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史料而纂寫，所以沒有甚麼標新立異的東西。我認爲葡萄牙的洛倫索修士是十三世紀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是一位傑出的人物，但然而鮮爲人知，因此値得在這裏對他的生平作一槪述，並稍爲冗長地對有關他的文獻作一回顧。
當時，聖方濟各修士會在東西方之間建立起來的聯繫，敞開的新世界充滿了誘惑，觸動了中世紀末期人們的想象力和智慧。阿爾曼多·科爾特桑曾說道：“葡萄牙的遠征事業醞釀已成並在歐洲新思想的指導下進展下去了。這一新思想是一朶在那微妙地滲透在領導人的精神和行動中的聖方濟各會的影響下綻開的花朶。”(1)
歐洲及十三世紀中葉羅馬敎皇與東方
史書廣泛地論及了聖方濟各修士會的G. P. Carpine和他的中亞使命及他留下的報告：“蒙古人的歷史”(2)。當時的歐洲强烈地感受到了來自具有威脅性的伊斯蘭世界，特別是一個沒被人深知的亞洲的危險，從這個亞洲的太平原上衝出了橫掃一切的騎兵：蒙古游牧民族。而這些擔心害怕從某種意義上講被中世紀歐洲人堅定的信仰及約翰王的傳說(3)所平衡。人們認爲這個基督敎徒王子在東方一個遙遠的地方可以使一種有利於基督敎界並影響當時已知世界裏的力量平衡的聯盟持久下去。
從六世紀起，基督敎就在亞洲在遠東傳播開來，特別是以景敎的形式流傳了，這一時期正是中國歷史上一段豐富多采的時期，即隋唐時期。但是，景敎徒們後來又成了迫害的犧牲品，千百年之後，這種基督敎的形式在中國暫時消亡了。不過它在中亞生存下來了，並且隨着蒙古人在宗敎上的容忍態度又有了新的生機，而且當蒙古人在元朝(1276-1368)成了中國的主人時，它又在中國人的世界裏擴展起來了。隨着這一王朝的崩潰和蒙古人權力末日的到來，景敎又失去了活力。隨着葡萄牙人在太平洋上航道的開闢，耶穌會敎徒在十六世紀末葉到達了中國，這時景敎的遺迹已幾乎全部消失了。正是景敎在中國消亡後千百年間，在中亞，尤其在Öngüt和可拉爾特民族中忍耐度日的景敎徒中(4)，人們可以找到流傳開來的約翰王傳說的根源。
十三世紀初，令歐洲人驚恐的蒙古游牧民族(他們在一二二一年到了高加索，一二四一年到了西里西亞)，隨着亞洲中心發生的事情而前進與後退着。一二二七年成吉思汗的死及一二四一年窩闊台的死決定了這威脅着西方的力量的後撤，這也許就避免了西方的全部覆沒。也就是在當時，在基督敎界產生了基於約翰王的傳說及伊斯蘭敎是共同敵人的傳說上的爭取一種基督敎徒與蒙古人聯盟的計劃。可以看到這樣奇特的轉變：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在該世紀初期及中葉，從一種受野蠻暴力威脅的局面轉向了另一種局面，即基督敎徒在與伊斯蘭敎的鬥爭中幾乎成了天然盟友。在這短短的二十年中，從Kalka和基輔(5)難以置信的殘酷轉向了在哈拉和林的Carpine和魯不魯乞(6)宮中接見Raban Sauma和Mar Yaballahah的駐西方使團(7)；稍後，在十四世紀初，也可能是這種“和睦”促成了第一座主敎堂在汗八里(即北京)的建立，它的聖方濟各會敎長是若奧·德·蒙特科爾維諾。可怕的成吉思汗的三個孫子：忽必烈，元朝的建朝者，Polos的朋友；旭烈兀，波斯伊爾汗國的首領及俄國和卡薩基斯坦的“金帳汗國”的可汗拔都，他們都是反對伊斯蘭敎的西方世界的盟友。有這些可汗及“蒙古的和平”，宗敎上的容忍態度佔了優勢，並且隨着這一突忍，在亞洲，在中國產生了天主敎，景敎，摩尼敎，伊斯蘭敎，佛敎及道敎等宗敎百家爭鳴的局面。
一二四五年第一次Lião宗敎會議之後，伊諾森西沃四世決定往中國蒙古可汗處派遣一個聖方濟各會使團並往波斯的蒙古人處(伊爾汗國)派遣一個多明我會使團(8)。那聖方濟各會使團長的任務就落在了葡萄牙洛倫索修士的肩上。因一些未知的原因，洛倫索修士未能成行，頂替他的就是Carpine。不過，羅馬敎皇爲這次如此重要的使命所進行的挑選，首先就落在了他身上。這一點很能說明伊諾森西沃四世的權衡以及在他的任期內對洛倫索修士的一貫信任。
該敎皇在一二四三年登上寶座後，除了遇到了蒙古的威脅，還遇到了歐洲及近東的一些問題，即使後者不如前者那麼眼見着嚴重，也是很微妙的。前者和後者得同時處理。的確，敎會與帝國間的那種使羅馬敎廷在十三世紀初與弗雷德里科二世Hohenstaufen相對抗的鬥爭，使西方不可能集中力量來遏止那種野蠻的毀滅行徑。羅馬敎皇也打算重新加固他對歐洲新生民族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即在政治-宗敎方面，他力求平息羅馬與拜占廷之間、希臘人與拉丁人之間、東西方基督敎界之間日益加深的分歧。伊諾森西沃四世打算用這種團結來加强西方。在這種複雜的政治-宗敎的首創精神下，面對東方基督敎界，伊諾森西沃四世起用了葡萄牙的洛倫索修士，委任他爲羅馬敎皇特使並給予他極大的權限。儘管在他的職務中出現了許多無法避免的困難，洛倫索修士從沒有使敎皇失去對他的信任。
生平槪述
慣常的說法是：洛倫索修士是自一二四五年進入歷史舞台的。關於他生涯的初段，在J ·德·卡斯特羅的《年表》中僅僅指出他曾是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洛聖方濟各會省的省長。他的形象鮮明地出現是從一二四五年敎皇聖諭“Dei Patris immensa”開始的。敎皇在此聖諭中指定他爲派駐韃靼人地區大使(見下)。同年或是第二年，他爲聖·諾奧·德·拉特昂的宗敎法庭庭長。接着，在一二四六年至一二四八年間，他作爲敎皇在東方的特使，捲入了羅馬與拜占廷間的政治-宗敎鬥爭，並得到了伊諾森西沃四世的賞識和信任。大槪是在一二四八年或是一二四九年，他回到了羅馬敎廷就他在東方的使命進行述職。敎皇後來又委派了他另一個與元老院和羅馬人民打交道的使命。一二五六年他在西班牙爲十字軍遠征宣道。最後，在一二六六年被任命爲駐休達的主敎。
敎皇聖諭
敎皇對於洛倫索修士，有直接寫給他的信件，也有一些與他有關的問題的信件，都是伊諾森西沃四世在任期間寫的，信件如下(9)：
-“Dei Patris immensa”，一二四五年三月五日。在此信中，敎皇指派葡萄牙的洛倫索修士爲駐蒙古可汗處的大使。但洛倫索修士因一些不淸楚的原因未能成行。皮薩努推斷說是沒有從Emesa蘇丹Melek-el-Mansur處獲得自由前往中亞的許可。
-“Quia corporali presentia”，一二四六年七月七日。在此信中第一次出現了他作爲宗敎法庭庭長事並被派往海外的內容。作爲羅馬敎皇的特使，他被派往訪問的地區正是東方各基督敎團體的所在地區：亞美尼亞、希臘、土耳其、叙利亞和埃及等。他還擁有全權來對付安蒂奧基亞、耶路撒冷和Chipre島拉丁總主敎的希臘人及基督一性論者、馬尤敎派敎徒和景敎徒們。他企圖在希臘人和拉丁人之間斡旋並爲東方敎會與羅馬間的理解提供方便，這正是他使命的目的所在。
-“De supremis coelorum”，一二四六年八月九日。在此信中，伊諾森西沃四世就正在Lião等候的洛倫索修士到達事宜通知安蒂奧基亞的希臘總主敎(10)，亞美尼亞的Katholikos及馬尤敎派的總主敎們。伊諾森西沃四世勸告他們要以仁愛接待作爲羅馬敎廷代表的洛倫索修士並聽從他的決斷。
-“Inter alia pietatis”，一二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通過此聖諭敎皇委派他去和耶路撒冷的拉丁總主敎羅伯特·德·南特斯一起處理一些問題。
-“Satis existeret”，一二四七年六月四日。如果說伊諾森西沃四世賦予洛倫索修士極大權力，一方面證明了四世對他的信任，另一方面，面對他訪問的團體，困難和阻力也就成了不可避免之事了。雖說存在着一種敎皇想用來謀求東西方基督敎徒間和諧的長遠眼光和寬厚眞誠，但由來已久的異敎文化和政治-宗敎的敵對情緒却難以被人忘却。從此聖諭中也能感到困難的存在。那種要保護希臘人的意圖導致了他們自己起來反抗拉丁人的地位等級。在這一聖諭中，敎皇考慮到耶路撒冷總主敎羅伯特·德·南特斯的抱怨，致使敎皇限制了各方的權限。
--“Cum in negotiis”，一二四七年六月五日。本聖諭是關於在如上的同樣困難中的類似的意圖。
--“Censuram ecclesiasticam”，一二四七年八月三日。各方抵制洛倫索修士領導的情况在日趨嚴重，羅馬敎皇不得不提醒各方與當局，洛倫索修士是敎皇特使，他的領導和指揮應受到拉丁人和東方人的尊重。
--“Juxta desiderium nostrum”，一二四七年八月七日。看來，由於洛倫索修士的使命引起了緊急情况，致使伊諾森西沃四世產生了一些看法。洛倫索修士本人也可能有機會考慮了自己一些可能的、無節制或不公正的言行。儘管如此，敎皇仍沒有減少對他這一特使的信任，並在此聖諭中祝賀他的特使在安蒂奧基亞的總主敎處和在接近希臘和拉丁敎會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De protegendis per te”，日期同上一道聖諭。敎皇限定了洛倫索修士的權限，把由他“當塲”解決的事和應親自向羅馬敎皇報告並由敎皇裁決的重大事情區分開來了。羅馬敎廷力圖阻止東方人的不斷抗議。伊諾森西沃四世在聖諭中說洛倫索修士的使命旨在面對拉丁人的絕對優勢，力圖使東方的基督敎徒們保持平靜，並且說絕不能使各方的權益出現問題。
-“Paterne pietatis”，一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此道聖諭是發給東方的敎皇特使，即Frascati的紅衣主敎Eudes de Châteauroux的。聖諭中說洛倫索修士已讓拉丁總主敎替換了Chipre的希臘總主敎。人們可以從中推斷出，帶着四年前所獲得的權限的洛倫索修士，這時已到過Chipre了。
-“Cum dilectum filium”。此道聖諭的日期大槪是在一二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前。在他任敎皇的第九年，一二五一年十一月五日至一二五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間，伊諾森西沃四世是在佩魯賈。在此道聖諭中，敎皇爲了保護敎皇的權力並爲對付流傳開來的污蔑，委派洛倫索修士去與元老院和羅馬人民打交道的使命。
結論
葡萄牙的洛倫索修士是一個鮮爲人知的人物。就他的政治-宗敎特性和活動來說，値得我們去很好地認識他。是外國的作者們承認了他的重要性：雖說未能成行，但他是伊諾森西沃四世派往蒙古大可汗處的第一位大使。他在與東方基督敎徒打交道的使命中擁有極大的權力，而且敎皇一直沒有失去對他的信任。所有這些，在關於十三世紀這一複雜時期的專著中都有論述。然而關於這一時期，在整個歐洲人的腦海中，留下的祇是有關蒙古游牧民族可怕暴力的淡淡回憶，而在伊比利亞半島上這種回憶就更加淡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說，洛倫索修士的情况幾乎完全被遺忘了。關於他，萊歐納爾多·皮薩努寫道：“他(洛倫索修士)使命的重要性和出使的次數足以說明他是當時的一位顯著人物。”接着，他又說道：“Nessuno forse tra i Francescani ebbe maggiori poteri di lui，sicché e facile capire la stima che poteva godere fra i membri della Curia Papale. ”(12)此話非常適合用來結束這一槪述。在那聖方濟各修士會的行動如此引人注目的時代，這一關於葡萄牙洛倫索修士的評價具有很特殊的意義。
詳細書目
我僅僅遇到過一篇關於寫葡萄牙洛倫索修士的文章，即一九五三年第七期“Badia Greca di Grottaferrata簡報”第三十三至四十四頁上的聖方濟名修士會的馬爾提尼亞諾·隆卡格利亞所著《聖方濟各修士會的葡萄牙洛倫索修士及一二四五年至一二四八年他作爲在東方的敎皇特使的使命》一文。
接着，作爲第一步的搜集，我在以下列學涉及洛倫索修士的著作:
-《十三世紀多明我會的使命》，Halbersch werdt，一九四二年，B·阿爾丹內爾著；
-《現代地理的發端》，倫敦，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六年，R·查爾斯著；
一《鞬靼人和啓示錄》，佛羅倫薩，一九七一年，D·比卡利著；
-《敎皇伊諾森西沃四世生平》，米蘭，一七二三年，聖方濟各修士會的N·達·卡爾維著；
-《聖地亞哥省年表》，薩拉曼卡，一七二二年，聖方濟各修士會的J·卡斯特羅；
-《葡萄牙繪圖史》，科英布拉，一九六九年，阿爾曼多·科爾特桑著；
-《蒙古使命》，倫敦、紐約，一九五五年，C. 達烏松著；
-《葡萄牙聖方濟各修士會天使般的歷史》，里斯本，一六五六年，聖方濟各修士會曼努埃爾·埃斯貝蘭薩修士著；
-“日爾曼歷史文物”中的《十三世紀羅馬敎皇書信集及總表》，漢諾威一萊比錫，一八七六年至一九一三年；
-《Bullarii Franciscani Epitome》，Quaracchi，一九○八年，聖方濟各修士會C·埃烏貝爾著；
一《匈牙利敎會與文明的外交手抄古籍》，Buda，一八二九年，G·菲熱爾著；
-《羅馬與拜占庭之間的政治-宗敎變化》，羅馬，一九八一年，聖方濟各修士會的A·佛朗契著；
-《聖地與聖方濟各會的東方的傳記叢書》，Quaracchi一九一三年，聖方濟各的G·哥魯波維赤著；
一《十字軍東征史》，巴黎，一九四一年，R·科羅塞特著；
一《天使般的主敎》，羅馬，一六八九年，聖方濟各修士會的D古貝爾納提斯著；
一《一二四五年至一二四八年的Simon of Saint-Quentin和派駐蒙古的多明我使團》，辛辛那提，一九六八年，格里高里·古斯曼著；
-《敎皇伊諾森西沃四世的言行錄(一二四三年至一二五四年)》梵蒂罔，一九六二年，T·W·哈魯辛斯基和M·梅雷廷合著；
一《塞浦路斯歷史》，劍橋，一九四八年，喬治·黑爾著；
-《十三世紀起摩洛哥人主敎歷史記事》，馬德里，一九二○年，A·洛佩斯著；
-《十三世紀羅馬敎皇與伊斯蘭及蒙古君主間的聯繫與通信》，梵蒂岡，一九八一年，K·路普爾安著；
-《古代亞洲基督敎、佛敎和摩尼敎》，羅馬，一九四七年，G·S·梅錫納著；
-《敎會的韃靼人歷史》，Helmstedt，一七四一，L·莫舍明斯著；
-《敎皇與拜占廷》，柏林，一九○三年，W·諾爾登著；
-《拉特蘭S. Giovanni的聖方濟各會宗敎法庭庭長》，佛羅倫薩，一九二五年，聖方濟各修士會L·歐里吉埃爾著；
-《蒙古人和羅馬敎皇》，巴黎，一九二三年，P. Pelliot著；
-《中亞及遠東的基督敎徒》，T'oung Pao系列二，第十五卷，一九一四年，P. Pelliot著；
-《關於中亞及遠東的基督敎徒的調查》，巴黎，一九七三年，P. Pelliot著；
-《一二四三年至一二四五年伊諾森西沃四世的政治活動及聖方濟各會修士》，那不勒斯，一九五七年，聖方濟各修士會L·皮薩努著；
-《一一九八年至一三○八年羅馬敎皇總表》，柏林，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五年，A. Pothast著；
-《敎會編年史》，巴勒迪克，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O. Raynaldus著；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und Reisebericht》，萊比錫，一九三○年，F. Risch著；
-《Regesta regni Hierosolymitani(一○九七年至一二九一)》，因斯布魯克，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年，R. Rohricht著；
-《十三世紀希臘敎會和聖方濟各修士會》，開羅，一九五四年，聖方濟各修士會修士馬爾提尼亞諾·隆卡格利亞著；
-《Bullarium Franciscanum》羅馬，一七五九年，聖方濟各修士會H. Sbaralea著；
-《Die Formularsammlung des Marinus von Eboli》，羅馬，一九二九年，F·Schilmann著；
-《羅馬敎皇、基督敎歐洲和韃靼人》，米蘭，一九三○年，G·索蘭索著；
-《匈牙利著名歷史聖迹》，梵蒂岡，一八五九年，A·Theiner著；
-《有關聖方濟各會的敎皇伊諾森西沃三世-亞歷山大四世的書信圖表》，Grottaferrata(羅馬)，一九七一年，W. Thomson著；
-《十三世紀中聖方濟各會使命的開端及其以後在近東和伊斯蘭敎地區的發展》，Werl，一九三四年，聖方濟各修士會O·瓦特著；
-《聖方濟各修士會編年史》，Quaracchi(羅馬)，一九三一年(第三版)，L·瓦丁著；
-《中國的聖方濟各會》，Quaracchi(羅馬)，一九二九年，聖方濟各修士會A. Wyagaert著；
我沒有機會去查閱下列葡萄牙作者的著作，也不知道他們是否爲瞭解洛倫索修士提供更多的資料(11)
-《聖方濟各修士會第一……及第二部分編年史》，里斯本，一五五七至一六六二年，馬爾科斯·德·里斯本著；
-《天使般宗敎的起源》，羅馬，一五八七年，弗朗西斯科·貢薩加著；
由J·J·努內斯翻譯的有關“聖方濟各修士會總字第二十四編年史”葡萄牙出版物《聖方濟各修士會(一二○九-一二八五)編年史，當今第一次全部出版的手稿》，科英布拉，一九一八年。
註釋
(1)阿爾曼多·科爾特桑著《葡萄牙繪圖史》第一卷第一百九十四頁。
(2)見H·科爾帝埃爾的《中國叢書》第三卷，一九五五年以後的滙編。
(3)有關約翰王的傳說流傳了幾乎六個世紀。這個基督敎徒王子，起初是在亞洲，後來是在非洲。葡萄牙史書更多的是有關他傳說中的第二階段，因爲葡萄牙是直接捲入到了這一階段之中的。至於他傳說中的亞洲階段，儘管葡萄牙的作者也關注它，但有關的外國著作更爲廣泛。
(4)Ongüt人也就是人們所知的“白色韃靼人”，是馬可·波羅稱之爲Tenduc地區的一個重要部落。可拉爾特人是在北部蒙古。關於這些部落中基督敎與約翰王傳說的關連，請參見Pelliot的《中亞及遠東的基督敎徒》，T'oung Pao第十五卷，一九一四年，及有關他們的《……調查》一書，此書是他去世後一九七三年在巴黎出版的；還有倫敦一九三○年出版的A·C·Moule 的《一五五○年後中國的基督敎徒》。關於馬可·波羅所說的Tenduc，請見倫敦一八七一年出版的H·Yule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的書》，特別是巴黎一九五九年出的Pelliot《關於馬可·波羅的註釋》一書。很有意思，請注意一下，成吉思汗之孫，中國元朝的建朝者忽必烈的母親是一位可拉爾特人公主，這會有助於解釋這一時期中國和中亞出現的宗敎上的容忍態度。
(5)一二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爆發了Kalka大戰，結果是俄國軍隊敗北。據說，蒙古人得勝之後，把一塊大厚木板壓在主要的戰敗者軍官身上並在上面飲宴廉祝，失敗者們被活活壓死在厚板之下，一二四○年，當時俄國的主要城市基輔淪陷。
(6)一二四六年七月，Carpine出席了在哈拉和林擧行的蒙古大可汗貴由的即位儀式。聖方濟各會修士G·德·魯不魯乞一二五三年被聖·路易斯派往中亞執行宗敎使命。關於魯不魯乞與蒙哥可汗一二五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聖靈降臨節之日的最後一次會見已有記述。達烏松認爲(《蒙古使命》，第二十三頁)：“這確確實實是歷史上一次非同一般的會見。”關於魯不魯乞的使命有着大量的著作。最新的一篇是巴黎一九八五年出的由Claude和R·Kappler翻譯和評論的《在蒙古帝國的旅行》一書。
(7)指蒙古人一二八六年派往基督敎西方的最重要的使圑。蒙古人一二八七年到達羅馬，在歐洲呆了一年，拜訪了菲利普三世，愛德華一世和敎皇尼古拉三世。Raban Sauma在羅馬按照東方叙利亞禮儀做了彌撒，羅馬敎皇和紅衣主敎們當時都在塲，他還從敎皇手中領了聖餐。通過這一使團，人們可以淸楚地看到蒙古人和基督敎徒之間的(至少是潛在的)聯繫及在羅馬佔優勢的基督敎聯合運動。(請參見Pelliot的《蒙古人和羅馬敎皇》，特別是倫敦一九二八年出的Sir Wallis Budge有關這次使命的文章《中國皇帝忽必烈可汗的修士》。
(8)指洛倫索修士的使命。他未能成行，代替他成行的是Carpine 。在多明我敎會中指定的是阿斯塞里諾和安德烈·德·Longjumeau。
(9)我在這裏還特別要接着列擧出隆卡格里亞，皮薩努，Thomson ，還有執行蒙古使命的魯不里安，提到聖諭必然要提到他的。
(10)皮薩努談及了Niceia的希臘總主敎。弗朗契更深入的涉及到他。弗朗契確實是用拉丁文談及了安蒂奧基亞的希臘總主敎，這事看來是毫無疑問的。他的名字大槪是大衛一世，據弗朗契講，關於名字的疑問是因爲沒有淸楚的文件加以核實，不過，他的名字在一本阿拉伯語的梵蒂岡的殘缺不全的編年史手稿中提到過。(對照Nasrallah的《安蒂奧基亞Melchites總主敎編年史》，耶路撒冷，一九六八年版。)可以看出隆卡格里亞幾乎在二十年前就站在了弗朗契的立塲上了。
(11)我是從里斯本一九八三年出的聖方濟各修士會費朗西斯科·雷依特·德·法利亞的《葡萄牙早期聖方濟各會修士》-“Antoniano談話”的一本小册子-中收集到的書目資料。
(12)上條所提著作中第五十一頁和第五十五頁。
周漢軍 譯
*畢業於里斯本大學的法律學院；1967年進入駐東京和日內瓦的外交機構工作；1979年任駐北京大使舘的代理公使；1982年，任對外聯絡總部亞洲、非洲、大洋洲分部負責人；1983年任駐莫桑比克大使；1988年任中葡聯絡小組主任助理和中葡土地小組負責人。
曾接受西班牙、阿根廷、日本、荷蘭、巴西頒發的各種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