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以傑出的形式，寫下了自十六世紀中葉起在東方的歷史，在翻閱了卷帙浩繁的有關先輩在這塊地區的活動記載之後，令人費解的是，對於音樂硏究的寂然! 我們急切需要將這位人類喜悅和憂愁的伴侶從黑夜中喚出而重見天日，宣揚那些有助於提高葡萄牙聲望的偉大的隱匿人物。
在這遙遠的地方，有着一部由祖國尚未知曉的偉大人物創造的音樂史，爲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這塊土地上，曾生活着那些不知疲倦、不畏逆叛，用堅定的筆法繪制葡萄牙文化徵誌的人物。多少葡萄牙人在皇帝面前，或是在與達官顯貴、學士文人的應對中，充份顯露出其無可爭議的才華，直至生命化爲灰塵爲止。
耶穌會傳敎士遍及各地。他們在澳門-中國廣東省南端的半島和進入中國的大門的聖保羅敎會學校紮下本營。這是負有盛名的文化中心，文學、藝術和科學的硏究都受到高度的重視。
三個多世紀前，徐日昇神父(Pe. Tomás Pereira)路經了這個東方可愛的、被珠江和西江兩大河流渾濁的流水輕舔着的小城。
「徐日昇，高斯達·貝萊拉貴族的後裔，一六四五年十月一日出生於布拉格(Braga)總敎區(1)，巴塞洛斯區(Barcelos)的聖·馬丁洛瓦萊(S. Martinho de Vale)。(2)父親多明哥斯·高斯達·貝萊拉，母親佛蘭西斯科·安東尼娜·高斯達·貝萊拉。
一六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3)當他十八歲時，在科英布拉加入耶穌會作初修士。改洗禮名聖索(Sancho)爲托馬斯(To más)(4)
三年後，一六六六年四月十五日，經歷了二十二個春秋的靑年人赴印度。「但無法肯定他是在印度還是在澳門(一六七二年抵澳)結束他的文學課程，獲得藝術碩士文憑。」(5)
但是，我們查得徐日昇從一六六六年啓程來東方至一六七二年共有六年時間。關於這段時期，我們還有一個在查閱文選中懸而未決的疑問。
不管怎樣，一六七二年徐日昇在澳門。當時，淸朝康熙皇帝在聽取著名比利時天文學家南懷仁的讚揚後，降旨召他入宮。下列一段文字可作證明，「康熙皇帝在聽聞徐日昇的天資、道德品質和知識，特别是他對機械和音樂的出類拔萃的技能後」，(6)派遣以二位朝廷命官爲首的小型使團去澳門接徐日昇赴京。「朝臣受到代表聖上所應得的一切禮遇，他們未辱使命。瓦爾格納拉(Valgariano)巡視神父命徐日昇隨他們北上。一六七三年一月他們抵達京城，沿途受到卅縣官員的熱烈迎送。這位靑年敎士在開始的幾次召見中就受到皇上的熱情款待。在北京的三十六年間，他一直寵信有加。」(7)
衆所週知，在中國長期的傳敎期間，音樂曾起過重要作用。從遙遠的過去直至現今，音樂一直吸引着人們。它並無標新立異之處，實際上，它的表達與溝通和其他藝術一樣。不過，它確隱藏着一些深奥的東西，儘管硏究獲得一定成果，但今天還有未被人們完全暸解的東西。
毋庸置疑，音樂是徐日昇神父最犀利的工具之一，當然也是其天資使然。然而，我們必須反問自己，我們對徐日昇在音樂方面的知識到底暸解幾多?
至十八歲爲止，他在布拉格掌握到什麼? 從十八歲至二十一歲，他在科英布拉見習期間又學到些什麼? 在東方他還學到了什麼? 他在那兒獲得藝術碩士之稱，彼處的音樂觀應與歐洲不同。
縱觀歷史，文藝復興後的歐洲令聲樂達到其輝煌的頂峯。後來，巴洛克藝術(Barroco)在人文和藝術史上又立下了新的里程碑，一個征服接着一個征服，新的音樂形式得以發現，例如: 歌劇(Ópera)，戲劇(oratória)(宗敎戲劇，有對話和歌一譯者註)、小歌劇(cantata)和音樂會(concerto)。音樂會標誌了樂器發展和獨立，改變了樂器依附歌唱的歷史。
徐日昇這位音樂家在葡國生活了二十一年，儘管葡國文化衰落，他又受到甚麼影響?
關於製造風琴的技能，這是涉及數學、音響、工程及其他知識領域的一門技術。他是從何處獲得這些知識?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關於這位傑出的無聞的葡萄牙人多產生涯的疑問。
他在一六八一年八月三十日的信中，很謙虚地以第三人稱提到自己製造風琴的工作。他這樣寫到，「這位神父製造了另一台風琴，內有四種音……其最大管長二米二十多公分。今年放置在敎堂，受到空前的歡迎，無數人前往觀看。我們不得不加派兵士在敎堂及天井維持秩序。人們聽到了在皇宮裡從未聽過的東西。製琴者不得不整整一個月每天彈奏許多小時。通常情况下，每十五分鐘彈一個曲子……。這件事轟動了朝廷，我們的琴聲在當地人的耳際中迴蕩。其中許多人因此接納了基督敎，並從中推論出基督敎與他們自己的宗敎相同，加以信奉。這是我們最大的願望所在。」(8)
在這封信中，至少有三段値得評論:
第一，「另一台風琴內有四種音……其最大管長二米二十公分多。」「內有四種音」指風琴有四組管，能奏出四種不同的音調。「最大管長二米二十多公分」指最長管子的長度超過二米二十公分，(一瓦拉Vara等於一點一米)。由此推斷，該琴從音響上能奏出最低沉的音。但是，這一說明未能確定該音的音階，因爲我們必須知道該管的內直徑，管口的高度和寬度，以及管底口尺寸及厚度。
第二，「製琴者不得不彈奏整整一個月，每天許多小時」。這裏引起一個彈奏什麼曲子的問題。葡萄牙聖曲? 即興而作的樂曲? 還是中國樂曲? 有誰知曉?
第三，「這件事轟動了朝廷。我們的琴聲在當地人的耳際迴蕩，其中許多人因此接納了基督敎，並加以信奉。這是我們最大的願望所在。」這一段話很令人回味地揭示了音樂在當地人的心理上所產生效果，正符合我們一開始談及的關於音樂在中國傳敎的重要性。同時，還證明了傳敎士的目標。徐日昇整個活動的最高宗旨是爭取在中國傳敎的自由。但爲了這個法令的頒佈，他還須等待約十一年。
徐日昇神父在一六八二年六月十日從北京寫給葡萄牙駐羅馬「大使」神父的信中告知他，「爲皇帝製造了風琴」。除此之外，他還在信中這樣寫道，「我淸楚地知道，對葡國人來說，乍看傳敎士在琴笛包圍之中是件怪事。但是，我相信上主，至高無上的榮耀籍琴笛之聲被頌揚。我和其他人將高興地看到我們意願中最終目標的實現。」(9)
這就是傳敎士的滿腔熱忱表現爲追求擴大基督敎的影響以實現他們最崇高的理想。
在一六八三年八月一日的第三封信中，他提及令龍顏大悅的那台風琴，並這樣描述道: 「他們擅長製造風琴，在製出幾台之後，皇帝要求他們再製造和發明更新的出來。其中一台風琴高十二布拉沙(葡國舊量度單位)，通過音韻和諧的鈴，自動彈奏中國舞曲。是上主賜予我們成功，令我們得到榮耀。(這座風琴有一機械裝置，包括一組音律和諧的鈴，隨着風琴聲，自動有節奏地奏出中國舞曲。)新風琴受到熱烈讚揚，並進行了公開演出。皇帝親自駕臨聆聽，與百姓共渡歌舞昇平的時光，達十天之久。我們那高十二布拉沙的風琴在皇帝面前隨同鈴聲一起彈奏，令皇上形象更顯得高貴莊嚴，對他妄加評論顯然是不適宜的。」(10)
這封信也値得我們加以討論。
首先，我們知道徐日昇神父爲北京朝廷製造了許多風琴。不過，我們不知到底製出了多少台? 但是，他自己作了肯定的答覆，「……已經做了好幾台風琴後」，這台風琴是應康熙皇帝的要求而有「創新」，與以前的不同。是什麼發明創新呢? 讓我們來看製造者的話「……這是一台高十二布拉沙的風琴」，相當於二十六點四米高(一布拉沙等於二點二米)……，自動彈奏。」這就是說，風琴無須琴師而自動彈奏，並要求裝有一組自動機械裝置；還能奏……中國舞曲」。毫無疑問，這是一台複雜的不同凡響的風琴，充份顯示了徐日昇神父高超的機械才能。
在這新風琴中放置一組鈴鐺，向我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就是這些用來演奏中國舞曲的鈴在音樂上的諧調問題。
實際上，我們認爲，由於中國的音階與歐洲的不一樣，因此，沒有必要雷同西方的音階，徐日昇神父可能選擇了中國音階的五音調來代替歐洲的七音調(根據中國歌曲和音階例子)，在中樂系統基礎上安置一組鈴。
總之，表現爲製造裝有自動機械和一組鈴鐺，以其特殊魅力豐富了樂器的音域。這一事實也證明了南懷仁在徐日昇還在澳門時，向皇帝推薦他的才智和技能是無比正確的。
中國樂曲
中國五音階例
一六七三年徐日昇抵達北京，至一六八三年這十年間，徐日昇面對包圍着他的音響世界，我們可以肯定，他的經驗日益增加。他那敏銳專致的聽力抓住了什麼音樂?
在赫德(Halde)一七三五年發表的題爲「中國滿淸帝國槪述」這一有價値的書中，我們發現了當時音樂的槪貌。
赫德說: 「中國人說他們發明了音樂，並自詡在昔日已使它臻於完善。說老實話，音樂無疑是退步了。因爲現在的音樂是如此的粗劣，無以名之。爲使人有個槪念，不妨通過我讓别人轉錄的幾段樂曲來做判斷(根據本書中「中國歌曲」之一)。
早期音樂確實很受人重視，天才孔子他致力在他管轄的地區推廣他的禮樂。現在的中國人應十分遺憾，他們的音樂古籍不幸失傳。
另一方面，目前音樂只在戲劇、某些慶典、婚禮和其它塲合使用。佛敎僧侶在儀式中也有使用。但是，當他們演唱之時，從來不升也不降半音，只是三度音程、五度音程或者八度音程，這一和聲中國人聽來異常悅耳，整個亞洲也是如此，全唱同一平調。
歐洲的音樂只要是樂器伴奏二重唱在他們聽來也並不反感，不過，這音樂的最妙之處，我是指不同音的對比，高音、低音、高調、遁走音，節奏等等，絕不是他們所喜歡的，認爲似是不協和的混雜。
他們沒有我們所有的音符，也沒有標誌音符多樣化和升降的記號，以及創造和聲的全部配合。他們只是依習慣和以聽力來識别所唱或演奏的曲調。當然，他們時而也創作一些新曲，連康熙皇帝也親自作曲。如果這些樂曲得以很好地彈奏和優美嗓音唱出，即使是歐洲人也會感到悅耳動聽。」(11)
儘管赫德未能用深刻的音樂知識和精確的術語來描述，但該文對徐日昇神父所生活的音樂世界的硏究有其價値和重要性。在我們看來，赫德不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音樂家，否則，他就不會請人轉抄中國曲調了。
但是，在這段文章中提到康熙皇帝作曲。我們特把它與另一文選相聯。其中，多次提到徐日昇神父的名字。這是蘇亞萊士(Suarez)所著的題爲「在大淸帝國的傳敎自由」(La Liberdad de Laley de Dios en el Empério de La China)
衆所周知，這位中國的皇帝聰明，開放，求知慾强，對服務於他的歐洲人開誠佈公，並在日理萬機之餘硏究數學和音樂。
從與徐日昇同時代的，我們剛才引述的文件中找到這樣一段話，「皇帝曾命令佛蘭西斯科·吉皮隆(Francisco Gerbillon)和若奧金·包維特(Joaquim Bouvet)神父跟住在皇宮裡的滿族人學滿文。當他們掌握滿文後，皇帝命令他們在安東尼奧·托馬斯神父(António Tomás)的領導下把數學原理，哲學譯成滿文。翻譯完畢後，皇帝經常召見他們解釋他們的譯文。安東尼奧·托馬斯多次帶着代數問題去參加。儘管代數難解，但皇帝憑他那敏銳的理解力很快領悟，並興致勃勃地作代數運算。皇帝也召見徐日昇(曾向皇帝授過音樂課)，要他敎授各種時新的知識。」(12)
從以上兩段文字來看，我們推斷皇帝作曲可能同徐日昇敎授音樂有關。
如果再往前讀赫德的著作，我們可以找到其他同樣重要的證據。「我們輕易地將初聽到的曲子用音符記錄下來，這使康熙皇帝大爲吃驚。一六七九年，皇帝召格里馬爾底(Grimaldi)和徐日昇神父進宮，要他們用以前贈送給皇帝的風琴和古鋼琴彈奏。皇帝聆聽歐洲曲調，喜形於色。隨即命令樂師用自己的樂器彈奏一支中國樂曲，皇帝本人也親自彈奏。樂韻飄逸，悠揚動聽。
徐日昇拿起他的『小本子』，一字不漏地將樂曲記錄下來。當演奏結束時，神父完整地又把全曲重奏出來，好像對這首樂曲早已熟練掌握。皇帝簡直難以置信，面露驚奇，連聲稱讚歐洲音樂的嚴謹、美妙和簡易。特别對徐日昇神父在如此之短的時間裡掌握一首曲子深表欽佩。神父使用符號來記錄音樂曲調，更令皇帝留下深刻印象，久久不能忘懷。
《中國滿淸帝國槪述》原著抄件。
爲了確定其眞實性，皇帝還作了一系列驗正。他唱了許多支不同的曲子，神父同時用音符記錄下來，又馬上完整地正確無誤地重奏出來。『我必須承認』，皇帝高聲地說，『歐洲音樂擧世無雙。這位神父(指徐日昇)在中國沒有對手。』(13)皇帝把徐日昇神父帶進自己的卧室，賜給神父們二十四卷杏色絲綢，高興地說: 『你們的衣袍太過低廉，拿這些綢緞去做些新衣吧。』(14)
「這位皇帝隨即建立一座音樂院，讓所有有專長和才華的人參加，命第三子爲院長，他是個才子。皇帝並甄選那些在音樂方面有過書著的作家，命令他們根據規定的尺寸，製作仿古樂器。這些樂器有了毛病和缺點，所以據後來的規則加以修正。後來，皇帝降旨編寫一部共四卷的著作，題爲《禮樂眞諦》(意譯)(A Verdadeira Doutrina do Ly lu)，之後徐日昇神父寫了第五卷，論述歐洲音樂。」
《中國滿淸帝國槪述》原著抄件。
《中國滿淸帝國槪述》原著抄件。
《中國滿淸帝國槪述》原著抄件。
徐日昇神父除了是位風琴製作家、風琴家、古鋼琴家、導師和上述著作的作家外，還是一位數學家、外交家和傳敎士，這一切充實了他的全部人格。
徐日昇神父不僅在音樂方面出類拔萃，他的才智也深得皇帝的寵信。康熙皇帝「自詡沒有人能猜估到他的心思和謀劃，就連朝廷大臣都是如此。但徐日昇神父的影響力是如此之大，有一次甚至連康熙皇帝都承認，徐日昇把他都看透了。」(15)
數學院院長南懷仁神父(Verbiest)去世後，皇帝邀請徐日昇接替。「神父婉言謝絕了皇帝的邀請，據著名比利時數學家安東尼奧·托馬斯說，徐日昇推擧才華出衆的天文學家格里馬爾底神父擔任數學院院長。當時，格里馬爾底在歐洲。皇帝對神父的謝絕感到不悅，但仍接納了他的提議，並決定徐日昇爲臨時院長，安東尼奧·托馬斯任副院長。這樣，二位耶穌會員以臨時院長的身份，從一六八八年至一六九四年領導數學院。一六九四年，菲力普·格里馬爾底神父抵京。」(16)
徐日昇神父還具有外交才能。有一篇博士論文專論此題。康熙二十八年間，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簽訂的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徐日昇神父功不可沒。値得强調，這是歐亞之間簽署的第一份外交文件。
在這裡，有必要轉載搜集在蘇亞萊士(Suarez)著作中的幾段叙述。
一六八八年第一次遠征:
「皇帝派遣其他大臣與二位大使公佟國綱(Tumquekam)和索額圖(Samgotu)出征，同時要求徐日昇神父與他們同行。徐日昇神父在這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皇帝陛下後來頒發聖諭封徐日昇爲三品命官。……在出發前，皇帝陛下還賜於徐日昇神父許多榮譽……皇帝陛下把自己的極其珍貴的皮外套賜給神父。
最終，大使和神父以及一支精兵總共六千人馬出發了……。當他們來到離與莫斯科人談判的地點，塞倫加村(Selenga)不遠的地方，被迫返回北京。第一次出征無功而返的原因是: 無數的人、馬和駱駝在沙漠之中因飢餓和缺水而死亡，幸存者抵達，死亡人數比活着的多……，神父們幾乎都患上了肺病。」
一六八九年第二次遠征:
第二次旅程比第一次稍好一些……沙漠缺水亦比前次好些……但是，渡河更危險……許多人遇溺……另一些人陷入淤泥而亡。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幾乎完全毁了和平的事業……犯了愚昧的錯誤……沒有請敎徐日昇神父。
徐日昇神父認識到，他不能再聽任他們一意孤行下去……他盡力幫助他們，勸說大使，說服他們做適宜做的事……直至他們完全照徐日昇神父的意思辦爲止。
中俄條約的簽訂大功告成後，大使打算派二位手下回京，向皇帝稟告這令人振奮的消息。在敎他們如何向皇上述說喜訊後，最後吩咐他們這樣說: 陛下皇恩浩蕩，這次成功全歸於陛下。陛下慧眼識英雄，挑選了徐日昇神父和他的同伴與我們同行。談判多次受挫，全仗他們帶領我們轉危爲安。說實話，如果沒有他與我們在一起，就一事無成。必須這樣對皇上稟報，不得有誤，切記。(17)
然而，這位傳敎士平生登峯造極之作，毫無疑問，是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法令的頒佈。該法令允許在中國各地傳敎。這是最高尚的召喚。它決定二十一歲的徐日昇的東方之行。離别祖國、家人、朋友，拋棄一切，從科英布拉到北京，直至在北京城去世……。徐日昇在代表傳敎士向皇帝所作的致辭中這樣表示: 這是我們唯一的夙願。今天，我們終於等來了這個無比幸福的時刻。由於皇帝陛下的恩典，御准我們在這個廣闊帝國公開傳敎，信仰眞正的天主。皇帝陛下誠爲洞微晰秘，布德化育的英明君主。故此我們不惜離鄉背井，經歷艱難險阻來爲陛下效勞。仰承陛下恩澤，我輩銘感無涯。(18)
從一七○○年至一七○三年，從北京發往羅馬的信函中，我們收集到這樣的描寫: 托馬斯(即徐日昇)處事機敏，克己謙順，憫惜貧弱，有君子之德。但天生有一點急躁，性情嚴肅。(19)
徐日昇生命中最後幾年，由於禮儀問題的爭執，而倍受困擾。這一問題引起敎皇和耶穌會員之間的衝突。「敎皇克里門六世曾反對耶穌會員利用孔夫子的敎儀」(20)力求把中國人的宗敎思想來符合基督敎的啓示敎義，派遣多隆主敎往東方。這位公使的災難性的行爲與康熙皇帝不合，使得徐日昇和其他神父致力的傳敎這一艱鉅工作陷於危險之中。他最後剝奪了徐日昇神父的「發言權」。(21)正如皇帝所認爲那樣，由於這個及其他原因，徐日昇的生命抗拒不住第二次腦溢血，於一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聖誕之夜放下了戰盾。享年六十三歲。
徐日昇神父(在中國這樣稱呼他)的死導致普遍的意志衰退。皇帝降旨爲他建築一座墓地，並親自撰寫墓誌銘，以示敬仰。(22)
徐日昇神父不但寫了中國歌曲，(23)還留下以下著作: (24)一、《六六成例，眞正的音樂敎義》(Liu-Liu，tchengi，Verdad eira Doutrina da Música)，五卷本，一七一三年出版於北京。前四卷是受皇上旨意由中國人所著，第五卷是徐日昇神父和意大利神父貝特利尼(Petrini)所寫，是一部以我們的音符爲例的歐洲音樂論說。二、《音樂理論實踐論說》(Tratado de Música Práticae Especulativa)。皇帝下令譯成滿文(25)。
最後，筆者承認本文遠欠完善，如拙作將能喚起人們對在中國的最偉大的傳敎士之一一徐日昇神父的重視，我認爲我爲此而作的努力即得到絕大的補償。
斐斯 譯
十八世紀法國風琴(摘自《風琴製造藝術》一書，巴黎，1766年)。
註釋參考書目
(1)萊哥·若瑟·卡瓦洛(Rego，José de Carvalho)在中國最偉大的傳敎士之一。見澳門敎區憲報，62期，1964年，第999頁。
(2)皮菲斯特·羅伊斯(Pfister，Louis)——1552年至1773年中國傳敎使團耶穌會員傳記和書籍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u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1932年至1934年，第381頁。
(3)佛朗哥·安東尼奧(Franco，António)——葡萄牙耶穌會的聖年(Ano Santo da Companhia de Jesus em Portugal)第一版，波爾圖，1931年，765頁。
(4)皮菲斯特·羅伊斯——引著，第382頁。
(5)萊哥·若瑟·卡瓦洛——引著，第999頁。說明: 若瑟·瓦斯·卡瓦洛神父(José Vaz de Carvalho)友好地從羅馬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關於硏究徐日昇的資料。他在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五日的信中告訴我們說: 「徐日昇神父啓程赴東方……曾在果阿停留，但時間不長，然後去澳門。在澳門聖·保羅敎會學校完成人文文學課程，學習神學，接受藝術碩士文憑，並從事敎授人文文學課程兩年。」在此，我們謹向若瑟·瓦斯·卡瓦洛表示謝意。
(6)洛特里格斯·佛蘭西斯科(Rodrigues，Francisco)——在中國的葡萄牙耶穌會天文學家(Jesuitas Portugueses Astrónomos na China)，波爾圖，1925年，第16頁。
(7)皮菲斯特·羅伊斯——引著，第142頁。
(8)洛特里格斯·佛蘭西斯科——耶穌會員智力培養(A Formação Intelectual do Jesuíta，波爾圖(S. N)，1917年，第495頁。
(9)洛特里格斯·佛蘭西斯科——引著，第493頁。
(10)洛特里格斯·佛蘭西斯科——引著，第494頁。
(11)赫德(Halde，B. Du)中國滿淸帝國物理、政治、通誌、歷史及地理之叙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1’Empir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年第3卷，265至266頁。
(12)蘇亞萊斯·若瑟(Suarez，José)——中國帝國的傳敎自由(La Libertad de la ley de Dios en el Imperio de la China，第二部份，70-71頁，里斯本1696年。
(13)赫德——引著。
(14)皮菲斯特·羅依斯——引著。
(15)佛朗哥·安東尼奧——引著，第757頁。
(16)洛特里格斯·佛蘭西斯科——引著，第19頁。
(17)蘇亞萊斯·若瑟引著，60頁及後。
(18)洛特里格斯·佛蘭西斯科——引著，第18頁。
(19)洛特里格斯·佛蘭西斯科——引著，第16頁。
(20)阿澤維多·拉法埃爾·亞維拉(Azevedo，Rafael Ávila)——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影響(Influência da Cultura Portuguesa em Macau)敎育部，葡萄牙文化語言學會，1984年，第16頁。
(21)皮克爾(Biker)——亞洲條約選集(Colecção de Tratados…da Ásia…，Relação …do que fez…na missão da China…Tournon)，第5卷，第44頁。
(22)萊哥·若瑟·卡瓦洛——引著，第758頁。
(23)同上
(24)皮菲斯特·羅伊斯——引著，第384至385頁。
(25)赫德——引著。
*音樂學家，科英布拉合唱團團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