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澳門佛教文化史上，有一個名字不能不提及，他就是竺摩法師。因為，自1939年從內地來到澳門弘揚佛法，迄1935年離開澳門到香港和東南亞各地繼續弘法，竺摩法師在澳門的這十年時間裡，對於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和澳門與海內外的佛教文化交流與合作，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性貢獻。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由於各種原因，有關竺摩法師與澳門近代佛教文化關係的問題，一直為學術界所忽視。在此，我想不揣淺陋，就竺摩法師於抗戰期間來澳門及其對當時澳門佛教文化的影響，略作探討，願就正於方家。
一
竺摩法師，俗姓陳，名德安。浙江樂清人。出生於1913年。因父母都是虔誠的佛教信徒，竺摩自幼年即受佛教文化薰染，至十二歲時，就在家鄉黃塘壽昌寺隨方丈白雲長老披剃出家，得法名默誠，字守志。
一年後，白雲長老派他到溫州普覺寺為芝峰法師護關，并由此得機緣拜見弘一法師。後來，又在白雲長老等的引薦和幫助下，先到寧波觀宗寺弘法社隨諦閑法師、靜權法師和寶靜法師等當代天臺宗大師學天臺教觀，後到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跟從太虛、印順、東初等求學，深受太虛法師等人的佛教革新思潮的影響，開始發表積極鼓吹佛教改革的論文，因而受到太虛法師的器重。
1933年冬季，竺摩在閩南佛學院學習期滿畢業，正值太虛法師應廣東潮州、汕頭地區的佛教善信的邀請蒞臨弘法，太虛法師讓竺摩法師隨侍并作文字記錄。太虛法師此次弘法非常圓滿，潮州善信還利用此次機緣請求太虛法師幫助創辦嶺東佛學院。這也是竺摩法師首次來潮汕地區弘法，給潮汕佛教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後來，竺摩法師到武昌協助芝峰法師編輯出版著名的《海潮音》雜誌，不久又轉入武昌佛學院擔任研究員，并兼任世界佛學苑編譯部編譯員。此時也是竺摩法師研討當時佛教運動和中國佛教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相繼在《海潮音》等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佛教論文，在國內佛教界開始露頭角。(1)
1935年11月，太虛法師應閩粵佛教善信的盛情邀請南下弘法，特邀竺摩法師隨侍并作記錄，這也是竺摩法師第二次來到南粵大地。當月30日早晨，太虛法師一行抵達香港，被安排居住在利園的香港佛學分會。隨後，太虛法師一行應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的邀請，分別到東蓮覺苑、荃灣東普陀、大埔墟大光園和菩提場等香港地區的著名佛教道場講經説法，盛況空前。12月14日，太虛法師又偕竺摩法師等一行應廣州佛教善信的邀請到廣州弘法，駐錫位於六榕寺的廣州佛教會，先後到廣州民眾教育館、中山大學、廣州居士林、復旦中學、廣州佛學會、廣州覺苑和菩提林等處講經弘法，竺摩法師始終隨侍在側，并作文字記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太虛法師的老友金芝軒居士聞太虛在廣州弘法，特意從澳門趕來會面，這大概是竺摩法師較早直接接觸澳門地區的佛教善信。
次年年初，竺摩法師繼續隨侍太虛法師在香港和潮汕地區弘法，與廣東潮汕和港澳地區的佛教善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竺摩法師也因此在粵港澳地區的佛教文化界享有一定的聲譽。(2)
1937年春，竺摩法師在浙江四明延慶寺學習英語，準備赴日本留學。令他意想不到的是，7月7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北京蘆溝橋事變。竺摩法師毅然中斷了學業，與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暮迦、化莊等一起，積極參加了浙江“慈溪抗日後援宣傳組”的工作，為宣傳抗戰救國而奔走呼號。不久，他又奔赴武漢，參加由著名愛國寺僧宏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并擔任幹事。後來，又奉命帶領部份“僧侶救護隊”的成員開赴隴海鐵路抗日前線，進行救護工作，“幾經危難，出生入死”(3)。由此不難想見，竺摩法師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領土蹂躪中國百姓的罪惡行徑非常痛恨，充滿了愛國愛救的救世情懷。
次年，“僧侶救護隊”解散後，竺摩法師回到武昌佛學院，并偕慧雲法師南下廣州，轉赴香港弘法，開展救濟難民的募捐和服務工作，與墨禪法師一起，當選為“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的委員兼駐會辦事。他努力工作，并業餘撰文投稿《大公報》文藝版、《宇宙風》、《大風》等報刊，從而結織了當時在港澳的文化界名流許地山、葉靈鳳、蕭乾、蕭紅、陶亢德和陸丹林等。由是，竺摩法師在當時港澳的佛教界和文化界都有一定的影響。
1939年春，香港“東蓮覺苑”苑長林楞真，特邀請竺摩法師到澳門佛教功德林，創辦“佛學研究班”，讓竺摩法師擔任教學工作。學生來自港澳地區，澳門的學生有林本真、澄真等多人。竺摩法師在澳門佛教功德林“佛學研究班”，針對當時澳門地區居士學習佛教的熱情，首先開講《維摩詰經》，由跟隨他的滿慈法師作記錄。其實，澳門功德林講經，也是竺摩法師自出家學佛以來第一次登臺作系統講授的一部佛經。正如竺摩法師在開講之時所説:
雖然，兩三年前，太虛法師在寧波講《金剛經》、芝峰法師在永嘉一個首剎叢林裡--頭陀寺--講《彌陀要解》，我也曾代座講過好多天，但始終由我個人搭上“咁靚嘅”黃綢海青和紅衣來負責講四十九天的，要算以今次為始。但這次之所以講經，因少數同學要研究唯識，不久前靄亭法師和林居士要我來這裡講因明和五蘊論等唯識學的基本典籍，恰巧現在大家要加功用行，念四十九天佛七，又需要一個人講經，有了這種種因緣，自然我也不能推辭了。(4)
因此，澳門佛教功德林開講《維摩詰經》，對於竺摩法師個人來説，意義非同尋常。這不僅是他與澳門佛教界結緣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且也是他正式從事佛教文化教育、獨立開展講經説法活動的重要起點。40年代末，竺摩法師相繼在澳門出版《地藏經講話》和《佛學問題座談》等，這些都是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説法的記錄稿。
二
編輯和出版《覺音》雜誌，是竺摩法師在澳門弘法期間的一件重要活動。因為，《覺音》雜誌原名《華南覺音》，是粵港澳地區最重要的佛教文化刊物，但是，由於多種原因，《華南覺音》以及遷往香港後改名的《覺音》雜誌，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非常有限，是竺摩法師接手在澳門編輯出版後，才逐漸享譽海內外，以至於成為抗戰時期與內地著名的佛教文化雜誌《海潮音》、《獅子吼》和《佛學半月刊》并列為中國佛教文化四大陣地的重要刊物。這不僅擴大了澳門和嶺南地區佛教文化的影響，而且也極大地推動了澳門地區抗戰期間佛教文化的發展。不僅如此，竺摩法師在澳門編輯出版《覺音》雜誌，是他來港澳地區開展弘法活動之後傾注心血最多的一件工作。隨著《覺音》雜誌在海內外影響日益擴大，他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的影響也隨之不斷擴大。因此，主持編輯和出版《覺音》雜誌，實際上是竺摩法師開始在海內外佛教文化界贏得廣泛讚譽的重要標誌。
竺摩法師與《覺音》雜誌的因緣，始於1938年他從內地來香港參加“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的工作之時。當時，已從內地遷移到香港的《華南覺音》雜誌社同仁，為了加強同內地佛教文化界的聯繫，尤其是想得到太虛法師等內地佛教界著名領袖人物的指導和幫助，就特別邀請剛從內地參加抗日救國活動後來港的竺摩法師，出面充當與內地佛教文化界、特別是太虛法師的聯絡工作。因此，在竺摩法師的鼎力幫助下，在香港青山出版的《華南覺音》雜誌，從第七期起連續刊登太虛法師在內地講經説法和指導佛教界抗戰救國的最新動態和講話、論著等，從而使港澳和海外愛國愛教的佛教界人士，能夠及時地瞭解國內佛教界的動態和思想。這不僅避免了《華南覺音》搬遷來港後與內地佛教界暫時隔離的狀況，而且實際上也使《華南覺音》成為港澳佛教文化界與內地佛教文化界交流的一個重要橋樑，擴大了《華南覺音》在港澳地區的影響。從這個時候起，竺摩法師就格外關心《華南覺音》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及其在港澳地區的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説:
談到這刊物，它的產生和我沒有甚麼關係，但是它的連續維持，自從第七期我編了太虛大師專刊以後，卻在文稿方面和我發生了些許關係，因此也曾使我時常想念到它。(5)
當然，竺摩法師對《華南覺音》的關心和幫助，并不僅僅體現在通過他與內地的太虛法師等佛教界人士取得聯繫，得到太虛法師等著名佛教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幫助，而且他自己還經常為《覺音》撰稿。(6)比如説，在該刊的第十期上就有他的<勝鬘與勝鬘經>和<敬悼常醒法師>等詩文。從第十一期起，該刊就連續登載他在澳門佛教功德林的講經弘法紀錄稿《維摩經語體講錄》。實際上，通過竺摩法師為該刊徵集到的稿件，常常佔據該刊發表文稿的絕大部份，而且這方面的文字都是當時教內外的讀者們所非常關注的。
正是由於竺摩法師對於香港青山《覺音》雜誌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加之他個人的才能非常出眾，因而，《覺音》雜誌社同仁極力推舉他擔任該刊的主編。《覺音》雜誌社滿慈法師著文説:
竺摩法師的詩文，已散見本刊，和現在出至二十一卷的《海潮音》，過去了的《現代佛教》、《人海燈》等雜誌，在這裡我不想再來“搖筆”介紹了。所要説的是，以他的才學來負本刊之責，是綽綽有餘裕的。以後我們很想在他的指導下，充實內容，在質的方面提高。(7)
雖然當時面臨的實際困難很多，但是，竺摩法師還是勇於接受了重任，從第十二期起承擔起主編之責。他在這一期《覺音》上發表了一篇<竺摩啟事>説:
竺摩以體弱力微，一向濫預淄流，不敢問事。近行腳港澳間，多蒙師友愛護，黽勉有所講解，正時虞隕越! 今又承諸同志聘為本刊主編，實無兼顧之力，第念國難教難，雙重威逼，維護文字，發揚正義，亦為凡人應盡之天職，故不揣謭陋，毅然以赴。唯願各方大德師友，鑒察微誠，時加指教，以匡不逮，并鍚(賜)鴻文，藉張法眼，則慧澤均沾，豈僅有光篇幅而已。(8)
這篇文字，實際上明確地闡述了他為甚麼在危難之際勇於承擔起主編《覺音》雜誌之責，充分展現出竺摩法師愛國愛教的高尚情操。
竺摩法師接手主編《覺音》雜誌後，原來負責該刊編輯事務的港慈法師繼續留任，另聘妙音法師擔任發行部主任。編完《覺音》第十二期後，竺摩法師接受香港東蓮覺苑的邀請到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弘法，可是沒過多久，襄助竺摩法師的兩位法師因故回內地重慶的漢藏教理院深造。兩位法師考慮到他們走後《覺音》雜誌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在香港已經很難繼續進行，因而不得不把雜誌社的主要文件帶到澳門佛教功德林，交給正在那裡講學的竺摩法師。竺摩法師當時雖然感到困難重重，尤其是出版經費和稿源嚴重缺乏，但是，出於對滿慈、妙音等青年寺僧前途的關心和強烈的愛國愛教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不僅積極鼓勵滿慈和妙音等一定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盡早到達重慶漢藏教理院深造，而且無怨無悔地承擔起全部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在滿慈、妙音和白慧、松慧四位青年法師離澳赴重慶前夕，竺摩法師還特別為他們餞行，并賦詩以相勉勵。詩云:
前途壯闊莫徘徊，況值陽春煙景開!
頭角肯教文筆露，腳跟又逐水雲推。
香江行跡宜如夢，巫峽啼猿未足哀。
此去仍需多苦幹，他年重見棟樑材。(9)
後來，滿慈法師在重慶專門撰文<從香港到重慶>，發表在《覺音》上，特別提到當時竺摩法師不計個人的困苦，從發展和弘揚中華佛教文化的大局出發，毅然獨立挑起在澳門編輯出版和發行《覺音》的重擔的高尚情懷。(10)
當然，竺摩法師并非完全輕視了當時所面臨的深重困境，對於他來説，當時中國佛教界最迫切需要的一種精神，就是不氣餒，不消極，敢於面對最艱苦的挑戰，發揚佛教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申張人類的正義，實現和平的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説:
我本來自給不暇，那裡能夠養活它? 況有學務在身，時間與精力，也似不許可我再做別的事；可是惡濁的空氣籠罩了我們的周遭，光明仍在黑暗中伸不出頭來，感覺華南的佛教界委實太沉寂了! 而時代的面目又是那麼的猙獰可怕，佛教慈悲平等的真理的發揚，實覺需要；人道正義的伸張，更感逼切；那麼這華南佛教全體中的一個新細胞，又豈可任他消滅! 因此，我無可推辭，毫無疑懼地來負起這應盡的責任。(11)
於是，《覺音》雜誌社就這樣搬到了澳門佛教功德林，澳門的佛教文化界也因此有了一方意義非同尋常的重要的文化陣地。竺摩法師作為這一文化陣地的領導者，也自然成為當時澳門佛教文化界的主要領導者。
竺摩法師在澳門佛教功德林接手《覺音》的全部編輯出版事務之後，他感覺到最棘手是稿源和經費的問題。而且，對於這兩個問題處理得怎麼樣，實際上也是體現出他是否真正地盡到了對《覺音》雜誌的責任或義務的問題。於是，他在籌措經費和徵集稿源兩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舉措。
為了使《覺音》能夠正常順利地出版發行，他特地到香港跑了一趟，徵求在香港的各位師友的支持和幫助，發起成立《覺音》雜誌社董事會，招收願意為《覺音》雜誌的出版發行捐助一定份額的愛國愛教人士為《覺音》雜誌社社董。由於竺摩法師在香港弘法有一定的影響，深得不少善信的讚譽，因此，招請社董工作，很快就得到了香港地區許多師友的同情和贊助。於是，出版《覺音》的經費問題，基本上有了眉目。
為了保證甚至提高《覺音》的辦刊質量，在國難多事之秋充份發揮《覺音》雜誌在華南和港澳地區的積極作用，他感到稿子的質量比籌措出版經費更重要: “因為沒有錢，稿(子)果(固)然印不出來，但有了錢，如果沒有好稿足以覺世牖民，自益益人，即使集了許多鉛字用墨汁印在紙上，試問又有甚麼意思啦! ”因此，他提出，“內容的性質，是思想的路線，也是本刊今後的方針”，不能一味地沿襲原來的辦刊思路，而是要有所創新和突破。他特別強調: “本刊今後但求質的提高，不求量的擴充。”(12)進而他提出《覺音》編輯出版的主要思路:
1)想多載理論文章，如專門研究佛學心得的學術理論，建立佛教新思想的時代理論，適應佛教大眾化的通俗理論；2)多載佛教文藝作品: 如小説、戲劇、詩歌。3)多載時事評論，包括佛教內部的時事，和外界發生了有關佛教的時事，或學理言論的評述。其他: 生活在淪陷區裡的同胞們，希望能就實地的生活思想所得，寫出富於正義感的文字，來感化人，來推動感化教育；獻身戰地做宣傳救護工作的同志們，亦希望就實地生活所得，寫些內容充實的稿子，使遠在海外的僑胞，可以從中探析祖國的同胞們在劫難中所表現的大乘行者對於社會人類服務的精神。(13)
從上述這段話裡，我們不難看出，竺摩法師把《覺音》雜誌的辦刊宗旨，定位於實地的時代生活和反映這種時代生活內容的時代思想。他特別關注內地的抗戰救國活動，特別是內地佛教界的愛國愛教活動，熱切希望能夠把這種最富有時代氣息的生活內容和大乘行者觀念，及時地介紹給港澳和海外同胞。竺摩法師的這一辦刊主旨，得到廣大讀者和愛國愛教的有識之士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楊慶光先生在一封給竺摩法師的書信中，積極勉勵竺摩法師: “戰地的一切握得住，均是偉大的題材，望師努力寫作，忠實的評價，當不全使您失望也。”(14)《覺音》雜誌因此把報道和宣傳內地寺僧積極參加抗戰救國的活動和思想作為重點。
三
竺摩法師不僅利用《覺音》發表各種宣講佛教義理、契應時代要求的佛教文化作品，而且還通過《覺音》建立讀者與編者的聯繫，引導讀者、特別是學佛的讀者，正確對待佛陀教理，勇於破除寺僧中的積弊和時病，做適應時代需要的新佛徒。楊志雲居士在一封來信中提到自己正在學佛，看到一些學佛弟子跟隨僧侶如同做奴隸一般，他希望能夠通過接受新教育和新思想來研究佛學，并談到他為了學佛，曾通過出家化緣的方式來結佛緣。竺摩法師接到信後，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并刊登在《覺音》上，以便使更多類似的學佛者能夠端正態度、樹立正確的學佛路向。他在這封回信中，首先針對一些僧侶招收學佛弟子時，沿襲舊習讓弟子“如牛如馬的工作”的作法予以痛斥，認為這種在如今的中國比較普遍存在著的陋習，是完全違背了佛陀創教精神的。他説:
我們回想釋迦老子當時貶價自己王太子的身份，去做苦工--修苦行，麻麥充饑，也無非想把印度當時社會森嚴的四姓階打破，主張人性平等，消滅奴隸階級。而現在的出家弟子，還要過奴隸一般的生活，這是很不對的。所以現在青年學佛，應當學佛的那種社會革命的精神，不但要把佛教內部那種奴隸制度革掉，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不人道的奴隸式的生活，都要用佛的學説，佛的精神，去把它革掉! 掃清! (15)
他還積極鼓勵楊志雲居士對於現代新思潮和新教育的追求，認為這正是現代新青年應當努力的方向。不過，他對於楊志雲居士以化緣來結佛緣的作法表示異議，認為這是現在社會上批評佛教界最激烈的方面，而且也不符合時代的潮流，應當堅決地摒棄。他説:
菩薩初步的善巧法門多著呢，你何必幹這不契時機被人輕賤的勾當? 古德嘗以“任他餓死蒲團上，不作人間應化僧”(亦作應赴僧)以自勉，何況隨便向人化緣? 現在澳門有很多難民待人救濟，假使你的化緣是為救濟難胞，那我除了恭敬附驥，沒有話説；不然，你到功德林來縱使碰到我，我不斷(但)一毛不拔，恐怕你還要碰一鼻子灰! 這是我的思想如此，望你特別鑒諒! (16)
類似於這樣以讀者與編者交流的形式來合理地引導讀者、鼓勵讀者，是竺摩法師編輯和出版《覺音》雜誌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他和《覺音》雜誌能夠獲得廣大讀者信賴與大力支持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國內受難、港澳危急之時，竺摩法師以極大的勇氣和非凡的毅力，僅靠一個人的雙手和雙腳，承擔《覺音》雜誌從徵稿、編輯、校對、印刷、發行和通訊等全部工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説:
承林主供給食住，社重大德的發心捐助刊費，拚我自己個人的餘力，忙著編排、校對、發行(發行也請同學們幫忙)，乃有這小刊物的生命得以維持。尤其是校對，每次對得你頭昏眼花，送稿跑街跑得你腳痛骨疲，像這幾天來天天有風雨，我也需在風雨中往來對稿送稿……(17)
這段話正是竺摩法師編輯出版《覺音》雜誌的真實寫照，其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振興中華佛教文化、增強佛門內外抗戰救國的信心和責任感與使命感，是不言而喻的。事實上，這樣一種精神，不正是佛陀覺世救世的精神體現嗎?
竺摩法師在澳門對《覺音》雜誌的獨立操持和出色的表現，贏得了廣大讀者、尤其是許多海內外的文化名流和高僧大德的大力支持和幫助，著名人士葉恭綽先生和高劍父先生等，先後為《覺音》題寫刊名，弘一法師等著名高僧大德為《覺音》題辭，顯示出海內外關心佛法的有識之士和廣大佛教徒，對於竺摩法師編輯出版《覺音》雜誌，是給予了充份的肯定和高度讚許的。
當然，竺摩法師以一人之力努力承擔《覺音》雜誌的全部事務，工作當中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也難免會有些不盡人意之處，這是不難想象得到的。可是，有個別讀者因為不太瞭解其中的難處，不能設身處地地替竺摩法師著想，居然寫信攻擊竺摩法師賬目混亂，有私吞資費的嫌疑。竺摩法師因此深感傷心和委曲，因為他覺得辛辛苦苦編輯出版《覺音》雜誌，本來就是想向社會解釋世人對於佛教的種種誤解，使社會對於佛教產生一些好感，結果教內有人對他的所作所為不理解，反而攻擊他也是藉佛斂錢的蠹僧。傷心流淚之餘，他覺得有必要請中傷者來負責編輯和發行《覺音》的工作，於是寫了一封公開信，敬告廣大讀者。意想不到的是，僅十餘日，就有三十多位海內外的讀者來信，要求竺摩法師不要與讒言者計較，繼續編輯發行《覺音》雜誌。陳靜濤大居士來信説:
(……)《覺音》為華南佛教降魔寶杵，自不免為人所忌，心欲得隙搗毀之!(……)座下宜以鎮定處之，運用其大無畏精神，與惡劣環境奮鬥，將見××懾服，正法昌明。(18)
香港的寶乘法師在來信中説:
(……)重振旗鼓，加強攻勢，編輯、發行，請依舊進行吧! 不然，恐怕辜負了諸位社董及贊助人努力維持的苦心。這還不打緊，更令愛閲本刊的一群同呼荷荷。最痛心的，是華南佛教革命運動的幹部，無辜受了割裂的苦刑。
澳門中華教育會負責人、著名抗戰愛國英雄梁彥明居士也來信，賦詩勉勵竺摩法師在澳門為弘揚佛法、愛國愛教所作出的重要貢獻，積極支持竺摩法師繼續《覺音》的大業。詩云:
我生五濁世，未出空劫先，殺機自天發，震旦遍烽煙。俯仰恥隨人，艱難歷播遷，低頭復折節，坎坷殊可憐，高談與闊論，歸宿終茫然!
我願燃燈前，拈花微笑闖法筵；我願兜率天，揚眉吐氣彌勒邊。大哉竺摩大智慧，悟徹玄機多妙諦，長示人間一指禪，苦海超越登龍天。海寇南侵千萬劫，國恥重重待誰雪? 佛門也將一軍來，動員僧侶生面開。出世入世理，救國救群心不死，異途同歸應急起! 龍象力大法護持，鞭笞強梁祇折口。佛法西來吾道南，真正和平眾生喜。(20)
竺摩法師因為個別讀者由於誤解導致人身攻擊而對《覺音》的編輯出版工作有些傷心，乃至一時產生消極情緒而影響《覺音》的編輯出版，這當然祇是一件小事。不過，由此所引發的諸多的讀者來信要求繼續出版《覺音》雜誌事件，卻也明顯地透露出竺摩法師嘔心瀝血所操持的《覺音》在港澳和海內外已經具有很大的影響。正如陳靜濤居士和寶乘法師等人所説，《覺音》已成為“華南佛教降魔寶杵”和廣大“華南佛革運動的幹部”的必讀書，而竺摩法師也因此贏得了極高的聲譽，如梁彥明居士所言“大哉竺摩大智慧”，“動員僧侶開生面”，稱讚竺摩法師是佛門中愛國愛教的龍象。
《覺音》雜誌自第十二期由竺摩法師主編，自第十三期由竺摩法師在澳門獨立承擔全部徵稿、編輯、校對、印刷和發行及聯絡事務，到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出版後，因竺摩法師積勞成疾需要易地療養，又無適當人選接替他的工作，而不得不停刊，前後總共祇持續了兩年左右的時間，但是它在澳門和海內外所產生的影響是很大的，對於繁榮抗戰時期的澳門佛教文化、推動澳門與海內外的佛教文化交流，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四
竺摩法師來澳門弘法後，除了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經説法和編輯出版《覺音》雜誌，還與澳門地區的佛教文化界進行了廣泛的交往，并通過《覺音》雜誌在海內外的發行和影響，大力推動澳門地區佛教文化的積極發展。
如上所述，竺摩法師是從內地的江浙地區，經華中的武漢地區，再經過廣東的潮汕地區，先到達香港，在那裡進行弘法救濟事業，然後才來到澳門講學辦刊，開展弘達佛教文化事業的。在來港澳之前，竺摩法師就是內地一位知名的青年學僧，與弘一法師、諦閑法師、太虛法師、靜權法師、寶靜法師、芝峰法師、印順法師、東初法師等內地佛教文化界的許多高僧大德，都有著較深厚的師友之誼。這種身份和經歷，不僅説明竺摩法師來澳門弘揚佛教文化本身就充份體現了澳門與內地間的佛教文化交流，而且也為他在澳門講學辦刊、大力推動澳門與海內外的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便利條件。
陳靜濤先生是廣東南海人，自清末就開始經商，成為民國時期香港地區的著名商人和社會活動家。他於1910年在廣州白雲山雙溪寺結識該寺方丈太虛法師，隨後皈依太虛法師，法號慧濤。1920年代，他從廣州轉移到香港經商，此後一直是香港商界的著名人物。1930年，他與高浩文居士在香港組織佛教會。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居士任香港電業總會主席、香港華商總會和中華廠商會理事，積極領導和參加香港地區支援內地的抗戰愛國活動。抗戰勝利後，他在香港創辦佛教義學，又與覺光法師創設正覺蓮社，後又創辦佛教學校多所，并籌建了志蓮、般若、寶靜等佛教安老院、佛教志蓮孤兒院及香港佛教聯合會、佛教永遠墳場、香港佛教醫院等。
竺摩法師與陳靜濤居士比較早的接觸，可能是在1935年11月竺摩法師陪同太虛法師應邀到香港進行弘法活動之時。太虛法師是次赴港弘法，陳靜濤主持的香港佛教會是主要邀請和接待單位。據印順法師編著的《太虛法師年譜》記載，太虛法師11月30日抵達香港，12月1日應香港各界的歡迎，在利園講<從香港的感想説到香港的佛教>。此次歡迎會的主持人，就是陳靜濤居士和王學仁居士，竺摩法師和陳靜濤居士還同時擔任筆錄。隨後，太虛法師到香港其他機構和廣州講經説法，都有陳靜濤和竺摩隨侍在側并擔任筆錄。竺摩法師抗戰來香港主持“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期間，又多得陳靜濤居士的大力支持和幫助。因此，竺摩法師在澳門主持《覺音》雜誌，也深得陳靜濤居士的大力支持。陳靜濤成為該雜誌的首批常年社董，他所開辦的香港華美電器行，也成為《覺音》雜誌在香港事務的兩個主要代理機構之一。陳靜濤居士對竺摩法師和《覺音》雜誌的幫助，始終如一。當竺摩法師因為受到個別讀者的誤解和攻訐而灰心喪氣時，是陳靜濤居士首先來信表示慰問和鼓勵。(21)為支持竺摩法師在澳門的工作，陳靜濤居士不時給竺摩寄來詩作供竺摩法師選登。他還積極向海內外推介竺摩法師和《覺音》雜誌，曾把竺摩法師的詩作推介給關心佛教文化的著名人士李仙根參政，又把李仙根參政對竺摩詩的評價及時告知竺摩法師。竺摩法師曾有詩並記云:
靜濤居士書告李參政仙根見許余詩“無蔬笋氣，有悲憫懷，明末十今，堪以比擬”，作此寄之:
既耽禪悦又耽吟，豈是多生結習深?
律禁歌弦誠益訓，經多韻頌亦良箴。
抒情醜我輸三絕。(魏受禪碑: 王朗文，梁皓書，仲繇鑴字，世稱三絕。我雖三能，惜無一就。)論雅勞公比十今。(今璧今無今嚴今辯今攝今釋即澹歸等十詩僧)。
一水淄澠信不辨，九天咳唾落清音。(22)
竺摩法師在香港時編輯《覺音》雜誌的老友寶乘法師，在重慶漢藏教理院看到竺摩法師的詩後，亦奉和一首，題日“贈竺摩法師奉和寄靜濤居士詩原韻”:
騷情欲抒寄清吟(師詩難寫騷情買傳憂)，雅韻懸知學養深。
為抱悲懷權示疾，也馳妙筆寫遺箴。
才華少露驚南北，法眼常開照古今。
恨我蹉跎顏漸老，聞根猶未徹圓音! (23)
寶乘法師1921年異業於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本科，後來命運多舛，棄俗學佛學僧，對佛學深有研究。抗日戰爭爆發後從內地來香港弘法，任職於香港弘法精舍等處，教授佛教文化，與來港負責佛教救濟工作的竺摩法師甚相投契，結為好友，兩人以詩文時相唱和。竺摩來澳門後，兩人以書信交往也很頻繁。竺摩法師曾在《覺音》雜誌上刊登了他與在香港的寶乘法師間的唱和詩作四首。其一是寶乘法師在香港<弘法精舍即事問竺兄法師>云:
轆轆饑腸苦索餐，寡油菜葉(須待打油)嘆“孤寒”(粵語意謂慳吝)。
談經猶自甘禪悦，講“嘢”(粵語指“東西”的代名詞)何如食“嘢”難?(來書以病卻華院教職，并謂重九偕澳海友好登高歸至佛有緣食嘢云云。)
竺摩法師則有答詩云:
寶乘法師與余由文字結交以來，牘頻傳，積疊盈寸，近以余函偶涉漫語，乃有遊戲之作唱酬，雖注腳密加，然個中深意，不足為外人道也。
因然如是信然難，秋夜孤吟到瘦寒。(郊之詩寒，島之詩瘦，其亦為食苦所致乎?)
肯渡濠江留一宿，洗塵必請佛緣餐。
祝兄努力快加餐，亂并缽盂到處難。(昔順治皇帝讚僧詩有云: “天下叢林飯似山，缽盂到處任君餐”；今人亦有將下句改為: “馬屁不拍到處難”，見其寄慨之深。)
留得青山堪奇傲，未應辛苦嘆孤寒。(24)
從以上的詩文唱和裡，我們不難看到，竺摩法師與香港的寶乘法師之間，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誼。
自從竺摩法師主編《覺音》雜誌和到澳門弘法後，寶乘法師始終與竺摩法師保持經常的聯繫，書信往來不斷，不僅積極報名成為《覺音》雜誌社的社董，而且經常為竺摩法師提供優秀弘法文稿，是竺摩法師主持《覺音》後給予最大支持和幫助的佛僧之一。他的力作<今後的佛法>、<來，吾語汝>和<思想界的權威>等，先後刊登在竺摩編輯的澳門《覺音》上。他的文章由於積極閘揚適應時代的佛教教革新思想，維護佛門的現代形象，因而深受竺摩法師和廣大讀者的好評。竺摩法師每次刊載寶乘法師的文章，都要加以説明和闡揚，實際上也是借此表達他自己的心聲。比如在發表<今後的佛法>後竺摩法師就在《編後瑣語》中明確地説:
在前期中，編者曾提到本刊今後的路線和方針尚在渺茫的希望中的話；現在<今後的佛法>一文，雖是寶乘法師對他的學僧們的演講，實無異替本刊發了一紙宣言。因為本刊刊行的使命，也無非是想推動今後的佛法能走上新時代的康莊大道。在這文中作者從中外學術的觀點上，從古今時代的趨勢上，加以簡要的引述，而指出今後佛學應趨的路向。(25)
在《覺音》第十五、十六期上發表寶乘法師的<來，吾語汝>一文，則是乘寶法師看了第十四期上刊載的楊寅官<請和尚們有以語我來>和竺摩法師的<讓我先來一語>後，寫信給竺摩法師談了自己的感想，竺摩法師“馬上快函敦促，遂產生了這篇洋洋灑灑的大作”。竺摩法師稱讚此文“説理透徹，語意精警，使人讀了踴躍歡喜! ”(26)
五
在澳門期間，竺摩法師因在佛教功德林講學和編輯《覺音》雜誌，社會影響日隆，澳門本地和來澳門避難隱居以及其他海內外的許多佛門內外的有識之士，都樂意以各種形式與竺摩法師交往。這實際上也推動了澳門與海內外的佛教文化交流，繁榮了澳門的佛教文化。
龍思鶴先生是內地廣東人，北伐時曾任許崇智參議，欽慕佛法巳久，曾於1930年代初專程赴功德林請觀本法師題字。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國民黨第七戰區參議，後到澳門避居。他從竺摩法師友人何斗燦處得悉竺摩法師乃太虛法師高徒後，專程來到佛教功德林，不巧因竺摩法師外出而未遇，於是有詩<訪竺摩不遇>:
兩訪功德林，僧閑院落深。
未諳龍象力，曾讀海潮音。
懷素書非障，維摩病不禁。
宦游十年事，浪跡鏡湖潯。(27)
後來，在何斗燦先生的幫助下，龍思鶴與竺摩終於在何氏的聽松山館會面，彼此一見如故，主客同樂。何斗燦吟詩記其事:
坐對松高百尺餘，偶來野鶴伴幽居。
香花案上先供佛，明月窗前好讀書。
綠竹朱欄風淡蕩，青娑皂帽態紆徐。
放懷多在煙波裡，擾擾黄塵我自如。(28)
竺摩法師看到何斗燦紀事詩，亦步其韻和詩一首:
呼鶴聽松興有餘，性情恬澹合幽居。
耽尋好句遷耽酒，愛種名花亦愛書。
採藥應曾思劉阮，交朋泰半屬庾徐。
深談不覺青林晚，雲影在天月自如。
竺摩法師在澳門講學和編輯出版《覺音》雜誌，正值高劍父等大批內地的文化界人士來澳門避難之時。高劍父等來澳門後，與澳門地區乃至香港地區的許多文化界人士開展了廣泛的交往，竺摩法師也因高劍父等熱愛佛法人士之紹介而加入其中，積極地推動了澳門與海內外的佛教文化交流。
抗戰期間澳門的清遊會組織，是早先陳樹人等嶺南文化名流在廣州成立的清遊會的成員避難來澳門後再次組織成立的。該組織的骨幹份子，除了原廣州清遊會的成員外，還有一些澳門和其他地區來澳門的文化界人士。竺摩法師由於在澳門佛教功德林講授佛學，並舉辦著名的佛教文化刊物《覺音》雜誌，不僅是一位弘揚佛法的高僧，而且對於文學藝術也有很高的修養，因而在粵港澳文化界享有一定聲譽。高劍父在澳門普濟禪院妙香堂重開“春睡畫院”後，在澳門文化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對佛法的共同信仰和對於中華佛教文化的共同關心與愛好，使當時都聞名港澳的高僧竺摩法師與藝術大師高劍父先生走到一起來了，他們很快就成為一見如故的朋友。由於對於繪畫藝術的愛好，竺摩法師虛心拜高劍父大師為師，高劍父先生也為有這麼一位佛門高僧作為朋友而感到高興。高劍父積極支持竺摩法師編輯出版《覺音》雜誌，並為《覺音》題寫刊名。竺摩法師因此賦詩答謝高劍父大師:
一代高名老畫師，遊神藝苑寄幽思。
遙山近水雲木軸，殘月曉風柳永詞。
海北諸家多冷落，嶺南三傑獨欽崎。
拈毫為我才揮手，紙落雲煙龍躍姿。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高劍交向澳門清遊會的朋友們介紹了竺摩法師，竺摩法師也因此成為了澳門清遊會的一份子，經常參加清遊會的雅集活動。當時參加澳門清遊會的成員，大多來自港澳和內地來澳避難的嶺南文化界人士。經常參加雅集的，除了竺摩法師外，主要成員還有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高劍交、黎廷啟、梁毅三、葉兢生、余過生、梁彥明、王惺岸、周貫明、張正息、何斗燦、賴振東、張日英、關宗漢和黎暢九等。這些清遊會成員，都是學術界和文學藝術界的飽學之士，對於中國傳統書畫詩詞和金石等，都各有所長。(30)因而，他們的雅集，實際上是來自內地和港澳地區的一群志趣相投的中國文化愛好者，倣照古代文人墨客雅集清談、賦詩唱和的一種生活方式。
竺摩法師參與的澳門清遊會雅集，最常見的方式就是品茗唱和。1940年庾辰八月初八夜，清遊會成員張純初、黎澤闓、高劍父、錢二南、王惺岸、張白英、賴振東和梁彥明等同登西望洋山，大家興致很高，不免賦詩唱和。梁彥明賦詩云:
清遊向晚興當乘，聯袂支筇有十朋。
盤道誰教尨也吠，幽居端愛月才昇。
劫餘隔岸無星火，亂後江鄉剩斷罾。
翅首西瞻還北顧，寇氛殊惡待懲膺。(31)
竺摩法師當時步梁彥明詩韻，和詩一首:
興來安步當車行，雅集西山鸞鶴朋。
策杖尋幽花共老，聊吟得句月初昇。
秋多霜露思啼雁，目滿瘡痍感斷罾。
如此遊成詩未已，尚餘悲憤填中膺。(32)
其他各位也都先後賦詩唱和，增益雅趣。由於參加雅集的成員除了澳門本地的之外，多是來澳門避難和閑居的，因而像這樣的情形，在當時澳門清遊會的雅集活動中非常普遍。
有一次，清遊會成員黎兆錫等招請清遊會諸友人，到位於氹仔的著名佛教道場菩提園雅集，前來參加雅集的清遊會成員有張純初、張谷雛、鄭哲園、陳寂園、黎廷啟、賴振東和竺摩法師等。雅集當中，盡情暢敘，張純初起賦詩曰:
竹林森森擁一廬，荒碕彌望長萋蒿，
側聞幾度蓬萊淺，何異人間淤日高?
颿影依稀沒遠汀，眾山如繡列圍屏。
隔江何限蟲沙劫，風過橫流尚帶腥!
畫靜幽香沁碧沙，竹間清淪雨前茶。
殘春已過花仍好，新綠連林護絳赮。
雲影波光映倦眸，清和時節氣如秋。
當窗一幀天然畫，隱幾微曛作臥遊。(33)
這一次雅集，非常盡興，賴振東和鄭哲園酩酊大醉，以至於傍晚大家才散去。賴振東先生回家後，作詩抒發感懷，其中有云:
越磴穿陴尋佛地，蒲圑相對一塵無。
行攜日月窺詩史，坐擁江山當畫圖。
花發荒郊人未覺，水平野岸艇能呼。
疏鐘出樹歸禽急，莽莽乾坤一酒徒。(34)
清遊會成員的雅集，在當時的澳門文化界具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它實際上聯絡和團結了當時在澳門地區的絕大多數海內外的文化名流。與此同時，竺摩法師因其在澳門的特殊地位和影響，他與當時澳門地區文化界的其他社團成員和自由人士進了廣泛的交往，比如澳門潔社的鄭春霆、澳門雪社的馮印雪、梁臥雪等。在這些交往過程中，他們的唱和詩文，多是以佛教文化為題材。竺摩法師曾有為梁臥雪先生題布袋和尚畫詩:
眾生無盡願無窮，大任斯肩一袋中；
為問笑顏緣底事，拈花自古此家風。(35)
梁臥雪先生亦有詩贈竺摩上人云:
神州罹浩劫，禍甚盜入室；
搜括及空門，遑問佛不佛。
譬諸持修人，功過自得失。
聞道有偽真，證果呈虛實。
有人寫血經，有人持戒律，
持律與寫經，是二還是一。
清靜心性明，菩提非植物。
解此悟禪機，釋儒豈異術!
諦聽愛覺音，傳燈黑漆漆。
一卷靜窺微，龍天起良弼。(36)
這些詩作，實際上是當時澳門佛教文化興盛一個側面的反映。最令人感動的，是1941年11月初，也就是在當年中秋節的前夕，竺摩法師打算應上海的芝峰法師和大醒法師之約，準備回浙江雁蕩山避兵和休養，臨行前在澳門何斗燦醫師的“聽松山館”舉行“留別畫展”，高劍父為畫展撰序，清遊會諸子餞別，葉恭綽大居士致書推雅，曾與竺摩法師有過交往的在澳門的關心中華佛教文化的海內外文化名流，都紛紛賦詩為竺摩法師餞行，一時轟動了港澳文化界。當時參加為竺摩法師餞別的海內外文化界名流之士，除了上面提到的，還有張谷雛、張純初、陳寂園、鄭哲園、李供林、梁彥明、王惺岸、梁毅三、周貫明、黎廷啟、何斗燦、賴振東、關公博、梁臥雪、繆君侶、羅曉楓、馮桂秋、鄭春霆、張白英、羅季昭、黎兆錫、寒石、曹菊齋、楊慰農、張雲雷，等等。張谷雛詩云:
海風動秋色，衲衣故山回。
一燈明性相，千花照蓮臺。
説法契妙音，聽者根頓開。
阿師今歸去，與眾致徘徊!
此行向雁蕩，雁蕩鄰天臺。
天臺古佛地，清凈長莓苔。
多少莊嚴界，祗劫淪為災!
眾生痛流離，為我問如來!
安得人間世，不垢忘塵埃。
誰與發大悲? 願言師可裁。(37)
羅曉楓詩云:
相見時難別亦難，蕭蕭木落笛風寒。
濠江日暮濠梁盡，雁蕩秋深雁影單。
方幸禪林沾法雨，何堪野客冷吟壇!
慈航去後無人渡，早買歸舟月再團。(38)
李供林詩云:
名僧端合住名山，竟舍名山住此間；
澳岸兩年甘露遍，覺音曾否覺南蠻!
憂患餘生欲問禪，適從方外結因緣。
今朝送子還山去，遲我他年雁蕩巅。(39)
梁毅三居士詩云:
辛巳秋七月，余與竺摩上人同客濠江，論交方外，已逾三載。溯彼自千里南來，就講席於功德林，為儕輩作文字友。就佛法，墜天華，結善緣，行方便，其所以為吾澳市民解脱一切苦劫而備受地方之推崇者，夫豈日萬家生佛巳哉? 今上人巳決作北歸，駕言有日，無計扳留，義之所戴，情何能巳。爰賦七律一章，為之贈別，知非清高之唱，亦聊以紀行跡耳。
落日湖壖海氣寒，高僧行矣感無端!
星霜驛站途千里，風雨雞鳴夜半闌。
未老名山虚一席，更誰噀海釋群官。
亂雲殘月錢塘路，此去河梁歷歷看。(40)
曹菊齋居士詩云:
遠今才識感興亡，蓮社追隨許與昌。
師尚英年施化雨，我慚暮景惜斜陽!
論師幾見師知音? 出世何無憂國觴。
煙水百城將歷盡，白湖珠海雨茫茫。(41)
竺摩法師非常感謝澳門清遊會、雪社和潔社的友人們在他即將離別前如此深情地為他送行。他也按照往日與澳門友人雅集的方式，賦詩以答謝各位友人的厚意:
衲本粥飯庸材，麻麥不辨，自違難濠江，謬蒙大雅君子，寵錫鴻文，獎勉有加，感胡能巳。乃者以疾返鄉，復承張純初、張谷雛、陳寂園、梁彥明、高劍父、梁毅三、黎廷啟、鄭哲園、黎兆錫、王惺岸、李供林、周貫明、鄭春庭、劉耀墀、何仲恭、何斗燦、張瑞權、張白英、黃蘊玉、余達生、賴振東、湯卓元、利樹宗、李君達、羅曉楓、楊鐵夫、羅季昭、關公博、馮桂秋、繆君侶、曹菊齋、林葉天等諸公，或設宴媽閣餞別，或以詩文書畫見貺，藉留紀念，盛情尤可銘感，因綴俚句，聊致謝忱。時正中秋前二夕，湘北捷報頻傳也。(42)
兩年聚首情如昨，今夕禪林把別觴。
坐向秋風驚客夢，欲從明月問行藏。
過江名士音塵接，遁跡精藍俗盧忘。
貽我佳篇三十幅，滿船書畫似襄陽。
清遊幾度樂追攀，風雅論文喜往還。
杯酒幸同聯汐社，芒鞋時或踏秋山。
烽煙淪劫蒼生苦，霜露横江行路難!
湘捷欣逢添盛餞，臨歧何惜唱陽關?
很顯然，澳門文化界人士對竺摩法師即將離開澳門回到內地，懷有深深的留戀之情。從以上竺摩法師所列的澳門文化界人士的名單中以及張谷雛、羅曉楓、曹菊齋和梁毅三等的詩文中，我們不難發現，竺摩法師在澳門弘揚佛法，時間雖然很短，但是，對於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與興盛，對於當時在澳門的海內外關心佛教文化的知識份子，卻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這種影響，既有佛教文化特有的人文關懷和終極追求在抗戰期間所表現出的巨大吸引力，也有竺摩法師本人在澳門弘法及其與海內外人士的交往中間所表現出來的人格魅力。
竺摩法師在澳門期間所參與的海內外佛教文化交流，涉及當時華人佛教文化圈的許多地區和人物。這些人物，大多都來自於中國內地，其中有不少是抗戰期間從內地來港澳避難的佛教文化界人士。除了上面提到的像高劍父、梁彥明、張純初等澳門清遊會等組織的成員外，還有如張聖慧、寶乘、葉恭綽、靄亭、海仁、滿慈、妙音、曼殊揭諦、如幻、岑學呂、楊剛、林子青、劉承澤、呂碧城，等等；也有一些是當時從中國內地到東南亞地區學習和弘法的佛教文化界人士，如緬甸仰光的法舫、達居、白慧等，新加坡的六融、陳慧修、李俊承等。當然，更多的則是當時內地各處佛教文化界人士，如重慶的太虛、葦舫、法尊、樂觀、演培、雨坤、智定、胡不歸、陳銘樞、楊立人、王向晨、周貫仁、李仙根、林語堂、周觀仁等；江浙的弘一、曇昕、芝峰、大醒、持松、趙百辛、木魚、亦幻、談玄，等等；湖南和桂林的巨贊、古徽、明真、道屏、歐陽予倩、田漢等；雲南昆明的性仁、石雲、豐子愷等。
竺摩法師在澳門與諸如上述內地佛教文化界人士的交往，極大地增進了澳門佛教文化界與內地佛教文化界之間的相互瞭解。比如説，在澳門出版的《覺音》雜誌上，經常可以看到內地和香港佛教界當時發生的各種重要事件的及時報道，以及太虛、弘一等當時內地佛教界著名高僧的最新消息。該雜誌還時常發佈<浙東訊>、<縉雲訊>、<香港訊>、<寧波訊>、<重慶訊>、<上海訊>等等佛教界的<報界簡訊>，使澳門與內地佛教界之間能夠保持最快捷的瞭解。此外，竺摩法師主辦的《覺音》雜誌，還與內地的一些著名佛教文化雜誌保持著密切的友好關係，像內地當時宣傳愛國愛教的著名雜誌重慶太虛法師主編的《海潮音》、桂林道安和巨贊法師主編的《獅子吼》、四川許止煩居士主編的《佛化評論》、浙江缙雲城隍山佛教會主辦的《人間佛教》等等，都與澳門的《覺音》雜誌時常相互將對方介紹給自己的讀者，從而共同促進相互間的瞭解和中華佛教文化的發展。因此，竺摩法師在澳門的佛教文化活動，密切了澳門與內地間的佛教文化關係，極大地推動了澳門與內地間的佛教文化交流和澳門佛教文化的發展。
澳門普濟禪院過堂懸掛的名畫阿彌陀佛像和對聯 柳 連攝
【註】
(1)陳慧劍<竺摩上人南天記>，載陳慧劍編著《當代佛門人物》，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4年版，頁55-57。
(2)參見印順編著《太虛法帥年譜》，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216-220。
(3)參見陳慧劍《竺摩上人南天記》，載陳慧劍編著《當代佛門人物》，頁58。
(4)竺摩《維摩詰經語體講錄·法會因緣》，《覺音》，第十一期，香港青山覺音社，1939年，頁3。
(5)竺摩<關於本刊遷居及其他>，《覺音》，第十三期，1939年，頁2。
(6)《華南覺音》雜誌從第十一期起改名為《覺音》。
(7)滿慈<編後話>，《覺音》，第十二期，1939年，頁28。
(8)竺摩<竺摩啟事>，《覺音》，第十二期，頁4。
(9)竺摩<滿慈妙音白慧松慧四同志入蜀求法，長途跋涉，恐損雄心，因賦一律，以壯行色>，《覺音》，第十三期，1940年3月，頁15。
(10)滿慈<從香港到重慶>，《覺音》，第十八期，1940年11月，頁32。
(11)竺摩<關於本刊遷居及其他>，《覺音》，第十三期，1940年3月，頁2。
(12)同上。
(13)同上。
(14)<楊慶光先生復書>，《覺音》，第十三期，頁14。
(15)<讀者作者與編者>，《覺音》，第十七期，頁32。
(16)同上。
(17)竺摩<答畏因君的一封公開信>，《覺音》，第十六期，頁32。
(18)<陳靜濤居士函>，《覺音》，第十七期，頁29。
(19)<寶乘法師函>，《覺音》，第十七期，頁29。
(20)梁彥明<簡竺摩法師>，《覺音》，第十七期，頁32。
(21)<陳靜濤居函>，《覺音》，第十七期，頁29。
(22)<覺音詩筒>，《覺音》，第十八期，頁30。
(23)同上。
(24)<覺音詩筒>，《覺音》，第十八期，頁31。
(25)竺摩<編後瑣語>，《覺音》，第十四期，頁23。
(26)竺摩<編後瑣語>，《覺音》，第十六期，頁33。
(27)<詩筒>，《覺音》，第廿七期廿八期合刊，頁42。
(28)何斗燦<篆香室主與雙清白齋主見過席次紀以一律>，《覺音》，第廿七期廿八期刊，頁42。
(29)竺摩《謝高劍父先生為題覺音》，《覺音》，第十七期，頁32。
(30)僑僧(竺摩)《篆香室隨筆》，《獅子吼月刊》，第一卷第八、九、十期合刊，1941年9月，頁27。
(31)梁彥明<八月初八夜與清遊會諸子同登西望洋山>，《覺音》，第十八期，1940年11月，頁30。
(32)竺摩<次彥明先生登西望洋山韻>，同上載。
(33)張純初<初夏遊普提園近作四首>，《覺音》，第二十九期，頁28。
(34)賴振東<兆錫維宗叔平招遊菩提園至者為純初谷雛竺摩哲園寂愛廷啟及余七人日暮始歸余與哲園已酩酊矣>，《覺音》，第廿九期，頁28。
(35)竺摩<題馮潤芝畫布袋和尚為臥雪居士>，《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三期合刊，頁68。
(36)梁臥雪<讀覺音簡竺摩上人>，《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頁66。
(37)張谷雛<送竺摩法師歸雁蕩即希吟正>，《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頁65。
(38)羅曉楓<送竺摩法師往雁蕩>，《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頁66。
(39)李供林<送竺摩上人歸雁蕩>，《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頁65。
(40)梁毅三<竺摩上人北歸雁蕩賦此贈行>，《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頁65-66。
(41)曹菊齋<贈慧森法師>，《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頁67。慧森，即竺摩法師的筆名。
(42)竺摩<酬澳海清遊會及潔社諸友>，《覺音》，第三十至三十二期合刊，頁67-68。
*何建明，歷史學博士，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本文係作者獲澳門文化司署學術研究獎學金所作有關課題之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