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發表有關澳門報刊業綜合硏究報告的人是若澤·卡布里爾·貝爾納爾多·費爾南茲斯。他1848年12月29日出生於澳門聖·羅楞索敎區，父親若澤·卡布里爾·費爾南茲斯是印度果阿人，母親若澤發·胡里安娜·卡爾內羅是菲律賓馬尼拉人(見《十九世紀著名澳門土生人傳紀》287頁備註二)。本篇卡布里爾·費爾南茲斯的《澳門的報刊業》首先於科英布拉問世。之後，於1885年8月7日轉載於《新果阿眞理報》，1887年7月2日載於《澳門敎友之聲》，1888年至89年轉載於《里斯本地理學會公報》上。
布利托·阿蘭那在他的《海外省的報章業歷史補記》一書中也談到了澳門報刊業。
另外，在其他報業同行裏，亦有提及澳門報刊業的文章出現，但一般地說來，他們對情况都是瞭解得不夠準確。如喬治·韋勒在其《日報》上說道:
“讓我們來談談‘自從太古時代即存在的中國報刊業’。”
這個說法有一半是正確的，因爲人們一般都認爲報紙的意思就是一張純官方用紙，是給某些有特權的人使用的。中古時代的‘使節消息’是專爲各省份的省長們出版的報紙。建立於十八世紀的《京報》對公衆出售，但也是官方的。
眞正的報刊業其實是在十九世紀才在外國的影響下興起。澳門，這個葡萄牙的所屬城市在1817年(1)，才有了頭幾份報紙。接着是英國的香港烏在1853年辦報，上海在1857年歐洲租界辦報。
1821年國民議會上，弗朗西斯科·蘇亞雷斯·弗蘭古博士提出了第一份新聞自由法草案。此後，海外省澳門的報業與立憲制同時誕生。草案獲批准，並廢除了由馬爾齊斯·德·彭巴爾1768年建立稽查委員會。以法令形式規定的預先稽查制。各個殖民地的報刊開始湧現: 在印度，《果阿人報》於1821年12月22日創刊，出版印刷於新果阿國立印刷局，由印度物理學家安東尼奧·若澤·德·利馬·雷當執筆；澳門的《中國蜜蜂》出版於1822年9月12日；安哥拉的《晨光》1855年出版於盧安達；莫桑比克的《進步》1868年出版於莫桑比克——殖民時期首都的名字；佛得角的《獨立》1877年由平托·高劉傳敎士負責出版；聖多美和普林西的《赤道》建於1870年；幾內亞的《兄弟情》出版於1883年；在此方面最落後的是帝汶島，當它與澳門分開管理之後才有了《政府公報》。
由此看來，印度是海外省報業的搖籃，接着就是澳門。
世界上最古老的報紙是在中國出版的一份中文報紙。名叫《春秋》，是公元前四百年由孔子創立的。此朝報在1939年日本人侵佔北京之前一直還用木字印刷。這種報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
如今，澳門的各類報紙沒有一種是完整地收集保存下來的。
1889年2月11日，拉菲爾·德斯·多拉斯少校向“澳門俱樂部”贈送了一套澳門出版的各類報紙和小册子全集。但是，儘管這個俱樂部有一個收藏豐富的圖書館，不幸衆多官員和私人爭相取用報紙，弄得此圖書室像個任人採摘的葡萄園般凌亂。最後，這套全集收藏被搞得片紙未留而消失了。
西爾瓦·門茲斯曾在1919年11月23日的《澳門人》報上說: “在澳門出版的報紙實際上差不多遺失殆盡。官方沒有一份全集收藏。私人手頭上，據我們調查，僅有兩套比較有價値或具一定重要性: 一套是伊納西·貝雷拉先生的，在廣州沙面，另一套屬阿爾弗雷多·德·索沙先生的，在上海。《中國之蜂》於1821年開始出版，《澳門報》於1824年，《澳門紀事》於1834年，《澳門新聞紙》於1839年。那麼其他的報紙呢? 在哪裏可以看得到呢? ”
佩得羅·安哲魯有一套很不完整的，1945年被市政廳圖書舘即現在的澳門國立圖書舘要去了。
《中國之蜂》
第一期出版於1822年9月12日，一個星期四，它的最後一期第67期出版於1823年12月27日，一個星期六。創立者是立憲黨頭目保利諾·德·西爾瓦中校，出版者爲聖·多明各修道院牧師安東尼奧·德·聖·貢撒羅·德·阿蘭德。這份政治周報在政府官印局印刷，它是一隻在米格米·若澤·德·阿力亞格·布隆·德·西爾維拉法官領導下刺向保守黨的眞正的黃蜂。
1823年8月28日的報紙由於火藥味甚濃，所以，不久就被臨時政府下令在法院門前當衆正式焚燬。
値得一提的是《中國之蜂》的强硬編輯貢撒羅·德·阿馬蘭由於在1822年12月2日的一個文件裏將多米尼加人路易斯·德·桑塔·勞撒·貝雷拉描述爲牧師而丟掉了聖·多明各修院院長的職務。1833年9月23日，立憲政府倒台，貢撒羅·德·阿馬蘭德與自由黨人多明各斯·若澤·高美士和若昂·內普莫塞諾·馬赫一齊在廣州避難。第二年10月16日他還試圖在更換政府後返回澳門，稍後，他去了加爾哥達，至在那裏去逝。
1823年9月23日之後的《中國之蜂》轉向新政府一邊，編輯也改由安東尼奧·若澤·德·羅沙負責。27日出版了在新指導思想下的第1期。
作家利維·高美士在他的1957年出版於澳門的《澳門歷史綱要》一書第327頁寫道: “1823年，報紙《中國之蜂》，正如我們大家看到的——一份在一個多米尼加人領導下的開放、自由的報刊於12月27日改爲《澳門報》，保守黨的喉舌，現在由聖奧斯定會修士安東尼奧·若澤·德·羅沙負責。由於在宗敎法庭上將那幾個多米尼加人定爲“信念案”，所以最後的一號《中國之蜂》報在臨時政府命令下於同一日期在法院門前焚燬。
有幾點需在這裏更正
1. 《中國之蜂》最後一期應是1823年12月27日的一期；但《澳門報》第一期應是1824年1月3日取代《中國之蜂》報。
2. 在法院門口受臨時政府之命被焚燬的《中國之蜂》報並不是在1823年12月27日，而是1823年8月28日。《中國之蜂》報其實一直繼續出版到該年年底停刊。
3. 安東尼奧·若澤·德·羅沙雖然住在聖·奧斯定修道院。但他旣不是聖奧斯定修士也不是任何敎徒，他是凡人；無論是《中國之蜂》報還是《澳門報》都是在由市政廳管理的政府官印局印刷。《澳門報》於1826年停辦。政府官印局局長和經理人是1825年9月7日離職的弗蘭西斯古·安東尼奧·貝雷拉·德西爾維拉(2)，接替人是弗蘭西斯古·安東尼奧·西亞布拉(3)，同月13日上任。
蒙塔爾托·德·聯蘇在提到這兩份報紙時是這樣說的:
“在此時期値得評價的是1822年澳門出版了第一份報紙——《中國之蜂》周報。創辦者是巴爾波沙，出版者是一個多米尼加人，修道院院長。面對一個動蕩不定的王朝政權，這隻“蜂”噏噏作響，彷彿一隻眞正的雄蜂刺向保守黨。1823年8月28日的鋒芒畢露的一期被臨時政府命令在法院門前公開燒燬。阿里亞格稍後復出之後，《中國之蜂》被撤銷，代替的是《澳門報》(4))”。
蒙塔爾托言之有理。因爲: 旣然是在果阿有這樣一份如同《中國之蜂》的報紙，那麼它也肯定是精心炮制的。因爲這份報紙的宗旨就是要向它的敵人發動致命攻擊。還應注意到《中國之蜂》報的負責人曾經是聖·多明各斯牧師。不久，聖·貢撒羅的修道院院長職務被人取代，但是他繼續站在該報的前線。作爲佈道者，他深受人們讚賞，曾被邀請在許多隆重塲合主持佈道，比如1819年12月26日堂·若昂六世在澳門登基禮。
《中國之蜂》曾經成爲指摘對象。但是它依然向政府的敵人發出了一次次猛烈的進攻。
J. M. 布拉格向我們提供了如下的在該份報紙發表過的最重要文章目錄:
海外部國務秘書送給的備忘錄和資料。內容爲應在果阿作出的指示北京主敎搞好其與澳門中國人關係的方針。
-此份文件由准國王於1784年派人送給澳門總督貝爾納爾多·阿累蘇·德·列莫斯·法利亞。澳門的原件遺失，但是里斯本有一副本。
-米格爾·德·阿里亞格參贊與其事業狀况的調查報告。
這是對這位曾經作過保守黨頭目後逃亡廣州的法官的致命打擊。這是對埋頭業務的法官的極大諷刺，悲慘的結局一直追踪着他。此報告作者是弗蘭西斯古·若澤·德·白華，1822年11月14日公開。
—葡萄牙印度總督致市政廳函。
以上信函自果阿發出的時間分别爲1823年4月11、20和24日。1823年6月26日。
—1823年7月10日《中國之蜂》附刊。
內容有就葡萄牙“火蛇”號巡洋艦來澳事與中國當局書信往來情况，1823年1月16日市政廳公開會議文件抄本以及1823年3月1日和4月12日《果阿報》關於澳門政局的摘要。
—市政廳與某些市民來往信函。
上述信函中爲以下人士的: 波爾圖阿來格勒的巴朗·德·聖若昂(5)、曼努埃爾·貝雷拉參贊、多明各斯·比尤·馬爾稽斯、若澤·若阿金·貝雷拉·德·米蘭德神父、拉菲爾·布達多·德阿英達、克勞廸尤·阿德里亞諾·德·高士達、盧茲熱羅·若阿金·德·法利亞·內維斯(6)以及其他人的。
—市政廳會議紀要與澳門政局通信。
以上資料發表於1823年7月24日。
—果阿總督寫於1823年4月24日的信件與關於澳門和葡萄牙局勢的各類報告。
這些資料發表於1823年8月21日。
巴黎、倫敦和紐約出版的關於葡萄牙政局以及其他事宜的報紙摘要。
以上資料發表於1823年8月28日(7)。
《澳門報紙》
據卡布里奧·費爾南茲斯認爲，這份代替《中國之蜂》報的周報第一期出版於1824年1月3日，但據羅德里格·馬林·沙文斯在1922年《澳門年鑑》第36頁上發表的他的日記上稱，應爲同月1日。該報在政府官印局印刷，編輯爲安東尼奧·若澤·德·羅沙，住聖奧斯定會修道院。但據尼古勞·羅德里格斯·貝雷拉·德·伯爾熱神父在1824年7月4日的小册子中稱，眞正的編輯爲一位聖奧斯定會的修道士:
“《澳門報》的編輯其實並不是如當初所公佈的是安東尼奧·德·羅沙，而是一位宗敎人士，他從敎一般課程到傳授神學都做過”。
市政廳根據下公文推論，《澳門報》是於1826年12月月底停刊的:
“尊敬的弗蘭西斯古·安東尼奧·貝雷拉爵士，昨天市政廳的會議決定停止《澳門報》的經費支持，特爲此事委托閣下協助整理該報的財產淸單。請閣下1827年12月30日光臨市政廳出納處執行有關安排。順致敬意，米格爾·貝雷拉·西蒙斯”。
無論是《中國之蜂》還是《澳門報》都是在市政廳委托的“政府官印局”印製的。
1825年9月7日市政廳發出公文，接受弗蘭西科斯·安東尼奧·貝雷拉·達·西爾瓦關於辭去該印刷廠的主任和經理的職務，任命弗蘭西斯科·安東尼奧·西亞布拉接替此職務，由該月13日上任。印刷廠後來以借貨形式轉讓給了聖若瑟中學校長尼古拉·羅德里格斯·貝雷拉·德·伯爾扎神父。1829年7月12日，市政廳發函伯爾扎神父，“將印刷廠連同所有鉛字以及借貸轉讓接收的印刷廠財產淸單所列所有物品交給市政廳總管彼得羅·菲利西安諾·德·奧利維拉依·菲格列多上校”。
該月13日，伯爾扎神父報告市政廳將於19日致函總管派人接收。
據我們從查閱的文件推斷，印刷廠應該是按照印度首都市政廳的決定搬遷至果阿。然而，我們却感覺這道命令並未執行。因爲1831年3月12日，若阿金·若澤·雷茲神父通知市政廳說，“已吩咐在市政廳印刷廠印幾本書，所費約45元澳門幣將派人付款”，但是，市政廳却答覆說，考慮到其任務重要性，“決定不收取印刷費”。
《廣州文摘》
該周報由詹姆斯·馬瑟松創辦於廣州。然而有不少期是在澳門出版的。也就是在醫院街，即中國人稱之爲“白馬行”的扎戴尼·馬瑟松大厦。“白馬行”意爲“白馬公司”，因爲扎戴尼·馬瑟松有限公司大厦的正門上有一個白馬的紋章。
這份商業周報的第一期誕生於廣州，1827年11月8日。最後一期是在香港出版，日期爲1844年3月30日。最初的出版商是W. W. 伍德，後來由瓊·施賴德接任。
J. M. 布拉格這樣寫到:
“該報始辦於廣州，後搬遷至澳門。因爲，完成了在一個商業季節的任務之後，這些外國商人必須撤走。所以，該報在廣州出版了半年時間，後半年就改在澳門出版。但是，報社在與廣州的官吏們招上麻煩後就決定常駐澳門。
周報的出版者是美國費城的W. W. 伍德，其父親爲費城有名的悲劇性作家。”
1825年，伍德有了一個才能上的競爭對手切內瑞。
伍德不僅是個出版家，而且是個作曲家，周報具商業性和社會性。除了出版重要的當代事件的評論文章之外，還有寫中國和中國人的文章，有時還出版寫澳門和葡萄牙人的文章。
羅伯特·莫利森受邀爲該報寫文章。年薪75英磅。主要爲寫給“他挑選的慈善機構當作資料用的”文章的稿酬。莫利森曾寫到: “今天我爲《廣州文摘》寫了三頁。伍德先生和××先生不懂中文，似乎也沒有任何收集當地人資料的天才。我除了爲報社寫過一兩段東西之外也無其他關繫。我以爲有必要鼓勵這份報紙。”(8)
“除了有廣州市塲交易方面的全面紀錄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關於中國人和其它東方民族風俗習慣的文章。《文摘》的每一頁幾乎都充滿了直接採訪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正由於這一點，報紙在國外看來獨具特殊價値，並吸引公衆注意中國人作出了貢獻”。
在備忘錄中，J. M. 布拉格說道，該份報紙先是在澳門的麥克尼亞克有限公司印刷，後來，於1832年改由醫院街1號的扎戴尼·馬瑟松大厦印刷。此大厦雄偉壯觀，直至1944年由於有倒塌危險，報社才搬遷。
1831年，伍德辭掉《文摘》，加入“亞塞印刷有限公司”。但由於仍舊喜愛寫作，於1833年7月28日出版了其《中國信使廣州報》第一期，該報逢周六出版。伍德原在《廣州文摘》出版者的職務由瓊·施賴德接替，一直幹到1843年。
《廣州文摘》於1833年開始增印名爲《廣州流行物價目錄》的商業副刊。不定期出版。
在備忘錄中布拉格先生補充說: “《廣州文摘》在自澳門遷往香港之前一直用此報名，之後改名爲《香港廣州文摘》。由瓊·凱恩斯自1843年6月20日起出版。最後一期是1859年12月31日出版者爲羅伯特·斯川漢。副刊取名《香港文摘》的《陸地文摘與流行價目》，從1845年8月30日起建立。(9)
《廣州雜錄》
這是一份文學月報。在澳門由《天府之國英國公司》出版並印刷。第一號於1831年6月出版，最後一期是1832年5月出版的。出版者有約翰·F·大衛斯和C·梅卓瑞班克斯。
安卓·江斯特第特曾在此份報紙祇發表過一系列關於澳門的文章，諸如: 《與華早期交流簡錄》和《葡萄牙人在中國以及澳門的事業》·。上述文章均未署名。1832年，整理成册在澳門署名出版。標題有: 《獻給葡萄牙人在中國以及澳門的事業紀略》、《葡萄牙代表和使節在中國》、《羅馬天主傳敎士在中國與派往中國的使節》。以上表述準確，高質量的文章還於1834年於廣州發表在《中國博物館》上。1836年在波士頓以《葡萄牙人在中國的事業與羅馬天主敎堂和傳敎士在中國》的題目發表。(By Sir Andrew Lzungstedt, Knight of the Swedish Royal Order of Wasa--Boston: James Munroe & Co.1836)。
有關這篇文章，C. R. 的克森在《遠東貴族》第286頁說，這是澳門唯一最嚴肅的長時期以內的史篇。儘管她明顯地存在偏見和缺點，但至今仍然使人極感興趣。另外，上述不足在江斯特第特其實是提供了市政檔案資料(曾一度失傳)這一事實面前似乎可以抵消了。並且後來，他的缺點、謬誤最明顯之處均由蒙塔托·德·日蘇士在其《澳門歷史》(1902年出版於香港，1926年出版於澳門)一書裏給予更正。
江斯特第特的這些文章從1893年至1896年間被譯成葡萄牙文並發表於《澳門回音壁》報上。雖然該報有過許諾，但我們相信這些文章旣未被整理成印刷小册子，也未譯成葡文小册子。
里斯本科學院有一段以手抄形式翻譯的該文章關於天主敎堂部分，標題爲: “澳門的羅馬天主敎堂”。見1506號藍色抄本。
《中國信使與廣州報》
J. M. 布拉格告訴我們:(它)建立於1831年7月28日，是個星期二。出版者是美國“亞塞公司”的W. W. 伍德。此人以其關心公衆利益較受歡迎。因爲他善於對人對事作出聰明、高明的評論並給人帶來消遣享受。《信使》在其同時代裏(與《廣州文摘》相比)開創了一條標新立異的道路。它的篇幅有一部份寫歐洲人的，一部份刊登當地新聞和中國機械業、製造業等諸如此類的工業消息。
1832年4月14日易名爲《中國信使》，但報紙風格保持不變。1833年9月23日出最後一號。《廣州信使》命短。由於一些嚴厲地批評了“東印度公司”的某些作法，該公司於是停止訂閱了二十四份報，《信使》因而一命鳴呼”。
《中國博物館》
這是一份文史月刊。出版者有埃利扎·庫爾曼·布瑞曼先生和後來的撒姆爾·威爾斯·威利揚斯博士。
該報第一期出版於1832年5月31日，最後一期是在1852年8月出版。自1842年起至1844年11月，這份有趣的刊物第八期的第十一和十二册在澳門印刷，1844年12月的一期在香港印刷。
“這套由二十册組成的全集可能是當今世紀寫華人歷史、文學和風俗習慣的最優秀作品”，A. F. 馬爾稽斯·貝雷拉在《澳門歷史與中國和基督敎徒關係紀念略紀》第42頁(1868年)這樣寫道。
J. M. 布拉格强調說: “(中國博物舘的)創始人和第一任出版者是埃利扎·庫爾曼·布瑞曼。他是來到中國的第一個美國傳敎士。有一個美國商人D. W. C. 奧利凡特向他提供了支援和幫助。如: 送出廣州辦報用地，付款印刷，購置設備，並保證在任何虧損情况下不躭誤出版”。
布拉格還引用K. S. 萊托雷特在1932年紐約出版的《基督敎傳敎士在中國史》的話說: “這份報章旨在向外國人傳播不僅僅是傳敎方面消息，而且報導這個帝國(中國)的法律、風俗習慣、歷史、文學以及時事情况。從而完成向外國人介紹中國這一有益的工作。這些洋人生活在中國的大門內，更多時候是向世人顯露他們的一種鄙視以及有關中國愚昧無知的一面……
“撒姆爾·威爾斯·威利揚斯博士於1833年加入此報，並負責出版直至報紙在1851年(奧利凡特去世的當年)結束。這期間，布瑞曼曾協助管理報紙到1847年。在所有報紙撰稿人中間有一些是東方學者。如: 羅伯特·莫利森、G·斯坦通先生、J. F. 大衛斯、詹姆斯·雷格、約翰·伯爾溫和其他人。
“當各方面條件比較適宜時，《博物舘》報的印刷轉到廣州，後來也是在廣州結束。《博物舘》這一尖銳的大寶劍在“外國商業中心”的一塲大火中被付之一炬(1856年12月14日)。該報最後一期刊登了一個全部二十册出版目錄。
“《中國博物館》報重新開始印刷是由東京馬魯森有限公司以日文翻譯出版的。遣憾的是，報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炸毁了。保存下來的有第一至第十五重新印刷版本”(10)。
田曉燕譯
【註】
(1)請注意: 在澳門是於1822年開始的，而不是1817年。
(2)弗蘭西斯科·安東尼奥·貝雷拉·德·西爾瓦，父親是撒羅·貝雷拉·德·西爾瓦，母親是安娜·諾阿金娜·羅撒·德·阿牢儒。1819年8月15日在塞與安娜·貝內迪克達·馬爾稽斯結婚。她的父母是卡布里奥·馬爾稽和克拉拉·瑪麗亞·威埃拉。
(3)弗蘭西斯科·安東尼奧·德·西亞布拉與安熱拉·馬利昂結婚，1848年1月15日逝世。
(4)見《澳門歷史》澳門版，1926年，第279頁。
(5)應該是若澤，而不是若昂。
(6)應爲“德”，而不是“達”。
(7)J. M. 布拉格的里斯本1963年7月第12號册子《澳門印刷業的開端》第77-79頁。
(8)見上述J. M. 布拉格作品第80-81頁。
(9)見上述J. M. 布拉格作品第88-90頁。
(10)見上述J. M. 布拉格作品第100-101頁。
* 文德泉神父的葡文全稱爲pe Manuel Teixeira。他曾榮獲授勳的“澳門問題和葡萄牙及其敎堂在東方的歷史學家”，曾發表上百篇文章，“葡萄牙歷史學會”會員，諸多國際聯合會、協會成員，以及“亞洲歷史學者國際聯合會”成員。本文摘自文德泉神父1965年《澳門消息》叢書之《葡萄牙報刊業在遠東》一書中關於“澳門的報紙”一章開始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