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點石齋畫報》看清末澳門

中國最早的石印畫報《點石齋畫報》於光緒十年四月十四日(1884年5月8日)創刊，光緒二十四年(1898)停刊，歷時十四年。該畫報為旬刊，每期八幅。它是上海《申報》的副刊。

《申報》是英國商人歐奈史特·梅傑(Ernest Major)同其友人創辦的。梅傑於同治初年到上海，與其兄佛雷德里克·梅傑(Frederick Major)一起開辦了中國最早的化工廠和火柴廠，並從事茶葉和棉布的進出口貿易。歐奈史特·梅傑精通中文，於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創辦《申報》，他大膽依靠中國文人，放手讓中國編輯負責具體的業務，不到數年，《申報》經營有方，頗獲厚利。同治十五年(1876)梅傑兄弟引進石印機器，辦起石印書局，取了一個文雅而吉利的名字“點石齋”即點石成金之意。梅傑兄弟的眼光果然準確，出版石印中西書籍，使他們名利雙收，特別是印製《康熙字典》，一年內銷售達十萬套之多，還是供不應求，賺到盆滿砵滿!

梅傑兄弟在取得辦報和印書的成功經驗之後，又考慮新的發展。歐奈史特·梅傑靈機一動，又想出為申報錦上添花的高招--增印一份圖片副刊，以圖文並茂的形式介紹時事新聞，於是《點石齋畫報》應運而生。

歐奈史特·梅傑在《點石齋畫報》創刊號上用“尊聞閣主人”的署名寫了序文。畫報的主導思想是：“天下容有不能讀日報之人，天下無有不喜閲畫報之人”，強調畫報的可讀性和普及性，以求達到“廣見悉，資懲勸”的認識功能和敎育功能。美術性、新聞性、知識性、趣味性和通俗性是《點石齋畫報》的特色。

《點石齋畫報》誕生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上海，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背景為畫家們提供了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素材。其中“時事新聞畫和社會風俗畫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歷史價值；就其描繪外國風俗景物、高樓大廈、火車輸船、以及聲光化電等科學成就和新奇事物而言，畫報具有拓寬視野的啟蒙作用；就其獵取異聞瑣事和採用當時流行的筆記體題跋而言，畫報具有《聊齋》的性質”。其中不少文圖，對清朝腐朽政治、帝國主義侵略罪行，人民生活疾苦和畸形社會有深刻的揭露和反映。

《點石齋畫報》代表了清末知識份子改良主義維新思想和市民階層的平民文化。從中國近代歷史的角度來看，《點石齋畫報》為啟蒙運動、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反抗外國侵略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對於這部鉅作，中外學術界的評價越來越高。

“時勢造英雄”，《點石齋畫報》為清末中國畫家們提供了表演的舞台。1884年6月在《申報》登廣告公開“招請各處名手畫新聞”並規定每幅畫付稿費大洋二圓，吸引了不少畫家，逐漸形成了以吳友如為主筆，顧月洲、金蟾香、田子琳、張志瀛、何元俊、符艮心、周慕橋等為骨幹的“點石齋畫家群體”，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中國畫壇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對中國現代人物畫、連環畫、年畫、漫畫、插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反映生活的現實主義藝術在中國的主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點石齋畫報》創刊初期大部份內容是圖繪時事新聞，畫家們根據報社提供的新聞資料，憑自己對生活的觀察、長期形象資料積累的經驗創作而成；也有根據寫生的素材合成；部份也參照攝影圖片描繪，基本上採用傳統國畫的白描畫法。對於新的題材如西方科技成就的火車、洋樓、軍艦和西洋人物則借鑑西洋繪畫的技法，用不同層次的網狀線條組成明暗面，顯出立體感，並採用西洋畫焦點透視和中國畫散點透相結合的折衷手法，既適應中國讀者的欣賞習慣，又使中國人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西洋畫技法。

因此，《點石齋畫報》不但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為中國讀者所喜聞樂見。據《申報》光緒十年四月刊登的廣告顯示，《點石齋畫報》第一期在發售後三、五天內全部售完，又加印數千份發售，以後每期出版後都被搶購一空，再三加印仍供不應求，大有“洛陽紙貴”的盛況。兩年之後，《點石齋畫報》已“四處通行，無遠弗屆矣”，持續十四年，經久不衰。

《點石齋畫報》的發行網遍及全國，除上海外，北京、南京、漢口、廣州等數十城市均有發行書局，同時也廣泛採訪新聞、收集資料。對於葡國管治下的澳門，上海的《申報》和《點石齋畫報》也有不少報道。澳門逐漸成為內地新聞界記者、編輯和畫家們關注的重要城市之一。

在《點石齋畫報》刊登有關澳門的圖文一部份描繪了澳門的城市管理、風災和社會新聞，大部份再現了澳門紅燈區妓女、嫖客、騙子、無賴的生活，反映了華洋雜處、紙醉金迷的清末澳門社會百態。

筆者從《點石齋畫報》528期四千多幅畫中，選出其中十二幅有關澳門的圖文以饗讀者。

圊税新章

光緒十四年(1888)十一月《點石齋畫報》卯集根據新聞刊登了一幅澳門公共廁所的圖畫和跋文。作者描繪了澳門一個西洋式建築的公共廁所，門內有一個西洋人倚櫃收錢。跋文中説：“近日葡人在澳門地面創立大便公鈔，列廁於市，派人看守，凡仕商賜顧者每人須納一文錢。”如不交錢便拒絕入內。據報道，這項市政建設和公廁收費的新章程，是由澳葡政府在九月下旬開會決定後實施的。

《點石齋畫報》這幅畫報道了澳門城市建設和管理的一個重要的舉措，反映了澳門從一個落後漁村發展成一個國際城市的過程。建立公共廁所並派人收錢管理，是文明和進步的標誌，在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新聞。《點石齋畫報》在報道澳門這個新事物的同時，也對公共廁所收費表示不滿：“蓋洋場素禁二便，故得借此以遂苛歛”，作者發出了“天下事，有錢則便，無錢則不便”的牢騷。

中國城市中何年何日建立第一個公共廁所現已無法查尋考證，但是從新聞報導的紀錄上來查閲，迄今為止筆者還沒有看到比澳門更早的紀錄，由此可以證明澳門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化城市之一，名列前茅。這幅介紹澳門公廁的圖文，無疑是中國城市建設史上很重要的里程碑。

龍見

據光緒十八年(1892)九月中旬出版的《點石齋畫報》竹集第二期報道，同年四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點，澳門上空烏雲密佈，忽見龍捲風像一條巨龍掛在半空由東而來掠過澳門，狂風揭去成千上萬戶的屋頂，風過之處無一瓦全。停泊在澳門內港的船隻數十艘被毀，有“百數十人”溺斃。最奇的是龍捲風把澳門街上一輛東洋車(黃包車)連人帶車颳到一丈多高突然又墜下，車身粉碎，而乘客和車伕俱未受傷，可謂不幸中之大幸的真實寫照。

龍捲風來勢迅猛異常，當時曾有人敲鑼報警，但不到兩分鐘之內，狂風所過之處已是物毀人亡了。後來這股龍捲風吹到“欽(青)州附近，停泊在該處的兵船用巨炮轟擊天空”，才將烏雲驅散，避免了龍捲風的波及。

澳門經常受熱帶氣旋的影響，有時甚至受到正面侵襲，歷史上有記載的大風災如清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二十二日的“甲戌風災”和民國十二年(1923)八月十一日的“癸亥風災”破壞很大，其中“甲戌風災”是一次罕見的特大颱風，它橫掃了澳門地區。港灣內大小船隻沉沒，岸上的房屋成片倒塌，花王堂(聖安多尼教堂)被雷電擊中起火，燒燬大量房屋。據事後統計，約有五千人死亡，二千艘漁船、商船沉沒，大批房屋被摧毀，損失共達二百萬元。此外，1964年9月5日颱風“露比”，1983年9月9日颱風“愛倫”都是澳門歷史上的大風災。但是對於光緒十八年(1892)的一場龍捲風災幾乎沒有留下甚麼資料。《點石齋畫報》為澳門歷史上這一場龍捲風災難作了生動而詳細的記載，填補了澳門風災史料的一段空白。

蘭因猝合

光緒十六年五月(1890年6月)《點石齋畫報》申集第六期的報道：廣州有一位年青的舉人到澳門旅遊，住在他的友人家中。晚上主人設宴，召來一群妓女陪酒唱歌助興，其中有一位名綺霞的妓女“風神端雅，楚楚可人”，她對年青的舉人一見鍾情，頻送秋波，眉目傳情，舉人也為之心醉。酒過數巡，舉人托辭回房休息，主人看到這個情景心領神會，隨即令綺霞入房服侍，兩人在“瓊閣相與絮語衷曲”，吐露心聲。綺霞向舉人訴説了自己的身世，原來她是嘉應(梅縣)人，姓侯，父兄都是讀書人，因為家鄉受災與家人失散，她被匪徒誘拐，賣入澳門的妓院淪落風塵。綺霞表示“不知郎君肯一援手否？”希望舉人能幫助她跳出火坑，脱離苦海。舉人聽了綺霞的不幸遭遇，對她的身世十分同情，決定替她贖身，為之脫籍。“遂效范蠡載西施故事”，才子佳人在澳門喜結良緣。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前期，“士”曾經是一個最有進取精神的階層。這批中下層的知識份子，雖然無權無勢，但意氣昂揚、傲視權貴，具有遠大的人生理想。然而隨著封建社會走向衰落，“士”也在科舉制度和程朱理學的束縛下以追求功名利祿為人生目標，他們在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在苦悶絕望中就到澳門的青樓女子中尋找寄托，沉緬於溫柔鄉，樂不思蜀。同時編者讚美這位舉人，他不嫌棄妓女綺霞的卑微出身，娶她為妻。這種同情心和勇氣反映了“士”的善良的本質和殘存的平等觀念。這類妓女從良的報道，已經成為公式化的故事，但是從這個消息可以瞭解當年澳門妓女多數來自窮鄉僻壤的良家婦女，她們雖然身陷囹圄，被逼操賤業，但仍嚮往自由。

心中有妓

光緒十五年十一月(1889年12月)《點石齋畫報》午集十二期報道：一個很有錢的和尚入住“澳門天主(通)街某旅館”，該和尚肆無忌憚，在光天化日之下為所欲為，居然公開招來妓女陪酒助興。旅館老闆見和尚花天酒地不守佛規，頗有微辭，借機旁敲側擊加以嘲諷，可是這個花和尚聽後不以為然，仍我行我素，居然大言不慚地回答：“我眼中有妓，但我心中無妓，她們陪我飲酒有益無害。”真是厚顏無恥到了極點。作者在跋文中揭露了這類披著袈裟打著佛門招牌的出家人傷風敗俗的劣跡和自欺欺人的虚偽。作者指出，對這種心中有妓的“淫禿”應該送官掌嘴，繩之以法。

和尚是佛教中的尊稱，是梵文(Upadhyaya)在古西域語中的不確切的音釋，也是印度對博士、親教(親承教誨)師的通稱，中國則把僧(梵文Samgha)與和尚合在一起，統稱為和尚。中國社會歷來把和尚視作普渡眾生的救世主，追求忠孝節義禮教規範的信徒都希望得到他們精神上的幫助，但是清未社會道德崩潰，世風日下，和尚也帶著化緣得來的錢，到澳門花天酒地，可見道德淪喪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時至今日，此類事件也有常有發現，一些道貌岸然的人物，嘴上仁義禮智，心裡男盗女娼，常借各種機會到澳門狂嫖爛賭，與“淫禿”的無恥行徑何其相似乃爾。

醉舞墮樓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1893年12月)《點石齋畫報》革集十二期報道：澳門人某甲，是一個酒色之徒，他伙同兩個狐朋狗友，不務正業，整天遊手好閒，徵歌逐色，拈花醉月，沉湎於花街柳巷，自命風流，實際上是俗不可耐的市儈。某日他們又到澳門新填地街(巷)某妓院尋歡，登樓召妓借酒助興，面對名花佳麗未飲酒心已醉，當晚天氣酷熱，在妓女頻頻勸酒之下，酒至半酣，某甲覺得熱不可耐，端著酒杯走到窗前納涼，放肆坐到窗台上，披襟當風，悠然自得，又與酒肉朋友“高談雄辯，醉而愈豪”，繼而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不覺飄墮下樓，戛然一聲，倒臥在前街，頭破血流，罔知人事，送至醫院搶救，回魂乏術，終於不治。

新填巷位於澳門營地大街起至福隆新街止，是清末澳門新建的紅燈區中心。清末民初澳門福隆新街填海新建的紅燈區範圍極大，它南起紅窗門街，北至內港碼頭，東跨新馬路，西靠司打口，花街柳巷秦樓楚館總面積約四萬五千平方公尺，約佔當時澳門繁華商業區的三分之一，是珠江三角洲最大的風流藪澤。澳門的富家子弟，王孫公子，自小受父母溺愛，被社會腐蝕，奸人引誘，酗酒賭博，鬥雞走狗，吸毒宿娼，終致傾家蕩產的事例多不勝數。《點石齋畫報》報道澳門這個酒色之徒樂極生悲墮樓而死的消息，告誡青年不要沉湎於庸俗無聊、消極頽廢的生活，對於當今社會上一些醉生夢死精神空虛的青年還有教育意義。

^^悖入悖出 光緒十七年十月(1891年1 1月)《點石齋畫報》金集第九期報道：廣東賭博之風盛行。清朝末年雖然嚴禁闈姓彩票，但仍有人私售。香山縣有一鄉人自澳門購買了彩票回家，路經前山(今珠海市前山鎮)，被三名無賴發現，其中二人冒充巡邏緝私的士兵，攔路搜掠，在鄉人身上搜獲彩票後百般恐嚇，另一人假意從旁勸解。鄉人在威脅之下無可奈何，身上錢財被三名無賴搜刮一空。 迨後發現截獲的彩票竟然中了頭獎，於是這三個無賴就到澳門領取獎金銀洋一千一百枚。三人分了獎金之後馬上買了時髦的服裝擺尾摇頭儼然闊佬富豪的模樣，上酒樓大吃大喝；進妓院眠花宿柳，“喝雉呼盧肆意胡行”，不到十天獎金揮霍殆盡。 “闈姓”是一種利用科舉考試來進行的賭博方法，道光末年(1850)創始於廣東，其賭法為事先由賭商公佈入闈應試者的姓氏，賭客從中選擇20個姓投買一票，每1000票為一簿。考試發榜後，以簿為單位，以猜中試者姓氏的多寡來計算輸贏。這種賭博方式風行於廣東及鄰近各省，每值考試之年，賭注達千數百萬圓，清政府屢次嚴令禁止。1875年初，兩廣總督英翰因財政困難，擅開“闈姓”賭博，遭到廣東巡撫張兆棟等人的奏參，英翰被撤職查辦。“闈姓”賭商無法在內地立足，遂於1875年夏移往澳門，“闈姓”賭商便在澳門政府的保護下設局收票，投注的賭徒也蜂擁而來，使澳門的搏彩業空前興旺，澳門政府每年坐收“闈姓”賄餉數十萬圓，財政收入大為增加。廣東官府多方攔截入澳門投注的賄徒，然均不了了之。 《點石齋畫報》的編者對賭博深惡痛絕，他用這個買彩票被截的事件，借題發揮，在跋文評論中指出：“可見世間不義之財偶然得之，斷難久享，天理不甚昭昭哉。”編者愛憎分明的態度，躍然紙上。 ^^古鼎躍水 光緒十六年(1890)四月《點石齋畫報》未集第十期報道，澳門某漁民撒網捕魚，意外網獲一古鼎，這個古鼎有三足，鼎的腹部鑴刻著文字，敲擊時發出鏗鏘之聲，稱量逾四斤之多。漁民無知，不識寶鼎價值，拿到古董店求售，店主用低賤的價錢收購，之後重新濯磨，古鼎寶光煥發，但是鼎上所鑴刻之篆刻則“句奇語重”，大部份都看不懂。後來就送到金匠熔化，發現寶鼎係真金鑄造。“換得銀錢一千數百枚”。 這個金鼎必定是大人物所鑄，不知何年失落水中，成為一謎。 相傳禹鑄九鼎，以象九州，以後成為傳國的重器，國家政權的象徵。鼎也是禮器，代表貴族的身份地位，如文獻記載的列鼎制度：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數目的鼎，超越這個制度，就是越禮，也即“僭越”。鼎均為青銅鑄造，用真金鑄造極為罕見。但中國在漢代金銀的產量相當高，如《史記》載，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交給謀士陳平，用於收買項羽部下的楚軍將士。漢高祖妻子呂后死時，遺詔賜諸侯王各千斤黃金。在那個時期，皇帝賞賜大臣的的黃金動輒以千金、萬斤計。直至王莽末年(公元23年)，國庫中儲存的黃金，每一匱一萬斤，尚有六十匱之多。如此狀況，當時的王公大臣用黄金來鑄造金鼎是完全有可能的。 澳門自16世紀開埠以來，一直是東西方經貿和文化的交匯點，流失在澳門的古董文物不計其數，其中不少是精緻絕倫、價值連城的國寶。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但是由於戰亂、偷盗和人們的無知，使許多珍貴文物流失海外，受到破壞，或者被湮沒。《點石齋畫報》報道中的這位澳門漁民和古董商人就是因為沒有文化、缺乏知識，造成珍貴的古代金鼎溶化而遭到徹底破壞的悲劇，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經濟損失，也是國家的損失，這個教訓要引以為誡。 ^^貓不敵鼠 光緒十七年(1891)十一月，《點石齋畫報》金集第八期報道了一則“貓不敵鼠”的新聞：澳門有華人自外地來，攜一鐵絲籠，內畜一隻大老鼠，重逾一斤，銀灰色的鼠毛十分光潤，主人非常喜歡牠，用牛羊肉飼養。 這隻老鼠能與貓鬥，許多健壯的貓都敗給這隻老鼠。有一位西洋人，聽到這個消息，就帶了一隻貓來挑戰，並押了一百元作賭注。於是，西洋人解銀鍊放貓參戰，老鼠的主人也相應開啟鐵絲籠放鼠應戰。貓雖然攫拿作勢貌似強大，但因貓體巨碩遲鈍而失去優勢；相比之下，鼠雖小弱，但跳躍十分快捷，貓鼠相門片刻，貓不但沒有戰勝老鼠，反而被鼠傷了左眼。貓負傷後退縮不前，觀戰者嘩然，大叫：“鼠勝矣! ” 中國人在所有的動物中最鄙視老鼠，把地痞流氓稱作“鼠輩”；把眼光短淺，祇看近處、小處、蠅頭小利的人稱之為“鼠目寸光”；把小偷小盗稱之為“鼠竊狗偷”；把倉皇奔逃、亂竄的匪徒稱之“鼠竄”；把盗匪出沒居住的地區稱之為“鼠穴”；把偷雞的黄鼬稱為“鼠狼”。 有感於清末澳門社會腐敗，“黃賭毒”泛濫，黑社會份子橫行霸道，《點石齋畫報》的編者在畫面上的跋文中感嘆地寫道：“噫! 鼠輩猖狂竟至此乎! ”一語雙關，言簡意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