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前言

《文化雜誌》總編輯 官龍耀

令人愉快的是,本期發刊正值《文化雜誌》創立十週年之際。回首前塵,第一期《文化雜誌》正是於1987年3月面世。

也許謀事有待於兑現。回首往事,我們便會發覺,《文化雜誌》為澳門開創了一個在超越自身客觀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文化空間。文化也是一種戰爭,《文化雜誌》作為一項可行性工程,開始時就陷入了苦苦的掙扎。為了它的誕生和成長,我們勞累得活像大明星那樣奉獻出了自己的心血。

奉獻必經磨難。老天不負有心人,它最終迎來了勝利的碩果並求得長期辦下去的可能性。從一開始,我們就有長期辦下去的願望。但我們認為,《文化雜誌》可能已經實現了創刊的意圖,儘管一切皆會隨著時光的飛逝而日益消失。

鑒於超越個人至上論觀點這一事實高於人的主觀意識消長,在十週年之際,請容許我們説:值得勞累下去! 。《文化雜誌》過去存在,現在存在,未來亦將存在。

我們承認,縱觀同類刊物,想做到常年不衰誠非易事。創辦《文化雜誌》,並在這麼多年尚能堅持下去的機構——澳門文化司署,將刊登所有惠賜的成功之作。

《文化雜誌》曾幾次以各種方式抵制了欲置其於死地的企圖。創辦於一個時代,並為這個時代服務的《文化雜誌》,渴望能長期生存下去。它拒絕辦成一份官僚雜誌,或變成謀取急功近利的任何勾當。《文化雜誌》的發展步履維艱,然而它,作為時代的聲音特別是同時成為歷史與未來的聲音作出了努力。

我們已經站穩陣腳,因為我們在自己確定的範圍內絕不讓步:我們一直視人文源流的文化工作應優先於任何急躁草率的盲動行為。

我們希望它能成為回憶往事的滙冊、傳統環節的織機、經久不衰的諮詢辭典和繼續蒐集文獻資料的信息庫,以此應戰直撲眉睫的專橫跋扈。《文化雜誌》誕生於澳門之航向,迹近於一個真空或不確定的曖昧時期。然而它一早就先勾劃出了應先確定的在官方政策方面和施政方針之兩個目標:

——文化行為的多極化,以歸納本澳各群體的文化特色及其差異的基調和須加以鞏固的主體基礎。

——把澳門宣佈為一項“文化工程”,以制訂旨在確定澳門為一個“文化城市”的既定政策。

《文化誰誌》從一開始就具有上昇為科學和學術出版機構的前景。此項目標在第一期出版之後的幾年之內已經達到。

它得到了葡萄牙和國際文化界,包括所有得到我們各期發送刊物的遍佈世界各地最重要的高等學府、研究院所、圖書館和檔案館等學術機構並包括研究人員和作者的最廣泛的高度評價。

一方面,因發表了首次公開的研究成果,不斷地為具有群體文化色彩作出總結性報道的出版目標增添了內容。另一方面,為澳門進入其地域文化空間建立了橋樑進而加深了葡萄牙和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特別是許多葡萄牙和中國的學術論文之及時的互相翻譯也許是《文化雜誌》對葡中文化交融所作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儘管在這方面付出的翻譯報酬較高,同時因高水平的學術性難度令翻譯工作顯得十分緩慢和艱難。

然而,我們走過了一條通往美好前景的漫長道路,這個前景就是促使葡萄牙文化和中華文化、葡萄牙人和中國人在加深彼此瞭解的進程中,同時對“葡萄牙民族的使命”這一崇高的敏感問題使彼此的觀點更加接近。

《文化雜誌》作為收集個人研究成果之自由和權威的空間,得到了許多致力於研究澳門複雜的現狀、葡萄牙在遠東的存在和東西方交流的學者和作家的鼎力鼓勵。

《文化雜誌》編輯部一直作為一個特殊的研究部門獨立地進行運作,倘有必要時則在某一期特輯裡增添新穎、紥實和三個版本統一組稿的專題。同時,它又是文化學術研究工作的組織者和激勵者,它邀請、建議和資助其合作者,為專刊組織協調科研小組,協助舉辦文化研討會和文化活動,自身就成為其推薦優秀論文和作品的出版工具。

在此,我不得不公開承認:本雜誌編輯部同仁,無論在文化、學術和文學質素上,還是在對如此高質量要求的文字及編務操作上,皆能全心投入愉快勝任之,從而獲致有目共睹的如此高度業績。

十年來,《文化雜誌》得到了全世界數百位作家、詩人、學者和研究人員的合作,其中不乏聞名全球遠孚眾望的專門家和學術權威。

然而,我們認為,《文化雜誌》可以在同一目的之精神追求和文化共鳴的前提下,成為一個大集團研究機構——以純文化角度為超越事態本身而作出貢獻。因為急功近利的事件往往阻礙着人民之間的互相瞭解與衷誠合作,此時此地亦在所難免。因此,純文化的學術探討尤其需要一個長遠的崇高目標。

從十年來所做的編輯和出版工作來看,《文化雜誌》已經在同類文化刊物的歷史上佔有了不可磨滅的一席之地,在全世界樹立了文化澳門的大好形象。

值此十週年之際,我們客觀而不無自豪地説:我們貢獻了值得稱譽的勞作。《文化雜誌》成為共同服務於澳門的葡萄牙人和中國人融洽共處、友好合作和積極追求葡中兩國共同利益的楷模。

謹此,祝願四個世紀葡中共同的文化遺產共存於本雜誌和其他有價值的研究項目之中,並得以延續下去而使文化澳門揚名於世且留芳百代。

本期雜誌專為聖保祿學院成立四百週年而出版文集。澳門歷史應為在此地建立了遠東地區第一所西方大學而引以為榮。

澳門聖保祿大學是特設於澳門的研究伊納爵教派行狀和傳播福音的天主教文化教育機構。

在專題文章和古代地名學提及的無數個澳門名稱中,有兩個名稱在價值觀上有突出的意義:“中國之門”和“上帝聖名之港”(1564)。1586年,由印度總督杜阿爾特·梅內塞斯命名此地為“中國聖名之城”。1557年,澳門設立了傳播宗教的文化機構。

一切以1552年從果阿到中國的殷弘緒誇張的幻想主義為開端。此後,這種幻想主義因羅明堅、利馬竇和范禮安而變成了有計劃的文化策略行動。

在中國的第一次經歷就對耶穌會的策略提出了兩點必須進行的改造:

——確定文化適應的政策:務須使實踐和生活方式以及辯論方式適應於對方的社會規範、辦事方式和禮儀制度;

——深刻地瞭解對方,熟練地掌握語言,翻譯中國文獻,以深入對方的靈魂和精神,並洞悉其文化和精神的整體結構。

在澳門建立一所大學的計劃在上述兩個因素之中孕育着並趨於成熟。

總體構想是為遠東地區設計一個文化輻射和培訓傳教士的巨大中心,就像果阿的聖保祿學院是為了整個印度、馬六甲、東非和埃塞俄比亞那樣,以求把範圍從日本擴展到中國和越南。

1554年,范禮安構思了在澳門創辦一所學院的計劃,並且自同年12月1日起即為未來的學院制訂了一份自治組織章程。

1557年,學院正式組織了藝術和神學的高級研究課程,並具有授予學位的權力。

這樣,澳門聖保祿學院變成了真正的大學機構,它是一所比馬尼拉的著名大學——耶穌會士大學(1595)和托馬斯·多斯·多明尼加諾斯大學(1645)還要早創立的遠東地區第一所西方大學。

聖保祿學院最大程度上設置了追求歐洲著名大學之精神和靈魂的主要課程。

它設立在一座教堂的獨立大樓裡。它並不是一所教會大學,因為那裡不講授教規。然而也並非是一所絕對的非宗教大學,因為那裡也不講授民法和醫學。

它以和科英布拉大學和果阿的聖保祿學院以及巴西一樣的學術銜頭和頒授禮儀授予畢業生高級學位。

聖保祿學院在堪稱以真正的文藝復興模式給發展中的澳門烙下了名副其實的文化名城的印記,葡萄牙歐州城市建設風格對它產生了影響,它因此也堪稱為遠東地區第一座民主共和體制城邦。

它曾經為學校周圍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服務。如今,它的豐富檔案已作為歷史研究的重要信息庫。它的圖書館十分有名,那裡有成千上萬冊藏書(僅宋君榮就從歐洲帶來了約5,000冊書),那些書籍滙集了西方所有知識和傳統文化。它的藥房因其藥材的採集和配置在整個東方享有盛譽。它在遠東地區開設了第一家活字印刷廠,後來遷往日本和菲律賓,1585年印刷了第一本書。

特別要指出的是,聖保祿學院曾經是歷史上文化互補溝通融滙的精神之家:1582年至1773年耶穌會士促進了中國和歐洲文化領域的深度交流和互相滲透。

回首過去,比較現在,《文化雜誌》將一如既往地邁開通往未來之路。

澳門精神飛揚,讓我們推陳出新,大放異彩。如今,澳門將繼續盡忠於其歷史使命和神聖職守,無論在各種形式的文化表現上,還是在其高等層次的教育發展上,必將成為不同文化交融的活生生的典範。本世紀末,澳門的文化傳統將得以繼承:澳門,仍然是人類文化交流的東方聖地,中國通往歐洲和拉美世界之引橋,科學技術和人文道義的交會和融合中心。

《文化雜誌》總編輯 官龍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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