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里戈·博塔克在國外編輯出版了《葡萄牙人在亞洲》一書。文德泉神父認爲此書對葡萄牙在東方的歷史硏究非常重要，我們刊登文德泉神父相應的評論。此外，澳門文化學會編輯部還出版了幾部頗有意義和價値的著作:
約瑟·多斯，桑多斯·費雷拉用澳門方言和葡文撰寫的《澳門極樂園》。
但丁的一個意境可以用作比喩: 好似水花歡騰、接近落地。以阿德的話來說，是「澳門喚醒了詩人」。從來沒有出版過那麼多著作。是澳門激發了詩情。不知不覺，意料不到地爲先知的力量所焦慮? 至少，將回憶澆鑄成書，用詩句傾訴衷腸。約瑟·多斯·桑多斯·費雷拉這個集子，正是一部風格簡潔、題材純樸的感人至深的小書。短小精悍的篇章，顫動着感傷情調，比作者把黃昏的濃墨縮印在眼前的地平線上還要犀利。
無論如何，在這一畫框中留下的，是一個小小的極樂世界的回憶。(題目《澳門極樂園》已經點明)，是一幅神化細小的澳門土地的素描。當作者在主觀世界深處把(無處不在)賈梅士和祖國相提並論時，這個印象更爲鮮明强烈和峯回路轉。
《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七年兩次與中國締約時的澳門》，作者爲羅倫素·瑪麗婭·達·康塞雙。
這是一篇對瞭解一段頗具爭議性，在西方論點和中國官方史觀之間存在爭論的歷史時期適時而又十分重要的歷史散文。
有關葡萄牙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的情形，作者極其明確、簡略而有系統地列擧了足夠的事實，闡述了一八八七年和中國簽訂有名的貿易條約時的談判條件和準備工作。
作者解釋他爲何進行這一硏究時，將架構和結論槪括爲一個淸晰明瞭的前言。我們將轉錄其中頗有興趣的一部份:
「使得我們確定關於與中國締約問題的論文的範疇的第二個原因，乃基於試圖回答一個在中國領導人的記事簿上提出已久的問題。他們提出把那些認爲不平等的條約——締約列强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商定的條約的修訂進行到底。中國在這些條約中處於不利地位，其結果是中國屈服於弱肉强食規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我們關於澳門的條約在何種程度上可以納入不平等條約的定義中?
並非吹噓我們的硏究，但我們相信，我們找到了正確的答案。這個答案旣非推論演繹、毫無論據的結果，更不是那些專心於對模稜兩可的內容進行詭辯的人的成果。答案就在條約的歷史本身，在檔案館向我們提供的當時的文件中。由此我們可以無懈可擊地證明，跟中國締結的條約，首先，是對那些原本存在的客觀事實的編纂；其次，一八八七年條約的最後文本是中國本身出於便利而促成的。這樣，不管怎樣擴充「不平等」這個詞的觀念，都不可能——恰好與其他列强相反——將此詞應用到我們和中國簽訂的條約，除非勢均力敵、自由協議和不可轉讓的歷史基礎(我們在此指對澳門幾個世紀的佔有，並非源於征服，而是出於贈送，一八八七年的最後條約作了追認)。」
此外，還以《澳門畫家》爲題複製澳門美術家圖畫出版了兩套明信片。這兩套明信片納入澳門文化學會在本地和國際上宣傳澳門美術家的戰略，由一輯十二位美術家的二十四幅西洋畫以及另一輯八位美術家的十六幅傳統中國畫組成。
同時，我們還再版了潘日明神父的《殉道者使圑》。爲此，我們發表塞琳娜·維加·德·奧利維亞的一篇評論。
「身軀逝去，靈魂不朽」
塞琳娜·維加·德·奧利維亞
標題來自潘日明神父的《殉道者使團》。這部歷史傳略講述了一六四○年從澳門前往日本的使團的六十一位基督徒是在什麼情形下殉難的。
《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七年兩次與中國締約時的澳門》一書封面。
《殉道者使團》初版於一九六五年，不出幾年就銷罄了。如今，根據作者所言，本書「作了深刻的重審和輕微的訂正後」，再次與讀者見面。
値得注意的是，除了本書內容所包涵的意義——我們接着將詳盡介紹——《殉道者使團》的再版適逢葡萄牙重新考慮它與在二十世紀轉折關頭從戰略上、經濟上看是至關重要的太平洋地區的國家的關係的時刻。這樣，尋找在往昔令相隔遙遠而迥然不同的民族——諸如日本和葡萄牙接近的歷史根源，驗證使得葡萄牙在東方落地生根的關係，就獲得一種無論如何不能不提及的歷史重要性。
《殉道者使團》的價値所在，就是再現了葡萄牙歷史上鮮爲人知的一段歷史時期，並向我們提供了情况，把日本對澳門船隻關閉所有港口一年之後的一個葡國使團存在的理由歸納到時間和空間中。
然而，對我們來說，這一歸納並未化解十六、十七世紀葡日關係的複雜性，這亦非本書的主要目的。本書的目的，已經體現在題目上，讓大衆知道一個與傳播信仰——葡萄牙在世界的影響的組成部份——息息相關的歷史事實。
我們不可忘記，《殉道者使團》的作者，儘管是歷史學家，但主要是一個獻身於傳敎事業的人。因此，自然地，他試圖强調信仰的各個側面以及抵制對信仰的背叛的價値，從而顯示出，從天主敎的觀點出發，那些似日本殉道者的人，已經具備「所謂獲得追崇和賜福的條件」。至於其他，歷史「旣是客觀也是主觀的——因爲是往事，令人明顯地感到有所顧慮，但以歷史學家的眼光來看罷了」(若瑟·亞馬多·門德斯《作爲科學的歷史》)。
儘管如此，本書依然反映出對客觀和嚴謹的憂慮，並不假借非理性的批評和不夠科學的方法來維持葡萄牙在這些地區的影響的名義而掩飾現實，相反地，對這一影響提出一個積極的前景，毫無輕易吹噓、假意歌頌的意圖。
我們接着對本書的內容作一槪述。作者在書中探討了兩大問題:
信仰與宗敎皈依的問題以及澳門和日本的貿易關係。然而，我們要指出的是，儘管這兩個問題不盡相同，但存在着內部聯繫。關於這一點，讀者一會兒就會明白。
我們從第一個問題談起。潘日明神父揭示了澳門的姐妺城市長崎的誕生以及傳敎士、主要是耶穌會士在葡萄牙開拓長崎中所扮演的角色。對基督敎的皈依剛剛開始，就導致了初期的迫害。迫害之中，尤以强暴鎭壓爲突出。殉道者前仆後繼，許多日本基督徒更是不屈不撓，他們當中，有農夫、手工業生產者和商人，還有控制着日本帝國的政治、經濟和財政機器的寡頭政治統治階層——武士的後代。
依我們看，正是這部機器，成爲在日本傳播基督心聲的主要障碍。換句話講，基督敎已經開始生根並得到響應，加入基督敎的人不僅來自民間，還來自上層政治社會。這危及帝國經已存在的權力關係。所有這一切，都在一個社會混亂和內部爭奪的時期內傾軋，而西方宗敎的音信也成爲社會不安定的另一個因素。這樣，統治階層感到危機潛伏，認識到需要淸除基督敎義。從某一時刻起，作出抵抗基督敎的反應。這一反應，後來變成矛頭直指葡萄牙。
儘管如此，一個基督敎社團並未因時間流逝而消失，至今還生存在日本社會。
關於第二個問題——澳門與日本的貿易關係，書中已闡述得十分淸楚。澳門商船運輸中國絲綢到日本換取白銀，雙方皆樂此不疲，因爲各自均獲得「可觀的利潤」。
起初，作爲前述事實的後果，葡萄牙人以及傳敎士頗受歡迎，從而爲落地生根打下了基礎。但是，這一氣氛不久就蒙上陰影。這不僅歸咎於前面已經指出的理由，還歸咎於「神父們在穿梭於馬尼拉和長崎之間的船隻上走私」。這一點，導致了「第一張驅逐所有居住在日本的葡萄牙男人出境、但他們的妻女則必須留在日出之國的公告」。
與此同時，存在着對荷蘭商人顯而易見的援助。爲何會接納荷蘭人呢? 依我們看，因爲荷蘭人作爲「歐洲的敵人」，儘管對加爾文主義的信仰深信無疑，但在這一帶地區祇從事純商業性的活動。在商言商，宗敎則是宗敎。因而沒有成爲日本國家機器拒之千里的對象。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根本區别就在此。我們十六、十七世紀的商人從本質上來說是敎徒，無法將物質利益和宗敎信仰截然分開。
《殉道者使團》一書封面。
基督敎的根植和傳播，似乎更加動員了一批傳敎神父前往日本。自然，他們是乘坐葡國商船去的。這一細節，被認爲是增强當地居民的宗敎信仰的原因，因此，向葡萄牙人關閉所有日本港口的決定也就十分堅定，並在一六三四年執行實施了這一決定。
對這一失控並不感到奇怪，因爲儘管間接地，其他情况也促使了葡日關係的惡化，譬如那些反對耶穌會士的宗敎團體之間，關係就不佳。勝人一籌的是，耶穌會因爲最早在東方落地生根，對日本的現實瞭解得頗爲深刻，並依據這些認識來行事。
澳門議事會的成員均爲顯要商賈，深信澳門要生存就應繼續與日本羣島發展經濟關係。從此，努力籌備派遣一個使團，旨在通過外交途徑，呼籲取消一年前的驅逐令。這一使團，終於在一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啓程出發。
活生生的見證——詳見下文——向歷史訴說了扼殺這一使團的悲劇性遭遇: 六十一人被處決，十三人得以放生回到澳門，作爲「對任何胆敢在陽光普照大地之時再返日本的人——無論是使節還是商人」的警告。
有趣的是，殉道的傳敎士完全可以避免死亡。十分簡單，祇要他們按照署公(Xuguns)專員向他們集體和個人提出的建議去做，放棄對基督敎的信仰。但是，答案却是「英雄不折腰」、「驅體雖逝、靈魂永存! 」——這槪括了那些後來成爲日本殉道者的宗敎信念和勇氣。
這一事件發生之後，從外交事實上看，該使團是在强烈的商業刺激之下成行的，宗敎因素超出其他原因，並非葡萄牙人的動機，而是日本人的行爲所造成的，是署公(Xuguns)的專員們將一個經濟問題轉化爲帶着濃厚的宗敎色彩的行動。
這個觀點，在書中已得到重點論證。
澳門宗敎當局從幸存的十三位證人那兒得知事實後，馬上採取了必要的措施準備追認並賜福四位大使及其五十七位隨員。
建議案即將準備就緒時，另一個對葡萄牙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阻碍了這一意圖的實現:
一六四○年十二月一日葡萄牙獨立復國了。
馬德里王朝勾心鬥角，將此一建議案拋到九霄雲外。
一句話，這是一本不可錯過的好書。
正如亨利·馬屢在其著作《如何理解歷史學家的技法》所說，「歷史學家就像物理學家或植物學家，不信口開河，隨意發揮」，撰寫歷史要求嚴謹。因此，歷史不能由業餘愛好者來撰寫。
深刻的總體文化知識，需要包括必不可少的眞正的歷史文化。潘日明神父兼而有之。《殉道者使團》對硏究葡日關係史和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宗敎題材作爲著作的主體，但可以加强其他側面的硏究。這些，都包涵着豐富的內容。
在這一領域，尚有許多値得硏究的問題，尤其是荷蘭人和馬尼拉當局的角色以及他們與建立初期若干世紀的商業城市澳門的辯證關係。
我們希望作者充分利用他在這個領域的淵博知識，不斷發表更多的著作，幫助人們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個複雜的遊戲，在理解而不是裁決的前提下，重建葡萄牙人在東方的歷史。
《澳門極樂園》一書封面。
《葡萄牙人在亞洲》文德泉神父著
我們收到一本題寫了熱情洋溢的贈言的關於葡萄牙人在亞洲的極其有興趣的著作。這本書收集了多位專家用德文和英文寫的硏究論文。
該書有兩個標題，一個爲英文，另一個則是德文。
德文標題是Beitrage Zur Sudasienforschung《南亞硏究論集》。英文標題是Portuguesia Asis: Aspects in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Sixteen and Seventeen Centuries)《葡萄牙人在亞洲: 十六和十七世紀歷史與經濟史的若干問題》。
該著作發表在一九八七年斯圖亞特Steiner Verlaz Wiesbaden GM BH出版社出版的海德堡大學南亞硏究所(Südasien-Institut，Uuiversität Heidelberg)學報第一百一十七期上。
本書大觀
首先是羅德里戈·博塔克博士的一個簡短的《編輯說明》，接着是德馬爾·羅德蒙特寫的一篇「介紹」，題爲《葡萄牙人在亞洲的命運》。在介紹中，對書中各篇論文作了比較，並對每一篇論文的內容作了簡介。
本書範圍十分廣泛，所有論文均爲專家撰寫，頗爲得體。其中一些論文還對葡萄牙人在亞洲的歷史有新的貢獻。
該書長達二百二十頁，讓我們快速瀏覽一遍。
馬爾康·杜恩用德語寫《胡椒、利潤和產權: 關於印度州在南亞的邏輯發展》。
作者是經濟學家，分析了印度的壟斷權利問題並得出結論: 這種體制加速了葡萄牙帝國的沒落。他還强調資產階級資本積累的缺乏，與活力旺盛的荷蘭中產資本主義形成鮮明對比。
約翰，維列斯講述《葡萄牙的馬六甲和西班牙的馬尼拉: 帝國的兩個槪念》。
無論是葡萄牙人還是西班牙人，他們遠來東方都抱着相同的目的: 奪取財富和使士著皈依基督敎: 靈魂和胡椒。可是，他們抵達後，各自採用了不同的方法來實現目標。由於存在兩個不同的帝國槪念，殖民也應用了兩種不同方式。
馬六甲是個戰略要點，那兒缺乏大商人；馬尼拉則相反，有一個富裕的商人階層，從而變爲一個資本積累的商業中心。
在馬六甲，葡萄牙人尊重當地人的傳統習慣，保留了政府、管理、社會經濟結構甚至外貌。而西班牙人則把馬尼拉變成一個嶄新的城市，成爲西班牙帝國一個省份的首都、軍事和海上爭霸的焦點、文化和宗敎影響的中心，控制着周圍島嶼和跨越太平洋貿易的中轉站。
聖雅·蘇布拉門延論述《一六○○年至一六五○年衰落中的柯欽。印度州的神話和操縱》。
作者首先引述了約熱·路易斯·博熱斯的詩篇《博熱斯家族》(一九六○年作):
……「是葡萄牙優秀的兒女
做完活計後
攻破東方的城牆
流沙成海成河
神秘的沙漠中
國王迷失了
但發誓沒有死亡」
論文中，蘇布拉門延槪述了葡萄牙人在柯欽的歷史，然後提出問題: 何時開始了貿易衰落?
根據葡語文獻，這個細小的商業中心在十七世紀上葉(一六○○至一六五○年)開始衰落。然而，英國史學家A. R. 迪士尼斷定，直至一六三○年，柯欽依然是重要的商業中心，他還引用葡文文獻: 「今時今日，除開在柯欽，印度再沒有富人」。這一貿易是由定居者維持的。定居者是個資產階級，甚至享有向葡國船隻收稅的特權。
這似乎證實了經濟學家馬爾康·杜恩的論點，缺乏一個像荷蘭人那樣的資產階級，促使了我們帝國的覆滅。
正當其他葡國港口淪落之時，是這些定居者令柯欽再次得到繁榮。蘇布拉門延指出「在一六○○至一六五○年這段時期，柯欽並非唯一衰落的葡萄牙在印度的港口。可以說，帝烏·沙爾以至印度州的首府果阿也遭受同樣的命運。然而，正好與這些從未眞正從十七世紀的危機中恢復過來的港口相反，柯欽是十七世紀初唯一恢復繁榮的商業中心」。
本書的編輯羅德里戈·博塔克，發表了兩篇鴻文，一篇是英文的: 《一三五○至一六○○年從帝汶向中國和澳門販運檀香木》，另一篇用德文撰寫，題目爲: 《中國、葡萄牙和十五世紀初期至十六世紀初期馬爾代夫的貿易: 關於南亞經濟史的幾點說明》。
博塔克提出了一篇關於帝汶、中國和澳門的檀香貿易的傑出論文，下面是論文關注的焦點:
一、一四○○年之前的檀香貿易；二、鄭和時代和鄭和之後；三、澳門創立和梭羅堡壘建立之前的葡萄牙時期；四、澳門創立之後(一五五○年至一六○○年)；五、荷蘭人的出現到明朝的結束(一六○○至一六四四年)。他指出，帝汶原本鮮爲人知，因爲這一貿易而出了名，並獲「檀香島」之稱。他引用《葡國魂》作爲結語。
《澳門畫家》明信片封套。
“帝汶遙遙在望
檀木飄溢淸香”
(第十章一三四節)
博塔克的另一篇論文是從總體來講葡萄牙的貿易的。兩篇論文都顯示出，葡萄牙人逐漸取代了中國人。葡萄牙有幸抵達的好多地方，中國人以前都到過。這一貿易後來被葡萄牙人中斷了，因爲葡萄牙人在亞洲找到了諸如檀香一類更爲合適的貿易市塲。
緊接着博塔克的兩篇傑作，是K C. 法赫的一篇論文，講述葡萄牙人在明代中國人之間留下的可怕印象。幸好，這一個壞印象在後來逐漸消失。
跟着是凱撒·桂倫·奴內斯的一篇論文，题爲《托馬斯·佩雷拉神父和葡萄牙恩主地位的喪失》。
他對托馬斯·佩雷拉的稱頌令彼受之無愧。但是，恩主並沒有隨着他在北京逝世而光芒盡失，反而延續到現在。時至今日，我仍是葡萄牙遠東恩主會的成員。
對恩主會的最人打擊，並非像奴內斯所說來自亞歷山大主敎圖農(Charles Bailland de Tournon)，而是由於龐巴爾侯爵在葡萄牙和殖民地取締耶穌會所造成的。
奴內斯似乎不知道托馬斯·佩雷拉的出生地，說他出生在巴爾塞羅斯附近，而且沒有指出他的出生日期。其實，他出生於一六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生地點爲法瑪麗康區的聖馬丁諾·都·瓦列。
當他引述《利瑪竇史料》時，奴內斯把作者說成P. M. D'Eliade 神父，實際上，作者的正確名字爲P. M. D'Elia而不是他多次重覆的D'Eliade。
作者引用意人利音樂家Caetano ，可在中國並沒有這個叫Caetano的意人利人，但有一個Lazzaro Cattaneo 神父(一五六○——一六四○年)。我們對他的音樂天賦一無所知。
這些祇是小疪，並不傷及奴內斯這篇關於葡萄著名的數學家和音樂家托馬斯·佩雷拉的翔實論文。有關這位耶穌會士，若埃爾·卡瑙大師在音樂學院作過一次演講，專述他的音樂藝術和與他相關的幾個片段。
據我們所知，卡瑙大師試圖寫一篇關於音樂家佩雷拉神父的論文；我們提議，奴內斯寫另一篇關於傳敎士佩雷拉神父的論文。
最後，約翰斯·博格提出一篇德語論文《關於十六與十七世紀葡萄牙記載東印度航線的文獻批評擧例》。
作者根據葡萄牙的文獻，例擧了許多航行到亞洲的不幸事例。航海由於季候風和其他問題而變得艱難。
需要補充的是，很多船隻返航祖國時都超載，從而造成不可勝數的生命損失。
我們熱烈祝賀羅德里戈·博塔克博士如此善於協調衆多硏究葡萄牙亞洲經濟史的專家努力，編出這本嚴肅而史料翔實豐富的著作。
澳門文化學會紀念幣
澳門文化學會出版的以中葡文化長期共存爲題材的紀念幣，已經在葡文書局向收藏家發售。
紀念幣在世界徽章製造最具傳統的國家之一葡萄牙製造，設計者是澳門文化學會去年七月份向所有藝術家發起的競賽的獲勝者江連浩。
得獎的設計兼具象徵和現代的色彩，還保留了徽章傳統的圓形，正如作者所說，「在中國文化裏，是天空和宇宙的同義詞」。
在同一紀念幣使用兩條不同的金屬帶——外環鍍銀，內環鍍銅並且處在紀念幣連貫而突出的平面上。從而强調出文化共存中的顯著地位。對紀念幣上的文字，這位藝術家使用了浮雕的版法。
紀念幣印數僅有五百，售價爲八十元澳幣。
吳志良 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