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費時六年於1910年建成的上海哥特式徐家匯教堂，高聳的鐘樓南北對峙，大堂可容納2,500人。
1847年興建的徐家匯教堂，除了屋頂的十字架，與民舍無多區别。
牌坊加十字架，學貫中西的徐光啟墓道前，可稱中西合璧。
敬一堂係徐光啟孫女瑪爾第納(教名)買下豫園主人潘恩舊宅世春堂交由潘國光改建而成，飛檐拱斗，與西方教堂大異其趣。
1853年落成的董家渡天主堂，曾經博得“中國第一座巨大的天主堂”之美稱
上海是天主教傳入中國最早的地區之一，而早期天主教耶穌會士多以澳門為進入大陸的暫住地，在澳門學習漢語漢文後再分散到各地傳教。在清代雍正、乾隆、嘉靖、道光四朝斷續禁止天主教的時候，澳門成了中國唯一可以公開存留天主教的地方，不少天主教傳教士撤退到澳門，並努力向大陸滲透，以保留實力以冀東山再起。上海則是跟澳門天主教保持不絕聯繫的。
明朝末期著名宰相徐光啟1562年出生於上海，他未入仕途前在上海金山衛趙鳳宇家設館課徒，1596年隨趙鳳宇南遊廣西，途經韶州時去參觀天主堂，遇見從澳門來的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Lazaro Cattaneo)，初識天主教。後來他在<跋二十五言>中記言: “昔遊嶺嵩，則嘗瞻仰天主像設。”年青時徐光啟就留意天文地理等強國實學。1600年徐光啟遊南京，曾到天主教耶穌會士住院拜訪《山海輿地圖》作者利瑪竇(Matteo Ricci)。利瑪竇也是從澳門轉到南京的傳教士。徐光啟與利瑪竇歡談甚洽，稱之為“海內博物通達君子”，並萌生皈依天主教之念。徐光啟1603年再赴南京，利瑪竇已“齎貢入燕”去了北京，繼任的羅如望(João da Rocha)接待並考驗之後替徐光啟施洗，並為之取洗名“保祿”。翌年，徐光啟考中進士，並考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到北京當官後，常跟留居北京的利瑪竇交往，努力學習各種科學並合作翻譯，也虔誠地聆聽天主教教義，還把父親和妻子接到北京，勸他們都信了天主教。1607年徐父去世，徐光啟扶柩南歸，回籍守制。他請利瑪竇派傳教士到上海傳教。被派來的正是十二年前與徐光啟相識的郭居靜。郭在上海南門內喬家浜九間樓徐家稍歇三天，即到南門外的“雙園”設立宣教小堂，兩年之內發展信徒二百人。1610年徐服闕回京後仍關懷家鄉的天主教發展。1621年嘉定人孫元化在北京受徐光啟影響受洗入教，不久即邀傳教士到家鄉開教: “時謝務祿(Álvaro de Semedo)變名為曾德昭，新自澳門來，即偕郭居靜隨元化至嘉定。”(《聖教雜誌》1932年第12期<孫元化傳略>)不久羅如望到嘉定造了教堂，幾年間發展教徒數百人。地處上海西北郊的嘉定曾為新從澳門來內地的耶穌會傳教士學習中文和集會之地，不少著名的傳教士如鄧玉函(Johann Terrenz)、傅汎際(Francisco Furtado)等都曾在嘉定住院學習中文。當時宦官魏忠賢專權肆虐，排斥忠良。1622年徐光啟回上海，又請來1613年從澳門進入內地的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這個傳教士又從上海擴大到松江發展信徒。到1628年崇禎皇帝即位，徐光啟被召回北京，但直到1637年以前，上海祇有小堂而沒有正式的天主教堂，也沒有常駐的傳教士。到1637年，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潘國光(Francesco Brancati)剛到澳門“即被派遣到江南傳教”而長駐上海。他來時，徐光啟已去世四年，其時徐光啟的一個兒子、五個孫子和四個孫女都是天主教徒。潘國光受到徐氏家族幫助，尤其是徐光啟的第四個孫女(教名“瑪爾第納”)幫他購得城內安仁里北的世春堂，改造為敬一堂。這敬一堂就是上海第一座正式的天主教堂，被稱作“老天主堂”，經三百五十年滄桑，至今仍保存完好，在南山區梧桐路。
1935年建成於佘山的天主堂鐘樓，樓高38米，依山而立。
上海老天主堂前之石雕大十字架
上海老天主堂之中式建築外貌
潘國光又到松江傳教。徐光啟的第二個孫女(教名“甘第大”)嫁在松江著名的許家，到1637年她三十歲時夫亡守寡，為積善而資助窮人和支持傳教事業，她曾贈交潘國光白銀5,500兩，平均分給二十五個傳教士，也曾資助外省修建教堂，更重要的是她資助潘國光建造了松江教堂(1658)。到1664年時江南已有九所天主教堂、三所聖母堂和數以百計的小堂，教徒達50,000人，其中上海40,000人，松江2,000人，嘉定400人，成為早期中國天主教最盛之區。潘國光1671年卒於廣州，而落葬於上海南門外的聖墓堂。潘國光的助手比利時耶穌會傳教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接班赴松江傳教，他跟清初傑出畫家吳歷(漁山)交誼深厚。1681年五十歲的吳漁山決意皈依天主教，跟隨柏應理赴歐洲，行至澳門滯留於三巴寺，柏應理則回歐洲去了。1682年吳漁山在澳門受洗，教名“西滿·沙勿略”並有一葡萄牙名字“雅古納”(全稱葡文寫作: Simon Xavier da Cunha)。他潛心習道七年，1688年在南京獲祝聖而成為神父，在上海地區傳教至死。1684年來華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孟由義(Emmanuel Mendez)主持了上海天主堂，吳漁山則具體負責嘉定天主堂。
上海佘山天主堂北側內景
上海佘山天主堂之大殿穹頂和神壇
清初康、雍、乾、嘉四朝對天主教的政策變化反覆很大，是因歐洲天主教內部矛盾所致。明朝末年以耶穌會士利瑪竇為代表的天主教傳教士們多以葡萄牙為背景，他們在傳教時表示尊重中國國情、尊重拜孔祭祖的儒學傳統，並以先進的天文等科學獲得中國君王的青睞，所以進展順利。但是17世紀後，除耶穌會士外，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以西班牙為背景的傳教士和以法國為背景的巴黎外方傳教會等也擠入中國傳教，這些反映不同殖民者利益相爭的不同教派在中國展開爭奪，他們公然蔑視中國傳統禮儀。經半個多世紀教派爭論，1704年教皇格來孟十一派出特使鐸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來華發佈禁止中國教徒拜孔祭祖的<禁約>，引起康熙皇帝反感，硃批: “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傳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 ”把全國各地的傳教士集中驅至廣州，1732年又驅逐到澳門，除北京有少數幾個傳教士留作天文曆法等工作外，各地教會皆受大創。祇有極個別的傳教士潛入內地堅持活動，例如著名的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735年在里斯本祝聖為神父，1738年被派至澳門，努力鑽研數學，原擬到北京欽天監供職，適逢禁教厄運，他就潛入內地傳教，1 756年回澳門受祝聖提為主教後，再潛入內地，在上海蘇州一帶傳教。他有一位助手安瑪爾(Martin Corea)是葡萄牙里斯本人。有位耶穌會士晃俊秀(Bourgois)在1766年寫的書中説: “年已七十歲的南懷仁主教，憔悴不堪，在一個面積比意大利還大的教區中終年奔走，服裝和普通農夫一樣，頭戴箬笠，短褐敝履，藏身於狹小的漁船上，煎熬於酷暑的氣候，日夜承受著蟲虱的叮咬，而且隨時有被捕的危險。他希望能捨舟登陸，在一間破屋中暫住兩三天以解除疲勞，恢復健康，但又怕連累教徒，給他們增添麻煩。他白天忍受痛苦，黑夜為教徒聽神工。”(見法國史式徽著: 《江南傳教區》1900年巴黎版)
上海佘山天主堂西面正門及右側鐘塔
上海佘山天主堂南面與東側隅座
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傳教士才重獲自由活動，天主教再得發展。但是鴉片戰爭後，來華發展的天主教傳教士多數是在羅馬教廷支持下的法國教派成員，借<中法黃埔條約>之勢，許多傳教士搭乘英法戰艦來華，例如1854年耶穌會巴黎省會派伏伯祿(Fournier)由耶穌會會長翁尼閣(Brouillon)陪同來上海巡閲江南教務，法國海軍上將辣厄爾(Laguerre)在接待時表示“他將寫信去巴黎，要求帝國政府呈請傳信部任命一位法國耶穌會會士當宗座代牧。”到第二年，羅馬教廷傳信部果然撤銷了南京教區，另建委託於耶穌會的江南宗座代牧區，第一任代牧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年文思(Andreas Borniet)。這一舉措意味著葡萄牙對中國內地的“保教權”的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遠比葡萄牙強大的法國勢力。
上海佘山天主堂南面外貌
佘山天主堂耶穌會聖心亭
佘山天主堂聖母亭
佘山天主堂若瑟亭前(一九九八年聖母節)
在上海的天主教教堂比較著名的有董家渡天主堂，它奉“聖方濟各·沙勿略”為主保(Francisco Xavier)，這是16世紀耶穌會應葡萄牙君王請求派到東亞來的第一位傳教士，他死後被羅馬教王封為“聖人”。1855年小刀會起義失敗，法國侵略軍不僅直接參與鎮壓小刀會，事後400多名法國海軍和參謀部成員聚集董家渡天主堂替被小刀會擊斃的法國兵舉行“隆重的安息彌撒和追悼禮”。
佘山天主堂外景:
“進教之佑”石牌坊
中堂(教士寓所)
苦路--“耶穌聖蹟”浮雕亭
另一處著名的洋涇浜天主堂是1859年在原小堂基礎上改建，到1877年建成(在今日四川南路金陵路口)稱“聖若瑟堂”。1886年1月28日，在葡萄牙領事和上海葡僑要求下，聖若瑟堂曾為當時葡萄牙國王之父費爾南多(Fernando)舉行“大禮追思彌撒”。
上海葡萄牙僑民專用的天主教堂在虹口區。1860年前，外國貨輪祇能停泊吳淞口而不准深入黃浦江。葡萄牙強盛時曾從非洲莫桑比克沿海擄掠許多奴隸，分發到從印度果阿到澳門的各海港，這種黑奴被稱為“加非爾人”，逐漸被同化，改穿西服，接受洗禮，取葡萄牙名字，在澳門者被稱為“澳門葡萄牙人”。後來，隨葡萄牙船而來的菲律賓“馬尼拉人”和“澳門葡萄牙人”逐漸移居上海，有的娶了中國非教徒妻子生兒育女。由於虹口美國租界商業發達並不歧視黑人，澳門教友和本地教友紛紛移居虹口。1874年建造的虹口天主堂，稱“救世耶穌至聖之心堂”。簡稱“聖心堂”。到1900年教徒已逾2,000人，主要是葡萄牙人，他們在聖心堂中有包座，座背釘銅邊小框，框內寫着葡文某家某人名字。直到1945年以後，中國形勢大變，葡萄牙教徒逐漸遷走，“文化革命”中聖心堂被拆毀。1893年增建的“虹口拯亡會”及學校，曾經有許多澳門葡萄牙人的孩子在此入學。
上海最重要的天主教堂是徐家匯天主堂和松江佘山天主堂，徐家匯天主堂是鴉片戰爭後建的上海首座天主堂(1851)，到1910年又建成宏偉新堂，是“法國中世紀式”即哥特式(Gothic)，“鐘樓高17丈，堂脊高8丈，闊9丈，深25丈，可容2,500餘人。(……)堂內大小楹柱64根，悉用金山石精刻疊成。”中央是1919年從巴黎運來的精美祭臺。這座天主教堂是外國工程師陶特凡爾(Dodwall)設計，由上海建築公司經六年完成。
松江縣在上海西面，有東西兩山峙立，1863年法國傳教士乘太平天國受銼之機在西山建立小堂，供奉聖母。1871年由耶穌會輔理修士馬歷耀(Mariot)負責建造大教堂(虹口聖心堂也由他主持完成)。佘山高不足百米，教堂所用石料由福建海運而來，至今山下有河，漁民可直接行船到山麓朝拜聖母。教堂底面呈十字架形，前有遊廊，樣式摻合中西風格，排列十根石柱，廊前有石獅八尊。因教堂正中供奉“聖母進教之佑”，故稱“聖母進教之佑堂”。1894年在山腰另建小堂供神父居住，稱“中堂”，也是中西式，後又添造耶穌聖心亭、聖母亭、若瑟亭和由山麓曲折上山頂的14處“苦路亭”，陳列耶穌受難歷程浮雕14塊。佘山朝聖活動較集中於5月24日(“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日”)，每年屆時遠近數千信徒聚會，延續一個月，俗稱“聖母月”。到1925年，因信徒日眾，又拆除山頂教堂興建更大教堂，工程由耶穌會神父葉肇昌(Diniz)承擔。他是葡萄牙人，本是工程設計及建築專家，工程堅持十年終於完竣。目前見到的這座宏偉的新教堂，東西長56米，南北寬25米，脊高17米。大門南側另有一高達38米的鐘塔。內部以石結構為主，栱肋外露，氣象恢宏，外牆砌以紅磚，頂上兩層堂脊舖設綠琉璃瓦，堂內可容2,000人，祭臺用大理石砌就，保留舊堂祭臺於原址。鐘塔尖頂上有4.8米、重1.8噸的銅質“聖母抱小耶穌像”，華美莊嚴，令人觀之生虔敬之情。1935年11月16日新堂舉行“開堂彌撤”，1942年9月12日羅馬教皇庇護十二敕封佘山天主堂為“聖殿”。抗戰勝利後，佘山天主堂已成為上海乃至全國級別最高的天主教堂。1947年5月18日用信徒捐獻的錢製成大小嵌寶金冠兩隻，在隆重的朝聖典禮上替聖母和小耶穌加冠，但不久即用銅質假金冠代換了真金冠，並在1949年初讓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山宗泰偷帶去了菲律賓。
遠眺上海松江佘山天主堂(前景是“中堂”屋脊之一角)
*范明三，民俗學與博物館專家，現任職上海博物館主管少數民族工藝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