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一五年，隨着休達的被攻克，葡萄牙王國開始向外擴展了。
一個半世紀以後，葡萄牙人在澳門立了脚，他們的「黑船」進出於日本港口，幾乎整個大地全都歐化了。
在這兩個時期中，帶有耶穌十字架的帆船駛進了大西洋的羣島，繞行了非洲，發現了巴西，連接了大西洋和印度洋，進入了東方及其令人如此垂涎的貿易：
紅黃藍綠
翡翠珍珠貓眼石，
五光十色
鑽石寶玉水晶石，
珍奇無價
應有盡有物稀世。
華美燦爛
中國花緞聚寶箱，
來自那裏
多少珍珠多少綢?
光輝文化
往昔之時誰知曉?
這就是加西亞·德·雷曾德所表明的當時葡萄牙激動人心的貿易，通過它的運輸政策，葡萄牙變成了世界集市。
不過在中華大帝國與印度洋港口間建立起有收益的貿易往來，還需要繼續深入下去。
於是，唐·曼努埃爾一世在一五零八年派迪奧戈·洛佩斯·德·塞克拉去尋找馬六甲，好查淸一下「華人是些甚麼人，他們來自何方，從多遠而來，隔多長來一次馬六甲，還有他們所帶的商品，每年他們來多少船隻，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甚麼地方是否有代理人或商號，他們是輭弱的人還是好戰的人，他們是否有武器和大炮，他們的穿戴如何，他們是基督敎徒還是異敎徒……」。
迪奧戈·德·塞拉克確實於一五○九年坐在船上，下着國際象棋來到了馬六甲，他遇見了中國帆船，與船主們進行了接觸，而且，據費爾納·洛佩斯·德·卡斯塔湼達所言，「他們相處得很友好，第二天他就和他們吃飯去了」。
然而，和平是短暫的，因爲這一帶是附近島嶼香料的最大分配中心，同時也是控制印度洋、爪洼海和中國南海等海峽的海上基地，因而令人垂涎。當時，那裏居住着摩爾人，這些葡萄牙人兇猛的敵人在設計陷害他們，迪奧戈·德·塞克拉爲了避免被俘，便逃之夭夭了，一些葡萄牙人卻成了俘虜。
一五一一年，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來到馬六甲，要求歸還被俘者，因對方不答應，他便攻佔了此域。與此同時，他拒絕中國人「幫他登陸」，托辭說葡萄牙人在與摩爾人作戰時，除了上帝的幫助，沒有需求任何人幫助的習慣。
在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的軍官中，有若熱·阿爾瓦雷斯，他是第一個踏上中國領土的葡萄牙人，他由一個兒子和一個作爲旅行書記的同伴陪同，於一五一三年從馬六甲出發，來到了Tamão 也就是 Lintin，距上川島東北五十二公里，距離澳門東南三十二公里。
若熱，阿爾瓦雷斯登陸後，做了些辣椒交易，竪起了一塊帶有皇家徽記的標柱，在它旁邊埋葬了死去了兒子，然後就返回了。八年後他又到了那裏，這時他已是馬六甲的書記了，這是爲了獎勵他上次航行給予他的榮譽。他死後被葬在他兒子的墓地裏。
在一五一三年至一五一五年間，職業藥劑師也是王室的藥劑師托梅·皮雷斯在他的「東方槪述」一書——有關十六世紀前半葉東方異國情調的最詳盡的著作——中寫道：廣州及澳門是「中華帝國的鑰匙」。
正是他，作爲葡萄牙的大使，一五一七年坐着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船來到了廣州，從那兒，他取道北京到朝廷覲見皇帝。
然而，托梅·皮雷斯的外交動失敗了，以後的若干年間，兩國的關係很困難，雖然葡萄牙人做了一些努力，以便從新開始與廣州直接貿易，但都不成功。
葡萄牙人的商人在尋找能聚集上千隻船的大市塲，或與世隔離的地區，這樣他們的商品在那裏才能賺大錢。
别放棄!
慢慢地，他們建立了一些中途站和會合點，在當地政府基本上是明白的認可下，一種地下貿易從那時開始了。在中國沿岸，一些繁榮的然而卻是曇花一現的商業中心，如 Liampó 和 Chincheu。而這兩處的結局卻是悲慘的!
在與中國沿岸立住脚的初步嘗試的同時，葡萄牙人於一五四二年左右來到了日本的一些港口，當得知日本與中國之間，由於互禁，沒有任何的海上貿易時，他們充當了中間人，用加工的絲或生絲換取金條銀條。
一五五四年，在距澳門西南五十英里的上川島上，葡萄牙人獲得與日本旅行者擧行年集的許可，兩年前聖·弗朗西斯科·沙維耶爾死在那裏。「在這個島上，葡萄牙人先是住在茅草房裏，當搞完了集市和工作後，在前往印度時，就把它給燒了」。
這時，集市移到了更靠東的荒迹的 Lampacau 島上，這樣便於外國人出入。
不容置疑的是，葡萄牙人應把放棄地下交易重又開始和廣州人公開貿易的機會歸功於葡萄牙在中國的商船隊總司令萊昂內爾·德·索薩，因爲是他與中國當局達成了協議，從此可以進行官方認可的貿易了。
「這樣，我在中國搞了和平和貿易，由此，所有人都得到了財富和利益，肯定許多葡萄牙人到了廣州及其他一些地方，他們可以休息幾天並且不會受到凌辱，可隨心所欲地進行貿易……」——萊昂內爾·德·索薩在他給若奧三世的兄弟唐·路易斯王子的信中這樣寫道。
葡萄牙人第一次登上澳門的確切日期是有爭議的。然而，允許在半島上建立一個商業中心的一五五七年是被人接受的，這是對幫助中國驅逐一個劫掠南中國海域的海盗船隊而給予的回報。
加斯帕爾·科雷阿在他的「印度神話」中向我們講述說：「當時擁有大船隊的 Chincheu 人，他們在有無數船隻的地方和河流上偷搶騷擾，廣州政府在抵御不住時向葡萄牙人求援，葡萄牙人打敗了他們，由於對中國皇帝所作的人貢獻値得記憶，中國皇帝同意把這塊盗賊們帶着賍物躲藏的地方——澳門給他們居住。從這時起，葡萄牙人便開始在澳門安家落戶了，雖說這時他們還沒有放棄 Lampacau，一五六○年那還住着五六百人。
澳門就這樣誕生了，葡萄牙人在遠東最燦爛奪目的建業。照安東尼奧·若澤·薩拉依瓦的話就是「商業冒險家或簡而言之的冒險家們的一些不懈的不成功的要在中央帝國打開缺口的嘗試的最後創業」。她變成了在亞洲大陸上最著名的歐洲文化中心。
與此同時，在遙遠的幾乎被遺忘的葡萄牙裏又發生了甚麼呢?
一五五七年，唐·熱昂三世去世，葡萄牙政治上獨立的末日屈指可數了。在十六世紀後半葉，西班牙帝國陸上和海上的勢力都達到了極盛時期，而我們東方帝國日益衰敗，總財政危機正在日益加劇。例如：阿爾卡塞爾·克比爾的失敗，許多人成了俘虜，還有痛苦的贖回……」
領主階層沒有錢，於是倒向了西班牙，上層資產階級企圖用兩王朝的聯合，來保證受到威脇的非洲和東方的貿易得以持續。
除了對西班牙恨之入骨的人民——從西班牙來的「沒有好風沒有好婚姻」——之外，所有的社會集團都期待着兩王朝聯合所帶來的決定性的利益，一切都迎向了菲利普二世，西班牙的這個君主也向他們走來。
一五八○年終於來臨了!
葡萄牙的這段悲慘的日子，在帝國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起了不可避免的反應。
在澳門呢?
路易斯·貢托加·戈麥斯對我們說「當地最初的居民可能是由些肆無忌憚的貪婪的商人組成，他們有着與日本貿易很容易就積累起來的令人驚異的財富，大槪過着一種由賺錢的熱病所產生的的異常動亂的生活……」因此，照看好這些如此不安份，高傲不服管束的習慣於任意放縱的人，談何容易。在日本旅行的總司令是這些人唯一的首領。他是葡萄牙當局在中國和日本的官方代表，他從屬於果阿總督，是從馬六甲到日本所有船隻和殖民地的頭。
「是他在澳門旅行間隙，管理着葡萄牙人的事情，努力維持秩序，還監管最初的公益事業。」
「這種由於當時環境所產生的過度性的政體祇不過在最初幾年中行之有效，以後，貿易利益的巨大增長要求一種更完善有效的組織，因爲，慢慢地出現了不能等待着總司令從日本旅行回來才能解決的問題。」
由於這些原因和遠離果阿與王國，澳門不得不自己承擔起自己的繁榮和行政管理的責任，她很早就創立了「一種在我們的公益事業中可能是獨一無二的城市生活。」
聽一聽阿爾梅林多·萊薩是怎麼說的吧：「有豐富貿易的居民決定在一個小社會中充當角色，在這個社會中每一個公民，祇要出生在當地，就有選擧權和被選擧權。這種特權，對王國其他地方的人來說，一旦在當地落戶或結婚就可以獲得。選擧每三年擧行一次，人們擬出一個各部門的「無憂無慮人」的表，此表送交果阿，以便讓總督知曉，他要求知道將任職的人是誰，雖說他知道對這些人不可能挑選也不能決定。當時沒有收益和有組織的稅收，它的第一批費用是由公共自願募捐而得，在這裏有些財產的人和富人的錢混在一起了。中國人感到奇怪! ……」
「議員有三個，他們對《福音書》宣誓，還有三個官方重要人物和一個秘書組成了參議院，其議長每年一換，由議員輪流擔任。形勢緊迫時，他們也召集宗敎和軍方當局以及最著名的公民大家一起在總委會上作出決定。他們總是自由的投票決定，由一致通過或多數通過決定。這裏沒有傲慢無禮，投票後誰要是開口就會被罰款，決定一旦定成就不可改變，每一個人都是決定的監督人和裁決者。
在照費爾南·門德斯·平托所說的「葡萄牙最安全的地方」上，除了居住着衆多的東方人，還有從王國去的居民、傳敎士、水手，士兵和職員，帶着這些，澳門開始形成了。一五八五年，代表澳門「居民們、主敎和日本旅行的指揮官，由於政治統治的需要，請求陛下恩賜他們建立城市」。一五八六年四月十日，唐·社瓦爾特·德·梅內澤斯總督通知澳門參議院已同意了「在中國的上帝的城市」的名字，她有同埃沃拉城同樣的特權、榮譽和恩賜。後來這些都被菲利普二世認可。
她的獨立性，祇要可能，是會使中央政府感到她是個自由城，儘管中央政府認爲她是果阿一個簡單的延展——她有一個「由於從屬於當地人意志的」不同於印度其他城市的政府。
光復之後，總督唐·熱奧·佩雷拉說「這裏的人民如此自由，以至我們當統治者的人，再不可能祇靠我們自己的命令來統治了。」
然而，如博卡熱在澳門短暫的諷刺性的逗留期間所描繪的那樣：權力在參議院，「一個高於一切的參議院」。大多數時候，它是一些「文化不高或根本沒文化的」人構成的，——多少次，他們祇是用畫押來簽署文件，不過，他們是一些聽取老議員們敏銳謹愼意見的人，是一個「像個反思院」的「好人」。
正是這種聯繫着儌倖生存的特殊本能的謹慎，使得這裏的公民在菲利普統治時期，從沒同意在澳門升起西班牙的旗子。
一六四二年，他們非常高興地得到了解放的消息，那種會失去他們在馬尼拉的財富的擔心也沒有磨滅他們的熱情，他們和馬尼拉有着貿易的接觸。當時在整個澳門在擧行慶祝活動。「要讓外國入懂得在世界最遙遠的角落，葡萄牙民族是多麼熱愛他們的王子。」
該城馬上派人帶着一大筆錢和在澳門鑄造的二百枚銅幣，向王朝祝賀。王朝感動地回報了這一忠誠的表現，給予她 「最忠誠」的稱號。
有時，這獨一無二的社會，她因自己的獨立而驕傲，有時，她讓人知道，雖說是個遠離帝國的地方，却沒忘記父子關係!
與此同時，由於葡萄牙人的驅逐，與日本的貿易在衰敗，澳門從一個大的國際商業中心慢慢地變成了一個普通的貿易中心，除了和中國方面有些小分歧外，她生活在相對繁榮與和平中。
與王朝的聯繫，在攝政王子唐·熱奧六世時期又開始加强了，六世稱澳門參議院是「忠誠的」。
但是，隨着一八二○年的自由主義革命，它要用新的立憲制取代專制制，澳門成立了不可思議的不能保證繼續自治的政府了。
參議院祇能起了單純的市政廳的作用——雖說仍保留着給了它許多威信的名字——而且它的議員是被王朝指派的人員代替的……
但是：
時代變了，追求也改變，
事物變，人心亦變，
世界之大變化萬千，
孕育着新事物不斷涌現。
我們每天的所見所聞，
都與我們期望的恰恰相反，
對惡事，腦海中總留下痛苦的回憶，
對善事，雖微小，却滿懷留念。
時光又爲大地披上了綠裝，
那大地曾一度冰雪茫茫，
對於我，甜蜜的歌兒已變成淚的海洋。
且不說每日裏這些變化，還有個變化更令人
驚訝：
變化的方式也在變化……
賈梅士是這樣吟唱的，詩人大槪在澳門就夢幻着時代和事物無情的變化，以及原則、思想、習慣和機構上持久的進化。
葡中的敏感和務實主義，在十九世紀初，獲得了一些新的有關澳門行政及政治管理和組織上的推進。
這個作爲社會流通、思想共存、基督敎義的傳播，對西方開放的港口，這個，「白睡蓮島」可以也應該繼續作爲一個拉丁文化的市塲。
在它上面，混在一起的時空與人在澳門產生出一種非歐洲非亞洲的的與衆不同的生活模式，存在着一種特有的不抵制接受其他民族風俗習慣的葡萄牙人的生存方式，一種共存的能力，一種力圖入鄉隨俗而又不干涉他人的方式，和一種對世界各種生活方式中的和平的渴求。
這一切使得澳門在所有的由歐洲人在東方創立的建業中變得獨一無二，而且，正是這種獨特性給予她不從屬於政治或經濟權力的幸存和價値的肯定的那些特别是符合人之常情的有力理由。
但願對她的人們來說，這個地方新的方向和新的周期能找到人們所渴望的兩國人民在在幾乎長達五個世紀的對話、共存和諒解的歷史所建起的繁榮更加繁榮的方式。
這就是我們在這裏的最深切的希望和眞誠的要求。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日
於澳門
周漢軍譯
*畢業於科因布拉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