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泱泱大國，也是一個詩的國度。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詩歌始終是最重要的文學形式之一，它以凝煉的語言和特有的節奏韻律，飽含著詩人們豐富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力，高度集中地反映社會生活和時代風貌。歷代詩人留下的無數詩篇，豐富了華夏文明的寶庫，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
澳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從明代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葡人入據澳門以後，到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前夕的近三百年，構成澳門歷史上的明清時代。明清時代的澳門，作為葡萄牙人在中國領土上的居留地，以及來華貿易的其他西方各國商人的共同居留地，是一個重要的東西方貿易港口，也是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中心。在這樣一個海疆要地，中國居民與外國居民雜處而居，中國政府在這裡設官置戍，徵收稅課，有效地行使統治權。
明清時代居住在澳門或曾經到過澳門、關注著澳門的中國詩人，都向這片中國領土傾注自己的熱情。正如黃天驥師<澳門普濟禪院詩碑序>所描述的: “神州騷客，常乘興以南遊。嶺嶠英才，因風雲而際會。囊書仗劍，筆墨淋漓。或寄傲於榕蔭，或騁懷於沙嘴。撫煙霞之變幻，慨邦國之廢興。覽潮汐之漲消，紓胸襟之積悃。於是晴川芳草，盡入詩題，鶴渚鳧汀，遍留鴻爪。”當年中國詩人所留下的詩篇，從一個側面展現了明清時代澳門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
1994年4月，本書選箋者曾至澳門大學作題為“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的學術講演，談到: “古代澳門雖然僻處海隅，但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居住在澳門或曾經來過澳門的中國人，與居留在澳門的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人一起，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這些歷史文化遺產的根，一頭在中國內地，一頭在歐洲，特別是葡萄牙。”(拙著《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頁272。)
本卷選入明清時代七十位中國詩人吟詠澳門的詩詞二百七十二首，便是古代澳門豐富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份，從對詩詞的作者及其時代、作品內容和藝術特色的分析，可見中國文化在澳門的強大影響，而從詩詞內容中關於中西文化交流的描寫部份，又可見西方文化特別是葡萄牙文化的影響。
作者及其時代
明清時代吟詠澳門的中國詩人，就其社會身份而言，大約可分為官員、士紳、生員、商賈、僧人、天主教士及明朝遺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明朝遺民及清朝官員。
明清易代之際，神州板蕩，山河泣血，在政治上忠實於明朝的漢族士大夫，以不同形式反抗滿清貴族的統治，由此形成人數眾多的明朝遺民集團。清代澳門詩的作者中，屬於明朝遺民的便有張穆、吳歷、屈大均和釋跡刪。
張穆(1607-1686稍後)字穆之，號鐵橋，廣東東莞人。崇禎甲申之變，設位哭於故鄉茶山，旋入閩投効唐王聿鍵，與張家玉募兵惠潮，唐王敗後，旋以事不可為，返鄉歸隱。他於順治十六年(1659)遊覽澳門，寫下五古<澳門覽海>。這首詩的開頭“生處在海國，中歲逢喪亂”二句，抒寫了邦國淪亡之痛。其時清朝的統治已日益鞏固，使詩人發出無可奈何的感歎: “豪懷數十年，破浪已汗漫。”“狂瀾渺何窮，萬里生浩歎。”然而，在他的心中，仍然懷着深重的遺民情結: “西夷近咸池，重譯慕大漢。”所謂“大漢”，與其説是代指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清王朝，毋寧説是暗指已經失敗的漢族王朝明朝。
屈大均(1630-1696)字介子，號翁山。廣東番禺人，十八歲隨師陳邦彥起兵抗清，獨當一隊。年二十，父歿，禮天然和尚函昰為僧，法名今種。後棄僧返儒，曾東至會稽，參與魏耕、祁班孫通鄭成功之謀；北至燕代，與顧炎武、李因篤共謀恢復之計。晚年奉母鄉居以終。約在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1685-1690)，屈大均寫下澳門詩十餘首。其時詩人已進入晚年，仍然保持明朝遺民的晚節，然同張穆晚年一樣，恢復無望，壯心已灰。其吟詠澳門的詩篇，並未直接抒寫深重的遺民情結，而是借澳門這塊中國領土上的葡萄牙居留地，抒寫自己的民族感情，以及澳門的山川勝景、西方事物和清政府開放海禁以後頗為繁盛的東西方貿易。
清初的明朝遺民，除了武裝反抗清朝征服者，圖謀恢復之外，另一種反抗的方式就是逃禪，即出家為僧，遁入叢林。這種反抗形式為許多明朝遺民所採取，以致當時的嶺南詩人易宏有句云: “十年王謝半為僧。”屈大均之由儒遁釋，又由釋返儒，可以説是一個奇特的例子。而嶺南高僧釋跡刪，與在澳門普濟禪院留下日記墨寶的澹歸今釋一樣，逃禪之後，與寺院的晨鐘暮鼓青燈黃卷為伴，渡過人生的最後一段光陰。
釋跡刪(1637-1722)名成鷲，一名光鷲，號東樵山人。本廣東番禺方氏子，名顓愷，字趾
。年十三補諸生，年十五逢平、靖兩藩平定嶺南，拒應新朝之試，被除諸生籍。尚之信反清，嶺南復明代衣冠，喜謂: “吾得見先人地下矣。”之信敗，以四十一歲之年披髮入山，剃度為僧，初躬耕於羅浮石洞，旋下山雲遊，往來諸方禪林。康熙二十九年(1690)，在香山城東河泊高氏園林結東林菴，傚東晉名僧慧遠，與當地文士結社聯吟。前後居東林七年，其間曾兩度至澳門，留下澳門詩九首。明清中國的佛教已轉入低潮，詩僧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第二度來到澳門這個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中心，見到三巴寺的僧侶充斥街頭，聯想佛教的荒涼冷落，別有一番感慨: “相逢十字街頭客，盡是三巴寺裡人。(……)年來吾道荒涼甚，翻羨侏離禮拜頻。”(《三巴寺》)而欲借天主教以勵佛教。雖然人生已近暮景，弘揚佛法的雄心依舊: “坐老青山添白髮，吸乾滄海種紅蓮。”(<丁丑夏客嶴門島普濟禪院贈劍平師>)詩僧此次的澳門之行為結夏避喧: “九夏安居為避喧，閒身到處是桃源。……茶竈昨除桑柘火，蒲團長寄水雲村。”(<島門秋雨與諸子同賦>)結夏為佛教高僧的一種修行方式，叢林生活講究自然和諧，隨遇而安，且參禪者須斷絕意念，方能證道。詩僧在寓澳結夏時有句云: “但得安居便死心。”(<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從中可見這位明朝遺民出身的高僧的高深道行和恬澹心態。
吳歷(1632-1718)字漁山，號墨井道人，江蘇常熟人。生於南明忠臣瞿式耜之鄉，目睹清朝征服者對江南人民的殺戮蹂躪，早年為詩，時時流露出家國身世之感，如<無端次韻>:“十年萍跡總無端，慟哭西臺淚未乾。到處荒涼新第宅，幾人惆悵舊衣冠。”遂以明朝遺民自居，終生保持自己的氣節。與其他明朝遺民不同的是，漁山向從西方傳入的天主教尋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他於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二年(1680-1683)到澳門三巴寺學道。二十一年(1682)入耶穌會，為修士。返江南後，於二十七年(1688)晉陞司鐸，主持上海一帶教務達三十年。
漁山有《三巴集》一卷，包括<
中雜詠>三十首，<聖學詩>八十二首，大部份為在澳門三巴寺學道時所作。收入本卷的<中雜詠>三十首，除了描述澳門風物及其社會生活之外，還著重描述與佛教高僧的修行大異其趣的學道生活: “第二層樓三面聽，無風海浪似雷霆。”(第十七首)點出了漁山學道的地點三巴靜院，其時漁山年垂五十，眠食於第二層樓上，觀海潮度日。與他同在靜院中學道者多為十六、七歲的少年修士: “性學難逢海外師，遠來從者盡兒童。”(第二十五首)同這些少年修士相比，漁山在學習上碰到的困難要大得多，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勞動。每天清晨，教堂的鐘聲響起: “前山後嶺一聲鐘，醒卻道人閒夢斷。”(第二十首)把墨井道人從夢鄉帶入緊張的學習生活。上午六至七時(卯時)和晚上六至七時(酉時)，靜院中皆有課讀，搖銅鈴上學: “何當日課分卯酉，靜聽搖鈴讀二時。”(第二十五首)課讀之後，漁山仍在燈下與西洋教士交談以學習拉丁文: “燈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將筆可通；我寫蠅頭君寫爪，横看直視更難窮。”(第二十六首)更深夜靜，明月西沉，漁山仍在燈前苦讀: “紅荔枝頭月又西，起看風露眼猶迷。燈前此地非書館，但聽鐘聲不聽雞。”(第十九首)經過艱苦的學道生活，漁山確立了對天主教堅定的宗教信仰。對天主教的教義，也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在人生信仰上實現了從儒學到天學的轉變，為他其後三十多年的宗教業績奠定了基礎，也使他成為中國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足以垂之久遠的人物。選箋者另撰有<吳漁山的澳門詩>及<吳漁山天學詩研究>兩文。(見拙著《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可與本卷並參閲之。
張穆、吳歷、屈大均和釋跡刪四位明朝遺民，在17世紀後半期皆與澳門結下因緣，既由於其東西方匯聚交融的文化特色十分引人注目，亦由於其時清朝在澳門的統治力量比內地州縣較為薄弱。到了20世紀的前半期，為數更多的清朝遺老，與澳門結下更深的因緣，其詳情將留在《民國卷》中進行探討。
與澳門結下因緣的清朝官員，在清代吟詠澳門的詩人中佔有一定的比例。這些官員巡視澳門的活動及其所留下的詩篇，可以作為清代前期中國在澳門行使統治權的歷史見證。
順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為圍困在海上堅持抗清的鄭成功義軍，發佈“遷界令”，給沿海人民的性命財產造成極大的災難。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平定臺灣，清廷派工部侍郎杜臻、內閣學士石柱巡視粵閩沿海，為開放海禁作準備。二十三年(1684)初春，杜臻在廣東巡撫李士楨的陪同下巡視澳門。杜臻此行留下了長詩<香山澳>，詩末描寫了他在巡視過程中與西洋教士(白頭老人)的對話: “白頭老人髮垂耳，(……)扶杖穿屐迎道左，稽首厥角語媼咿。自言慕義來中夏，天朝雨露真無私，世世沐浴聖人化，堅守臣節誓不移。我聞此語甚欣喜，攬轡停驂重慰之。如今海內歌清晏，男耕女織相熙熙。薄海內外無遠邇，同仁一視恩膏施。還歸寄語西洋國，百千萬
作藩籬。”當時，無論是來華的西洋教士，還是居澳葡人，都被看成仰慕天朝王化的外國子民，才被允許居留中國內地，“堅守臣節”正是他們的本份。而在這位清朝欽差看來，西洋教士和居澳西洋人所自來的“西洋國”，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天朝的藩邦屬國，永作“藩籬”正是他們的職責。這段描寫向北京宮廷的“聖人”傳達了“澳夷恭順”的信息，以滿足“天朝”皇帝作為天下共主的傳統心理，正是這位長於作應制詩的清朝欽差的得意之筆。
同年暮春，另一位欽差石柱在兩廣總督吳興祚的陪同下亦至澳巡視。總督為封疆重寄，軍政、海防皆其職責。澳門為海疆要地，在開放海禁之前已恢復從香山經關閘至澳門之間的陸路貿易。在此之前，吳興祚在任兩廣總督不久，已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首次巡視澳門，留下有關首次巡視的五律兩首。這次巡視，留下長詩<抵香山，捨舟從陸，經翠微邨、前山寨、官閘口至濠鏡，遍觀砲臺及諸形勝，薄暮留宿>。據詩中所詠，詩人從香山至澳門途中，在翠微村外遇見從澳門販貨歸來的行商，並分享了昔日顛沛流離的百姓得返故里復業的歡樂。他在關閘口受到澳門葡人的迎接，巡視時各礮臺又嗚禮礮致敬。他拒絕了葡人珍異珠寶的饋獻，黄昏時又繩牀瓦枕，寄宿僧寺。其中關於開放海禁的描寫: “自從逆寇逞狂瀾，蕪草涼煙斷行走。天威赫赫靖妖氣，海宇忻然瞻慶雲。年來花柳無春色，春色於今倍十分。迴環島嶼如鱗次，昔日腴田荊棘蔽。從茲萬姓樂昇平，老幼扶攜返村肆。”將其與其他文獻相印證，可見詩人關心民瘼、廉介自守的高尚品格，這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是罕見的。
清朝的封疆大吏巡視澳門而留下的詩作，還有阮元的<登沙角礮臺閲水師畢，即乘水師提督之兵船過零丁洋，看大崳山，望老萬山，回澳門，閲香山兵，因題船額曰“瀛舟”>。阮元在接任兩廣總督之後不久，於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1818年1月10日)赴海口閲兵，巡閲虎門和澳門這兩個全粵最重要的海疆要地，遂有此詩之作。
澳門在清代沿明代屬廣州府香山縣管轄。康熙二十四年(1685)，管轄廣州、韶州二府的廣南韶道勞之辨，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廣州知府張道源，皆曾至澳門處理民蕃糾紛。其他如乾隆六十年(1795)的廣東左翼鎮總兵西密揚阿，嘉慶二十一年(1816)奉命至嶺南緝捕逸犯的武將湯貽汾等，皆曾至澳門，並都留下吟詠澳門的詩作。
為了加強對澳門的管治，清政府於雍正九年(1731)添設香山縣丞，駐紮澳門關閘以北的前山寨。乾隆九年(1744)，設立廣州府海防同知(簡稱澳門同知)，駐紮前山寨，香山縣丞移駐關閘以南的望廈村，由此構成鴉片戰爭前以澳門同知為最高實際負責官員，與香山知縣及香山縣丞互相協調，共同管理澳門事務的清政府管治澳門的實際管理體制。
在擔任澳門同知和香山知縣的清朝官員中，印光任和張汝霖無疑是兩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印光任字黻昌，寶山(今屬上海市)人，乾隆九年至十一年(1746)任第一任澳門同知。張汝霖(1709-1769)字芸墅，宣城(今屬安徽省)人。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1747)任香山知縣，兼署澳門同知。十三年(1748)實授澳門同知，以事被議落職。去任之前，復於十四年(1749)與香山知縣暴煜共同議訂善後事宜十二條，加強中國對澳門的管理。
印光任和張汝霖不但居官期間政績斐然，而且工詩能文，平生著述，蔚然可觀。他們合著的《澳門紀略》，是中國人第一部系統介紹澳門的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關於澳門歷史的著作。他們赴澳巡視，處理公務而留下的詩篇，多載於《澳門紀略》中。
印光任官於斯土而愛斯土，時時流露出對濠鏡的深厚感情。<濠鏡夜月>:“月出濠〔蠔〕開鏡，清光一海天。島深驚雪積，珠湧咤龍旋。傑閣都凌漢，低星欲盪船。纖雲飛不到，誰是廣寒仙? ”在詩人筆下，濠鏡的月夜被寫成這樣美好的人間仙境。澳門春天的早晨，在詩人筆下同樣是美好的: “何處春偏好? 雕樓曉最宜。窻晴海日上，樹暖島雲披。有戶皆金碧，無花自陸離。披仙應未見，海市道神奇。”(<雕樓春曉>)至於七律<濠鏡新秋晚眺>上半，又描繪了這個有如青色蓮花插入海中的玲瓏孤島，新秋時節高潔明淨的景象: “玲瓏孤島插青蓮，掌上金莖玉露天。傑閣凌波人在鏡，高帆落檻屋疑船。”
澳門的風光是這樣美好，澳門的位置又這樣重要，使有守土之責的詩人不能不感到責任重大。收入本卷的張汝霖的二十首詩中，其五律長篇組詩<澳門寓樓即事>第五首就表達了這種心情: “居然百夫長，位極以權專。列礮遙堪指，為垣近及肩。舞戈當負弩，釋甲學行纏。慎爾一隅守，蒙鳩繫可堅? ”詩人以澳門為海疆要地，西洋人寄居逼處，列礮為垣，治理澳門，既要用文德感化，又須注重武功，方能無忝責守。第十三首探討歷來治理澳門的利弊得失: “御惟操轡善，治或裸衣宜。古聖因其俗，今吾不汝疪。忌曾投鼠驗，機以好蜻知。二百年間事，從違欲問誰? ”首聯和頷聯四句，説祇有善於駕取車馬的人才能熟練地操縱繮繩，祇有像夏禹入裸國那樣因俗而治才能熟練地駕馭蠻夷，因此對居澳的西洋人不必過分挑剔、非議。結聯二句，證以詩人在《澳門紀略》序所説: “自濠鏡開市以還二百餘歲間，大事修戎，小事修刑。”反映了詩人在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問題上有明確的認識。
此外，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1786-1787)間至澳門審理人命重案的香山知縣彭翥，及其後任許敦元(乾隆五十年至五十八年，1790-1793年任)，也留下了吟詠澳門的詩作。
若以地域而言，由於清朝在地方官員的任職上實行迴避制度，本地人不能任本地官，因此，以上列舉的清朝官員，其籍貫通常屬於廣東以外的內地省份，其人數畢竟有限。
古代澳門位於九州南盡，嶺海窮處，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而言，其人文環境與珠江三角洲其他各地並無差別，這就使明清時代與澳門結下因緣的詩人中，粵籍詩人佔極大的比例，尤其是南海、番禺、順德、香山等地處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府屬縣份。在其詩作載入本卷的七十位詩人中，粵籍詩人達四十四位，另有六位籍貫未詳，亦極有可能為粵人，故粵籍詩人的人數，應佔本卷的三分之二。
這種情形，固然由於古代澳門地屬嶺南，亦由於明清時代嶺南文學的發展。古代嶺南雖然遠離中原，然與華夏文明本為一體，至明清時代，珠江三角洲已與長江三角洲同屬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地區。就詩歌而言，自唐張九齡開其詩風，沿至明代，有孫賁、黎民表等稱南園前後五子，清代前有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稱嶺南三家，後有黎簡，平生足不逾嶺，而詩名播於海內。明清時代澳門詩的作者多粵人，正與嶺南文學的發展相適應。
在粵籍詩人中，又以香山籍詩人為最多，達十二人，佔本卷詩人人數的六分之一。究其原因，除了嶺南文學發展的因素外，香山本身雖為廣州濱海縣份，自明代黃畿、黃瑜、黃佐、李孫宸諸人出，文風漸盛，沿至清代，有“香山多詩人”之説。本卷所載的香山籍詩人中，李遐齡少年即被黎簡許為“今日之南金東箭”。其後譚敬昭贈詩云: “嘉慶新翻長慶樂，白香山後李香山。”推許備至。先世及後嗣亦多能詩，有“七葉芸香，代有專集”之譽。黃培芳、鮑俊更以詩詞有名於時。
在香山籍的詩人中，屬於澳門本地的則有趙同義、趙元儒二人，皆為明末望廈名族趙氏之後。趙同義子元輅、孫允菁乾嘉間先後中舉，允菁官始興縣訓導，為清代前期澳門土著所僅見。趙同義有七律一首<臘月登海覺寺>。趙元儒的五律四首<次張太守石壁原韻>，為廣州知府張道源媽祖閣題詩的和作。張道源的題詩及其和作每詠及媽祖閣海覺石下的觀音亭。香山知縣許敦元的和作<張太尊次韻之二>首聯和頷聯云: “蓮峰迴鏡水，石壁峙蘭亭。幾度招仙侶，何年擘巨靈? ”
明清兩代嶺南詩人結社唱酬之風極盛，香山縣城石岐及小欖等地亦所在多有，頗疑被喻為“蘭亭”的媽祖閣觀音亭，應為當年澳門及其附近的文人雅集唱酬的佳處，出身書香之家的趙同義和趙元儒，應在當年參加雅集的“仙侶”之列。
明清時代屬於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為中國與西方各國發生直接接觸的早期，亦為中外關係史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轉變的轉折時期。這一時期西方各國之於中國，雖然以經濟和文化滲透為主，基本上沒有近代那種以堅船利礮為後盾的赤裸裸的軍事侵略。然而，西方國家給近代中國帶來的近百年的創深痛鉅的屈辱和創傷，卻可以從這一時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滲透和窺伺尋找淵源。
自明末以來，中國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對葡人入據澳門，以及西方殖民勢力對澳門和中國沿海的窺伺，始終懷有隱憂。在明清時代吟詠澳門的詩人中，便不乏這樣的人物，他們懷着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感情，將這種憂慮時時形諸吟詠。
最早將這種憂慮形諸吟詠的，為明代嘉靖年間的西域人後裔蒲龍。其<感事>詩云: “寸天尺地盡堯封，邸借蒲桃許駐蹤。一自庾郵頻貢雞，幾曾辛螫悟莽蠭。徙戎策尚遲江統，籌塞人先學范雍。天險莫將甌脱例，西來市舶水中龍。”這是迄今所見的中國詩人最早的一首澳門詩。詩人雖為西域人的後裔，內中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卻非常明確。他與當時其他廣東地方人士一樣，對葡人入據中國領土澳門深表憂慮。而結聯“水中龍”一語，正是葡人入據澳門之前，在廣東和閩浙沿海劫掠所留下的形象。
作於康熙二十八年的屈大均<澳門>詩，對葡人入據澳門亦表示了同樣的憂慮: “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外國頻挑釁，西洋久伏戎。”(第一首)“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第二首)“山頭銅銃大，海畔鐵牆高。一日蕃商據，千年漢將勞。”(第五首)而康熙三十六年(1697)釋跡刪的<青洲島>下半首: “猘犬吠花人跡斷，饑鳶佔樹鳥聲哀。憑誰為語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臺。”則對西洋人鳩佔鵲巢頗為不滿，謂應請水神憑夷作主，將青洲島歸還中國的隱士逸民作釣臺。作於稍後的汪後來<澳門即事同蔡景厚六首>之二則云: “蓮花出水地形奇，為問何年借島夷? 卻怪伏波征戍日，不壯銅柱立江涯。”
詩人們的感情是這樣，澳門的中國百姓感情又如何? 汪後來前引詩之五: “金鉅雄雞鬥碧陰，華夷分隊立森森。輸贏亦是尋常事，老大難忘左袒心。”漢初呂氏專政，太尉周勃謀誅諸呂，行令軍中曰: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全軍皆左袒擁劉。鬥雞娛樂，本來沒有甚麼政治色彩，但蕃漢之間卻壁壘森嚴，澳門的中國百姓懷有強烈的民族感情，中國一隊的輸贏，牽動着每個人的心。
至嘉慶七年(1802)和十三年(1808)，英國乘歐洲拿破侖戰爭之機，借口保護澳門免受法國侵佔，兩度窺伺澳門。詩人們的憂慮，又集中於英國對澳門和中國沿海的窺伺方面。程含章的<後海上篇>:“蒼生皆帝臣，尺地盡王土。誰將澳門山，輕與番夷處?(……)邇來暎咭唎，眈眈視如虎。積薪雖未然，綢繆宜未雨。”嘉慶二十五年(1820)邱對顏的<澳門>:“蚌鷸仍相持，異類真梟獍。天險當我歸，皇威永茲震。”謂英人企圖奪取澳門，取代葡人的地位，我正可利用矛盾，伺機收回澳門，使天險重歸我有，海疆得以寧謐，以此作為全粵海防的籌策之一。其見識皆遠遠高出於同時代人。屬於這一類的還有道光七年(1827)蔡顯原的長詩<蠔鏡>並序。
康熙末年至嘉慶初年，清代社會處於相對繁榮安定的時期，史稱康乾盛世或乾嘉盛世。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多少帶有一種作為天朝上國子民的自豪感，特別是士大夫，時時將這種感情形諸吟詠，可謂“盛世人慣作豪語”。在清代的澳門詩中，亦不乏這樣的盛世豪語。約康熙六十年(1721)羅天尺的<題澳門圖>上半: “澳口東風未易尋，蓮莖關外大洋深。誰當海不揚波日，寫出人來歸市心。”這種出自布衣之士的盛世豪語，寫出當時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頗具時代色彩。
雍乾間李珠光的五律<澳門>:“無多蓮瓣地，錯雜漢蠻居。版籍南天盡，江山五嶺餘。一邦同父母，萬國此車書。(……)”意思説澳門這塊狀如蓮瓣的小地方，中國人和西洋人錯雜而居。其地雖然僻處南天的盡頭，卻屬天朝版籍；其山雖屬五嶺的餘脈，仍是我中華的江山。澳門的中國居民，與內地百姓源出同一父母之邦；澳門的西洋居民，是因為仰慕天朝的王化而來居此地。
乾隆初年馮公亮<澳門歌>的下半: “濠鏡由來荒僻濱，今成戎蠻貿易津。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裏堆奇珍。番舸夷艦萬檣集，異域殊形遍家室。我朝厚德如洪波，萬里梯航畏懷多。諸酋同樂化日過，榮光出海休氣和。千秋億代錦山河，我因鼓腹澳門歌。”寫澳門貿易繁盛，海外諸蕃雲集以及天朝柔遠的盛德，最後六句，達到盛世豪語的極致。
乾隆末年西密揚阿<題媽祖閣石壁>的頷聯和結聯: “萬頃凌霄際，千艘仗赫靈。(……)萬國朝宗日，馨香極杳冥。”意思説海面波濤萬頃，連接天際；千百艘海舶仰賴媽祖的赫濯威靈，平安地在海面航行。在這萬方來朝梯航畢集的太平盛世，人們紛紛備上香美的供品酬謝神恩，祈神求福之聲，聞於天際。這種盛世豪語出自一位清朝武將之口，兼有自豪感和虛驕心。而這種虛弱自大的心態，使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後處理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方面付出沉重的代價。
作品內容
在瞭解明清時代澳門詩詞的作者及其所處時代之後，我們進而探討這些作品的豐富內容。
古今中外，凡有成就的詩人，無不熱愛自已祖國的秀麗山川，用那飽含着感情的彩筆來加以描繪，為後人留下一幅幅秀麗的畫卷。明清時代吟詠澳門的詩人也不能例外。幾乎當年澳門的各個風景勝地，都留下他們清麗可誦，寄托深遠的詩篇。茲列舉其佳勝者。
劉世重的<青洲山>:“萬派波光一柱浮，巍然獨立在中流。望來縹緲疑三島，板去鴻濛更十洲。銀海星搖天地動，石門潮落水雲幽。蒼崖恍惚金山似，曾到煙鬟最上頭。”詩人將青洲比喻為十洲三島似的海上仙山，又比喻為屹立於長江中的名勝鎮江金山。
屈大均的<望洋臺>:“浮天非水力，一氣日含空。舶口三巴外，潮門十字中。魚飛陰火亂，虹斷瘴雲通。洋貨東西至，帆乘萬里風。”氣魄宏偉，寄意深遠而又洗煉明快，為歷來詠望洋臺諸詩之冠。
遺址在西望洋山的望海樓，與東望洋山的望洋臺，在古代同為覽海勝地，釋跡刪的<望海樓>:“高踞層樓瞰十洲，江山如畫半浮沉。島夷計日遲青雀，海客臨風盟白鷗。帆到虎頭皆北向，水歸鰲背盡東流。魯連去後無消息，莫惜頻頻上此樓。”直將其喻為戰國時代屹立於東海之濱的魯連臺。
澳門南面的十字門，是木帆船時代東西方海舶來往的重要航道。印光任的<雞頸風帆>:“浩淼帆檣出，銀濤擁一痕。排雲鵬鼓翅，掛日海分門。四宇空無著，千山勢欲奔。飛騰何迅疾，疑是發崑崙。”描寫海舶經過雞頸洋面揚帆駛出十字門的情景，氣勢雄肆，境界開闊，直逼翁山。
風景秀麗的南灣，位於澳門半島之南，與十字門洋面相連。鍾啟韶<澳門雜詩十二首>之九: “地勢盡南灣，茫茫巨浸間。不風潮刮岸，當年瘴沉山。大舶微如點，頹沙曲似環。卻疑星宿海，潛氣出諸蠻。”純用白描手法，陳永正學長稱其“寫景真初。”(《嶺南歷代詩選》，頁581。)
蓮峰山位於澳門東北，吳漁山曾登峰頂，眺望關閘以北的山川，以寄鄉思。印光任的<蓮峯夕照>:“蓮峰來夕照，光散落霞紅。樓閣歸金界，煙林入錦叢。文章天自富，烘染晚尤工。祇恐將軍畫，難分造化功。”則描寫了沐浴在晚霞中的蓮峰山丹青難寫的絢麗景象。
澳門在明末成為繁盛的東西方貿易港，湯顯祖的<香嶴逢賈胡>:“不住田園不樹桑，珴珂衣錦下雲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描述他在澳門遇到販運珍異珠寶的葡商的情形。
沿至清代，對外貿易仍是澳門中外居民賴以維生的主要經濟來源。為了照顧澳門西洋人的生計，清政府在開放海禁之前開放了澳門與香山之間經過關閘的陸路貿易。吳歷前引詩第十八首: “小西船到客先聞，就買胡椒鬧夕曛。十日縱橫擁沙路，擔夫黑白一羣羣。”吳興祚<抵香山，捨舟從陸，經翠微邨、前山寨、官閘口至濠鏡……>:“嶺外雲深抹翠微，翠微邨外落花飛。負販紛紛多估客，辛苦言從裏歸。”都描寫了當年陸路貿易的情形。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開放海禁，設閩、粵、江、浙四海關，並在澳門設立粵海關監督行臺。同年，廣南韶道勞之辨與粵海關滿監督宜爾格圖、漢監督成克大巡視澳門。勞之辨<同滿漢榷部巡歷濠鏡四首>之四: “孤嶼何雄峙，茲門實壯哉。珠江初置榷，烽火舊遺臺。玉帛通千島，梯航走八垓。新懸平準法，互市仗長才。”寫下了海禁初開，千帆競發，澳門對外貿易欣欣向榮的歷史場面。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政府禁止中國商民赴南洋貿易，澳門西洋船不禁。至雍正五年(1727)，始開放粵閩二省海禁，重新准許中國商船出海貿易。潘憲勳的<澳門曲>第一首: “川后天吳海禁開，花錢無數自洋來。澳裏唐人三十萬，一時翹首望雙臺。”描寫了澳門中國百姓迫切要求開放海禁的心情。
澳門附近的海域，是中國南方水上居民蜑戶的聚集之地。吳歷前引詩第五首: “海氣陰陰易晚天，漁舟相併起炊煙。(原注: 蜑人放舟捕魚，以海為家，終歲不歸。)”有時，這些蜑民在黃昏將船靠岸，把漁網掛在堤邊的樹上，三五成群。從岸上買回滿瓶的燒酒: “晚隄收網樹頭腥，蠻蜑群沽酒滿瓶。”(第七首)有的蜑民還在岸邊架設罾棚，捕撈魚蝦: “極目正愁飛鳥墮，罾棚人立浪心牢。”(汪後來前引詩之一)
媽祖閣、蓮峰廟和普濟禪院是澳門最有影響的三座中國古廟，在明清時代，體現了中國文化在澳門的強大背景。這三座古廟，同樣被收入詩人的筆下。媽祖閣是澳門最古老的廟宇，歷來由僧人住持，又名海覺寺。李遐齡的長詩<媽祖閣>略云: “峭壁懸蒼空，芳樹接濃影。雲關臨水開，石室傍嵓整。寂寞兩佛趺，明滅一燈耿。小亭壓殿角，細路紆延綆。登覽頓披豁，使我曠懷騁。仰翫摩崖書，筆力驚特挺。(……)曲折下禪房，室虛幾榻靜。老僧含古姿，接待煩儀省。悠然生道心，默對意彌永。”中國古代的文人，歷來有與佛教高僧結緣論道之風，詩人對此可謂一脈相承，遂使這首詩充滿禪悦的氣味。唐見龍的<遊普濟禪院>:“巍峩寺宇肅清陰，欲乞靈芝路可尋。十里松濤驚午夢，數聲山磬證禪心。犬眠花影雲巖靜，鶴避茶煙藓徑深。好句欲追蘇內翰，石泉槐火費沉吟。”其格調近於李遐齡詠媽祖閣詩。至於黃培芳的<澳門蓮峰寺>:“奇闢蓮花莖，蓮峰翠作屏。海浮天外白，山擁寺前青。薄岸魚龍躍，虛堂草木靈。南隅原不盡，一氣接滄溟。”則以描寫周圍境物來烘托蓮峰古廟，尤着重於描寫海景，對於這座本稱娘媽新廟，以航海保護神媽祖為主神的古廟，亦十分貼切。
明清時代的澳門，作為葡人的居留地，吟詠澳門的詩人，也將他們的眼光投向居澳葡人，與他們友好往來，並描寫他們的使用器物、風俗習慣和宗教傳統。
對於居澳的葡人，除了湯顯祖筆下的“賈胡”之外，韓鵠的筆下是這樣描寫西洋少女: “樓頭一見已魂銷，性本聰明態本驕。時嚼檳榔還默默，玲瓏玉質透鮫銷。”(<澳門番女歌>第一首)其詩作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雖然未免輕薄之嫌，卻是描寫西洋少女諸詩中最早的一首。
葡萄牙人最早從非洲掠賣黑奴，居澳葡人曾長期蓄養黑奴。古代的澳門，隨處可以見到黑奴的蹤跡。葉廷勳<于役澳門紀事十五首>之七: “不斷樓頭曉夜鐘，番奴鈐索辨行蹤。”在黑奴身上繫上繩索，便於主人辨別黑奴的行蹤，並控制其行動。這些黑奴同頭纏白布的摩盧人一樣，善於操舟，充當水手，又性喜飲酒，供役駛船所得，輒傾囊沽酒醉飲。潘有度<西洋雜詠>第六首: “頭纏白布是摩盧，黑肉文身喚鬼奴，供役駛船無別事，傾囊都為買三蘇。(原注: 夷呼中國之酒為三蘇。)”西洋人過聖誕節，人工粧點的冬山，一片火樹銀花，洋溢着新年氣氛。勞累了一年的黑人僕役，也喚回那能歌善舞的天性，應著琵琶的曲調，翩然起舞。吳歷前引詩第二十七首: “百千燈耀小林崖，錦作雲戀蠟作花。粧點冬山齊慶賞，黑人舞足應琵琶。”
中國的詩人，與西洋人頗多往還。葉廷樞<澳門雜詠>第五首: “銀濤高湧撼南灣，海覺澄觀足解顏。碧眼老夷多閲歷，醉譚天外水晶山。”詩人遊歷南灣和海覺寺，遇上一位閲歷豐富的西洋老人，和他一同飲酒，聽他帶着醉意談論海外的寶藏。西洋老人所談的海外奇聞，像海覺寺的高僧所談的禪理一樣，引起詩人的濃厚興趣。
屈大均同一位定居澳門的西洋老人亦有往還，而且結下友誼。這位西洋老人向詩人贈送珊瑚筆架，詩人贈詩為謝。<西洋郭丈贈我珊瑚筆架賦此答之>第二首: “分來烽火柏，持作筆牀先。小架宜斑管，長書得錦箋。歸憑纖手潤，益使大紅鮮。未有瓊瑤報，殷勤奏短篇。”這個珊瑚筆架，伴隨詩人渡過了晚年的一段筆墨生涯。這位西洋老人雅尚文墨，插書滿架，而且晚年得子，時值壽誕，詩人真誠地以詩為賀。<壽西洋郭丈>:“書牀花發貝多羅，鸚鵡堂前解唱歌。明月新生珠子樹，白雲初熟玉山禾。千年命縷絲能續，七日仙棋箸更多。最是端陽榴火好，為君流照玉顏酡。”
李遐齡的長詩<蕃雛>，寫詩人傍晚在海邊散步，見到一個皙白雅靚，紅
素頸的西洋小童，向他囅然而笑。詩人熱情相招，牽抱置膝。小童自述家世，並向詩人請求教誨，詩人不諳洋語，更難作答。幸有一位曉諳洋語的航海客，為之居間傳譯，備述一切，使他們之間的交談得以繼續下去。詩中留下了一個俊秀活潑，聰明好學，謙恭懂禮的西洋小童的可愛形象，也留下了中葡百姓友好往還的一段佳話。
中葡百姓之間，由互相往還而通婚混血，在清代澳門詩中亦頗多描述。如張琳<澳門竹枝詞>第七首: “女婚男嫁事偏奇，巾幗持家得父貲。莫怪澳中人盡賀，良辰交印得唐兒。(原注: 夷俗貴女賤男，以男嫁女，謂之交印。得唐人為婿，則舉澳相賀。)”中國人通常認為，唐人少年之所以願嫁西洋女為婿，是由於西洋人富有，女子得承父資，主家政。陳官<澳門竹枝詞>第三首: “生男莫喜女莫悲，女子持家二八時。昨暮剛傳洋舶到，今朝門戶滿唐兒。”可稱同調。
對於鴉片戰爭前中葡百姓在澳門各安其居，各適其適，和睦相處的情形，何健<前山八景·山城偃月>有很好的概括: “我士我女，我商我賈。以育以生，乃祖乃父。”(第三首)“祖父之宅，天子之仁。扞此牧圉，匪曰敵，而曰賓。”(第四首)意思説中國的男女百姓，商人賈客在澳門居住營生，往來貿易。西洋人從其祖父輩開始，便寄居此地。允許西洋人祖祖輩輩寄居此地，是由於天朝皇帝的仁德。朝廷築前山城以捍衛邊疆，但對於居留澳門的西洋人，不是當成敵人，而是看作客人。這大約代表了當時中國士大夫和百姓對西洋人居留澳門的一般看法，這種平和寬容的博大胸懷，使中葡百姓之間有過許多友好的往來。但到鴉片戰爭後，葡萄牙當局反客為主，強行對澳門的中國百姓實行殖民統治，澳門的歷史也就進入了另一個時代。
西洋人世代居留澳門，使澳門成為西方文化匯聚之地。詩人們來到澳門，往往帶着敏鋭新奇而又不離乎中國文化的目光，來看待他們見到的西方事物。李遐齡的<洋樓>:“楝樹高高透綺疏，洋樓插漢擬仙居。(……)六月卻嫌重薄，全家猶剩半廂虛。倚欄多少人天上，十里揚州恐未加。”中國古代有仙人樓居的説法，故除宮殿道觀之外，一般居室皆為平房。詩人來到澳門，見到西洋人居住的洋樓直插霄漢，很自然地把它比擬為神仙的住處。結聯更謂洋樓中的人在憑欄眺望，有如從天上俯視人間；恐怕繁華的十里揚州，也未必勝過這仙境般的澳門。
西洋人出門佩帶刀劍，刀頭一置羅經，一置千里鏡。汪後來前引詩之三: “南環一派浪聲喧，鎖鑰惟憑十字門。借得西洋千里鏡，直看帆影到天根。”詩人遊歷南灣，從同遊的西洋人借得千里鏡，遠望十字門的帆影，直到天邊的點點白帆都可以看到。而據屈大均所詠，康熙中葉，從澳門出航東洋日本的中國海舶，同時裝着千里鏡和羅盤針: “五月飄洋候，辭沙肉米沉。窺船千里鏡，定路一盤針。”(《澳門》第六首)
明末以來，澳門三巴寺有一架西洋風琴，誦經時彈奏以和經唄。吳興祚初次巡閲澳門，有<三巴堂>詩，結聯云: “坐久忘歸去，聞琴思伯牙。”美妙動人的風琴聲，使詩人流連徘徊，不忍歸去。釋跡刪的<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亦有“六時鐘韻雜風琴”之句。
康熙五十七年(1718)，梁迪的長詩《西洋風琴》，述其友人副將郎亦傅巡邊至澳，見到三巴寺中的西洋風琴，歸來傚製一架，並且超過原器。詩人認為風琴可以列為雅樂，以登中國的大雅之堂。這種舉動和見識，值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書下一筆。
沿至嘉慶、道光年間，風琴已普及到澳門西洋人的家庭。嘉慶二十一年(1816)，湯貽汾奉江西巡撫阮元之命至澳緝捕逸犯，遍歷西洋人之家，有西洋少女為之鼓琴一曲，給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晚年為詩尚云: “琴聲非絲桐，如怨亦如慕。不惜十指纖，奚愁五音悮。”(<七十感舊>第七十八首)道光七年(1827)黃培芬、蔡顯原等為纂修《香山縣志》至澳遊歷，蔡顯原此行留下<聽西洋夷女操琴>的長詩、述其至西洋人家中，聽西洋少女演奏風琴。詩人一面盛稱西洋風琴製作精巧無匹，琴聲優美絕倫，一面卻斥為奇技淫巧，視為溺人心志的鄭衛之聲，與明堂、清廟一類的雅樂水火不相容，與康熙年間梁迪認為風琴可列為雅樂，進諸廟堂的頗有氣魄的見解大相徑庭。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明，在鴉片戰爭前夕萬馬齊闇的局面之下，相當一部份封建士大夫已經失去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勇氣。
此外，西洋技藝如自嗚鐘、鏡畫，器物如刀劍、衣冠、餐具、洋酒、食品、轎輿以至蕃舶，等等，在中國詩人的筆下亦每有詠及。如成克大的<濠鏡
即事>:“編竹張飛蓋，肩輿類短牀。兜羅衣尚錦，篤耨珮含香。茉莉蒸花露，檳榔當酒漿。倭絲襟底貯，但嗅不須嘗。”可見其梗概。其他具載卷中，茲不備述。
天主教是葡萄牙最流行的宗教。澳門葡人長期保留本國的宗教傳統，加上澳門作為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播中心的地位，使清代澳門的宗教活動十分活躍，即使在康熙末年清政府實行禁教以後仍然盛行。因此，清代的澳門詩中有許多關於天主教的描述。
詩人們來到教堂林立的澳門，面對着金碧、輝煌、巍峨壯觀的天主教堂，特別是為各教堂之冠的三巴寺，無不發出驚奇與贊歎。順治康熙之間陳衍虞的<由香山徑入濠鏡澳遍遊天主寺>:“岌嶪列寶坊，金碧競崎麗。(……)寺魂逼目光，常恐遲即逝。”澳門的天主教堂，特別是三巴寺，歷來被傳為珍寶聚集的地方。湯顯祖的《牡丹亭·謁遇》便稱三巴寺為“多寶寺”。李珠光<澳門>第二首亦有“寶聚三巴寺，泉通十字門”的説法。至於教堂外觀的壯麗，神像雕塑的精美，堂內佈置的奢華，杜臻前引詩云: “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儼鬚眉。金碧熒煌五彩合，珠簾繡柱圍蛟螭。”更為概括的是黃呈蘭的<青玉案·澳門>詞: “綺窗朱檻，玉樓雕鏤，這是三巴寺! ”
詩人們對天主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在澳門的活動亦有不少描述。澳門主教或駐紮於三巴寺的耶穌會院院長，中國文獻稱為三巴法王，簡稱法王。釋跡刪的<三巴寺>:“箬葉編成説皂蓋，檻輿乘出比朱輪。”描寫法王出巡的顯赫場面，簡直不亞於軒車皂蓋的中國高官。屈大均的<澳門>第四首: “禮拜三巴寺，蕃官是法王。”在詩人看來，三巴法王比作為澳葡當局最高官員的兵頭(總督)更具有權威，而且享有司法權力。像三巴法王一樣享有法律特權的還有女修道院(中國文獻稱為尼姑廟)的修女，中國人稱為女尼或女師。葉廷勳<于役澳門紀事十五首>之七: “花王大廟尊巴禮，風俗頭銜重女師。”又李遐齡<澳門雜詠>第六首: “一女為尼九族崇，殺人如蟻不能訌。旋盆半片紙條入，絕勝秋官肺石通。”二詩皆本於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下<澳蕃篇>:“尼日聖母，其敬奉尤其於法王。一女為尼，一家為佛眷。家人罹重辟，得女尼片紙立宥之。”
關於教士的生活，澳門詩中描述頗多，然大多出於教外人之手，難免真偽雜陳，或以偏概全。如描述較多的教士近女色問題。陳官前引詩第四首有“生子還當愛法王”之句。李遐齡<澳門雜詠>第五首: “偶然天主房中宿，便有親知道上説。”張琳<澳門竹枝詞>第六首: “娉婷同到三巴寺，笑願生子仗法王。”皆謂教士與蕃女通姦。這類説法，蓋本於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地語·澳門>:“女入寺，或惟法王所慾，與法王生子，謂之天主子，絕貴重矣。”而葉廷勳前引詩之十: “洋蠟高燒鼓吹奇，管絃聲徹夜闌時。番僧不守如來戒，笑擁蠻姬酒一厄。”則描寫西洋教士擁着蕃女，聽着洋樂，在教堂作長夜飲，當為寫實。西歐封建社會後期，由於教會擁有大量財產和特權，僧侶貴族的生活不可避免地日益腐敗和世俗化，某些神職人員與情婦和妓女結下不解之緣，上引各詩描寫教士生活方面的縱慾行為，正是西歐封建教會腐敗行為的繼續。
誠然，詩人們的描寫有一部份出於誤會。陳衍虞前引詩有“彝女日為群，密受番僧誓”二句，將西洋婦女到教堂作告解，誤解為接受蕃僧的密誓。類似的説法還有潘有度<西洋雜詠>第八首: “養尊和尚亦稱王(原注: 澳門大和尚俗稱和尚王)，婦女填門謁上方。(原注: 澳門婦女日臨大和尚寺，跪求懺悔。)”中國古代在男女關係方面奉行“男女有別，無別則亂”的儒家倫理。“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根深蒂固。信教婦女與教士在宗教活動方面的接觸，往往被視為“淫亂”，我們不難從中找到誤解的根源。
對澳門宗教活動的盛況，最扼要的描述要算單子廉的長詩<耶蘇>:“外國有蠻經，其名曰耶穌。(……)我聞澳門鬼，欽之如典謨。登壇高説經，聽講來千夫。剺面擊銅鼓，椎髻宣寶符。珠纓星宿炫，花鬘龍蛇舞。歡呼並翕習，聳聽遍九衢。”頗能描繪出那種萬眾翕習，舉澳若狂的宗教氣氛。
天主教最重要的宗教活動是禮拜，教中人稱主日瞻禮。汪後來前引詩第四首: “赤鳥已映三巴寺，白霧猶涵老漫山。七日一回看禮拜，番姬盈路錦斕斑。”描寫禮拜日的早晨，西洋婦女穿着絢麗多彩的服裝，迎着初昇的太陽，擠滿道路，前往教堂禮拜的情形。金采香的<澳門夷婦拜廟詩>第一首，則寫禮拜日三巴寺內人氣氤氳，竟日不倦的盛況: “三巴門內瑞煙開，夷婦殷勤禮拜來。席地跏趺忘日永，氤氳人氣繞蓮臺。”
禮拜的重要內容是誦經和講道。劉世重的<三巴寺>:“坐堂環白鬼，聽法間紅毛。”寫歐洲天主教徒聚集在三巴寺內聽教士講道。金采香前引詩第二首: “一雙纖手嫩於蓮，對佛持齋志益虔。百八牟尼剛數罷，堂頭法語又傳宣。(原注: 持經一卷，息心默誦。無老少咸手戒珠。一日中沙彌屢傳法語，如開道然。)”則寫誦經。廖赤麟前引詩第六首: “法筵開會擬無遮，梵唄聲沉日未斜。今日聽經歸去早，拈香重過小三巴。”第七首: “紺綠華鬘逐伴回，巾纏白氇繡襟開。拈花莫怪迎風笑，適聽天王説法來。”寫聽講道歸來。
宗教節日方面。潘有度前引詩第八首寫齋戒日: “齋戒有期名彼是，祇供魚蠏厭羔羊。(原注: 蒲葡牙等國逢彼是日齋戒，祇食魚蠏海錯，不食牛羊。齋戒名里亞彼是。里亞日期也，彼是魚也。)”里亞，為葡文Dia(日子、日期)的音譯，彼是，為葡文peixe(魚)的音譯。天主教的齋戒有小齋、大齋之分。小齋一般在每星期五，禁食熱血動物，水族不禁。這裡所説的里亞彼是，應指每星期五的小齋日。葉廷樞前引詩第二首: “八月月娥開月殿，九天天主散天花。”天主教徒稱上帝為天主，天主教奉聖像出遊，亦散花以為敬。天主教在每年9月8日有聖母聖誕節，紀念所傳聖母瑪利亞的生日。西曆9月8日多在農曆八月，這二句當寫澳中慶祝聖母聖誕節的情形。
葡萄牙曾經是一個顯赫一時的航海民族，明末澳門海外貿易盛極一時。清代葡人仍以澳門與印度西海岸和帝汶島等地的貿易為生。祈禱航海順利也就成為宗教活動的重要內容。湯顯祖的<聽香山譯者>第一首: “占城十日過交欄，十二帆飛看溜還。握粟定留三佛國，采香長傍九州山。”這是一艘桅多帆眾的西洋番舶，番舶上設有神樓，供奉耶穌、聖母以及其他具有航海保護神職能的神祇。這首西洋蕃舶航行於南海古國占城至交欄山之間，然後以在神前祈禱、占卜的方法決定船隻的去留和航路，按照占卜的結果，先在南海古國三佛齊的港口寄泊，然後駛往馬來半島霹靂河口外的九州山，採購龍涎香及其他香料。這説明明代來自西洋的航海者，與信奉媽祖等神祇的中國航海者一樣，依靠仿佛存在於冥冥之中的航海保護神來指引航路。(參閲拙著《澳門與中西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未刊稿，頁136-137。)潘有度前引詩第十六道: “祈風日日鐘聲急，(原注: 夷俗日日撞鐘求風，以盼船行。)千里梯航瞬息回。”則寫在西南風盛行，海舶從印度西海岸返航時節；西洋人日日至教堂撞鐘，祈禱盼望海舶平安歸來。這方面更為形象化的描寫是廖赤麟前引詩第八首: “郎趁哥斯萬里間，計程應近此時還。望人廟外占風信，腸斷遙天一髮山。(原注: 澳有望人廟(風信廟)，夷人有出販他國者，其婦每於此望之。)”望人廟又稱風信廟或風順廟；西人稱為老楞佐堂(Igreja de S. Lawrence)，為澳門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始建於1558年，供奉葡萄牙人的航海保護神老楞佐(S. Lawrence)，初期設有風訊旗捍。哥斯，為葡文Costa(海岸)的音譯。詩中這位西洋婦女來到望人廟外觀察風候，見到風信不利於航行，悲痛地望着天邊的青山，為丈夫的命運擔憂，也為全家今後的命運擔憂，故末句云云。
至於張琳前引詩的所謂交印，為天主教的另一項“聖事”婚配儀式，也是澳門宗教活動的重要內容。康熙初年，尤侗的<佛郎機竹枝詞>:“蜈蚣船櫓海中馳，入寺還將紅杖持。何事佛前交印去，定婚來乞比丘尼。”紅杖又稱赤藤杖，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二謂其“為彼國所重，非王賜不敢握，若符節然。嶴中握杖者四人而已。”比丘尼，佛教指女子出家後受具足戒者，此指天主教士。比丘尼而持紅杖，喻主持婚配儀式的神甫地位頗高。
婚配儀式在固定的教堂舉行。《澳門紀略·澳蕃篇》: “廟惟花王、大廟、風信三分蕃戶而司其婚，餘皆否。”潘有度前引詩第十六首便有“花王廟裏證西來”之句。花王廟，是中國人對安多尼堂(Igreja de S. Antonio)的稱呼。中國古代傳説以花王為百花之首，管領花事，花事又象徵人間的婚姻，故以花王廟稱呼掌管婚配儀式的安多尼堂。而詩中則以“西來正果”喻西洋人的婚姻。對“交印”儀式描寫得比較具體的是陳官前引詩第四首: “戒指拈來雜異香，同心結就兩鴛鴦。嫁郎未必他年悔，生子還當付法王。(原注: 西洋人婚禮，女以戒指授男，通於僧，僧誦經使日後夫婦無怨悔，乃成婚。)”而詩中結句“生子還當付法王”，是説他年生子以後，還當抱入教堂，由神甫作入教洗禮，則又屬於天主教的另一項“聖事”了。
明清時代的澳門詩，以中國古代文學的形式來描述代表西方文化的天主教以及其他西方事物，這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件有趣的事情。這些詩篇也就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難得資料，從中亦可見到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選箋者前撰有<清代澳門詩中關於天主教的描述>(拙著《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頁178-201)及<明清時代澳門詩關於中西文化交流的描述>(澳門《文化雜誌》，第25期，頁57-61)兩文，可以參閲。
藝術特色
在探詩了明清時代澳門詩的作者及其時代和作品內容之後，我們進一步探討這些作品的藝術特色。
明清時代的澳門詩詞中，詩歌佔絕大多數。就詩歌而言，歌行、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以至三言、四言，諸體俱備，其中最具特色的當屬歌行、五律、七絕。
歌行體一般皆屬長篇，格律較為自由而富於變化，內容較為豐富，情節跌宕起伏。這裡試舉梁迪的<西洋風琴>。梁迪字道始，廣東新會人，康熙進士，官至知縣。通籍前曾跋涉於吳楚燕齊雍豫之間，歷覽宇內名山勝力，以暢其胸中鬱勃之氣，故其詩嶔奇磊落，變化不窮。時人有小藥亭之譽，以為其詩可繼嶺南三家的梁佩蘭(號藥亭)。<西洋風琴>詩中，採用中國文學傳統的描寫方法來描述西洋音樂，寫風琴的音樂效果云: “奏之三巴層樓上，百里內外咸聞聲。(……)幽如翦刀裁繡閣，清如鸛鶴唳青冥。和如鶯燕啼紅樹，哀如猿柔吟翠屏。(……)或如寒淙瀉三疊，水簾洞口流璁琤。或如江濤奔萬馬，石鐘山下聞噌
。(……)或如龍吟水晶闕，老魚瘦蛟舞縱橫。(……)或如蒲牢敲百八，振蕩心魂群動醒。”運用自然界的聲響和視覺形象來比喻風琴的樂聲，迴環宛轉，變化無窮，氣勢澎湃，舒卷自如，可追唐代描寫音樂的名篇。
其他如招廣濤的<登娘媽閣望海>。招廣濤(1797-1852)字盛藻，廣東南海人，貢生，曾署連山教諭、鶴山訓導。英軍進犯廣州，率鄉里為守禦計，上書極陳剿滅之策，當事者不能用。這首詩為詩人青年時代的紀遊之作，全篇的構思，得益於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和梁佩蘭的<海市歌>，而能開闔自如，時見佳句。如“蓮花湧出百千丈，年深瓣瓣生莓苔”之寫海覺寺及山石，“春蘿垂而搖碧，花雨颯而飛埃”之寫暮春景色，“積浪如連峰，白馬走中流”之寫海濤，至於“金銀宮關有無間，樓臺五色增迷炫”之寫蜃樓，實為澳門洋樓的寫照，“聚寶換寶市無算，璆琳瑇瑁犀函封”之寫海市，亦可視為澳門的蕃市。詩中與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一樣，馳騁想象，登天入海，高會列仙作汗漫遊，抒寫胸中如山如河的鬱積，展放碧海掣鯨的筆力。然而，“坐盤桓而弔古，遺跋滿目令心哀”的情調，又同李白一樣，充滿功名未立，人生短促的感慨。“縱言神仙之説或茫昧，且飲仙釀陶天年。”詩人從夢幻回到了現實，現實又是那麼不如人意，祇好又步入醉鄉。其格調近於李白的浪漫主義詩篇，又頗能反映當時一部份封建士大夫的心理狀態。
五言律詩在清代澳門詩中佔有較大比例，而且佳作頗多。茲舉屈大均、印光任、張道源、鍾啟韶諸人為例。屈大均為清代嶺南三家之首，在清代詩歌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為詩兼擅各體，尤工五律。朱庭珍曾謂: “近代詩家工五律者，莫如屈翁山、施愚山二君。”(《筱園詩話》卷四)以為其五律足以與施閏章平分秋色，可見其地位之高。載入本卷的屈大均澳門詩共十四首，其中五律佔十一首，而以<澳門>詩六首為最工，詩筆雄健剛勁，而又圓轉流暢，寫景狀物，無不精妙。詩人充份注意到澳門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地位，對洋舶、洋錢、洋貨着墨頗多，亦注意到澳門西洋人的民俗、宗教與內地的不同。此外，前引的<望洋臺>亦屬佳作。
載入本卷的印光任詩作十首，其中五律多達九首，且頗多佳作。除前引<雞頸風帆>詩外，其<三巴曉鐘>:“疎鐘來遠寺，籟靜一聲閒。帶月清沉海，和雲冷度山。五更昏曉際，萬象有無間。試向蕃僧問: 曾能識此關? ”詩人在五更時分，聽到遠處三巴寺傳來稀疏的鐘聲，在萬籟俱寂之中，一聲聲是那麼悠閒。鐘聲帶着清澈的月色，沉入西面海中，伴着清冷的寒雲，消失在遠山之中。在這黑夜與白晝交替之際，萬物仿佛處在明滅有無之間，引起詩人的無限禪趣，不禁要向蕃僧詢問其中的機要。即使作為寫景詩來讀，它也是一首情景交融的佳作。印光任工詩善畫，其五律多詩中有畫。詩人善於擷取最佳的角度和時間來描寫濠鏡的勝境，故入選五律諸詩，多有異曲同工之妙。
張道源，山西浮山人，貢生，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五年(1784-1790)任廣州知府，五十二年(1787)曾至澳門，有五律<題媽祖閣石壁>:“遙轉蓮花島，天然石構亭。當軒浮積水，護楫有仙靈。海覺終宵碧，榕垂萬古青。鯨波常砥定，風雨任冥冥。”勒於海覺石下山徑之傍。其詩在古詩韻中屬於青韻。其後直至晚清，有許敦元、西密揚阿、趙元儒、張玉堂、布衣、釋遂昭、陳詞博諸人爭相唱和，將媽祖閣周圍的意境羅掘殆盡，可以説是影響較大的一首詩。然而，這首詩並非獨創，顯然得力於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名篇。
與張詩格調相近的青韻佳作，當推明代楊基的五律<岳陽樓>:“春色醉巴陵，闌干落洞庭。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空闊魚龍舞，娉婷弟子靈。何人夜吹笛，風急雨冥冥。”詩人登上范仲淹留下名篇的岳陽樓，面對着波瀾壯闊的洞庭湖，及湖中秀麗神奇的九嶷山，胸次開朗多於沉鬱，連一向以淚洗臉的湘夫人，也成了風姿綽約的神女。張道源登上娘媽角山觀海，其意境與楊基登岳陽樓望洞庭湖相仿佛，遂留下了這首依楊詩原韻之作，連意境的構思也得力於楊詩，祇是將第二、三聯的韻腳字互相調換而已。
鍾啟韶(1771-1823)字鳳石，號笛航生，廣東新會人，乾隆舉人。居廣州城西，傳為梁佩蘭六瑩堂舊址。性灑脱不羈，詩有雋語。其五律<澳門雜詩十二首>，本卷選入十首。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稱: “鳳石有<澳門詩十二首>，句如‘兵鬼黔於墨，臊漿凍欲冰。蠻姬帬疊摺，番衲髮鬅鬙。’又‘不風潮刮岸，當午瘴沉山。大舶微如點，頹沙曲似環。’語皆警健。又‘羈縻原勿絕，他族爾毋滋’十字，尤有深意。”陳永正學長則稱，不風二句“雖從杜甫<秦州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化出，然確是當地實景。”(《嶺南歷代詩選》；頁580-581。)
如前所述，明清時代的澳門詩，多得力於中國古典詩歌的名篇，而能自出機杼，別創新意。七絕諸詩亦不乏這方面的事例。如吳歷前引詩第二十四首: “每歎秋風別釣磯，兩兒如燕各飛飛；料應此際俱相憶，江浙鱸魚先後肥。(原注: 是時稚兒在浙杭。)”詩人大約於康熙十九年(1680)秋天，在浙江桐廬嚴子陵釣臺與兩兒分別，其後兩兒為了謀食，像燕子一樣各飛東西，大兒在江蘇，小兒在浙江。第二年秋天，詩人在澳門，不覺動了對兩兒的思念之情。詩中不直接寫自己對兩兒的思念，卻説兩兒在互相憶念，江浙兩地的鱸魚也先後肥了，下聯寫得含蓄委婉，辭已盡而意無窮。杜甫的<月夜>，用了“今夜鄜州月，閨中祇獨看。(……)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的詩句，來抒寫自己對妻子的思念之情，詩中用的正是這種手法。
又如前引潘憲勳的<澳門曲>第一首“澳裏唐人三十萬，一時翹首望雙臺”二句，借用澳門有南臺北臺，二山對峙如門而得名之説，以澳門喻粵海關的大門，以雙臺喻門的雙屝，胎息於李益的七絕<從軍北征>“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二句。李詩寫征人思鄉，潘詩則寫依賴貿易為生的澳門中國百姓盼望開放海禁。略改數字而另創新意，用了釋皎然《詩式》所説的“偷格”之法。
選入本卷的七絕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竹枝詞這一體裁的大量運用，許多詩篇本身就以“澳門竹枝詞”為題。竹枝詞本屬古代川東一帶民歌的一種體裁，其後經劉禹鍚等名詩人的傚作提倡，成為描寫男女戀情或殊方異俗所常用的一種詩歌體裁，其格調清新活潑，富有生活情趣和藝術感染力。中國詩人運用這一體裁，歌詠他們在澳門見到的西方事物和居澳葡人的風俗習慣，其佳篇雋句，可於讀詩中隨處拾得。
中國古代的閨怨詩有商婦怨一體，描寫商人家庭的少婦獨守空閨，埋怨丈夫重利薄情的愁緒，以及思念丈夫盼夫早歸的心情。選入本卷的七絕則用它來描寫葡商家庭的少婦。吳歷前引詩第八首: “少婦凝妝錦覆披，那知虛髻畫長眉。夫因重利常為客，每見潮生動別離。”這位身着紅紫花錦、頭披紗巾的葡國少婦，也同中國古代的賈人婦一樣，在思念遠出經商的丈夫。
又如王軫的<澳門竹枝詞>:“心病懨俨體倦扶，明朝又是獨名姑。修齋欲禱龍鬆廟，夫趁哥斯得返無? ”龍鬆廟，澳門教堂之一，葡文名Igreja de S. Augustin。詩中通過一位獨居澳門的葡商家庭的少婦，擬在禮拜日到教堂祈禱的心理活動，將其盼夫歸來的心情描寫得躍然紙上。字裡行間，寄托了詩人對這對離人思婦的同情，以及願其夫妻早日團圓的祝福，實皆可稱為中西合璧的商婦怨。
結論
在明清時代，澳門作為中國領土上的葡萄牙居留地，中國本土文化對澳門有着強大的影響力，來自西方特別是葡萄牙的文化也對澳門產生一定的影響。明清時代的詩人，以中國詩詞的文學形式，描寫澳門及其周圍的山川勝景，抒發自己的民族感情和社會生活感受，大量描寫西方事物以及居澳葡人的風俗習慣和宗教傳統，其藝術手法多借鑒中國古典詩歌的名篇。這些詩詞，是明清文學和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一個組成部份，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寶貴資料，從中可見澳門與中國內地血肉相連的歷史文化聯繫，以及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章文欽，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為作者獲澳門文化司署研究獎學金所做課題《澳門詩詞箋註·明清卷》的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