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文墓碑
在廣州有一處墓葬立有這樣的墓碑：
HIC JACET
P. JOSEPHUS PROVANA
SOCIETATIS JESU PROFESSUS SACERDOS
ET MISSIONARIUS SINENSIS
QUI
A SINARUM IMPERATORE
KANG-HY
IN EUROPAM MISSUS FUERAT LEGATUS
REDUX CIRCA CAPUT BONAE SPEI
FATIS CESSIT
ANNO 1720
DIE 7a FEBRUARII
AETATIS ANNO 62
SOCIETATIS 24
ET JUSSU IMPERATORIS
IN HOC LOCO SEPULTUS FUIT
DIE 17a DECEMBRIS 1722
該碑文的譯文是：此處安息著耶穌會修士和中國傳教士艾若瑟神父，由中國康熙皇帝派其出使歐洲，1720年在歸途中於好望角附近去逝，終年62歲。時年已入耶穌會42春秋，根據1722年12月17日皇帝陛下聖旨特安葬於此。
漢字碑文
在艾若瑟神父的墓地還有一漢字刻寫的碑文，由康熙皇帝命其特使撰寫用於葬禮。全文如下(據葡文轉譯)：
追根溯源纖悉尊師艾若瑟為義大利人氏生於名門望族家世顯赫蓋因聰穎過人天恩相助而於年少之時即得天主恩寵遂毅然放棄家族之世襲榮華世紀之美好願望以皈依天主是故終身未娶並承諾赴遙遠之異國傳播基督之聖名於是聯絡宗教神父組成忠順之團體並於稍後在渴望兑現諾言之激情下離鄉背井遠赴異國以播種宗教信仰點化眾生其於抵廣東沿海後即取道赴帝國京城至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居京五載將全部精力投入其崇高職守作為皇家使者被派往歐洲謁見教皇(1)及法王路易斯十四世以述教務漂洋過海使其長期身患重病滯留在外長達十三載至康熙五十八年九月羅馬教皇念其疾癥嚴重需長期留居歐陸欲另派使臣替代之然此議未獲博施寬仁之教士同意尊師深明皇帝之恩寵忠於履行之使命疾病風浪海上風險均未動搖其勇氣遂再次登船穿越大西洋然則經好望角時於一場颶風之後病情加重歷盡人世艱難苦不堪言尊師終身品德無瑕勤勉不息功德卓著已達虔信獻身之極點毫無疑問上帝願對此等之犧牲予以回報乃召其赴天國故此於康熙五十九年六月溘然與世長辭其遺體被帶往廣州安於於白雲寺兩年以待稟報皇上及有關安葬之降旨遂秉承陛下聖旨為其劃出一阿奔托(2)土地用於安息亡靈及另設措施以保護墓地且施之以應有之榮譽和禮遇於是著名尊師之遺骸得以安葬於此以對其功德之紀念世代相傳本命臣為皇帝陛下指定擔此重責深知最佳之舉措莫過於緬懷該偉大學者之功德並將其銘刻於墓碑之上嗚呼大師汝已得永恆之福登光榮之位故得以傾聽吾等善良之祝願及向來此城此地對汝表達緬懷情意之番人展示汝之充滿寬仁厚愛之心以將汝之德操永遠銘記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初十(3)
生平資料
艾若瑟，全名為Antí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是著名的薩博亞家族後代。
他1662年10月23日出生於皮埃蒙特的尼斯。於1678年2月15日在米蘭加入耶穌會。
1693年他在里斯本準備赴中國但船隻被迫進港避風，他便利用機會到埃沃拉教區，受益匪淺。
1694年，他再次登船，並於1695年10月4日抵達澳門。1696-1697年間，他在山西絳州為二千人洗禮。1699-1701年，在河南、陝西和山西傳教。在開封(又稱開封府)他看到一座奧地利教士恩理格修建的教堂，根據中國官員的命令被關閉，而該名官吏又對傳教會百般進行恐嚇。但艾若瑟卻在很短時間內重開教堂並為三百多人洗禮。後來，他又為距該地五萊瓜的另三百人和另一地的二十個家庭洗禮。他臨時請來一位建築師為這些新基督徒修建一所教堂。
康熙像
(耶穌會士Panzl描素Martlnet刻)
選自杜赫德的《中國全誌》第一卷首頁
他從開封府又到山西省會太原府，在那裡修復一座教堂，並讓許多人信教。該教堂原為比利時耶穌會士米切蘭·特里高特所建。
貝埃羅曾評價艾若瑟説“他不停地東奔西走徒步長途跋涉、翻山越嶺、淌水過河，不怕日曬雨淋、盜匪搶劫、官兵襲擊，在各處拯救了許多靈魂(4)。
在山西某地，有一位腰纏萬貫的佛教徒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寺廟以供奉諸神，並聘一和尚做主持。然而，當他轉教後，便把寺廟轉送給艾若瑟神父且辭退了和尚。僧人對此十分氣惱，便向官府控告那位新教徒，從而將其驅除並把寺廟轉售給佛教徒(5)。當艾若瑟神父獲此消息後，便立即約見該省最高司法官員，極力向其申訴説服他們召回被放逐的那名新教徒並再次趕走佛僧歸還寺廟。後來將此廟改建為教堂。1702年，艾若瑟赴北京，在那裡工作了五年。
康熙皇帝派往歐洲的使臣們
1702年，克萊門特十一世就當時喧囂一時的禮儀問題向中國派出使者查爾斯·托馬斯·米蘭達·德·杜倫。這位使者是一名激進份子。他向所有傳教士傳達了1704年11月20日宗教裁判所的判決詔書，嚴禁儒家祀孔和祀祖的中國禮儀。
中國皇帝一舉驅逐所有執行該禁令的教士出境。於是，杜倫和十八名服從該項命令的教士於1707年被趕到澳門。
同時，中國皇帝派出數名使者赴羅馬，以便説服教皇力阻其對禮儀的遣責。這一年，即1707年，康熙皇帝派往里斯本和羅馬兩名使者安東尼·德·巴羅斯神父(6)和安東尼·德·倍澳沃列(7)神父。然而，該兩人1708年1月2日於加米尼奧的安科拉河口遭遇沉船海難不幸喪生。兩名使者隨身帶著杜倫教長的全部報告和書面材料的副本、中國皇帝的敕令和問答記錄，所有資料都摘自宮廷檔案並讓人進行了翻譯，以便面遞教皇。中國皇帝以此要求對上述教長的過份做法作出解釋和道歉，並且在羅馬關於中國的禮儀問題不得做任何改變。然而，所有上述文件均被丟失。
艾若瑟的使命
在禮儀問題上羅馬依然頑固不化。克萊門特十一世被一群敵視禮儀和葡萄牙傳教會的謀士所包圍。他不但不平心靜氣地聽取雙方意見和表示考慮那位信仰極深卻是傳教士朋友的康熙皇帝和慷慨大度忠於天主的唐·若昂五世國王的看法，反而預先拒絕這二位君主的所有呼籲。其對於中國傳教事業所造成的影響一定是悲劇性的。克萊門特十一世為這一使命挖掘了墳墓，而克萊門特十四世又於1773年7月21日發佈了取消教士團的敕令，從而把在中國傳教活動的締造者和發展者們推進了墳墓。這兩人都是克萊門特! 因此，艾若瑟神父的傳教使命注定要遭遇失敗，而這種失敗又將他置於死地。
在巴羅斯和倍奧沃列死後，康熙皇帝又任命兩名耶穌會士為使者赴羅馬為禮儀問題進行辯解。他們是西班牙教士約瑟·拉蒙·阿爾碩(或阿爾若)(8)及艾若瑟。
他們於1708年1月14日從澳門出發。隨行者中有中國籍宣道師路易斯·范(范守義)。他於1709年1月15日進入羅馬基督教會修道院，並於1717年在羅馬被任命為教士。這位謙遜的宣道師後來成為艾若瑟神父形影不離的同伴，而阿爾碩卻返回西班牙故里並在那裡去世。
關於艾若瑟神父的使命，唐·若昂五世曾於1709年4月1日致函印度總督唐·羅德里格·達·科斯達寫道：
中國皇帝派出的耶穌會士艾若瑟神父乘蘇祿和帝汶的船隻抵違，以向聖上陳述對杜倫在那個帝國採取搞亂秩序的行為表示不滿的正當理由，並要求立即做出解釋和道歉。該皇帝還希望我對此事表示關心。根據上述神父帶來的文件和澳門主教及總督發來的文件(9)，證明上述教長不僅僅是葡萄牙國家的敵人。他仇視那個皇帝及其臣僕，而且還踐踏我王室傳教會被授予的特權……
本人隨即盡快向羅馬派出我的特使馬賣斯·德·馮特斯，以向聖上陳述由於上述教長傳達遣責已被格里高利二十世和亞歷山大六世曾認可的中國禮儀的敕令而對中國天主教造成的巨大損失。中國皇帝在遭此不敬後即命令上述教長出境呆在澳門，並禁止傳教士傳教……
鑒於事態嚴重，希望教廷聖上立即採取措施以向中國皇帝和該朝廷做出滿意之解釋。因艾若瑟神父急於縮短日程以盡快抵羅馬，本人即於該使者離開前先令在羅馬教廷的特使在上述使者抵達前帶著神父的文件向聖上説明此極為重要的事項。(10)
那末這是些甚麼文件呢? 查閲在中國印刷的耶穌會書籍，可見到《教士介紹》其中寫到：
(1)在羅馬時向聖上遞交至少5份關於禮儀之爭問題的報告；紅衣主教杜倫的維護者回答了他的問題。
(2)《Libellus supplex P. Provana，nomine Patrum Societatis C1emente XI，anno 1709，oblatus. 》(即艾若瑟神父的懇請信)。
矛盾
顯而易見，教皇並未對信件加以審閲。同樣，唐·若昂五世向羅馬教廷派出的特使唐·羅德里古·安尼斯·德·薩·阿爾梅達·梅內塞斯(1712-1718)向克萊門特十一世所做的嘗試亦未奏效。這是為甚麼? 因為教皇偏聽耶穌會兩位對中國禮教極端仇視的教士的意見。他們是法國主教查爾斯·邁格羅特(11)和方濟各會主教熱萬尼·弗朗西斯科·尼古萊修士(12)。該主教在教皇面前指手劃腳，並建議教皇如何對待艾若瑟教士。當後者抵達羅馬時，卻已在這個尼古萊事先於1717年10月10日寫給克萊門特十一世的信中遭到指責。
他在信中説根據葡萄牙使者羅德里古·安尼斯·德·薩·阿爾梅達的要求，應返回中國的艾若瑟準備於近日抵羅馬。尼古萊對他進行了嚴厲遣責並暗示教皇接待他的方法(13)。他的意見被採納實行。在他就教皇接見使者聽取意見而寫的報告中，説聖上於1718年1月14日接見了大使羅里古·安尼斯·德·薩·阿爾梅達。
同一天，接見了艾若瑟神父和范神父。耶穌會的公敵尼古萊亦在場。當時兩位教士必須對反對禮儀的1715年3月19日的敕令表示完全的無條件的服從。後來根據教皇的命令，他們必須立即拜見拉里薩的總主教和宣教會的總管佩德羅·路易斯·加拉法(1717-1724)，在宣道院祈禱堂有記錄員和證人在場的情況下宣誓反對禮儀，根本不給他們講話的機會及解釋他們此行所負的使命。
於是，艾若瑟和范帶著苦澀的心情離開羅馬返回葡萄牙。然而，那次宣誓並不是事情的完結。在教皇於1月3日召見尼古萊時，克萊門特十一世宣佈兩名耶穌會教士必須在里斯本教會主教面前再次宣誓，並要盡快將宣誓文件副本送羅馬教廷。(14)
在歸途中去逝
可憐的艾若瑟命比紙薄。他於1708年1月14日從澳門出發以康熙使者身份去謁見教皇。然而這次出使一事無成，並且於8年後才得以返回。應該説他們的精神受到的打擊遠遠超過肉體上經歷的苦難，最終使他命歸黃泉。
並未擔負出使主要責任的范神父陪伴他導師的遺體回到澳門。他們是1719年5月15日在里斯本登船啟程的。所乘船隻為皇家聖方濟各號，船長是若昂·拉里維爾。
艾若瑟神父是1720年3月15日在好望角附近去逝的。該船於1720年6月30日在澳門靠岸。澳門市政廳於1720年12月通報印度總督：從里斯本出發的聖方濟各號船用了14個月的時間於7月抵港。該船運回艾若瑟神父的遺體。“他為赴教廷承擔特別使命而死。這在本澳引起不小的震動。”
該船為澳門載來300箱火葯、120支步槍和50名士兵。
作為皇家赴廣州特使的一名耶穌會士
穆敬遠神父(Pe. João Mourão)(15)曾陪同康熙皇帝於1721年赴熱河。然而，這次滿州之行使他雙臂患上麻痺症。為此，他向皇上請求去澳門醫治。於是，康熙皇帝利用此機會委派他出席艾若瑟的葬禮。穆敬遠被認為是葡萄牙國王向中國皇帝派出的代表，因此他和康熙帝關係密切。這次作為皇帝特使赴廣東，他帶去一支聲勢浩大的隨行隊伍：一名中國官員、一名專責同皇帝保持聯絡的韃靼人總管和意大利外科醫生迪奧尼修·加克里阿第。後者跟隨教皇特使卡爾洛·昂布羅久·梅紹爾·梅扎巴拉來到北京，隨後被留下在北京為中國皇帝服務。除此之外，隨行者還有100多人。
他們1722年5月18日離開北京，7月30日到達廣州，行程兩個多月。在廣州又花去一個半月等待舉行葬禮。
1722年11月29日，阿干熱洛·米勞達神父自廣州寫信給約瑟福·熱魯神父説：
七月三十日有一位大人(16)從北京來到廣州。一名韃靼人和二名歐洲人，即穆敬遠神父和外科醫生加克里阿第先生。穆敬遠神父和加克里阿第先生與我同住一幢公館(17)裡，每當外出時，每人都有高官相陪(18)。一路上呼么喝六、八面威風。隨行人員高舉華蓋，鞭杖旌旗一應俱全。乘坐四抬大轎，由馬隊相伴……。穆敬遠神父受到最客氣的接待。他這次出行無疑對歐洲人相當有利(19)。
然而，馬修·里巴也利用此機會向穆敬遠神父背上插一刀，説“葡萄牙耶穌會士以極其莊嚴而壯觀的形式舉行了葬禮，以此蔑視1715年克萊門特十一世的敕令和梅扎巴爾巴主教的通知”(20)。
在澳門
參加葬禮後，穆敬遠神父又帶著隨行人員對澳門進行了聲勢浩大的訪問。德埃利亞神父説：“9月29日，穆敬遠神父和那個韃靼人及加克里阿第博士在隨行人員陪同下蒞臨澳門，使該地葡人和貴族深感榮幸。他們出色地接待了客人。無論是殖民當局(21)還是個人都向他們贈送了精美的禮品(22)。”
注意，穆敬遠教士不是9月29日離開廣州的，而是早幾天。為此，市政廳當月委員萊昂德羅·多美·佩雷拉於9月17日説：“來本城的有三位大人，其中一位是耶穌會尊敬的穆敬遠神父。建議準備一件禮品送皇帝陛下，另一些送大人們。為此，市政廰指定二至三人負責接待穆敬遠神父，以便其能把有關中國航運事務和對澳門有利之其它情況轉告皇帝(23)。”
阿杜·萊依·戈麥斯談到此事時説：“我們在等待北京最高耶穌會士穆敬遠神父的到來。應該説有幾名中國官員陪同他一起來。市政廳在8月13日的會議上決定準備對其給予最高規格的接待以感謝他多次向皇帝進言為本城提供更多的好處”(24)。
約瑟·德·馬里亞修士在澳門檔案館中看到有三位大人蒞臨，不知此行有何目的，於是懐疑他們圖謀不軌。這完全與事實不符。他説：“本年(1722)，將有三位大人奉皇帝聖旨來瞭解視察本城駐軍詳細情況和其它事務。市政廳理事官依慣例為其準備豐富之禮品或貢物。該市政廳還根據本澳之可能特別準備一份禮品由他們轉給皇上，這使本年官庫和船務遭受損失。”(25)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建議送禮的是當月市政委員萊昂德羅·多美·佩雷拉，而並非理事官安東尼·德·奧利維拉·巴依瓦。
10月3日，穆敬遠神父及隨行人員返回廣州。穆敬遠1723年1月1日離開廣州，而傳來康熙駕崩消息是該月底或下個月初。他們返抵北京時已是3月10日。
圭列明主教的報告
西比斯塔來的主教，廣東教徒主管吉菲林·圭列明於1875年就艾若瑟墓葬問題向耶穌會首腦寫出如下報告：
距廣州城西北一萊瓜處有一舊墓葬。它曾由於美觀造形和光榮歷史而名嗓一時。這就是意大利神父艾若瑟的墓葬。他出生於都靈艾氏侯爵家庭，後來被康熙皇帝任命為特使去謁見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和法王路易斯十四世(26)。他在執行使命後返回中國途中經好望角遭遇強烈風暴襲擊。由於積勞成疾，最後結束了其坎坷生涯。
其遺體被運至廣州，被安置於名為“白雲寺”的廟內停放，直至請示皇上聖諭並接到安葬的命令。
為其忠實使臣的獻身精神所感動，皇帝陛下向廣東派出一名代表(28)，以在該市郊區選擇一墓地用於安葬艾若瑟神父並動用皇家國庫為其修建墓塚。
這一切都按聖上要求經努力很快辦置妥當(29)。城郊的一塊地被選中，其一側山丘連綿，另一側水波蕩漾，周圍綠樹環繞。於是在這優美環境正中修建一座雅緻的花崗岩墓穴。墓塚為Ω形，座落於三級圆形的台階上。周圍修建了具有不同象徵意義的圆柱和雕塑。
為保持墓葬的準確與真實性，在墓塚兩側各設立一巨大雲石墓碑。一塊用拉丁文銘刻，指明死者姓名、國籍和該教士死亡日期。另一塊用中文銘刻，記錄了皇帝親自作的回憶與讚頌死者的銘文。
顯而易見，這是中國最具有特殊意義的墓葬紀念物之一，因而受到當時中國官方和民眾的尊重。凡是到廣州的外國人也都覺得必須前往拜謁以表達崇敬之情。然而，不幸的是1852年至1857年的那場騷亂席捲廣東。暴亂者以摧毀所能見到的一切為樂趣，因而該墓葬亦未逃脫厄運。環繞墓葬的美麗樹木被攔腰砍斷，兩側立柱被推到，基石和台角被打碎，通往墓地的大道被拍賣改為耕地，整個墓地僅存叛亂者不敢染指的兩座石碑，因為他們對人民心目中的對死者懐有的崇敬之情有一定的恐懼。
慘不忍睹的破懷令人十分痛心，然而墓葬本身卻更加突出了基督的名字和榮耀。這不僅對中國人看來是如此，對到這裡致哀的歐洲人來説亦是如此。為此我並未急於爭取得到批准以將墓葬恢復原樣。
在中國1858年戰爭時期，我同我方法國指揮官一起拜見廣東總督。鑒於談話內容涉及該著名死者，我認為如果能將這位永遠值得紀念的同胞(30)、這位我們神聖信仰的博學專家和這位我可作為兄弟和導師的墓地轉到我們手中由我們來管理的話，我將向那位官員閣下表示非常滿意。做到這一點既不麻煩，亦很自然。因為直至當時，該墓地仍由佛教僧人管理。
該官員對我向死者表示的崇敬之情深表欣賞，於是他婉轉地對我講，他將去徵詢意見，若無任何理由反對我的請求，則於次日派兩名官員陪我一同前往現場將墓地親手轉讓給我們。這是我們嚮往已久的合理而自然的結果。
果然，第二天，看到兩位官員在兩名騎馬官員的陪同下乘轎而來。他們交給我總督的一個大信封，説明閣下已同意我的申請，決定派兩位官員向我移交上述墓地，並提出自即日起我便是該墓地唯一合法的擁有者。
天知道當能夠從異教徒手中爭得一塊如此重要的地盤並將其變為基督教的基地和聖所是多麼的高興!
在確定了地界以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平整坎坷不平的土地，建一籬笆將墓地圈圍，換掉被砍斷的樹木，豎起被折損的石柱，為整個墓區造成一種肅穆清靜的氣氛，顯示了我們所採取的基督徒式管理方法。為此我必須立即付清100法郎。這筆款項部份由該省傳教會提供，部份由在廣州的歐洲人提供。所有的人都爭相對這次幸運的轉讓表達了喜悦和投入之情。
在教士大會結束後返回法國途中經都靈市時，我利用這一絕好機會拜訪了那個著名的艾氏伯爵家庭。其親屬對我向他們述説的墓地恢復情況表示滿意。他們聚集一堂並立即為此拿出1,000法郎。
這無疑是仁慈的上帝又一次幫助。因為既使不去重現該墓葬昔日的光彩，而僅僅為了達到使其有價值這一目的和使其得到應有的榮譽和重視，那末這種恢復工作也是我們所必須做的。
於是，我滿懷希望和信心將這一消息告訴所有對此關心的人士和團體，以期他們積極參與。既使力量微薄也能夠將處於世界另一端的紀念物恢復工程完成。這不僅對於在十字架的蔭影下長眠的傳教士和其所屬的著名教士團是一種榮譽，同時對這個法國名字(31)，特別是對於我們的聖教亦是一種真正的榮譽。它將是燦爛的光輪，並且在異教徒的心目中得到相當的確立和同情，尤其是這一受尊重的歷史見證遠不會給任何人帶來錯覺，它將在中國人受到深深的愛戴和親切的贊同。(32)
李長森譯
【註】
(1)克萊門特十一世(1700-1721在任)。
(2)古代法國人使用的丈量土地計算單位，後被羅馬人採用。根據不同地區分別為30-50英畝不等。
(3)康熙年間為1661-1722年，他於1722年12月20日駕崩。艾若瑟神父的墓葬設立時間為1722年12月17日。
(4)Boero 2月7日《耶穌會編年聖徒傳》。
(5)“佛”為菩薩，又為“三法”。三法指釋加牟尼佛(Saquiamuni)、彌勒佛(Miteia)和阿彌陀佛(Amida)。
(6)安東尼·德·巴羅斯(António de Barros)，1664年10月21日生於布拉格教區的Arcos de Valdevez.1681年6月12日加入耶穌會，1694年登船啟程於同年抵果阿。1697年到北京。
(7)安東尼·德·倍奧沃列(António de Beauvollier)，1657年6月3日生於法國布拉耶，1672年9月7日加入耶穌會。1699年11月乘一艘英國船抵廣州，後赴北京。1706年10月17日與巴羅斯神父離京，1707年1月4日抵廣州。兩人曾途經里約熱內盧，但尚未達到目的地時，便於1708年1月2日在葡萄牙沿海沉船中喪生。見Joseph Dehergne的《中國耶穌會士(1552-1800)的報告》，羅馬1973年出版。
(8)阿爾碩(Arxó)，1663年6月6日生於倍納斯克，1677年11月15日在薩拉果沙加入耶穌會。1684年與其同胞胡安·安東尼·阿爾內托啟程，先後到廣州、陝西、湖廣和桂林傳教，曾擔任中國和日本的巡迴教士(1706-1708)。1707年由康熙皇帝派往羅馬出使。此行返回西班牙，於1711年7月29日在阿拉貢的聖羅雷托教堂聖方濟各修道院去逝。他這樣做是因為不堪忍受他的同伴艾若瑟神父在羅馬所受到的難堪和恥辱。
(9)主教是D. João de Casal(1690-1735)，總督是Diogo do Pinho Teixeira(1706-1710)。請注意宗教和民間的區別。主教任職長達45年，而總督僅有四年。
(10)見文德泉的《澳門及其教區》卷8，頁206-207。
(11)查爾斯·邁格羅特(Charles Maigrot，M. E. P)，1652年生於巴黎，1680年赴遠東傳教，被主教弗朗索瓦·保羅任命為中國傳教主管。1687年被任命為福建教徒牧師，幾年後，發佈反對中國禮儀的檄文，1707年被中國康熙皇帝驅逐出境，即返羅馬。他在那裡繼續反對禮儀，直到1730年2月28日去逝。
(12)熱萬尼·弗朗西斯科·尼古萊(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de Leonissa)，1671年5月17日生於列奧尼薩，1671年加入聖方濟各會。1684年隨奇埃薩的主教貝爾納基諾赴中國，被中國主教格里高利·羅(D. Gregório Loh)任命為若干省的主教代表。主教去逝後，由其負責管理這些省的教務直至1697年返回羅馬。1706年，被任命為米拉總主教和巴塞利加的終身牧師。1737年12月27日在羅馬逝世。見《Sínica Franciscana》卷Ⅲ。頁577。
(13)同上，卷Ⅵ。頁364。
(14)同上，卷Ⅵ。頁364-365。
(15)穆敬遠(João Mourão)神父，1681年8月2日生於沙維斯。1698年1月22日在里斯本加入耶穌會。1699年尚在學習期間便赴遠東。1700年抵澳門。1712年到北京。1721年陪同康熙皇帝赴熱河，因手臂麻痺而赴澳門求醫。1722年從廣州去澳門。1723年3月10日返北京。4月5日被剛登基的雍正皇帝放逐西寜遂於7月21日被判處死刑。8月24日於韃靼地區的西寜遇難。
(16)“大人”係指地位顯赫的人，如穆敬遠、隨行總管和外科醫生。
(17)“公館”。此處是指官邸或官方招待設施。
(18)廣東官員。
(19)由M. Pasquale M. D'Elia引自《Il Lontano confinoe la tragica morte del Pe. João Mourão，S. J；missionário in Cina》，(即《被流放及慘遭殺害的中國傳教士穆敬遠神父》里斯本1963年出版)頁296-298。
(20)由M. Pasquale M. D'Elia引自《Il Lontano confino e la tragica morte del Pe. Joao Mourao，S. J；missionario in Cina》，(即《被流放及慘遭殺害的中國傳教士穆敬遠神父》，里斯本1963年出版)頁64。
(21)當時管理澳門的不是D. Cristóvão de Severim Manuel(1722-1724)，而是市政廳。
(22)D. Elia. 同前，頁66。
(23)文德泉：《十八世紀的澳門》，澳門1984年出版，頁246。
(24)阿杜·萊依·戈麥斯：《澳門歷史概述》，頁246。請注意，在北京的職位最高者是約瑟·蘇亞雷斯(José Soares)神父，而並非穆敬遠。
(25)文德泉：《十八世紀的澳門》，澳門1984年出版，頁247。
(26)路易斯十四世與該次出使毫無關係。艾若瑟被派往羅馬並途經里斯本。由唐·若昂五世向羅馬派出特使以便向教皇介紹該神父。
(27)這是一座中國佛教寺廟，而非某種天主教性質的禮拜堂。
(28)指穆敬遠神父。
(29)穆敬遠神父對給予一名耶穌會士榮譽一點也不含糊。
(30)尼斯於1860年被法國吞併。艾若瑟1662年生於尼斯時，該地區尚屬皮埃蒙特(意大利)。因而主教在1865年可以稱艾若瑟為同胞，但他卻是意大利人。
(31)艾若瑟原為意大利人。在羅馬作為教皇謀士的幾名對手中有一人是法國人主教查爾斯·邁格羅特(Charles Maigrot)。他由於反對中國禮教而被康熙皇帝驅逐出境。他使艾若瑟遭受極大苦難。另一人是意大利主教熱萬尼·弗朗西斯科·尼古萊(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32)Eudore deColomban的《圭列明主教》，頁274-278。
*P.Manue lTeixeira，澳門歷史學家，在有葡萄牙在東方的定居及教堂研究方面，有超過一百篇以上的論文發表，各國際學術機構的委員，亞洲歷史學家國際學會常務理事，葡萄牙歷史科學院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