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守易(Fan Shouyi的譯音)在其赴歐洲旅行後，通常叫做路易·范或路吉·范，在中國和歐洲的關係中，他是一個不可思議地被忽略的人物。他是19世紀中國人在歐洲取得經驗之前，一個訪問歐洲的中國人所寫的看來是唯一保存下來的報道的作者(1)。他在中國的禮儀之爭中起著未被認識到的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場爭論把在中國的歐洲傳教士區分開來，就像康熙皇帝的一位官員把基督教和教皇在政治上的軟弱無能區分開來一樣。正如在這篇短文中所要説明的，他對於澳門的印象，以及關於他經過澳門去港口之情況的中國官方文件，都非常有意義地説明了18世紀初期中國和澳門的關係。
康熙(1663-1772)中國的所羅門王
中國數學、地圖學、特別是天文學等多學科之推動者
選自杜赫德《中國全誌》
范守易於1682年6月13日生於山西省平陽縣(2)，年輕時即作為助手(有的資料來源説是作為教義問答教學者，有的資料來源説是做奴僕)投靠山西省的一位傳教士：意大利耶穌會士安東尼奧·普洛萬納。他在1705年3月陪同普洛萬納去北京，看來他是以天文生(天文局內學習數學的學生)(3)的名義登記的，這件事情連同他後來加入耶穌會，表明了他具有受過正規教育的文化程度。當康熙皇帝同羅馬教皇的使節查理·梅拉德·德·圖爾隆關於禮儀問題發生爭執而任命普洛萬納為大使去謁見教皇時，范陪同他前往。在歐洲，他申請加入耶穌會，但是，在當時有關他動身前往歐洲的文件中，看不出有這種意圖。據説他是作為普洛萬納的中文秘書(4)被派去的。普洛萬納本人抵達熱那亞時在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介紹他是儀式之爭的中國見證人(5)。
他們於1707年10月離開北京，1708年1月14日在澳門登上耶穌基督號船(6)前往歐洲。他們沿著一條異乎尋常的路線航行，經過巴達維亞和巴希亞里斯本，並於1709年2月途經熱那亞到達羅馬。(7)從澳門經過巴達維亞前往歐洲是不尋常的，但是，在葡萄牙與荷蘭之間的衝突不多相對和平的這一時期，這是有可能做到的。另一方面，雖然在這一時期葡萄牙船隻從印度沿著這條航線航行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嚴格禁止澳門船隻訪問巴西。巴希亞港的登記員記錄下耶穌基督號船進港的理由是“進行修理”，這可能是托詞。
范在《審鑒錄》(《我的見聞錄》)中對航行作如下描述：
我姓范，名字叫守易，生於長山西面的平陽，從小大人就教育我尊敬真正的老爺，好好地侍候他。如果我記得不錯話，1707年冬末，著名的西方學者普洛萬納受命出使西方，我作為他的同伴隨他同行。我們爬山涉水，經過很多城市和地區，並且歷經千辛萬苦，遇到狂風巨浪帶來的危險，這些危險遠比我所能描述的大得多。一個人祇是聽見別人談到這些危險而沒有親眼看見這些危險，他怎能理解呢? ……(8)
然後他繼續描述他在寫這篇關於他返回中國的報道時的情況，這個題目我們在後面將會談到。不過目前值得指出的是，報告是送給皇帝看的，可能符合皇帝的利益。因此報告中著重談到地理、艦隊、要塞、商業、科學和技術，也就是他的耶穌會教師們在其關於歐洲的報告中強調的所有事物。范堅持説，他們説的是真話，從而間接地證實基督教的權威性。與此同時，他是一個忠誠的中國公民。在路途中，就像在歐洲一樣，葡萄牙國王和羅馬教皇是耶穌會傳教士的兩位保護人，他們受到極大關注，他們的所作所為受到最高度的讚揚。
旅行報道是這樣開始的：
我們登上一艘滿載著貨物和供應品的巨大戰艦離開澳門，戰艦在無邊無際的大海毫不費力地航行，日日夜夜朝著西南方向前進。我們在海上航行了兩個月，經過很多各不相同的國家，如巴拉基亞(9)，馬尼拉(10)，馬六甲，邦加，蘇門答臘和很多小島。天氣越來越熱，植物長得又高又大，人口稠密，物產豐富，不少植物發出芬芳的氣味：黑胡椒，乾果皮，一種可提取紅色染料的木材蘇方，檀香木；一年四季盛產各種水果。當地人的皮膚黑色，他們性情溫和，至少大多數人的性情是溫和的。
接著是對巴達維亞的描述，強調該城是一個商業中心，並且把該城的佈局與一座中國城市的佈局作了對比：
在馬六甲王國(11)有一座叫做巴達維亞的大城市，那裡荷蘭商人雲集，有兩百多艘遠洋船隻停靠在港口內，步兵和騎兵日日夜夜不間斷地守衛著各處炮台。城牆之內是街道和郊區，它們被流經城中央的一條河流分開，河岸旁樹木成行。在所有的商店中，無論是大商店或小商店，擺滿了各式各樣西方和中國的商品，在那裡可以找到你想買的任何東西。官員們的帶有花園的住宅都建在城外。(12)
耶穌基督號船在繞過好望角之後，無論是受到暴風雨襲擊還是逆風而行，或者是故意做出的安排，總是沿著經巴西的巴希亞前往里斯本這樣一條曲曲折折的橫跨大西洋的航線航行。巴希亞，像巴達維亞一樣，被説成是一個巨大的商業中心，同時也被説成是一文化和知識的中心。並且還須指出，那是熱心於耶穌會的一個主要地方：
我們航行了大約三、四個月，在看見達蘭山(13)之後，因為船上缺少淡水，我們開進了美洲的巴希亞城。城外的港口有一個平靜的錨地，錨地內有一百多艘大船，別是有一些非常長、非常大、舷壁非常厚的戰艦，艦上裝有大砲。這個地方土地肥沃、四季氣候宜人，出產香油樹(14)，可提練用來塗抹被刀割破的傷口的香油(15)，鼻煙、桂皮、白糖、豐富的榖物、牛羊，金礦和銀礦的蘊藏量很豐富，並且很容易開採。葡萄牙佔領了這個靠近大海的地方。城中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即萬聖教堂，以及一所進行宗教教育的學院，這兩座建築物既高大又堅固；學校裡有各式各樣的工具，每個人在其各自的工作中共同使用這些工具。那裡有一所大學和一所中學。兩所學校都造得很好，很漂亮，很多人進進出出；學生們都很聰明、穎悟。城中的管理人員像是以前的高級官員，監督完成各種行政事務和軍事事務。山頂上有一所耶穌會的寄宿學校，校內共有一百多名學習宗教的學生。這些學生具有製造機器所需的一切東西，這些機器在外面往往是由一個人製造的，而他們很快就能造出一台機器，這表明他們富於獨創造。因為這一地區沒有可以用來建造巨大建築物的石頭，所以他們派人去歐洲購買現成的石材，用來建造巨大建築物。有一座大廈非常大，裡面保存著珍貴的物品，大廈的上屋是一座圖書館，共有五、六十個書櫃，書櫃中裝滿了幾萬册圖書，這主要得舊功於巴希亞的市政當局。(16)
范接著描述他們於1708年9月到達里斯本的情況：
我們乘坐的船隻開進了港口。港口內建造了很多堡壘，用來保衛港口。所有從海上來的船隻都必須在堡壘旁停泊，有關官員下令進行檢查，並且根據檢查結果，決定是否應准許該船進港。在航行5里之後，我們看見城牆被一條從城內流入海的大河所環繞，港口內停泊著三、四百艘遠洋船隻。那一天我們離船上岸，並且到耶穌會的學校住宿。普洛萬納神父(17)像他通常處處都留心的那樣，仔細地環顧四周，並且讓我也朝四周看看，向我指出，所有的金屬製品全是白銀做的。
范接著對令人驚奇的城市事物作如下描述：
我們看到的景象比在其它任何地方所能看到的更為壯觀，這是一座極其富裕的城市，不缺少人們所需要的任何東西。這裡有很多噴泉，房子都是二、四層樓，不是只有一層，貴族和國王的宮殿非常漂亮，天主教教堂也非常漂亮，它們是為供奉聖母瑪利亞和聖者建造的，全部用石頭建成，建造得十分巧妙，並且上面還常以金銀製成的還願雕像。這裡有為數甚多的宗教學校，每所學校的學生人教通常都達到100人。學校分為以下的年級；小學有四個年級，中學有兩個年級，高等學校有三個年級。另外，這裡還有一些慈善機構，收留了很多人，還有很多美麗的花園。(18)
對於范來説，他們在里斯本時遇到的最精彩埸面，是年輕的葡萄牙國王若奧五世接見他們。下面就是他關於他們與國王會見和有關皇宮的描述：
在第三天，國王召見我們。他的皇宮比我從前所看見過的任何皇宮都要漂亮得多。在外面，有一支衛隊，在裡面，有很多僕人。國王同他的三個弟弟住在一起。他大約有二十歲，舉止端莊，和藹可親。過了一天我們又見到國王，他下令讓我們在宮中到處參觀。我們看到掛在牆上的簾子，其中一些是織有金銀絲浮花的錦緞，上面繡上或畫上各種圖樣。他們在夏天用精美的窗板來遮擋陽光，宮內安裝了玻璃窗，還有繡滿花紋的靠墊，用黃金鑲飾的凳子，令人眼花繚亂的水晶桌子。宮内也有一座教堂，國王經常到那裡去作禮拜，大臣們也去，並到那裡去做彌撒。第二天，國王和王后到教堂去作感恩祈禱；他們的馬車是如此漂亮，簡直難以用筆墨形容。宮廷中的人全都向國王表示敬意。當國王站立起來時，旁邊的官員們都向他三鞠躬，並且走到國王的面前，吻國王的手，或者問候他的健康，或者退下，就這樣接連不斷地進行下去，直到全部過程結束。(19)
介紹情況的報告還談到將會吸引康熙皇帝注意力的各種事物；皇宮中的禮節和皇宮中的裝飾，花園和公共建築，這些都同基督教及其所起的提高文明程度的作用和教育作用有密切關係。他們在葡萄牙逗留四個月之後，繼續自己的旅行，並且繼續報道他們的旅行，描述他們訪問過的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和城市、皇宮和平民、教堂和要塞，直到他們抵達羅馬為止。對羅馬本身的描述，比對里斯本的描述，更加充滿了讚美之詞。
我們來到了教皇的國度。它的首都叫做羅馬，自古以來就是一座巨大的城市，羅馬城牆長達一百里，教皇就住在這裡。到了夜晚，城門也不關閉。我們抵達羅馬之後大約過了兩天，有幸見到教皇，受到他極好的接待。他允許我們到處觀看皇宮內外的所有建築物。建築物數以萬計，既高大，又豪華，所以很難對它們作出恰如其份的描述。(20)
由於只能進行猜測的原因(21)，范沒有詳談同教皇會見的情況，但是繼續如實地描繪羅馬的一些令人驚奇的事物：羅馬的花園，噴泉，橋梁和建築物。
這本小書的其餘部份(祇有10頁)是描述他們繼續在意大利的旅行。這部份讀起來就像是在訴述一個在繼續旅行的旅行家的故事。但我們從耶穌會的記事錄中得知，在意大利的這次旅行，是同他在耶穌會得到的鍛煉培養聯繫在一起的；從1709年晚些時候起，在羅馬當見習修道士，在米蘭學習拉丁文，在都靈學習神學，1717年被委任神父這一聖職。報道中包括對意大利的一些大城市的描述，在這些城市中有那不勒斯，米蘭，莫德納，巴馬和都靈。我常常希望，關於國王和官員們所作出的反應的某些記載，終於能夠保存下來。
在此期間，普洛萬納代表中國的耶穌會士和皇帝在羅馬和其它地方所進行的活動沒有取得成功。在范蘇宜被委任聖職後不久，他們再次乘船從利沃諾前往里斯本，並於1719年5月乘坐弗蘭塞斯科·沙維爾號船前往中國。普洛萬納在離好望角不遠的海上去世，范看來不僅承擔了普洛萬納遺物保護者的角色，而且承擔了普洛萬納所負使命未完成部分的執行者角色，他以此為理由，前去會見中國官員，這使在中國的歐洲耶穌會會士們感到驚恐。他們不瞭解他，不相信這位新的中國同事，他是在新任的教皇使節(22)很快就會到來這一最微妙的時候出現的。他們感到更加苦惱的是，當范於1720年7月在澳門上岸後，很快就從他們的控制下擺脱出來，並且迅速前往北方。在那裡，他於1720年10月11日晉見皇帝。《審鑒錄》寫到那次會見就結束了。使我們失望的是，它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沒有甚麼東西保存下來。但是，這本書本身很有可能是寫給皇帝看的，作為那次會見的補充報道。范在序言中僅僅説明該書寫於1721年夏天的第一個月，謹獻給王公貴族和達官貴人。(23)
為甚麼一個不知名的中國人對於皇帝及其官員們有如此重要的意義? 並不是因為他具有獨一無二的關於歐洲的第一手材料，雖然我猜想這可能是皇帝需要有一個書面記錄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范回到中國，帶來了關於康熙皇帝的很多耶穌會使節在禮儀事件中命運的直接消息。安東尼奧·巴羅斯和安托萬·德·博瓦利爾於1707年1月離開廣州；若澤·拉蒙·阿爾索和弗朗索瓦·諾埃爾同普洛萬納和范一起旅行；他們都沒有回來。事實上，巴羅斯和博瓦利爾在抵達他們的目的地之前已船毀人亡，此事發生在1708年1月，出事地點在離葡萄牙海岸不遠的地方；阿爾索於1711年在西班牙逝世；諾埃爾，作為耶穌會中國副大主教轄區和日本大主教轄區的檢查嘥，同卡斯帕爾、卡斯特勒一起，曾作早期的繞好望角至歐洲的旅行(1702-1706年)，後來沒有得到返回中國的准許。正如我們所知道的，普洛萬納也在海上去世(24)。所以，祇剩下范一個人來訴説他們的經歷。
康熙皇帝對使節們的安危表現出的擔憂，在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中得到明顯的證實，該文件保留了幾份。康熙皇帝在1716年10月31日發表的所謂“朱批詔書”以滿文、漢文和拉丁文印刷(25)，它證明巴羅斯、博瓦利爾、普洛萬納和阿爾索所擔負的使命(26)。康熙皇帝下令，把該宣言的副本分發給在廣州的所有西方人士，以便他們可以把這些副本帶到歐洲。為甚麼康熙皇帝如此關注這件事情? 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的使節們沒有回來，而且因為像他在“朱批詔書”中説的，“混亂矛盾的消息不斷傳來”。(27)這些消息中可能包括這樣的消息，即普洛萬納被禁止回到中國，因為他的證書值得懷疑。這一消息後來由范蘇宜在他寫給在廣州的朝廷官員的最初的報告中所證實(28)。康熙皇帝説：
確定無疑的是，祇有在我們委任的人已經回來，並且全部情況都已經弄清楚之後，才能夠談得上信任。如果我們委任的人沒有回來，可靠的證據仍然付諸闕如，不管可能收到多少封書信，絕對不會對他們表示信任。(29)
康熙皇帝向廣東和廣西的官員發出了一系列聖旨，甚至在“朱批詔書”之前就已下令向從歐洲到達的所有船隻打聽關於他的使節的消息。最早的命令是1710年11月5日發出的，命令各級官員直到廣州的都督范世昌(Fan Shichong)，向他報告任何關於使節們的消息。(30)
一批非常寶貴的手稿現在保存在舊金山大學中西文化史研究院(31)。這批手稿使我們得知，在這件事情中曾經出現一條由層層傳遞的命令組成的鏈條。一組文獻(32)談到同年，即1710年初的事情，當時，一群傳教士，在遣使會會士特奧多里克、佩德里尼率領下，未經批准，從馬尼拉抵達澳門。澳門當局試圖把他們驅逐出境，但是教皇的使節、當時在澳門被軟禁在家的查理·梅拉德·德·圖爾隆出面進行干預。兩廣總督趙洪坎(Zho Hongcan)指示他的財務主管進行調查並提出報告。財務主管又把這一命令傳遞給香山縣的軍事長官，後者把這一命令交給澳門衛戍部隊的指揮官陳崇德(Chen Zongde)去執行。香山縣潘縣長最後又沿著這一鏈條往上報告，皇帝下令把這些新來的傳教士轉送北京。他們都具有特別的技藝，佩德里尼是音樂家，紀堯姆·邦儒爾是數學家，馬蒂奧·里帕是藝術家。
同樣，在以後的十年中，直至范守易未經宣佈的到來之前，廣州的官員們便已嚴格執行來自澳門的命令，經常向北京報告新近到達的船隻和人員情況，以及他們帶來的消息。例如，在范回來之前的那一年，即1718年7月25日，兩廣總督嚴陵(Yang Lin)報告説，在前兩個月有幾艘歐洲船隻到達，除此之外，還報告説，普洛萬納還在意大利，他已經收到《朱批詔書》，並且希望不久就能回來，康熙皇帝用紅筆簡單地寫上他慣用的“已聞”的字樣。(33)
下一個月，嚴陵報告説，在另一艘西方船隻抵達後，耶穌會會士喬瓦尼·勞里阿蒂告訴他，教皇已經收到《朱批詔書》並把“大使”普洛萬納召進羅馬的教廷，可以預期普洛萬納不久就能回來。他還補充説，澳門有很多西方人士，他將繼續報告任何有意義的船隻和人員到達的消息。這一次康熙皇帝的批語長一些：
已閲。如果抵達的任何西方人士，是學識淵博的學者或有經驗的技術人材，務必留心把他們送到朝廷來。(34)
1719年7月18日，兩廣總督嚴陵和廣東總督嚴守仁(Yang Shouren)報告説，勞里阿蒂收到由剛剛抵達的一艘船帶來的信件，信中説普洛萬納已經於去年年底離開羅馬去葡萄牙，準備返回中國(35)。1719年9月15日嚴陵又報告説，從廣東和廣西都未傳來關於普洛萬納的消息。(36)
1720年7月17日，嚴陵和嚴守仁向北京報告(37)説，7月5日香山縣軍事指揮官陳聯壁(Chen Liangbi)報告，一艘葡萄牙船抵達澳門附近的海面，他問起關於普洛萬納的消息，船長告訴他，普洛萬納已在海上去世，但是，船上“有一位叫做范蘇宜的信徒，是一個中國人，他曾伴隨普洛萬納前往歐洲，現在他已回來，已經成為普洛萬納信奉的宗教的信徒。”17日這艘船在澳門港口停泊，范受到訊問：
他説，他最初是在山西的平陽府，從年輕的時候起就侍候普洛萬納，1707年成為普洛萬納的得力幫手。1708年他們一起前往歐洲。當他們抵達歐洲時，他們曾在教廷晉見教皇，他們幾年內曾在不同的國家到處旅行。若干年後，在1718年，曾由不同的西方船隻遞送的《朱批詔書》送到了艘英國軍艦上，並被教皇看到。教皇命令普洛萬納返回中國。他們是在1719年5月被命令登上一艘西方船隻的，並且得到幾箱各式各樣的貨物和一桿鳥槍作為禮物。但是，普洛萬納染上了病，於1720年3月15日在印度洋上達亨山附近去世。在他去世後，上面提到的范守易繼續往前航行，現在是廣州天主教堂的人員。(38)
根據這段歷史，地方官員於7月21日立即把范送往廣州，並於7月25日向上報告，就不足為奇了(39)；這裡很清楚，他提供了關於禮儀問題以及他和普洛萬納會見教皇的證明材料(40)。8月5日他出發去北京，晉見皇帝。
范守易後來的經歷是一名努力工作的中國神父在困難時期的經歷。他執行危險的使命，比如在18世紀20年代中期和1736年去訪問被放逐的滿州基督教蘇努(Sunu)家族，以及在河北和遼東從事牧師工作。他於1753年在北京逝世，安葬在古老的耶穌會士公墓裡，墓碑上用拉丁文和中文刻寫了這樣的銘文：
路易·范神父，中國山西省人。1709年在羅馬加入耶穌會。在他回到中國後，他把33年的時間用於傳教活動，並且加入耶穌會長達44年。一位不知疲倦和忠於職守的修道士。2月2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71歲。”(41)
碑文中漏掉的是，范是最早的、保存下來的、一個中國人對歐洲的第一手報道的作者。
北疆譯
【註】
(1)他對旅途情況的報道的手稿《審鑒錄》，是由中國文獻學家王仲明在羅馬的維多利亞·埃曼努爾圖書館中發現的，並由方豪發表在其《中西交通史》文集(1977年台北版【第1版於1953年在台北發行】)第IV冊，頁186-195。較短的版本可能是為訊問廣州的官員們準備的，現在保存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內，並由安東尼奧·西斯托·羅索發表在《關於18世紀羅馬教皇向中國派遣使節的情況》(南帕薩迪納，1948，第20號文件，頁332-334)。
(2)他的墓碑上是把絳州(現在的新絳)作為他的出生地，參看J·M·普朗什的《天主教會的公墓和慈善機構)(北京，1928)，頁186。但是，《審鍳錄》的序言明確指出，他出生於平陽(現在的臨汾)，在新絳以北50多公里。對此可作這樣的解釋，即他的家族是新絳人，但是居住在平陽，所以墓碑上指明他是新絳人。
(3)1720年7月18日耶穌會巡視員喬瓦尼·勞里阿蒂給北京的耶穌會士的一封信【耶穌會檔案，羅馬】，説他曾經是天文生。天文生被解釋為天文局內的低級職員，但是，這個稱號至少在18世紀時便已使用，使中國的神父們取得中上階層的地位並得到法律的保護。但就范的情況而言，則完全流於形式。
(4)勞里阿蒂，同前書。
(5)耶穌會檔案，1709年2月2日的信。
(6)拉帕在《巴希亞》(聖保羅·1968年)一書頁366中指出這艘船是1708年6月抵達澳門外的港口的，直到1781年之前，這是唯一一艘這樣的船隻。
(7)拉帕，同前書。
(8)方豪，前引書，頁187。
(9)巴-拉-基-亞。巴拉基亞是現在的帕拉旺的舊稱。
(10)莫-爾-萊-亞。這一鑒定是存在問題的，因為這一地區通常的中文名稱是呂宋，但是這也很可能是范對普洛萬納或一個葡萄牙海員所説的名稱的追憶。
(11)被荷蘭人改名為巴達維亞的雅加達，其周圍地區逐漸被稱為“新馬六甲”，因為它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參見C·R·鮑克塞的《荷蘭的海上帝國，1600-1800年》，哈蒙什沃斯出版社，1973，頁211。
(12)譯自方豪的前引書，頁187-188。
(13)未能確定。可能是好望角，但更可能是特立尼達島，或者其他某個大西洋中部島嶼。
(14)原文為“巴爾沙樹木的芬芳”。
(15)或“刀傷油”?
(16)方豪，前引書，頁188。
(17)正如在導言中被説成是“傑出的學者”。
(18)方豪，前引書，頁188-189。
(19)同前書，頁189。
(20)同前書，頁190。
(21)參見《路易·范蘇宜：中國的儀式之爭中缺少的一個環節》，我在書中論證説，范在寫他的這篇報道時，可能受到他的耶穌會上級人士的警告，不要進步談論儀式之爭。
(22)這是卡爾洛·安布羅基奧·梅沙巴巴使節，他曾緊隨普洛萬納和范達數月之久，並於1720年12月得到皇帝的召見。
(23)方豪，前引書，頁187。
(24)為了更充份地瞭解這些使節的命運，請參看我的文章《論中國的禮儀之爭的歷史》，該文收入1992年關於中國禮儀之爭的舊金山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集。
(25)英譯文載於羅索的《關於18世紀羅馬教皇向中國派遣使節的情況》、第13號文件，頁307-309。經皇帝本人修改過的中文草稿，載於陳垣的《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北平，1932年，第9號文件。
(26)應該指出，沒有提到諾埃爾，這可能表示，他不是“康熙派遣的使節”(J·德赫尼，《從1552年至1800年中國耶穌會會士匯編》，羅馬，1973年，頁186)，但是他第2次的使命，是再次擔任耶穌會傳教圑的檢查嘥。
(27)羅索：《關於18世紀羅馬教皇向中國派遣使節的情況》，頁309。
(28)同前書，頁133-134。
(29)同前書，頁309。
(30)《康熙詔漢文朱批作者匯編》，北京，1984-1985年，第736號文件，第Ⅲ冊，頁68-72。
(31)這批手稿是菲利浦·羅賓遜的收藏品的一部份，是索斯比拍賣行於1988年售出的，很可能為梅拉德·德·圖爾隆的下屬人員之一伊拉里奧尼·薩拉所有。
(32)第20批，第9-14號。
(33)《康熙詔漢文朱批作者匯編》，第2640號文件，第Ⅷ冊，頁198。
(34)同前書，第2669號文件，第Ⅷ冊，頁268(日期為1718年8月23日)。
(35)同前書，第2779號文件，第Ⅷ冊，頁506。
(36)同前書，第2816號文件，第Ⅷ冊，頁588-589。
(37)同前書，第2873號文件，第Ⅷ冊，頁701-702。
(38)同前書，頁702。
(39)同前書，第2877號文件，第Ⅷ冊，頁711。
(40)羅索：《關於18世紀羅馬教皇向中國派遣使節的情況》，第20號文件。
(41)普朗什：《天主教會的公墓和慈善機構》，頁186。
*Paul Rule，墨爾本拉脱貝大學歷史學和宗教研究教授，著有《孔子或儒學：耶穌會對儒家學説的解釋》和許多有關耶穌會入華傳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