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保祿學院：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院

那是1582年聖誕節前夕。澳門耶穌會士的一支聖歌出巡隊伍緩慢地向聖保祿山岡進發。30名神父身穿白麻布長袍；30名學者和俗人修士則身着白色法衣。全城的人都出來觀看或加入隊伍之中。停泊在港口的五艘葡萄牙船鳴放火炮。深夜，燃放起中國焰火。隊伍中個子最高的一位手裡拿着聖物。他曾在那所舊的耶穌會敎堂主持了最後一次彌撒，又將在位於耶穌會士最近定居的地方那座新敎堂主持首次彌撒。那位高個子就是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73年，年僅34歲的范禮安被任命為自好望角以東至日本(除菲律賓外)所有耶穌會傳敎區的視察員。范禮安的高大身材可視為其洞察力和意志力的象徵。1573年，他在準備他的亞洲之行時，表達了欲帶40名耶穌會士從里斯本啟航的願望。但是，范禮安卻被告知，他的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從未有如此之多的耶穌會員同乘一艘船啟航；葡萄牙國王也從未一次性資助過如此之多的傳教士同時離國。1574年1月1日，范禮安受到了塞巴斯蒂安國王(King Sebastian)的接見。兩個多月後，即3月21日，他與40名耶穌會士一道乘船離開了里斯本。

范禮安視察了印度、澳門和日本的耶穌會，組織了由四位日本諸侯組成的赴歐使團，第二次視察澳門，前往印度出任大主教，再次返回澳門，前往日本視察，然後與那些駐日本的會友協商，決定將原來作為小學和中學而建立的澳門耶穌會敎育機構陞格為大學。果阿的耶穌會士向羅馬敎皇(the Father General)陳述15條理由反對這計劃；而范禮安的幾個澳門會友也持保留意見。但是，令人驚訝的是，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裡，各項建築工程即告完工，聖保祿學院於1594年12月1日開始活動。

四百年後，我們聚集在澳門慶祝這個特殊機構的建立及其自建立至1762年(當時，耶穌會士被逐出澳門，聖保祿學院作為一個耶穌會的機構而不復存在)的一百六十八年間無與倫比的活動。在其存在的歷史時期中，聖保祿成為澳門人、日本人和中國人進入耶穌會的場所。在經過初步培訓之後，他們開始同為數眾多的來亞洲之前尚未完成資格培訓的歐洲會友一道開展哲學、神學、科學和藝術的研究。正是在聖保祿學院，中國人和日本人研讀拉丁文和葡萄牙文，而歐洲人則學習漢文和中、日文化。我們不應忘記，范禮安想使聖保祿成為一個不僅供亞洲耶穌會士而且也供歐洲人學習的場所。孟三德(Duarte de Sande)雖然反對聖保祿學院的建立，但他卻是它的首任院長。他在1593年11月15日寫給耶穌會總部的信中説道：“巡視神父以其巨大熱情為新學院籌辦的校舍已開始投建。”僅僅七年之後，在傳敎事業於中國已獲得迅速發展的情況下，范禮安於1600年10月21日自長崎港寫信給耶穌會總部，請求上帝寬恕那些阻礙聖保祿學院建立的人；它對中國和日本的神聖事業來説是十分必要的。他説，亞洲的耶穌會士可以去澳門，在那種氣氛下學習我們的語言和習尚，瞭解我們在學術和道德上的進步。他還明智地預見到聖保祿學院在宗敎迫害時期將具有極大的價值。因為在日本向傳教士關閉之後，大量的耶穌會士和日本基督敎徒到澳門避難。1614年，大約62名耶穌會士和53名傳道士從日本到達澳門，使澳門的基督敎徒群體顯著擴大。日本藝術家為聖母教堂(the Church of the Mother of God)前壁的裝飾做出了貢獻；其他日本人則敎授日本語及其文化，有些日本人死後就葬在教堂下面。

在范禮安未能按計劃前往中國即於1606年1月20日去世之前，他已目睹了其聖保祿之夢的實現。1603年11月12日，他向耶穌會總部報告説，13名耶穌會士已從印度抵澳門，從而將基督敎群體的人數提高到60人。他聲稱借助於聖保祿學院實現中國基督敎化的大門已經打開，當時已有4名耶穌會士定居在中國的四個城市裡。他從日本返回澳門後，有一天，對18名耶穌會士作了演説，他們當中多數人已完成了神學的學習，12名將赴日本，另外6名將赴中國。

但在傳遞好消息的同時也有壞消息需要報告。聖保祿學院需要大量經費。1603年那年，荷蘭人截獲了幾艘葡萄牙商船。海上的這些重大損失，對澳門經濟和以澳門貿易繁榮為基礎的聖保祿學院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實際上，在范禮安寫給耶穌會總部、其它官員或一般人的信件中，凡是提到聖保祿學院的地方，他都極力為學院籲請財政資助。在他籌劃這所學院時，高度的熱情使他沒有看到在保證逐年獲得財政支持方面必然出現的困難。

聖保祿學院耶穌會群體的人數一般在40-100人之間波動。我們不應對這個群體人數不多而感到驚訝。耶穌會傳敎區在華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由利瑪竇(Matteo Ricci)和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在1583年開始的；它持續到1775年，在其最發達的1700年人數也未超過100人。在始於1842年的第二階段，在華耶穌會士達到800多人。然而可以認為，在傳播基督敎和文化交流方面，人數較少的第一階段所取得的成就并不亞於人數眾多的第二階段。

我們的專題討論會具有雙重目的。首先，通過討論會本身，并希望通過出版由知名學者參與的研究成果專集，組織者們希望引起對聖保祿學院的注意，因為迄今為止，除了兩篇論文之外，它基本上被忽略了。更好地瞭解聖保祿學院，將意味着更好地理解中國、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會友們從事傳敎和文化活動的力量源泉。

我們已做出的研究計劃將依次考察聖保祿學院陞格為大學的起源，反對它發展的理由，范禮安對這些異議的答覆以及他推進這一方案的理由。所有這些都依據那些尚未被準確詳盡地加以研究的史料。我們將聽取有關聖保祿學院印刷活動的報告，而這種活動將被置於耶穌會士在中國南部印刷活動的更大背景之下加以考察。《De Missione Legatorum》一書以對話的形式講述了四位日本使節的歐洲之行，對這部重要著作的作者身份將加以分析。其他一些原著將告訴我們：聖保祿學院的耶穌會群體在醫藥學以及對饑餓者和臨死者的慈善行為方面，為澳門城做出了精神上的貢獻。曾在聖保祿學院學習過的著名華籍耶穌會士畫家和詩人吳漁山(吳歷)將受到特別的關注。我們將聽取有關聖保祿學院與日本及朝鮮敎會之間關係的報告。還有其他一些論文將論及聖保祿學院作為亞洲第一所西式大學的性質和歐洲人對於中國的思想傾向。正如兩本分別由克魯茲(Gaspar da Cruz)和孟多薩(Gonzalez de Mendoza)所寫的富有影響的葡萄牙著作所證實的那樣。在這個專題討論會的最後一次會上，我們將聽取有關耶穌會中國省的主敎就聖保祿學院的現代意義所作思考的報告。對聖母敎堂及其仍作為獨特建築紀念物的遺蹟將作出非常特別的説明。之後將在同一天組織參觀聖母敎堂遺蹟和中國宗敎藝術展覽。作為專題討論會部份，將為與會者提供機會參觀有關澳門與聖保祿學院、葡人的發現與製圖法、耶穌會士在亞洲以及北京觀象台的專題展覽會。這一切彷彿還不夠，我們可以提供機會參觀聖地上川島(正如當地居民如今所稱的那樣)。在這裡，沙勿略的去世在人們記憶中，被當作設法實現中國文化與基督敎信條相遇的願望象徵。

其次，我們想使這次專題討論會成為推進和組織對聖保祿學院以及作為文化交流中心和東亞基督敎傳播基地的澳門進行進一步研究的契機。依靠文德泉神父(Father Manuel Teixeira)、潘日明神父(Father Benjamin Videira Pires)、白樂嘉(Jack Barga)和博克塞(C. R. Boxer)等人的開創性著作，一個國際性的學者群體得以進一步考察聖保祿學院的活動及其深遠影響。仍有許多西方史料有待考察，特別是里斯本、科英布拉、馬德里和羅馬的檔案資料。中國文獻需要去發掘和考查，以便探知澳門、廣州和別處的中國當局對聖保祿學院的態度和行為。除耶穌會之外其他宗敎團會的活動也將加以研究，例如於1586年到達澳門的聖奧古斯丁派的隱士和1588年到達澳門的多明我會道士的活動。

閱讀那些論文和評論所受的啟發，使我或許也將使你進一步提出問題。例如：在聖保祿學院，歐、亞語言是如何敎授的？文化研究、科學、哲學和神學諸門課程的資料和內容是甚麼？譚若望(João Álvares)提到的由4,200冊書組成的圖書室所包含的內容是甚麼？我們看到，在檔案資料中提到了誇張性描述，精心組織的出巡活動、禮拜儀式、敎義問答和禮拜手冊。對於這些方面的細節我們能知道些甚麼？他們學習、敎授并在宗敎儀式中使用何種音樂？對於藝術家們在聖保祿學院所從事的活動、尤其是在建築和繪畫方面我們能多知道些甚麼？

有大量目錄提到當年在聖保祿學院居住的耶穌會士的名字，并向我們展示了他們在其中主要從事的活動。對這些目錄加以細緻的研究，將使我們得知各個時期基督敎群體的構成。敎師、學生、管理人員和辦事員分別是哪些人？在宗敎迫害時期作為流放者來到澳門的是哪些人？在中國、日本和別處有過許多經歷并在澳門渡過其最後幾年生涯而退休的傳敎士有哪些人？帕切科(Francisco Pacheco)捐贈於1623年為日本人建立的聖依納爵神學院和建於1732年以供培養華人牧師為目的的聖若瑟神學院是如何建立的？最後，在參觀聖母敎堂遺蹟的著名文物之後，一些問題在我看來更重要：如果這些文物產生出如此有價值的結果的話，那麼，對我們正在為之舉行慶祝活動的學院遺址進行發掘，會使我們得到些甚麼呢(它的某些部份對於任何一個以敏銳的眼光考察過這一地方的人來説仍然是可以想象的)？若將澳門的新博物館與聖母敎堂的文物、聖保祿學院文物以及被修復的和原建的堡壘連接起來，其結果會怎樣？該學院是否可以成為宗敎、文化與政府間協調而富有成果之合作(這已成為澳門的特徵和葡萄牙在此留下的永久性遺產)的一個更好的象徵？如果將學院遺址與位於一個擁有基金的考古和歷史研究中心的博物館相合併，對人民之間的彼此理解和合作會有甚麼有益的效果？這能不能保證澳門作為文化交流的獨特中心的持久地位？

就耶穌會的敎育方法而言，將澳門的聖保祿學院與果阿的聖保祿學院、羅馬學院和科英布拉大學相比較是十分有趣的事；在科英布拉大學、聖保祿學院的許多學員(即使不是大多數)在離開歐洲前往澳門之前都學習過一段時間。

聖保祿學院學員的傳敎工作在許多地方持續了10-30年或更長時間；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他們在這種工作中所作的努力及其成就。他們用中文所寫的有關世俗問題及基督敎敎義和信仰的著作需要作更多的研究。可以認為，後一類著作的內容和風格，對此後幾代中國天主敎徒理解并實踐他們信條的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甚至對現今他們如何理解和貫徹其信條也具有同樣鉅大的影響。

最近幾年，舉行過一些國際討論會，并出版了相當數量的關於利瑪竇、衛匡國(Martino Martini)、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和南懐仁(Ferdinand Verbiest)的著作。今年9月，在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出生地布雷西亞(Brescia)，舉辦了關於這位被譽為利瑪竇第二的傳敎士學者的專題討論會。

我們完全可以舉辦關於下列人物的專題討論會，諸如范禮安、托馬斯·佩雷拉(Tomas Pereira)、曾任欽天監正的葡籍耶穌會士數學家和文學家如傅作霖(Félix da Rocha)、高慎思(José de Espinha，1781-1788？)、安國寧(André Rodrigues，？-1796？)、索德超(José Bernardo de Almeida，1779？-1805)，以及那些在葡籍聖方濟各會戈維亞主敎(Alexandre de Gouvea)到葡籍Vincentian會畢學源(Gaetano Pires Pereira)擔任最後一任欽天監正期間出任該職的人。

也可以為那些在中國及日本傳敎區擔任敎區主敎、副主敎和修道院院長的葡籍耶穌會士舉辦研討會。可以舉辦一次國際會議對日本基督敎世紀的成功及其局限性加以評估。許多傳敎士和修道士被迫離開日本後，新的傳敎工作又以澳門為基地重新開始：1615年：交趾支那；大約同時：柬埔寨；1626年：泰國；1627年：東京；1633年：海南島；1642年：老撾；1646年：望加錫；1659年：廣州；1701年：甘肅省。由於越南、柬埔寨、老撾和泰國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一道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了突出角色，因此關於這些地區的基督敎化和文化交流有許多內容有待探知。

澳門居留地和耶穌會的存在由小到大的光輝歷程，使我們對15-16世紀葡萄牙大發現中特有的這種創業精神感到欽佩而喜悦。不難看到，在當今這一特殊的歷史轉折時期，那種精神仍在澳門發揮作用。對於我們這些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人而言，加入這個文化圈，并在研究、出版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傳播和交流中實行合作，將是特別榮幸的事。這種合作正在發展并產生其他一些令人愉快的成果。

在我們對聖保祿學院進行反思的過程中，也不妨提出下列問題：激勵和支撐耶穌會士從事被李約瑟(Joseph Needham)稱為“人類文明交往史上無與倫比的事業”的動因是甚麼？其他的動因問題是難以解答的--要找出一個人自我行為的真實原因是十分困難的。但是，歷史學家有權利有責任提出這種問題，儘管他們很少這樣做。耶穌會士為甚麼要從事并維護這一事業？或者把這一問題表述得更生動一些：他們為甚麼乘船進行那種危險的、不穩定的、有時甚至有1/3或更多乘客喪命的航行？當他們沒有死於船難、疾病或敵對的進攻而倖存下來時，他們為甚麼那樣專心致志地埋頭於鑽研亞洲的語言、文化和習慣(他們往往在那裡渡過餘生，可能是20-30年甚至更長)？

對於那些熟悉耶穌會精神和專門表述這些精神文獻的人而言，就上述問題做出客觀而準確的解答并不困難。那些關於耶穌會建立的基本文獻稱為：《組織原則》(the Formula of the Institute)、《章程》(the Constitutions)和《宗敎修練》(the Spiritual Exercises)。這三個文件都出自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組織原則》是在耶穌會建立時為敎皇批准的第一個文件，它清楚地説明耶穌會“主要為下列目的建立：採取公開佈道、講演和基督敎的其他任何儀式，并進一步通過宗敎修練、對兒童和文盲基督徒的敎育以及基督敎信仰的精神安慰，努力捍衛和傳播基督敎，并使基督徒的靈魂和基督敎的敎義得到進化。此外，本會也將在調解分離、為那些在監獄裡和醫院裡的人提供真誠的服務和幫助，甚至在實施任何對上帝的光榮和公益有利的慈善工程方面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The Formula of the Institute(3))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耶穌會各種活動的最終目標是促進人們精神的發展。在耶穌會看來，沒有甚麼比一個人與上帝、與其他人建立適當的關係更重要、更高尚的了。作為一個神甫可以為這個目的提供任何幫助。在列舉的實例當中，敎育沒有給予任何明顯的優勢地位。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經驗顯示，敎育是促進個人和社會之精神及整體發展的主要手段之一。

在我們的專題討論會上，這段陳述中的最初幾個字“捍衛和傳播天主敎”將給予特殊的關注。歐洲的耶穌會士在反宗敎改革的歷史條件下努力捍衛和傳播天主敎，而與此同時，在傳敎區的另一些人則正試圖向尚未瞭解天主敎的地方引進并傳播這種宗敎。

在《組織原則》另一處聲稱：“除了上述三頂誓言的一般性約束之外，我們還須遵守一項特殊誓言，即執行羅馬敎皇現在或未來發出的有利於敎徒發展和信仰傳播的任何命令；無條件地前往他們想要派我們去的任何地方--不管他們是派我們到土耳其人或者其他異敎徒甚至生活在東印度的人們中間去，還是派我們前往任何異敎徒、敎會分離者或是持任何其他信仰的人們中間去。”(同上(4))

從這些文字中清楚地看出，耶穌會士無疑準備到任何地方去服務。在“發現時代”，任何一個耶穌會士都知道“任何地方”一詞中包含着印度、中國以及耶穌會士授命從澳門前往的其他任何地方。

在最初宣讀他們的誓言，以及後來許多耶穌會士在澳門宣讀那些誓言時，該會的成員們就承諾按照耶穌會的《章程》去實踐他們的誓言。《章程》的第四部份專述對接收入會人員的培訓。該部份廣泛地把耶穌會學院和大學作為培訓耶穌會士和俗人的中心來論述。制定了正常的學習計劃規則：首先是不同語言的人學知識，然後是邏輯學、自然哲學和道德哲學、玄學，最後是經院式的和實證性的神學以及基督敎聖經。對背誦所學內容、練習、辯論和私下學習也制定了指令(第四部分，第六章，第378-385條)。

《章程》也強調了神學的首要地位：“因為本會及其研修的目的是增進我們的同胞對上帝的瞭解和愛戴，并拯救他們的心靈；而神學這一科目又是實現這一目的最合適的手段，因此，它應該是耶穌會大學裡研習的重點。”〔第四部分，第12章，第446條〕

依納爵十分注意選擇哪些科目應當由全體成員修讀，而哪些科目應由少數成員或個人修讀。“因為本會追求學問的目的是利用上帝的恩賜去拯救本會成員及其同胞的心靈，所以應該根據這一準則來做出應該學習甚麼科目和應該學到何種程度的決擇。”〔第四部分，第5章，第351條〕。

可見，耶穌會極力想在亞洲建立起合適的學習中心；在此俗人可以培養成耶穌會虔誠的基督徒成員；耶穌會士不僅能實現同樣的培養目標，而且還能勝任傳播基督敎和推進文化交流的特殊任務。

因此，聖保祿學院的建立就是那些原則在基督敎和西方文化與遠東的宗敎和文化相遇的新形勢下的創造性運用。日本、中國及其他國家內部的耶穌會士在他們擔任神甫職務期間對學問的追求，正在把關於研修這些有益於我們男女同胞的學科的指令付諸實踐。

耶穌會的《章程》可視為聖依納爵的《宗敎修練》(Spiriual Exercises)中所包含的原則的具體化。這本書中包含着一個人在指導另一個人進行一定時間的宗敎修練，即學習各種祈禱方式(其目的是使自己的生活條理化并做出正確的決擇)時應遵行的準則。該書開頭的一條題為“首要原則和基礎”(SP. EX. ，第23條)，因為它意味着準備靜修以便使所有後來的活動有合理的安排。依納爵以一種自然樸素的語言提出了基督敎生活的某些基本原理。我們的讚美、崇拜上帝并為之效力，與上帝分享永恆的生命。地球上的任何其他東西被產生出來都是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的。因此，我們必須使自己在與其他任何事情的關係中保持主動性，接納有助於我們實現最終目標的東西，而避開有損於這一實現的東西。此外，我們應該選擇那些對實現我們的目的更有用的東西。一個已經使這些觀念深入其內心的人，將對存在的一切事情持積極的態度，認為任何事情中的善都是來自上帝并幫助我們到達上帝身邊的。在不同文化相遇的情況下，這樣一種態度容易使一個人去尋求善，愉快地接受它，并且用它來實現目標。耶穌會的文化交流事業無疑受到了這一“首要原則和基礎”的鼓勵。

《宗敎修練》中提出的最後一條題為“為贏得上帝之愛而默禱”(SP. EX. 第230-237條)。在這裡，從事修練的人應召以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激之情對其一生中從上帝那裡得到的所有恩賜進行祈禱。除了考慮這些恩賜(其中當然包括被創造的天地萬物)之外，一個人還應召思考上帝如何出現於所有這些聖禮之中，如何在這些禮物中積極活動，如何創造并維持它們，并指導它們為整個人類帶來永久的好處。而且，一個人還應召把所有這些事情視作上帝完美的反映。

不難理解，一個感染上這種思維習慣，以及這種觀察世界及其中一切人和事的方法的人，容易接納在任何地方可能遇到的善，并希望與它、與上帝進行合作(上帝就存於這一切當中并在其中發揮作用)。如果按照李約瑟的觀點，耶穌會士與亞洲文化發生關係的方式是文明接觸史上無與倫比的，那麼這恰恰歸因於耶穌會方式的根源，對此我已試圖作了簡單描述。

但是，還是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一個問題：歐洲人為甚麼要登上帶他們前往亞洲的船？我們剛才已經説明，他們到達亞洲時為甚麼會做他們做的那些事情。我們尚未充份地回答他們為甚麼要到那裡去。對於這個最基本的(但是很少有人這樣問)問題將再次從聖依內爵的《宗敎修練》一書中得到解答。在聖依納爵提出的一個主要修練項目中，默禱者企盼着基督召喚每一個人成為他的信徒。依納爵認為，一個人對這一召喚可以做出兩種肯定的答覆：一是將自己全部投入上帝拯救世界的事業中去。那確實是一種慷慨的答覆，但是，依納爵提出了一個更高層次的觀念。那些企望對上帝的召喚做出慷慨答覆的人，不僅要把自己全部貢獻給上帝的事業，而且願意以特別的方式來完成這種貢獻。也就是説，他要向萬物永恆的主和永恆的王上帝發問，“在承受一切錯誤、虐待和貧窮的時候，選擇他們并倣傚基督，是否是對他的更好的讚美和感恩；最神聖的主應該選擇并允許我達到這樣的生活狀態和方法。”換句話説，依納爵提出，對上帝召喚做出更深刻之愛的反應就是希望在一生當中的任何情況下盡可能地像上帝那樣活着；這樣不是因為別的甚麼而正是因為對基督的愛。

在羅馬的耶穌會檔案中，保存着全歐洲的耶穌會士在16-18三個世紀裡所寫的數千封請求派往外國傳敎的信件。這些信件被稱為“Indipetae”，因為它們是由要求派往印度群島即亞洲和美洲去的傳敎士所寫的，并且被匯集在檔案館中的一個珍藏室。不管這些作者年齡幾何、才華如何，也不論他們屬於何種國籍、語言或文化背景，他們在信中提出的最令人折服的動因祇有一個，而且是相同的，即更好地跟隨基督去傳播來自上帝天國的好消息。對他們來説，這是成為耶穌會的一員、耶穌的一名伙伴的最好途徑。

在實際上，這意味著已經貢獻了自己并且已被接納的人，將生活在或許死在遠離其出生地的地方。或許像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那樣被遺棄在上川島。那可能意味著在海上結束他們的生命，正如我們在一些船難死亡名單上所看到的那樣。那無疑意味著每天都在為適應另一種語言、文化、習慣和生活方式而做出犧牲，每天為了將基督敎的內容向沒有聽過基督敎或沒有在基督敎文化圈中生活過的人講述而鬥爭。

這些因素可能會使我們專題討論的主題，即宗敎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闡釋得清楚一些。人類的經驗表明，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宗敎和文化是可以被分離的。在他們看來，那些被認為是有文化的人，顯然不是通常所認為的信敎者。同樣，他們會認為，信敎的人(從某些點來看)就不能被視為有文化的人。

在我們的討論會正在考察的耶穌會的生活中，宗敎與文化是不可分離的。在他們看來，宗敎與文化是相互滲透和彼此影響的；文化是一個充份發展的人腦和精神素質的總和，或者包括宗敎，或者與宗敎相通。現今，某些基督敎學派(例如泰亞爾·德·夏爾丁學派和卡爾·拉尼爾學派)認為，從嚴格確定的意義上講，文化必然包含着宗敎。因為，依靠文化，我們理解對真善美的鑒別與吸收；而利用宗敎，我們理解人與超越物(Transcendent)的關係。但是，對真、善、美的任何隨意判斷或是對參與其中的感受，實際上都是對超越物的真、善、美的參與；猶太-基督敎和伊斯蘭敎傳統將此稱之為上帝。

在不同文化的對話中追求藝術和科學的耶穌會士們，是想在藝術、科學以及每一種文化中的一切真善美中尋找上帝的存在。在同其他文化圈的人進行友好而真誠的交流過程中，他們日益發現，基督在每一個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經樹立起來。即使在文化活動方面，他們的生活日益鮮明地帶有傳敎者的色彩，那麼，他們特定的宗敎行為，尤其是信仰、希望以及對造物主、救世主和人類之神的愛，則使他們更深捲入人類的神秘中去尋找人性之奧秘。

可以認為，聖母敎堂象徵着宗敎；而聖保祿學院則象徵着文化。當耶穌會士居住在澳門時，他們從事一系列活動，不停地在一個地方與另一個地方之間來回移動；這些活動與他們個人十分融洽地結合在一起，所以，當他們遠離澳門時，他們心目中都裝着敎堂、學院以及兩者所能代表的一切。

以上就是本人對宗敎與文化以及它們與聖保祿學院歷史的關係所作的思考。

在我們專題討論會的開始，我想對使這個討論會得以舉辦并提供出色的展覽場所的個人和團體表示特別的謝意。我從未在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座城市目睹過如此顯著的文化感受性、藝術創造性和組織上的奉獻精神；這些使我們獲益匪淺。與活躍於澳門的各文化團體的學者、組織者、技術工作者和辦事員進行合作，的確令人愉快而受益良多。人們祇能希望他們在長久的未來繼續完成他們的工作，并且與各個國家的同仁進行更多的合作。我們這次討論會的氣氛，使我們體驗到了聖保祿學院的文化融洽的經驗和創造性。

準備這次討論會花了大量時間、人力和物力，從而幫助我們舉行聖保祿學院400週年紀念活動。在這裡和國外做了如此多的努力後，現在我們可以享受愉快和富有成就的文化交流，人們彼此交往，還給了我們慷慨而熱情的招待。這些正是我和組委會、執委會以及所有慷慨的澳門主人的最真誠的願望。

張廷茂譯

聖依納爵造像

17世紀葡國“南蠻”藝術風格彩漆木雕

里斯本仁慈堂聖祿基博物館藏

*Edward Malatesta，美國舊金山大學敎授。--本文係1994年11月28日-12月1日澳門聖保祿學院400週年紀念(1594-1994)“宗敎與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