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展覽中國最早拍攝的相片

直至數月前(具體地說在澳門展出“有關澳門、廣州最早的照片”前)，在西方被人知曉的有關中國的最早的照片大致都拍攝於一八六○年後。威尼斯人弗利斯·貝托(Felica Beato)曾被認爲是“第一個在中國被人知道的外國攝影師”(參見尼格爾卡梅隆著《攝影師和旅行家看中國》--亞貝都雷書社出版)。

因現在尚不求澄淸貝托在中國所作的配有照片的第一篇報導之前是否有中國人已捷足先登的史實，所以，在硏究者看來，依據記有年份的或者採用大體正確的尺度可以確定年代的照片的那說法在國際上是站得住脚的。

在香港出版的影集中收集了有關這個英國殖民地和西方人接觸的中國最好的攝影文獻中沒有一張照片攝於一八六○年以前。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五日“費城藝術博物館”向公衆展出了大量有關中國的最早的照片收藏品，爾後，分別在美國大陸許多城市展出。

這次展覽的目錄以書的形式由亞貝都雷書社出版，書名是《一八六○至一九一二年攝影家和旅行家看中國》，內容豐富，其中包括複製品、說明、註釋、評論以及專家的專欄文章。

馬薩洛塞大學歷史系副敎授、漢學家、拍攝有關中國題材照片先驅攝影師的硏究員佛雷特·W特拉克負責照片的收集和甄別工作。他借助下列人士及機構收藏的文獻資料:

阿諾德·阿波雷頓；哈佛大學；國立圖書館；大不列顚博物館；美術博物舘；波士頓艾色克斯學院；萊埃爾藝術館；喬治依斯曼機構；國會圖書館；新墨西哥博物館；國立檔案館；國立軍事博物館；海軍歷史中心；紐約公立圖書館；賽倫比博博物館；史密森協會；維多利亞及阿爾勃特博物館；趙英方的私人收藏；阿諾德H·卡納；埃特蒙頓藝術館；埃拉納利克茨；達尼埃爾瓦爾夫。在此僅能轉抄提供資料的主要來源。

由於籍用世界上一些最大藏書機構所收藏的書籍，上述目錄所示的文獻在時間上祇指一八六○年至一九一二年。

因此，我們認爲弗利斯貝托不僅是外國先驅記者，而且還是最早來中國拍攝的攝影師，這是有案可稽的。

上世紀去中國拍攝的署名攝影記者中包括貝托、湯姆生、維爾松和興登。

後者一八七五年生於倫敦，一八九四年啓程赴中國。他是一位鋼琴調琴師，當時被派往去設在上海的沙姆埃爾蒙德里埃公司工作。最初的兩年。他在中國旅遊，開始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在他的第一本影集內包括了十四張主要是攝於上海的有關中國的照片。

當聯軍於一八九九年抵達天津時，興登隨軍至北平，拍攝軍隊的行動和沿途風光。然後把當時所拍攝的照片歸入一九○一年十二月二日的影集內。

埃納特亨利維爾松，這位“中國”的維爾松曾多去中國考察並收集植物資料。他第一次去中國是在一八九九年，他使用當時已先進的器材拍了大約五千張玻璃版的照片，他採用硝酸鹽保存下底版做爲個人收藏。

湯姆生是愛丁堡人。在西方引起反響的第一篇配有照片的報導是出自於他之手。他經高棉、暹羅、馬來西亞，於一八六八年抵達香港，然後，從香港深入中國內陸一千多公里。他最終寫成一本共四卷取名爲《中國及其人民》的書，書中插入二百幀照片並配有說明和在“現塲”收集的資料。

他的關於中國的最早的照片是拍攝於一八六八年，其中一些是在澳門拍的。

但是，在數年前當“倫敦圖片新聞”開始出版克里米亞戰爭情况的照片凹版印刷品時，人們才開始對最早的攝影記者予以重視。

羅根勞頓是第一個戰地記者，他被《倫敦報》派往克里米亞採訪戰况，但指示他不要拍攝令人驚駭的塲面。他把一輛運送酒的馬車改裝成一輛“工作車”，(內有床、廚房、攝影室--五個相機。七百張玻璃版，一個帳篷，工具，顯影化學用品，感光劑和三十六個相盒。)儘管氣候極其惡劣，後勤供應極其短缺，但是，他還是拍攝了360幀照片。由於高溫，他每天的工作時間很短，因爲高溫很快使相版變乾，這一切使他無法使用“棉膠濕板法”拍攝更多的照片。

當他因患霍亂返回英國時，馬上就有人步其後塵赴克里米亞半島，他們是占美羅伯松(君士坦丁堡皇家貨幣鑄造廠雕刻主任)和他的助手弗利斯。他們倆將以前拍攝的許多關於克里米亞戰况的照片和有關君士坦丁堡、雅典、開羅以及巴勒斯坦戰爭區域的系列照片刻下來。

印度暴亂的消息使他們轉往印度大陸。羅伯松在印度留下來而貝托則取道東方，去報導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尾聲。

貝托(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專門指導拍攝戰爭中血洗巴拉克拉瓦的最殘酷的塲面)緊隨着一八六○年出發攻打天津，搶掠先前被佔領的北京頤和園的軍隊。

“當羅伯松使用尼埃塞·聖維克多(D. CNiepce de st. Victor)發明的瀝靑法(將瀝靑塗在玻璃乾版上，感光的銀鹽在玻璃版隔着瀝靑形成懸浮的一層)時，貝托在中國使用一種非常先進的方法，即司各脫亞切爾(F. Scott Archer)於一八四八年發明的棉膠版攝影法。採用這種方法時，感光的銀鹽最後在含有明膠的溶劑中被分離。

鑒於攝影所涉及到各種各樣的因素，在當時拍一張相的繁複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首先，照相機必須相當大，因爲玻璃版的尺寸是10×12英寸成者12×16英寸，也許還要大。玻璃版的重量對携帶已造成很大困難。更何况還要裝在木箱內小心搬運。

一架相機一般要配備許多透鏡用來替換，這些透鏡同樣很重；三角架相當原始；一種可以携帶的暗箱也是不可缺少的；此外還要包括用以遮光的帳篷，還有顯影、定影等必須的器材。因此，當我們聽說攝影師要僱佣一支當地的運輸隊爲其搬運全部器材就不足爲怪了。因爲這樣可以在曠野設立工作室，攝影的條件之差是可想而知的。

那時，玻璃版上潮濕的感光層要在陽光下待很長的時間才能作出反應，曝光的時間很長，印像必須直接從底版獲取。直到一八九九年依斯特曼(Eastman)發明第一張溴化銀賽璐珞膠片，在此之前，一個十九世紀的攝影師必須體格强壯。除此之外，要嫻熟地掌握化學和化學物品的使用。因爲他們必須會配製顯影的溶劑，必須會使用相當原始的材料印像。每一張拍攝的照片都是對攝影師忍耐力測驗的結果。因爲在長時間的拍攝過程中會發生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陣風可能刮起塵土、草、沙等(因地而定)弄髒相版；馱器材的驢可能由於絆物而跌倒，摔破放透鏡的箱子或打碎放置已準備好的底版的瓶。”(見引著《先驅攝影者》、《攝影師和旅行家看中國》)

早期通過光(攝影)來描寫現實必須經過複雜、艱辛、費時的過程。除此以外，還要靠僥倖獲得成果。今天我們想到這些，我們由衷地佩服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攝影師--維爾松、湯姆生、興登，尤其是貝托。上世紀他們走訪了中國。他們用照片把那些遊記作家所描述的祇能令人去想象的一切再現在人們的眼前。

但是，有一件事祇在不久前才爲人知曉: 一套在貝托抵達中國前十六年拍攝的關於廣州和澳門的照片一直在法國攝影博物館內“冬眠”着。

這是達蓋爾一八三九年正式向世界公開他的一項硏究成果後的五年在中國大陸所作的圖文並茂的報導。達蓋爾的硏究成果作爲“攝影發明”而載入史册。在同年被外國人涉足的“中國部份”的情况是通過阿烏古斯特鮑格特(August Borget)向歐州報導的。

達蓋爾報導中的那套照片是出於于勒·埃及爾之手。

擔任海關官員的于勒於一八四四年十月隨法國代表團來澳門與中國談判簽訂和平條約。

于勒携帶的“大木箱”裝着複雜的攝影器材，他帶着這大木箱在澳門穿街走巷，第一次拍下了這異國異鄉的景物: “我將這兩天(十日十四和十五日)全部用來拍攝澳門最著名的景物。”

兩天後，他赴廣州拍攝。在那裏中國的達官貴人及其親屬爭着求他給拍照。

在歐洲發明的攝影術最初一個階段還未能普及到業餘愛好者，更不用說在野外攝影了。攝影祇是少數專家或者是那些開始探索其奧妙和神秘的藝術家在攝影室和顯影房中進行的活動。當然，如果沒有人去報導它的存在，也沒有實際使用的話，攝影是不可能到達那遙遠的中國大陸。

因此，于勒·埃及爾雖不是一個正式的“記者”却是一個超其時代的業餘攝影家。作爲先驅的攝影記者，他不僅拍下了澳門和廣州的最早照片，更確切地說，他拍攝了關於中國的最早的照片。

對此是有爭論的，但是終被事實所證明。在中國拍攝有關中國的最早的相片是一位叫于勒·埃及爾的在一八四四年攝於澳門。

對這一爭論文章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發表在《廣東攝影通訊》上的。

這篇文章要求把中國攝影術先驅的稱號還年輕的中國物理學家鄒伯奇(1817-1869)文章還指出: “當外國人還在硏究攝影術時，他已開闢了這一領域”。

鄒伯奇出生於在離廣州數公里的南海(音譯)縣的一個鄉村。這位年輕的科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在他十六歲時寫的第一本書內有一章所講述的理論已接近暗房攝影技術的原理。

據《廣東攝影通訊》的文章所述，曹潘克的靈感來自中國古代的科技財富，尤其是來自科學家墨子的《墨經》，大約在兩千年前因墨子發明了機械和戰爭工具(弩礟、礟塔)而出名。在《墨經》中他談到光線通過一小孔的投射形成倒影的現象，建立起距離與像的大小之間的關係。

在宋朝的百科全書《夢溪筆談》中也提到了同一現象，不同的物象的反轉是通過一水晶(透鏡)。

《廣東攝影通訊》指出，“鄒伯奇於一八三五年發明了攝影原理，比德國人羅依達卡爾(Lui Dakar)於一八三九年，發明攝影要早”。“記載，鄒伯奇於一八四四年造出了第一架照相機，而第一架外國照相機來到中國是一八四六年，這證實鄒的發明要先於外國相機來到中國的時間。”

《廣東攝影通訊》還指出一些從事硏究的人員在科學家的曾孫家裏找到了三幀定在玻璃版上的相片(其中一張是自拍的)。但是，除了談到用水銀定像法外，文章並沒有說明是他自己使用感光和顯影化學劑，也沒有指明鄒伯奇拍攝這些最早期的的照片的年代。

我們對糾正客觀上的錯誤並不感興趣，但是，我們要提出一些看法，提出疑問和駁斥的論據。

首先，應指出的是羅依斯加克斯達蓋爾(Louis-Jacqueu Daguerre)並不是德國人；其次第一架外國照相機抵達廣州也不是在一八四六年，因爲第一架相機是隨于勒·埃及爾的行李於一八四四年十月抵達澳門的。

必須從物理科學的貢獻和化學程序出發來區別相機的製造和相片的獲取。

黑房的物理貢獻和光學的物理貢獻，在西方很久以來就一直被觀察和改進；黑房原理的實踐觀察很早以前就開始了，而且肯定先於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年)，他第一次描述過讓一束光線通過一鉛筆大小直徑的小孔入黑房內形成反轉像的投射。我們可以推測山頂洞人大槪也能觀察到這一現象。

一四九○年，賴納德·雲西(Leonardo. da Vinci)曾硏究過黑房的可能性。人們知道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畫家怎樣實際的使用黑房，它在油布上進行素描和畫透視圖中起到重要的輔助作用。

黑房在威尼斯人卡那雷托(Canaletto)和佛蘭西斯瓜爾第(Franceso Guardi)的繪畫和雕刻中具有特殊價値。他們倆是永恒的威尼斯的“佈景大師”。

黑房的改進過程不短，主要的根本性的一項改進是在箱的一面使用了透鏡。齊洛拉莫卡爾達洛(Giro Lano Cardano)在一五五○年就已指出透鏡被創過性地發現是因爲爲了彌補視覺的缺陷。“透鏡”(Cente)一詞來自拉丁語Legere(看到)，是指看到或可以看到的東西。最早時，它那兩面凸的形狀酷似扁豆。

十六世紀經耶穌會會員和澳門的土生葡人傳到北京的有關文化，科學的新發現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和衝擊。

據中國人講，那麼多新發現中，最普遍、印象最深的是眼鏡。在明朝末年，有人甚至爲此還作詩一首，詩的大意是:

    奇妙的西洋鏡，
    使模糊的雙目將周圍看淸。
    儘管遮住雙眼，
    却使人得到更多的光明。

一五三○年，達尼埃爾巴貝洛(Daniele Bavbero)發明了光圈(光闌)。一六七六年約翰斯東(Juhan Sturm)採用45度的鏡子，它可以反映出整個物像；他還發明了可伸長的榫眼而增大焦距。接着有僧侶約翰扎伍(Johann Zaha)用一乳白色的玻璃替代了塗油脂的紙，並使用兩個不同焦距的遠視透鏡(一凸鏡，一凹鏡)來攝取放大的像。

由於從事物理硏究者的努力(在此僅列擧數例說明攝影術的發展)，照相機已改進得很完美。足以拍攝人及物像。還祇差發明定影的方法；人們渴望通過光本身的作用使像印在一表面上，這以後就是化學家們的使命了。就在十九世紀初葉，人們已經證實光能夠改變某些物質的色性。

一七二七年，當德國解剖學家約翰舒爾茲(Johann Shulze)想辦法配製磷時，驚訝地發現留在窗邊的混合物變了紫色，他在硝酸溶液中獲得石灰沉澱物，經排棄在酸中找到銀，從而推斷出强光能使銀鹽變黑。循着這些線索簡哈勞特(Jean Hellt)於一七三七年將硝酸銀塗在紙上。四十年以後，瑞士人卡爾謝萊(Car Sheele，化學家)，他進行氮化銀的試驗時，發現他對紫色光有特殊的感光性，並知道它不溶解於氨，這一發現就是定影劑的起端。

最早嘗試用光的作用來定影的是托馬斯威德伍特(Thomas Hedgwood)，一八○二年亨弗雷戴維(Humphrey Dasy)加以介紹說明: 威威伍特足英國大陶瓷家周琴(Josiah)的兒子，他在陶瓷上刻圖案時慣用暗房，在配製化學混合物時慣用光和熱的效應。

湯姆生, 一八六八年，“鑒别銀圓”，洋行的出納和其信任的人在辨别銀圓的眞僞。歐洲商人瞭解欽佩中國人鑒别貨幣眞僞的能力。《中國及其人民》，桑伯松羅，馬爾頓，羅基西雷，倫敦，一八七三年。

但是，他和他的追隨者戴維(將硝酸銀塗在紙上或者使用白色皮革拍攝植物葉子和昆蟲的翅膀都沒有達到目的。他們能做到經光的作用曝光。不過，由於他們找不到使溶劑不感光的方法，光的後來的作用使得他們又失去了已取得的成果。

最終拍下第一張照片的是法國人約瑟尼塞福雷湼普斯(Joseph-Nicépho-ve Niepce)，他開始尋找使用一種叫“朱迪安”瀝靑的可能性。這種瀝靑直到那時一直在石版印刷中使用。這種可能是: 瀝靑在陽光下變白變硬，被它保護的地方可以溶解掉並可使之消失，這些被保護的地方可以用熏衣草油和松節油除去。

一八二七年，湼普斯把“朱迪安”瀝靑和以前的化學混合物塗在錫鉛合金版上，放入一個配有稜鏡的機內進行曝光，並修正影像的倒位。他以在格拉斯(Gras)的住宅的窗子爲景，曝光的時間延長至八小時，他拍下了世界上第一張照片。爲了改進攝影，他發明了照相凹版印刷(也稱“日光照相製版法”)。

羅依斯達蓋爾從一八二九年起與湼普斯合作改進“日光照相製版法”。達蓋爾集中力量尋找出一種旣有效又持久的定影劑。經過多年的努力，在一次試驗中，他把一塊曝了光的相版放在了一個裝化學品的櫃子傍，幾天以後，他驚喜的發現版上出現不影像。達蓋爾這一新的發現應歸功於從一打碎了溫度計里跑出來的水銀蒸氣。

多個世紀硏究的照相術第一次完整了。發明者把它稱爲“達蓋爾攝影術”。感光物是從受碘蒸氣作用的銀版上獲取的碘化銀，水銀蒸氣使相版顯影，固體硫代硫酸鹽用以定影

鄒伯奇並不知道這些歐洲的科學前輩，尤其不懂得化學規律。他的貢獻可能是當時中國硏究攝影的成果的頂峯，但這似乎無法證明這位年輕的科學家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靠獨自的硏究能獲得同樣的成果。除此以外，他也不可能如達蓋爾那樣偶然地發現水銀蒸氣的作用。這在漫長的科學史中是常發生的事。

改進暗房，製造出能攝像的機器是一回事，發明顯影和定影是另一回事，而且是非常不同的。

我們不應抹煞應歸於那位廣東科學家的功績，但事實勝於雄辯。據記載，一八四四年發明的相機一事在中國廣州附近有傳聞，有文獻記載法國人于勒·埃及爾在澳門和廣州同樣做過一篇配有照片的報導。

湯姆生, 一八六八年，“寧波女理髮師”，頭髮按傳統方式打結，她是個職業理髮匠，也兼做假髮。《中國及其人民》桑伯松羅，馬爾頓，羅基西雷，倫敦，一八七三年。

從湯姆生一八六八年講過的中國人的反應推斷，那時攝影在中國還無人知曉。他說有時一個攝影者由於氣忿的中國人向他投擲東西和由於迷信而導致的衝動行爲使他在拍照時不得不躱避起來。

如果這些也不能說明問題的話(在各地新技術總是遲遲才能傳到遠離文化中心的地區，多數情况下，人們還帶着懷疑或者迷信的態度去“接待”它們)，那麼，于勒·埃及爾在他的日記中的記述也就無濟於事了。

他的發明物使人驚奇不已。偉大的新事物不僅使廣州的百姓驚嘆而且猶其使最上層的人物也爲之驚愕。當然，如果這些廣州的權貴在這法國代表團抵達前知道攝影並照過相的話，也就不會在見到攝影機時不知所措了。

這就是持之有據的爭辯。關於中國的最早的照片是在澳門拍攝的，澳門是使中國(廣州)見識最早的相機拍攝照片的中轉站。

1. “中國富裕家庭”。摘自亞切特貢姆雷的《新舊中國》照相版印成的圖片；西利出版有限公司，倫敦，一八九一年。

2. 無名攝影師，一八六○年，“北京街道”，《攝影師和旅行家看中國--一八六○年至一九一二年》，L·卡林頓哥特里茲-尼格爾卡梅隆；費城藝術博物舘。一九七八年。

3. “一淸朝官吏家的室內”，摘自亞切特貢姆雷的《新舊中國》的照相版印成的圖片；西利出版有限公司，倫敦，一八九一年。

4. 湯姆智特，一八七五年“北京西北的舊夏宮“圓明園廢墟”，這些歐洲式的樓宇是十八世紀耶穌會員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設計的。一八六○年，大不列顚和法國軍隊受洛德埃金(Lord Elgin)之命燒掉了圓明園以報復中國對戰俘的虐待。《攝影師和旅行家看中國--一八六○年至一九一二年》，L·卡林頓哥特里茲-民格爾卡梅隆；費城藝術博物館，一九七八年。

5. M·A巴波蒂斯泰(?):“神父和俗人在一基督徒的葬禮時的祈禱”，公元一八六○年。以上是這幀照片在《攝影家和旅行家看中國-一八六○至一九一二年》的影集上的說明。

這幀照片引起人們特殊的興趣，使人猜測不定，現在我們就不去做深入的探求。我們要强調的是用M·A巴波蒂斯泰簽名的事實，這事實際上就是澳門土生葡人、畫家、佈景師馬利西亞洛·安東尼奧巴波蒂斯泰(Marciano Antonio Baptista)。

墓碑和在塲的人表明這是上世紀澳門一景。“公元一八六○年”這一年代可將巴波蒂斯泰與貝托一起列入拍攝中國的先驅攝影家的行列。

可是，在上一世紀的四十年代，巴波蒂斯泰與家人遷居香港，似乎祇回過澳門一次，大約在一八七五年，如同他在所畫的“松山燈塔圖”上說明所示的那樣。無論如何，這幀照片應被視作有趣的傳記，證明巴波蒂斯泰很早就懂得攝影。他在中國攝影，然後以拍攝的照片做爲基礎繪其風景畫(詳見本期凱撒努納斯的文章)。

6. 無名攝影家，一八六五年，“寧波的一座塔”。寧波是繼《寧波條約》(1842)後向西方開放的五個港口之一。《攝影師和旅行家看中國一八六○至一九一二年》，L·卡林頓哥特里茲-民格爾卡梅隆；費城藝術博物舘，一九七八年。

7. “水中拉纖的船”，選自亞切特貢姆雷的《新舊中國》的照相版印成的圖片；西利出版有限公司，倫敦，一八九一年。

8. “十九世紀末帶着傘和身着傳統服裝的農夫”，選自亞切特貢姆雷的《新舊中國》的照相版印成的圖片。西利出版有限公司，倫敦，一八九一年。

9. 無名攝影家，一八六五年，“哈德門街”，城門之景，在北京，東城南，城牆東側，這條街從漢人居住的區域通向旗人聚居的區域，滿州最顯赫的親王府和大部份政府大樓都在東城。《攝影家和旅行家看中國--一八六○至一九一二年》。L·卡林頓哥特里茲-尼格爾卡梅隆；費城藝術博物舘，一九七八年。

10. 湯姆生，一八六八年，“九江街頭謀生者”從右到左: 賣湯人，代公衆寫信者給一女人看相，理髮匠，手工藝人和他的顧客。《中國及其人民》，桑柏松羅，馬爾頓，羅基西雷，倫敦，一八七三年。

11. “在天主敎佈道時聚在永昌橋上的大人和小孩”選自亞切特貢姆雷的《新舊中國》的照相版印成的圖片；西利出版有限公司，倫敦，一八九一年。

12. 弗利斯·A·貝托，一八六○年，“北平安定門孔廟”，《攝影師和旅行家看中國--一八一六至一九一二年，L·卡林頓哥特里茲-尼格爾卡梅隆；費城藝術館，一九七八年。

13. 湯姆生，一八六八年，“梳着已婚婦人髮型的滿州女人”，這種髮型與漢人的髮型差異極大。《中國及其人民》，桑伯松羅，馬爾頓，羅基西雷，倫敦，一八七三年。

14. “中國北方的牲口--驢羣”，選自亞切特貢姆雷的《新舊中國》的照相版印成的圖片；西利出版有限公司，倫敦，一八九一年。

* Luis Sá Cunha 本刋總編輯，著名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