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唐·若奧五世在遠東的外交政策

潘日明神父*

^^引言 我們不贊成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奧利維拉·馬丁斯(Oliveira Martnis)爲首的對葡萄牙歷史和最後一個王朝的幾位國王進行的侮辱性的批判,相反,我們同意亞力山大·埃庫拉諾(Alexandre Herculano),桑塔倫(Santarém),子爵雅伊梅·科爾特桑(Iaime Cortesão),A. G. 馬托索(A. G. Matoso)(1)和維里西莫·塞隆(Verríssimo Serrão)(2)--在此我們祇列舉所有大歷史學家中的幾位--的看法,認爲,總的來說,我們的海外帝國雖然在西班牙菲利浦王朝奴役時期以及以後的幾年裏在東方丟失了一些像赫爾木茲、馬六甲、馬魯古羣島和錫蘭這個重要的領地,但我們卻在巴西,在非洲,甚至在東方重新奪得,並且擴大和鞏固了那些原來失去了的領地當中最好的部份。 從此,我們開始進入莫桑比克內地;在馬達加斯加站穩了腳跟;莫高(Mogor)皇帝把班達(Pondá)讓給我們,並向我國派遣使節;新卡斯特羅(Castelo Novo)侯爵(1741-1746)進行的“新的征服”使果阿的面積擴大了三倍;外交上和波斯取得接近;唐·若奧五世同中國大淸皇帝康熙(1662-1722)和和交趾國國王阮福調,或稱明王(1691-1725)互設豪華的使舘。 澳門是我們最遙遠、孤立的屬地,但它地處物產資源豐富,戰略位置重要的東南亞這一聯接印度次大陸和中國、日本兩大國的咽喉地帶附近,所以迫切需要保持並加强它在這一地區的商業和文化影響。 唐·佩德羅(D. Pedro)王子在無能的唐·阿豐索四世統治時期就曾向北京朝廷派去了特使(1667-1670),這是繼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1521)、吉爾·德·戈埃斯(Gil de Gois,1564)和其它幾任使節(3)失敗後,葡萄牙派往中國的第一個官方使團。 “大度者”(唐·若奧五世)繼續奉行這一正確政策,向“天朝”和交趾國各派去了兩個和一個使團。有關兩個前往中國的,分別以S. J. 安東尼奧·德·馬加良斯神父(P. e António de Magalh~aes,S. J. 1721-1722)和亞歷山大、麥德樂·德·索薩和梅內澤斯(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1726-1727)爲使節的使團的情况,已分别由若奧·德·德烏斯·拉莫斯博士(Dr. Joãs de Deus Ramos)在1988年4月給葡萄牙歷史協會的一份報告(4)中和儒迪斯·比克(Júdice Biker)在他的《和平與C條約、協議集》(Collecção de Tratados e Concertos de Pazes & C),卷六,和《澳門創業記》(Memóri a Sobre o Estabelecimanto de Macau, Lisboa, 1876)中得到了充份的硏究,所以,在本文中我們將單就派駐交趾國的那個使館情况作一番探討,它鮮爲人知,同時又表現出同美國前些年入侵越南有某些共同之處。 下面就讓我們來看看什麼是交趾國,它的政治、商業情况如何,它同澳門的關係,以及這一遣使故事中的兩位中心人物;安南“國王”和使節阿拉貢耶穌會士,胡安·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P. e Iuán Antómo Arnedo)又是何許人。我們就先來看看這位神父的生平事迹吧。 ^^使節其人 胡安·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於1660年3月21日出生在當時已被卡斯蒂利亞合併了的原阿拉貢王國的法拉羅納(Fararona)。1674年6月13日在薩拉貢沙(Saragoça)加入耶穌會。 1684年4月1日,阿爾內多神父取道里斯本,登舟前往東方。三年後抵達澳門。不久,參加在華傳敎團,在廣東(1687年10月1日)和江西省傳敎至少到1691年。返回澳門後,在聖母大學(聖保羅神學院)敎授神學。 大約在1693年(5),阿爾內多神父被派往交趾國,以緩解在此之前由阮王阮福溙(死於1691年)發起的對耶穌會士的迫害。而事實上,當時的繼位國王明王,即阮福調(1691-1725)也確實非常欣賞阿爾多神父的才幹,保護他不受任何干擾。 1695年,阿爾內多因準確地預測到一次日食而立即被任命爲皇家星象學家,到中國和巴達維亞(現在的雅加達)採購商品的御使和公曆第三編號人。這樣一來,外國傳敎士們就不便對公曆中出現的一些迷信思想說成是迷信了。 阿爾內多神父定居在土油的受孕聖母(N. a S. ra da Conceição)敎堂旁邊。這座敎堂是由皇家鑄造師若奧·達克魯斯(Ioãs da Craz)的兒子克萊門特·達克魯斯(Clemente da Crus)繼承他父親的職務、爵位和奉祿在此主持的。 另外,阿爾內多還分别是1701年,1708年,1712年和1714年度在交趾國的耶穌會使團的團長。 今天,我們還能看到阿爾內多神父於1700年7月31日寫於交趾國首府--順化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他談到了許多有關上文提到的那次宗敎迫害的細節情况),和有關他出使澳門、果阿和葡萄牙的一些資料。澳門舊議事局總部保存了許多這方面的材料,在本文中我們將選用其中的部份。 1715年3月22日,當阿爾內多神父繞過好望角時,不幸被高燒奪去了生命。在他去世之前,他把明王的國書和他帶給唐·若奧五世的其它材料委托給了他的助手曼努埃爾·博特略神父(P. e Manuel Botelho)。 套用一句東方諺語,我們可以說: “阿爾內多種樹,後人乘凉。” ^^印度支那的形成 從史前(後舊石器時代的hoabi nhiana文化,前新石器時代的hacsoniana文化和新石器時代的dongsoniana文化)起,印度支那半島就是一個不同種族和文化的交滙地帶。不過,這些文化和人種卻並不總是能相互溶合,共同發展的。譬如,由秦始皇(公元前224年)和漢室王朝(公元前202-公元後220)推動的向南邊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的大河平原地區的移民就是例證。中國人佔據這片土地十個世紀後,當地的語言和人種最終都中國化了。 隨着越南本土上李朝(1010-1224)這一越南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的建立,越南開始以獨立的政治形體出現。可是,當歷史進行到黎朝的黎孝宗(1516-1526)統治時期,皇室的權力在國內莫、鄭、阮三大權傾一方的家族的爭權奪勢過程中被削弱了。 1591年,鄭松在紅河三角洲推翻了莫氏家族,並於1592年重新建立黎朝,定都河內(當時稱升龍)。 從1660年起,鄭氏政權在東京得到了認可;與此同時,南方的交趾地區則被控制在阮氏家族手中。開始時,這兩大政權以江爲界,劃江而治,在1630-1631年間,則由東湖長城充當界線。 在1620年至1673年的越南戰爭中,南方的阮氏政權得到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幫助,戰後,在越南出現了歷時一個世紀的休戰期(1674-1774)。在這段時間裏,鄭氏終於完全廢黜了黎氏王權,取而代之;而阮氏則把它的領地擴張到了南方,併吞了占城這個由其餘的,如福安和林邑等繼續在藩里和高棉地區生息繁衍的印化古老城邦組成的鄰國。(6) 在與我國有關的那段時間裏,(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前三十年),阮王們把首府建在順化,有時也定在離沱(現在的峴港)七、八里格(légua)遠的茶蕎(Cacham,現在的廣南)。當時,交趾王國由以下省份組成。從此向南有: 廣平的四分之三、廣信、承天、廣南、廣義和以下他們將看到的由孝王阮福溙(1648-1687)徵得的占城國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一些省份。 當時,交趾國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整個越南最重要的國際交流中心是海濱城市令安。那時,日本在這裏擁有一塊富遮的殖民地,離沱(如今美國在這裏建有一個巨大的海軍軍事基地)祇有四至六里格遠。 1524年年中,杜亞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由海路來到這座海濱城市,並在一塊岩石上刻碑留念。1555年,費爾南·門德斯·比托(Fernão Mendes Pinto)來這裏時還見到了這塊石碑。據他說,在1540年時,我們就已經同帕塔尼蘇丹王后,高棉和交趾有了貿易來往。 當時同交趾的貿易,儘管由於還沒有錫、橡膠等原材料而利潤不是很大,但與同日本的貿易相比,則要自由,開放些。 那時,交趾最好的產品是沉香木或叫水木(香型的),從這種木材中提取的沉香質地最優。是皇家專營商品;另外,還事安息香、烏木、糖、多種麝香、肉桂、蘇門答臘胡椒、大米和Parceis (?)的燕窩。 與此相應,進入到自由港會安的外來商品有: 紅寶石、珍珠(中國的太監們對這種東西尤爲貪求)、布匹、黃金、大批的箱子、生絲、絲綢、澳門大炮、Secomilhas(?)、水銀、朱砂、中國木、大地毯、棉枷、nuno da linho(?)、陶瓷、鉛、硫磺、Salpetre(?)、茶、紙、日本的銅和白銀等。 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下令禁止日本和澳門之間的貿易,在澳門的葡籍人和中國人開始尋找,並且找到了新的貿易對象。其中最主要的當數會安、河內、馬尼拉(爲慶祝1642年葡萄牙本土的光復,其間的貿易中斷了兩年)和位於蘇拉威西島盡頭西端的望加錫。 當時,交趾國本土的、以及來自中國內地和澳門的賈商雲集會安,經銷各自的產品;日本的白銀和銅也隨處可見。此外,交趾國對所有的外國商人都實行開放。因此,會安城滙聚了所有種族的人和爲數衆多的土著安南人,其中尤以中國人和日本人爲多,佔了會安城居民人口的一大半。他們在城裏有自己獨立的生活區,按照他們本國的法令和習俗生活。(7) 儘管這些貿易數額巨大,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彌補了因日本人關閉長崎這一大市塲帶來的損失,但由於王公大臣們的貪得無厭,橫征暴斂--他們將商人所能獲得的利潤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就像以後在廣東的Hong氏所做的那樣),庶民百姓從中得到甚微;加上新的市塲的開放,精明的廣東商人的競爭(在同等條件下沒有人競爭得過他們)以及1674年至1774年間印度支那南北雙方的和平共處,致使到了十八世紀時,商旅往來和商品貿易開始減少。對於這種情况,早在1635年安東尼奧·布加洛(António Bocarro)就曾宣稱: 這項貿易“欠考慮”,它之所以繼續下去,更重要的原因是爲了支持天主敎使團。(8) 在1614年日本對傳敎士的最大規模驅逐之後,耶穌會士們於1615年1月18日進入交趾國。爲此,費爾南多·達科斯塔(Feruando da Costa)船長率領澳門議事局--澳門城的行政管理當局,到1835年止--的一個代表團拜見了國王阮磺(1600-1615)。這位國工反叛北部的黎朝皇帝黎敬宗(1600-1619),越南國再次陷入混亂狀態、這就是越南,包括今天在內的社會政治分裂不統一的根源所在。 曾在1630-1631年間修築上文提到的東湖長城的Sai王阮福源(1613-1635)是個寬容的君主,在他統治時期,天主敎在開始傳播的頭十年裏就吸引了20,000信徒,甚至連國王的妺妺巴·瑪麗亞·瑪達萊納(Bá Marí a Ma dalena)也受說入敎,並且,直到1664年,一直是天主敎的巨大支柱。然而就在這一年掀起的對天主敎的瘋狂迫害的汹湧浪潮面前,她退卻了,叛離了天主敎。不過,之後她又隨許多富人一起重返敎門,熱情不減當年。(9) ^^交趾國與澳門的交往 當時,在交趾的葡萄牙人定居在沱(1617)和會安。這兩座城市,連同廣南和沿海島嶼占婆島,是幾個主要的基督敎區。從馬六甲來的葡萄牙商人也落腳此地。可是,我們卻一直沒能建成一個貿易點,更談不上是修築城堡了。 儘管如此,1621年新到任的使節拉斐爾·卡爾內羅·德·西克拉(Rafael Carneiro de Sigueira)(10)帶着他的同伴--使團視察員S. I. 曼努埃爾·費爾南德斯神父(P. e Manuel Fernandes,S. J.)到來時還是受到了隆重的歡迎,並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績。 在1622年7月6日從交趾寫給省區大主敎的一封長信中,費爾南德斯詳細地叙述了旅途以及這次出使的情况。(11) 他們是於1621年12月29日離開澳門的,不久就遇上了風暴,他們被迫躱到一座小樹林裏去,並在那裏過了夜。四天後他們靠近交趾沿海,第五天,抵達一河流入海口的大海灣。他們拋下錨去,可是錨死死地勾住了海底,而船卻被重重巨浪推到了岩石林立的海岸,在那裏,他們終於拴住了船。 由於海風很大,他們就在那裏停留了兩天。第三天,他們動身來到了沱港,這已是1622年1月5日,主領洗節前夕。 弗朗西斯科·比納神父(12)(P. e Francisco Pina)和依爾蒙·保羅(Irmão Paulo)到港口迎接他們,並帶他們來到了6-7里格之外的會安。一間牆壁和屋頂都用茅草搭成的房子爲作借用的敎堂。 在來之前,澳門省區大主敎就曾指示他們,到了這裏之後,先詢問一下,神父陪同使節一起進宮拜見國王是否合適。回答是肯定的。於是,決定讓費爾南德斯神父、皮納神父和依爾蒙·保羅去。當時沒來得及向在占婆島的各位神父徵求意見。不過,當他們之後得知這一決定時都表示贊同。 於是,使節帶領他的兩位隨同和三名耶穌會士前往廣南省的首府--廣南城,在拜見國王之前,他們要首先拜訪居住在這裏的太守和皇家總管。 他們對總管他們說他們是從澳門來的,有禮物要交給國王。管理抄走了禮物的淸單,擺酒宴熱情地款待他們。“高高的盤子裏堆滿了吃的: 有肉、魚、水果、各種點心……所有食物都盛在很乾淨的中國瓷器裏。” 之後,他們回到了距離廣南僅一里格遠的會安。過了八至十天,國王派來一條船,五名士兵接他們,一行人由峴港出發,走了三天海道,三天河道之後,於1月31日傍晚時分抵達順化。 奉國王之命,一位大臣到碼頭迎接他們,並把他們帶到他家安頓下來。這位大臣的家是“用看上去不錯的老撾布裝飾的。” 國王讓人打着宮燈、華蓋、在大臣的陪同下,在宮殿門口等候。 “我們從一相當開闊的庭院走進去”,費爾南德斯神父這樣寫道: “過了庭院,走向一座迴廊。祇見國王身居其中,等候我們。其兩邊,文武百宮依牆依次而立。於是,我們齊身向國王行禮,即作一深鞠躬。” 少項,國王令我等在其右下手就坐,那裏設有座位,即將細軟蓆子卷曲置於粗蓆子之上而成。 “我坐在第一個位子上,往下是皮納神父(翻譯)、依爾蒙·保羅和使節,最後是我帶去的一位隨從。” “因使節在這次和以後的會見中都讓我發言,我就把要說的內容分成兩部分講。首先我說,正如生活在這個友好的國度裏的葡萄牙人和倍受陛下隆恩的衆位神父能予以證實的,澳門和閣下(省區大主敎,也就是此書的接收者)派遣使節和我來拜見陛下,瞭解陛下的健康狀况,並賀聖安;同時也對陛下對各位神父所作的一切表示感謝,希望陛下能允許葡萄牙人到貴國港口來。” “國王非常感謝我們的這次拜訪,並隨即問起近幾年葡萄牙人爲什麼不像前些年那樣來這裏的原因以及其它附帶的一些事情。” “對於這一問題,我首先回答說,由於荷蘭人在日本宣稱,他們得到陛下的特許,可以駕船到貴國來,並且可以在貴國開設貿易點,所以,儘管澳門居民以及所有的葡萄牙人都知道這純屬揑造--因爲我們淸楚地知道,陛下是能明鑒是非善惡,不會慈悲授惠於像荷蘭人這樣的强盗之徒的--我們還是能望能從陛下這裏聽到事實眞相。因爲荷蘭人是我們的主要敵人,如果他們的船祇到陛下的港口來的話,我們的船就不能像陛下所希望的那樣到這裏來,我們葡萄牙人也就不能使陛下的這一願望得以滿足了。” “Sai王回答說,他沒有給荷蘭人這樣特許,同時表示歡迎葡萄牙人驅船到他的商埠來。因爲,孰是孰非,他很淸楚。在葡萄牙人身上,他總能發現許多眞正美好的東西,而從荷蘭人身上看到的,則是强盗行徑。另外,國王還就此事口授了一些新的旨意和詢問了一些别的事情。最後,示意他手下的人把托盤送上來(裏面盛有點心和食品)。” “這天是聖母行潔淨禮日的前夕(2月1日),是齋日,但根據在這裏獲得的經驗,我們還是讓他們上了食物,並少量地吃了些,否則是不禮貌的。” “國王滿意而深受啓發地同我們告别。臨行前,他說他將閲讀從澳門來的信,不久就會爲我們作出安排的。” “以同來時同樣的方式回到家後,我們收到了一封短簡和兩車米、兩罎子酒以及一萬個盒子。” “第三天,在參觀了御花園和裝配精良的輕型火炮後,國王一身同我們一樣的着裝,停在一間屋子裏與我們說話,這間屋子位於一塊練靶塲裏。” “國王下令向靶子開火,許多彈丸都擊中了目標。接着,又發射了一顆里斯本製造的彈丸,正中靶心。” “根據我們的意思,使節代表澳門許諾說,如果陛下不准荷蘭人來的話,那麼葡萄牙的船隻每年都將到這裏來。就此,國王也補充說,爲了鞏固這種友誼和讓葡萄牙人明瞭他對他們的友好情意,他希望能有部分葡萄牙人到這裏來定居,他將賜與他們土地,並在他們認爲最好的地方由他出資建造一座大敎堂,處處向我們展示了能夠期望得到的他的友好和愉悦的心迹。” “辭別時,國王留下話說,他將把他給澳門的信函和禮物送到會安來。之後,他還給我們住處送來十両銀子以資旅途之用。” “另外,由於我們通過第三者向國王提出私下接見弗郎西斯科·德·皮納神父的要求,國王下午就派人來傳皮納神父進宮。神父把所有事情都向國工作了通報,國王許諾實現我們所希望的一切,受到國王公開和私下裏的接見,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切都完成之後,我們回到廣南。我們送給王子一份禮物,並拜訪了其他能幫助我們獲得好的結局的大臣們,他們都表示願意幫忙。” 於是,Sai王給耶穌會傳敎士和澳門商人寫來一封信,批准他們去定居,信中說: “幾年前,荷蘭人派來一條船,申請在本國的居留權。由於他們不像常人一樣地行爲作事,所以我沒有批准他們。” “現在,我給你們寫這封短信,就是爲了向澳門議事局的衆位市議員以及葡萄牙‘偉大的神父’(耶穌會視察員)落實這件事的。隨信送上兩疋絲綢,作爲送給(澳門)這塊土地的一個紀念和友誼標誌。” “我很高興,以今往後,葡萄牙的船隻將來往本國,進行通商,在兩個友好國家之間互通有無。”(13) 然而,就在Sai王(即Om Tuy)統治時期,由於僧侶的挑撥煽動--佛敎是當地的國敎--乍然掀起了對天主敎最早的迫害,間接地影響了與澳門之間的貿易關係(1616,1625,1629,1633)。 一年一次,每年“神父城”的商船都要到交趾國去。有時還是大批的。 1646年,另一任使節,弗郎西斯科·科特林·德·馬加良斯(Francisco Cotrins de Mogalhães)被派往交趾國。他帶來了一支由印度總督唐·費利普·德·烏斯卡雷尼亞斯(D. Filipe de Moscarenhas)贈送的當年的8月3日軍團,以抗擊駐扎在加勒(“加勒角”,在錫蘭南部)的荷蘭人的破壞,同時也尋求在暹羅、高棉和交趾本地進行擴張。 在1651年7、8月的西南季風中,澳門迎來了“三條二桅小貨船和一隻Chó(?),它們是滿載着大批貨箱去交趾的,現在換得大量白銀和貨物回來了。不過,由於今年有許多商船去交趾,所以利潤不如去年豐厚。在這個時候,澳門總督若奧·德·索薩·佩雷拉(Joãs de Souscr Pereira)寫信給阮福(1640-1687),請求准許神父們在他的王國定居;並且,還將一門大炮作爲禮物送給他。由梅特洛·薩卡諾神父(P. e Metello Sacanno)和在會安的日本傳敎士,長崎的葡日混血兒佩羅·馬克斯神父(P. e Pero Marqués)護送前往。阮王回贈給澳門總督一份禮物,並允諾准許兩位神父居住在交趾。同時,這位國王還寫信給耶穌會視察員(在安南語裏,他稱他爲“偉大的神父”)薩巴斯蒂昂·達馬亞(Sebastião da Maia 1650-1651),對他的信和禮物表示感謝,並回贈了一份禮物給他;請他建議澳門總督爲他鑄造大炮,造成後,再派這兩位神父一道前來,他將賜與他們居留地。 下面就是當時這位國王寫的那封自私自利的信: (14) “我,交趾國王,致信澳門總督。 “我總是聽說,在人類世界,理性和公正總是被擺在第一位的;在鄰邦的交往中,忠誠可信是基礎。所以,澳門和交趾應該本着友好互益的宗旨團結一致,公道不昧的精神相互對待。 自我登位至今,一直沒有表示過我對閣下的友好情誼,然而,閣下卻送給我一門大炮,使我感動不已。如果閣下用得着本國的什麼東西的話我決不會吝嗇的。 “關於前幾個月閣下寫信來談及的請我准許耶穌會神父居住在本地之事,我說: 由於我的前輩們一直禁止他們在本國定居,所以,我也就沿襲成規,未作新的改變。如今,旣然我們之間已經有了更深的瞭解和友誼,同時也由於我對閣下的敬愛和閣下在來信中表達的對我的敬重,我再也不能對此置若罔聞,推卸我應盡的巨大責任。我將准許他們到本國來定居。 “我再次說明,如果在我國有什麼東西都爲閣下所用的話,請通知我,會讓閣下滿意的。 “閣下要求我准許這兩位神父定居我國;事實上鄙國是如此陋小,而兩位神父則是如此偉大,以至對他們兩人中的每一個人來說,它都顯得狹小不能容身了。所以,我希望閣下不要求之過急。因爲,我想在我國領土擴大之後再讓他們來。 “現在我派人運來五千Cate(?)的銅。我深信閣下的友誼,所以想請閣下替我鑄成大炮。此擧將是閣下對我的巨大幫助,我將銘刻心中,永不忘懷。儘管這些大炮可以在我本土鑄造,但由於我對閣下的信任,我希望它們能在澳門鑄造。 “我讓這兩位神父(15)先回到閣下那裏,他們將協助完成此事,並口頭傳達我對閣下的尊敬和情誼。當(東北)季風來臨時,請閣下再派這兩位神父到本國來定居,同時告訴我能爲閣下做些什麼。我對閣下的友誼是眞誠的,希望閣下也如此對待我。 “我所需大炮的規格,或大或小,由閣下決定,祇要能將所有的銅都充分利用。閣下的這一恩德將如崇山峻嶺、高山流水,常留在我心間,永不消失。 “結閣下送來一份小禮物,雖然它賤不足惜,都表達了我的一片心意。雖然我們相距遙遠,可是當我寫這封信時,卻好像就同閣下當面親切交談一般。 “禮物包括以下一些東西: “二十疋上等絲綢;三段沉香木,重1Cate;兩隻犀牛角;六顆象牙,重100Cate。 “於1651年3月26日,本王就位第三年。” 這位國王還以同樣的措詞給他在這封信中提到的視察員(“偉大的神父”)寫了一封信,祇是比這封要短些。(16) 隨後,申請更多澳門大炮的訂單從位於峴港灣的Chunambeiro(?)接踵而來。而鑄成的炮遲遲不能返運又使這位吝嗇粗暴的孝王(阮福)火冒三丈。一怒之下,他命令將建在她姨奶奶巴·瑪麗亞家的敎堂夷爲平地。於是,佩羅·馬克斯神父連忙寫信到澳門。他在孝王這位政治勒索大師的脅迫之下提出的一些要求馬上得到了滿足。1659年,若奧·維埃拉(João Vieira)的一條船將所要大炮運抵交趾國。 於是,傳敎士們在會安被沒收的房子、花園得到發還,並獲權在那裏修建一座敎堂。 可是到了1664年,這位國王卻發起了一塲大規模的迫害運動,致使許多信徒叛敎(婦女們被扔向大象),也同時湧現出了三十七名傑出的殉敎者。有關這位迫害的情况,馬克斯神父分别用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作了眞實的記述,並用拉丁語寫成一篇槪述,總共35頁。這份材料現保存在位於馬德里萊昂大街的“皇家歷史學院總院”和耶穌會羅馬檔案館。(17)這塲災難是由一名同一日本女子結婚的中國瞎子Guico仿造日本褻瀆神明的做法,踐踏聖像,惡毒地挑起的。迫害過後,他落難逃到高棉,並在臨終前接受了洗禮。當時,災難的中心和審訊地點就在距離會安1里格的省府廣南城。 1671年,馬克斯神父被迫再次携帶10,000埃斯庫多前往澳門,爲阮福這位征服者購買更多的戰爭器材。 對此,任斯泰特(Ljungstedt)寫道: “澳門人在對交趾國作了調查之後,發現那裏的資源非常豐富,並且對他們又非常重要,於是在1685年的一次全體大會上作出決定,派‘聖母蒙薩拉特’號(N. a S. ra de Monserrate)船送印度總督唐·弗郎西斯科·德·塔沃拉(D. Francisco de Távora,1681-1686)的使者弗魯托奧斯·戈麥斯·萊特(Frutuoso Gomes Leite)前往交趾國。(18) 1689年2月19日,議事局決定再送兩門靑銅炮給阮王,並應市議員若奧·加西亞·德·羅安勒斯(João Garãa de Luares)的申請,由他的“聖·安東尼奧”(S. António)號船運送前往。由費利普·弗羅埃斯·德·夸德羅斯(Felipe Frois de Quadros)任船長,曼努埃爾·德·法利亞(Manuel de Faria)任代理。(19) 1691年,阮福去世,他繼位的兒子阮福淍(1691-1725)置父親的諾言於不顧,分别於1698年和1700年對敎會進行殘暴的迫害,斷絕了同澳門的貿易往來。 天主敎會和葡萄牙在交趾的存在的中流砥柱是澳門的混血兒若奧·達克魯斯(João da Cruz )。最早時,達克魯斯效命於高棉國王,並因工作突出而被提拔爲Ocunhá--省知府。當孝王阮福1658年後侵佔吳哥時,交趾軍隊把他擄掠到了順化。 他就在土油安下身,並在那裏修建了聖母敎堂,同巴托洛梅烏·達科斯塔(Bartolomere da Costa)、多明戈斯·富奇蒂(Domingos Fuciti)、若澤·康多(José Candone)和胡安·安東尼奧·阿爾內多諸神父生活在一起。當時,他還保留着Ocunhá的稱號,擔任皇家鑄造師,負責大炮、鐵盆以及其它器皿的鑄造工作。其中有些成品現在還保存在柬埔寨和越南。 孝王在此之前就是憑借他已擁有的這種鑄造比歐洲國家的更加精細的大炮,從1611年就被阮磺佔領了的占城國的富安省一直於1653年打到了藩朗江傍,並設立了藩朗省。 1658年,孝王入侵高棉(眞臘),佔領了西貢(今天的胡志明市),所以若奧·達克魯斯稱阮福是“交趾、占城和高棉三國的君主。”確實,由於擁有了澳門以及他自己製造的大炮,占城國作爲一個印支文化的國家消失了。 在與侵入葡萄牙在遠東保敎區的朗貝爾·德·拉莫特(Lambert de Lamotte)主敎爭奪敎權的衝突中,由於傳敎會--當時裏面麕集了葡萄牙的敵人和路易十四的擁護者--單方面的決定,使得以前一直支持若奧·達克魯斯,是葡萄牙耶穌會士和我國權利的堅定捍衛者的孝王轉而支持法國人。 於是,這些法國人開始從政治和宗敎上滲入整個印度支那,殘殺當地的葡萄牙人。至少有幾十名修道士和一名神父慘遭殺害。 我們的這些敵人用心險惡,手段毒辣,若奧達克魯斯和曾一度繼承了他的名望和權力的他的兒子--克萊蒙托(Clemente)的命運由此轉悖。若奧·達克魯斯終於1682年離開了人世。他在世時的年薪是500埃斯庫多,維持家庭生活有餘。 達克魯斯的死是受到了他眼看着手下的一些神父遭到敎皇(英諾森十一世)的違反中國1680年1月28日的慶典的聖諭的叛罰,和一些有影響的傳敎士被驅出境產生的憂鬱情緒影響。當時,就皇家星象學家阿爾內多、科學家若奧·洛雷羅(João Loureiro)和醫生若奧·科夫勒(João Koffler,即Thay Nhien)沒遭到流放和敎皇的判罰。 像這種沒有公道、令人費解的事情在天主敎使團的歷史上是從沒有過的。這一寃案直到敎皇庇護十二世才給予糾正和平反(1939年12月8日))。然而,當其時也,這一惡行已經在整個東方得逞,不能挽回了。(20)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由於法蘭西帝國主義野心和敎會對我們的排擁,葡萄牙在東南亞地區的存在已是奄奄一息,因此,使節阿爾內多神父連續向葡萄牙國王唐·若奧五世上奏書表。 ^^阿爾內多的三重使節身份 主要是憑着孝王的能征善戰,交趾國的領土擴張到了有史以來的最大範圍,並且在澳門和葡萄牙大炮的協助下得到了鞏固。那麼,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它又是怎樣衰落、並最終在法國人手中分崩瓦解的。 1691年,孝王阮福駕崩,他的兒子阮福凋繼位,他沒有履行他父親的諾言,支持澳門人和它們正處於上升時期的天主敎使團,反而打擊迫害敎會。在1698年間,推倒了克萊門特·達克魯絲自己的小敎堂,並對着他父母的墳墓念咒語。1700年,終於斷絕了同澳門的貿易往來。 1710年7月16日,議事局檢查官加斯帕爾·弗朗西斯科·達西爾瓦(Gaspar Francisco de Silva)乘坐“巡訪聖母”號(N. a S. ra da Vitação)巡洋艦抵達澳門,帶來了唐·若奧五世對澳門城所有特權的確認書。 這時候,交趾同我們的關係已近崩潰,祇有一個人可望挽回這種局面。他就是皇家星象學家阿爾內多神父。他在所有的危機中都沒有受到一點傷害。 於是,耶穌會視察員米格爾·阿馬拉爾(Miguel Amaral)傳令他前來澳門。交趾國新任國王明王利用這個機會,任命阿爾內多神父爲他的使者,負責同澳門重建正常關係。 阿馬拉爾神父把阿爾內多使節的到達日期通知了議事局。1712年8月25日,在本月市議員加斯帕爾·馬丁斯(Gospar Wartins)的主持下,召開會議討論迎接的規格問題。 “大家一致決定……下令召集所有的軍人(21名士兵,3名軍官),從右大街(現在叫中央大街)到議事局門口列隊迎候使節。有兩人將坐轎前往聖母學院(聖保羅神學院)迎接他進城。主席團決定請阿爾內多神父的兩位最佳陪同若澤·達庫尼亞·德·埃薩(José da Cunha d'Eça )和路易斯·桑切斯·德·卡塞雷斯(Luis Sanches de Cáceres)前去。在議事亭裏,決定擺一把靠椅,下面一定要墊上一塊大地氈;它前面是一把扶椅,在食品台(台口要朝外)的右邊放一個軟墊櫈子。此外,還決定在山上城堡裏準備九響禮炮。” 當天下午,胡安·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來到了議事亭。“作爲交趾國王的使者出使澳門,遞交了交趾國王分大臣們的一封委任證書和‘海軍司令王子’寫給議事局的一封私人信件。這些材料曾經都保存在(澳門)市檔案館裏。” 在一位無名氏撰寫的《史實錄》(Collecção de Vários factos)(21)裏,作者對歡迎儀式作了更多的細節描寫: 使節“坐着Manxelha(原文如此)來了。他後面是四名陪他一起來的,也乘坐Manxelha,身穿民族服裝的交趾人,前面則是分坐三乘Manxelha的路易斯、桑切斯·德·卡塞雷斯、若澤-達庫尼亞·德·埃薩和另一位交趾人,他帶來了一封信和四名騎着小馬駒的侍從。就這樣,他們來到了城門口,(22)受到了議事局衆官員的迎接,山上炮台裏也鳴響了九聲禮炮。” 由於阿爾內多帶來了交趾人作他的陪同,所以,“幾天後”,市議員們去他下榻的神學院--聖母大學拜訪了使節。 10月5日,議事局書面通知使節,已經決定派曼努埃爾·法瓦紹(Manuel Favacho)(23)的“法蘭西岩間聖母”號(N. a S. ra da Penha de Fransa)巡洋艦運送他回交趾國。對此,阿爾內多神父於10月8日非常客氣地作了答覆。但最終他卻選中了路易斯、桑切斯·德·加塞雷斯的“快樂旅行聖母”(N. a S. ra da Boa Viagen)號單桅小艇(許是商船)。使節回交趾時,祇給明王帶去一個價値約六十両銀子的Saguate。這是因爲當時澳門經濟拮據,同時也不値得送給交趾國王更多的東西。 1714年4月15日,由少尉書記官曼努埃爾·皮雷斯·德·莫拉(Manuel Pires de Moura)執筆給明王寫去一封信,要求“在最合適的地方”建一個貿易點,送信船(或是單桅小艇、或是巡洋艦)船長是曼努埃爾·維迪卡爾·吉安(Manuel Vidial Giam)。 議事局把所有這些經過都向果阿總督作了滙報。總督同意同交趾國重建貿易關係,並命令於1714年春季以交趾國使者的身份前來果阿的阿爾內多神父“以同樣的身份前往里斯本宮廷,”並且,根據明王的意思,要“在五、六天內(這年的5月12或13日)公開進入里斯本。”瓦斯科·費爾南德斯·塞薩爾·德·梅內澤斯(Vasco Fernaudes César de Meneses)對路易斯·桑切斯·德·卡塞雷斯進行了嘉獎,以表彰他在爲國王效勞的過程中不惜喪失家產,歷盡艱險,“最近,如果不是南方艦隊的及時相救,他定將難逃野蠻人(24)的魔爪。” 1715年8月13日,在議事局裏看到一封交趾國王寫來的信,他送來了一Saguate,其中“包括Unra Peça de Loa(?),兩杠包銅長矛,兩種共計六十左右(原文如此)的東西,幾Cate的胡椒,五、六Cate的燕窩兩和三、三十Cate的魚翅。後兩樣東西運到時都已變質。所有這些東西,除了長矛以外,都分給了議事局的文武官員。”(25) 由於加塞雷斯經歷的損失和重新掀起的對敎會的迫害,沒有任何澳門商人願意響應果阿總督的號召,前往交趾國經商。 有關阿爾內多使節在果阿和在前往途中發生的事情,除了知道他遇到可能是來自安達曼羣島的“野蠻人”,或是馬拉巴爾海盗,受到驚嚇之外,我們祇有果阿總督同於1715年寫給唐·若奧五世的兩封信。 第一封信寫到: “去年(1714年)4月,耶穌會神父胡安·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乘坐路易斯·桑切斯·德·加塞雷斯的小艇以那位國王(明王)的使者的身份來到果阿。到了(果阿)後,他介紹他此行的目的。爲此,他將以同樣的身份前往里斯本宮廷,當面奏知陛下。 “如果他這次的使命是基於兩個目的的話,竊以爲不能讓其中任何一個得逞。 “首先,這位國王想讓我們同他建立貿易關係,可是,當澳門、果阿以及我們本國的商船前去時,能供交易的商品卻寥寥無幾。因此,儘管這條航線方便易行,但是,我懷疑澳門的商人是否還願意去。再說,在它的周邊地區商品又很豐富。 “(明王)許諾完全徹底、持久地結束直至今天還在實行的對那裏的基督敎徒的迫害。毫無疑問,以後傳敎士們可以在那個傳敎區裏公開地宣講《福音書》和上帝一詞,而不會受到任何阻礙了。這是前所未有的。這是一項收益最大,同時也是陸下把它置於其它一切之上的交易,所以,陛下祇需處理好此事,使之得以順利進行,並且確定下來之後,陛下就可以傳播基督敎信仰,絕滅偶象崇拜了。 “如果,爲了使這一漂浮不定的事情得以穩定、牢固、持久,有必要派些商船前往那個王國的話,我們完全可以找些澳門的船隻來完成。因爲,儘管做這趟生意不大,但是我們這邊(葡印當局。確定澳門經商路線的地方)可以允許這些到那裏經商的船隻順道前往帝汶島(我們每年都要從這裏引進檀香木)。這樣,他們就不會不願意做這趟生意了。如此定期地派些商船前去,也就能部份地滿足交趾國王的需求了。 “願上帝保佑至高無上的陛下萬壽無疆,幸福永年。 (日期和總督簽名)”(26) 第二封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陛下: “現通過海外委員會謹將這次胡安·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來果阿以及乘季風前來參見陛下的惓惓忱心奏知陛下。 “在同這位神父進行了多次的交談之後,我發現他並沒有完全對傳敎會的傳敎士們失去情誼,而去全力偏袒法國敎派的追隨者,所以,由於他決定要去羅馬,我想,如果我對這個人的判斷沒有偏差的話,陛下還是批准他前往(羅馬)敎廷比較合適。 “願上帝保佑至高無上的陛下萬壽無疆,幸福永年。 (日期和總督的簽名)”(27) 有關胡安·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出使唐·若奧五世的經過以及澳門在同交趾國進行貿易中遇到的一些困難,1717年議事局在寫給明王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 “尊敬的陛下: “陛下對我們澳門城的無以倫比的仁慈厚愛迫使我們通過這封信向陛下表達我們的眞誠謝意,同時也向您詳細報告陛下派遣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出使我們葡萄牙國王陛下的情况。 “首先,我們大家都對貴使者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的中途去世深感痛心。 “阿爾內多神父是於1715年1月20日(28)乘坐印度總督先生送給他的一艘大船起程的,過了一個半月,神父患病、發燒,15天後--同年的5月22日不幸去世。臨終前,他讓陪同他從果阿一道前往的另一位叫曼努埃爾·博特略(Manuel Botelho)的神父接替他擔任陛下的使者,並把信和Sagoate(一把金刀)交給了他,請他到里斯本宮廷代理使者職務,把這一切都交給我國國王。 “1715年9月25日,這位代理使者抵達里斯本,他即行使使命,向我國國王遞交了陛下的信。我國國王以應有的敬意、非常感動和愼重地收下了,並且於1716年5月14日派一位叫瓦雷拉(Varelhe)神父的修道士換乘另一條船從里斯本出發,遞送他寫給陛下的信和Saguate,瓦雷拉神父於當年8月30日抵達澳門,但不久患病,於這年的9月27日在這裏去世。 “乘這條船來的還有一位收安東尼奧·弗萊雷(António Freire)的修道士。他學識淵博,性情高尚,倍受衆人的敬重。(29)他是大夫若奧·巴普蒂斯塔·桑那(João Baptista Sanna)(30)神父他同胞兄弟,這次來是爲了想看看他,並一起留在貴國。據此,我們選他接任我國國王向陛下派遣的使節,由他送交信件和Sagoate。這些東西他都會交給陛下的。 “我們非常遺憾印度總督贈與陛下的馬沒能活着運抵澳門,在半路中死去。這些馬雖然非常健壯,但由於沒有他們習慣的鮮嫩的牧草,又是長期囚困於船中,一路漂洋過海,經歷變幻莫測的氣候,終不能活着到達這裏。 “這位總督和我們的國王(唐·若奧五世)一再多次地指示我們要搞好澳門和貴國--交趾王國之間的貿易,我們希望這也是陛下的心願。 “可是,由於澳門商人們在貴國要遵行的某些在其餘我們的船隻祇前往經商的衆多王國裏都沒有的習例,使得他們在去貴國經商時,不僅不能獲利,反而肯定都得遭受損失,所以,我們不能夠强迫任何一個澳門居民駕船前來貴國經商。不過,如果陛下能降恩,爲本城商船免去這些習例,以便他們能從這些交易中獲得必要的和合理的利潤,他們將非常願意到貴國去。如此,陛下可以增加金庫的收入,我們也不會受損失,兩全其美。 第一條習例是,在對前往貴國的商船所帶貨物進行估價時,簽定官們對那些在貴國不很受歡迎的商品定高價,而對那些很受歡迎、可以獲利的商品則定以很低的價格,然後,將這部份商品以這種低價拿去分攤了,把那些不能贏利的商品留給了商船的代理人。 “這一做法的結果是;這些商人蒙受了無法估量的巨大損失,使澳門和交趾國之間的貿易不能進行下去。 “爲了確立這一貿易往來,有必要請陸下爲這些澳門商船免去這一習例,同時,有效地命令手下負責的大臣,不論對有利可圖的還是無利可圖的任何商品都不能作出這類的估價,而應該像在別的我們的船隻前往經商的王國和商埠裏通行的那樣,對所有的商品徵收百分之八的稅。同時,希望陛下或是任何一位大臣在買東西時能按照買賣雙方確定好的價格進行,這樣,當船長和商船代理人不在塲時,就不會有任何的糾紛了。對那些因定價低而不滿意的商人,就給他們提高價格,直到他們滿意爲止。這樣,陛下就可以對這些高價商品徵收更多的稅,增加金庫的收入。 “另外,也必須迫使鑒定官們或負責定價的人收購那些不很受歡迎但被他們定以高價的商品,並以這樣價格結算;或者,他們必須按照陛下的有效命令,對這些商品作出公正的估價。 “第二條習例是: 由商船的船長和代理人支付貴國海關大臣們的酬金和飲食費用。因此,需要請陛下有效地下令,規定上述酬金和飲食費用從澳門商船在陛下海關交付的稅中支取;同時命令,對澳門商船祇根據預先的估價,對每條船所帶商品徵收百分之八的稅,然後從這些稅中支取海關大臣們的酬金和飲食費,其餘的交給陛下成陸下指定的人。 “第三條27例是;不及時放行前來貴國經商的商船,以便他們能順風取道返回,而是拖得很晚,在季風過後、或是季風末期才放行,這樣逆風出港,船隻或是被吹得完全迷失方向、或是又被吹回原出發港、或是被吹到別的港口去,在那裏呆上將進一年的時間,花銷巨大,損失嚴重。 “因此,澳門的商船必須在7月25日之前從交趾出發返航。希望陛下能有效地下令,在這一天之前向商船船長,代理人以及其他人付淸所購買商品的所有錢款;澳門的商船不能因任何別的障礙在貴國的任何港口被扣留,拖延時間。 “爲了更加保險起見,我們請求陛下能下一道旨詔示所有這些命令,並一條條地列淸楚,使之能眞正確實有效地得以遵行;同時,請陛下賜與我們一道您的旨令,以便前往貴國經商的澳門商船能帶上它,確保它的有效執行。 “有了陛下的這些命令之後,本城的商船就會前往貴國,祇有那些我們無能爲力的海上不測風雲才能阻止它們的旅行,對此我們將深表遺憾。 “對所有這一切,我們將非常感謝,並隨時準備爲陛下服務。最後恭請陛下接受我們與此信一起獻上的眞摯友誼。願上帝保佑陛下萬壽無疆。”(31) 此外,我們還保存有一封交趾國明王寫給“葡萄牙國王唐·若奧五世閣下”的重要信件。信中寫道: “交趾國王希望上天爲這位好人引航指路,讓他把這封信送到閣下的宮中。在這個世界上,同一個太陽可以照亮地球周圓的各方各角,而廣闊無垠的汪洋大海則能阻止兩地間聲與聲的傳遞。 前些年,一條澳門的船來到本國,使我有緣得知閣下富饒美麗的王國全境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並有一些非常珍奇寶貴的東西;人們遵守道德規範、注重忠誠、互愛和公正無私。所以,愼重考慮後,我派我的數學院主席胡安·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充滿敬意地向陸下遞交我的一封信,一把金刀和一些別的東西。這些東西,由於胡安·安東尼奧·阿爾內多神父意外地在中途病逝,幾乎沒能實現我不遠千里安全運抵的良好心願。雖然這些東西最終由隨行者代理送抵閣下面前,但在我們交趾國,大家都爲失去這樣一位傑出的使者而感到不可言諭的痛心。現在,我再次備下本國的一些土產,隨同這封短信一起送上,略表我的一片心意。這些東西將首先送到澳門城,以待他日有機會時再進獻於閣下。我確信閣下會很高興收到它的。 現在,我所希望的是能有大批的賈商來本國經商,給我們帶來珍貴的絲綢。那些來這裏的商人們將會得到相應的好處,並可以在同一天裏返航。這種相互之間的交往,將會像一朶重新開放的美麗花朶一樣,長盛不衰。爲此目的,謹以此書寄於閣下。1717年8月12日。” 市政廳檔案館裏關於與交趾國的交往情况的材料還一直往下延續好幾年,但據核實都沒有取得什麼値得稱道的結果,原因很顯然: 地方當局對商人敲詐勒索,使他們勞而無獲;宗敎迫害;西山地區的內戰,王室沒落;法國人的干預;以及同傳敎會宗座代牧的敎權衝突等等。 由於法國商人佩德羅·普瓦夫爾(Pedro Poivre)的卑鄙無恥,1750年,在武王阮福闊(1738-1765)統治時期,迫害浪潮狂風乍起。這位國王准許法國人在會安設立貿易點,進行自由貿易。 5月6日,Ong Cai An-tin下令拘捕所有的傳敎士,並沒收他們的財產。8月26日凌晨二點鐘,27名傳敎士來到船長曼努埃爾·馬托烏斯(Manuel Mateus)的“聖·路易斯”(S. Luís)號船上,前往澳門。他們當中有八名耶穌會士,八名方濟各會會士,二名意大利傳敎會成員和九名法國人。祇有御醫,來自布拉格(Braga)的耶穌會士若奧·科夫勒(João Koffler)沒有受到騷擾。 1751年2月27日,路易斯·科埃略(Luís Coelho)向議事局提出申請,要求乘他自己的“聖·安東尼奧”(S. António)號船前往交趾國,當面消除國王對傳敎士們的誤解,議事局於4月17日予以批准。當時,在交趾國有80,000名天主敎徒。 1751年11月3日,路易斯·科埃略通知議事局說,他在會安的倉庫,連同資金財物,以及在印度海岸的“聖·米格爾”(S. Miguel)號船都已盡皆喪失。 由於交趾國王向這位葡萄牙船長表示希望能得到一位醫生和一位星象學家,兩名耶穌會士(洛雷羅,Loureiro,傑出的植物學家,和蒙泰羅,Monteiro)乘路易斯·科特略和維森特·弗雷拉(Vicente Fereira)的“聖·保羅”(S. Paulo)號小艇的身前往。1765年,阮福闊去世,但這塲宗敎迫害並未因此而有所緩解。他的繼承者阮福順決心要在他所有的國民中禁絕天主敎。 以後的歷史用下列之句話來槪括: 十九世紀,在50年之內有100,000名殉敎者。僅在1874-1886年間,就有50,000名天主敎徒被害致死。這給法國人佔領交趾國的東京(Tonguim)以及之後的老撾和柬埔寨提供了借口。 ^^結語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國王唐·若奧五世--“大度者”幫助解決交趾國社會--宗敎問題的努力還顯得爲時過早,沒有取得成功。 1762年,耶穌會士們被從他們在遠東和東南亞地區的正處於上升期的傳敎地上驅逐出境,並被打入彭巴(Pombal)地牢,飽受其苦,就是像科夫勒這樣的外國人也未能逃此惡運。 失去了馬六甲之後,遠離葡萄牙和果阿的澳門要想在這個令像英國、法國這樣的歐洲帝國主義强國垂涎的地區保持葡萄牙的存在就顯得有些勢單力薄了,大家還記得,就在二十世紀初,法國終於在海南島前面的廣州灣擁有了一個基地,接着法國傳敎士又佔領了這個島,並把葡萄牙人(我們至今還記得的有比塔、Pita神父和保羅·Hó 神父)流放到了Shiu-Hing的西疆(SiKiang的譯音),整個廣東省,除了香港,都處在了法國努力範圍之內(法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幫助英國人佔領了廣東)。 這就是西方列强對滿淸帝國的瓜分掠奪。葡萄牙人祇好退避一旁,靜觀這般高漲的侵略浪潮汹湧而前以及在中國和日本掀起的反帝愛國運動的蓬勃發展。在1942-1945年間,在日本佔領時期,光東京就有二百萬越南人死於饑餓和黃熱病。1954年,胡志明領導的共產黨人從法國人手中收復了原來的東京城;之後,儘管美國人來勢駭人,整個越南最後還是於1975年落到了共產黨人手中。 滄海桑田,時移境遷。然而,在這些翻天覆地的動蕩之中,我們還是完整地保住了澳門這座“神名城”。 葉志良 譯 澳門聖保祿敎堂遺址(三巴聖蹟) 【註】 (1)《維爾博百科全書》(Enciclopédia Verbo) D. João V 一詞,卷Ⅱ,Cols-11。“公正地講,我們從他身上可以看出,他是更多地爲了祖國的强大而工作的君主之一,並且擅於在和平的氛圍中贏得當時所事國家對她的尊敬和讚美” (2)若阿金、維利西莫、西隆(Joaquinr Verrissimo Serrãs),《葡萄牙歷史》(História de Potngat)Verbo,1986年版,卷V,第270-276頁。 (3)弗朗西斯·皮門塔爾(Francisco Pimentel神父所著《葡萄牙國王特使曼努埃爾·德·薩爾達尼亞(Manuel de Saldanha)出使中國和韃靼國皇帝(1667-1670),北京皇宮之行簡述》(Breve Relação da Jornada que fez à Corte de Pequinr O Senhor Manuel de Saldanha, Embaixador Extraordinário de Rey de Portngal ao Euvperador da China e Tartaria 1667-1670)以及由博克斯(C. R. Borer)和布拉加(J. M. Praga)編註的一些近代資料,澳門,民族出版社(Imprensa Nacional),1942年版。 (4)除了這封簡短的報告外(作者慷慨地把報告手稿送給了我們),我們正懷着極大的興趣等待着拉莫斯博士(Dr. Ramos)已付梓的《S. J. 安東尼奧·德·馬加良斯神父全傳》(Bivgrafia Completa do P. e António de Magalhães,S. J. )的出版。 (5)S. J. 路易斯·普菲斯特(Louis Pfister. S. J.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 59-《有關古代在華使團耶穌會士的文獻和傳記介紹1552-1773》Notices Biographiques e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I'ancienne Mission de China (1552-1773),卷I,No.166,P.412,上海。這一著作經過多次修訂增補,我們還沒有最後一個版本。約瑟夫·德赫恩(Joseph Dehergne),《1552年至1800年在華耶穌會士列傳》(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羅馬,S. J. 歷史學院,1973年版,第16頁。文德泉神父。(P. e Manuel Teixeira)《澳門和它的主敎區》(Ma cau e Sua Diocese)XIV,“在越南的葡萄牙使團”(As Missóes Port uguesas no Vietname)第354-358頁。這兩位作者引證的史料有些零落,有時甚至是彼此矛盾的。這就需要我們對史料作更細緻的鑒定、綜合和整理,尤其是要作更多的硏究。此外,最後的批註也是我們責無旁貸的工作。我們應當記住歷史硏究永遠是沒有盡頭的。 (6)B. 維德拉·皮雷斯(B. Videira Pires)《葡萄牙--巴西文化百科全書》(Enciclopedia Luso-Brasileira de Cultura) Verbo出版。越南(Vietname),卷18,Cols110-119。 (7)潘日明神父(B. Videira,S. J.)《殉難使者》(A Embaixada Mártir),1988年,第二版,澳門文化學會,從第36頁往下。《十六世紀和十九世紀時的澳門--馬尼拉貿易往來》(A Viagen de Coméreio Macau-Manila nos Séaulos ⅩⅤⅠ e ⅩⅠⅩ),第二版,澳門海洋硏究中心,1987年版,從第33頁往下。 (8)參看W. J. M布什(W. J. M Bush)發表在《法國遠東學院簡報》(Bulletin de I'École Française de I’Extréine Oriente)第XXVI册,1936年。第1分册,第125-126頁的《在印度支那的尼日蘭德印度公司》(La Compagnie des Indes Néerlandaises et I’Indochine)。 (9)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Biblioteca da Ajuda),“在亞洲的耶穌會士”(Os Jesuitas na Ásia)叢書,手抄古籍目錄49-Ⅳ-66,第81-82頁。 (10)出身於貴族家庭,在澳門擔任重要職務,在聖·安東尼奧(S t. Antonio)旁邊,沿聖·保羅(Rud des. Panlo)大道到庇護聖母大道(Rau da Senhora do Amparo),有一條“使節路”(Calçade do Embaixador)根據當時的地名錄,他的家應該就在那裏。 (11)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在亞洲的耶穌會士”叢書,49-4-7,第347-350頁。我們把原文譯成了現代文,並分了段。 (12)把越南語拉丁化的耶穌會士。時至今日,他的 Quoc Yue 還是越南官方和文學用文字。 (13)文德泉神父《澳門和它的主敎區》XIV,“在越南的天主敎使團”,澳門,Imprensa Nacional,1977年版。第71-74頁。這一史料摘自上面註釋(11)裏提到的書中。 (14)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在亞洲的耶穌會士”叢書,手抄古籍目錄49-IV-61,第29-30頁。爲了便宜理解,我們對文章的順序作了調整。不過,我們在此聲明,從安南語到葡語的翻譯工作是由在澳門的耶穌會士完成。 (15)就是上文提到的梅特洛·薩卡諾神父和佩羅·馬克斯神父。 (16)“在亞洲的耶穌會士”,手抄古籍目錄49-IV-61,第30-31頁。 (17)A. R. S. J. Jap-Sin,70,第151-213頁,第151-161,174-175,177-211頁。我們有關於這一殉敎情况的長篇材料的複印件。 (18)《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綱》(An HistoricalSketch Ofthe Portuq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波士頓,1836年版,從第127頁往下。 (19)文德泉神父,《澳門和它的主敎區》,XV,第172-173頁。 (20)有關這一事件的最好的一本書是馬爾科姆·海(Malcolm Hay)的《在遠東的失敗》(Failure in the Far East),倫敦,Neville Spearman 1959年版,特别是其中第95-146頁的第6-7章。 (21)《昔日的聲音》(A Voz do Passado)或拍照出版的《史實錄》(Colecção de Vários Factos),由若澤·瑪麗亞·布拉加(José Maria Braga)作序,澳門文化學會1987年版。第24頁。當年8月6日,炮台上禮炮齊鳴,分别在澳門主敎堂和山上城堡爲這位國王登位擧行歡度典禮,《史實錄》中,這兩份材料是由北京人主敎若阿金·德·索薩·薩賴瓦博士(D. Joaquins de Sousa Saraiva)書寫的。在1819年去世前,他一直留在澳門。文中有時出現的括號裏的評論肯定也是出自薩賴瓦博士之手。 1706年以前的歷史記錄前面都被冠於“據說”一詞,說明它們是從一古代的消息來源中抄來的。“1735年以前”,薩賴瓦閣下準確地寫道: “所有史實都是從别人交給我並向我保證是眞實的手稿中摘取的。但從1735年往後(直到1748年),一部分是由親眼看到歷史發生的老人們親口向我講述的,而大部分則都是我親眼所見。因爲我也已不年輕”。同上,第55-56頁。 有關安東尼奧·德·阿布基·古爾露(António de Alberquerque Coelho)的故事是由一位同他很親近的見證人講述的。但講起來繪聲繪色,表現出對這位澳門和帝汶總督的深深敬意。 關於萊昂納多·德·薩(Leonardo de Sá),據《史實錄》和《被征服的東方》(Oriente Conquistado)記載,他在果阿居住了六年,參加了幾屆省委員會,並擔任過别的部長職務。在前往澳門的旅途中,當了亞齊人的階下囚,歷時九年。1594年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到達澳門。1597年9月15日在這裏去世。 另外,我們從瓦里加納諾(P. e Valiganano)神父那兒得知,梅希奧爾·卡爾內羅博士(D. Melchior Carneiro)1584年時還很健康(關於這一點,可在皮雷斯神父的《記憶拾零》(Ponter do que me Iembra)中得到證實),但於這年年底去世。議事局的建立,正如文德泉神父所說的,雷納德博士是沒有出一份力的。他祇在澳門生活了三年,當時議事局建立已有十年之久了。 (22)在市政廳資料中心,保存有許多關於這次交趾國遣使之事的材料。文德泉神父在他1977年版的《澳門和它的主敎區》一書的XV第167-206頁,頁間基本上全部作了引用。 (23)耶穌會士的施主,安葬在(澳門)聖保羅大敎堂之內。 (24)《澳門和它的主敎區》XV。 (25)還是像上午的會議一樣,由當月的市議員加斯帕爾·馬丁斯主持。《澳門檔案》(Arquivos de Macau)第304頁往後,1974年6月。 (26)印度檔案館,《季風》(Livro das Monções)No. 80,第168頁。除了果阿和蘇拉特(在坎貝灣,達曼附近),蒂汶和巴達維亞(現在的維加達)是澳門十八世紀利潤最豐的兩條貿易航線。參看拙作《十八世紀澳門的海上生活》(Vida Maritima em Macau, no Século ⅩⅤⅢ)一書,已付梓。 (27)同上書,第233頁。 儘管阿爾內多神父對傳敎會和巴黎外方傳敎會的傳敎士一視同仁,但他的羅馬之行還是必要的,以便向羅馬敎廷和耶穌會總會長通報宗座代牧的(如下文將要看到的朗貝爾特·德·拉莫特牧師)對耶穌會士們的惡毒的迫害,迫使他們早早地解散或被趕出他們的傳敎團。不管阿爾內多在對外交往中對法國人有多大的偏護,但他也不能包庇他們的陰謀和野心,所以,毫無疑問,他的這次使命是艱難的。上帝以使者提前死去解決了這一難題。另外,印度總督也認爲,他不是完成這使命的最佳人選,博學多才的若奧·洛雷多神父好像更合適,更不受外交上的牽累。但明王選擇了阿爾內多,也許祇是看中了他的順從屈就的性格。他曾在堆積如山的障礙物中鑽行,生吞許多“活蛤蟆”,以及最初時爲國王看管大犬,而總是無怨無恨。 (28)從果阿出發。從這段叙述來看,好像在從里斯本返回時,代理使者米格爾·瓦雷拉神父沒有從果阿經過。 (29)弗雷拉神父是1736年交趾國傳敎團的團長。 (30)生於撒丁島,1714年抵達交趾國,1726國死於順化,但他的墳墓都在會安。 (31)摘自《澳門檔案》,文德泉神父。 * B enjamin Videira Pires,S.J--畢業於里斯本大學的葡萄牙文學專業和哲學專業,東方學家,從事葡萄牙東方歷史和亞洲耶穌會使團的硏究,已有幾十部專著問世,是國際亞洲歷史學家聯合會主席,葡萄牙歷史協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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