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澳門
它的圖書館和藏書

喬治·阿布萊烏·阿利馬* Jorge de Abreu Arrimar

米蓋爾·路杰所著的書的扉頁,一五八五年印於澳門,是澳門的第一本書。

前言

澳門在長達三個世紀中曾是歐洲在遠東的貿易中心,是旅行家、商人、使者和傳敎士從歐洲來到地球這一部份的通道。它曾擁有無數敎堂、修道院一般的學校和大學。澳門本應該擁有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恰恰相反,在澳門的圖書館和檔案館裏很難找到十八世紀以前的文獻,十六世紀以前的書只有兩本,在歷史檔案館現存只有十六本十七世紀的書和二十八本十八世紀的書。直到現在,國立圖書館(設在市政廳之部)只有三本十七世紀的書,爲數很少的幾本十八世紀的書,大多數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書籍。

像羅倫索·馬爾格斯(Lourenço Marques)、蒙坦爾托·耶穌(Montalto de Jesus)、若瑟·貝蕾斯坦·米蘭達·里馬 José Baptista de Mirande e Lima 的私人圖書館不是本身已不存在就是丟失了大部份藏書。杰克·M·布拉格(Jack M. Braga)藏書館的藏書中有幾册現存於國立圖書館。這幾本書還是通過華人事務機構(相當於今天的華務司-譯者註)才到了國立圖書館。據說,杰克的大部份藏書賣給了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大學。澳門俱樂部圖書館消失得不留一絲痕跡。在該圖書館中原藏有澳門最早的周報《中國之蜂》的完整蒐集以及在拉弗爾多萊斯(Rafael das Dores)的珍貴收藏其中包括在東方用葡文出版的報紙和小册子,全部散失了。其它公共機構或者敎會的檔案館及圖書館都沒有逃脫這種可悲的命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市政廳的檔案館受到衝擊,存有的三分之一手稿被毀;敎會檔案館的藏書在漫長的歲月中也失散了;一八七四年,澳門政府秘書檔案館因台風而遭水淹,早期的藏書已蕩然無存。

澳門理應是證明葡人在遠東的影響和經歷的文獻的寶庫。但是,大部份具有歷史價値的文獻由於人類的疏忽已消失了;一部份由於氣候的惡劣而失傳;還有一部份轉到了帝國的其他地區。雖然,在一八四四年澳門脫離葡屬印度前的文件書籍被運送到果阿檔案館,以及一部份去了葡國本土,其中許多文件由於當時沒有保護葡國海外省的文件的機構而丟失了。

爲了說明剛才講述的事實,値得提一下上個世紀羅倫索·馬爾格斯送往里斯本的文件的遭遇。一八五一年或一八五二年,澳門政府得知葡國有人將要寫澳門歷史。羅倫索當時是賈梅士洞的主人。他裝了三箱關於澳門歷史的古籍,其中有一些是關於賈梅士詩人的,然後他把這些交給澳門總督,後者趕快把書送往里斯本,作爲寫葡人在遠東統治史的最重要的資料。

時間在消逝,但是歷史書並未出版,連送去的文件也未與讀者見面。因這些書籍沒有被使用,這些書籍的主人羅倫索便向里斯本要求把書交還給他。里斯本方面回答說那些書籍隨同三隻箱子一起丢失了。

在澳門出版的最早的書之一,描繪日本使團赴羅馬敎會之經過。

在一八八三年七月十日有澳門政府秘書長若瑟·阿爾貝托·高爾特·萊爾(José Alberto Corte Real)簽名的給市政廳的信中這樣寫到: “在里斯本應該存在有價値的文獻,一些是一八七五年海軍部從已故的若瑟托雷斯的書店購買的,不知是否就是以前羅倫索送往里斯本的文獻的一部份。”

人們也不知道他們何時送這些文獻,也不知這些文獻的命運如何。

上面談到了有關書籍和文獻總的槪况,下面具體地介紹一下今日的文獻的保存狀况,這就是說我們來談論澳門國立圖書館和澳門歷史檔案館。這些活生生的機構擺在我們面前,如同遺留下來的財富的保管者。但是,爲了說明不應該發生的事,我們將先談及澳門的兩個重要的圖書館,它們由於人類的忽略粗心,由於白蟻的貪食和氣候的無情而銷形匿跡了,使得我們已經被損的文化財富變得更貧乏,這就是聖保羅修道院圖書館和澳門軍人俱樂部的圖書館。

聖保羅修道院圖書館

耶穌會士很早就在澳門定居,他們關心敎育和宣傳宗敎,即設法在靠敎堂的地方搞到一所房子,以便傳敎和敎育葡國靑年人。一五九四年,這所房子準備用來做修道院,有90個澳門居民的孩子去那兒聽課。後來,建成一所敎會學校,敎授拉丁文、神學、哲學和美術。

耶穌會除了從歐洲和印度運來書籍,還給澳門弄來了一台印刷機。這樣,他們可以自已印書。阿雷山特羅·瓦利洛(Alessandro Valignano)(1)(1539——1606)是耶穌會在東方的巡視神父,他馬上看到印刷機對傳播書籍所起的作用,以及在遠東,尤其在日本傳播知識和宗敎的重要性。基於這種思想認識,他從羅馬獲得在日本國設一個印刷廠所必需的材料。

因瓦利洛的建議,一五八二年赴羅馬的日本使團(2)在返回時將建印刷廠的材料帶到澳門。一五九○年,該廠設備被運往日本,並在日本使用了二十三年之久。

一六一四年,由於日本開始對基督敎徒的迫害,這所印刷廠又轉來澳門,後來,印刷廠被出賣給他人,其設備留在安特雷·包托和馬努埃爾·奧維洛(André Botto e Manuel Ovello)的家裏直至一六二○年(3),不久以後這些印刷設備被賣給了菲律賓馬尼拉的聖奧斯定會(4)

在澳門瓦利洛印刷廠印的第一本書是基奧瓦尼鮑尼發西奧(Giovani Bonifácio S. J.)(5)神父著的關於基督敎敎育的著作再版,書名爲《基督少年組織和靑少年庇護所》(《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Adolescentiaeque Perfugium》)一五八八年耶穌會出版。

這本書共252頁,如今僅存一册,保存在里斯本“阿茹達圖書館”(6)(Biblioteca do Palácio da Ajuda)。第二本由該印刷所印的書是關於日本天主敎徒的歐洲之行,書名是《日本使團赴羅馬》(7)(《De Missione Legatorvm Iaponensivm ad Romanam curiam…》),一五九○年耶穌會出版,作者是葡國耶穌會士埃都亞爾杜·山德(Eduardo de Sande),此書現存十二册。書中談及一五八二至一五八五年間第一批日本人赴羅馬的情况。從一五九○年至一六一四年,正如前面所講到的,耶穌會的印刷機在日本。一六二○年,已被運至澳門的這部印刷機印了一本題爲《學日文技巧》的書,供初學日文之士使用(8)

在澳門這家耶穌會員的印刷廠印的最後一本書是關於日文語法的,作者是有名的語言學家若望·羅特利克(João Rodrigues)神父,日本人叫他Tçuzzu 意思是翻譯(9)。由於這一印刷機,一些書籍才有可能傳播到這些地區。聖保羅敎會學校圖書館逐漸擴大,與果阿圖書館一起成爲西方在遠東的藏書最豐富的圖書館。

《日語文法》印於一六二○年,由若望·羅德里克神父編著。 (現存於葡國阿茹達圖書館)

一七四六年,澳門居民若望·阿爾瓦雷士(João Álvares)告訴我們說,聖保羅敎會學校圖書館當時藏書4200本(10),圖書館位於修道院裏面的一間大房子。(11)

除了這個圖書館外,還有一個由若望·阿爾瓦雷士抄錄的豐富的藏書檔案,該檔案文獻的手抄本現存於里斯本國立圖書舘、海外歷史檔案館以及阿茹達圖書舘的“亞洲耶穌會士部”。

當普巴爾候爵(Marquês de Pombal)發動的迫害耶穌會員之風吹到澳門時,曾以無限的耐心親手抄完敎會學校圖書館文獻的若望·阿爾瓦雷士把全部抄本包裝好送往馬尼拉,然後從馬尼拉再發往馬德里。這一行動得到神靈的幫助,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這些珍貴的手抄本將在一八三五年吞沒聖保羅敎堂的那塲大火中毀掉。

澳門軍人俱樂部圖書館

“澳門軍人俱樂部”的前身是“軍人社團”,創建於一八七○年四月,發起人是拉法埃爾·道雷斯(Rafael das Dores)少尉,支持他的倡議的有馬努埃爾·阿澤維多·高帝紐(Manuel Azevedo Coutinho)上尉和恩里格·卡爾瓦洛恩(Henrique de Carvalho)中尉,從這軍人社團成立的記錄中我們可以知道它的宗旨是建立“……一個軍事,科學和其他書籍的圖書館”(12)。軍人章程脫稿後,於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經澳門政府批准,同月三十一日在《澳門帝汶憲報》第五期上發表。章程第三條規定: “本社團的目的是獲取有關軍事、海事、歷史、科學及其他方面的書籍;向會員提供報紙、兵書以及其他書籍。這一切都是爲了滿足會員娛樂要求和使他們受到敎育”。澳門軍人俱樂部組建後,藏書逐步增加,後來擁有了像卡米洛·卡斯德羅·布朗格(Camilo Castelo Branco)埃沙凱洛斯(Eça de Queirós)拉馬洛·奧爾第岡(Ramalho Ortigão)格拉·榮蓋洛(Guerra Junqueiro)以及其他作家的首版作品。

拉法埃爾在澳門生活了二十五年。在這一期間,他收集了在東方發行的全部葡文報紙。除此以外,他還收集了在中國和日本許多地方出版的約一百本葡文小册子。奇怪的是,拉法埃爾(那時已是上校)把這些珍貴的收藏送給了“團結俱樂部”(崗頂劇院),而不是送給由他創建的軍人社團的圖書館。在“團結俱樂部”大會上,由於其會員彼得·勞拉斯科·席爾瓦(Pedro Nolasco da Silva)的提議,拉法埃爾上校受到贊揚和感激,同時,他被任命爲俱樂部圖書館名譽會員。(13)

如今,無人知曉拉法埃爾·道雷斯贈給崗頂劇院的珍藏,它的圖書舘剩下的書籍也寥寥無幾了。關於軍人俱樂部圖書館,文德泉(Manuel Teixeira )神父說,它在五十年代被毀了,因爲“俱樂部需要一個舞廳,而書籍佔了不少地方。”據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的《前進報》載: “在被封的圖書館搞工程,將其牆壁裝修成舞廳的。圖書館的書在經過選擇後,一些被認爲有用的書籍送往司令部保管,剩下的書籍全部被白蟻蛙毀”。就這樣,軍人俱樂部的圖書舘消失了。

澳門國立圖書館

一八七三年澳門和帝汶總督聖·加努亞柳子爵(Visconde de S. Januário)批准名爲“澳門人圖書館”的團體的章程,該章程由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九十二號訓令制定的五章十六條組成。(15)該團體的宗旨是建立保持一私人圖書館,收集國內外書籍,促進會員和爲其捐獻的人的敎育和娛樂。該團體有二十個股東會員,以及由當時澳門社會上有名望的人組成一個委員會,他們是: 主席,彼得勞拉斯科席爾瓦(Pedro Nolasco da Silva);會計,巴塞科(Domingos C. Pacheco);秘書,西蒙(Nicásio Simão);委員,巴斯托士(A. Bastos Jr.)喬治(Câncio Jorge)。該委員會專一負責收集書籍,以及審批會員每月繳納的會費(一元)和其他的捐獻所獲得的資金的使用。

幾年後,人們覺得澳門缺少一個公共圖書館,因爲澳門人圖書館只對其會員和捐獻者開放,其它的澳門居民就無法得益。文德泉神父說澳門人圖書館就此也銷聲匿跡了。(16)但是,儘管我們沒有把握,我們仍可以提出該圖書館的大量文獻中的一部份可能被轉到當時正在興建的一座新圖書館的假設。一八九五年,在高士德(Horta e Costa)統治時期,於九月二十九日的會議上,選出一個中學敎師委員會,(17)並由它起草澳門公共圖書館的章程方案。該圖書館第一任館長馬德斯·安東尼奧·利馬(Matheus António de Lima)是當時澳門文化界的名人。四年以後,做了一次統計,表明讀者人數達到36人,被閱讀過的書籍44本,最引起讀者興趣的是文學書籍,被查閱的有14本;另外,語言學10本;歷史8本;植物學6本;數學6本。圖書館開放時間是從早上八點至十七點。(18)

一九三九年九月,澳門公共圖書館才有了自己的規章制度。一九四五年四月對這一規章制度又作了修改。爲了滿足圖書館領導的愿望,當時的海外部部長於一九五三年六月,爲澳門公共圖書館正名。這樣做的目的是使其可以按照葡國國立圖書館的規章,享受“合法藏書”待遇。根據法律規定,祇要有新書出版,出版社必須送一定數目的書給圖書館。因此,到一九六二年,當時設在市政廳的國立圖書館已有藏書43336册之多。享有很高威望的土生葡人羅依斯高沙格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擔任該圖書館的臨時館長(19)。兩年後,該圖書館已有六萬多卷的藏本,平均每月通過“合法藏書”而獲一千册書。那時舊華務司的圖書館併入國立圖書館,對這國立圖書館作出了很大的貢獻(20)

同年,羅依斯高沙格高美士着手裝訂一些作品成集,同時也裝訂昔日在澳門出版的無數的雜誌和報刊,以提供硏究員查閱,這工作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

克拉賽神父所著的《日本敎會史》一書 (Manoel da Sylva,里斯本,1749年)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澳門圖書館由其館長代表參加了葡國檔案館及圖書館館長第二次會議。在里斯本福士宮(Palácio Foz)擧行的這次會議上澳門國立圖書館被視爲“不但是保存國家部份文獻,而且還是以此爲歷史硏究以及爲提高人們文化素質服務的眞正見證者……”(21)

由於書籍不斷增加,圖書館負責人不得不在“何東文化中心”的底層設一部門,將一部份文獻放在那裏。幾乎二十年以後,一九八○年九月至十二月,應敎育司長卡羅(Peres Claro)博士的邀請,雷哥敎授(Silva Rego)從葡國來澳,處理存放在何東文化中心幾乎被半遺棄的大量文獻。他開始整理這些堆積在一個房間裏的大量古文獻,存放在那裏的十四大箱書和定期刊物暫時被鎖了起來,等到安排了地方再加以整理。在整理了已有的書架之後又買了兩個新書架,那些大箱子才被打開,他對裏面的文獻做了臨時處理。雷哥說,當時無法對這些文獻做技術處理,因爲這需要更多更多的時間。(22)

幾年後,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高斯達總督爲位於荷蘭園正街的國立圖書館新樓剪綵。這新樓是政府下令修繕的古舊樓的一部份。該樓雖然外表不變,但內部按現代實用的觀點進行了改建。爲了組織新圖書館,委任了高美(Mariada Graça Jácome)博士爲館長。現在,國立圖書館分爲兩大核心部份: 一是主要供懂葡語的人使用,同時也有英語、德語、法語等語言書籍和文獻;另一部份是供懂漢語的人使用的。

第一核心部份由國立圖書館(總部)和市政廳圖書館組成。

特里高西神父所著的《耶穌會進入中國》一書,(拿波里,1615)

國立圖書館位於荷蘭園正街,其職責範圍是收藏、處理、宣傳、查閱自一九五二年“合法藏書”以後再版的書籍。在該樓內還設有一個靑年和兒童閱覽室;一個專用室用於存放有價値的藏書;一個澳門室,專門用來存放與澳門或者與葡人在遠東有關的書籍。

澳門室是由一個保管具有上述特點的藏書的書庫和一個工作室組成的,一名文獻科學專家指導對文獻進行技術處理。澳門室主要負責再版和增補有名的書目滙編和土生葡人高美士的“澳門書籍滙編”,共涉及大約一千五百篇專題論文和三百種定期刊物的題目。它們是國立圖書館澳門室和從屬於歷史檔案館的圖書館的精華部份。

澳門室也準備出版季刊「澳門藏書目錄滙編」。這一季刊將由有規格的醒目的目錄索引組成,便於存放在檔案館。

第二核心部份,市政廳圖書館主要收藏歷史文獻和歷史書籍,擁有大約六萬册書的財產,其中有珍貴的藏書,如特里高西(Nicolaus Trigautius)神父寫於一六三九年的《關於中國王朝》(《Regni Chinensis descriptio》)《彼得伯爵貴族錄》(寫於一六四○年,恢復民族獨立之年);寫於一六七八年至一六九二年之間的《桑托德雷沙美尼洛基督的信》和一七八六年的《若奧三世家世》。

市政廳圖書館於一九八三年中期關閉整理,並於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重新開放。圖書館的藏書規範地被分爲兩大部份。一部份使用更現代化的設備以存放報紙、海外法律,葡國古代法律及其它參考書;另一部份由名爲“若奧皇”的兩室組成(因它的藏書設備(23)與科英布拉大學(24)圖書館相似)收藏有關葡國、英國、法國文學,葡國歷史,葡國東方文化和歷史,中國文化和歷史,哲學、藝術等書籍,其中大部份屬於被稱做“古籍”的藏書中心。

該圖書館的大部份書籍是由私人和公共機構贈送的。有些藏書是羅倫索馬爾格斯贈的;有些書是原杰克布拉格私人圖書館的;一些文選原來是屬於衛生委員會、政府印刷局、民政廳和澳門中學圖書館的;曾屬於卡米洛貝沙湼(Camilo Pessanha)和彼得勞拉斯科席爾瓦(Pedro Nolasco da Silva)的書籍當華務司圖書館被接收時歸入市政廳圖書館。

第二核心部份主要存放中文書籍,它由下列獨立的圖書館組成:(一)羅勃特何東圖書館。該圖書館設在香港大不列顚臣民羅勃特何東先生贈給葡政府的樓內。他對葡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能使他在澳門居住表示感謝。根據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的遺囑,他捐獻了一幢樓房和家當(該樓位於澳門城崗頂前地三號),把他的樓變成存放中文書籍的圖書館,同時留下了二萬五千港幣現金購買書籍。(見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5:984號訓令)

該圖書館於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對外開放,約三千本中文書籍,其中有些是歐美作家著作的漢譯本。

今天,羅勃特何東先生的私人圖書館是該圖書館的主要組成部份,其中有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關於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以及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往來的書籍。

一本十八世紀版本的古籍在此値得一提,它是宋朝人岳珂著的《桯史》,記載兩宋士大夫軼事及朝政得失並加以評論。《四庫全書》,叢書名,淸乾隆三十七年開始纂修,經歷十五年(1773-1787)始成,參加撰書者有學者360人,乃是大目錄中重要之組成部份。

十九世紀的《世界總觀》(《Visão Geral do Mundo》),木板印刷,作者徐修士(音譯),是一本淸朝道光年間(1848)始成的世界地圖集,其中(第七卷)涉及葡萄牙歷史。

十九世紀具有珍貴價値的文獻還有: 石登(音譯)的《廣州府志》(Registo do Concelho de Cantão)一八七九年木板印刷;譚忠岑(音譯)的“廣州圖集”(Atlas de Cantão)一八九八年於廣州印刷;《條約集》(Compilação de Acordos)年記載中國與外國簽訂的條約,一八七八年上海出版;“傳敎雜誌”(Revista Missionária),一八九一年版,被視爲中國報紙之先驅等等。

二十世紀初的文獻中値得提及的作品大都在一九二三年出版: 《史記》(《Registos Históricos》),共八卷,寫於漢朝太初年間(公元前93年),完整系統地記載漢朝歷史;《周書》(《Livro Sobre Zhou》),成書於唐太宗第十年(636年),是唐朝官廳歷史院的史學家所著的第一部書;《南史》(《História da Dinastia Nan》),成書於唐朝959年),記載中國南朝宗、齊、梁、陳的全部歷史;《北史》(《História da Dinastia Bei》),成書於唐朝,記載中國北朝(魏、齊、周、隋)的史事;《宋史》、《元史》、《明史》《História da Dinastia Song》《História da Dinastia Yuan》《História da Dinastia Ming》成書於淸咸豐元年(1851),作者李柱濤(音譯),這是第一部以編年體的形式展示中國通史的大型著作。(二)流動圖書館。在中文書籍政策的發展中,一九八六年建立了流動圖書館。目前由一輛車組成,不久第二輛車將爲識中文的澳門居民服務,所得的統計使得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爲建立流動圖書館是一大成就: 每月有四千名讀者。流動圖書館的固定藏書室設在高士德馬路14號樓上。在那裏對書籍進行技術處理。在藏書方面流動圖書館應對目前才成立的位於下環街市的“老年人中心”及澳門中心監獄提供支持。

澳門國立圖書館

(三)路環圖書館。這個圖書館很重要,在路環島僅此一家。圖書館大樓優雅别緻具有古典風格。正面有六個粗大的圓柱。該樓建於一九一一年,曾作爲小學。一九八三年改建爲圖書館。該圖書館雖然收藏中、葡文書籍,但以中文書籍爲主,收藏的書籍與羅勃特何東圖書館不同的是注重近期出版的書刊。它每月平均有200名讀者。

現在,澳門國立圖書館已具有相當規模,屬下有五個圖書館,工作人員60人,藏書約有三十五萬册。

喬萬·彼得羅·馬飛所著的《東印度史》書(維尼斯,1589),澳門檔案室圖書舘所藏的最早出版的書。

澳門檔案館

澳門歷史檔案始建於一九七九年二月中旬,臨時設在羅勃特何東先生故居。該檔案館第一批文獻來自民政廳,後來仁慈堂、海事署、市政廳、行政委員會和治安部隊向該檔案館也贈送了文獻,這事直至一九八○年底。爲了挽救當時幾乎被捨棄的澳門歷史檔案館,必須從葡國來人處理。來自葡國的敎授席瓦爾雷哥與澳門中學的敎師、有名望的澳門歷史硏究員貝娅特絲·巴士托席爾瓦(Beatriz Basto da Silva)女士合作共同完成這項難苦的工作。一九八○年底,雷哥返葡,出現了缺乏能保證這一工作進行下去的技術人員、助手和負責人的局面。在各方面進行接觸聯繫後,推選了一個人擔任檔案館館長,但是此人最後不接受這一職務,隨後,館長的職務就落在貝婭特絲身上。一九八二年,敎育司派澳門歷史檔案館女館長去參加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擧行的第一屆亞洲國際檔案大會使澳門開始了國際間交往。這樣,她可以同其他與會者進行更多的資料和信息交流。澳門歷史檔案館去參加這一個國際會議的目的是想通過這一接觸能被接納爲國際檔案委員會的成員。一九八三年初,澳門歷史檔案館被接納爲該國際組織的成員,打開國際間的交往,更新技術和交流資料是國際組織向其成員提供的好處。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澳門歷史檔案館遷往荷蘭園正街。一九八六年初,該歷史檔案館歸澳門文化學會領導。接着關閉舊樓大門進行改建。目前,澳門歷史檔案館暫時設在高士德馬路14號。

(a)《澳門歷史檔案館季刊》

席爾瓦雷哥敎授抵達澳門後,在貝婭特絲女士協助下開始對當時已處在幾乎被丟棄狀態的文獻做分類及造册登記。此項工作的正常結果導致歷史檔案館季刊的出版。該刊物基本上刊登在歷史檔案館所著的文章作品。每一期有200頁至250頁,其中有論文專欄,刊登有名望的硏究員的文章。在第一期我們可以看到查爾斯鮑謝爾、潘日明和謝夫亞(音譯)(Charles Boxer,Pe. Benjamin Videira Pires e Xe Fuya)署名的論文和文章(後者的文章由北京的葡語敎師若瑟格拉沙阿布雷烏博士Dr. António Graça de Abreu所譯)該刊物通過刊登檔案舘所藏文獻的目錄,使對葡國在東方的歷史感興趣的人能解瞭解在該舘保存的文獻財富。

(b)歷史檔案館圖書館

歷史檔案館有一個專業圖書館。它以前是屬於有名望的澳門土生葡人羅依斯高沙格高美士的。該圖書館專門對在該圖書館開展硏究工作的硏究員提供幫助和支持。這個圖書館的藏書涉及澳門、中國、通史、藝術、文學及其他。

該圖書館收藏着極有價値的珍貴書籍,其中有兩本書値得特别提及: 第一本是一五六八年出版的書名是《Nuovi Avisi dell'Indie di Portugallo,recevuti dalli Reverendi Padridella compagnia di Giesu,Tradotti della Lingua Spagnuola nell'Italiana…》第二本是一五八九年出版的,書名是《Le Historie delle Indie Orientali,del R. P. Giovani Pietro Maffei della Compagnia de Giesu……》。衆所週知,十六世紀的書籍在任何圖書館都受到重視。在十七世紀的書籍中有耶穌會士尼古拉特列卡烏西(Nicolao Tregauci)神父著的《關於耶穌會的進入中國》。這是關於在中國傳敎的最早的珍貴資料源泉。著名的傳敎士,耶穌會神父利瑪竇(Padre Mateus Ricci)爲此加了評論。

除了有收藏價値的專題文章外,該館還有澳門最早的周報《中國之蜂》的一八二二年十月三日第四期第一册。該刊物的第一期是在激烈動蕩的政治氣候下,於一八二二年九月十二日星期二出版。該刊物的領導人脾氣暴躁,固執己見。這份每周出版的《中國之蜂》有四個版面,用中國製的白紙印刷,其編輯是澳門多明會會長、修士安東尼奧聖貢托卡阿馬拉得(Fr. António de S. Gonçalo de Amarante)是一位立憲主義的發言人。在澳門俱樂部圖書館曾收藏有這份周刊的完整蒐集,但現在,整個澳門再也找不到這份刊物了。

在法律方面値得一提的是一八五○年澳門,帝汶和所羅政府的憲報——滙編集。

澳門歷史檔案館還有一個膠片存放室,創建人是席爾瓦雷哥敎授。(資金爲兩萬澳門幣),這是爲了使人了解葡國在東方擴張史的主要文獻,這些重要文獻來自散存在外國的許多檔案館內。因此,澳門歷史檔案館膠片室可以直接向硏究員和澳門的學者提供大量重要文獻資料以使他們瞭解當地的歷史,不必再去葡萄牙、英國或法國查閱這些資料(在大多數情况下,去那些地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在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攝製了數百件文獻資料,現存於阿茹達圖書館。國立圖書館、波爾圖、布拉格、倫敦、巴黎等圖書館有關澳門的許多文獻也等待着類似的處理。

良友 譯

路環圖書館

圖書館的一間藏書室(於市政廳樓內)

注釋

(1)一六○六年一月在澳門去世。

(2)參見: 羅依斯弗洛依斯神父所著《一五八二年赴羅馬使者的記略》。該書稿集在1942年於東京出版的J·A亞布拉切斯品托所著的《第一個日本使團在歐洲)內;1862年里斯本,卡斯特洛兄妹出版社出版。“第一個日本使團在歐洲”一書收集在《活生生的檔案》第五卷。

(3)參見:1 965年澳門敎區敎會刊物出版的杰克M·布拉格的《澳門印刷之起源》第六頁。

(4)參見: 馬英士洛特雷斯神父著《十六至十七世紀耶穌會員在歐洲、美洲和菲律賓的印刷出版)。

(5)第一版於1565年在雷拉曼加印刷。

(6)參見: 若奧弗雷坦斯著《在澳門的活字印刷》: 該書歸納在1915年1月出版的《葡萄牙檔案暨圖書館志》第五册2 1 1頁起之內容。

參見: 里斯本固本江基金會1969年出版杜格拉斯C·M,姆特埃所寫的《印刷和創造》一書,喬治貝爾托加的“注釋”405至407頁。

(7)《澳門檔案》第二部份,第100頁。

(8)參見: 注釋中《澳門印刷之起源》一書第15頁。

(9)參見: 在伯克來出版的C·R鮑塞爾所著《基督敎在日本的一百年》第134頁。

(10)參見: 多明哥斯M·G桑托斯所著《澳門,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該書歸納在《葡歷史學會志》第二套第二卷第206頁。

(11)參見: 波士頓1836年出版安特羅李均格斯特所著《葡殖民地的歷史槪况)第40頁。

(12)參見:1975年CTIM出版的《在澳門的軍人》第406頁。

(13)同上第466頁。

同上第467頁。

(15)參見:1873年澳門出版的《澳門帝汶憲報》。

(16)參見: 《在澳門的軍人》第469頁。

(17)1894年澳門中學已開學。

(18)參見1900年澳門出版的《憲報·增刊》第五號64頁。

(19)參見1962年出版《澳門年鑑》第27頁。

(20)參見1964年《澳門年鑑》第31頁。

(21)1966年阿爾梅達·茹斯蒂努·門得斯(Justino Mendes Almeida)在第二屆葡萄牙圖書館和檔案舘工作人員會議閉幕式的演講,發表於《澳門國立圖書舘的報告》。

(22)參見1981年《澳門》(澳門,一至三月)第15——18頁。

(23)市政廳圖書館的《若奧皇》室內擺設是一九四○年由香港公司承造,使用是柚木。

(24)科英布拉大學圖書館於一七二五年若奧王統治時期竣工的。

*歷史學畢業,澳門國立圖書館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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