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厚重的文明一直引起西方歷史學家的特殊興趣，而澳門則是自16世紀以降可供直接透視中國近現代社會演進的一個特殊觀察點。四個多世紀以來，澳門自始至終擔當東西方交往的觸媒角色，相當清晰地為歷史學家們觀察中國社會內部演變的壯闊全景提供了一個真實生動的視窗。
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大師布羅代爾(1902-1985)曾於50年代在他主持的巴黎高等實踐研究院創建了一個中國研究中心，吸引了法國最好的中國問題專家在那兒工作。布氏曾經提出一個有關中國文明的雙重問題: 明代的中國為甚麼在發動一系列海外遠征並取得成功之後(早於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錯過了或者説拒絕了對外擴張的機會? 另外，中國出於甚麼原因在許多主要技術上領先於歐洲幾個世紀的情況下自滿於保持這些優勢而不是發展它們呢?
布羅代爾夫人説，如果布氏依然在世，一定會以極大的好奇注視今天中國對待資本主義的方式；並且堅信，倘若布氏持論正確，中國會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改造資本主義。這種説法在今天聽來尤令人覺得，這位高瞻遠矚的歷史學家本身具有洞察未來的獨特稟賦，他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認識亦頗鞭辟入裡。中國當前正在開闢的“一國兩制”之嶄新的歷史形態，毋疑將極大地豐富具有全球規模的現代資本主義經典理論。21世紀的澳門，由於它直接介入“一國兩制”的實驗場必將獲得舉世矚目的獨特地位，它因而亦必將成為可供檢測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個敏感而準確的特殊觀察點。
在美國提倡“中國中心觀”史學理論的柯文(Cohen ，Paul A.)也認為，在19世紀西方全面入侵之前或在此之外，中國發生的具有重大意義的變化，毋疑是內部演變的產物。中國本土社會是一個“自身不斷變化的實體，具有自己的運動能力和強有力的內在方向感。”柯文提出“中國中心取向”所概括的思想是，19-20世紀的中國歷史有一種從18世紀和更早時期發展過來的內在結構和趨向。若干塑造歷史的極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 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的增長與疆域的擴大，農村經濟的商業化，社會各階層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而西方的登場製造了種種新問題，但柯文認為，由此也製造了一種“新的情境(context)”。他説: “儘管中國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的影響，這個社會的內在歷史自始至終依然是中國的。”(《在中國發現歷史》)
布羅代爾和柯文為研究澳門的歷史和文化遺產提供了視野寬闊的廣角鏡。澳門史的研究者必須徹底擺脱“殖民地史”的陳舊框架，不能再盲目附和地老是將澳門四個世紀以來的歷史進程視為葡萄牙擴張史的延續了。正如澳門的主權從來就屬於中國的那樣，早在明代，澳門就是被當作“化外之地”的一個開放港模式加以利用的。如果以西方中心或種族中心史觀包括“衝擊-回應”模式、“傳統-近代”模式和帝國主義模式來生搬硬套所謂的“澳門模式”藉以作為研究澳門過往政治經濟和社會史的框架，那就是無視中國社會發展的強大的原動力，亦有悖於歷史辯證前進的客觀真實。
就澳門四百年來宗教文化的豐富性而言，澳門堪稱“東方聖地”，或者可以説，澳門是一個典型的東西方宗教文化博覽城。澳門素有“東方梵蒂岡”之稱，然而基督教以澳門作為東方傳教的據點，無論天主教或新教都遭遇到一個自身必須加以“中國化”(“中國方式”)的自我改造甚至脱胎換骨的嚴峻課題，否則，西方的上帝就不能被中國人的天地所容納。因此，一直關照着澳門街安寧的媽祖娘娘被請進路環島的聖芳濟各教堂並非沒有道理，而早在60年代羅馬教會就在馬尼拉的一次國際天主教會議上鄭重其事地確認媽祖是“第七位聖母”。其實，這祇是確認了一種事實而已，因為媽祖在遠東沿海早就成為聖母瑪利亞的替身了。這就像西方基督教義轉化為近代資本主義倫理精神那樣，媽祖信仰亦由此被賦予了積極的社會意義，媽祖娘娘的形象就是中華民族勇於乘風破浪開拓未來的一種精神象徵，她昇華為中國海域的一位聖母而賦有庇護世界和平的職能也是理所當然完全需要的。
澳門有早自1605年修建迄今香火不斷的媽祖閣見證此地蓮花寶島熠熠生光的輝煌歷史，即使葡萄牙人在這個半島煞費苦心着意經營的幾個世紀裡，澳門也從來沒有失去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特色。不妨拿一個鮮明的例子來説明這一論點，那就是，自明、清以來，澳門的普濟襌院、媽閣廟和蓮峰廟皆由曹洞宗傳人主持，三大寺廟裡皆供奉聖母娘娘也稱天妃娘娘的娘媽女神，形成了中國佛教襌宗南傳澳門的最大特色。
嶺南禪宗正是完全“中國化”了的佛教，而襌學就是“披上釋伽外衣的道家思想”(范文瀾)。明萬曆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也觸發起了個性解放的思潮，改朝換代形成士大夫逃禪之風，這就使提倡自性的禪宗中興而鼎沸起來。曹洞宗名僧輩出，從函昰、函可、今釋、今無到光鷲、大汕皆為著名詩僧，感時述事，亦禪亦儒，甚至有跟天主教會中人過從甚密者，自有一種瀟灑開放的氣派。其中就有像大汕那樣的“下海興販”於“康熙乙亥應越王阮福之聘至安南説法輦金銀珠寶石歸粵鼎建長壽殿等蔚為大剎”之壯舉，而澳門普濟禪院有今日如此莊嚴的廟貌亦歸功於大汕的“多金步地來殊國”(陳恭尹詩句)。姜伯勤教授説大汕在澳門“堅守中國傳統文化的陣地”確為精采之論。
季羨林先生論早期佛教有很精闢的見解。他説: “釋迦牟尼雖然出身於利帝剎種姓，而且有時候以此自傲，但是他和他的繼承者和僧伽所代表的卻是商人和農民吠舍的利益。商人與佛教互相依賴，互相影響，商人靠佛教發財，佛教靠商人傳佈，二者的關係有點像狼與狽，都是為了適應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產生而發展的。”(<商人與佛教>)陳寅恪先生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所指也適用於澳門: “明末永歷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艱危擾攘之際，以邊徼一隅之地，猶能萃傳禹域文化之精英者，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學人端士，相率遁逃於禅，以全其志節。”而陳垣先生亦嘗言他研究中國佛教之着眼處“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與士大夫遺民之關係，及佛教與地方開闢、文化發展之關係。”(1940年5月3日家書)
曾經逃禪到過澳門的屈大均嘗借評論禪詩而慨然長歎曰: “嗟夫! 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之禪! 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 《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 ”(《廣東新語·詩語》)--由此深思之，往縱深發掘之，用廣角鏡蒐索之洞察之，澳門的東西方宗教文化遺產豈祇是讓觀光客們路過順便溜一眼的幾座教堂幾幢廟宇那麼簡單的事兒?
本文由黃曉峰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