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大三巴敎堂建築師
一位馬德里耶穌會士

卡洛斯·斯皮諾拉(Carlos Spinola)，係日本一位殉教者，他比起其它功勳卓著足以在東方基督教史冊佔一席之地的來自利古里亞的意大利耶穌會士更為有名。1989年本人有幸對這位歷史人物(1)加以探討，然而此後再也沒有機會論及這個題目，沒有機會消除遺留的兩點爭議並順便強調其在澳門最為有名的一座建築的誕生中所起的主角作用。

他是來自熱那亞的意大利人嗎?

第一個撰寫卡洛斯·斯皮諾拉傳記的是他當時的傳教伙伴、後來的殉教者葡人本托·費爾南德斯(Bento Fernandes)。卡洛斯本人直接提供情況説，這位傳教士與卡洛斯在澳門和日本的京都共同生活過，此外其它與卡洛斯有過接觸的耶穌教士和dôjukus(2)亦向他提供了情況。費爾南德斯用葡文所著的尚未發表的《簡述》一文(3)是下開篇的：

是卡洛斯·斯皮諾拉神父引導我走上現在的道路，因為他是我們中的第一個被捕的傳教士(4)，他是年輕人的導師，是那些曾在一個叫作Suzuta的地方蹲過幕府監獄的耶穌會士們的上司。他是熱那亞人。眾所周知，在這個共和國以及意大利的其它地方，斯皮諾拉家族都是個如雷灌耳的望族。他不滿20歲就在諾拉城加入了耶穌會，當時這位小伙子正在擔任該城主教和紅衣主教的叔叔家中。(5)

法比奧·安布魯吉奥·斯皮諾拉神父(Fabio Ambrogio Spinola S. J.)(6)從費爾南德斯的手稿中獲得大量資料，撰寫了這位親戚的生平。這部傳記於1628年即他殉教六年後發表。1630年比利時人Heman Hugo將之譯成拉丁文，三十年後Daniello Bartoli在他的Ⅱ Giappone中作了歸納。(7)

大家都認為卡洛斯·斯皮諾拉是熱那亞人，然而1675年比爾森的波西米亞耶穌會士Mathias Tanner提出了與前此傳記作家不同的看法，認為布拉格是斯皮諾拉的出生地。(8)

1868年，法國耶穌會士Eugène Seguin亦偏向於布拉格是出生地的看法。於此同時，同樣也是法國人的傳教士Besson似乎亦持相同觀點。(9)

1869年，意大利耶穌會士Giuseppe Boero出了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撰寫的《一生》修訂增補版。Boero作了如下評述：

我力圖對書寫規則和文風加以修訂，但實際上改動甚少，因為我希望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在其所有的著作中體現的耀眼的簡潔和自然流暢的華麗得以保留。(10)

就這樣修訂……但改動甚少, ，還添了一些東西。讓我們先來看看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將費爾南德斯所寫的加以擴充時是怎麼説的：

斯皮諾拉1564年生於熱那亞，它不喜歡Tassarolo伯爵家的人，他們是離那個城市一天半路程的一塊土地的領主〔……〕，〔奧塔維·斯皮諾拉(Ottavio Spinolafù)深得〕魯道夫皇帝喜愛，除了其它官職，皇帝還封他為兵馬監。他生了我們的卡洛斯。卡洛斯度過其孩提和少年時代後開始學習語法。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去西班牙的，也不知道他是怎麼從那裡回到意大利的。他被調到諾拉，在那個城市裡，就像我上面所説的，那時他是在主教即其叔叔紅衣主教菲力普家裡住的。(11)

由卡洛斯的同代人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審定的所有版本以及以後的版本都説“1564年卡洛斯生於熱那亞”。然而，Boero在此卻在沒有加以説明的情況下略去了在熱那亞的間斷期，相反卻在後兩頁裡如此斷言：“我們的卡洛斯生於布拉格”，而且沒有作更多的解釋。

並不是説在Tanner之前就沒有人讚同斯皮諾拉是波西米亞人的看法，事實上，至今還有一些中歐人聲稱日本殉教者是他們的榮耀。

其追隨者們指出，1564年他們的奧塔維·斯皮諾拉神父在魯道夫二世的宮中居住，因此兒子就生在布拉格。這純粹是一種不合適的理由，而且對歷史作了不完善的調和。

Josef F. Schütte分析了當時的大量手稿(12)，但在卡洛斯在世時編寫的手稿裡沒有出現有關布拉格的敍述：大家把熱那亞的意大利人稱為熱那亞人。

那個時期手稿的一致性是顯而易見的。儘管如此，仍然不能將熱那亞作為卡洛斯的出生地，而祇能作為卡洛斯的祖籍，作為他的原籍。(13)

馬德里的熱那亞人?

1914年，Michele Volpe神父揭開了歷史真相的面紗：

Sommervogel〔Ⅶ1446〕説他生在熱那亞，這是一個可以原諒的錯誤。那不勒斯省的歷史學家相信〔存於那不勒斯檔案館內的〕出生記錄，認定他是在馬德里出生；這個錯同樣發生在神父傳記上，似乎是糾正這個錯誤的時候了。(14)

Sommervogel不朽巨著的繼承者們聲稱他們被提及，他們在第12卷裡恰如其份地引述了意大利歷史學家的修正。

Volpe的簡練的註釋使我們把目光投向Francisco Schinosi這位“那不勒斯省的歷史編纂學者”身上，即那不勒斯王國耶穌會史(15)一書作者。在這部著作裡我們讀到如下兩段話：

卡洛斯是Tessarolo伯爵家族的，是魯道夫皇帝兵馬監奧塔維的兒子。這種形式的為父親服務，使一位作者〔註：Tanner in Soc. Milit. p.289〕認為卡洛斯生在波西米亞布拉格，就如他所絕對肯定的那樣。

這樣，誘使另外兩位傳記作者〔註：法比奧·安布魯吉奥·斯皮諾拉S. J. 和Dan. Bart. ，在日本〕認為卡洛斯生在熱那亞，甚至可以説，是説出了這一點，原因是他們對這個世家和著名城市的依賴性：所有的人都錯了(嗎?)，他1564年生於馬德里，(16)不僅諾拉的古老的出生記錄而且其叔諾拉主教菲力普·斯皮諾拉在擔任紅衣主教幾年後於1578年9月寫的羊皮紙的辭職文件〔註：存於那不勒斯省檔案館〕都清楚地説明了這一點。信件中包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一個敕令，是前一年寫給菲力普為其侄卡洛斯説話的；這個敕令不僅用托萊多主教區這個字眼重申祖國……。(17)

Schinosi是那不勒斯人，沒有甚麼能使我們懷疑他偏袒西班牙，其對西班牙有利的鑿鑿證詞沒有任何漏洞。皇室歷史也證實了這一點。1563年，11歲的魯道夫王子從布拉格被送到馬德里，以加強天主教教育，而這在布拉格當時是難以實現的。其監護人奥塔維·斯皮諾拉神父陪同王子前往馬德里，一年多後卡洛斯在馬德里誕生。因此，Tanner 以奧塔維1564年在布拉格為據的頑固看法是缺乏依據的。

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不知道Schinosi引用的文件，這樣可以光明正大地説：“不知道甚麼時候到西班牙。”其它作者則繞過暗礁，對馬德里隻字不提。

弄清了卡洛斯·斯皮諾拉的出生地和受教育地國家的首都，我們還不能説祇能將他確定為祖籍熱那亞。難道卡洛斯本人對誰説過他在馬德里出生而且在那裡度過了孩提時代嗎? 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卡洛斯的所有信件都沒有提到他的母親，也沒有提及其可能有的兄弟姐妹，(18)而對他的父親“奧塔維先生”，則在1584年12月7日寫給叔叔紅衣主教菲力普的信中提到，看來措辭比較冷淡，寫信的年份是他在諾拉城入教的前一年：

特此致函請求閣下給本人寄來您的書面許可〔……〕。如果遲遲得不到奧塔維先生的答覆，我要説的是，您的許可對我也是無濟於事的，因為無論有沒有書面許可，都不能阻止我的意願。(19)

在他的另一封信裡，我們讀到這樣一句話：“在意大利期間非常想到日本去。(20)這句話並不是很明確，但至少告訴我們，他在意大利萌發去日本的念頭之前，曾經在意大利境外過。Schinosi作了如下評論：

西班牙小伙子，我們的卡洛斯終於被推薦給他在諾拉的叔叔，這是個非常慈祥的人，他在諾拉非常好地教育他的侄子，有一段時間是在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時，(21)他把卡洛斯引入了我們學校的學生會，當時叫“聖母受孕”。

斯皮諾拉的青年時代

不清楚斯皮諾拉在馬德里住到甚麼時候。他的傳記作家也不作具體描述。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説，在他去諾拉城之前，他度過了他的“孩提和少年時光，開始學習語法”。(22)

Schinosi引述的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敕令，説的是卡洛斯的教育：“卡洛斯一直和你在一起，在你的諾拉主教區生活了幾年”。敕令是在1578年頒佈的，當時卡洛斯十三歲，不連貫的幾年(a pluribus annis，有別於a plurimis annis)不禁使我們想起，當卡洛斯從馬德里來到諾拉時，大概有10或11歲，Schinosi形容這般年紀時使用的是“孩童”一詞。

照此推算的結果可以説服另外一位作者，即Severio Santagata。他這麼寫道：

卡洛斯·斯皮諾拉1564年在馬德里出生，係奧塔維的兒子，奧塔維是熱那亞國人、魯道夫皇帝的兵馬監。在諾拉紅衣主教菲力普處渡過了他的青少年，菲力普是他的叔叔，也是諾拉的主教，他具備如此的特權，很快就在世界範圍取得巨大的成功。(23)

卡洛斯在入教之前的學業並不是在諾拉開始的，這與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的説法〔2〕是一致的，而是在馬德里開始的：“在那裡〔諾拉〕很快就用上了他的學識”。無論是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還是其它作者都沒有説明到底學的是甚麼，而是都將之歸結為“語法”。現在就讓我們回到這個題目上來。

與此相反，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並沒有引述他的資料，而是從奔托·費爾南德斯的《簡述》中抓住了預言家的方式，正是由於這個方式卡洛斯在諾拉的學校裡感受到了宗教生活和到日本傳教的使命對他的呼喚。費爾南德斯寫道：

一些很久以前就在我們家的人説，小時候他們就聽人講起這位善良的神父，聽到他的預言、他那遇難獻身的情況。善良的卡洛斯·斯皮諾拉神父本人曾對他的一個dôjuku 説，説他小時候有一天正在玩耍，一位非常慈祥聖潔的耶穌會神父(24)叫他，對他説：“噢，幸運的卡洛斯，你要成為耶穌會的人，你要到一個叫做日本的王國去”，不久這兩件事就實現了。神父還對卡洛斯説了第三件事，但一直沒有實現。卡洛斯問神父dôjuku是甚麼，是否必須獻身。但神父沒有回答，只是説以後會知道的。卡洛斯與我們的一位神父談起dôjuku，問dôjuku怎麼回事，這位神父回答説，卡洛斯神父必須獻身。一些人就是這麼説的。然而，無論如何，是神父試圖掩飾，是我主耶穌引導他走向幸福的天國。(25)

耶穌會教士斯皮諾拉在意大利

斯皮諾拉的早年生涯可以歸納如下：

1565年1月2月，卡洛斯·斯皮諾拉生於馬德里；(26)在父親的啟蒙下識字。

1572年10月18日，馬德里耶穌會士學院開幕；當年或1573年，卡洛斯可能入學：學習語法。

1576年，大概在這年卡洛斯在菲力普·斯皮諾拉主教的監護下赴諾拉；成為諾拉的耶穌會士，預言他將到日本去；修完修辭學；轉學到那不勒斯學院：學習數學，加入聖母會。

1584年12月7日，給羅馬的菲力普·斯皮諾拉紅衣主教寫了一封禮節性的書信，請他同意他成為耶穌會教士：卡洛斯的決定是堅定的。

1584年12月23日，在諾拉成為新入教者。

1586年1月，調到萊切任拉丁文語法教師；與(聖)Benardino Realino在一起；是年夏天卡洛斯身體變衰弱。

1586年11月，被召回諾拉時途經那不勒斯治病；參加聖誕節雙年禱告：開始學習哲學(邏輯學)。

1587年春天，患了癆病。

1587年10月，在那不勒斯完成哲學第一年學業；被耶穌會會長召回羅馬，(27)“有一小段時間在Claudio神父的指導下學習數學”。(28)

1588年，仍處於康復期的卡洛斯在米蘭的布雷拉大學繼續學習其哲學課程。

1590年，結束了這個“時期，〔教授了〕一年的最高年級的語法”。

1591年至1594年，“此後開始學習神學，同時教授數學”：(29)“當他來到米蘭時，他那聖潔熾烈的情懷更加熱血沸騰，更加虔敬聖母會”。(30)

1594年，在莊嚴的儀式上捍衛神學理論，(31)在米蘭接受了神父教職，是“聖母會的懺悔神父”，教授數學：赴克雷莫納籌備建立一個耶穌會駐地；(32)在克雷莫納從會長Aquaviva手中接受赴日本傳教的使命。(33)

1595年，返回米蘭神學院，又從那裡到熱那亞向親人辭行，然後到葡萄牙；(34)船先靠近一所學校下錨，然後返回港口：在旅客等待啟航的時候，1595年12月6日卡洛斯給他在米蘭的同學Lambertenghi寫了一封信；在從熱那亞到巴塞羅那的航程中，帆船在一次大風暴中再次遇險，但最終還是駛到港口。斯皮諾拉穿越伊比利亞半島，行程1300公里，為趕在春天啟航往印度的船隊在啟航前到了那裡。

1596年4月10日，船隊離開特茹河河口；(35)船駛到特里斯坦-達庫尼亞島附近時，由於風向改變，不得不改向駛往巴西。

1596年7月16日，到達巴伊亞；給Aquaviva神父寫信。(36)

1597年3月25日，到達波多黎各的波林根：給Aquaviva神父寫信。

1597年10月17日，在亞速爾群島的聖瑪麗亞島附近，船上的人成了英國海盜的俘虜。

1597年11月1日，到達英國。

1598年1月10日，被釋於，離開英國。

1598年1月18日，到達里斯本：在寫給Aquaviva神父的信(37)中詳細敍述了他與後來在日本成為殉教者的Girolamo de Angelis兩年的歷險經歷。

最終駛往東方

根據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卡洛斯·斯皮諾拉“努力爭取取直道到里斯本去，為的是1598年這一年即正好他第一次啟程後兩年的4月份裡能夠重新開始他到印度去的旅行”。(38)

這似乎是一種毫無價值的文學性雜説。卡洛斯抵達里斯本是隨著事件的進程而發生的，不是因為努力爭取，而是因為出於個人的原因避免回意大利。然而，儘管在1598年的船隊啟航前三個月就抵達那裡，他還是沒有上船成行。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試圖弄清其原委。因此，他對他的段落加以精心組織，對延誤作出解釋，目的是讓大家弄清楚是甚麼歸因於履行宗教使命的願望：

休息了一段時間後，他向上級神父表明他的願望。但是，他們認為在向會長報告之前作任何決定都是不合適的。他那一年不得留在葡萄牙，羅馬的答覆沒能在他適時啟程前到達。(39)

理由並不太令人信服，因為其它一些耶穌會教士也沒有參加1598年那一年到印度的遠航，而這並不是因為沒有得到會長許可，之所以這麼説是因為傳記作家並沒有提到這一點。

與此相反，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神父認為斯皮諾拉沒有進行那次旅行是一種偶然，因為“去年(1598)的船隻航行了一段路程之後，就遇見了荷蘭海盜船停在那裡窺伺他們，因此不得不掉轉船頭”。(40)

在這些段落裡實際上敍述了延誤的原因：卡洛斯家人的干涉。但似乎不包括他的叔叔紅衣主教菲力普，這位紅衣主教已在1593年8月20日於羅馬逝世，當時卡洛斯還在米蘭學習。同樣也沒有提到卡洛斯的父親或母親。(41)

本托·貢爾南德斯是這樣寫卡洛斯的：

曾成為英國人俘虜的人在〔里斯本〕這裡自由自在地休息，在家裡他信仰聖洛克，成為名副其實的教士。(42)其親人獲悉他脫險後(43)，千方百計想將他留在歐洲，甚至要求教長將他囚禁起來。鑒於一些同事已留在那邊，卡洛斯神父希望到天涯海角去，去實施那神聖而又可歌可泣的事業，無論是工作、危險和海盜，還是尊貴的親人，都不能讓他回國留在歐洲，儘管許多人都很難遠離自己的祖國。他堅持不懈，誠心誠意地請求會長神父讓他繼續上路。會長被他的信件和請求感動，回轉應允了他。(44)

在他最後動身前往印度之前，他像曾經在米蘭以及後來在澳門和日本所做的那樣，在里斯本留下了他對聖母會的虔誠的足跡。(45)

從果阿到澳門--建築設計師斯皮諾拉

通過卡洛斯的信件，是很容易尋覓卡洛斯1599年8月抵達果阿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這段時間裡的行蹤。

費爾南德斯說，“他在印度沒有停留，(46)不久就來到澳門”，但是他並不是這麼快就動身去澳門的，因為約在1600年4月28日之前他一直在果阿從事佈道工作。航行65天後，所用時間是通常的兩倍，他在馬六甲停留了八天，帆船航速慢得不正常，一直到了8月下旬才抵達澳門，當時最後一批遠涉重洋到日本去的帆船已經在這月的上旬，即風向改變之前啟航了。

斯皮諾拉等待另一個季風，但不是等待1601年的季風而是等待1602年的季風，澳門教堂1600年11月(47)在卡洛斯動身前兩個月或兩個多月失火，似乎可以解釋卡洛斯的這次耽擱：

要成為一個好數學家的斯皮諾拉還要繪製聖母升天新教堂的圖紙，之所以要修建這座教堂，是因為一場大火吞噬了整個教堂，只剩下牆頭，無法再用了。(48)

斯皮諾拉投入了工作，無疑是澳門教區神父Manue1 Díaz讓他幹的，而沒有等待省教區副主教Valentin Carvalho的到來。澳門人當時期待著省教區副主教1601年春天能到澳門。事實上，他是在3月離開日本的，同月就抵達葡萄牙的殖民地。(49)在澳門，省教區副主教親眼看到了失火教堂的廢墟，看到了眼前放著新教堂設計圖的人。由此他認為斯皮諾拉是個不可缺的人材，立即就委之以日本省駐澳門代表一職。

斯皮諾拉並沒有看到他所設計的建築的落成。新教堂在1603年聖誕節前夜落成，而卡洛斯從1602年7月起就已經在日本了。卡洛斯在澳門的卓有成效的停留祇有一年零十個月。(50)

通過斯皮諾拉的信件收集資料，我們就可能大篇幅地描繪出其傳教和殉教生涯。然而，不能超越這項工作。古典的傳記，尤其是Boero的傳記，以及其它一些年代較近的傳記，都廣泛地使用了這些信件。Hubert Cieslik1956年所寫的26頁材料(51)並不需要推薦，這位作者像瞭解日本的歷史地理一樣準確無誤地瞭解天主教的古老文件。在此僅勾勒一下以殉教為巔峰的二十三年間的活動輪廓，介紹其科學活動，並對其個人作出扼要評論。

斯皮諾拉在日本--傳教士暨殉教者

1602年7月，到達長崎；在有馬學習語言。

1603年10月，在有家和整個有馬領地從事佈道工作：已經會聽日語懺悔。

1603年12月至1611年10月，在京都的下宮古當修道院長Pedro Morejón的輔祭、顧問和監導；研修語言；佈道及文化工作出類拔萃。

1605年，自告奮勇赴朝鮮傳教、創建傳教區，省教區副主教批准他赴朝鮮；工作中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52)

1611年10月，為了到澳門去，從宮古來去長崎，但其請求結果卻使他成了日本傳教團的代表。

1612年11月8日，在長崎觀察月蝕。

1614年2月，Tokugawa Ieyasu命令驅傳教士，取締天主教。

1614年3月18日，斯皮諾拉就Ieyasu的命令以及其對方濟各會教士的罪過給Aquaviva寫信。(53)

1614年11月8日，斯皮諾拉和其它27位耶穌會士偷偷留在日本；卡洛斯藏在長崎，和Ambrosio Fernandes會友一起藏匿於在後來成為殉教者的Domingos Jorge的家裡，這兩人都是葡萄牙人；繼續擔任傳教團代表；被任命為高級教士、主教Valentin Carvalho在九州的代表。

1618年11月2日，寫了他被捕之前的最後一封信。

1618年12月13日，在長崎被捕。(54)

1618年12月15日，經水路被帶往浦神，又騎馬到了長江。

1618年12月16日，從長江被送到Suzuta的監獄。

1619年7月21日，被捕者們被轉到Suzuta的另一所監獄；擔任四名新入教dôjuku的導師。(55)

1620年2月15日，卡洛斯的獄友Ambrosio Fernández之死報導結束；(56)耶穌會士們秘密地向不信教的一般囚犯宣講福音。

1621年11月23日，斯皮諾拉和其它兩位教士被帶到平戶去辨別兩個被英國人告發的俘虜的身份；他們12月才返回Suzuta。

1622年，從6月20日至7月15日一直生病。(57)

1622年8月28日，給耶穌會士和世俗朋友寄去小字條和信件。

1622年9月8日，給去探監的Jerónimo Rodríguez和長崎的基督教徒寫了最後一批信件。

1622年9月10日，長崎的大殉教：斯皮諾拉和其它22位被活活燒死；30人被斬首。

為信仰服務的科學

斯皮諾拉的生平一般是從其殉教的角度加以突出的。一些作家提到了他的數學家的才能，但沒有一篇論文在這方面涉及其入教前的情況。一些人以一種膚淺的方式把斯皮諾拉看作是利瑪竇東方科學家“原型”的模仿者，而沒有看到兩者的作品(互不依賴)都是文藝復興歐洲文化環境的產物。

在諾拉成為新入教者時，卡洛斯還不滿20歲。這告訴我們，此前他至少已上了12年的學。就像當時的貴族家庭的子女一樣，他是在父親家裡識字的，唯一可置疑的是他8歲前是否和其它意大利家庭的孩子一起上馬德里的耶穌會學校。

面向外國小孩的學校於1572年10月18日“在赫羅尼莫修道院後面的大街”(58)舉行開學典禮，“馬上(59)就有很多學生入學，包括一些望族子弟，其中有海軍司令Castilha的一個兒子。由於當時的教室條件很差，祇有學生才得以進入教室；這是因為出席典禮的人數超過了700人”。(60)

卡洛斯可能被編入“歲數最小或識字母學變位”的班級，由Juan Alonso神父執教，為此他祇被要求會讀寫。也許Juan Alonso神父的工作就是為了取悅“小孩兒或有利於祈禱、動詞過去時和詞性部份的課程”。翌年，和“中年級學生”一起跟Pedro Vázquez神父學習“語法”，後來又和“高年級的學生”一起跟Juan Ruiz神父學習“詩歌”。

在馬德里或在諾拉，他修完了修辭學而不是藝術(哲學)，因為他是在他的新入教者兩年見習期滿時才開始學習修辭學的。

粗略一算就可以知道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所説的在諾拉的年頭得有六、七年的時間：

他很快就重新開始的他的學習，與騎兵的操練一起，他渾身貴族的血氣方剛，希望能通過紅衣主教的幫助或通過他知道在皇帝面前得寵的父親的恩惠取得一個好地位。(61)

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神父沒有予以解釋，但卡洛斯是把這一部份時間用於自然科學的學習：數學、物理和天文學，這些學習是基礎性的。祇有這種設想才能解釋他在米蘭的布雷拉大學代授了三年數學的情況，(62)如果他唯一的基礎祇是在他吐血康復期短短幾個星期裡與Cristóforo Clavio在羅馬學院的接觸，而沒有其它自然科學學歷，那麼事情就是不可能的。由此看來，他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學歷必須是他入教之前在那不勒斯就開始的。

斯皮諾拉在布雷拉顯著地擴大了他的知識面，並在其傳教生涯中受益匪淺，儘管他在教學期間從事數學雜文的寫作花去了他的一些時間。

我們必須看到，當澳門教堂失火焚毀時，“數學方面的學識”使他獲益匪淺。這是個幸運的開端，後來又在日本首都和長崎重演，然而，在這方面我們只掌握卡洛斯本人在私人性質的信件中所寫的那些情況。

根據一種我們今天看來似乎荒唐的習慣，編年史家Rodríguez Giram習慣於將耶穌會士一年一度所作的工作報告中的報告人名字略去。1606年的記載中有京都新教堂的描述：

今年〔1606〕裝修徹底完成，油漆一新，聖堂的金屬按照歐洲的方式鍍上了金色，特別是祭壇，是用非常好的祭壇油畫裝飾的，這種裝飾畫是日本人從未見過的新畫種。幾乎所有的人都將祭壇裝飾畫誤認為塑像，因為前此日本沒有帶陰影的畫。教堂很大，去掉十字架，光主體部份就可以容納兩千人，在那裡每禮拜日都要舉行例行的宗教儀式和盛大的典禮。

今年，又添了新的裝飾，一個建築設計和式樣都非常考究的講道台，在這講道台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人。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一位歐洲傳教士設計的，因此也就對歐洲的建築有了很深的瞭解，因為儘管在宮古有一些這類建築也很漂亮，但是，據説沒有一個如此漂亮，手工製作得如此完美。(63)

Giram的這般描述和他的其它描述一樣缺少作者名字。我們希望弄清這個在宮古家喻戶曉的“我們的歐洲傳教士”到底是誰，到底誰是這座輝煌建築的設計師。

過去了17年，斯皮諾拉也已殉教，在這種情況下，本托·費爾南德斯才最終寫出了卡洛斯皮諾拉的名字，斯皮諾拉在宮古待了“七年左右的時間協助管理那間修道院，對當時正在修建的建築幫了很大的忙”。(64)

本托·費爾南德斯説斯皮諾拉對建築物幫了很大的忙，他用過於低調的詞語評定斯皮諾拉作為在京都的下宮古修建的這座輝煌建築的建築師所做的工作。

這座被冠以“樓房”的建築物是在1605年即斯皮諾拉抵達宮古兩年後修建的。關於這個建築，João Coelho1609年12月12日在澳門有一段回憶：

這所修道院有一個與城市協調的樓房，這建築物主要包括一個教堂，它非常漂亮，使整個建築和樓房生輝，最近幾年這座樓房耗費了約4000個金幣。(65)

Coelho描寫了傳教活動，但他忽略了斯皮諾拉所作的最大努力：作為傳教工具的科學。必須重新審視斯皮諾拉的信件以正確地理解他對科學為其傳教活動帶來的成果所持的想法。斯皮諾拉從京都給葡萄牙的助理Juan Alverez就科學傳教活動的盛況寫了一封信：

數學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接近這裡的大貴族，而這在此類事情中是非常令人驚訝的，甚至Dairi天皇和Xongun sama(66)都知道我的情況，並把我請去；要得到日本人的尊敬這是最重要的，因為我懂數學，所以我來日本是最好不過的了。來這裡的人如果懂數學將會受到尊敬的。

令我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書籍，因為我丢失了我從米蘭帶來的所有的書籍，包括我在米蘭三年間所讀的書，一些很生僻的東西我已經想不起來了，缺乏書籍使這些日本人驚訝不已。為此，本人請求閣下大發慈悲給我寄一些現代的書籍，我們的神父或外國的神父寫的都行，祇要是學校多餘的，如意大利文的大部頭算術書籍(我這裡有Clavio神父的小算術書以及錶盤和星盤等)、丈量土地的書，以及各種機器、建築、透視法和繪畫等方面的書。這方面的書此時在這裡比神學方面的書籍都更有用。閣下，我現在在這裡造了個提升機器，很容易使用，與抽水機不同，許多貴族都要來看這個機器，他們會為此驚訝不已。

如果您能給我們寄一些礦石顏料配方再好不過了，我知道有這種東西。這裡的礦石很多，這樣我們就不必花費巨資從歐洲運顏料了。還有玻璃，我認為日本有做玻璃的砂子，最好能給我寄砂子的結構圖以及加工的方法，我還需要可能在這裡派上用場的其它類似的東西。

還需要製作使人臉部扭曲的鏡子配方，凹凸鏡子我已經會做了。特別是那種從不同角度看會產生不同的形象圖像，這種圖像在鏡子上也會產生這樣的效果。

説到這些珍奇物品，我想起了一本小册子，如果能弄到手，可以很方便地託來這裡的人帶來，我將把這些東西用作紀念品；還有新的珍奇器具，請您畫下草圖，如果所提到的會友還在印度的話，就把書或信件給我寄來，請閣下用火漆封好信件。(67)不然會在途中丢失的，我的經驗告訴我，會丢得一乾二淨，甚麼東西也寄不到的。(68)

高級神父們，特別是Pedro Morejón神父，並不是不知道斯皮諾拉的科學在日本首都給教會帶來的聲望，儘管如此，1611年他們不得不把斯皮諾拉調到長崎。他們物色人選接替總管Sebastián Vieira，因為他在與金融界的人際關係上才幹不足，而最合適的人選卻是斯皮諾拉。他從宮古被調到長崎，對他來説不是件愉快的事情，他對新往事的思念一直伴隨著他的新命運。

在一封寫給會長的信中他是這麼評論的：

我已習慣於鑽研語言(因為宮古的語言是全日本最好的)，習慣於拯救貴族和其它出於好奇來詢問有關上天和自然界四大要素的人的靈魂，他們看到了天地萬物的安排都是合情合理的，儘管與和尚教給他們的迥然不同，他們是來聽佈道的，至少也是非常喜歡我們的聖律。(69)

這是他離開日本首都剛抵達長崎時對首都的令人難以忘懷的回憶。兩個月後，斯皮諾拉又向他的朋友Bemardino Rossignoli敞開胸懷：

學了一年日語並在有馬同時照顧著6千信眾，(70)此後上級派我到宮古〔……)，我在那裡呆了整整7年，作為普通教區長照顧著數千信眾，之所以有這些信眾，是因為那個城市是個偶像崇拜的大本營，我努力爭取更多的非信教者信奉我們的聖律，經我的手洗禮的人數達2,000人，其中不少是貴族；如果利用天文入手，展示一些這方面的儀器，那麼就説不清楚人們的好奇心到底有多大，就能極大地幫助人們理解到我們所説的我們的聖律都是千真萬確的真理，因為天象我們都能説得合乎情理，與和尚教給他們的夢截然不同，他們明確地説，所教的有關來生那些看不見的事情不能不是瞎話，也不能不悖情理，就像説天象和四大要素那樣的有悖情理；他們取笑他們自吹自擂，無恥地把非常虛假有悖情理的東西當作真理。(71)

斯皮諾拉筆下表露出他對過去工作和所獲成績的思念之情，他清楚地知道長崎作為國際港口是貿易的理想城市，而不是發展科學的理想場所。7月他給葡萄牙的助理闡述了這一切，請求他重視其剛剛開始的工作，讓他返回宮古。他錯誤地估計他的願望會得到滿足，因此他這樣寫道：

閣下知道，任何有關繪畫、建築、幾何測量、機器和其它珍奇東西的書籍，在這裡都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意大利文的也不例外。(72)

當他眼巴巴地等待回音和寄來書籍材料時，他在長崎有幸放眼蒼穹，目睹了1612年11月8日的月蝕，並做了觀察筆記，(73)可以説，這是他在傳教團代表工作之餘的一次休憩。這就是他給我們留下的有關自然科學的最後的情況。

卡洛斯·斯皮諾拉的形象

卡洛斯·斯皮諾拉是教皇庇護九世1867年7月7日賜福的205位日本殉教者中的一位。其本身的形象就是高大無比的，根本就不需要Schinosi和Santagata那様的言過其實的誇張，這種誇張手法祇有巴羅克式的被民族情感左右的偏頗的作者才會採用：

他們〔52位殉教者〕中的主要人物是卡洛斯·斯皮諾拉神父，因此將這年〔!)稱之為大殉教年(74)，在歷史學家眼裡，這是個與眾不同非常特別的時代〔! 〕。(75)

相反，卡洛斯·斯皮諾拉的形象在一種客觀判斷的明暗反差中變得更加高大，就像斯皮諾拉打心眼裡尊敬的Pedro Mejorón神父所做的那樣：

卡洛斯·斯皮諾拉神父1598年修道；在京都的宮古擔任了6年總管，還擔任了澳門和日本的省教區代表；書寫一般，(76)出色的佈道者，説一口漂亮的日本話，熱情地促使非信教者皈依，待人接物好。他是易發怒的人，一些人因此不接受他。如果他更成熟一些、性情更溫和些，那麼他可以擔任高級教士的任何一項工作。他對日本的事情了如指掌。他現在似乎不能當高級教士長〔省教區大主教〕，就算他做到了我所説的亦是如此，他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人，因為他有他好的方面。(77)

可以看出，他對斯皮諾拉的整體評價是非常積極的，與本托·費爾南德斯的評價吻合：

不認識的人第一次看見他，覺得他冷漠，如果有意與他接觸，那麼就會發覺沒有比殉教者卡洛斯·斯皮諾拉更溫柔更富於愛心的了。(78)

斯皮諾拉入獄前十個月的Mateo de Couros 更多的是偏見而不是善意。他的信件表明，他們的性格格格不入，儘管兩人都有殉教的魄力。(79)Couros説：

由於感到不適，(80)來日本後一直吃我們的飯食，無法適應日本的風俗習慣，〔長崎〕家裡很舒適，應有盡有，還有葡萄牙廚師做的好飯菜，(81)兩個男傭伺候我們的神父，他們是做我們飯菜的好廚師；可以看出像其它人那樣離家到日本人家去他是反感的。説句實話，如此懶散(82)而且離不開舒適條件的人，是不應該現在來日本的。甚至茴香(83)籽他都要親自用糖做好再隨身帶上。(84)

本托·費爾南德斯緩和了Couros的批評：

幾年來沒有吃水菓，當時患有嚴重危險的疾病，當時的院長神父對他説不要因此喪命，並為之祈福。從那時起他才吃這類東西。(85)

在Suzuta獄中的頭幾個月裡，他被雨季酷熱煎熬，有一次他要一些玫瑰糖，如果説這些“吃的東西Gonrocu〔長崎的行政長宮〕都讓人送去”的話，那麼似乎不能將這東西稱之為教士不應享有的奢侈。

在任何情況下，人本身的弱點都是無辜的，我們今天知道想開脫那些在傳教活動中有這些弱點的人，這些弱點亦會使人忘記了斯皮諾拉和其它囚犯是370年前在遭受獄中四年非人待遇時在這些弱點面前屈服的。

他那義無反顧的殉教，是他在諾拉第一次感受到傳教天職聖火的呼喚時起就形影不離地伴隨著他的信念的必然結果。殉教是他從19歲時起就不斷學習和鍛練的角色，為的是在他58歲時能在屹立在長崎海灣殉教烈士山上的露天舞台上演好這個活生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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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永秀譯

【註】

(1)胡安·路易斯·德·梅迪納，Il contributo degli italiani alla Missione in Giappone nei secc. XVI e XVII，1989年5月18日在日本文化學院的講座，Nippon Bunka Kaikan de Roma，1990年3月3日摘要刊登在La Civilitä Cattolica雜誌上。

(2)“Dôjuku”有別於問答教學者，也不是修院雜役。參閲胡安·路易斯·德·梅迪納所著的《“Dôjuku”一詞之應用--史料》，“Portugal und Japan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die nan ban-Kultur”研討會記要，Universität zu Köln，Portugiesisch-Brasilianisches Institut，Colonia，1991.01.29-1991.02.03.

(3)《日本耶穌會的光宗耀祖的生與死之簡述〔……〕由本托·費爾南德斯神父〔……〕。卡洛斯·斯皮諾拉神父的一生和高尚品德》。〔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ARSI)Japsin 60 ff.222-256〕.

(4)費爾南德斯此處指的是長崎的大殉教。前此已有另一些日本耶穌會士殉難。

(5)菲力普·斯皮諾拉當時是諾拉的主教，後來當選為紅衣主教，領特洛伊(Troya)主教之職。卒於1593年8月20日，Descrìpción histórica (Madrid 1729)p.3501.

(6)見(7).

(7)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斯皮諾拉生平》(Vita delP. Carlos Spinola，Roma 1628)，後在米蘭(1629)、羅馬(1630,1638)、博洛尼亞(無出版日期，1647年?)(1706)等地再版。本人引述的是1629年的米蘭版。Herman Hugo S. J；Vita P. Caroli spinolae (Amberes 1630).Daniello Bartoli S. J；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ú. Il Giappone，seconda parte Dell'Asia(羅馬1660)lib IV 133.

(8)“Pragae in Bohemia natus”〔M. Tanner S. J. Societas Jesu usque ad sanguinis et vitae profusionem(Praga 1675)p.289〕.

(9)Il Beato Carlo Spinola Della Compagnia di Gèsu Notizia storicobiografica scritta in francese dal P. Eugenio Seguin e tradotta dal Can. Antonio Campanella，Genova 1868. 同年，法文原著在Tournai發表。其認為出生地在布拉格的看法出現在意大利文版的頁11。Abbé Besson，Panégyriques et oraisons funèbres(巴黎1870)p.364.

(10)Giuseppe Boero S. J. Vita del B. Carlo Spinola scritta dal P. Fabio Ambrogio Spinola(羅馬1869)。有一些不同的再版本。

(11)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pp.1-2，下劃線係本文作者所加。

(12)Joseph F. Schütte〔目錄及未發表的筆記〕研究了出生地和1565年和1566年之間的出生日期。同一個卡洛斯認定的〔ARSI Neap 80f.8〕1662年的出生日期是不能接受的，因為其父親作為魯道夫王子的兵馬監曾在1563年陪同11歲的小王子從布拉格到馬德里。參閲(26)。

(13)“原籍”“oriundo”(較“故鄉”“natural”更為廣泛)一詞不同於“出生於”的説法，它指的是祖籍。由斯皮諾拉本人修訂的1615年的日本目錄是這麼説的：“卡洛斯·斯皮諾拉，意大利人，祖籍熱那亞”〔Schütte，目錄pp.581,595〕.

(14)Michele Volpe S. J. I Gesuiti nel Napoletano vol I(Napoli 1914)p.294 nota 1.

(15)Schinosi，《那不勒斯王國耶穌會史》(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ú appartenente al Regno di Napoli)，2 vol(Nápoles 1706,1711).

(16)見(26)。

(17)Schinosi，Ⅱp.76s.

(18)Rivarola所著的Descripción Histórica一文以古老的家譜手稿為基礎仔細登記了女士的名字，但對奧塔維·斯皮諾拉祇有一個簡短的敍述，寫他兒子卡洛斯的也只有兩行字，沒有提及母親。

(19)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p.5.

(20)寫給J. Alvarez的信，日本宮古，1606年12月3日〔Japsin 36f.145〕

(21)其他作者略去了這個資料。Schinosi在他那部份裡〔Ⅱp.77〕則不説是誰“推薦了”他。

(22)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p.2 Hubert Cieslik，聖人卡洛斯·斯皮諾拉(Blessed Charles Spinola)p.7裡這様寫道：“1564年他生於意大利、比聖阿倫西(St. Aloysius)早5年，但其大部份孩提時光是在西班牙渡過的”。但卡洛斯·斯皮諾拉生於1565年(參閲註(26))，Luis Gonzaga生於1568年。

(23)Schinosi-Santagata，IV p.246.1756年和1757年Santagata對Schinosi的著作作了延續。參見本文參考書目。

(24)未被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確認。據Boero〔12〕稱，是諾拉神學院院長Bartolomeo Ricci神父。

(25)本托·費爾南德斯(Bento Fernandes)f.227v.

(26)作者將1564年確定為卡洛斯·斯皮諾拉的生日，但是本人更傾向於1565年的某一天。之所以這麼看，是因為當時的習慣是在小孩出生後不久就為之洗禮。本托·費爾南德斯認定卡洛斯是在“不滿20歲加時入耶穌會〔據ARSI Med 4724,58 1584年12月13日〕”〔Japsin 60ff.222-256〕，即卡洛斯是在1564年12月23日後出生的。卡洛斯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16世紀時馬德里就有的古老教堂的洗禮登記冊上(1936年馬克思主義者焚毀了聖安德烈教堂的檔案)，但在聖克魯斯教堂檔案〔L2 B 1562-1571 F.70v〕裡，1564年底前都沒有提及卡洛斯，我們可以讀一下這個記載：“後面的記錄本缺一月份和二月十九日前的記錄”。卡洛斯的生日可能介於1565年1月1日和2月18日之間，其洗禮情況可能記載在這些遺失的紙張上，這不是不可能的，儘管同樣不能排除1564年的最後一個星期，但依本人之見，這種可能性很小。

(27)Neap 80f. B；Med47 ff.24,58. Schinosi，Ⅱp.78.

(28)Cristóforo Clavo. 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出處同上。

(29)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如是説，p.8. “這一年開始教授語法”〔1590年目錄，Med47f.24〕，(聖)Carlos Borromeo 創建的大學教堂內〔AASI(1983)p.82〕.

(30)Lus 58f.255，Gianbattista Porro的手稿。

(31)Med 47 f.69v. 出於謙虛，“他儘量不在公開場合捍衛神學”〔Lus 58f.255〕，然而，這種事情一般總是讓最優秀的學生去做。

(32)“他被派去開創克雷莫納的傳教事業〔籌辦駐地〕，使之成為一所學校”〔Lus 58f.255〕。Pietro Pirri〔AHSI 29(1960)p.125〕認為，這只是去傳教，就為斯皮諾拉的受職禮地點選擇了克雷莫納。然而，受職禮在米蘭舉行，1594年他作為教士住在米蘭的布雷拉神學院〔Med 47f.69v〕。“Aquaviva神父的充滿柔情的信，寄到克雷莫納〔Med21f.447〕，這是對卡洛斯的一封信的覆信，祝賀獲得聖職，然而，這並不是授聖職儀式在米蘭舉行的證據。”

(33)到了1595年，Schinosi，Ⅱp.78，表示不同的看法：“1594年獲得了到印度傳教的使命，有跡象表明他對此感到高興”。Santagate〔IV p.246〕沒有確定年份。1596年的目錄説他是到克雷莫納“傳教”，然而，斯皮諾拉1595年12月到巴塞羅那去了。

(34)“從熱那亞坐船到了里斯本，又從那裡到了印度”〔Santaga，IV p.246〕。但是正確的應該是決定“坐船到巴塞羅那去”。如果這還不夠的話，可以看看他的神父們的敍述。

(35)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説：〔斯皮諾拉〕“在4艘輪船和3艘其它船隻的陪伴下”。在聖弗朗西斯科輪船上與斯皮諾拉同行的還有其他一些耶穌會教士。參閲Japsin 36f.137；Wicki Indienfahrer n.^o 362.

(36)Japsin 36f.137.

(37)Japsin 36ff.137-140v中的原文；由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抄錄。

(38)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p.44.

(39)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出處同上。

(40)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p.46.

(41)卡洛斯的信件指的是他的叔叔 Hettore和Fabricio Spínola，以及他的堂弟Tassarolo伯爵Agostino，他對他們這樣寫道“在過去的年代裡，經常是收不到我的親戚的回信”，而不是收不到他的父母的回信〔長崎9,6月12日，Japsin 36f.157〕。1621年他給Maximliano Spinola〔Hugo，pp.135-141〕寫了一封信。

(42)1598年10月28日〔Japsin 37f.13〕.

(43)抵達目的地：返回港口。

(44)本脱·費爾南德斯，f.225v.

(45)“他是里斯本籌建學生聖母會的第一人”〔G. B. Porro的手稿，ARSI Lus 58f.255〕.

(46)費爾南德斯，f.226. 在果阿，“兩個月發燒不退”〔ARSI^*一生f.163〕。在發燒的情況下上了船，但到馬六甲時已退燒。

(47)“1600年11月，我們的整個教堂披上了所有的裝飾，祭壇像已經被燒掉了”〔目錄p.479〕. 在An Arechitectural Survey〔p.330〕里，Hugo-Brunt觀點似乎是跟著Fernão Guerreiro〔簡述，I p.235〕，給出了一個更晚的日期。

(48)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48〕. Boero〔72〕，改變了書寫規則。澳門甚至在幾十年裡都在談論建築設計師斯皮諾拉的傳統。Hugo-Brunt，p.331，在1954年談到它，Ch. Boxer〔The Great Ship，p.189〕也談到它。J. F. Schütte〔詳註〕對Hugo-Brunt的文章作了修訂：“Braga先生祇説是澳門的裝飾習慣，説斯皮諾拉為教堂畫了設計圖”。

(49)Japsin 121 f. lv. M. Copper S. J. 〔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p.271〕對新教堂的財政情況提供了資料。

(50)Japsin 14 I f.99；Japsin 36f.147. “在澳門我在一年半的時間裡都是從事〔代表〕這一工作”〔斯皮諾拉，長崎，1613年3月21日，Japsin 36f.159〕，實際祇有15個月。

(51)Hubert Cieslik S. J. ，聖人卡洛斯·斯皮諾拉(Blessed Charles Spinola(1564-1622))，《日本傳教簡報》10(1956)pp.7-17,117-124.

(52)“去年，從朝鮮來了一些大使，他們説許多在日本皈依了基督教的朝鮮人回到了朝鮮，包括一些貴族，我向省教區副主教自告奮勇，請求批准我到那邊創建基督教組織，使已在那邊的人留在那邊，省教區副主教在咨詢之後批准了我的請求。但出現了一些阻礙，使我的旅行無法成行。但這並沒有甚麼。”〔斯皮諾拉寫給葡萄牙的助理Juan alvarez 的手稿，宮古，1606年12月3日，Japsin 36 f.151〕。他本人在1566年至1784年間朝鮮天主教會之淵源(The Origin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f Korea from 1566 to 1784，第18章“Korea Lay apostles at home and abroad”)中用英文介紹了這一重要而又鮮為人知的段落(參閲本文的參考書目)。

(53)斯皮諾拉，長崎，1614年3月18日〔Japsin 36 f.162〕.

(54)夜裡11點的聖露西亞節，Francisco Vieira，Japsin 17 f.228v：參閲Japsin 60 f.228；Gianbattista Porro 1618年12月14日説〔Japsin 17f.234〕.

(55)參閲(2)。

(56)對Ambrosio會友的真實報導(Infromação auténtica sobre o Ir. Ambrosio，Suzuta，1620年2月15日〔Japsin 36 ff.196-199v〕.

(57)1622年8月20日的信，抄錄自本托·費爾南德斯的簡述，f.232v.

(58)即今天的大堂街。參閲Alcázar的托萊多省耶穌會編年史(ChronoHistoria de la Compañia de Jesús en la Província de Toledo)，Ip.386

(59)馬上(Luego)：立即，隨後。

(60)上述作品，Ⅱp.384. Alcázar給出了一大串送子女到新開的學校上學的貴族名單，“這些王國以及外國的最有名望的貴族”，Colonna，Farnese等。“我們不再贅述”其它貴族的名字。托萊多省耶穌會編年史對教學體系和學生的活動作了歸納。

(61)法比奧·安布魯吉奧·斯皮諾拉S. J., p.2.

(62)根據他自己的信件，參閲Japsin 36f.145v. 還可以參閲ARSI Med47ff.58,69v；Schütte的目錄p.581. Mario Scaduto S. J. 針對米蘭的布雷拉大學寫了意大利耶穌會史(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in Italia Ⅲ pp.442ss)。

(63)Giram，長崎，1607年2月15日，Japsin 55ff.348,353. Giram的描述，使人對展現日本風格的外來建築藝術的那個時代的繪畫產生了懷疑。

(64)本托·費爾南德斯，f.226.

(65)João Coelho澳門1609年11月12日，日本耶穌會住家數目簡述(Narração Breve do número das casas da Campanhia de Jappão)載於目錄p.531.

(66)Gominô皇帝和shôgun Tokugawa Ieyasu.

(67)原文使用的是“mutrar”一詞，即用火漆封口之意。

(68)斯皮諾拉寫給在羅馬的葡萄牙的助理João Alverez的手稿(Japsin 36 151v).

(69)斯皮諾拉用西班牙語寫給會長的私人信件，長崎，1612年3月18

(70)應為“8海里”是斯皮諾拉將之取成整數，因為他祇是從1602年8月至1603年12月期間在有馬有家。

(71)卡洛斯·斯皮諾拉寫給B. Rossignoli的信(長崎，1612年5月25日〔Japsin 36f.156〕. Boero，pp.85-88,90)提到書寫規則。

(72)斯皮諾拉，長崎,1612年7月,Japsin 36f.158v.

(73)1612年長崎月蝕之觀察〔參閲本文的參考書目〕。耶穌教士Giulio Aleni和Ivan Vreman分別在印度和托萊多的奧陸佩薩同時學過月蝕〔RDM，Ivan Vreman，Split 1583-Nanchan1620，《關於克羅地亞宗教、科學和文化領域的耶穌會教士的國際科學大會》記要(《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Meeting on“The Jesuits in Domain of Religion，Science and Culture in Croatia”》)，薩格勒布·1990年11月8-10日〕。

(74)斯皮諾拉不是日本殉教者名冊也不是他耶穌會殉教教友中的第一號人物，而是這一天的殉教者中的第一號人物，其餘部份則是Santagata 的杜撰。他不知道當時有如下的記載：“1622年。今年的9月10日在長崎活活燒死了22人，30人被砍頭，大家稱之為大殉教，是如此的高貴，如此的人數眾多，如此的有名。之所以高貴，是因為有21名教士。之所以人數眾多，是因為共有52名殉教者。之所以有名，是因為其地點和不計其數的團觀者，幾乎是整個日本都把目光投向了那裡，有很多的士兵和行刑用的武器，但更多的是歡快、力量和堅定，不僅僅身高體壯充滿活力的男人有這種感情，就連瘦弱膽怯的女人和幼童都有這種感情”〔Japsin 60 f.21〕。此外，長崎大殉教(1622)之前，還發生了江戶大殉教(東京1613)，斯皮諾拉在簡述中記載的島原半島集體殉教(1614)，東京大殉教(1619)，等等。

(75)Schinosi-Santagata，IV p.255，顯而易見是誇大其辭的。

(76)原文為mediocre，在當時的耶穌會使用的詞匯裡，意為“中等偏上”。

(77)Morejón的手稿，Japsin 25f.107a(沒有地點也沒有日期，疑里斯本1621年)。斯皮諾拉“使勁躲避他的上司，甚至宮古修道院院長Morejón神父要到長崎去，神父卻變成了副院長，但他並不希望別人叫他副院長”〔Gianbattista Porro，Lus 58f.2255〕.

(78)本托·費爾南德斯，f.226v.

(79)Couros之死，是不流血的殉教。“他被持續不斷的工作和迫害弄得精疲力竭，當誰都不敢冒殺頭的危險在家裡接待他時，Mateo de Couros神父自己到宮古行政長宮處自首。他到了上見〔當時首都的一個地區〕，一個麻瘋病人在伏見附近的窩棚裡收容了他。1632年10月29日他在那裡善終”〔Antonio Cardin，王室歷史科學院圖書館(Biblioteca de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ória，BRAH)Jes. Leg.22Ter 6 ff.398-434〕.

(80)因健康原因。

(81)斯皮諾拉藏在與日本女子伊莎白·費爾南德斯結婚的葡萄牙人Domingos Jorge家裡，這對夫婦是4歲男孩Ignacio Jorge的父母。Domingos Jorge先於他的妻子和兒子殉教。伊莎白Ignacio是與斯皮諾拉一起遇難的。

(82)原文為pezado，意為“煩人的，要求苛刻的”。

(83)原文為funcho，意為“茴芹”或“茴香”。

(84)Mateo de Couros，長崎，1619年2月23日，寫給Nuño Mascarenhas的信，Japsin 35 f.96. 這份證詞可能有其真實的成份，但必須用Gianbattista所描述〔Lus 58f.255〕的斯皮諾拉的10點品德與之進行對照，其中一些已在本文提及。

(85)本托·費爾南德斯描寫“吃”，f.229.

*Juan·Ruiz-de-Medina， S. J.，歷史學家，日本事務(在那裡生活過二十七年)特別是在日本傳教史方面的專家，從1981年起成為羅馬耶穌會教士圑歷史研究院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