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的發展

勤勞的中國人民在遙遠的年代就達到了很高的美學水平，在其藝術技藝方面所作努力的無數代表性品中，不難找到形狀不同、用途各異的器皿或裝飾品，在外行人眼裡它們與瓷器相差無幾。但是，任何關心中國藝術的人一眼就能發現其區別。

這些物件用金屬製造，外面塗一層用三氧化硅、四氣化鋁和碳酸鉀混合而成的玻璃狀但不透明的堅硬化合物，熔煉這種化合物時加入金屬氧化物以使其具有各種色彩，這些物件通稱搪瓷。

可信的研究人員認為，第一次使用“搪瓷”一詞是在9世紀，出現在一位佚名作者撰寫的利奧四世(847-855)——他在蒂布雷河口打敗了撒拉遜人，并且是梵蒂岡的締造者——的傳記中；在此後的世紀，敎士藝術家狄奧菲留斯撰寫了一本關於他所生活的時代的工藝手冊，這本名為《百藝錄》的書不厭其煩地描述了拜占廷搪瓷製造者們在生產其藝術作品時使用的過程，這些過程與他們的中國同行們仍然採用的過程完全相同，這一點使人們不能懷疑，中國的搪瓷藝術(景泰藍)與拜占廷搪瓷藝術起源相同，今天對這一點已經沒有甚麼爭議了。

但是，拜占廷并非搪瓷藝術的搖籃，因為在這座城市建立前很久，西亞各主要文明中心已經製造搪瓷了，并且很早就廣為流傳，甚至運到了多霧的愛爾蘭。在愛爾蘭的海灘上曾發現過這類精美的作品，它們是與基督敎初年同時代的凱爾特人藝術的典型創作。

直到羅馬帝國垮台以後，搪瓷技術才在拜占廷扎下根；在拜占廷，這種藝術從查丁士時代就廣為人知，來自這個藝術中心的產品在整個中世紀都極為有名。

在14世紀，由於各種環境條件，拜占廷搪瓷製造者們散佈到了世界各地。

搪瓷製品首先是通過北部邊界傳入中國的，或許是成吉思汗的遊牧部落遠征西亞時作為掠奪的物品帶回去的，也許是通過亞美尼亞和波斯商人開拓性的貿易活動傳去的，他們以此換取令人神往的天朝(中國)當地的產品。

稍後，阿拉伯商人們把搪瓷製品納入用來在廣州做生意的貨物名單；搪瓷製品在廣州方言中稱為“大食窯”即阿拉伯陶瓷，這一事實就證明了以上看法。

但是，在中國有組織地製造搪瓷製品及隨之而來的普遍使用是14世紀的事，中國問題專家們肯定這一事實的根據是以下情況：著名作品《格古要論》在1459年出第二版時才有一節專門講述“大食窯”，而在1387年的第一版對搪瓷隻字未提。

還有一個事實，即搪瓷後來在中文中稱為“琺琅窯”。就這個詞的詞源而言，有幾種假設可以證明這種藝術產品源自外國，這些假設根據每個人對該詞所做的詞源學解釋不同而不同。

有些研究人員主張這種論點，即“琺琅”是把“法蘭克”讀走了樣而成的，而“法蘭克”這個名字在中國往往用來表示基督教；另一些人則主張這個詞大概是從廣東話的“法蘭西”演變而來；中國問題專家赫斯認為這個詞與救世主誕生的城市伯利恆是一回事；但是，中國藝術方面的權威之一布舍爾在所著《中國陶瓷》一書中説，“拂冧”或者“福林”於7世紀最初十年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出現，指的是東羅馬帝國的首都，以代替中國人原來對西羅馬首都的稱呼——大秦。因此，“拂冧”應當相當於“博林”。在中世紀，這個地名指的是君士坦丁堡。

然而，羅克希爾出版了一本很有趣的書：《威廉·魯布拉克修士遊記》，書中提到這位神職人員於1254年左右在蒙古的卡拉庫蘭遇到過一個人，——在當時的蒙古雲集著各國使節、天主敎和景敎傳敎士、歐洲商人和冒險家各色人等——這個人就是法國金銀匠兼雕刻匠紀堯姆·布歇，他大概是蒙古宮廷頭一個生產搪瓷製品的藝術家。從此以後，大部份論述中國藝術的人都根據這一情況認為，“琺琅”祇能是從“紀堯姆”一詞演變來的。

人們無法理解這兩個詞在發音上怎能有相近之處，除非紀堯姆·布歇在中國取了個中國名字叫琺琅，後來的耶穌會敎士們就是這樣做的：里奇的中國名字是利瑪竇，維爾比斯特的中國名字是南懷仁，等等。

不過“琺琅”都帶王字，王即玉的簡化，表明“琺琅”指的是物而非地點。

但是，在1774年出版的《陶説》一書中有一段指出，“大食窯”與“琺琅”產品相似，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在關於中文裡“搪瓷”一詞來源的爭論中，那些主張此詞即已不復存在的“博林”這個名字的人佔了上風，這個地方後來改名為君士坦丁堡，即現在的伊斯坦布爾。

中國人對搪瓷品不很珍視，這不僅因為這不是他們的發明，而且由於它玻璃似的半透明狀顯得確實毫無光澤，并且表面粗糙，無法與平滑、透明而又富於光彩的瓷器媲美。所以，已提到的《格古要論》以相當輕蔑的口氣談及搪瓷罐子、瓶子、匣子和酒杯，説它因為太華麗而不能激起文人們的美學感情；正因為如此，這些東西更適用於作太太們臥室裡的裝飾物。

搪瓷分透明和渾濁兩種。第一種通過各種原料在一定溫度下熔化製成，第二種則是加入了錫和鉛的混合物。

根據不同的製作過程，搪瓷分為幾種：鏤刻鑲嵌、金屬絲鑲嵌、浮雕鑲嵌、金屬絲透明鑲嵌和繪畫。

鏤刻鑲嵌搪瓷即用雕刻刀在製造搪瓷器皿的金屬片上鏤出塊或者溝，金屬片上形成的突出的邊緣構成花紋的線條。然後，在熱力作用下把搪瓷原料填入這些凹處，突出的邊緣隔開的搪瓷便成了圖案。

金屬絲鑲嵌搪瓷與鏤刻鑲嵌搪瓷在技術上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的隔離物是由焊在金屬片上的用極細的金屬絲網形成的小穴形成，這些金屬絲按所繪製圖案的線條排列，構成小穴極薄的“牆壁”，小穴內填充各色原料粉末，然後多次烘烤，直到製造者滿意為止；接著對其表面進行打磨。最後一道工序是在火的作用下用金箔包上沒有被遮蓋的金屬邊緣。

浮雕鑲嵌搪瓷即在成為器皿坯體的金屬板上作浮雕，然後以熔化了的搪瓷敷之，填平剔下部份，使之與未剔部份高低完全相同。

金屬絲透明鑲嵌搪瓷與金屬絲鑲嵌搪瓷類似不同之處在於，在溶化後立即撤出坯體，使成品保持其透明性。

繪畫搪瓷即金屬坯體完全用搪瓷覆蓋，上面塗以顏料。

但是，中國人祇會兩種製造搪瓷器皿的程序，即金屬絲鑲嵌和繪畫。

中國最初製造搪瓷器皿是在蒙古人的元朝(1280-1368)，那時的真品今天已極為稀少并且全都屬於金屬絲鑲嵌。

中國製造搪瓷器皿的鼎盛時期是明朝景泰(1450-1457)年間，現存的大量樣品證明了這一點，而且每件上都有當時在位的這位皇帝的年號，就在那個時代在古君士坦丁堡瞭望塔頂上昇起了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旗幟，這一歷史事件又使許多西方人逃往中國。因此，搪瓷製品就被某些商人稱為“景泰藍”。應當指出在這個名稱中“藍”字用得不正確，應當用“琅”字。

這個時期產品的圖案線條創作大膽，上面的裝飾物製作得工整精巧，具有著色老到、純正的特點，為後世所不及。

在藍色中採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色調：深藍顯得更為鮮亮，而天藍則稍帶綠色。所用的紅色為石榴紅；黃色色調純正；綠色用得較少；中國藝術家們全都不使用杏黃色。至於黑白兩色的使用，他們完全失敗了，因為前者缺乏光澤和深度，而後者不能產生清晰純正的效果，幾乎總是顯得渾濁和不倫不類。

由於裝飾成份佈局嚴謹，各種色調配合諧調，就其整體來説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乍看上去光彩照人、但是，祇要仔細觀察就能看出在燒製上的技術缺陷，因為除了在火的作用下產生的幾乎難以發現的裂紋之外，還有許多由於搪瓷分佈不均匀而產生的小坑。

從技術角度來看，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間藝術活動生機勃勃，這幾個時期的產品明顯地超過了明朝時期。

康熙年間(1662-1722)的產品特點是飾物創作和形狀構思同樣大膽；單就飾物而言，風格雖然不夠多樣，但卻更加新奇。

雍正年間(1723-1735)的產品與康熙年間幾乎沒有任何差別。

乾隆年間(1736-1795)的產品有了明顯的進步，樣式經精心挑選，裝飾圖案嚴格根據與器皿外形線條的一致性構思，再加上令人感嘆的製作手藝，達到了總體上的統一性。雖然所使用的顏色在色澤上沒有超過明朝時期的產品，但沒有發現由於搪瓷分佈不匀造成的小坑之類的缺陷；不過，在銅質鑲嵌物上包金使產品顯得極為漂亮，這是它的主要特點，也是它與現代仿製品的區別；現代仿製品上的使用的金箔較少，而且是用電而不是用火來把金箔貼上去。

無論搪瓷器皿的坯體多麼薄，但它產生不出優質瓷器那種給人以快感的聲音，而聲音悦耳正是優質瓷器的特點。由於搪瓷器物缺少這種迷人之處，又因為不是當地的創造而缺少魅力，再加上中國人抱著固有的新事物恐怖症偏見不放，所以從進入中國那一天起就遭到非議。

然而，在清朝上述幾位皇帝在位期間，搪瓷製作業得到蓬勃發展，因為他們都極為慷慨，用搪瓷製品裝飾他們建造的無數廟宇和清真寺的祭壇，滿足進行聖事的需要，在乾隆在位時期甚至用銅以至金銀為坯的搪瓷製作徽牌。

明朝宣德年間(1426-1435)金屬絲鑲嵌大蓋罐

當時的產品製作精巧，題材情趣高雅，可謂不折不扣的傑作；當地的藝術家們迎合那個時代的喜好，極盡其聰明才智，留下了無數珍品供後世讚嘆，其中有托盤、盆、瓶、盤子、酒杯似及帶有頌辭的牌子——以貴重木材為這種牌子雕刻的框和底座精雅絕倫——還有香爐等多種器皿。

總有失去皇帝保護的那一天。由於1759年乾隆在位時期結束，加之鄰國進口興趣冷卻下來，人們對搪瓷製品的熱情便漸漸消失了，再也生產不出具有藝術價值的作品；藝術家們不再單單為得到表現其精神激情和內心世界的滿足而創作。失去了需求，即沒有人為其藝術努力的成果提供報償，生產也就停止了。

但是，在法國西南部的上維埃納省省會利摩日，手飾匠們發現了一種方法，完全不用當時製造搪瓷器皿時必不可少的形成小孔的金屬網，而是在作為坯體的金屬板上直接塗上一層玻璃漆，經烘烤後敷以糊狀搪瓷再加火烘烤，火力以原來那一層不爆裂為度。

搪瓷製造家燦爛的群星曾使17世紀的利摩日市名聞遐邇，他們當中最傑出的一位名叫菜奧納爾·利穆贊。耶穌會敎士們把他的藝術帶到中國，并訓練中國藝術們使用這種新的工藝。最早的這類搪瓷器皿出自雍正年間(1723-1735)。

因此，在中國藝術品名稱中，繪畫搪瓷器皿被稱為“洋瓷”，即外國瓷器，這就證明它確實不源自當地。

收藏家們把這種搪瓷品分為兩類：一類由北京的皇宮“造辦處”製作，另一類在廣東生產。

這些物品上的圖畫一般是歐洲生活的情景，人物穿歐洲式服裝，也有的完全是中國題材；廣東產品的質量要比北京的低得多，因為前者完全為商業目的而生產。

這種搪瓷產品上的圖畫有許多出自耶穌會敎士之手，另外一些則是模仿他們的中國人畫的。這些中國藝術家摒棄了他們原來的藝術，轉而從事另一種產品的製作，所以畫上的人物雖然穿歐洲式服裝，但臉卻顯然是中國人的。

金屬絲鑲嵌罐細部

在與乾隆同時代的路易十四在位期間，馬扎林諾建立了一個大商行，叫做“中國公司”。它下令大量製造帶有法國王家徽記的成套餐具。他們把景德鎮瓷窯生產的瓷器從陸路運到廣州，在廣州重新繪製并敷以玻璃釉，其中有許多套敷以搪瓷，例如糖罐、茶壺等等。

從那時起，購買帶徽號餐具的定單源源而來，同樣的題材也用在那個時代的瓷器的裝飾上，出現在繪畫搪瓷製品上，這表明兩種產品出自同一批人之手。

在大量外國訂貨單的鼓勵下，廣東流派的藝術家們利用悠久的繪畫傳統，充份發揮其天才和靈感，在新工藝上精益求精；富於中國藝術特點的幾件最美麗的作品就出現在這個時代。例如托盤、瓶、盤等，上面畫著非常具有中國畫特點的彎彎曲曲的山巒等等，表現出難以模仿的平衡、和諧和節奏感的傾向，令真正的中國藝術鑒賞家們傾倒。

不過，這個熱潮也是暫時的，因為繪畫搪瓷製品人為的美感祇能滿足外國人的喜好，改變不了中國愛好者們的思想和態度。

這樣，歐洲市場的購買力剛剛減弱，便不再製造“高雅藝術”產品，轉而生產“商業藝術”枯燥乏味的產品了。今天仍然在生產這種產品，賣給欣賞趣味低下的外國人，他們離開中國之前總想帶走一件具有本地特點而又便宜的東西作個紀念。

(原文發表於澳門《復興》雜誌第2期，第232-240頁，1943年9月。)

范維信譯

*Luís Gonzaga Gomes(1907-1976)，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澳門史專家，作家和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