “每以佛光明,表欽帝咸德。”(《人境廬詩草》卷六<錫闌臥佛寺>)。

在這些佛事活動中,最為重大的是對錫蘭山國的“佈施金銀器”這一事件。因為在佛教盛行的南亞地區,錫蘭山國(今斯里蘭卡)曾是佛教中心。佛教在此傳播具有悠久的歷史,它對該地區影響很大。為此,永樂七年(1409),鄭和等人第二次出使西洋到達錫蘭山國時,為了加深與當地人民的感情,增進相互瞭解,為了表示對佛教的崇敬,特別對其佛寺進行了佈施,並立碑勒文以垂永久,乃曰: “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紵絲寶幡、香爐、花瓶、表裡、燈燭等物,佈施佛寺,以充供養。”: “為世尊鑒之。總計佈施鍚蘭山立佛立寺供養金一千錢,銀五千錢”。(24)此碑説明,鄭和等人崇揚佛教,不僅對信奉其教的各國人民“宣敷教化”求得和平和友好的交往,以促進中國和亞非各國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相互學習,相互補充,相互為用;而且該碑是用漢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刻的,似乎是儒、佛、伊(斯蘭)三種宗教文化的相互尊重和和平共處的象徵。鄭和之用心良苦,也就在這裡。此碑至今仍作為中、斯兩國友好關係史上的一件珍貴文物而保存在錫蘭博物館中。

圖書典籍的贈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向亞非各國傳播文化,進行思想學術的交流,贈予中國優秀的典籍是一個重要手段。據《明實錄》記載: “永樂二年九月辛亥(十三日)命禮部裝印《烈女傳》萬本,給賜諸番”。其中一次賜給暹邏國王的《古今烈女傳》就達百本之多。由此可推,鄭和等人舟車所至的國家和地區,幾乎都能得到明朝政府贈送的《古今烈女傳》。如此廣泛地向海外各國贈送書籍,實為當時中國與亞非國家之間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雖然此書早已佚失,但從朱棣為其所寫《序文》中知道實乃“俾為師民知所以教,而國門知所以學,庶修身者不致以家自累,而內外有以相成全……則立天下之大本已具”,可以“體經綸之功大,復虞周之盛”,這是發揚光大武王周公的事業,為在海外“修太平之業,而向各國宣揚“經綸之道”,革除某些國家的落後野蠻習俗,消彌其內訌,以達到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寧。正如成祖朱棣曾對輔臣們所訓戒的: “四夷順則中國寧。……四海萬民家給人足,然後朕與卿等共享治平之福”。(25)明朝向海外贈書當不止此一種。據嚴從簡《殊域周咨錄》記載,僅安南一國就對中國圖籍包括經、史、子、集四部擁有豐富的庋藏,其中儒書一項就列有33種之多,它如“天文、地理、曆法、相書、算命、克擇、卜筮、算法、篆隸、寶醫學諸書,並禪林、道錄、金剛、玉把諸佛經雜傳,並有之”,(26)其中一部份就是中國贈送的。至於如占城、高麗、日本、琉球等國人,從其對漢學研究之深,對中國圖書之渴求,恐怕贈予的也不少。這就大大便利了海外各國對中國先進文化的學習;正是這些國家從中獲得了社會效益,所以要求得到更多的中國典籍。於是就有安南國陪臣黎文元於明英宗天順元年(1457年)六月奏稱“詩書所以淑人心,藥石所以壽人命。本國自古以來,每資中國書籍等材,以濟壽域。今乞循舊習,以帶來土產香味等物,易其所無、回國資用。”(27)英宗朱祁鎮當即答應了他的要求。在南洋各國中,安南是收藏中國書籍較多的國家,卻要以土產香味等物,來換取其沒有的書籍,中國的優秀文化遺產為西洋各國所仰慕,可見一斑。隨後海外諸國派遣人員到中國留學的人逐漸增多。鄭和等人不愧為向亞非各國人民傳播中國文化的先驅者。

頒給曆法、冠服及科舉制度以輸出中國封建的政治、教育制度

中國封建政治、教育制度中最具特色者,莫過於曆法、冠服及科舉制度。而“頒正朔(曆法),易服色”,歷來就是封建王朝對內對外的兩件大事。鄭和等人在出使西洋各國的過程中,忠實地執行了明初的對外方針。“所至頒中華正朔,宣敷文教,俾天子生靈,旁達於無外”。(28)從《明會典》所載曆法曆注的六十二事來看,內容包括國家政治、社會生活、封建禮俗的各個方面;説明這一舉措,不僅僅在於輸出比較精確的曆法,主要是要求海外諸國承認明王朝的“正朔所在”,承認其“威德”,承認這個中心,以便向明朝學習。明朝對之實行引導,以此作為“變其夷習”的依據罷了。鄭和等人,所到之處也是一面向各國人民採風問俗,瞭解各國情況;而更多的帶給該國以中國封建文化,讓其“以獲睹天朝太平樂事之盛”,並用中國之文明,一改其“原始落後”的習俗。這才是實際內容或根本。至於明朝政府賜給亞非,特別是東南沿海各國的冠服、襲衣,祇不過是移風易俗,接受中國政教制度的形式而已。所以有人評論鄭和下西洋時期,海外一些國家,從“不習衣冠疏禮義”達到“仰慕中國衣冠禮儀”,是其由落後蒙昧狀態向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是有道理的。

對於一些能通漢文字的海外國家,如高麗、安南、占城,明朝還遣使頒科舉詔於其國,“而欲納於合教同文之盛”(29),那是在明初洪武朝就開始了。鄭和等人也只是擴大其影響,促進其對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更深入的學習罷了。

對中外科學文化交流的貢獻

鄭和下西洋對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的貢獻也是多方面的、影響也是深遠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在曆法方面,鄭和等人在出使各國時期間奉命向各國特別是東南沿海各國頒佈中國曆法。從統治者來説是要借此“宣敷文教”“化及蠻夷”,以達“萬邦臣服”的目的,但客觀上卻促進了海外國家天文曆法的精良和進步。而且中國的先進科學文化和生產技術,諸如曆法曆注中所述的“療病(求醫、針刺)”,“裁製”、“興造動土豎柱上梁”、“繕城郭”、“開渠穿井”、“栽種、牧養”、“安碓磴”、“平治道塗”(30)等項科學技術,必然隨之傳播到亞洲各國,這就會有利於促進各國科學文化和生產技術的發展。至今在東南亞各國流傳的關於鄭和等人教會他們“架木為屋”、學習耕種牧養、掘土打井、採藥治病的傳説和神話,不正好説明鄭和下西洋對其原始落後狀況之改變和科學文化的進步有著開拓性的貢獻,而為人們所“神化”、世世代代所敬仰。而今在東南亞各國存留的關於鄭和的所説“三寶井”、“三寶瓏”的一類遺蹟,就是最好的歷史見證。正如楊文瑛在《暹邏雜記》一書所説“大抵在事物之不明其理者,不日三寶公所教,則稱三寶公所為”,可見其影響之巨大。

2)在天文和地理學方面,鄭和下西洋將中國文化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結合起來,促進了中外航海技術和海洋科學的發展。《鄭和航海圖》正是記載這一成果的寶貴資料,也是中外科學文化交流的歷史見證。它成為中國真正天文航海法“觀星法”的現存最早的文獻。而這本圖中,則採用了善於航海的阿拉伯、波斯的觀測器“克馬”(中國稱“牽星板”)和阿拉伯人關於星座的知識,特別是鄭和等人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航行中,阿拉伯人所傳授的天文航海法起了重大的作用。鄭和等人正是直接或間接的吸收了阿拉伯人的這些天文、航海的知識以充實和更加發展了中國的航海術。所以鄭和所製《航海圖》及所使用的航海術,從某種意義上説,正是中國文明和阿拉伯-伊斯蘭文明融合的產物,也可以認為是十五世紀世界史上科學技術交流的一大成果。

另外,他們繪製的《鄭和航海圖》不僅是中國僅存最早的海洋地圖,也是世界上較早的海洋地圖。鄭和的隨員馬歡、郭崇禮、費信及鞏珍等人所著的《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誌》等著作,記錄了沿途各國的山川、地理、氣候、居民生活和社會組織、宗教信仰、風情民俗等情況,留下了各國珍貴的歷史地理資料,不僅增進了中國人民對世界的瞭解和認識,為中國地理學樹立起了一塊新的里程碑,而且對世界航海學和海洋科學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3)對東南亞各國度量衡器的贈予,也是中外文化上聯繫進一步加強的一項舉措,中國度量衡制度早已有統一的法,到明代,各器大備且均“已有一定法則”,便於民間使用。當時南洋諸國,沒有中國一樣完善的度量衡制度,不僅不便於民,更不便於國際間的貿易。在一些國家,如占城國,“國人狠而狡,貿易往往不平”(31)正給奸人提供了可乘之機,有的地方如靈山國,還處於一種以物易物的原始狀況。為了便民利國,一些國家要求實行中國式的度量衡制度。遂有暹邏國於永樂二年(1404年)“遣使奈必等奉表謝恩”之際“復乞賜量衡,俾國人永遵法式”、(32)成祖朱棣則立即批准贈予。將中國計量科學之成果傳播到海外國家,對促進海外國家的文明進步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對建築、繪畫、雕刻等藝術交流的貢獻

鄭和等人出使西洋中,為了崇揚伊斯蘭教和佛教,在國內外修建了不少清真寺、佛寺和佛塔等建築工程。它不僅傳播了中國的建築、繪畫和雕刻藝術,同時也將西洋各國特別是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這幾方面藝術吸取回來,從而大大豐富了中國的文化藝術寶庫。

1)在建築方面;鄭和等人在海外諸國訪問時,如宏揚宗教文化,在各地修建一批中國式的佛寺、佛塔、殿宇和伊斯蘭教的清真寺,甚至中國式的城池。如在暹邏所建中國式的佛寺、“三寶寺殿”、“三寶寺塔”、卓楔、西塔;在麻六甲建的“三寶城”;在爪哇、舊港等“穆斯林華人社區”,建立的清真寺等,都傳播了中國的建築藝術。

如在暹邏的“三寶寺殿”,據陳倫炯的《南洋記》記載和傳説,正是鄭和等人按中國的建築風格興建的,甚為宏麗壯觀的佛寺。又如該國的“‘鍚門’,乃華人出入必經之處,鄭和為建卓楔,匾曰: ‘天竺國’”(33)這些舉措不僅推動了該國佛教文化的發展,也必然對其建築藝術產生深刻的影響。

至於鄭和等人在爪哇、舊港等地所建“回教堂”(即伊斯蘭教清真寺)大多不存在了,有的則改為祭祀鄭和等人的“三寶廟”、“三寶寺”一類的建築。這些遣蹟“基本上是類似其他中國佛寺”、“具有東方的、寶塔形的曲折的房檐,高聳的紅柱子,環繞著寬敞的門廊”。(34)

在麻六甲“有一三寶城,建在山峰之上,城樓雉堞,都為中國式,相傳為明三寶太監鄭和所建”。(35)此為傳播中國城市建築藝術一例。

同時,鄭和等人,也注意吸收西域和阿拉伯伊斯蘭建築藝術和海外佛教建築藝術之精華,以豐富我國的建築藝術。鄭和在主持修建南京大報恩寺及琉璃寶塔時,就將中國古典建築與海外的佛教建築藝術巧妙地結合起來,達到了舉世無雙、巧奪天工的藝術高度,為中外人士所嘆為觀止。史載: “永樂時,海外蠻夷、重譯至者,百有餘國,必頂禮讚嘆而去,謂四大部洲(即世界之意)所無也”(36)。又如福建閩侯縣西北的鳳凰山南麓,有著名剎雪峰寺,為該省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座禪院。據《雪峰誌》記載,在明永樂中,三寶太監鄭和自南洋攜來瓦塔兩座。就安置在寺前。這正是對南洋佛教建築藝術之吸取。

再則,鄭和等人在下西洋途中,也十分注意西域的精美建築與雕刻藝術,並在城池修建中加以利用。自洪照元年(1425)8月至宣德元年(1426)11月、鄭和奉命主持修繕南京宮殿和大祀諸殿。又據明人劉若愚《酌中誌》一書記載: “皇史宦之西,過觀心殿射箭處,稍南日蒼龍門,其南則昭明門,其西南則嘉樂門,其北日丹鳳門,到金獅二。內有龍德左殿、崇右二殿,正中廣智殿之後,則飛虹橋也。橋以白石為之,鑿獅、龍、魚、蝦、海獸、水波洶涌、活躍如生,云是三寶太監自西域得之,非中國石工所能造也。”(見該書卷17,內規制紀略)

鄭和在永樂年間,曾重修了西安清真大寺,最後一次下西洋前,他又主持重修南京著名伊斯蘭教寺院——伊斯蘭教建築藝術結合的產物,是中國文化與阿拉伯-學覺寺。其建築乃是中國古式殿宇建築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在建築藝術上交流的結晶。

2)在繪畫藝術方面,鄭和不僅注意亞非各國富有民族特色的繪畫,搜集其珍品或收其圖樣摹畫下來帶回國內,而且還把海上風光,在國內製成壁畫,深受民眾之贊賞和學習。據《江寧府部記事》所載“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攜至,每夏間張挂,都人仕女競往觀之。”(37)此畫到明萬曆年間仍保存完好,時人譽其有“幻奪造化之奇。”(38)

為了展現船行海上的奇異景象,讓國內民眾領略海上妙景,鄭和使團成員與專業畫家結合,創作了有關的大型壁畫,據史載金陵(今南京)“龍江天妃宮,在都城外獅子山下,與漢儀門相望,文皇帝遣使海外諸番,舟幾颶風黑浪中,賴天妃顯護帖息。歸日以聞,敕建宮崇報。宮殿華俊,廊廡繪海中靈異,丹青滿壁。”(39)有時他們還把所見世界名勝描摹於畫,介紹到國內來,據馬歡《瀛涯勝覽》所載,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等第七次下西洋。“分倧到古里國時,……就選差通事等七人,帶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國船隻到彼(天方國),往回一年,買到各色奇貨異寶,麒麟、駝島等,並畫天堂圖真本回京”。(40)這就是回族穆斯林馬歡等七人朝覲了“天方”麥加後,繪製成畫圖帶回京師,使中國人民有機會在這遙遠的東方一睹此建築之風采,豐富對海外國家的知識。

3)在雕刻方面,鄭和等人對亞非各國人民的雕刻藝術也十分關注。在占城國他們為其“酋長所居高廣屋宇門牆,俱磚灰瓷砌,及堅硬之木雕琢獸畜之形為華飾”,在榜葛刺為其國王的長殿“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41)等所深深地吸引。這為爪哇國人民所普遍佩帶的“不刺刀”刀柄上的雕刻工藝而讚嘆不已,(42)並將其雕刻藝術帶回國內加以利用。如前面所提到的,鄭和在主持修建南京大報恩寺及琉璃寶塔,曾加以利用。特別是在修築營繕京師宮城及大祀諸殿中,就吸收了海外這些雕刻藝術。比如在修建“皇史宬”時,其“正中廣智殿之後的“飛虹橋”橋石上所造魚龍百族(即獅、龍、魚、蝦、海獸等)的雕刻正是鄭和自西域帶回的圖案,且形象生動,似“水波洶涌、活躍如生”為歷代墨客騷人所嘆服。正如明代文人陶學敏的<飛虹橋詩>所讚譽的“中官三寶下西洋,載得仙橋白玉梁。甲翼迎風渾欲動,晴珠觸目更生光”。(43)

此外,鄭和下西洋期間,為了紀念其隨員密友非幻禪師,在南京修建了“非幻庵”。據記載其庵中“有沉香羅漢一堂,乃非幻禪師下西洋取來者。像最奇古,香更異常。萬曆中,有人盜其一,僧不得已,以他木雕成補之,後忽黑夜送前像,羅漢之靈異可推矣。”(44)可見此十幾個羅漢雕像從明初帶回中華,到明末萬曆間的二百年間一直為人們欣賞讚嘆,甚至傳為神話。這説明海外佛教藝術的影響之至深。鄭和等人熱心於西洋各國的藝術成就,並引進到中國來,對促進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是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的。

【註】

(1)參見張維華主編: 《鄭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2)《明會要》卷78,<外蕃·渤泥國>。

(3)(明)費信: 《星槎勝覽》後集·渤泥國。

(4)《明史》卷325,<雞籠山傳>。

(5)《明史》卷323,外國四、<婆羅傳》。

(6)《明史》卷324,《三佛齊傳》卷325<滿剌加>。

(7)參見朱蘊璞: 《南海英屬海峽殖民地誌略》,李銳華: 《馬來亞華僑》。

(8)(明)張燮: 《東西洋考》。

(9)鄭見吾: 《南洋三月記》、沈厥成: 《南洋地理》等。

(10)(明)張燮: 《東西洋考》<暹邏國>。

(11)楊文瑛: 《暹羅雜記》第三篇。

(12)<南京錦衣衛選簿>33,引自鄭鶴聲等編: 《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下冊。

(13)《明成祖實綠》卷59。

(14)參見《明成祖實錄》107,卷173。

(15)《明成祖實錄》卷173。

(16)《溫安家乘要錄》“文錄”引自許究隆<蘇祿東王與德州北營回民>載《中國回族研究》第2輯。

(17)(清)馮翥: 《德州鄉土誌》,<人類>,清光緒年間修、抄本。

(18)(明)費信: 《星槎勝覽》後集,<彭亨國>。

(19)(明)馬歡: 《瀛涯勝覽》,爪哇國。

(20)(21)轉引自許友平: <鄭和在爪哇等地傳播伊斯蘭教初探>載《思想戰線》1983年6期。

(22)《小方壼齋與地叢鈔》、第11帙。

(23)馬歡: 《瀛涯勝覽》、《古里國》。

(24)鄭和等《佈施錫蘭山佛寺碑文》載鄭鶴聲等《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冊(下),齊魯書社,1983年10月第1版。

(25)《明成祖實錄》卷25。

(26)(明)嚴從簡: 《殊域周咨錄》卷6<安南傳>。

(27)《明英宗實錄》卷279。

(28)(清)王鴻緒等: 《明史稿·鄭和傳》。

(29)(明)嚴從簡: 《殊域周咨錄》卷下,古城傳。

(30)(明)申時行等: 《明會典》卷223,欽天監。

(31)(明)張燮: 《東西洋考》卷2,西洋列國考,占城國。

(32)《明成祖實錄》卷31。

(33)(明)張燮: 《東西洋考》,西洋列國考·暹羅國。

(34)參見鄭鶴聲等編: 《鄭和下西洋資料匯編》中冊(下)第1959-1961頁。

(35)(印尼)茫雅拉查·翁昂·巴林桐岸《端古勞》和李才《印尼神話與現實》等書。轉引自許友平: <鄭和在爪哇等地傳播伊斯蘭教初探>,載《思想戰線》1983年6期。

(36)(明)張岱: 《陶庵夢異》報恩塔。

(37)《古今圖書集成·方與匯編·職方典》卷167引。

(38)(明)俞彥: <静海寺重修疏序>,載《金陵梵刹志》18,靜海寺。

(39)(明)葛寅亮: 《金陵玄觀誌》卷13天妃宮。

(40)(明)馬歡: 《瀛涯勝覽》·天方國。

(41)(明)費信: 《星槎勝覽》前集。

(42)(明)馬歡: 《瀛涯勝覽》·<爪哇國>。

(43)(清)朱彝尊: 《日下舊聞》卷8引蔣一弟<長安客話>。

(44)《古今圖書集成·方與匯編·職方典》卷167引《江寧府部紀事》。

*黃庭輝,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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