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因聖保祿修道院成立400周年而顯得格外重要。這對於在其七座山丘之一建立起亞洲第一所西式大學的遠東上帝聖名之城-澳門來説，恰恰是當之無愧和值得自豪之尊貴的殊榮。
而聖母教堂修道院則可視為一種廣泛的文明交往活動-在戰略上由聖方濟各策劃、范禮安設計與推動並由利瑪竇天才執行的文化融合政策之必然結果。
在三個世紀的時間中，尤其是從1582-1773年，連續幾代耶穌會士在澳門領導了歷史上著名的極其崇高的天主教福音傳播和東西文明相互認知的運動。
至於耶穌會的文化融合政策，德國歷史學家沃夫崗，雷納德認為它是代替歐洲土地擴張之野蠻種族主義的特殊方式。
受到中國政府嘉獎的本世紀傑出漢學家約瑟夫·尼丹認為，耶穌會士在北京宮廷的作用是歷史上所有記載的最典型的文化融合現象。
恰巧，1982年馬賽拉塔紀念利瑪竇到達中國400周年的盛會上，保羅二世教皇斷言，正是“對中國古文化如此廣泛與深刻的瞭解，使意大利傳教士將之變為一座連接歐洲與中國文明的橋樑”。
16世紀末耶穌會士在澳門進行的構思和實踐，時至今日，尚無人能夠超越其上，今天生機勃勃仍然充滿生命活力。
當文化-文明的堡壘從內部大分化的威脅盤旋在21世紀上空時，這種經歷作為跨文化之世界性奮鬥中值得記憶的片斷今天又重新回到了現實。
澳門文化司署的喉舌《文化雜誌》，謹以本期特刊專門奉獻給耶穌會，以此表示向他們在人類歷史上投入各種與文化相關的運動從而令人讚嘆的聚集了具有非凡人文價值的機構和個人，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
崇敬他們即意味著緬懷和紀念過去以及展望與預測未來。耶穌會面對像澳門這樣的國際舞臺的貢獻始終與他們的初創時刻緊密相連，就像幾個世紀以來創立並付諸實施的葡式亞洲市政管理方案一樣。耶穌會是造就這個完全獨立的，由葡-亞商人和居民、廣東商人和掌權階層與耶穌會傳教理想之間形成的有效聯盟的港口城市利益相關的三角形的第三邊。在這個三足鼎立的均勢中，耶穌會是東方社會的穩定力量和對內的巧妙庇護。
今天，耶穌會使澳門永葆活力並富於特色的例子仍然屢見不鮮-正是由於這種活力和特色以及偉大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澳門未來仍然將是中國與歐洲的會通點，永遠是科學、技術和人道主義交往的門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