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中國皇帝的和平是按其意願而建立的。這是因爲澳門與印度相隔是如此遙遠，中國皇帝的力量又是那麼强大，以致整個葡萄牙的總和也不是他的對手。因而，即使我們對他們的抱怨是那麼多，我們也從來未有過與他們決裂的意念。這也是因爲如果他們切斷供應的話，澳門城就不攻而自毀。我們不能與中國宣戰，這是因爲即使我們能取得偉大的勝利，也會因他們禁止我們的貿易而對我們造成最大的不利……」(1)
Macau是天主聖名之城，或稱澳門。在漫長的歲月中，它可能是葡國人和中國人之間時而言明時而心照不宣的諒解的產物。它或許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兩個截然不同國家的人民幾個世紀來共同生活的的證例之一，而且，兩國人民也沒有因此而失去各自的特性。
澳門的歷史至今有爭議，對葡國人在澳門留下的問題具有不同的解釋，或者說是由於“饋贈”，或者說是“武力佔據”，或者說是“租借”。(2)
澳門行政權的轉交已迫在眉睫，而我們對澳門的過去還瞭解得很不夠。難道對四個多世紀的共同生活，對相互間通婚的共同歷史，我們祇能用在小學裏聽到的那些「簡明扼要」的話——澳門是中國南方的一個小小半島，因葡國人協助中國官吏保衛海疆而贈送給他們——來向我們的後代解釋嗎?
這實在是不夠，還須大力介紹，並敎導我們的子女，在今後半個世紀繼續精誠合作，使葡中友誼萬古長存。
因而，在準備迎接將來之時，對過去的瞭解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應該對過去持無偏見的和客觀的看法，將澳門的過去看作爲由各種不同關係而促成的某種制度的產物。
澳門的架構不斷處於新的變化之中，以適應各種新的情况。因此，我們不應該用單一的現實衡量澳門的每個歷史時期，澳門應該被視作許多偶然性的產物，其中交織各種關係。也許我們可以將它們歸納於以下三大範疇:
1.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的存在。
2. 中國同西方的關係。
3. 中葡歷史中的澳門。
爲此，澳門文化學會正在致力於一個龐大的計劃。該計劃不但要建立關於上述三個方面的「資料基地」，(以「南洋」命名)。(3)而且要收集、證實、選擇並用中葡文字(在某些情况下，也用英文)出版西方尤其是葡國的資料和中國的史料。它們將對今後編寫一部無偏見的具有科學論據的澳門歷史是非常重要的。
南洋
澳門史料比較滙編(中葡文字對照)計劃，將納入一個更廣泛的範疇。對於保存獨一無二的歷史文獻具有極大的重要性，這需要「澳門歷史檔案館」，「澳門國立圖書館」和直屬澳門文化學會主席領導的，由中葡學者和專家組成的史料硏究組之間的緊密合作。
通過將澳門歷史檔案館和澳門國立圖書館的有關藏書卡片輸入電腦的方法，澳門地區的大部份有關藏書將被滙總起來。目前，正在硏究用同樣的方法將《澳門檔案》刊物上登載的有關資料的目錄和索引輸入電腦。
澳門文化學會開展與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區以及歐洲、美洲的一些機構(主要是葡國檔案館和圖書館)的交往關係，從而將散佈在世界各地的圖書及檔案文獻與澳門現存的書籍歸攏。以此組成「資料基地」之部份或者提供給澳門歷史檔案館和國立圖書館。
當然，除了從國立圖書館(特别是「澳門室」)和澳門歷史檔案館的大量文獻書籍中挑選出的之外，「資料基地」的主要提供者將是葡萄牙圖書館和檔案館，並已向他們提出要求合作的請求。
資料硏究組將不但是該「資料基地」的主要使用者，而且將是國家和機構之間聯繫的中間人。其目的是將通過這一途徑或通過硏究將收集到的全部資料輸往澳門圖書館和澳門歷史檔案館，而這兩個機構負責文獻的技術處理以及整理將獲取的資料(不管是用紙寫的，影印的或膠卷等)。印刷文獻送往國立圖書館，手稿送往歷史檔案館。(參見附圖)
朦朧的十六世紀
資料硏究組不必硬性採納維護任何現存的編寫澳門歷史的理論，而是要根據具有科學的依據而並非是偏執的批評態度，不偏不倚地去硏究分析這些理論。它肩負的任務艱巨(見附圖)，要鑑定、分析、分類、收集、及出版西方和東方的第一手或第二手史料。這些史料可以做爲日後硏究以澳門爲中心或爲橋樑的中葡關係史的基礎，以便保證(4)硏究員能接觸到文獻資料。但是，時至今日，由於語言文字這一難以逾越的障碍，這些資料一直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該計劃內含的政治願望和社會利用價値促使人們從連續性這一角度來正視它，而連續性又是唯一能克服該計劃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力求擺脫的某些困難。例如缺少專業人才，使用電腦程序的困難的起步以及文獻資料的分散。
如果圖書館藏書，尤其是檔案文獻資料的分類和輸入電腦的處理結果的出現還將等待一段時間的話(5)，那麼首先要克服的困難乃是對付有關澳門的文獻資料的分散情况。而眼下又無法說其中的部份是丟失了還是如最近喬治·阿利馬(Jorge Arrimar)(6)在這本《文化雜誌》上强調的那樣，由於惡劣的天氣、白蟻的蛀食或者政治事件而被毁掉了。
在這種情况下，資料硏究組(葡方)，當它確立自己的硏究方法時，感覺到需要保證與國立圖書館和歷史檔案館聯繫合作。這兩個機構的負責人參加了這一計劃的領導小組。同時，資料硏究組也感覺到應確定選擇一個硏究範圍的年代界限。如果現在規定了硏究範圍即可避免分散注意力，保證更快地找到並選擇將查閱的資料以及保證資料的出版。這個硏究的第一階段將從鑑定、選擇並閱讀關於十六世紀的文獻資料着手，以便能馬上獲取、收集、處理同時期的有關資料。同時編寫歷史年表，作爲硏究十六世紀的基礎。
澳門歷史比較資料出版及硏究計劃硏究表及電腦處理儲存表
請注意，按照年代順序進行我們的工作僅僅是一種硏究方法的選擇，這是因爲考慮到約束該項硏究的諸多條件及其目的，即不加分析和評論，是作爲史料加以整理。因此，在獲取文獻資料的整個程序結束前，在印刷出版資料册子之中將担當風險，一則是因爲日後將出現同一時期的有關其它資料，二則會出現不同語言的不同的版本。不過，被收集資料的儲存和分類制度隨時隨刻可以將它們歸納在一起。如果我們正視到該項硏究涉及到四個多世紀這一事實，那麼，從某個角度講，或許會出現資料的收集沒有任何連續的情况。
這項工作的初步收穫是證實了目前正在硏究中的某一時期歷史編寫的重大差異；再者是收集了一些重要的資料(藏書目錄之外)；更主要的是查核了在澳門收藏的葡文文獻資料，數量極爲有限。
除了關於慈善機構的證明文件(7)和《澳門法官章程》(1587)、「1596至1756年給予(但沒有及時給予)的中國澳門城的特權，待遇及規章制度」(8)(9)(這後兩個文件已用微型膠片拍下)以及少得可憐的藏書目錄外，(10)關於十六世紀的許多原始文獻似乎是再也無法得到了。
我們通過《澳門檔案》索引系統地查閱了從十八世紀開始累積下的關於澳門的重要文獻資料。歷史檔案舘的各種各樣的資料包括的歷史時期如下: (11)
民政——18世紀至20世紀(1734-1931)
財富——17世紀至19世紀(1672、1734-1839)
財政——18世紀至20世紀(1734-1954)
市政廳——17世紀至20世紀(1630-1952)
海事——19世紀至20世紀(1809-1971)
慈善——15世紀至20世紀(1499-1937)
總之，歷史檔案館收存的有關澳門的最早的16和17世紀的文獻資料(原始本和抄本)是國王下達給慈善堂的文件和聖旨、市政廳的會議紀錄以及一些行政文件。
歷史檔案館和敎會檔案館所保存的有關敎會的最早的文獻和書籍屬於18世紀(聖老楞佐敎區)，部分已遭毀。聖安東尼奧敎區一八七四年以前的文獻資料，因爲台風引起的大火而被焚燬。
因此，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大部份關於澳門的最早的文獻資料將有待於尋找、定位。人們知道海外歷史檔案館擁有好大一部份有關資料(1583-1926)，並相信在印度也保存一些。
一八八四年以前，澳門一直在果阿的領導之下，並在菲力浦時期受馬尼拉管轄。這一事實促成了原始的有關文獻資料長期以來散佈在世界各地。例如，當彭巴爾(Pombal)將耶穌會驅逐去葡屬領地時，耶穌會士檔案館(13)遷移去馬尼拉。衆所周知，有關澳門的文獻資料在倫敦、海牙和巴西也有所收藏。但是，相信它們涉及更晚時期。(14)
因此，文化學會，尤其是資料硏究組負責重新整理這大量的歷史文獻中剩留下來的資料，其中不乏有西方和葡國豐富的游記文學及葡萄牙史學家的作品。對這些作品將進行歷史批評和宣傳工作。
另一方面，華人硏究組已開始對澳門地區保留下來的關於澳門歷史以及葡人在東南亞存在的藏書作了全盤淸理造册。
爲此，除了同中國的歷史學者和機構(中山大學、廣州社會科學院)進行官方的和私人的接觸外，同時在澳門的主要圖書館內展開了工作。這些圖書館是: 何東圖書館、澳門商會圖書館、東亞大學圖書館、培正中學圖書館、培道中學圖書館、粵華中學圖書館、慈幼學校圖書館、聖羅撒學校圖書館和聖心學校圖書館，當然，也包括澳門國立圖書館和歷史檔案館。
爲了獲取關於早期文獻資料的抄本、微型膠卷以及藏書的索引，目前，華人硏究組在北京建立了與北京大學(歷史系)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所)、北京圖書館以及中國國家檔案館的聯繫。
澳門文化學會竭盡全力收集關於澳門過去的資料文獻。澳門是中葡之間的幾個世紀對話的產物，而且保持其特有的性質。文化學會深知它肩負的任務，無論對目前還是將來都完全具有其意義。
良友 譯
注釋
(1)安東尼奧·包卡洛(António Bocarro)在其《一六三五年至一六四五年東印度誌》中援引了包塞爾(Boxer)《十七世紀，十八世紀通過澳門的葡中關係中的爭端》一文中的話——《澳門檔案》第一卷，1981年1月，229頁。
(2)參見彭慕治著《爲了一個健康的未來》——《文化雜誌》，澳門，一九八八年，十月至十二月第三期，3-8頁。
(3)「南洋」是中國人對東南亞地區的稱謂。
(4)被選擇的資料將通過影碟和微型膠片記錄下來並出版。
(5)祇是在一個多月以前，國立圖書館開始試用曾每時每刻盼望到來的「軟件」。儘管在「澳門室」已展開的工作使得目前已可以通過記錄書籍的作者和名稱的方法收集整理有關書籍。歷史檔案館的情况更爲艱難，因爲大約兩年前辛辛苦苦安置好的文獻資料不久將搬到正在裝修的新樓內，因而，在一段時間內，人們無法查閱。但是，歷史檔案館不久將對其擁有的藏書進行電腦儲存。
(6)參見《澳門——它的圖書館和文獻》，《文化雜誌》，46—60頁
(7)發表在1981年1-6月第五期《澳門檔案》的「指南」說有一本儘管日期標着1809年的包括有證件、書札和國王旨令的書存在，但是，它也包含了1499年至1812年這段時期的文件副本。當然，上述證件、書札和國王旨令祇是關於里斯本的。
(8)屬十八世紀。
(9)下期《澳門檔案)將轉載關於澳門城特權的詳細列表，其正本現存里約熱內盧國立檔案館。
那些類似的但未如此完整的文獻資料滙編曾收集在《澳門檔案》這一刊物之中。尤爲特出的是現在澳門歷史檔案館的一七五八年的資料。對此定將在前面提到的要轉載的文獻的序言中做更好的解釋。
(10)參見喬治阿利瑪爾的引著。
(11)這些文獻資料的列出，僅僅是羅列了對澳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藏書查閱的結果。但還沒有進入到開始對各自的文獻資料直接的查閱階段。但是，關於十六世紀的文獻書籍，使用了高美士在「葡國海外膠片室發表的刊物」上刊出的關於澳門文獻主要索引進行了核准。這些索引分别刊登在里斯本1961,1963-1966年出版的葡國海外膠片室19,25,27,28,29,30,31,32號小册子上。
(12)同上注釋。
(13)存放在阿茹達圖書館的，以《在亞洲的耶穌會士》爲题的滙編含有一些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文獻資料原本和大約於1744-1746年所做的抄本(據布拉卡Braga和包塞爾說)。大部份原本現存放在馬德里，刊登在Brotéria雜誌上的納塞富佛蘭士斯切德(Josef Franz Schutte)的文章記實了這點。
(14)存放在大不列顚博物館的文獻目錄中沒有提到關於十六世紀的任何資料、這種情况看來很可能是普遍性的。
*泰雷薩塞娜，歷史學士，十九、二十世紀歷史碩士，有答辯論文，古本江基金會助學金享受者，葡萄牙十八世紀硏究會負責人之一。著有許多作品，其中有《關於十八世紀地主政治經濟架構》(十八世紀)、《宗敎法庭》(十六和十八世紀)、《重建》(十九世紀)、《西多尼奧主義》(Sidonismo)以及《葡萄牙文藝復興》(二十世紀)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