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硏究

澳門軍人及文化

施利華*
Beatriz Basto da Silva

慈幼院樂隊

澳門軍人節傳統的慶祝活動中有一項是擧辦文化性的講座。講座的任務首次落在一個女士身上,承蒙諸位的抬學,推擧我這樣一個實在是很平庸的人來担當,我不能不感到份量的沉重。同時,我也感到歷史的目光在注視着我。市政廳畫廊內的有些畫吸引着人們,這並不決定於藝術品本身的造詣,而因爲這些畫是歷史的見證。它凝視着我們,像所有開創事業的人在等待最後的結果一樣。

瞭解澳門歷史是一種需要,也是我們應盡的義務。否則,由於無知,我們將有可能背棄賦予我們的使命。事實上,祇有對歷史無知的人才會對事物漢不關心,在責任面前退却,在處理公務時頻繁地出現輕率的態度。

我們這些後輩目前在澳門的表現與以往相比是一個180度的轉變(恕我作此比喩),我們的先人曾在此艱難創業,邁出了巨人般的步子。

我們的先輩爲澳門增添了一種語言,並從這裏出發傳播基督敎敎義。

又通過語言和敎義擴大人際的交流和人們的視野。

葡國的泛世(世界)主義精神在澳門已被文獻所證實,我們的精英分子在“遠航時期”得到錘煉,在所遇到的“荒凉”的土地上“開墾”和“施肥”,逐漸習慣異鄉的氣候和陌生的人,無以計數地給予和接受,彼此間加强了瞭解和尊重。

炎熱灼人的夏天慢慢過去,周而復始,和煦的春風又吹拂大地,澳門的住房日見增加,被吸引到此的船隻也越來越多。與此同時,一個諸多人種的社會在不知不覺地創建着共同生活的奇迹,這就是今日的澳門。

在發展的進程中,並不容易維持平衡和正確的比重關係。城市擴大容易導致危機,然而,一旦危機被解決,它就像我們所熟悉的颱風一樣,可以淨化空氣。

生存的需要促使每個社會組織發掘和發揮出最大的潛力,其結果是增進了互相之間的瞭解和幫助。澳門的繁榮很早就出現了。但是澳門也經歷了戰爭、饑餓、瘟疫、悲哀等。這些都是促進團結和促使百姓同心同德所必須經歷的考騐。由於準備是次講座的時間倉促,我不可能尋覓充分的資料,所以選擇了某一專題,以說明自十九世紀後半期直至目前的歷史的演變。即使如此,仍難免掛一漏萬。我選擇的是音樂這個主題及它與公衆的聯繫。而軍人曾充當兩者之間的媒介,它組織和創造了第一個團級樂隊。

澳門的衛戍部隊幾經變遷,從文獻資料上看,自十九世紀初葉,更確切地說,在一八一○年:攝政親王營(Batalhão do Príncipe Regente)已經存在。它是澳門正式的城防部隊,與此同時,還有從果阿地區以及孟加拉僱來的私人衛兵,一八四一年,皇室訓令批准了警察規章,十六年之後,成立了非尋常的貝爾南迪·賽納·費爾南特斯名譽少校警察隊(O Corpo de Polícia do Major)並由這位享有名望的澳門土生葡人解囊維持其運轉。

據資料記載,不久又有一支由中國人資助的:城市警察(Polícia do Bazar);直到一九六九年警察局正式組建。

我們至今未找到任何資料能夠證明當時有軍樂隊存在,儘管如此,有迹象表明已開始出現樂師,新的警察局已發出“音符”由三位短號手和一位長號手演奏。

以我們的觀點來看,這太少了。但是,在那變化無常的情况下,那些軍營從建立到滅迹或建立到健全,可以說前途未卜,又怎麼能對之苛求?

儘管如此,一個營自發地組織了一個小型樂隊,我們在一八四三年五月十六日《澳門晨光》(A Aurora Macaense)報上讀到這樣一段文字:“編輯先生,昨天晚上九點(……)幾乎全城各家各戶都享受了美麗的月光和習習凉風,其中有卡埃泰諾·雷穆斯(Caetano Antonio de Lemos)先生的一家,他手下的大部分軍官和他的許多朋友以及那天參加晚宴的孛羅和帝汶島上的總督及其家屬。爲了助興,雷穆斯讓他營裹的樂手吹幾支樂曲,奏完兩、三支曲子之後……一名背着刺刀掛着劍的軍人走了過來,他是守衛隊的中士,奉總督的命令要求樂手解釋爲何在歸營後還吹號(……)在場的人圍攏來,我(……)從人羣中退出,百思不得其解,或是總督大人不願聽音樂,或是最近有命令禁止夜間吹奏(……),我不想離開,想要看個究竟,我親眼看見前所未見的是:那些可憐的樂師被衛兵押走,什麼罪過也沒有,祇是奉長官之命而讓公衆娛樂。

我們是在場的唯一證人,整個澳門都看見一隊士兵將樂師押走,然後,雷穆斯長官和他的家屬以及隨行人員垂頭喪氣地返回家。

治安警察廰樂隊(1956)
同上

我不知道逮捕這批人是對的還是寃枉的,懇請編輯先生對此作出解答,因爲我本人時常喜歡在月光下奏樂,而現在我却不敢這樣做。

編輯先生,我一向是貴報熱心的讀者。

一名澳門居民”

唉,音樂,有人竟因爲愛音樂而吃苦。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當時的庭院音樂會都選奏一些什麼曲子,該是件有趣的事,爲此我們不得不遍尋資料,一八五八年有伯多祿五世俱樂部暨劇院(又名崗頂劇院)建立的消息,不久在那裏擧辦了音樂會,並演出了法國歌劇和意大利歌劇,這些音樂會的觀衆非常有限。而露天音樂會對人們的趣味和愛好却起大的影響,可以想像,夏日的嘉思欄公園的夜晚,樹葉、花影晃動,人們一邊談天,一邊搖扇子,情人之間眉來眼去,一縷縷哈瓦那雪茄的輕煙飄散……這一切同威爾弟、利利尼、唐尼采蒂等大師的作品旋律交織在一起。

當時已經存在“修院學生銅管樂隊”音樂在發展,由於沒有電視機,這些露天演出很具有吸引力,對演奏水平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現在我們談軍樂隊,一八七一年步兵營樂隊剛告成立,就忙得不可開交。吹起床號和熄燈號,在節日慶典、祝壽、宗敎遊行或其它公共和私人的節慶裏被請去奏樂。

因此人們開始對音樂着迷,促使樂隊更完善,並定期公演。

在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外省憲報》上刊登“步兵營樂隊”的第一次演出的消息,但是該報尚心有余悸,在宣傳中未指出曾出地點、時間、作典家及樂隊指揮的名單,儘管如此,寫出了:“演出兩場,每場五首樂曲。”因此共演出了十首樂曲,這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音樂是一種交流,不需要用文字來表達思想感情,因此,從葡國來澳的參加或指揮軍樂隊的樂師,與當地的同事一見如故。這支軍人樂隊成員逐漸增加,其中有澳門人、中國人及印度人。他們不僅從本地招來,有的來自於香港。

當時澳門擁有良好的發展音樂的條件,對於提高軍人樂隊素質和水準很有益。澳門大敎堂的那架鋼琴當時是亞洲屈指第一的。修院老師,若瑟·包那弟(José Ponatti)先生在做多明尼彌撒時莊嚴地彈奏天堂之音,風琴是在米蘭附近的著名的作坊(Bernasconi de Verese)製造的。

在一八七五年,每周都公佈營樂隊演出節目,有時候演奏波爾卡·華爾茲舞曲,果阿四人舞曲,非洲狂想曲,小號獨奏以及其它合唱曲目。可是該樂隊最拿手的是改編歌劇,最出名的是改編“Lúcia de Lammermoor”(盧西亞·得·拉麥莫爾)和“軍團女兒”(Filha do Regimento)。

與此同時,動蕩波及澳門的樂隊的發展,就在一八七五年辛勤努力和工作之後,步兵營樂隊解散了。

樂隊的不穩定冷却了隊員們的熱情,樂手有可能被調至警察部隊。一八八六年的章程規定,士兵應是歐洲人、澳門人和印度人,祇有在人手缺少時才可以臨時僱用中國人。因此,要保留華籍樂手不是件簡單的事,然而樂隊又需要他們,這樣,演出受到沉重的打擊,我們的資料全部來自《外省憲報》。

接着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一年期間的樂隊活動在“區政府檔案舘”有據可查。那段時期儘管人員減少,並不無所事事,我們找到了一份有趣的匿名紀錄,記錄中有一張樂隊爲人家辦喪事時提供服務的價格表,近處服務25元,遠距離服務費30元。

關於宗敎遊行,無一敎會不去向政府的總秘書長申請派警察樂隊担任儀仗隊。

但是,好久沒有聽到樂隊演奏能吸引年輕人上街圍觀的輕鬆浪漫的曲調。

人們這種越來越强烈的願望,促使露天音樂會又如“枯木逢春”般活躍起來,給澳門這個小城增添了生機和情趣。人們又恢復了老習慣,在晚餐桌旁飲完了最後一杯茶後,到戶外散步,回味和消化工作的一天。

一八九五年,澳門城防部隊根據新的改革政策,又重新啓用爲警察樂隊留用九年的音樂力量。

我想,諸位一定想知道當時的軍人樂隊是怎樣組成的,樂隊有一位指揮,一位副指揮,三名一級樂師,四名二級樂師八名三級樂師,八個新手,三位號手,四名打擊樂手和八名副號手,共計四十名樂師。

由於得到各方支持,樂隊找到了知音,重新煥發熱情,對其使命充滿信心。人們注意到樂隊在紀律和組織等方面與過去相比,大有進步。

政府憲報又開始刊登演出節目,節目豐富多采,甚至達到一週三塲音樂會,除聖歌之外,其24首曲子各不相同,演出地點也公佈於衆。

自1901年起,城防部隊樂隊正式起名爲軍樂隊,(見十一月四日《憲報》),其演奏水平高低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可以認爲它受歡迎。作曲者的名字也開始在節目單上出現。在迎接二十世紀到來的元月首塲音樂會上,樂師們演奏了一首獨特的《市政廳和澳門人民之歌》的進行曲,由一位名叫梅爾·肖·維拉(Melchor Vela)的爲“市政廳和澳門人民讚歌”譜了曲,一位澳門人演奏了自己的作品《一九○○年遠征澳門》。最後,音樂文化信息傳入家家戶戶,這使得人民具有創造力,使得人民有了精神食糧。

儘管在敎育方面的競爭正遭到異常的挫折,但是,在歷史上競爭帶給人類的好處一直是很有效的。我們看到了警察局失去了樂隊,讓給了軍隊,這就是競爭的結果。但是警察局不甘心失敗,又組建了自己的樂隊,這說明它以前的放棄不是自願的。這正如同本世紀初十年的文獻記載的那樣。然後,它取名爲“警察廳交響樂隊”,演奏的節目更輕鬆優雅,因而進入澳府的招待會和舞會。

人們對音樂的喜愛越來越强烈,他們迫不急待地等待着演奏會時刻的到來。但是,中央政府對這些一無所知。他們認爲殖民地軍人樂隊的開支龐大又缺少理由,一九一二年通過的法令決定解散軍人樂隊。澳門不甘心這樣,它充分利用了該法令中的漏洞,就這樣,出現了市政廳屬下的“民樂隊”(與軍人樂隊相同而言--譯者注)。當然,不難想象樂手來自何處。

新的市政廳樂隊一成立,水平就不低。它的指揮是埃烏塞波奧法蘭西斯科布拉賽少尉(Eusébio Francisco Placé),是從事音樂的澳門土生,但他最後赴里斯本深造。他是一位有方法、要求嚴格、有熱忱的人。他除了自己作曲外,還爲不同的樂器作曲。其手稿由於慈幼院方迪尼敎士的好心,幾天前我才有可能翻閱了它們。

市政廳樂隊進行了五年艱辛的工作。布拉賽敎授音樂理論及作曲技巧,他用的敎材是埃根尼奧利查多蒙德洛阿爾美達(Eugénio Ricardo Monteiro de Almeida)編的在里斯本國立音樂學校授課使用的課本的完整的手抄本。因此,市政廳樂隊具有音樂學校的功能。樂隊指揮從外面選來曲子,將它們改編,然後排練並演出,這些一直獲得市議員和公衆的好評。

因此,演奏的音樂不僅是傳統樂曲,還演奏一些地方樂曲,例如澳門舞曲《啞劇》,印度四人舞曲《邁多維的回憶》(Recordação do Mandovi)或者二拍的輕快舞曲《達官貴人》(Mandarim)。

這並不影響著名歌劇和舞蹈的宣傳,聽衆對普西尼,斯特勞斯,馬克卡尼,華格爾,奧芬巴赫,狄里亞斯等人的作品顯然非常熟悉。

當我抵達澳門時,認識了一位可敬的老翁,他有認識,記憶力很强。他以懷念的心情追憶昔日樂隊在公園的演奏會。爲了回憶這些事,在一個入暮時分,我和這位老人坐在陽台上,興奮地哼着威爾弟的作品片斷,他最喜歡這位作曲家。他能唱得那麼好眞使我一直驚訝不已,因爲他已經幾乎喪失了聽力。這一插曲祇用來證明人們隨着時間的推移仍保持着精神的財富來對付老年人的孤獨;這表明他們對音樂的濃厚興趣將支持他們繼續走完自己人生的道路……

現在,讓我們回到一九一七年年底,已經在夏天離開樂隊其位置被馬狄亞斯(Mathias)代替的布拉賽登上一條商船離開了澳門。因此,市政廳對樂隊選一位新的指揮而不知所措。一級樂師若奧達馬斯洛·費爾南多(João Damasceno Fernandes)臨時取代了他的位置。

這位費爾南多的努力和才能都不如他的前任,至少市民勞拉斯科·席爾瓦(Nolasco da Silvva)博士這樣嘆息,儘管我們在不少文獻資料中記載說他是一位堅守職責的人。可憐的費爾南多費盡心血,每周提供24首曲子,演奏意大利舞曲、華爾茲、西班牙歌劇、西班牙舞曲等等……,然而,旣使這樣也不能使聽衆滿意,我承認他讓我想起一隻一成不變運轉準時的鐘。(祇是在被刺殺的西杜尼奧巴依斯Sidónio Pais的吊唁期間中止了這些音樂演奏!)

市政廳一直不滿意,它想要一位更活潑更具有藝術才能的人! 它們考慮了貢斯坦西奧. 若瑟·席爾瓦(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但是,這位席爾瓦提交了一份苛求的計劃。這個計劃除了不能完全使他的才能爲音樂服務外,還包括大筆開支以及其它要求。因爲他是一個身兼多職的人:律師、記者、戲劇領導、檢查官、議員、政府秘書……,所以,最終未能達成協定。

市政廳還考慮了一位菲律賓指揮。伊斯杜洛·馬利亞·高斯達(Isidoro Maria da Costa)先生,他是香港一家音樂器材進口公司的代理人。他對市政廳樂隊的領導位置極感興趣。在他的信中附上一份令人好奇的美國樂器標樣目錄。令人好奇有二個方面,一是樂器技術的現代化;二是高斯達先生預見到要做的生意,如果他担任樂隊指揮,就要爲自己從美國訂些他認爲“有用”的音樂器材。

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六日,眞正担任此職的是亞雷西奧·貝尼斯(Aléssio Benis),但是,他在職祇有兩年時間。這位意大利人來自倫敦,當時是一位有名的馬戲團音樂指揮在香港演出。

市政廳樂隊增加到26人,軍人多於百姓。每年費用是16000澳門元,政府補助這一組織。亞雷西奧改進了樂器,但是他面對着嚴重的內部問題,事實上,借調市政廳樂隊的軍人的待遇導致了他們的不滿,在休假和工資方面尤爲突出。市政廳瞭解到那些人是這一事件的爲首分子,要求亞雷西奧用百姓來取代他們。指揮驚慌不已,因爲這些軍人正是樂隊不可缺少的精英分子。眞是禍不單行,由於這一情况導致演奏水平的下降,來自外界的抱怨像雨點一樣打來。

一九二○年五月八日《自由》報對這些毫不留情地給予抨擊:“亞雷西奧在樂隊的八個月中,還未準備爲舞會演奏交響樂。而在這期間却有時間從美國弄來孤步舞曲、Ono-steps等,當應邀去晚宴中演奏時樂隊表現出無精打采。由於樂隊如此鬆散,無能力,去公園聽音樂的人開始越來越少。”

夠了! 市政廳開始討論結束這筆開支,再說,這筆費用在預算中不是“法定開支”。這樣,樂隊和樂師們祇好忍耐了。軍人返回原崗位,百姓被解散,因爲他們沒有簽任何合同。亞雷西奧的工資一直付到約定的二年期滿。在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政府委員會的會議上市政廳樂隊被宣佈解散。但是,在會上有一個聲音高叫反對解散市政廳樂隊。他就是神父加科博雷,政府委員會委員。可是孤掌難鳴,他最後以失敗告終。

澳門人民不甘心輕易地放棄音樂,這通過他們自己組建一個樂隊、六人合唱隊和合唱隊的企圖中可以看到這一點。但殖民部不批准成立這一樂隊與合唱隊(見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戰鬥》報)。

不少樂隊和同類的組織經歷了這一動蕩不穩的時期,報界在談論慈幼院樂隊,聖若瑟修院交響樂隊等等。

至於軍人樂師,他們被遣散不是實質性的,我們在“澳門劇院交響樂團”(醫院路)找到了他們。可能是以私人的名義組成了那個樂團。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間,敎會繼續請他們在彌撒、宗敎遊行以及葬禮中演奏。

治安警察廰聖樂隊

治安警察廳樂隊(1958年)

當市政廳樂隊被解散時,埃杜亞爾杜·費雷拉·維雅那(Eduardo Ferreira Viana)中校力圖建立另一樂隊來代替它。當時,圍繞着樂隊的事又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看法。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眞理》報轉載了同月十二日《祖國》報的文章:“澳門可以並且應該是一個減輕它那‘監獄’般苦楚的小小藝術園地。但是連一個市政廳樂隊或政府的樂團都沒有,人們無法在星期天和星期四來打破每天的一成不變的死氣沉沉的氣氛。”這些聯合努力的結果是在瓦斯科伽瑪大街擧辦了一個演奏會。這可以從第二年一月十四日的《眞理》報上看到:“警察廰樂隊成績不小,演奏吧! 演奏即意味着存在! 這是我們的看法! ”然後文章又指出:“那樣的樂隊的消失,眞使人惋惜。直至今日,在葡萄牙腹地還能享受到音樂的樂趣,難道喜愛高尚音樂的澳門人不能享受到這傑出的樂隊四年來通過自己値得讚賞的努力爲他們提供的精神樂趣嗎?!很難使人相信……那麼,在那些有影響的人看來,澳門人民又是什麼呢? ”

有關澳門警察樂隊的問題還未解決。澳門警察樂隊是在“跑馬俱樂部”的倡議下,以若奧佛蘭克(Jõao Franco)爲指揮,經政府的一道訓令批准下成立的;但是,殖民部的另一道訓令却不准它成立(見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號,113)。殖民部的否決實際上沒有造成影響,因爲樂隊取名爲“澳門樂隊”。它不但照常演奏,而且還爲總督演出,直至貢斯坦西奧·席爾瓦接管樂隊爲止。

直到那時,有名的指揮又被邀請去一樂隊担當指揮。在那戰爭之中,是哪一個樂隊呢? 是市政廳樂隊。它的重建消息是在一九二八年二十四和二十五號《憲報》上刊登的。老一輩的樂師又被召集到一起,貢斯坦西奧又一次提交了他的計劃。我們認爲就是原來迫使他放棄的那份計劃。但是他現在被人理解了,他也接受了指揮的職位,雖然,他當時已退休了。可是如同他當年一樣,在競爭中出現了另一位對手,這就是樂師、音樂器材商高斯達先生。《眞理》報爲後人保存了有關這一場競爭的散文。高斯達僅僅祇能拖延貢斯坦西奧上任的時間,却未能阻止他走馬上任。

這樣,每周又開始擧辦二次演奏會,或在聖法蘭西斯花園(新的樂壇),或在瓦斯科伽瑪大街上。人們對這兩處要求更好的燈光設備和更多的櫈子。與此同時,新的樂器到來了。直至一九二八年末,“一切都以最好的形式進行”。

一九二七年可以說是葡萄牙的喜慶之年,樂隊受人歡迎。一到演出音樂時間,公園裏人山人海,演奏的水平又高。有一位熱情人可以證明此事,他自發地登上樂壇向貢斯坦西奧·席爾瓦先生表示祝賀。席爾瓦先生後來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一廣播電台做音樂節目的負責人及組織者。

演奏的曲子的聲譽被出現的“唱片”所證實。聽衆用電話或其它形式向電台點播節目。據人們說,演奏會在這一年擴展很大,深受大衆喜愛,他們專門趕去聽音樂,而不是在散步中順便去聽樂曲。

從某個角度說,這是收穫果實的時代。但是忽視了將來。這在音樂領域中表現出了弱點,人們祇注重“爵士樂”、化裝品、談論金錢以及乘坐豪華遊艇渡假計劃這類事。

三十和四十年代不是完全偃旗息鼓的年代,但是,關於樂隊的記載甚少。戰爭一直導致社會的反響。在音樂領域中失去了大衆的重視。但是,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在很狹窄的範圍內培育它,保存它,傳播它。

一九五○年,在《號角》報和《澳門新聞》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後,馬努埃爾·比門德爾·巴斯托士上尉(Manuel Pimentel Bastos),赫那尼·安蛟斯中尉(Hernâni Anjos),馬爾格斯·平托少尉(Marques Pinto)以及其他熱心分子組建了“澳門文化界”。這一組織通過《萬花筒》雜誌發表有關文化的文章,通過電台播放由令人想念的高美士主辦的音樂節目。“澳門文化界”在七年的生命中成績卓著。我問自己:是什麼時髦的東西使它消失了? 爲什麼在今日的文化中軍民合作的這個或那個榜樣不見了? 這是値得我們深思並應力求解決的問題。

從一九五一年四月起,警察樂隊又出現了,它成了澳門治安警察廳的一部分。它由來自D. Bosco中學和慈幼院的十七至二十歲的靑年組成,指揮是意大利人,名叫戴斯坦(Testa)。後來一位平庸的一級中士取代了他。到了一九五八年,似乎各個方面都在支持音樂:由於狄亞斯·西爾瓦上尉的努力,警察廳的管樂隊和樂隊增加到七十五人。但是,由於西爾瓦上尉任滿回國,他們或者被遣散,或者加入了其它行業。

治安警察廰樂隊(1957年)

治安警察廰樂隊和樂隊指揮平托沙

一九六○年,治安警察廳樂隊的全部樂器和設備借給了在澳門俱樂部擧辦的“狂歡節”演奏會。那位阿爾佛雷多·西爾瓦(Alfredo Silva)指揮,如同照片上所展示的那樣,認眞地在指揮,他手擧指揮棒,眼顧所有的“樂師”,好像想重新呼喚回昔日“美好的時光”。

看到的人都說樂隊演奏“水平高”,簡單地說,這不是眞正的樂隊,它正在與嚴重的生存問題搏鬥着。

指揮撒沙布利安托(César Brianza),警察廳的社會部以及送往上級部門要求完善地重建樂隊的許多公函一直在不斷地支持着這個樂隊。

對警察廳樂隊的惡劣處境的抱怨最後收到了效果,人們終於認識到樂隊是由樂師組成的。而樂師也是人這一事實! 必須把他們吸引住,他們的工作必須得到應有的報償。

一九七九年,對樂隊的情况進行了長期的認眞的硏究後,提出了許多接納樂師的方法,將他們編入一個專門的穩定的機構,同時也指出在安頓樂師的各自位置後,迫切需要從葡萄牙派一位軍官來領導導這個樂隊。

儘管治安警察廳樂隊的人員還屬於該治安機構,但它的樂隊可能將被放在與保安部隊司令部同一個級別上。

事情往往就是這樣,這對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敎訓。一個論據充分的提議往往有助於上級作出合適的決定。當時的總督梅洛·坎琪狄奧(Melo Egídio)同意,批准,下令實施提議。不久以後,任命樂師下士諾瑟·阿馬維爾·貝雷拉·平托沙(José Amável Pereira Pinto de Sá)爲治安警察廳樂隊指揮。

這是一個有前途的人,一位有很高音樂素質的交響樂隊指揮。其簡歷卓著,在葡國已被文憑所證實,並被許多我們有機會並樂意閱讀的消息報導所證實。

這是一位有才幹的積極分子,他“放手大幹”,他先在警察廳和聯合敎育中心招募了七名樂師。然後,他繼續憑着祇有對藝術的摯愛才能產生的動力去尋找更多的樂師。對樂器的改進也幫助了他。因爲祇有認眞努力,結果將會是有效的。這位指揮不僅在技術方面而且在行政方面也努力使樂師專業化,他提議一方面通過考試擇優錄用,另一方面要正式承認他們。他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獲得他所要求的一切。

在平托沙領導下的樂隊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由於時間的限制,我祇能局限地談論這一時期的情况,在我之後其他人將會更仔細地硏究。澳門的樂隊的長期經歷告訴我們音樂這個領域同人類致力於的其它領域一樣有他的興旺時期、創作時期和衰落時期。

可是我們知道理智和意志力的作用,如果我們認爲在文化這一大厦中音樂基礎非常之重要,如果我們目前可以利用對我們的事業有益的條件的話,我們也必須仿效歷史,盯住任何中斷的跡象。葡萄牙應該做一切,尤其是在遠離祖國的地方保存其文化方面更要多做一些。

在爲葡人存在而鬥爭中我們有光輝的榜樣。過去的眼睛銳利地盯着我們,向我們提出無聲但震撼我們良心的有力的呼籲,讓我們聽聽這對我們的呼籲:

瞭解歷史,正確行事。

今日,重新樹立葡萄牙的光輝!

良友譯

治安警察廳樂隊在澳門俱樂部擧辦的“狂歡節”演奏會。

*畢業於哥英布拉大學歷史系,致力於澳門史和葡萄牙在東方歷史硏究的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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