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華人社會中大凡教友聚居的地方，大多數有名為“進教圍”的社區出現。進教圍在上海座落在徐家匯，在廣州座落在育仁坊，在香港座落在薄扶林及灣仔，而澳門座落在荷蘭園。……這些“進教圍”顧名思義是以宗教作標榜的社團。它們有自己的特色：(一)它是一個小型的社區人數不超過二千人。(二)其中成員絕大部份世代奉天主教。(三)社團不但圍繞著一座教堂而建成，而且宗教活動構成此社團活動的大動脈。(四)社團內各人的社交活動都在“圍”內舉行，除工作外甚少與圍外人交往。(五)《圍》內的核人心物，是宗教界人士——教堂的神職以及教友領袖。進教圍的出現一般是在19世紀末期清廷取消禁教令，傳教士在中國建了教堂後，更在教堂旁邊協助建築一些房舍，以廉宜的價格租售給教友，目的使教友聚居，一方面使教士容易進行牧靈工作，另一方面使教友不夾雜在外教人中，不沾上外教人的習尚，而保持教友生活的特色。(1)而澳門荷蘭園的進教圍是與該地的首座華人堂區聖母望德堂毗鄰，直接及間接反映出該華人堂區的發展狀況。可惜在澳門的社會發展史中“進教圍”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依據教會檔案而編成的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中，作者林家駿主教，祇花了一段的篇幅(約一百字左右)，去描述進教圍教友的宗教生活。而筆者兩人均在前述進教圍居住，經過翻閲堂區中有關檔案，向進教圍的耆英十多人進行訪問後，將所有資料加以整理分析，綜合成文，目的在於討論(1)澳門進教圍教友團體的發展與變化。(2)中西文化在進教圍的生活內如何結合。(3)澳門進教圍內的教友在抗日戰爭時對祖國的捐輸，以闢前人對天主教教友不愛國的指責。(2)
進教圍的歷史考據
據一本名為《澳門記略校註》稱，外國人自嘉靖三十年(1551)來澳定居，曾任澳門官吏的作者印光任及張汝霖在書中的“形勢篇”上介紹稱：澳門有八所教堂，“為廟者八：曰三巴、日咖斯蘭，曰大廟、曰板樟，曰龍鬆、曰風信、曰支糧、曰花王”。(3)其中無望德堂(瘋堂)，但在同書的“澳蕃篇”中就記載：“東南城外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廪”(4)《澳門記略校註》同時記載澳門傳教士在上述的八間“洋廟”工作外，還有為中國人設的教堂。因清朝已實施禁教令，所以張汝霖上奏巡撫及總督請求封禁此中國人聚集的教堂——“唐人廟”。並追查逃入內地的教友領袖林先生及周世廉等十九人。其原文如下：
十一年，上以福建有西洋夷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婦開堂誦經，大為人心風俗之害，降敕查禁。時汝霖同知事，念澳門諸夷寺外別立天主堂，名曰唐人廟，專引內地人入教，法在當禁，遂密揭台院請封之。
張汝霖“清封唐人廟奏記”遵查香邑逼近澳夷，誠恐境內有稱係天主教誘人誦習者，細加密訪，……今查得林先生周世廉等一十九人，而林先生蕃名為咭吠嘰吵，主持進教寺內，率其子與其徒以傳教為事。周世廉蕃名安哆爾咽，又呼賣難周……此人尤為在澳門進教之魁也……職抵任復經示禁，林姓旋即潛逃，該寺現係蕃兵映知古看守……應請將進教一寺，或行拆毀，或行封錮……(5)
作者為當時清代駐澳門官吏，而該書於1751年完稿，是葡人於1551年入居澳門後二百年成書。作者之一的印光任自稱該書是他守澳門時由親身體驗，訪問居民以及遍查卷籍後而下筆的作品，可以説是準確性甚高的史料。(6)據以上史料顯示，進教圍的主堂聖母望德堂(俗稱瘋人廟或發瘋寺)側矗立護堂十字架上刻著的日期顯示，該堂於1637年初建。(7)但在“八廟”中未有發瘋寺在內，況且該堂是唯一落座在城外的聖堂，由仁慈堂轄下的，而且側有痳瘋院，而住在裡面的，是痳瘋病的洋人，痳瘋院外有士兵看守，瘋人不准外出，以免將疾病傳染。依照歐洲的習俗，教會協助開設瘋院是教會傳統的慈善工作。因主理痳瘋院及痳瘋病人多為洋人，所以建一座小教堂使他們度宗教生活是理所當然的。這樣證明了在乾隆十至十六年(1745-1751)(8)印光任及張作霖任職香山縣掌澳門政務時，圍繞望德堂而發展的進教圍還未開始，望德堂祇是供痳瘋病人使用的教堂。至於華人聚集的聖堂(唐人寺)另有別處，上述張汝霖撰寫《請封唐人廟奏記》中記載被清廷拆毀的唐人寺，其實才是教友活動地點，領袖在堂內藉行醫而傳教，吸引一些華人進教，可以有發展成進教圍的條件，因這種宗教活動是違反康熙時因禮儀之爭而下之禁教令，所以教友領袖林先生與周世廉等十九人聞風離堂，逃避清兵的逮捕。張氏在同一封禁奏摺內描述當時教友的宗教生活如下：
其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者，緣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為進教寺，專為唐人進教之所，建於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闊大，係蕃僧倡首，實為唐人醵金以建者……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齋四十九日，名曰封齋，冬至日(9)為禮拜之期，附近南、番、東、順、新、香各縣赴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惟順德紫泥人最多。禮拜之後有即行返棹者，有留連二三日者……(10)
以上記載與國內農村教友，因附近無教堂而於大節日，如復活節及聖誕節而遠赴別城過瞻禮行聖事的傳統習慣情況非常吻合。當時珠江三角洲中國人進教後入澳門，是為避免清廷查禁，所以他們有些生活禮俗上“有穿蕃衣”，“改效蕃名，私習其教”之舉。(11)因為當時政府已訂了七項措施，針對過去香山縣官府對澳門管轄不嚴，而對澳門的華洋人民加以管理，其中之一是重申清廷禁教令，並查捕來澳入教及舉行宗教之華人，故下令在唐人廟活動的中國教民一年內“首報回籍”，即“穿唐衣者勒令出教，穿蕃衣者勒令易服”的措施。(12)還有加強對在澳華人的管理，於是香山縣丞將他們編立保甲，互相看管，祇許在澳門城牆外的空地上搭蓬作市賣居停，不許他們私自入澳或攜帶妻室入澳。(13)而三數華籍教友擇東南城外的“發瘋寺”側築簡陋房舍而居，是非常合理的。在禁教及防“外夷”令執行時，鴉片戰爭前，即1830年間英法葡美的商船已穿梭省港澳三地，及至鴉片戰爭中國戰敗門戶開放後，積弱的清廷，依南京條約規定准許教士在五口通商後，“華夷”雜處的澳門就沒有繼續執行禁教令，所以有理由相信藏匿的教友生活可以公開活動，而且在匿藏期已易蕃服及取外國名字，而在領洗冊上以葡名註冊的差不多算是入了葡籍。(14)這點在日後訪問進教圍的後人時，很多除沿用中文名稱外還有葡姓，例如第一位在望德堂(痳瘋寺)領洗冊中施洗者國籍余安道神父，洋名為Antonio Vi Eiea，清初名畫家號稱墨井道人吳漁山，不但為教徒且在澳門攻讀神哲學晉鐸，他也易了Cunha的葡文姓氏。據澳門天主教歷史掌故中有以下記載：
真正的澳門華人傳教事業，實在是由華籍司鐸始創。教會於1846年委廖瑪谷神父到荷蘭園(作者按：即現今進教圍原址)地區傳教，那裡祇有教友數十户，多是從中國遷來的。(15))
據進教圍教友的憶述，他們是世代教友，有很多世居珠江三角洲地區，因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年)逃避清廷的追殺而到澳門，這説法是可以成立的，因有文字可以印證。在一段追悼在進教圍服務多年於1945年望德堂神父寓所逝世的嚴紹漁神父的悼文中，稱：“……先世因洪楊之禍徙居濠鏡……”(16)
從上述的史料及考據得知現稱屬“進教圍”的地點，原是望德堂旁邊的荒地，在1840年之後因清廷國力薄弱，無法向居澳的華人施行禁教令，於是附近華人教徒才有機會公開參加宗教活動。及至1851年內地教友逃教難來澳那數十名的教友聚居就成村落，“進教圍”從這時開始，漸至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進教圍”是澳門一個別饒風味、獨具特色的社團。
大凡村落中稱圍者，是個同姓同宗親的村落。圍內各人是親戚，關係深切，圍内各人守望相助，因同一族也。這個以進教人聚居而以被澳門老居民稱“進教圍”的地區，西起大炮台斜巷，東迄荷蘭園正街，中間夾著聖祿基街(Rua de S. Roaue)，聖味基街(Rua de S. Miguel)，瘋堂新街(Rua Nova da S. Lazaro)及和隆街。從街名的表面去看，在所有澳門的大街小巷中，以教會内的聖人的名稱冠在一區域的街道上的，除進教圍外，別無它處。這可反出映它的宗教氣氛。
進教圍的發展
據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作者林家駿主教的記載，(17)於1847年馬主教委派司鐸照顧華人傳教事務，到1854年有正式專職神父，駐望德堂前的荒地零零星星地搭了木屋，這就是進教圍的開始了。19世紀末這區發生嚴重的鼠疫(黑死症)，死人無數。政府將該區清理，把木屋夷平建造平民住宅，而零星的木屋為一幢幢平房所取代，於是和隆街、瘋堂新街、聖味基街、聖祿基街等由多數教友定居的街道就建成了。進教圍於是進入生長時期。當時的教友屬中下階層，進教圍內的聖堂及社區建設都是由教友發動集腋成裘而成的：其中包括聖堂擴建“安老”“育幼”的設施等，都在進教圍存在的百多年間(1854-1960)建設起來，使進教圍這個鄉村式的社區，進展成糅合中西文化特色的城市社區，在澳門社會及教會發展史上佔有獨特的一頁。進教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五、六十年代澳門經濟不振中，年青力壯的很多到外國謀生。七十年代都市的發展，使二、三十年代圍內教友獨資興建的平房由發展商收購改建成五六層的密集房屋群後，年青之輩遷出謀生，圍內遷入不少非教友，令在靜態社會中蓬勃的宗教生活以及進教圍內獨有的社會生活漸漸褪色。時至今日雖然進教圍已成為歷史名詞，但我們引古鑑今，在進教圍的宗教生活及社會生活內還可找到不少寶貴的訊息。
進教圍的宗教生活
19世紀中葉，當華人教友聚居荷蘭園而進教圍漸漸形成時，澳門主教派了國籍廖瑪谷神父於1847年負責該區的傳教事務，他更向仁慈堂申請撥出地段建立以供教友聚會的聖若瑟會所(現址為望德堂對面的公教會所，現作為堂聯中心)。據記載當時教友祇有一百人左右。(18)1854年後由余安道神父繼廖神父工作。在余神父任內，從望德堂的領洗登記冊內記載，共約2,000人領洗，這個數字的增加，指出進教圍人口的增加，宗教生活的漸漸興盛。進教圍宗教生活的進一步發展，有賴望德堂由傳教站變成隸屬總堂的半獨立式的堂區。原來為木樓的教堂，因年久變舊，於1886年改建成為三合土鋼筋的新堂。及在進教圍長大的謝板雲、謝禧雲神父回進教圍工作，進教圍的宗教生活作了進一步展開。計有於1876年創建專為協助信友獲得善終的“若瑟會”，以及1863年“聖母聖月會”，(19)所形成的宗教生活已經有社團性的幅度，且以教友為主要活動骨幹。據説在1886年，以水泥鋼筋改建聖堂時，教友義務負責監督工程進行，其積極之處，一如家內之事無異。(20)在1906年國籍鄧澤田神父擬被外調而代以外籍神父時，教友八十三人聯合簽名上書主教請求改調國籍神父執掌教務，所持理由：
(甲)華籍教友以華籍司鐸為榮，並能與他們衷誠合作。調來外籍神父主理華人教務，徒增華人教友不滿情緒。
(乙)華籍司鐸深諳本籍人民風土人情，對教內教外傳播福音時，能深入淺出，且上對士紳應對，下通平民，在聽告解時，能細心指導懺悔者。
(丙)教外華人若見外籍神父主理華人教務，必生誤解，以為天主教是洋教，必須外籍人士統轄，對教務之進行必生阻力。
(丁)望德堂華人傳教區一向由華籍司鐸主理教務，因他們的辛勞努力，堂區工作蒸蒸日上。
(戊)最後，望德堂由肇始至今，皆由華籍司鐸主理及維持，賴他們的優越指導與工作犧性，堂區教務欣欣向榮。舉行堂區節慶時，華籍教友踴躍參加，衷誠合作，不但為愈顯主榮，也為其本籍司鐸負責之教務，表示支持與鼓勵也。
據進教圍老居民的憶述，當時的宗教氣氛非常濃厚，圍內居民與教堂的神父儼如一家人，居民早晚聞鐘聲進堂，或望彌撒，或唸早晚課，或拜苦路等，熱心神工。堂中設備簡陋沒有跪氈，夏天更手執葵扇赴堂參予。完畢，教友聚集堂外前地閒話家常，小孩子兩三嬉戲，到打“三鐘”後才回家。
遇到堂慶節目，如聖羅格節、若瑟節及堂區主保慶日、望德聖母瞻禮(五月最後的主日)是進教圍的大節日，其熱鬧情形固然不用説，聖像出遊時全區均張燈結綵，滾打花鐘，小孩子“扮天神”，燃放鞭炮，銅樂隊吹奏助慶。聖母月結束時，更大放煙花，吸引全澳教外教內民眾參禮，參觀的人把“進教圍”擠得水洩不通。1863年成立的“聖母聖月會”就專為籌辦堂區大慶典而設。(21)“進教圍”這個名稱，是老一輩的澳門居民耳熟能詳的名詞，也因這些教會慶典之故。
至於生養死葬，教友成立“若瑟恩保會”協助善終。遇有病人患重病，鄰里之間設有教友專人協助在病塌前為垂危病人“提臨終”，協助病人領“終傅”聖事，與病人一起長時間祈禱，病人逝世後，教友奔走相告為亡者祈禱，充份表現教友間在宗教事宜上發揮守望相助的殷切之情。(22)
愛國傳教與服務社會
進教圍的居民除了上述的宗教生活外，其它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也圍繞著宗教生活而進行。他們在三十年代與中國的天主教會有密切的來往。他們響應教宗庇護十一世提倡的中國傳教事業。當時中國教會當局設立以上海為總部的中華公教進行全國總會，以推進全國的傳教運動。指導司鐸于斌神父(日後的於斌樞機)於1934年來澳門提倡該運動，當時進教圍的教友踴躍響應，成立之初設立男子、婦女、男青年及女青年四屬部，以破紀錄的時間成為完善的公教進行會各支會，成為全國教區之創舉。指導神師于斌神父1937年晉升主教後，趁赴馬尼拉參加聖體大會之便，帶領公進會總部人員蒞澳參觀交流。當時的葡籍高主教並引以為榮，因為這個公進會除了向教外人講授教理使每年舉行一兩次有120人參予的集體領洗外，會員又熱心於社會服務工作。(23)在一本中華公教進行澳門區指導會議案的會議錄冊中(1937-1941年)(24)顯示當時四部屬職員四十多人，差不多每月舉行一次工作會議，而其時剛剛是日軍侵華八年抗戰正酣的時候，依會議紀錄記載，在會議中各人討論澳門各界響應救助因日軍侵華以致在各省逃荒的難民，以及捐獻抗戰物資。當時的主席李鴻恩在會議中稱：“救災恤難乃國民當盡之責任，但對救災辦法法擬由本會自行募款，匯寄總部或于斌主教，代為支配施賑我們的教胞……”(25)與此同時，又接于斌主教兩函請捐集款項救護傷兵難民。當1937年10月，該會手頭上祇有八十餘元，遂決定由會員在十一月首主日彌撒後向教友勸募，不足之數由該會籌款補足至五百大洋匯寄北上。(26)
同年十一月又接中華天主教救護總會來函請求在澳門設分會，進教圍的人士認為自國難以來，已不停進行募捐，不必另行成立分會，關於募捐賑款匯寄總會，繼續進行，以盡後方工作，又議決每月一次為國難向教友募捐一次。(27)後因各方來函求資助，改於每主日在聖堂門前設募捐箱上書“為救濟中國兵燹募捐”。又有公進會員長期每月捐款一元(當時清潔工人每月工資為三元正，而教師資金每月為十五元)，死時核算該款三成歸捐款，七成為辦身後事之用。共計六個月內已將捐款國幣一仟元寄匯救災。(28)
進教圍居民屬中下層人士，生活清貧簡樸，在一連串會議中，公進會討論的要點是為救國兵災捐贈。方法及名目頗多，有代天主教聖若瑟中學等籌款義演推銷門券、購贈前方戰士雨衣、暫借款項予公進青年部公開辦抽獎籌款等。請求捐助的單位眾多，計有中華公教救護隊、中山縣銀坑民眾抗日自衛團、戰時糧食管理委員會等不一而足。可見公進會的聯繫，上至與蔣介石有關而由雷鳴遠神父指導的救護隊，下至抗日的地下組織。1938年中日戰爭蔓延至華南，日機屢施轟炸，內地同胞逃難到澳門求施救濟，該會決定將部份兵燹籌款賑濟工作之部份善款留下救濟本地災民，並表示關懷會員前往探視慰問收容所。(29)又於七月七日抗戰週年紀念日遵照國民政府通令舉行追悼陣亡將士及被難同胞大會，並獻安所彌撒，請澳門高主教主禮，請澳督參禮，並請澳門各法團學校參加以示隆重。他們在困難時期將會內開支盡量撙節，甚至新任職員就職典禮茶會也節省，費用全部撥入救護會以利救濟國難，他們毀家紓難之為同胞為祖國之心火躍然紙上。這個時期進教團教友的愛國熱忱，在一個葡屬的小小土地上，華籍信友已經表達無遺，就澳門進教圍的例證即可闢國籍教友不愛國的指責。
公進會除殫心竭慮依公進會總部的路線全盤投入募捐救國外，在傳教工作上又教授要理，每年一屆首創集體領洗，每次約二百多人共有九屆之多，而會員又往上海教區聘請神學訓練高深的神父，來澳作每週一次的教義訓練。(30)
進教圍的社區生活
進教圍以宗教為其社會生活的主要軸心，所以就華南地區的社會生活而言，因其配合了天主教的習尚就產生一些獨樹一幟的現象。茲臚列如後：
A. 福利事業：
雖然進教圍內的人口不超過2,000人，而他們屬中下階層，在缺乏政府提供福利服務的條件下，他們以守望相助的精神，因陋就簡地於1858年設立清安醫所，收容老而無靠幼而無依的貧病教胞。(31)最初服務的對象是臨終病人，目的在於為他施洗拯救靈魂，於1895年改組成為留醫的醫舍，為適應時代需要增加廉價門診部，聘用中西醫主診，並委國籍寶血會修女主持醫所事務。(32)根據該醫所規定，雖然收納病人不分信仰服務對象為全澳門同胞，因該醫所以治病救人為宗旨，但在處理殮葬方面，不容許國人依民間風俗“焚化香爐寶帛及延巫尼誦經等”與天主教抵觸事情。(33)這樣宗教色彩糅合了醫療及善終服務，使清安醫所為進教圍居民提供養老服務外，亦有藉此服務歸化外教人的意向。這也突出了進教圍的福利事業與當地華人社團同類工作(例如鏡湖醫院)迥異之處。
傳統的教內憐貧恤寡的福利工作，一般是由男女傳教士主辦，延聘在俗信徒協助，以致形成以神職為主導的地方教會，因教友扮演輔助角色，甚至導致教友對教會事務不關心。梵二的革新以及香港教會對1997政制轉變的部署也朝著重信徒參與教會事務的方針而發展。百多年前的進教圍就在發展的過程中，以教友為核心而發展，可謂站在時代的前端起帶頭作用。
B. 婦女生活：
進教圍的婦女生活也糅合了華南地區婦女生活特色以及教會的色彩。一般而言教堂内主辦的道理班，是教會内為傳遞教義於下一代的主要方法，亦是圍内女童唯一受基本教育的地方。至20世紀初公進小學成立後，公教男女童在此受免費教育。這些道理班一般都是免費，所以在重男輕女的華南社會中，家長願意付學費把男孩子送往私塾或正規小學去受教育，但很多女孩子因經濟原因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機會，教會藉教授道理及教會小學而提供的識字訓練及基礎教育，對教圍內的女性有一定的積極性影響。
進教圍的婦女流行“自梳不婚”的風俗，這風俗本來就先盛行於廣東省內順德縣繼而傳至各地。她們因有經濟基礎所以不願嫁入夫家，為複雜婆媳妯娌間的不快關係所折磨，以“自梳不婚”的身份與志同道合的姐妹一起生活和工作。進教圍的“在家姑”因年幼受了基礎教育，有一定謀生技能，因受“不同宗教不婚”之天主教會習俗影響，在進教圍找不到對象，就要遠道嫁去香港及華南一帶的奉教家庭。而嫁入進教圍的媳婦有來自新會、香港、順德、廣州及江門等地的進教圍，她們離鄉別井來到澳門，並不是好滋味，進教圍的閨中少女有見及此，獨身不婚之風就流行起來。本來在天主教會內有不婚當修女為教會服務的傳統，但當時在澳門的女修會，全屬外籍，語言習俗與歐洲掛勾，鮮有就合華人習俗者。所以進教圍實行獨身的少女，除一小部份進歐籍的修會外，泰半留居家中“自梳不婚”，他們的做法是經過與神師磋商及指導下，得父母同意後，通知親友擇一吉日，在進教圍的主堂舉行彌撒。在彌撒中，當著親友前，由主祭神父主持“自梳禮”，接受此禮節的少女在祭台前許下終身不婚的誓願，禮成後設宴款待親友以示慶祝。(34)
這些“在家姑”在圍內多協助教會教授道理，為臨終者祈禱，協助殮葬的牧民工作，所以在圍內有相當超然的地位，備受尊重，幾能與圍內的男信友平起平座參與教會事務。她們多在親戚鄰裡間收養一二乾女兒，撫養她們成人，一方面與乾女兒相依為命，一方面作老年的依靠。
C. 教友的姓名：
進教圍內教友都是華人，所以沿用中國姓名是正常不過的事，不過一些教友的祖先在康熙禁教前在澳門城牆外領洗。為避清廷捕拿，所以照任光印所稱“穿蕃衣”“改蕃名”(35)。也有進教圍教友遷出進教圍到澳門別的葡藉堂區為孩子領洗，依葡人例規不單取主保聖名也取一葡姓。
根據在充滿華人氣息的進教圍內公開用葡姓並不多見，但公開主保聖人的中文譯音作名字或加在漢人名字之上則大行其道(例如梁潔芬聖名伯大利斯，劉炎新聖名若翰等)，有時索性保留中國姓名，剔去中國名字而代以聖名的譯音(例如梁伯大利斯，劉若翰)。在進教圍內文化水準越高者在文件書寫上全部用中文名字，就算有葡籍姓氏也不常使用，這點在翻閲公進會指導會議的紀錄上可知。當時書寫工具是毛筆，執筆當秘書者以娟秀的字跡，華麗的文采去摘錄會議要點出席者的簽名，鐵劃銀鈎之風，磅礴有力之勢躍然紙上，誠為鑑賞書法的好對象。
而文化水準比較低者，就索性祇用漢姓不用漢名，而代以聖名中譯，例如：區囉喇蘇沙，石亞納、陳瑪利亞、王則濟利亞等不中不西的姓名(36)。這反映出在每人都冠以洋名作主保聖名之際，文化程度高者，能依場合就每件事例上巧妙地用中譯名字，而無法達到翻譯學上“信雅達”的基本要求的，他們的名字因中西翻譯上的劣作變得不倫不類。
進教圍的蛻變
若稱澳門公進會為進教圍頭上冠冕的話，史家可藉公進會的興衰以鑑定進教圍的蛻變。依澳門公教行會的會議紀錄，該會於1941年會務一落千丈，(37)當年為愛國愛教而奔走辛勞的情景不再了，此光輝的過去祇存留於澳門的歷史中。自1941年以後進教圍的風華漸逝，至今進教圍內已店舖林立，作為往昔教友物業的舊式西式二層樓房已被五六層高一梯三伙的密集住宅叢代替，很多信友外遷它處，而圍內雜居教外人等。昔日的教友善會已不大活躍，望德聖母堂經幾次重修建矗立於原址，作為宗教性的建築物屹立該區，旁邊的清安醫所依然服務之外，今日重遊進教圍祇有三五長者扶扙進堂，為子孫求福，昔日的光芒已在五十年內褪得一片蒼白。褪色的原因涉及有政治性、宗教性及經濟性的影響。在政治上，中日戰爭的戰火，在1941年燃及鄰埠香港，香港華人多逃入內地以避日軍蹂躪，以致澳門各界人心惶惶，也大興逃亡潮，澳門進教圍內的部份教友也逃入大後方，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五十年代歐美對中國的禁運使港澳工商業不振，澳門轉向賭博娛樂事業為主要稅收入息來源。還有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澳門親中勢力膨脹使教友大為恐慌，紛紛外移。最後，教會內將澳門全市劃成五個堂區，華人教友不用集中在全澳唯一華人堂區——望德聖母堂，而可往附近堂區，以致把全澳門國籍信友分散不再集中於進教圍了。而且自五十年代起，澳門人多向外移居或往海外謀生，七八十年代大陸移民湧至，從前之進教圍地帶現已人口密集，宗教生活已今非昔比，進教圍也黯然失色漸趨瓦解了。
進教圍內傑出之後代
進教圍經過百年滄桑，今日祇成歷史陳蹟。但依“麥子先死後麥穗纍纍”的傳統説法，進教圍的後代在港澳教會中有不平凡的表現。很多教會及社會領袖都是由進教圍孕育出來，其中在教會中佼佼者計有(一)澳門首任華人主教林家駿，他的母系祖先世居進教圍，他的童年也在進教圍渡過。他與耶穌會上任港區會長吳智勳神父同屬表兄弟，也屬進教圍內的望族。(二)譚加辣譚德肋撒姊妹——國籍香港耶穌寶血女修會的會祖。據稱譚氏世居進教圍，十多歲到了香港，正值意籍嘉撒會首批修女於1860年抵達香港後，需要華人少女協助工作，譚氏姊妹於這種情況下進入嘉諾撒會屬下的機構協助，而於1922年譚加辣所創的寶血會成立，現為華藉修女會中人數最多者。除了上述幾名教會佼佼者領神外，澳門教區還有不少國籍神父修女在進教圍出身。至於教友方面澳門立法會主席林綺濤女士也是進教圍的後人，他的父親林寬貴、叔父林寬來同是二十年代公進會內之非常活躍份子。還有很多遷出進教圍的教友，在所屬地方教會也在服務教會上有很傑出的表現。
總結
座落在澳門荷蘭園的進教圍，因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海禁大開，中山縣官吏才准許教友在城外的「瘋堂」前聚居舉行宗教生活，這樣才開始誕生。繼洪楊之亂(1864)，鄰近一帶教友逃避清兵殺害，由遷入澳門荷蘭園聚居，更進一步使進教圍人口增加，活動擴展。進教圍最初由望德聖母堂(瘋堂)前的一群簡陋茅舍改建成西式平房，當原址建起五六層高一梯三伙的密集住宅叢後，進教圍已經應百多年滄桑，信友家庭外遷，外人遷入，以致夜不閉戶鄰裡互相呼應的情景不再，而進教圍終成澳門歷史上的一個名詞。
不過進教圍最興盛的時候，無論在憐病恤寡或安老葬死的慈善事業上，教友全程投入，神職修道祇扮演輔助的角色，處處表現出是一個教會團體的成熟。今天港澳地方教會也朝此目標走。進教圍內的政教關係尤為出色，毀家紓難應為後代擊節讚賞，但可惜雖有此愛國之義舉，中國天主教會仍被別人指責為不愛國。
在文化生活、社會生活上進教圍的習俗全部糅合中西文化於一身，更突出進教圍獨特之風格。進教圍已完成歷史責任，作為今日教會內傑出人物及國籍修會會祖出生地，進教圍應驗了人傑地靈之説嗎? 進教圍光輝的過去及在澳門社會發展過程上漸漸消逝於無，對今日澳門教會發展上會有甚麼啟發，這是下一回研究的好課題。
【註】
(1)這説法是世居澳門進教圍的首任澳門華人主教林家駿的見解。
(2)學者對這方面的討論及指責，著名者有：呂實強：《中國官紳反教原因》，台北，1966。Paul A. Cohen，China & Christianity：The Missione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an. Carn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Kuang-Sheng Liao，AntiForeignian & Intelligentia in China.3rd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0.
(3)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註》，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2，頁26。
(4)同上，頁150-151。
(5)同上，頁81-86。
(6)同上，及序頁15-16。
(7)現矗立在望德堂門側護堂十字架上刻之年份1637年，原文為Crux de Esperança Ano 1637，中譯為“希望之十字架1637年”。
(8)《澳門記略校註》，頁7。
(9)作者按：指聖誕節。
(10)《澳門記略校註》，頁81-86。
(11)同上。
(12)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162-197。
(13)同上，頁169。
(14)林家駿：《澳門第一座華人堂區》，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一)，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處。
(15)同上。
(16)盛鴻運：《紅衣司鐸公紹漁傳略》，載於澳門教區歷史掌故(一)。
(17)參看(14)。
(18)參看(14)。
(19)根據若瑟恩保會及聖母聖月會的會章上記載的成立日期。
(20)被訪問進教圍教友憶述所得的資料。
(21)參閲(14)。
(22)從訪問進教圍教友梁西滿先生得的資料。
(23)以上報導為曾在1937年當公教進行會女子部職員梁灜女士之口述。
(24)該本名為《中華公教進行澳門區指導會議案錄》由1937年8月24日立，現珍藏於望德聖母堂堂區檔案室，從該會議紀錄看得悉該會在該時期之活動詳情。
(25)《公進會澳門區指導會議案》第九次四部常務委員聯席特別會議錄，1937年8月24日。
(26)《公進會澳門區指導會議案》第十一次四部聯席例會會議錄，1937年10月9日。
(27)《公進會澳門區指導會議案》第十二次四部常務委員聯席例會議錄，1937年11月4日。
(28)《公進會澳門區指導會議案》第十三次四部常務委員聯席例會議錄。37年12月2日。及第十四次四部常務委員聯席例會議錄，1938年1月6日。
(29)《公進會澳門區指導會議案》第二十次四部聯席例會議錄，1938年6月2日第二十六次會議案38年12月1日。
(30)1941年2月4日(公進會)第四屆第一次聯席會議。
(31)依澳門清安醫所值理會主席對厚初於1958年發出擴建醫所的募捐函件中的報導。
(32)同上。
(33)澳門清安醫所留醫簡章(1959年1月17日)。
(34)此習俗是筆者訪問進教圍內九十高齡的女教友鄧玫瑰女士所得的報導。
(35)見(10)及(12)。
(36)見(31)中募捐冊上所示捐款者之名字。
(37)參閲(30)及1941年內的指導會議紀錄。
*劉炎新(Fr.John B.Lau)，澳門天主教區神甫。梁潔芬(Dr.Beatrice Leung)，香港嶺南學院社會科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