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論基督教的傳入與澳門的關係

一、基督教在澳門建立的傳教基地

16世紀初中國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是與基督教的傳入同時發生的。

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也是西方文明的象徵。歷史上它曾兩次傳入中國。一次是在唐朝，另一次是在元朝。均曾盛極一時。但當時祇是產生純宗教的影響，並沒有帶來一種新的文明。由於在中世紀，中國封建文明的發展水平高於西方，所以基督教本身也未能在中國立定腳跟，佷快便消聲匿跡了。

到了16世紀初，基督教第三次傳入中國的時候，西方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文藝復興運動的開展、資本主義的產生、科學技術的進步，工業發達，思想活躍，文化繁榮，觀念更新，使西方文明登上了一個新台階，在世界上領先於古老的東方文明。基督教也經歷了路德宗教改革運動，以嶄新的面貌來到東方。當近代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候，也帶來了引人注目的西方文明，對明清之際的中國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事實上這意味著中西文化交流新的開端。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基督教是通過澳門傳入中國的。澳門在近代中外關係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不僅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貿易港口，也是基督教在中國最早的傳教基地。路德宗教改革運動使基督教分列為兩個教派。舊教派是天主教，新教派是耶穌教(路德派)。天主教於16世紀初向中國傳播。新教直到19世紀初才傳入中國。但是無論舊教或新教，早期均以澳門為傳教中心。

葡人東來以前，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於1540年請求羅馬教皇保羅三世派教士到中國傳教。1541年，教皇派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來遠東傳教。沙勿略是耶穌會的元老之一。1542年5月，沙勿略到達印度果阿，又從果阿到馬六甲和日本等地傳教，同一些出海貿易的廣東和福建的商人有所接觸，向他們打聽中國情況。沙勿略渴望早日到中國傳教，因為他認識到，中國文化對亞洲有巨大影響，如果中國人皈依天主，則日本人也會步其後塵，領洗入教。1551年沙勿略從日本啟程前往中國，同年12月到達廣東香山縣附近的上川島(今屬台山縣)，但他未及進入廣州和中國內地傳教，便染上熱病，於1552年12月死在島上。後沙勿略被羅馬教廷封為聖人，遺體一度葬在上川島。1639年，天主教徒曾在島上的墓地樹立了一座大石碑，碑上用中葡兩種文字刻寫著：

大明耶穌會士泰西聖人范濟各沙米爾(即沙勿略)於嘉靖三十一(1552)壬子之冬升天真跡崇幀十二年已卯眾會人之碑(1)

1700年中國政府准許耶穌會士在該墓地旁建造教堂，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教堂毀於兵災，後又修復。本世紀初，這裡仍是被天主教徒朝拜的聖蹟。

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澳門貿易。大約在1553年或1554年間，天主教士亦來到澳門進行傳教活動。1562年，澳門已建立了三座簡陋的教堂，即望德聖母堂(中國稱瘋王堂)、聖安多尼堂(花王堂)和聖老楞佐堂(風順堂)。當時澳門天主教會共有教徒約600人，隸屬於馬六甲教區。1566至1569年間，教會在澳門創建痳風院、仁慈堂和白馬行醫院(俗稱醫人廟)。這是教會為了吸引信徒而從事的最初的慈善行業。1567年1月23日，羅馬教堂頒佈諭旨，成立澳門教區，任命耶穌會士加內羅(D. Melchior Carneiro S. J.)為第一任主教，負責遠東地區的傳教事務。

此後，澳門教堂愈建愈多，規模也愈造愈大，其中最宏偉的是聖保祿教堂(中國人稱為三巴寺)，該堂始建於1563年，分修道院與教堂兩部份，由五座相互連接的建築物組成，全部建築費用達3萬銀元之多。每當舉行宗教儀式，赴會禮拜的約300人，修道部份有閲讀、寫作、拉丁文，以及神學課程，其後發展為神學院，修讀學員達150-200多人，成為澳門最大的教堂，遐邇聞名。凡澳門的耶穌會士，皆被稱為三巴寺僧，當時流寓澳門的跡刪和尚方顓愷詠“澳門詩”中，有“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裡人”(2)句，可見三巴寺教士與學員之眾，以及前往參加宗教儀式信徒之多。事實上，三巴寺除了供教徒禮拜和培訓學員之外，它還是基督教遠東教區的大本營。耶穌會士前來中國和遠東各國傳教，總是先到澳門，寓居三巴寺，在那裡研討傳教方法，學習中文等東方語言，準備經費和傳教工具等等。因此1563年教堂建立以後，三巴寺教士雲集，其中不乏在華傳教史上的知名教士，現擇其要者，表列如下(見表一)。

 

表一 澳門三巴寺著名外籍耶蘇會士表

 

姓名	西名	國籍 時間	生卒年份	到澳	備考
培萊思	Francisco Perez	葡萄牙	1563		澳門三巴寺的創建人
加內羅	Melchior Carneiro	葡萄牙	?-1583	1567	澳門敎區第一任主敎
孟三德	Eduardo de Sande	葡萄牙	1531-1600	1585	著有漢文敎義綱領、主敎緣起、崇禎曆書、遠鏡説、渾天儀説等書
謝務祿	Álvare de Semedo	葡萄牙	1585-1658	1613	著有中國通史、字考、中國仇敎實錄等書
陸若漢	João Rodriguez	葡萄牙	?-1634	1614	曾組織澳門葡人火槍隊、洋炮隊效力明朝邊防
傳泛際	Franscisco Furtado	葡萄牙	1587-1653	1620	曾將亞里斯多德著作裡有全6卷、名理探10卷譯成中文
孟儒望	João Monteiro	葡萄牙	1603-1648		著有天學略義、照遠鏡、天學辨敬録等書
徐日升	Tomás Pereira	葡萄牙	1645-1707	1672	著有南先生行述、律吕正義續編等書
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	葡萄牙	1609-1677		著有西方紀要、復活論等書
林安多	António da Silva	葡萄牙	?-1709	1674	著有崇修精蘊等書
范禮安	Alexandre Valignani	意大利	1538-1606	1578	擔任澳門敎區副主敎，創建唐人廟
羅明堅	Michelle Ruggieri	意大利	1543-1607	1579	著有天主聖敎實錄一書
利瑪竇	Matteo Ricci	意大利	1552-1610	15	曾繪萬國全圖、又製天體儀、地球儀、日規儀等進獻萬曆皇帝，著有交友論、西圖記法、西琴八曲、西字奇蹟等書，又譯幾何原理、歐幾里德書、同文算指、測量法義等書
郭居錚	Lázaro Cattaneo	意大利	1560-1640	1594	曾舆利瑪竇合編中文音韻字典
龍華民	Nicolas Longobardi	意大利	1559-1654	1597	著有地震解、新法算書、急救事宜等書
王豐肅	Alfonso Vagnoni	意大利	1566-1640	1599	又名高一志。著有勵學古言、西學修身、西學齊家、西學治平等書
熊三拔	Sebbatino de Ursis	意大利	1575-1620	1606	著有泰西水利法、簡平儀説、表度説等書
畢方濟	Francesco Sambiasi	意大利	1582-1649	1610	著有坤輿全圖、睡答、畫卷等書
艾儒略	Giulio Aleni	意大利	1582-1649	1610	著有萬物真源、大西利先生行跡、西學凡、幾何要法、職方外紀、景敎碑頌注等書
羅雅谷	Jacobus Rho	意大利	1590-1638	1622	著有測量全義、五律曆指、月離曆指、曆引、周歲時刻表、五緯表、火杜二百年恆年表等書
陸安德	Andreas Lobelli	意大利	1610-1683	1642	著有真福直指、聖敎略説、默想大全、萬民四末圖等書
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意大利	1614-1661	1643	曾歴遊中國各省，測定重要都邑，製圖著述
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法國	1577-1628	1610	著有推曆年瞻禮法、西儒耳目資、況義、基督敎遠被中國記等書，曾募集西洋書籍7000冊攜來澳門
巴多明	Dominicus Parrenin	法國	1665-1741	1698	曾在北京創設譯學館，著有德行譜、濟美篇等書
馬若瑟	Joseph Maria Prémare	法國	1666-1735	1698	曾用法文著易經以前時代、中國神話之研究，用拉丁文著中國語札記。又將元曲趙氏孤兒譯成法文
雷考思	Jean Baptiste Régis	法國	1663-1738	1698	曾測繪河南、江南(江蘇)、浙江、福建、 台灣、雲南、貴州等省地圖，並將易經譯成拉丁文
赫蒼壁	Julius-Placidus Hervieu	法國	1671-1745	1701	曾用法文翻譯詩經選篇、古文淵鑒、劉向烈女傳、圖注脈決辨真、古今敬天鑒等書
馮秉正	Joseph François Marie-Anne de Moyria de Maillard	法國	1669-1748	1703	曾將通鑑綱目譯成法文
宋君榮	Antoine Gaubil	法國	1689-1759	1722	曾用法文擇譯詩經、書經上之天文曆算部份，譯成中國天文史，又用法文譯註詩經、書經、易經、禮記、法文成吉思汗傳和蒙古史等書
蔣友仁	Michael Benoist	法國	1715-1774	1744	曾繪中國全國與圖，製成銅版104輻，印製100冊
錢德明	Jean-Joseph-Maria Amiot	法國	1718-1793	1750	著有滿蒙文法、滿法字典、漢滿蒙藏法5國字匯，中國歴代帝王紀年表、孔于傳列代名賢傳、古今音樂篇、中國古代宗敎舞蹈、中國學説列代典籍等書
鄧玉函	Jean Terrenz	德國	1576-1630	1620	著有人身説概、崇禎曆書、奇器圖説、測天約説正已求升度表、渾蓋通憲圖説等書
湯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Bell	德國	1591-1666	1620	著有渾天儀説、西洋測日曆、遠鏡説、恆星表、奏疏四卷、西洋新法曆書等書
戴進賢	Ignatius Kögler	德國	1680-1746	1716	著有曆象考成、策算、睿鑒錄、黃道總星圖等書，曾製成衡撫辰儀
柏應理	Philippus Couple	比利時	1624-1692	1655	著有四末真論、耶穌會士傳略等書，並刊印西文四書直解一書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比利時	1623-1687	1658	著有坤與圖説、不得已辯、七奇圖産、西方紀要等書
龎迪我	Diogo de Pantoja	西班牙	1571-1618	1599	著有七克大全、受難始末、人類原始、四大淵地圖
卜彌格	Michael Boym	波蘭	1612-1659	1650	著有中國天主敎狀況記略、中國植物、醫鑰，中華帝國全圖等

 

【資料來源】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文德泉：《耶穌會士在澳門開教400週年》

以上列舉的曾經居留澳門的著名外籍傳教士，是羅馬教廷派來遠東傳教的骨幹。他們既是不屈不撓的傳教士，又是博學多才的學者，不少人具有博士頭銜。他們在向中國人民傳播基督福音時，也傳入了西方文化，包括天文、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美術和建築等等方面的最新科學知識。他們著書立説，或者攜帶西方學術著作來華，組織翻譯出版。其中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等人於1618年從歐洲攜帶7,000冊圖書來澳門，對西學傳入中國，影響巨大。耶穌會士學會漢語後，也把中國古籍譯成西文，傳播予西方，他們回到歐洲後，到處作報告、寫文章，盡敍述中國見聞，促使中國文化逐步傳入歐洲。早期天主教主要是依靠上述這批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傳教活動。

二、耶穌會士從澳門進入內地傳教

澳門教區第一位主教加內羅於1567年到達澳門，積極推動對華傳教事務。他曾兩次前往廣州，請求廣東當局允許開辦教堂。當時中國政府認為葡萄牙人有擴張野心，一再拒絕批准。加內羅鑒於一時無法向中國內地傳教，就著手經營澳門教務，首先從慈善事業入手，他開設了一座醫院，不論是否教徒，均予收容治病，從而溝通了教會與民眾的關係。但耶穌會士們對不能進入廣州傳教，總感憤然。1582年，一個傳教士站在澳門山上遙向廣州發出狂嚎道：“岩石! 岩石! 多咱是你開放的時候呢! ”又有的傳教士叫讓道：“魔鬼將大門關得很緊，若是不用戰爭，不借兵力，是沒有使他們歸化的希望的。”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合併，西班牙教士亦插手中國傳教事務。1583年6月18日，馬尼拉主教上書西班牙國王，請求派兵徵服中國，以利傳教工作的開展。雖然這一意見並未被國王採納，但耶穌會士決心打開中國大門的迫切心情已可見一斑了。

經過傳教士的一番努力，澳門有一批華人受洗入教。這些皈依天主的信徒願受驅役，陪同教士入內地傳教，充當嚮導和翻譯。如廣東新會人鍾鳴仁、鍾鳴禮兄弟同其父一起在澳門入教後，曾伴隨過利瑪竇、羅明堅、王豐肅、郭居靜傳教於廣東、江西、南京、浙江等地，又居住北京傳教六七年之久。

許多華人入教，不甘於當一般教徒，又入耶穌會為修士，潛心鑽研教義。這樣澳門著名的三巴寺又出現一批華籍耶穌會士，有如下表：(見表二)

 

表二 澳門三巴寺華籍耶蘇會士表

姓名	西名	籍貫	生卒年	到澳時間
鐘嗚仁	Sebastian Fernandez	廣東新會	1562-1622
康瑪竇	Mathieu Cham		?-1620
黃明沙	François Martinez		1568-1606	澳門出生
游文輝	Nanuel Pereira		1575-1630	澳門出生
徐必登	António Leitão		1580-1611	澳門出生
鐘鳴禮		廣東新會	1581-1621左右	澳門出生
石宏基	François de Lagoa		1585-1645左右	澳門出生
法類斯	Luís de Faria		1595-1622	澳門出生
鄭瑪諾	Manuel de Siqueira	廣東香山	1633-1673	澳門出生
吳歷	Simão Xavier da Cunha	江蘇常熟	1632-1718	1681
陸希言		上海華亭(今松江)	1631-1704	1681
藍方濟		河北	1729-1796	1754

 

(資料来源同表一)

以上12名華人均是澳門耶穌會修士，他們在三巴寺研修神學，經常隨同外國耶穌會士入內地傳教，擔任翻譯。由於他們精通外語，在攻讀神學之餘，又從事翻譯和寫作，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發揮作用。如游文輝、徐必登曾參與製作“兩儀玄覽圖”，陸希言(陸希賢)著有《聖年主保單》二卷、《億説》一卷、《周年主日口譯》鈔本二卷，以及《澳門記》等。清初江蘇著名詩人與畫家吳歷著有《墨井詩鈔》、《三巴集·澳中雜詠》等，游文輝工西畫，其繪製之利瑪竇像，珍藏於羅馬教廷之中，石宏基亦為畫師，畫了許多宗教宣傳畫。

這些澳門華人耶穌會士當中也有出國留學生。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曾奉命招募中國教士，於1680年擬帶吳歷和陸希言赴歐留學，但吳陸二人到澳門，放棄出國打算，留居三巴寺修讀神學。而鄭瑪諾和藍方濟是最早出國留學的一批中國人。香山人鄭瑪諾於1645年隨陸德神父赴羅馬留學。他們從澳門啟程，途經馬六甲、爪哇、果阿、波斯、亞美尼亞、以及土耳其各地，幾經周折，歷時5年抵達羅馬，入耶穌會聖安德勒神學院進修，1653年轉入羅馬公學深造，學習修辭、邏輯、物理、化學諸學。鄭瑪諾通曉多種外語。畢業後，又留居羅馬，教授拉丁文和希臘文法，以及拉丁和希臘文學三年之久。又輾轉赴歐洲各地任教，至1668年8月重返澳門。1673年奉命晉京供職，不久病逝，享年41歲。鄭瑪諾短促的一生，有23年留學歐洲，經歷豐富，知識淵博，可惜英年早逝，未能施展所學。河北人藍方濟於1740年赴巴黎留學，1754年回到澳門。在國外居留十多年，主要研修神學，回澳門後，經常至湖廣一帶傳教。

到了16世紀80年代，由於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的努力，對中國的傳教才開始打開局面。

利瑪竇是一個狂熱的傳教士。他説過：

我們耶穌會同人依照本會成立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穌的勇兵，替他上陣作戰，來征討這崇拜偶像的中國。

但他也是一個學者，在大學時代，曾先後研習文學、法律、天文、數學和地理等學科，學識淵博。來到中國以後，他又認真學習中國語文，鑽研中國典籍，並針對中國的情況，採取了一些傳教的新招。

為了開展活動，傳教士們竭力適應中國風俗，甚至使自己變成中國人。1582年利瑪竇、羅明堅等人從澳門前往肇慶，拜會兩廣總督，進獻西洋自鳴鐘，三稜玻璃鏡等西方奇特器物，請求中國政府允准在肇慶定居與傳教。他們表示願當中國子民，與本國脫離關係。此後傳教士變成自穿僧袍、剃頭、去髭的洋和尚。他們在肇慶建造了國內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後來利瑪竇等人知道中國的儒生社會地位高於和尚，於是又棄僧服，改穿儒服，變成一身中國知識份子的打扮。

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區域逐漸擴大。1589年4月，他前往廣東韶州傳教，隨後又到南雄，江西南昌、江蘇南京和蘇州，與各地官吏和士大夫廣為結交。最後利瑪竇決心到北京去活動，他的新計劃得到了澳門葡人的支持，給他提供活動經費和朝貢禮物。

他在北京和南京等地結識了徐光啟等一批達官顯貴，翰林學士。這些人皈依天主後，在士大夫階層產生了廣大影響。被中國士大夫稱為“飄然有儒風”的利瑪竇，在尊孔聯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寫的《天主實義》便是巧妙地用儒家學説來闡釋天主教義的著作。該書説：“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他把國文的“天主”、“上帝”和“天”等三個不同詞匯，統統稱為God。為了尊孔聯儒的需要，還把基督教義對崇拜天主以外的一切偶像的戒條加以變通處理，允許中國教徒參加祭天，祀祖，拜孔等活動。利瑪竇等人還利用他們具有的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向中國的封建官僚和士大夫邀寵，籍以推動傳教事務。一些中國儒生由於敬佩其廣博的科學技術知識，更兼受到其推崇儒家，附庸風雅的表象所迷惑，紛紛皈依天主，並協助其在中國推廣基督教。因此，明末清初大約100年間，基督教以澳門為基地的傳教活動有了一定的發展。葡人控制下的澳門教區以利瑪竇為中國教會會長，一切傳教事宜均聽從這位成功的開拓者的指揮。中國內地肇慶、韶州、南雄、南昌、南京、北京都分別設立教堂。清朝初年楊光先在“請誅邪教狀”中説，有30所大教堂遍佈於全國大中城市，全國基督教徒達15萬左右。作為基督基地的澳門有教徒“盈萬人”，其中華人信徒是在一所專門教堂舉行宗教儀式，這所教堂附屬於三巴寺，是耶穌會士范禮安於1578年建造的，專門吸收華人入教，由三巴寺教士負責管理，教士在此用華語傳教。中國人稱之為唐人廟。1746年澳門同知張汝霖對該廟全面調查，寫了奏章，詳盡報告了中國人在澳門入教的情況：

其唐人進教者，約有二種，一係在澳進教，一係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為夷。但其中亦有數等，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變服，或娶鬼女而長子孫，或藉資本而營貿易，或為工匠，或為兵役。又有來往夷人之家，但打鬼辮，亦欲自附於進教之列，以便與夷人交往者。此種倏往倏來，不能查其姓名。今查得林先生，周世廉等19人。而林先生蕃名咭吠嘰吵，住進教寺內，率其子與其徒，專以傳教為事。周世廉蕃名安哆彌咽離也，又呼賣雞周，儼然夷船之主，出洋貿易，娶妻生子。此二人，尤為在澳進教之魁也。

其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者，緣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為進教寺，專為唐人進教之所，向係林先生住居其中，以行醫為名，實為傳教。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齋四十九日，名曰封齋。至冬至日為禮拜之期，附近南、番、東、順、新、香各縣赴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惟順德縣紫泥人為最多。禮拜之後，有即行返回者，有留連二三日者，既經進教，其平時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禮拜，一地進教之人，俱向林先生取經誦習。(5)

由此可見，澳門教區在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南海、番禹、東莞、順德、新會和香山等縣均有一定影響。

早在基督教剛剛開始在中國活動的時候，明朝統治集團中就有一派人站出來反對傳教，指出基督教披著宗教外衣，包藏侵略中國的禍心，必須嚴令禁止。明朝於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頒佈禁教令，南京查封教堂，驅逐教士出境。這一事件沉重地打擊了基督教的活動。耶穌會士從各地回到澳門，重新研究活動計劃。不久以後，許多教士分別喬裝打扮，改名換姓，潛入內地繼續偷偷摸摸地進行傳教活動。後來禁令稍緩，基督教又發展起來，清初清廷採取寬容政策，康熙皇帝曾經重用過一批傳教士，可是後來由於發生“禮儀之爭”，1720年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基督教。於是基督教的傳教活動又遭受挫折。

康熙以後，雍正也實行了禁教政策，採納了浙閩總督滿寶於1723年的奏折：

洋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漸被煽惑，請將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餘俱安插澳門。天主教堂改為公所，誤入其教者，嚴行禁飭。

這樣一來，基督教傳教士的活動便被限制在澳門之內。

乾隆之世，禁令更加嚴厲。中國方面三令五申，規定澳門的傳教士允許在外國人中進行宗教活動，不許向澳門的中國居民傳教。

1744年澳門同知印光任向省府報告稱：

澳門民夷雜處，致有姦民潛入其教，並違犯禁令竄匿潛藏。宜設法查禁，聽海防衙門出示曉諭，凡貿易人民悉在澳夷牆外空地搭篷市賣，毋許私入澳內，並不許攜帶妻室入澳。責令縣丞編立保甲，細加查察。其從前潛入夷教人民，並竄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報回籍。

省府根據印光任的報告，明令禁止澳門教堂吸引中國居民入教。

1746年，根據澳門同知張汝霖奏報，廣東政府決定查封澳門唐人廟。將進教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夷日嚴加封錮看守，不許擅開。倘有姦民仍敢勾引地民人復踵前轍者，立即嚴拿治罪。“唐人廟”被查封，對於澳門教會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

1749年香山縣暴煜於審理澳門命案後，擬定澳門治安條例作為善後事宜，刻石頒佈。其中第十二條規定：

禁設教從教，澳夷原屬教門，多習天主教，但不許招授華人勾引入教，至為人心風俗之害。該夷保甲，務須逐戶查禁，毋許華人擅入天主教，按季取結，繳送。倘敢故違設教從教，與保甲夷目一並究處，分別驅逐出澳。

清政府的禁教令一直延續至鴉片戰爭時期。由於禁令時緊時鬆，因此雖然公開的傳教活動被禁止，但澳門傳教士仍偷偷摸摸地秘密傳教。據1810年統計，仍有歐籍教士31人在中國內地16個省秘密活動，招收教徒達25.5萬人。到1839年6月教徒估計達30萬人。而澳門在1830年估計有6,090名中國教徒，其中有7名中國神父。

三、新教派的傳教活動與澳門的關係

19世紀初，基督教新教派(即耶穌教)派遺英國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傳教。他於1807年9月7日到廣州。倫敦教會給他的指示是：先找個立足之地居住下來，教授英語或數學，學習漢語、編字典、譯聖經、然後伺機開展傳教活動。不久，馬禮遜發現在廣州無法活動，便於1808年特赴澳門定居。當時澳門是基督舊教派(天主教)的基地，馬禮遜為了避免矛盾，不敢公開其傳教士的身份。他在東印度公司謀得一個工作，擔任翻譯，以合法身份從事活動。馬禮遜經過年在廣州印刷發行，後又與人合作翻譯了聖經舊約多年努力，終於將聖經新約全書譯成中文，於1814全書於1819年出版。基督教經典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出版，使得全部原始教義得完整地向中國人介紹，馬禮遜功不可沒。

與此同時，馬禮遜也從1817年起，陸續出版他所編篡的《華英字典》，到1823年出齊六卷，全書為四開大本，共4595頁，僅從《康熙字典》收進的漢字加以英譯就有4萬餘字之多，工程浩大，為溝通英中文化作出了貢獻。他的工作也受到了英王喬治四世的高度嘉獎。

其後馬禮遜於1834年被任命為英國副領事，他為這次榮升感到興奮不已，表示決心：“在所擔任的新崗位上忠於我的天主。”但是他上任不到一個月，便由於過度興奮和辛勞，而於8月1日在澳門病故。1843年澳門外僑在馬禮遜墓上立了一塊石碑，碑文寫道：

嘗聞天地間有萬世不朽之人，端賴其人有萬世不朽之言行。如我英國之羅伯·馬禮遜者，乃萬世不朽之人也。(6)

繼馬禮遜之後，其它新教傳教士接踵來華活動，著名的有裨治文、衛三畏、伯駕和郭士立等人。他們以馬禮遜為榜樣，打著傳教旗號，幹著各種事務。

首先，偵察我國沿海地區防務、搜集政治、軍事、經濟情報。郭士立等人從1831年期間，至少進行了十次偵察活動。其範圍包括廈門、台灣、福州、寧波、上海等地區口岸，返回澳門後，將所搜集的情報交給東印度公司轉送英國政府，供對華決策時參考。

其次，從事鴉片走私的商人爭相以優厚待遇聘用教士充當嚮導，前往中國或沿海地區推銷鴉片。郭士立帶領美國商人沿海北上，一直竄至東北奉天地區沿海，為鴉片貿易開辟多種渠道。

再次，編輯出版《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為侵略戰爭製造輿論。1832年5月，由傳教士裨治文主持編輯的《中國叢報》(月刊)先後在廣州和澳門出版。該刊鼓吹對中國政府採取強硬政策，煽動使用武力以叩開中國的大門。這份英文月刊代表了華英美商人的立場，對當時美國政府製訂侵華政策具有一定的影響。該刊至1851年停刊，20年間刊載了許多有關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民俗的調查研究資料，對研究中外關係史與國際關係史富有參考價值。

最後，開辦教會學校，也是這些新教教士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馬禮遜最早於1818年在馬六甲開辦英華書院，此後其他教士先後在廣州和澳門辦學。馬禮遜死後，1839年11月4日，第一所澳門西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在澳門開學。這所新學堂造就過一批人材。近代早期改良派容閎，曾於1841年起在該學堂讀了六年書。

【註】

(1)石由翰之助：《上川島和聖方濟各·沙勿略》·除村一學編：《支那文化談叢》，名取書店·昭和17年11日發行，頁34。

(2)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頁63。

(3)裴化行：《天主教16世紀在華傳教志》，商務印書館，1936，頁194、1 17。

(4)裴化行：《利瑪竇司鐸和當代中國社會》，東方學藝社，1943，第1冊，頁1-3。

(5)《馬禮遜回憶錄》，第2卷，頁254-255。

(6)《中國叢報》，1846年2月，頁105-106。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