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醫生若澤·德·奧梅達·神父安東尼奧·聖·貢撒羅·德·阿馬蘭茲以及中校保利諾·巴爾包扎三位人士參加了1822年澳門第一份報紙的創立。這份報紙同時也是東亞首份報紙。
澳門這份逢周四出版的周報--《中國之蜂》居然(令人驚訝!)也是政府官方報紙。更具諷刺意味的是: 在一個一千多年之前就已有報刊業的地方，《中國之蜂》建立了在整個印度以東亞洲的第一份報紙的地位。其編輯者也是第一位記者。它的誕生的確是一次艱難的痛苦的、又頗具有戲劇性的“難產”之物。它是由一度企圖戰勝全世界的自由黨向絕對的王朝制的腐朽現狀發起必然攻擊之後產生的。這份報紙，以書面形式，溫和的變革(主要是十六世紀殖民擴張導致的)穩步地從第一代國王起貫穿整個歷史，甚至與撒莫拉大敎常扯上關係，掌握西哥德人最古老的全部抄本和該敎堂博士們的所有經文，彷彿是古登佰機器可能生產的唯一產品。
同樣地由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率先引進亞洲的西方報業，其實，在澳門已生存了幾個世紀。然而，祇有1820年的“自由革命”產生的法律才允許這一份與一百多年之前即收集民意並影響歐洲民族政治命運的種種報紙相類似的報紙出世。在自由法律產生之前，屈從於澳門主敎會的壓力的效忠文章才得以發表。
《中國之蜂》報，這份從名字上即可明了其政治動機(向“淸規戒律”猛刺)的報紙是在1922年9月12日一個星期四誕生的。
“旣然市政廳負責編輯現在的周報，我們認爲，編輯的主要任務之一應該是眞實、坦誠地向公衆闡明: 是甚麼原因使這一光輝業績加快建立。那是上個月19日，一個値得回憶的日子。那一天澳門人竪起了“自由亭”，推翻了數年來一直被某些人維護的恐怖的專制主義這一龐然大物。然而，我們很淸楚: 對於這項任務，我們是力不從心的。但是，我們不能因爲這一點而放棄向世人表明我們是多麼期望共同埋葬專制主義，恢復市民們的權力和義務。在片片的掌聲中建立起公衆的滿足，在陣陣熱烈的掌聲中建立起臨時政府。據全體市民們的反映，臨時政府成立後不久即以愛國主義熱忱和具體活動的無數事實證明了它爲民族利益所做的貢獻。”以上這段摘自安東尼奧，德·聖·貢撒羅·德·阿馬蘭茲神父的《中國之蜂》第一篇大膽社論。這篇短文坦誠地規定了該報的宗旨。使其旗幟鮮明地站在自由派一邊。它不願做新觀念的被動工具，而做思想武器。從創報第一天起，它就馬不停蹄地强烈地還擊傳統王權擁護者的“回擊”。
在這塊被徹底“侵蝕”的土地上，《中國之蜂》很快就成爲捍衛自由派人士的武器(但它始終保持着進攻姿態)和政治論壇和代言者。該報又是一種默契的自然產物。它在不斷發展的政治歷程中建立和成熟。自由主義是通過來自遙遠的大城市的雙桅船和輕便船上的官員們和職員們帶到澳門的。並且，接受自由主義思想的人日益增多。在葡萄牙的這塊殖民地上，新思潮的擁護者們聯繫美國人和英國人傳播他們的思想，使自由派的思想意議更加鞏固。隨着這類新觀念的發展和成熟，逐漸分成了兩派。一派持一種複雜的立塲；另一派堅持站在高級法院、市政廳和總督這些令人仇視的政府機構的一邊。
一部待創的歷史
“(澳門人)對政府缺乏信心。政府爲達到保住政權的目的，採取了頑强態度。方法上旣不妥當，亦與葡萄牙人的特點不相符。正是由於這個重要原因，人們一次次地向市政廳表明需要一個彷彿能夠阻擋住危害貿易的洪水的大壩般的政府，一個能夠控制住即將發生而難以避免的無政府混亂狀態的新政府。然而，一切徵兆預示着未來將是悲哀的、後果是極其凶險的。因爲，過去的狀態今天依舊延續着。也就是說: 一切損害貿易連帶累及全局的禍根--行政當局的某些方面(人們普遍地不把米格爾·德·阿力亞格法官包括在內)依然固若金湯”。在分析一塲祇欠導火索就一觸即發的暴亂的隱藏的起因時，《中國之蜂》說道。這導火索終於在“1820年8月24日革命”的最初消息傳到澳門時隨即出現了。“革命”促進暴亂在澳門的街頭巷尾順利地暴發了。壓迫有多深，反抗就有多重。
澳門的自由解放歷史仍有待創造。但是，我們可以說，澳門地區的各種對峙力量基本上具有與葡萄牙情况同樣的特點，走的也是相似的政治道路。遙遠的大都市的國內戰爭的腥風血雨在澳門是不可能降臨的。因爲這裏旣沒有寬闊的地理環境供馳騁，也沒有足夠的人力。所以戰爭是避免的。然而，在《中國之蜂》的年代裏，這塊殖民地卻是所有爭戰的一面小鏡子。每一步的事態發展均被它反映得淸淸楚楚。
如同《中國之蜂》所言，澳門的確是長期屈從於一小撮爲所欲爲的人操縱。這些人與鴉片交易--這一當地的唯一經濟支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統率這一小撮的是年輕的天才法官米格爾德·阿力亞格·布隆·達·西爾瓦。他不但具備了總督的優秀品質，而且是出色的外交官。除此之外，又是一位精明能幹和成功的商人。創造出豐厚的利潤之後，他無視法律，道德盡喪，不像從前那樣注重法官的職務、澳門政府和貿易。掌握着遠比我們這個時代的法官更高的權力的他，一擧一動恰如一個總督。不僅僅限於執行正常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簽署批示的任務。然而，維持兵部的穩定和城市安寧是批准阿力亞格行使的唯一職能。仗着高明的政治手腕，自從娶了聖·若澤德·波爾圖·阿來格勒男爵的女兒之後，阿力亞格將自己與澳門的宏大前途連在了一起。聖·若澤這個脾氣古怪、生活墮落的傢伙，靠鴉片交易過活，(據傳說)輕而易擧就進了里約熱內盧王室。這正好完全符合這位高級法官的意。除了波爾圖·阿來格勒方面外，還有一個在各項決策上都忠實地支持阿力亞格的小組。這組人始終受到里約·布列托子爵和唐·若昂六世國王寵愛的葡萄牙殖民帝國權力總管--印度總督大人並且是阿力亞格的保護人的賞識。儘管在某些人的嘴裏，阿力亞格被種種傳說抹了黑，但是，他的天才、政治頭腦和忠忠耿耿給他自己所添的光彩是顯而易見的。這些秘聞若不是《中國之蜂》出籠，將不會產生甚麼影響的。過去的竊竊私語而今被有板有眼地搬上了報紙。這一揭露擧動成了推倒這位有權有勢的高級法官人物運動的關鍵一步棋。運動是自受“波爾圖革命”影響，澳門產生了連串騷動並且動搖了當時政權之後開始的、精神振奮的《中國之蜂》立即向全世界表明它是多麼地精於運用文字，將文字轉變爲致命的炮彈。與此同時，它又建立起旣可以說是一種學派，又可以認爲是一個傳統的東西，在澳門報刊且永垂不朽: “致社長信”後在周報上改用較簡潔的標題: “報紙與讀者”)。通過開創讀者來信這一有趣的先例，旣保護了公衆意見，又方便展開攻勢。另一方面，又將編輯者的“系統批評家”和“思想傳播者”這一角色保留下來。阿力亞格因此成了在上述報紙方針指導下抨擊的重要目標。且看第一封針對他而寫的讀者公開來信:
“這位先生在政府的二十幾年的經歷告訴我: 他就是我公開的敵人。正如全城衆所周知--他其實是我的摯友。因爲，如果大家仍然記得的話，我非但從未得罪過他，相反地；對於他所交給的工作兢兢業業。這一點，我可以以他親筆簽署的或者是他的助手簽署的文件證明。但是，他卻深深地傷害了我。我堅信: 今後他再也不能打擾我了。”
這是富裕的商人弗蘭西斯科·若澤·德·白華說的。他這個人的記憶力，也許是想諷刺他本人，竟與他的名字能夠印在澳門城裏一條毫無特色且狹窄的斜街的蘭白花瓷磚做街牌的運氣成反比例。這個地名，如同其他任何一條街的名字不可否認一樣，由於字母太多難以雕刻；古縮寫爲“白華斜街”。在公開信里。白華嚴辭駁斥了阿力亞格淸點我的財產的權力，說: “如果他，尊敬的部長先生，敢於以我在澳門的生意衡量我的財產的話，那麼，公衆更應該衡量一下他的財產，部長先生!!!……我的貿易周轉額一直是在二十五萬至三十萬澳門幣之間。好啦，我們可以去比較一下他的貿易總額: 是三百至四百萬澳門幣。部長先生，他做生意，據衆人反映，曾使多少他的借貸者破產? ……”弗蘭西斯科·德·白華引用了以下德絲侯莉絲夫人的一句話結束了他的公開信:
“在人們犯下錯誤，造成損失之後，都會極力搜尋其各種理由”。
混雜的矛盾
用一段福爾特爾的《純潔》，或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摘抄，也許比引用那位十六世紀的田園詩女詩人的一句話更能恰當地說明問題。但是，這段看起來博學的結尾其實並未達到預期效果: 顯露博學多識和强調法國耶穌敎敎義。在强調了一番當時進步人士的思想烙印之後，這位富於戰鬥性的法國主義者給專制主義者提及的“馬松斯”和“祖國的叛徒”的起訴書提供了緣由和基礎。作爲答覆，《中國之蜂》在其抨擊文章摘錄裏刋登了“駝背者”這一綽號，從而使在葡萄牙的革命資產階級專制主義的輕蔑的稱呼正式化。由於諸如弗蘭西斯科·若澤·德·白華等許多商人一起陳述其個人的(也有政治的)種種怨恨阿力亞格的原因，因此，1920年變革的風刮了起來。報復和洗淸屈辱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並非想作生意、總督結束軍權前，倍受大兵營殘酷監禁束縛的軍人們大部份都公開地投奔到了弗蘭西科斯·德·白華的陣營。儘管他們的政治原因遠遠多過私人原因。大部份來自巴西兵營--這一自由派戰鬥力極强的地方的軍人們，由於擁有比當權的官僚們更多的武器而成爲最危險的敵人。在附近的一個兵營裏，與做貿易遠遠無緣，又被露絲·沙欣女神的唐·弗蘭西斯科大主敎以鐵的手腕統治，主敎管區的等級制枷鎖禁閉的人大部份都是澳門傑出的牧師。文人(也許正因此是自由派者)和軍人們滙集在從前建立的敎育機構--聖·若瑟神學院裏，由聖·多明各斯修道院的無數名學生點燃起世紀的燈火。首先，這裏最突出的人物有院長爲骨幹力量，弗蘭西斯科·平托·依·馬雅。其次是著名的演講者、知名的傳單册子作者以及無畏的辯論家安東尼奧·德·聖·貢撒羅·德·阿馬蘭茲神父。商人、神父和軍人們雖然出於各種動機，但是，他們團結了起來。目標就是攻擊阿力亞格。純粹報復、政治或軍事上糾紛、爲推翻果阿行政霸權爭取澳門自主、生意被查封或者是放縱的權力慾望都是爭取加入自由黨的有效的和充份的理由。自由黨就像是一把寬大、熱情好客的大傘，團結起人們共同反對政府。
攻擊可追溯到大敎堂，當安東尼奧·德·聖·貢撒羅神父用悅耳的拉丁語講解“人民滿意葡萄牙憲法誓詞”時。敎堂拱頂回響着他的聲音。他演說時所採用的語調就像是酸性溶液滴落在沙欣主敎的主敎法冠上。這位無能的沙欣主敎，除了可以讀出“德·第翁·勞旦姆斯”的頭幾個詞之外，其它的事情是一竅不通(《中國之蜂》曾說，這幾個詞被擠滿了天主敎堂的善男信女們不斷的高聲重複着)。
保利諾·巴爾包扎中校的巴西來歷較突出的一點是: 我並不十分怨恨所有不同情他的人(原來的對手或事後評論者們)。他帶頭攻擊政府。在人們(據瞭解，特別是葡萄牙人)滙集在邊境廣塲上選擧時，他以壓倒性投票選擧勝利地拿下了市政廳。
《中國之蜂》熱情地記載了這一變革，將“舍身救世節”描繪了一副多彩多姿的畫卷。
“……夜晚，城市一片燈火通明，向人們的視野裏呈現出一派難以和不可能描繪的輝煌景象……”“無論是有武裝護衛的總督官邸，或者是彭·帕托城堡，都向觀者顯露出一幅幅美妙的油畫”。這份周報如此這般描述了南灣宅第緩緩的轉彎處富麗的圍牆。從南灣大馬路的景緻的描繪，可以突出“英國東印度公司”辦公房屋的節日裝飾和燈光照射的橫幅標語，其光耀程度超過了西班牙的“超負荷”(2)標語的裝飾。用各種彩燈組成的大大的字母構成了一句歡呼的話語: “立憲”。藥劑師若阿金·多斯·桑托斯的陽台“也不甘落後”。他找了一塊木板，上邊嵌上意義隱喩的各類標誌，向人表示: 他的藥房不單單是藥房，而且是“立憲試驗室”。這個做法的正確含義其實誰都不淸楚究竟是甚麼。
外國明顯地加入了大歡呼的行列。毫無疑問，是出於對葡萄牙人選擇了新的道路的友好表示。然而，國際上的讚賞遊行不會隨着各個事件的發生每每出現。其實，以歡呼憲法的同樣歡樂，澳門又在短時間內燈光燦爛的歡呼憲法的廢除和歡迎唐·米格爾返回。剛剛喜氣洋洋地憲除了憲法，僅僅在幾個月之後，卻又歡呼起憲法的恢復來了。在這快得使人眼花繚亂的交替中，澳門成了一部大歌劇的舞台。劇中演員自己都不明白這塲戲的高潮是甚麼。而看戲的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觀衆最終明白了: 自從歌劇的第一幕起，人們就忘了台詞(3)。在一片混亂之中，彷彿祇有《中國之蜂》完完全全淸醒地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發表一篇篇有指導思想的文章。篇篇煽動性文章都明確地要達到穩住大衆的激情的目的。這樣在不厭其煩的解釋海關新規定的同時，又以散發政治宣傳小册子的辦法，渲染一個知名的、受人喜愛的自由黨人路易斯·布拉特斯被暗殺而引起的震驚氣氛，因而將此事的罪惡禍根歸於“駝背者”身上。在這之後，又以具傳染性的戲劇特點形式揭露阿力亞格高級法官的蒙特城堡的牢房裏的暴動和監禁以及用暴力將卡斯特羅和奧布給爾格總督押送果阿。
灰色的《澳門人報》
穩住公衆對於新制度的熱情是《中國之蜂》的一個重大任務。因爲，卡爾塞斯·巴良上校率領的“火神號”艦隊從遙遠的地方駕到了。他極力尋找澳門的薄弱之處，以便將其攻破之後就可以得到允許將從葡萄牙印度首都帶來的二百多人和大炮安置澳門，企圖重新建立米格爾秩序。在卡爾塞斯·巴良的企圖基礎上，阿力亞格又加上了他的詭計。他帶着幾個可疑的同謀從蒙城堡逃出，糾集廣州。但他的中國官吏朋友表示拒絕干預。然而，爲他建立的澳門四周的圍牆，看來，祇可運用精神戰來攻破不可。終於澳門的心理圍牆被打開了幾個無法彌補的豁口。1822年9月18日，當信心危機達到了最可憐的地步時，“火神號”上的人得到了允許上岸，無須發射一槍。他們在幾個小時內佔領了城裏所有兵營。過了8月21日的火刑日後，“駝背者”們扯高氣揚地滙集在高級法院門前，象微性地將一份最後一期《中國之蜂》報焚燒了。衰弱的《中國之蜂》再也沒有氣力繼續向“回擊”開火了。12月27日星期六印出了第67期報之後，夢幻同《中國之蜂》一起消失了。安東尼奧神父，這一天，將全部印刷機蓋好，離開了“政府印刷署”。啓程去加爾哥達之前，他用鑰匙在沉重的大門上上了最後的一遍鎖。他必須逃避接踵而來的迫害。同一時刻，外科醫生若澤·德·阿爾梅達逃向了新加坡。在那裏，放下政治，拾起了園藝學。這項選擇使他的名字成爲這個東南亞國家城市的一條重要街道的街名，至名依然保留着: “阿爾梅達街”。保利諾·巴爾布扎中校，革命或者叫做“蠻幹”(卡爾塞斯·巴良這樣說)的領袖，被一位朋友家裏的幾個士兵繳掉武器後，躱在了床底下。登上了駛往果阿的“火神號”船艙，他出發去里約·布列托參加審判。在印度政府經歷了快速交替進行的叛亂與反叛亂而導致的罷免與重新組合之後，他終於又上了台。
當聖·約瑟神學院缺乏師資(被捕或是在逃)時，蒙特和幾亞兩座牢房卻隨着政治淸洗和民事政治審判而人滿之患。職位空缺未被塡補上: 專制主義統治下缺乏有能力的人才塡補空白。
若澤·奧佐利尤·德·卡斯特羅·德·卡布勞爾和奧布給爾格丟了面子，問題嚴重至極，使他們難以再次進入澳門政府。耐心的沙欣主敎暫時留在政府。他以堅定不移的信念期待着“醉鬼浪蕩蟲、叛逆的共濟會成員”(人們是這樣地稱呼新秩序和它的追隨者的)在宮廷裏逐漸消失。就好像期待着酒精作用慢慢消散一樣。然而，阿力亞格卻回來了。他重新回到了原先他被排劑出去的最高法院的辦公室。染上了風濕關節炎的他已不可能像從前那樣地坐在他原先辦公的寬大的辦公桌後面神氣活現了。但是，在疾病中止他的事業和47歲的生命之前，他還是享受了幾年發號施令的日子。祇是與從前光耀奪人的時代相反，他現在必須與人共同掌管在二十年以來一直是屬於獨一位的主人的政權。
儘管體力上有些虚弱，但是，機警的阿力亞格還不至於忘記從過去一年的“不幸”中吸取經驗敎訓。所以，他毫不猶豫的拿過安東尼奧神父出逃之前規規矩矩地交回的鑰匙，重新開辦起“政府印刷署”。“《中國之蜂》對於自由黨人來說從前是一把銳利的尖刀，它應該繼續爲他人做點甚麼。”阿力亞格想到。
按照這個想法，安東尼奧神父的機器被重新運轉起來。但是，從前的思想工廠、議論發祥地和進步傳播者的作用卻蕩然無存了。從現在由阿力亞格控制的印刷機有規律地印刷出來的祇不過是一份灰色的印刷品。它毫無氣息，取名爲《澳門人報》。說來，這份堅決忠實於《政府公報》的使命、按照最嚴格的稽查條例排除疑點和模糊文字的報紙祇不過是在例行公事，宣傳當權者的觀念而已。隨着政治正常化統治了城市，這份報紙越來越顯得無價値，簡直就是一筆毫無意思的預算開支。自然而然地，它就在1826年12月自然消亡了。政府的《澳門人報》當然也是緊隨着不可扭轉的歷史潮流的進程的。歷史是不可能讓舊戲重演的。因此，阿力亞格消失了。伴隨着他漸漸離去的是權大勢勁的“澳門高級法院”。
波爾圖·阿來格勒，他呢? 爲了揮霍掉(竟然四處玄耀)他那錢袋裏的最後幾個銅子兒，在颱風季節用它們加固了一下家裏的大門。加爾塞斯·巴良呢，剛剛上任澳門總督。他就突然昏倒而逝去了。
偶然誕生在廣州的英文報紙
儘管外國極力宣稱對澳門政治糾紛以及因《中國之蜂》以葡文(大多數外國人不懂的文字)出版引發的爭鬥所造成的混亂一槪不曉，但是，混亂在澳門造成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所以，當英國申請機器在澳門印刷報紙時，保守的羅伯特莫里森竟宣揚了《中國之蜂》的重要地位。莫里森的申請，實質上，對澳門地區來說，幫助維護了允許印刷亞洲第一份英文報紙的大膽設想。從而使《廣州文摘》於1827年11月8日在廣州城誕生。其實，若不是一方面存在競爭，另一方面由於英國在中國貿易程序特點的話，這份報紙就會在澳門問世了。受這種程序的限制，這些報紙商人在一年裏，半年駐守廣州，另半年又到澳門。就這樣反反復復折騰至1841年建立香港。《廣州文摘》一直伴隨着這些變化，根據貿易狀况，交替地在廣州和澳門兩地印刷。就這樣，直到碰巧廣州開始了……。
但是，一千多年之前，中國就有了一份定期發行的報紙。它源自朝廷的大臣們。報紙由馬背郵路和道會再印刷的複雜官僚系統負責分發，遠至邊界。之後，是地區級再分發再印刷直到專區一級。除此之外，中國似乎免掉了其他任何公衆交流的形式。因此說，他們採取的這一態度與對待其他許多極力傾向於愚弄“中央帝國”--中國的西方新聞的態度是一樣。然而，這個國家已經有了幾種飛快在城市的鄉村普遍流傳的小報。內容爲揭露現行制度弊端、制度執行者們濫用權力的行爲以及市民和政府重要官員的罪行或是影響極大的錯誤。早在著名的蘇聯六十年代“地下出版活動”之前一個半世紀，似乎是對自身的限界效用的嘲弄，中國也證實了自給自足。這些人人傳閱的報紙在英國人眼裏(他們稱之爲“蠅頭小報”)簡直就是匿名的搗蛋者的威迫和敲詐的工具。英國人認爲，這些“蠅頭小報”如此猖狂，禍首還不是在於西方報業。這種態度應該可以基本上解釋了中國新聞業中小報出現較遲的原因。
當然，如果說中國報業遲了一步的話，追其原因，其實是全世界的通病: 政治、中國的最後一個王朝進入衰退期後，反對派必須尋找各種途經將其訊息傳播得越遠越好，從而將鬥爭轉變爲全國性的。
通常地，人們都將上海置於最初幾份中文報紙的搖籃的地位。認爲自1840年即出版發行了。此觀點似乎有待商榷。眞正的誕生地是澳門而不是上海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因爲，事實上，第一份以西方樣式和中文在澳門出版的報紙，據稱，也是於1840年。此報名爲《澳門新聞報》。它很短命，誕生後幾個月就消失了。“鴉片戰爭”首次將英國陛下的軍隊與淸王朝的軍隊對立了起來。似乎罪魁禍首就是這家最初的出版社。這一點鮮爲人知。核對一下當年《澳門新聞紙》的日期和上海同類出版物(如果尚存)的日期，就可以將這個近乎雙胞胎的出生先後的小問題查個水落石出了。
撇開任何可以用作比較的偶然結論不說，我們不能不談談葡萄牙在中國與中文報業邁出最初幾步的密切關係。事實上，在上海頭幾份報紙之一的《申報》的三、四十年的歷史中，葉爾梅內日多·安東尼奧·貝雷拉，這位在上海受尊敬的葡萄牙新聞界人物，曾負責了該報出版政策指導。據說，他不允許“刋登任何不符合事實的、或者是對個人或某些機構和部門含有污蔑性質的文章”。對於這一位一絲不苟的記者，人們知道他是位優秀的漢學家，有着罕有的優良品質。他的作品印製在《申報》檔案資料裏。《申報》一直伴隨着摧毁上海的各種騷亂、革命和國內戰爭，出版了一個世紀，直至1949年。尋找和出版他的作品是挖掘葡萄牙在上海的歷史的計劃的全部任務。這個任務目前依然在無限期地進行。
田曉燕譯
吳衛鳴速寫
* Joao Guedes，新聞記者，澳門歷史專題硏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