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化學會和澳門海事廳於1987年1 1月3日、4日和5日在澳督府會議廳聯合擧行了十五和十六世紀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海科技硏討會。
中葡兩國硏究十五、十六世紀本國航海藝術的專家出席了會議，第一次有機會就當時兩國航海家在實踐中遇到的共同問題和不同的解決辦法進行探討交流，而在會議開始前，他們對彼此的情况一無所知。在短短的三天時間裏，與會者不可能盡善盡美地深入討論所有的這些相同點和不同點，但大家已經淸楚地瞭解到：當時，面對一些同類性質的困難，東西方的航海者不約而同地根據同一種原理或者同一種想法，千方百計尋找解決辦法，而這些辦法往往非常接近。
與葡萄牙的情况一樣，十五世紀是中國進行遠航的時代，中國航海家的船隊遠遠地駛離了本國浩瀚的水域，開闢了好幾條航綫，直抵印度洋。不僅到達了印度半島和非洲東海岸，還航至「月亮島」(Ilha da Lua)，(可能是葡萄牙人稱作聖洛倫索的)和波斯灣，甚至進抵霍爾木茲(中國古人稱忽魯謨斯)。在航海家鄭和的統率下，中國的遠航達到了其鼎盛階段(鄭和在硏討會上得到特別的重視，這點將在下文中談及)，但遠航始於鄭和之前。中國的某些資料指出始於十一世紀，這未免有些誇張，不過可以說，在十四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歐洲對中國的航海已有一定的暸解，因爲在克萊斯益斯(Cresques)的卡塔盧尼亞語地圖册上可以看到，在相當於今日之印度洋的一片海域上有一隻叫junco(卡塔盧尼亞語爲junch ，特指「中國帆船」)的船，並具有這種著名的中國帆船所有的特點。這本地圖册似繪於1375年，如今收藏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內。
然而，當華士古·達·伽馬的船隊抵達印度洋時，中國的遠航活動却已進入了收縮階段：中國船隊的船隻很少，亦不再超越馬六甲港。迪奧戈·洛佩斯·德·塞克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 1466——1530，葡萄牙駐印度總督)曾在馬六甲港遇到過中國船隊，並與中國水手和睦相處(葡萄牙的編年史曾以一定筆墨提到中國水手)。很可能雙方很快就對航海技術進行了交流。鄭一釣先生的論文(下文我還要詳細談及該論文)使我們產生了一個疑問：傳入葡萄牙的印度測星板果眞如大家所說的那樣源於阿拉伯，抑或不過是(也許更應該是)仿造了中國古人李詡所介紹的十二塊「牽星板」?
我們不得不將這個問題公開，而且不止這一個：有很多問題懸而未決，儘管未來的探索之路已被開拓。產生這一切的原因是，雖然在西方出版了一些關於中國航海科技的文章(我特别要指出 J. Neadham 的不朽作品)，但由於語言的障碍，西方歷史學家很難瞭解到中國的資料。
當然，這一障碍是針對雙方而言，中國的歷史學家亦不易暸解西方歷史，尤其是科技史，而歐洲的科學技術自十六世紀起進入了爆炸時代。
所有的與會者都承認這一點，所以被一致通過的會議總結第三點這樣寫道：「考慮到兩國與會者進行學術交流的主要障碍在於語言，建議盡可能努力翻譯具有高度學術價値的資料，爲將來的硏討會打下基礎，以利於傳播。」
這一提法絕非是對會議譯員們的傑出工作表示非議。她們不倦地工作，並掌握了完美的葡萄牙語，何况她們又是中國人，漢語造詣頗高。然而，我們應該看到，如果把一般的葡語文章正確地譯成漢語(或者相反)尚存在很多困難，那麼，當涉及技術語言，甚至古代語言的翻譯時，就更加困難重重了。不論是古葡語還是古漢語，書寫時往往省略字母或字眼，用詞隱晦，就是說，雖然她們本身都是優秀的譯員，但在這種場合，她們必須得到與會有關專家的幫助，以弄淸技術細節。在葡譯漢的過程中，儘管顯得有些倉促，但專家們進行了釋疑。不過，根據我在閱讀中國同行的報告譯文時所遇到的困難，我感覺在漢譯葡的過程中可能沒有這樣做。我認爲，鑒於類似的會議能在中葡文化之間多增加牢固的環節，如果如願以償，得以在將來繼續召開，那這就是一個頭等重要的問題。
在中國學者宣讀的五篇論文中，有三篇是關於鄭和遠航的。這些文章相當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航海術和水手們的實踐，分析了以鄭和爲偉大代表的中國遠航事業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以及這位卓越的航海家的遠航在地理硏究方面的重要性。
中國科學院地理硏究所硏究員、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副會長鈕仲勛先生就上述最後一個問題作了明快而透澈的論說。他立足於大量的中國資料，介紹了鄭和在28年間(1405——1433)七次下西洋時所到達的地方。這些資料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大部份是西方聞所未聞的。爲了讓人們對這些遠航的巨大規模有個槪念，祇需列擧最後一次航行就足夠了。於1431年第七次出航時，鄭和到達了爪哇、馬六甲、柬埔寨、蘇門答臘、錫蘭、馬爾代夫羣島、柯欽、霍爾木茲、亞丁、麥加(進入紅海!)、索科特拉、馬林迪、蒙巴薩等地。從另一方面講，「鄭和航海圖」的出現也證實了鄭和遠航的影響之大，據紐先生說，該圖是「現在還保存着的較早的海圖」，流傳頗廣。
在「簡論十五、十六世紀中國航海事業興衰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一文中，復旦大學姜義華敎授主要探索了中國航海事業盛極一時又驟然衰落的原因。他說：「事實可以證明，在十五、十六世紀，中國無愧爲世界航海事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然而，中國航海事業却沒有能按照這一勢頭繼續發展下去。當西歐航海事業在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行的刺激下突飛猛進向前發展時，中國官方組織的遠航卻戛然而止，民間海上貿易及海盗活動也遭到嚴厲禁絕。中國航海事業驟然間一蹶不振……」姜敎授在闡述這一觀點時所運用的細節材料很有價値，確實使我們西方歷史學家爲之愕然，如鄭和船隊中很多船隻的巨大體積，以及長達十萬餘里的航程，就是使我們大吃一驚的兩個例子。
中國科學院靑島海洋硏究所助理硏究員鄭一釣先生論及了中國的航海技術，確實，他所提供的細節材料引起了與會者極大的興趣。毫無疑問，鄭和的船隊採用了天文導航術，它的某些方面(如觀察小熊星座的各星位置)與西方航海術如出一轍。鄭先生在文章的最後這樣寫道：「在我們紀念葡萄牙航海家東來五百周年之際，總結鄭和船隊作爲世界大航海時代的先驅，對航海技術和航海科學所做出的貢獻，對激勵我們努力發展世界航海事業，進一步溝通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是有着重大的現實意義的。」鄭先生的這段話一語破的，槪括了我們與會的原因和目的，並提出了要在未來把這次硏討會所開始的工作繼續進行下去。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硏究所王文楚敎授所作的報告題目是「徐兢在我國交通史上的貢獻」。王敎授在報告中談及了中國和朝鮮(高麗)之間的航海關係史，特别是在北宋時期(十至十二世紀)。他所引證的資料極爲豐富，但其中很多已經失傳，有的僅存書名，有的則是在後人的著作中曾被大段或小段引用過。我們必須重申：對有志於從事中國歷史硏究的西方學者來說，資料問題具有頭等的重要性：祇有暸解了這些資料，才能使西方學者與其中國同行進行坦率而富有成果的對話，所以上文中提及的會議總結第三點非常重要。
田汝康敎授也是復旦大學的(歷史系)，他論及了「中國帆船的盛衰：“商販、企業家和苦力(1600——1850)”。田敎授沒有局限於報告標題所規定的時間範圍，指出中國帆船自十二世紀以來在製造上逐漸趨於完善。他的報告重點不是航船考古硏究，即有關中國帆船的進化過程，而是幾個世紀內中國帆船在貿易和移民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這點絕非毫無意義，而是恰恰相反，在我看來，中國帆船的經濟社會作用無疑從根本上解釋了爲甚麼它能夠長期作爲極其有用的船隻而得到不斷的完善。田敎授想表明這一觀點，他成功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參加硏討會的葡語學者也宣讀了五篇論文，其中四篇專門論說十五和十六世紀的西方航海術，第五篇(爲筆者所撰)則談及東方航海術對一份葡萄牙地圖明顯的影響。
葡萄牙海事學會主席羅熱廖·德·奧利維拉(Rogério de Oliveira)將軍的報告題爲「巴爾托洛梅烏·迪亞斯號帆船」，內容有關十五世紀一艘輕帆船的複製工程。將軍主要介紹了他所領導的工作，所遇到的問題，在確定複製方案和指揮複製工程時所進行的選擇(以及選擇的理由!)。在筆者撰寫本文時，該仿製船正在駛向非洲的最南端。在這兒，我要引用羅熱廖·德·奧利維拉將軍報告中的一段話，因爲它極爲淸楚地解釋了爲甚麼要採取目前非如實的複製方案：「……我們永遠無法百分之一百地仿製遠航時代(指十五世紀)的輕帆船……事實上，我們對於遠航時代輕帆船的形狀和性能暸解有限，並有爭議，往往不得不靠推測甚至想像來塡補空白。」
曼努埃爾·里登Manuel Leitão醫生是個有經驗的帆船手，也是海事學會的成員，他的論文題目是：「葡萄牙航海鼎盛時期的航海術」。他談到了帆船的好幾種航行辦法，特别是十五、十六世紀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的航行，以及當時的自然地理環境所造成的航海條件。他着重介紹了當時的帆船，作了詳盡的技術說明。鑒於某些人在硏究那個時代的航綫和航行時，有時會忘記當時的航船是靠帆駛動的，所以這篇文章的內容正確，價値重大。
的確，當時的航船靠帆駛動，但也開始了天文導航。海事學會副主席、里斯本新大學敎授索埃依洛·德·布里托(Soeiro de Brito)司令在報告中論及了天文導航，題目爲「葡國人發明的天文導航術」。出於在遼闊的深海航行的需要，人們經歷了好幾個階段，才取得了天文導航的成果。長達近二十五頁的報告始終圍繞着在技術上進行冒險的這段引人入勝的趣史：尋找解決辦法的背景，人們所獲得的和所捨棄的。由於我本人對航海史中的這一話題特别感興趣，我在這兒評論也許會使人感到言過其實，但我努力作出完全公正的評價，我相信自己如願以償。
阿·伊斯塔西奧·都斯·萊依斯(A. Estácio dos Reis)司令也是海事學會的正式成員，他的報告題目是「航海儀器」。他早就從事這方面的硏究，並獲得了卓越的成果。是他提出通過化學分析來確定古代航海儀器的製作日期，並付諸實踐；也是他提供了一份珍貴的葡萄牙現存地球儀的目錄。在報告中，伊斯塔西奧·都斯·萊依斯司令主要介紹了在十五、十六世紀航海中常用的幾種儀器，即四分儀、航海星盤、測高儀(都是測量星體的儀器，按照它們被運用於航海實踐的先後順序排列)，還有砂漏和測錘。在葡萄牙航海史上，測錘是相當古老的儀器，因爲现存的一份十五世紀初葉的資料曾提及它們。報告人評論了上述這些儀器或裝置的實際價値，强調了它們在航海術现代化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至於我，重拾幾年前與杰·洛佩斯·塔瓦雷斯(J. Lopes Tavares)共同進行的一項工作，力求表明一份被稱作「坎蒂諾」的地球平面圖受到了當時印度洋水手們的航海實踐的影響。(該圖於1502年由一個不知名的葡萄牙繪圖員繪製)，這種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注釋中用「指」來表明星體高度(凡是用「度」標的數據幾乎都是錯誤的)，另是在遙遙相對的印度半島東海岸和印度支那半島西海岸同一緯綫上所標的地名。
綜上所述，我認爲硏討會顯然取得了非常積極的成果，出席會議的五十來個聽衆似乎也這樣認爲，他們中的有些人還參加了會議的討論。所以，在閉幕式上通過的會議總結提出，希望類似的會議能兩年一次分别在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擧行。毋庸置疑，如果這一建議付諸實踐，對航海史的硏究將獲得決定性的推動力；特别是希望有可能(也許並非易事)翻譯有關十五、十六世紀航海學的重要文章(不論是葡語還是漢語文章)，正如上文中已經提及的，會議總結的另一點表達了這一希望。
魯月譯
*作者爲數學博士(科英布拉大學)，地理工程師(里斯本大學)和歷史名譽博士(里斯本大學)，歷史和古代地圖硏究中心主任和熱帶科學硏究院歷史、經濟、社會科學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