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西亞諾·巴蒂斯塔一生及其藝術

馬西西諾·安托尼奧·巴蒂斯塔是十九世紀澳門最優秀的畫家。在他生前，其藝術雖未被人們完全漠視，但其作品的眞正藝術價値，却是人們在本世紀初，偶然發現的。

本世紀五十年代後，他的作品已成爲澳門高文化檔次的人們所注意的對象。一九一四年，席爾瓦·門德斯(Silva Mendes)稱他爲“傑出的水彩畫家”(1)。一九一八年，當時的《澳門》雜誌總編輯洪伯托·德·阿維拉(Hulmbertod Avelar)收集到一幅他的素描畫，這位總編輯對他的評價是: “時至今日，在澳門出生的最優秀的藝術家”(2)。十年，瑪麗亞·阿娜·塔瑪格尼尼參觀在當時的二龍喉(Palacete da Floar)擧辦的一次晝展。這是在澳門擧辦的第一次畫展。之後，塔瑪格尼尼寫文章評論說: “除喬治·錢納利之外，這一地區另外幾名畫家的作品也具有無可爭議的藝術價値，例如塞卡爾男爵(Barao do Cercal)、馬西亞諾·巴蒂斯塔等等(3)。”

一八二六年五月，馬西亞諾·巴蒂斯塔生於澳門。關於他的童年，人們所知甚少，祇知道他是曼努埃爾·喬金·巴蒂斯塔(Manuel Joaquim Batista)和阿娜·勞瑞亞娜(Ana Laureana)的私生子。後來，他的父親終於承認他是自己的合法後代。

年輕時，他家境似乎比較貧寒。儘管如此，他仍能就讀於“聖·若瑟神學院”(Seminaio de S. Jose)，這是一所高質量的敎會學校，招生對象爲葡籍男童。一八三八年六月，十二歲的馬西亞諾·巴蒂斯塔在該校小學部注册就讀(4)。

上述資料雖然簡單，却很說明問題。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 馬西亞諾·巴蒂斯塔的靑少年時期是在澳門度過，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澳門小伙子。據說在這一時期，他結識了喬治·錢納利。開始時，馬西亞諾·巴蒂斯塔還是個小孩子。據說他“整天跟在畫家後面”，隨時樂於幫助畫家幹任何事情，包括調配顏料等“雜活”。

年輕人的這種眞摯態度使畫家深受感動。由於我們不難猜到: 畫家逐漸與他結下了深厚的師徒友誼。在錢納利指導下，馬西亞諾·巴蒂斯終於成爲一名優秀的畫家。但旣便在他創立自己獨特的畫風之後，從他的作品中仍不難看到錢納利的影響。馬西亞諾·巴蒂斯塔晚期的作品可以說是最好的例證: 這些作品不僅在選材、風格上受錢納利影響，有些水彩畫甚至直接冠以“錢納利畫意”等標題。馬西亞諾·巴蒂斯塔曾在香港報紙上發表過一組風景畫，標題也是“香港風貌，已故畫家錢納利畫意”，“澳門風貌，已故畫家錢納利畫意”等等(6)。

目前大致可推測出: 馬西亞諾·巴蒂斯塔與錢納利間的師生友誼是在巴蒂斯塔從“聖·若澤神學院畢業之後發展起來的。不過在此之前，錢納利一直居住在澳門鵝眉街(R. lnacio Baptista)距“聖·若瑟神學院”很近。那時，他們很可能已經相識(7)。

一八三零年末，是錢納利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作爲一位在中國南部定居的最偉大的無神論藝術家，錢納利當時最突出的成就是體現在肖像畫創作方面。這一時期，他曾爲“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一批要人畫過肖像。當時該公司正値鼎盛時期，勢力遍佈印度、澳門、廣州及遠東其他地區。此前，錢納利居所曾幾度搬遷。最後，他在鵝眉街租下一幢房子，開設自己的畫室。其他地點在建築精美的老楞佐堂後面，距“東印公司”設在南灣街的寫字樓不遠。在這間畫室中，當時年事已高的錢納利創作了一批中等尺寸的水彩畫，題材多爲澳門或廣州風光。在這裏，他招收了一批歐洲籍學生，敎授素描和水彩畫的基礎知識(8)。錢納利不僅向他們傳授他當年在”倫敦皇家學院”(Academia Real de Londres)學到的傳統繪畫技巧，而且敎授素描，以及在當時尚屬新技法的水彩畫畫法。

巴蒂斯塔吸收了老師所傳授的部份基礎知識。在我看來，從巴蒂斯塔的畫中，能明顯看到十九世紀英國學院派風景畫的影響。當我們硏究分析其作品時，這點務請大家緊記。

巴蒂斯塔後半生所創作的水彩畫，畫面大多陽光明媚。然而，他後半生的生活却絕不像這些晝面所顯示的那麼寧靜。按照中國歷史學家們的觀點，十八世紀應以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二的鴉片戰爭爲界，分爲前後兩個部份。據當時衆多的目擊者說，澳門一度幾乎淪爲一片廢墟。阿貝·哈克(Abbe Huc)曾悲傷地評論說，當時的澳門就像一座鬼城，到處是被廢棄的豪華大屋。他甚至預言: 過不了幾年，澳門將會徹底消失(9)。一八五七年，美國一家不很有名的報刋也刋登過類似的消息，描述澳門“已成一片廢墟(10)從阿貝·哈克至十九世紀末的蒙塔托·熱蘇斯(Montalto Jesus)，不少人曾就此內容寫過大量記實文章。他們一致認爲: 香港成爲自由港，是澳門衰落的主要原因(11)。

談到馬西亞諾·巴蒂斯塔的私人生活，就不能不提到他移居香港一事。此事大約發生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根據現有資料，我們可確切地知道，一八五七年，他全家定居香港奧斯瓦爾朶平台路二號。此後，他本人一直居住在香港(12)。

他全家遷出澳門，顯然是爲生活所迫。蒙塔托·熱蘇斯在他的文章中，曾描寫過當時從澳門移居香港的人們在香港謀生的艱辛(13)。巴蒂斯塔的命運儘管不像文章中所描述的那麼悽慘，但相信也不會輕鬆愉快。

一八四八年，巴蒂斯塔與瑪麗婭·若澤法·羅莎里奧(Maria Josefa do Rosario)結婚。婚後妻子一共爲他生了十二個兒女。據一些當時的目擊者說，巴蒂斯塔移居香港也是出於婚後養家餬口的需要。席爾瓦·門德斯曾尖克地評論說: “西亞亞諾始終一貧如洗，因爲無論澳門、香港或廣州，都不是從事高尚、純粹的藝術活動的詩人、畫家落脚謀生之地”(14)。

因此，巴蒂斯塔不得不身兼數職: 畫家、美術敎師、描圖員、圖書插圖設計師、舞台美工等等。十九世紀末，他顯然還當過攝影師。

儘管如此，從他在香港落脚之日起，他的作品便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不久，當地開始刋登少量文章，評論他的作品，從而使其作品獲得了部份美術愛好者和收藏家的好評。香港報界關於巴蒂斯塔的第一篇評論，是一八五七月九月三日“中國郵報”(China Mail)刊登的一封來信。對我們來說，這封信不僅是一份珍貴的史料，而且是巴蒂斯塔藝術成就的歷史見證。來信請求大衆伸出援手，幫助巴蒂斯塔維持、發展他的藝術，而不要幫襯購買當時許多缺乏才氣的中國畫家成批生產的拙劣作品，這後一句話，顯然是指當時隨着“中國外銷畫”而與日俱增的那批缺乏想象力與創造性的美術家(15)。

巴蒂斯塔當時究竟創作些甚麼作品? 這些作品的“藝術質量”爲如此受推崇呢?

這批作品，我們可以分爲以下四類: 第一類，大幅風景畫，以水彩爲主，題材多爲港口、海景；第二類，中幅水彩風景畫册，題材也多爲海港、風景點，以及旅遊寫生；第三類，街景和街頭素描；第四類，歷史題材的繪畫和素描。

據我們所知，除此之外，他還繪製過不少舞台佈景，並爲一些雜誌畫過插圖。

上述分類祇是出於實際目的，出於將其作品系統整理之需要。關於巴蒂斯塔，帕特里科·康納(Patrick Connor)寫了一篇精彩的述評，刊登在本文後面。帕特里科認爲，巴蒂斯塔師承錢納利，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可明顯看到英國風景畫家和西方唯美派大師的影響。

我們認爲，“中國外銷畫”的畫師們雖主要追求貿易效果，但他們的畫風也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巴蒂斯塔的藝術。關於這一點，我們在硏究巴蒂斯塔作品時，不僅可從其畫風上看到一斑，而且從他的創作方式、技法，以及登廣告賣畫等方面，都可或多或少看到些痕跡。

巴蒂斯塔繪畫時，用色並不豐富。他偏愛使用藍、紅底色，配以綠、栗等顏色。他運筆則經常採用典型的中國畫筆法。關於這一點，在此祇需擧一個例子: 他的風景畫“福州碼頭”(Bund de Foochow)，現存賈梅士博物院。畫面中，他用一條紅線，勾勒出樓宇的輪廓，而未考慮三維空間的立體感效果。巴蒂斯塔將這種運筆技法與西洋畫的景深、色彩結合在一起。他最常用的顏色是藍色，因此，我們很難想象，假如他脫離了自己所處的東方環境，還能否使其作品保持原有的協調，能否發揮其用以描繪中國帆船、樹木的技法，能否施展其微妙的筆觸與色調。

巴蒂斯塔在香港期間，非常樂於與當地中國美術家交往，他的活動爲中西繪畫藝術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上述交流中，許多中國和日本畫家對西方繪畫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衆所周知，這一交流大大促進了廣州近代畫派的發展。席爾瓦·門德斯在當時就曾提到過“日本新學派”(Escola Nova no Vapao)(16)。

至於巴蒂斯塔作品的第四類，即歷史題材作品，則屬於典型的西方藝術。對於巴蒂斯塔這部份作品，席爾瓦·門德斯未給予積極的評價。此外，席爾瓦·門德斯還曾稱呼巴蒂斯塔爲“舞台佈景設計師”。巴蒂斯塔爲香港“城市劇院”繪製的一幅佈景，曾獲席爾瓦高度讚賞。但這究竟是指哪一幅佈景，人們不得而知。過去一般認爲這是指巴蒂斯塔爲香港業餘劇團首次在市政廳“皇家劇院”(Royal Theater)公演所繪製的舞台佈景，時間是一八六九年十一月。近年來，人們經過考證，發現上述說法不確切(17)。然而，有一點是確切可信的，即: 當時有一名英國企業家，名叫阿爾伯特·史密斯(Albert Smith)，對巴蒂斯塔的“繪畫天才”推崇備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巴蒂斯塔曾爲他繪製過一幅佈景畫(18)。

巴蒂斯塔現存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正在消失的澳門；從他的畫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古塔、城堡和十九世紀中國或歐洲風格的樓宇，而且可以看到當時常見於澳門、香港、廣州的式樣各異、色彩斑斕的中國帆船。

據我們所知，巴蒂斯塔定居香港後，曾至少回過一次澳門。他於一八七五年繪製的松山寫生素描，便是最好的證明。在此一年之前，澳門遭受四百年來最可怕的一次颱風襲擊。在這幅素描中，我們可以看到，巴蒂斯塔不僅畫出了遠處的松山、燈塔和古堡，而且在畫面的氣氛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表達了依戀澳門的鄉土之情。這幅畫不僅是澳門堅韌不拔的象徵，而且是巴蒂斯塔頑强個性的眞實寫照。這幅畫不僅向我們展示了畫家的藝術，而且展示了畫家本人。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畫家逝世於他在香港凱納街的住宅中。

參考書目

《錢納利與中國沿海地區繪畫》(Chinnery and China Coast Painting)，享利·西德尼·海利希爾(Herry-Hill, Henry and Sidney)著，一九七零年版。

《海中蛟龍--澳門的中國漁民》普里托·佩索托(Brito Peixoto)著，澳門海事博物館及海洋硏究中心一九八九年出版。

《鬼佬與中國人西方旅遊家在中國的十三個世紀》(Barbarians and Mandarins，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hes in Crina)，卡梅倫(Cameron，J)著，一九七零年紐約出版。

《中國南部所常見的各種帆船》(Lorchas，Juncos e Outros Barcos Usados no Sul da China)，卡莫那·雷奧內爾(Carmona，B. Leonel)著，一九八五年澳門政府印刷署出版。

《風景畫》(Landscape Into Art)，克拉克(Clark K. M.)著，倫敦塞德維克出版社一九五零年出版。

《中國外銷水彩畫集》，克倫斯(Cluns)著，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一九八四年出版。

科阿斯(Coates，A)爲羅特來芝·克根、保羅(Routledge & Kegan Paul所著《香港》一書撰寫的序言，一九六六年於倫敦出版。

《外國泥土》(Foreign Mud)，科利斯(Colis，M)著，倫敦菲伯出版社一九四六年出版。

《一九六零年至一八六零年的中國外銷藝術品》(The China Trade 1600-1860，康納(Conner，A)著，英國皇家美術館一九八六年出版。

《澳門-貿易與文化之城》(Macau，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a)，克萊莫(Cremer，R. D.)著，香港U E A有限公司出版。

《中國貿易外銷的繪畫、家俱、銀器以及其他工藝品》，克羅斯曼(Crossman，CL)著，一九七二年出版於普林斯頓。

《澳門歷史事件--澳門新聞滙編》，戈麥斯(Gomes，L，G)著，一九五四年出版於澳門。

《中國的門戶與十八、十九世紀的商港》(Gateways to China and Tradung Pert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es)，香港美術博物館編，J. S. P. 廷撰寫序言，香港文化學會一九八五年出版。

《他的畫室之作品》(Paintings of His Studio)，廷光(Tin-gqua)著，沃納撰寫序言，香港文化學會一九七六年出版。

錢納利其人及其傳奇赫特切恩著，香港“南華早報”一九七五年出版。

《中國貿易之外銷畫》(Pinturas da China Traoe)，澳門文化司署出版，出版日期不詳；古·努聶斯撰寫序言。

【注】

(1)見曼努埃爾·席爾瓦·門德斯(Manuel da Silva Mendes)著《澳門的進步》(O Progresso，11|。Ano, Macau)一書中“澳門的一所博物院”，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澳門出版。

(2)見《澳門文學、藝術與社會周刋》第一年第一期第十六頁，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3)見瑪麗婭·阿娜·塔瑪格尼尼(Maria Ana Tamagnini)著《澳門的一次藝術展覽》專集第九頁、第九十七頁。該專集包括論文、澳門地圖和各類統計圖表，一九二九年作爲葡萄牙展覽會展品，在西班牙塞維利亞展出。

(4)見文德泉神父(M. Teixira)著《澳門硏究》(Topoimia de Macau)一書第二卷四一三至四一五頁，一九八一年澳門政府印刷署出版；《喬治·錢納利誕辰二百周年》一書一一五至一一八頁，一九七四年在澳門出版。

(5)見海斯·霍利(Hayes Holly)著《巴蒂斯塔使神話變爲現實--讚錢納利的弟子》一文，該論文刋登於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日《南華早報》。另見曼努埃爾·席爾瓦·門德斯著《論中國藝術一文，該文刋登於《澳門文學、藝術與社會周刋》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版第二十六頁。

(6)見一八五七年九月三日和十一月五日《中國郵報》廣告版。

(7)見特塞依拉著《喬治·錢納利》書八十二頁至八十八頁。

(8)見香港美術館美術展覽目錄十五·三至十四·四，《錢納利諸弟子作品》。“香港文化學會”(Urban Council of Hong kong)一九八五年版。

(9)見哈克著《中央帝國》(The Chinese Empire)一書一四四頁，倫敦朗曼出版社一八五五年出版。

(10)該報名爲《對跖地》(Underdwn)，該文章已由澳門政府印刷署於一九七四年出版，標題爲澳門在一八七五年。該文章作者在第六頁寫道: 隨着廣州停止對外通商，澳門的繁榮已逐步恢復。

(11)蒙塔托·熱蘇斯在其著作《澳門歷史》(Macau Historico)第三六四至三六七頁，曾引述哈克的觀點，認爲亞瑪留總督使澳門的地位大大加强。見該書一九八四年牛津大學英文版。

(12)見一八五七年九月三日與十一月五日《中國郵報》廣告版。此外，赫特切恩在其著作《錢納利其人及其傳奇》(Chinnery, The Man and the Legend)第一三五頁曾寫道: 巴蒂斯塔移居香港後，曾與錢納利最有名的中國弟子“啉呱”(Lamqua)住在同一幢樓宇內。該書於一九七五年在香港出版。

(13)見蒙塔托·熱蘇斯著作《澳門歷史》英文版第三六六頁。

(14)見席爾瓦·門德斯著作《中國藝術》第二十七頁。

(15)見一八五七年九月三日《中國郵報》刋登之讀者來信，標題爲“他的作品物有所値”。

(16)見席爾瓦·門德斯著作《中國藝術》第二十七至二十八頁關於“日本新學派”的文章。席爾瓦在文章中還提到，巴蒂斯塔曾以賈梅士及其詩作“魯吉塔那人之歌”爲題材，畫過一幅畫，後該畫被人買去，運往英國。

(17)香港公共事務登記辦公室(Public Records Office)檔案中，並無有關巴蒂斯塔曾爲“香港城市劇院”工作過的註册登記。

(18)見阿爾伯特·史密斯著作《中國之往返》(To China and Back)，一九七四年香港出版。另見奧藍斯(J Or a nge)藏畫集。該藏晝集於一九二四年由倫敦桑頓·巴特沃斯出版社出版，內容包括一六五五年至一八六零年部份中國、香港和澳門畫家他作品。其中第三百頁和三六五、三六六頁幾幅作品，奧藍斯認爲都是巴蒂斯塔繪製的，但幾幅作品中，僅有一幅有畫家簽名，標題爲“快樂谷賽馬塲”(The pacecourse at Happy Valley)，

*塞薩爾·古聯·努聶斯，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碩士，專門硏究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之巴洛克藝術。本人生於巴拿馬。曾在數個歐洲國家學習或從事硏究工作。曾任香港大學藝術史敎授。目前擔任澳門賈梅士博物院副院長，並在市政廳負責美術展覽的組織工作和澳門藝術史硏究工作。發表過多篇論文和著作，組織擧辦過多次喬治·錢納利晝展，同時也是澳門畫家馬西亞諾·巴蒂斯塔首次私人畫展的組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