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地方，祇有提到另外一個具有更大意義和名聲的地方才得以爲人們所瞭解。這樣，人們今天才認識了澳門這個小城市。提到澳門，爲了確定其位置，我們就說澳門離香港很近，位於中國南部的珠江口。然而，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澳門這塊葡萄牙遙遠的殖民地，其面積不足六平里大，卻爲歐洲人所知，並且是大航海家們爲從中國獲取香料和貿易權在遠東及大西洋上那些不知名的海上進行探險事業的一個象徵。澳門這個地名比香港更早出現於地圖上，近三個世紀，它是唯一將歐洲的思想光輝照耀到中國大陸的折射點。
在中國最有助於宣傳這些新思想的手段之一就是報紙。根據史學家的硏究，大約在公元一百零五年，中國發明了造紙術，這使中國有權成爲發行世界上第一份報紙的國家: 《邸報》或《奏摺》，也就是《朝廷新聞》，發行了一千多年。
然而，它雖是每日發行，但同我們今天所說的報紙還相差很遠，又是另一種宮廷式的官方公報。這種報紙的版面小，祇有10×20厘米大，有10至12頁，用中國古時的方法黏貼起來。爲達到20至40頁的效果，版面上豎向劃出十條紅線，把整個版面分割成幾塊。在鮮黃色頁內，可以看到用兩條紙卷做成的紙條，如同線似的從已打好的小孔穿過去裝訂好，讀者從靠近右邊的邊緣起，按照中國古代的方式從右至左進行閱讀。報紙是用木製的活字版印刷，內容包括宮廷內的朝廷儀式，朝廷的人事任命，晋升和人事變動，還有關於流放、斬首的判決，以及其它的法規、法令。這些內容全部用精簡而專門化的官方語言寫成，老百姓幾乎都不懂。
由於該報的發行量有限，而所涉及的官方事務對於許多人需要隨時瞭解皇帝的旨意，有着極大的意義，吸引了許多在各個省會某生的人去臨摹，把報上的新聞筆錄下來，以便滿足那些沒有搞到正式版本人的需要。這些抄件被人們稱爲“寫本”(手抄本)。
至到本世紀初，除了《京報》，在中國就沒有其他出版物了。報紙作爲傳播信息和引導公衆輿論的工具；同我們今天看到的報紙一樣，到了一八二二年才出現，這就是《中國的蜜蜂》，它恰好就以葡萄牙文在澳門這塊葡萄牙很小的殖民地出版發行。
這份報紙的版面很小，發行量也不大，用金屬字版印刷而成，雖然樣子不那麼好看，但卻是整個遠東出現的第一份報紙。
這之後不久，又出現了一份英文報紙《福音》，其版面與《中國的蜜蜂》一樣大，也是在澳門印刷，由基督敎團的“奧比昂快報”出版，該報由於觸犯了葡萄牙的國敎天主敎而很快被取締。
在當時，澳門還發行了一份《香港政府新聞》，這是由當時英國政府在英倫島外所設的代表機構“英國貿易監督站”所發行的刋物。自從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即英國人通過罪惡的鴉片戰爭，以不平等條約正式取得香港島的統治之後，在香港才發行了報紙，所以也就成了英國殖民地發行的第一份報紙。
雖然，廣東的滿淸政府禁止向中國介紹新思想，但是一九二七年發行的英文報《廣東年鑒》卻是出現在中國大陸本身的第一份外國報紙。
祇是到了一八七○年，在上海才出版了第一份中文報紙《新報》。然而這份報紙不過是簡單的幾頁紙而已，由於它的存在祇是曇花一現，故很快就被《申報》取而代之了。這份報是由在上海立腳的英國商人出資經辦的。
由於在中國的所有通商口岸(廣東、福州、厦門、寧波，上海、潮洲、漢口和天津)外國人有權自由出入，並保障其居住，很快就有了日文報、法文報、德文報、俄文報和意大利文報，至於出版的中文報和英文報就無法統計了。
至到二十世紀初，中國最大的報紙其日發行量不過五萬份，因爲報紙的文章使用“滿語”，即古典語言寫成，所以讀者很少，祇局限於知識階層和政府官員閱讀。
祇是在以胡適和陳獨秀爲主的文學家倡導的文字改革之後，閱報的人數在很短的時間裏神速增長，結果，讀報人數和報紙發行量一天天以同樣比例增加。
這塲文字改革由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文化運動而進行，將四萬個減少到四千字，也就是說減少到能夠書寫和閱讀所有的內容淺顯的文章，並且第一次在書寫上使用與口語統一的造句規則。由於文言文非常之晦澀難懂，不僅是它過於簡略，而且使用的詞滙過於繁多，所以才由“白話”或者說口語取代了。
由於在書寫上發生了根本性的改革，受敎育不多的人也能夠很容易地閱讀和理解用日常口語表達的，印在印刷品上的印刷字體了。自那以後，少有再會碰到新一代的中國人有誰不會看報紙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中國的報紙以社論的形式刊登國際國內和本地新聞，佔了頭版的整個版面，其它版登有故事、治安消息、法院告示、風俗習慣的評論、食譜、訃告和商業廣告等，總之，一切報紙可以登出的內容，以充實其版面。
中國各大城市每日發行的報紙，除了幾份被公認爲縣有嚴肅認眞性且發行量大的報紙外，其特點都是消息缺乏眞實性，以及大部份編輯的狂熱的愛國主義，這種狂熱性歪曲了實事眞相，以迎合大多數盲目狂熱分子的愛國熱情，這就是外國的核心人物產生不信任和憂慮的原因。這樣的報紙成爲非消息的來源，對公衆輿論產生了很大影響。
當時還有許多那樣的報紙，特別是那些版面小，發行量少的報紙，通常人們稱其爲“小報”，由於這種報紙已泛濫成災，英國人稱這種“小報”爲“蚊報”。如同墨西歌至今每到大選之年，由於還存着陰謀詭計，敲詐勒索等，劣跡，也還有一些這類的報紙，這些包含惡意的諷刺文章可以竊取基本的補助，獲得那些因爲擔心成爲被損害名譽的對象而害怕才拿出的大批捐贈物，他們向報紙的編輯們提供這些在當地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權力的人足以使其生活得如富翁般的資助。
在國民黨統治的後期，不僅新聞自由，甚至於大搞“新聞開放”。報業市塲充斥着日報、單行本、各種版面、各類黨派、字敎和各種思潮的雜誌。隨着一種新的制度--共產主義制度的到來，徹底結束了新聞自由，也結束了這令人厭惡的“新聞開放”。現在，同所有稱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一樣，唯一的黨控制了所有的表達方式，一切都在黨的領導之下，由這個唯一機構來動員，鼓舞、指揮和引導國家的新聞事業。
王曉波 譯
* Ramón Lay Mazo，是位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和在澳門居住了二十年的漢學家，曾出版多部論著和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