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略論清代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關係
以普濟禪院為主的個案研究

何建明

 

澳門普濟禪院觀音殿天井蓮花壁浮塑 柳 連攝

 

澳門佛教與內地佛教的關係由來已久。澳門在歷史上屬於廣東省的香山縣,因此,香山縣佛教文化的發源,也幾乎可以看作是澳門佛教文化的發源。據説早在唐代咸通年間(860-872)就有真教禪師(又號法果禪師)從外地來香山弘揚佛法。至宋代,香山地區的佛教文化已經比較發達。元代以後,因戰事原因,香山地區的佛教文化漸至衰頹。祇是到了明代末年,內地的佛教寺僧相繼來到香山傳法,香山地區的佛教文化才逐漸恢復和發達起來。正如已有的研究者所説:

至明末,佛教在香山縣再度流行起來,如在崇禎(1628-1644)間,就有僧慧融建的香林庵,另西林庵後山之颠有白衣庵之建;清順治(1644-1661)間亦有香山知縣胡戴仁建、僧慧信主持的眾母庵。此外,但知於清初以前已建成的佛教寺庵有觀音閣、鳳山古寺、寶蓮寺、普覺寺、開元庵等,其中普覺寺乃屬南禪系統。(1)

香山縣佛教文化在明末以前的傳播和發展,自然對於現今屬於澳門的這一地區的佛教文化,也會產生重要的影響,祇是我們從現有的史料中尚不能找到確切的證據來説明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通常所謂的澳門佛教,多從現存於澳門的歷史最悠久的普濟禪院算起。據現存於普濟禪院後山上的普同塔的碑志記載:

普濟普同。本山自天啟三年由循智祖師斥衣鉢資購下,崇禎五年建斯普同塔,雍正癸卯比丘天樹、乾隆丙午比丘靜持、同治癸酉比丘暢瀾均重修之。至民國丙子塔漸頹毀,比丘遐齡、比丘濟航經營之,遂成今觀焉。慧因志。

由此可知普濟禪院建於明朝的天啟年間。鄭煒明先生曾在現今的普濟禪院內發現一塊刻有“天啟二年祀壇”字樣的石碑(2),因此可以推測至少在明朝的天啟二年,即公元1622年,澳門望廈村的普濟禪院,就已開始了佛教的法事活動。不過,據普濟禪院1882年所立石碑“普濟禪院祀壇之建”,“閩省南邑許望冠所造也”的記載,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的初設,可能是南來澳門的福建人所為。

當然,以普濟禪院為代表的澳門佛教在文化上產生歷史影響,大概始於17世紀末葉嶺南高僧跡刪和大汕來到澳門普濟禪院弘法以後。

迹刪(1637-1722),廣東番禺人,俗姓方,名顓愷,出家後取法名光鷲,後改為成鷲。是清初嶺南地區的著名晚明遺民。他“生於憂患”,“中年被剃(廣州的)華林(寺)”,“釋表儒裡,能文能詩”。曾“主法(廣東肇慶的)鼎湖,暮年退居大通寺。在清初嶺南佛門中,成鷲(跡刪)的生活道路具有最典型的遺民僧的特徵”。(3)

另據今人章文欽先生考證:

觀音堂之稱為普濟禪院,最早見於明朝遺民、清初嶺南高僧成鷲(一名光鷲,字跡删)的《咸陟堂詩集》。筆者以其詩集與自撰年譜《紀夢編年》兩相互證,知其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在香山城東河泊高氏園林結東林庵,前後居東林七年,其間兩度至澳門,第一次在三十一年(1692)春,作七律<遊澳門宿普濟禪院贈雲勝師>。第二次在三十六年丁丑(1697),後作七律<丁丑夏客澳門普濟禪院贈劍平師>和<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4)

跡刪的詩才在清代詩壇上曾得到高度的評價。近人鄧之誠先生稱其: “快吐胸臆,不作禪語。無雕琢摹倣之習,仍是經生面目。沈德潜譽為詩僧第一。”(5)我們從其先後兩次來澳門普濟禪院所作三首詩可見一斑。

其一是跡刪於1692年作的<遊澳門宿普濟禪院贈雲勝師>:

 

珠林遙隔水雲村,百里尋僧日欲昏。

行逐鮫人趨番市,漸聞舌雜華言。

山鐘近接三巴寺,海氣晴分十字門。

到處不妨吾道在,島夷今識法王尊。(6)

 

其二是跡刪於1697年作的<丁丑夏客澳門宿普濟禪院贈劍平師>:

 

避暑最宜地軸偏,領將生計在林泉。

弟兄聚會惟今日,松竹陰森異昔年。

坐老青山添白髮,吸乾滄海種紅蓮。

落伽此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7)

 

其三是<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寫將人物報東林。

蕃童久住諳華語,鸚鵡初來學鴃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六時鐘韻雜風琴。

祇悉關禁年年密,未得閑身縱步吟。(8)

 

跡刪來澳門普濟禪院等處弘法,對後來澳門地區佛教的發展,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由於他曾主法肇慶的鼎湖,為晚清以後鼎湖佛教向澳門、特別是向普濟禪院的弘傳,奠定了歷史基礎。

與跡刪幾乎同時來到澳門普濟禪院的大汕和尚,原姓徐,名石濂,亦字石蓮,江蘇吳縣人,善丹青,會詩文。他的同鄉潘耒謂: “其所出微,不欲盡言。幼而警敏,善畫仕女。作詩有佳句,有故出家,縱跡詭秘。於禪學亦嘗掠影,并無師承。”(9)而《大南實錄·大南列傳前編·石濂》則謂:

石濂和尚號大汕厂翁氏,清浙西人,博雅恢奇,凡星象律曆衍射理數篆隸丹青之屬,無有不會,而尤長於詩。明季清人入帝中國,濂義不肯臣,乃拜辭老母,剃髮投禪,杖錫雲遊,凡山川名勝,足跡幾遍。(10)

約中年後,石濂出家為僧,得法名大汕。後來,他南下廣州,自稱是當時聞名南京一帶的曹洞宗大師覺浪和尚的法嗣,博得當時嶺南地區著名學者屈大均等僧俗的信任,不久便在尚氏勢力的支持下,成為當時著名的長壽寺的住持,并以廣東清遠的飛來寺作為下院。他交遊甚廣,聲名日噪。1695年,大汕由一位在廣東沿海和東南亞經商的閩籍商人之介紹赴越南弘法。“因此,當1696年秋大汕回廣東後,以鉅款來重修‘閩人’所建的普濟禪院,也就順理成章了”。(11)

歷史已經證明,大汕的到來,對澳門普濟禪院的建設和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不僅帶來了大筆經費,使普濟禪院得以重建,更帶來了他本身所擁有的豐厚的中華文化的質素。因此,“今普濟禪院祖師堂的祖師譜稱大汕為‘洞宗第二十九世開建長壽、飛來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民國年間建於禪院後山的石牌坊榜以‘大汕宗風’,足見大汕對禪院影響之大”(12)

在現今普濟禪院的龍華堂裡,供奉著大汕禪師像,配置有一幅紅底金字楷書的木刻聯,橫額是: “正眼法藏”,兩邊分別是: “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月照蓮峰”。聯中的“長壽”,是指廣州的長壽寺,“峽山”是指廣東清遠的峽山飛來寺,而“蓮峰”是指澳門的蓮峰寺。這幅聯最直接地説明了大汕從內地來澳門對澳門佛教的重大影響。

在大汕之後和晚清以前對澳門佛教文化發生影響的,至少還有印光任、黎簡、李遐齡、謝蘭生等文人居士,和靜持、晴峰、秉機、明曉和暢瀾等等寺僧從內地來澳門弘法利生。

印光任,江蘇寶昌人。清朝雍正年間由稟生舉考廉方正,分配到廣東地區做官,并於1744年由清廷委任擔任澳門第一位同知。在澳門期間,他忠於職守,妥善地處理各種內外交涉及各種事件。不僅如此,他還是一位詩人和學者,著有《炳巖詩文集》、《補亭集話》、《鐵城唱和》和《澳門記略》等,不少詩文反映了澳門的宗教文化狀況,諸如<三巴曉鐘>、<蘭寺濤光>和<蓮峰夕照>等。其《澳門記略》是迄今專門記錄澳門歷史的最早和最權威的著作,其中就有關普濟禪院的記載。

從普濟揮院後山墓誌碑刻可瞭解洞宗南傳的若干歷史信息 柳 連攝

黎簡(1747-1799),字簡民,號二樵,亦自稱樵夫,又號石鼎道士,廣東順德人。曾寓廣州僧寺,詩畫均聞名於世,著有《五百四峰堂詩鈔》等。他平生可能并沒有到過澳門,但有詩畫流傳於澳門。在普濟禪院裡,就藏有一幅由他親筆書寫送給靜持法師的楹聯:

 

吟得意時山欲雨

道忘言處月當天

 

此外,現今竹林寺也還藏有他書寫的一幅楹聯:

 

澹於秋水閑中味

和似春風靜後功(13)

 

李遐齡(1766-1823),字芳健,一字菊水,香山(今中山)紫里人。善屬文,尤有詩名。其生平著述甚多,嘉慶年間在粵中詩壇頗有影響,著有《勺園詩鈔》、《容安堂集》和《容安堂零存》等。從詩作來看,他顯然到過澳門。他關於澳門的詩,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就是<媽祖閣>:

晚涼動佳興,落日澹餘景。
小步信所如,忽到無人境。
峭壁懸蒼空,芳樹接濃雲。
雲關臨水開,石室傍巖整。
寂寞兩佛趺,明滅一燈耿。
小亭壓殿角,細路紆延綆。
登覽頓披豁,使我曠懷聘。
仰玩摩巖書,筆力驚特挺。
側足憑危欄,遠翠出西嶺。
煙深疏磬遲,林喑獨鶴警。
玉鉤掛纖痕,銀波澄萬頃。
謖謖松風長,翛翛心骨冷。
群象赴雙眸,眾妙得欣領。
曲折下禪房,室虛幾榻凈。
老僧含古姿,接待煩儀省。
悠然生道心,默對意彌永。
浮世苦倥傯,細想真疣癭。
何時擺塵繮,結托事幽屏。(14)

謝蘭生,字佩士,號澧浦,又號里甫,別號理道人,南海人。嘉慶七年進士,迭舉粵秀、越華、端溪講席,後為羊城書院掌教。古文學韓愈、蘇軾,詩學東坡,書法師顏真卿,參以褚遂良、李邕,畫學吳中圭、董香光,在當時廣東書畫界推其駕於黎簡之上。著有《常惺惺齋文集》、《常惺惺齋詩集》、《書畫題跋》等。他與其弟謝觀生,被稱為書畫界“二謝”,於嘉慶十三年常在普濟禪院作畫,在當時澳門僧俗二界都有一定的影響。(15)

在現存的<普濟禪院·西方東土歷代祖師菩薩蓮座>(16)的譜諜中,可以看到繼大汕和循智之後,有不少內地寺僧曾來澳門弘法和住法。

洞宗博山門下象林第十代法嗣靜持和尚,始創廣東慶壽寺,後來到澳門普濟禪院弘法,并擔任住持。

洞宗三十三代法嗣、廣州長壽寺首座真源和尚,來澳門普濟禪院弘法。

洞宗三十四代法嗣、廣東清遠飛來寺主席景曦和尚,來澳門弘法,并擔任媽閣廟住持。

洞宗三十四代法嗣、廣州長壽寺首座秉機禪師,來澳門弘法,重修普濟禪院。

臨濟正宗廣州華林寺第三十八法嗣曜明和尚,來澳門普濟禪院弘法并擔任住持。

洞宗三十五代法嗣、廣東清遠飛來寺主席守明和尚,來澳門普濟禪院弘法。

洞宗三十五代法嗣、廣東清遠飛來寺主席晴峰和尚,來澳門普濟禪院弘法。

洞宗三十五代法嗣、廣東丹霞海幢寺僧默潭和尚,來澳門普濟禪院,并擔任媽閣廟住持。

洞宗三十五代法嗣、廣東番禺海雲寺主席道果和尚,來澳門普濟禪院弘法。

洞宗博山下第十二代法嗣、廣州大佛寺後堂聖傳和尚,來澳門弘法,并擔任媽閣廟住持。

洞宗博山下第十三代法嗣、廣州大佛寺後堂鏡臺和尚,來澳門普濟禪院弘法,并擔任住持。

洞宗博山廣東丹霞山海幢寺第十二代法嗣合初,來澳門普濟禪院弘法。

以上説明,在清代中葉,澳門普濟禪院的弘法中堅,主要來廣東省清遠的飛來寺、丹霞的海幢寺、番禺的海雲寺以及廣州的大佛寺和長壽寺等內地嶺南地區的一些著名寺院。這當然與普濟禪院的開創祖師大汕來自長壽寺和飛來寺這一重要歷史淵源有關係,但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普濟禪院與內地佛教的關係,較早期明顯地深廣多了。

在晚清以前,內地廣東和福建等地的佛教僧俗和文人、顯貴來澳門弘揚佛法的,當然不止以上提到的這些。當時和後來有關記載的史料,以及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有關史料,都非常有限,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其實,這不僅澳門一地是這樣,中外許多地區又何嘗不是如此? 如果時人和後人都注重真實地記載當時的人物和事件,我們今天和後來者所能知道的過去的歷史,一定會比我們現在實際所能知道的歷史要真實得多,就會大大減少後人任意地去編造和褻瀆歷史的機會,人類或許會更加明智地去面對未來的各種挑戰。

在晚清以前的這一個歷史時期,也有不少內地的佛教僧俗和文人、顯貴,雖然并沒有親自到過澳門弘揚佛教文化,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他們的文化遺響傳播到澳門佛教界,成為歷史上內地佛教文化影響澳門的另一種重要方式。

在普濟禪院的藏經閣中,珍藏著明末清初著名的嶺南高僧天然和尚的墨跡<詠百合花之二>的行書詩軸:

 

影落荒林靜者知,微年不與眾芳期。

雲深絕壑水流處,月淨長空雨過時。

邂逅芝蘭隨臭味,窮通山日自葳蕤。

從來物理多同異,指點川原付畫師。

 

天然和尚(1608-1685),原名曾起莘,番禺吉逕村人。世為邑中望族。年三十三,厭棄仕途,到廬山歸宗寺削髮,後隨道獨和尚返廣東羅浮山華首臺修道,取法名函昰,字麗中,別號天然。他不僅在廣東的番禺和丹霞山等地創立了海雲寺、別傳寺、海幢寺等名剎,被譽為南粵的法門柢柱。(17)而且,他是晚明遺民中的著名精神領袖,其高風亮節,頗為時人所稱頌。他能詩文、善書畫,以此抒發其孤懷遺恨,留下了許多名篇佳作。天然作品流傳至普濟禪院,也反映了大汕的遺民宗風在普濟禪院、乃至在澳門佛教界的重大影響。

在普濟禪院所珍藏的古代高僧文物中,明清之際嶺南著名高僧澹歸親筆寫的《丹霞日記》,顯得格外珍貴,當代著名學者饒宗頤教授看後有詩云:

 

舵石遺書不記年,丹霞溟涬極人天。

歸宗直學無偏正,修竹堂門夜草玄。

 

并題記曰:

院藏今釋《丹霞日記》一冊二十葉,蓋康熙癸丑返龍護園過嶺後所記。(18)

汪宗衍先生有<澹歸和尚日記跋>曰:

澹歸和尚手寫《日記》一冊,起自六月二十九日,迄於十一月三十日,凡二十葉,末有“澹歸”、“今釋”二印,蓋前半為住丹霞山別傳寺時記,後半則移錫龍護園與出嶺後記也。記不著年,(……)記中多關山寺掌故。所為詩文詩日,亦可與《遍行堂集》互相參證。書法南宮,精到健媚;小字草書,世尤罕覯。今藏普濟禪院,余幼時屢侍先公往觀之,先公曾三題冊後,余小子亦附名簡末。(19)

澹歸和尚(1614-1681),浙江仁和縣金氏子,俗名堡,字道隱,號蔗餘。明崇禎庚辰進士,後參加了南方的反清鬥爭。失敗後到廣東番禺的雷峰山海雲寺出家為僧,得法名今釋,字澹歸,號舵石翁,又號甘蔗生,是天然和尚的第四代法嗣。他著述等身,詩文和書藝俱屬上乘,且佛學造詣極深,因而在當時享有盛譽。由於《丹霞日記》年代已久,加之澹歸和尚在明清之際的文化界和佛教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當今澳門著名文化界人士李鵬翥先生稱“這一冊三百多年前的珍貴文物,現為禪院什襲寶藏的鎮山寶,等閑人士不易獲睹。”(20)

在普濟禪院,還藏有澹歸和尚親筆書寫的行書條屏:

一腳踢倒凈瓶,説甚法身向上。張家不使李家錢,李家莫算張家賬。

我個人覺得,這一條屏,無論是從書法藝術上,還是從佛學的造詣上,均是難得的佛教文化藝術的珍品,其價值不在《丹霞日記》之下。

澹歸和尚的弘法範圍,主要是粵北地區,目前尚未發現史料反映他到過澳門。其《丹霞日記》如何和何時流傳到澳門,并為普濟禪院所收藏,也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但是,他和天然和尚的墨寶珍藏於普濟禪院,不僅説明了普濟禪院的高僧和護法善信對於大汕宗風的自覺繼承和弘揚,而且也説明了天然、澹歸所創闢的番禺海雲寺、丹霞的別傳寺、海幢寺的佛教宗風對於普濟禪院、乃至整個澳門佛教文化的重要影響。普濟禪院後來與番禺的海雲寺、丹霞的別傳寺和海幢寺等發生重要關係,無疑與這一段重要因緣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普濟禪院珍藏澹歸和尚行書條屏 柳 連攝

正如澳門人士李鵬翥先生所説: “在澳門所有的寺廟中,普濟禪院的氣魄最大,收藏書畫文物也最多。”(21)到過澳門普濟禪院的人,不難發現禪院的殿堂裡所懸掛的字畫,都是明清以來的名家之作,你實際上已置身於一座近三百年嶺南佛教文化藝術的寶庫之中。我於1998年7月因考察澳門佛教文化而來到普濟禪院時,就有這樣一種十分突出的感覺。

在普濟禪院的文化寶庫中,還有一幀由清代嶺南三大詩家之一的陳恭尹題寫的橫披詩幅。陳恭尹,號獨漉子,別號羅浮布衣,廣東順德人。他是明末三大復明反清義士之一的陳邦彥的長子,亦以抗清復明為志職。其著作《獨漉堂詩文集》,頗有影響。

此外,在客堂和方丈室等處,還懸掛著遠山張錫封等人所題寫和贈送的楹聯,以及董其昌、劉墉等眾多名家的書法真跡。

到了晚清時期,澳門佛教界與內地的關係,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有所增強。

潘仕成,祖籍福建,世居廣州。生於清朝嘉慶年間,歷道光、咸豐、同治四朝,是晚清享譽朝野的官商臣富,又是參與清廷海防、外交的要員。1844年,他作為隨行參贊,參加了清朝耆英與美國顧盛在澳門望廈村普濟禪院內簽訂<望廈條約>。當其時,他與諸君子同遊媽閣廟,題詩紀遊。其<媽閣廟石刻詩>云:

 

欹石如伏虎,奔濤有怒龍。

偶攜一樽酒,來聽數聲鐘。(22)

 

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又自號石溪生,廣東香山人,道光三年癸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山西司主事,候補郎中,晚年主講鳳山豐湖書院。他擅長書法,并名於世,兼善繪畫和詩詞,著有《榕堂吟館詩鈔》和《倚霞閣詞鈔》等。咸豐、同治年間,鮑俊到過澳門,因而留下了關於澳門的詩詞和書法等作品,其中不乏有關普濟禪院和媽閣廟等佛教方面的。

1843年,鮑俊為澳門普濟禪院題寫楹聯:

 

山水有靈亦驚知己

性情所得未能忘言

 

此聯現仍懸於普濟禪院的檀越堂。此外,該院龍華堂懸掛著由廣東三邑陸佩瓊於咸豐八年(1858)敬奉的楹聯:

 

歷代傳燈此地用徵羅漢果

千秋享祀大眾曾悟木樨香(23)

 

此聯的橫額,便是鮑俊撰題的: “證多情佛”。鮑俊還有一些遊澳門的紀事詩作,其中不乏涉及媽閣廟、蓮峰廟等佛教道場的。如<行香子>:

蚝鏡波平,四面鐘聲,耶稣果供香迎。簾垂粉壁,山鎖蓮莖。看海東西,樓高下,艇縱橫。

颶母時鳴,百丈潮生。卷腥風,浪迫蛟鯨。沙關夕照,馬閣朝晴。愛蠟魚黃,銀蝦白,石螺青。(24)

普濟禪院從大汕之後,直至嘉慶年間才在內地和澳門的十方善信的幫助下得以重修。內地和澳門的不少信眾敬獻了楹聯和字畫。番禺的梁棟材獻聯曰:

 

寶樹琪花妝出西天竺境

丹山碧水生成南國蓬萊(25)

 

普濟禪院自嘉慶年間重修之後,至咸豐初年,經過四十多年的風風雨雨的沖刷、侵蝕,又是破舊不堪。住持暢瀾和尚在富商王、沈、蔡、趙等家族的慷慨支持下,於咸豐八年(1858)進行了全面的重修和擴建,得到不少內地佛教僧俗和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與幫助。

在當時,對普濟禪院首先給與關切并發起重修的,是時任澳門海防同知的馬增頤。馬增頤是桐城人,咸豐七年(1857)被委任為澳門海防同知。他上任後巡視澳門,曾到普濟禪院拈香。當他看到久聞其名於嶺南的普濟禪院,現今如此破敗凋零的景象,於是立願發起重修,得到十方善信的積極捐助,當年就動工,次年即竣工。馬增頤還專門撰寫重修禪院文,由清翰林院編修曾望顏書碑,以志記念。

不僅如此,他還親自為普濟禪院的大雄寶殿題寫楹聯:

 

是法無邊結歡喜因緣普遍大千世界

為善即佛現莊嚴色相重新第一名山(26)

 

藉著普濟禪院重修和擴建這一重要因緣,許多澳門和內地的佛教信眾和文化人士紛紛為普濟禪院敬獻楹聯字畫,共襄盛舉。

廣東中山鐵城的空隱軒通田和尚,專程為大雄寶殿敬獻了楹聯:

 

貝葉傳心何異讀書食氣之學

蓮花説法無非濟心利物之懷(27)

 

澳門鄉紳沈榮燦、沈榮煜也敬獻了楹聯:

 

座湧蓮花雙樹閑依沾法雨

經翻貝葉三車靜演蔭慈雲(28)

 

總而言之,普濟禪院的這兩次重修,不僅體現了澳門與內地的佛教信眾和有識之士對普濟禪院這座嶺南名剎的共同愛護,實際上也借此共襄了澳門佛教文化的盛果,使普濟禪院所留存和代表的澳門佛教文化之薪火,得以延續下來而不熄滅。

在晚清時期,廣東香山、清和等內地的寺僧和文人善信,或來過澳門遊歷,或就在內地與澳門普濟禪院等佛教道場的寺僧及善信相交往,為歷史留下了難得的文化遺跡。

羅蕙屏(1831-1908),廣東香山人,生平酷愛吟詩,兼習書畫,聞名於嶺海之間,著有《翠藤館吟草》等。他為澳門留下了詩作<蓮峰晚眺>:

 

一雙遊屐等飄萍,放眼雲煙入渺冥。

晚寺鐘聲搖落日,寒空鴉點散零星。

青山極目分今古,紅樹金秋作醉醒。

徏依東皋何處好,臨風徒此泳楱苓。(29)

 

普濟禪院經過咸豐年間的修整和擴建以後,不僅面貌煥然一新,香火日盛,而且,通過這一次機緣,也擴大了與內地許多寺廟和寺僧及善信的友好往來。住持暢瀾和尚本人,就是來自廣州的長壽寺,與內地的不少寺僧和文人善信有過不少的交往。如今,這種交往更加密切了。在現今的丈方室裡,懸掛著一幅由清和的周士和丹山合作於光緒己卯年(1879)為暢瀾和尚繪製的法像,非常傳神。另外,道光進士、咸豐年間入李鴻章幕府的王凱泰,也曾於1870年親筆書贈暢瀾和尚一幅楹聯:

 

常此洗心歷江海

偶逢行腳問雲山

并有題跋曰:

庚午仲秋,偶遊長壽禪林,暢瀾上人以經索書,因憶前在浙中曾於靈棲寺中留題一聯,録以奉贈,并志鴻雪之緣云爾。寶庭王凱泰書。(30)

曾望顏,字瞻孔,號卓如,廣東省香山人。清嘉慶二十年舉人,道光二年進士,翰林院編修,輔御史,遷順天府尹,累擢陝西巡撫、四川總督,後被召入都受內閣侍讀學士。咸豐己巳(1869)冬,以八旬高壽親筆題寫一聯贈給暢瀾和尚:

 

魚躍鳶飛徵妙道

水流花放見真機

 

與此同時,著名晚清嶺南畫家羅三峰(岸先)的晝作,也流播到澳門的普濟禪院。現藏於該院的<魚獻蓮葉來>和<人醺論詩酒山送買花船>等佳作,都非常珍貴。

在清末,不少廣東香山籍善信到過澳門的媽閣廟、普濟禪院和蓮峰廟等處遊歷、拈香,留下了不少有關的詩文。這些詩文,也給當時澳門與內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篇章。比如,晚清諸生、香山人士吳啟苞,就有詩作<遊阿媽閣觀音亭>:

 

落木肅商飙,孤亭氣象超。

雲隨高下鳥,帆逐去來潮。

 

石立形啼笑,山浮影動搖。

誰人書海覺,高掛碧岧嶢。

并撰序曰:

地在澳。其山多石。山下為閣,閣上為亭,皆因石為之。亭側有刻“海覺”二字於高石上,字法遒勁。(31)

總而言之,澳門的佛教,以普濟禪院為代表,真正創立於明清之際,弘傳於清代中葉,在晚清得到重興和發展,為辛亥革命以後適應時代要求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普濟禪院後園曲徑通幽的香布祇園 柳 連攝

【註】

(1)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11月,頁12。

(2)同上書,頁12-13。

(3)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98。

(4)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劉月蓮、黄曉峰編《澳門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海事博物館、澳門文化研究會聯合出版,1998年4月,頁199。

(5)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295。

(6)轉引自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劉月蓮、黃曉峰編《澳門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200。

(7)(8)毅剛編《澳門四百年詩選》,澳門出版社,1990年,頁8;頁9。

(9)潘來<救狂砭語·與梁藥亭庶常書>,《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金陵覽古(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55。

(10)轉引自大汕撰《海外紀事》附錄九,中華書局,1987年,頁139。

(11)姜伯勤<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潘>,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基金會出版,1994年,頁232。

(12)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劉月蓮、黃曉峰編《媽祖信俗歷史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頁199。

(13)亦可參見鄧景濱、葉錦添編《澳門名勝楹聯輯注》,澳門楹聯學會,1998年,頁57、95。

(14)《澳門四百年詩選》,頁27-28。

(15)李鵬翥《澳門古今》,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澳門星光出版社聯合出版,1986年,頁228-229。

(16)鄭煒明、黃啟臣《澳門宗教》,頁16-17。

(17)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53。

(18)饒宗頤<澳門普濟禪院>,方寬烈編《澳門當代詩詞紀事》,上冊,澳門基金會出版,1996年,頁213。

(19)轉引自佛山大學佛山文史研究室、廣東省文史館編《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623。

(20)(21)李鵬翥《澳門古今》,頁223;頁229。

(22)《澳門四百年詩選》,頁43-45。

(23)廣東三邑陸佩瓊在同年(1858)還敬奉給普濟禪院一聯: “億萬眾拔苦超幽悉憑教主;千百年鋤奸獎善賴有諸生。”此聯現存於該院大雄寶殿左殿。

(24)《澳門四百年詩選》,頁43-45。

(25)(26)(27)(28)《澳門名勝楹聯輯注》,澳門楹聯學會,1998年,頁25;頁33;頁28-29;頁28。

(29)《澳門四百年詩選》,頁47-48。

(30)《澳門名勝楹聯輯注》,頁40。

(31)《澳門四百年詩選》,頁79-80。

*何建明,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青年學者,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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