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保祿大學爲我們的啓示

一、概念説明

引言

嘉靖四十二年(1563)培萊斯(Francisco Perez，S.J.)神父，加內羅(Melchior Carneiro，S.J.)神父和平濤修士(André Pinto，S.J.)三位耶穌會士，首次來到澳門，迄今(1994)已經有四百三十一年的悠久歷史。在這漫長的歲月裡，耶穌會士曾經把西方的科學文明介紹給中國，也把中國的文化介紹給西方。在促成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時，耶穌會士在中國、日本、越南等地，還播下福音的種子。澳門的聖保祿大學(Colégio de São Paulo，1594-1835)，便是耶穌會士們在遠東傳播福音和介紹西洋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本年適逢聖保祿大學建校四百週年，感謝澳門文化司署，籌開這次國際會議，以為慶祝。我們不是先知，本文僅就耶穌會(聖保祿大學)的敎育理念，對中國未來耶穌會的傳敎事業，提出幾點或可稱為“啟示性”的省思!

西洋在華傳敎士的陶育

普通説來，耶穌會(聖保祿大學)當局認為：大學高等敎育，對於傳敎事業，有深刻影響，符合傳敎事業的基本需要。原來大學敎育，能夠促使一般傳敎事業的圓滿達成。傳敎活動的最重要問題，大多對當地民眾的文化，有所影響。如果在華耶穌會士不把基督的思想滲入中國思想之中，如果在華耶穌會士，不熟悉中國語言，不瞭解中國固有思想與文化，那就不能從事歸化中國人的工作。耶穌會在澳門創立聖保祿大學，陶育西洋來華會士，使他們認明，確信：如欲順利地在華從事傳敎工作，就應當認清目標，策定步驟；就應當珍視偉大且悠久的中國文化；應當適應中國高等的禮俗和細緻的心理；就應當使中華民族深深感到基督的啟示敎義和中國的傳統固有主流思想和文化，是吻合無間的。因此西洋的傳敎士來到中國南海之濱的澳門，就應謙誠地為了愈顯主榮，首先要做的是努力學習中國語文，熟諳中國禮俗，珍愛中國固有文化。未來的在華傳敎士，在生活、衣著和晉接來往上，就應當中國化，傚法聖保祿大宗徒，為了光榮基督，就合所有的人，就應當有中國人的心腸，並且勉力和中國的領導階層及學者，打成一片。當時在澳門的耶穌會士領導階層深深體味到：如果中國的上層階級皈依基督，整個社會是不難勸化的。因此在華的傳敎士，在執行傳敎任務時，就應和地方長官取得友誼；就應運用西方的文化、文明；就該運用西方的科學儀器、書籍、學識、繪畫為媒介，獲得中國的士人敬仰與信任，他們應努力鑽研中國的經、史、子、集，知道應如何運用中國的傳統固有(儒家)思想，以語文注釋聖敎會的信道。耶穌會(聖保祿大學)當局這番檢討和決定，是成功的。這策略的主導人，是遠東耶穌會監會神父(Visitator)范禮安(Alexandro Valignano，S.J. ，1539-1606)。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范禮安神父把澳門耶穌會院改組，任命麥即亞(Lourenço Mexia，S. J.)為天主之母(Mother of God)會院院長，任命孟三德(Duarte de Sande，S. J.)為聖保祿學院院長，並且陞格為大學程度的學院(University College)或單科大學。1596年，澳門耶穌會院單位，共有神父十二位，大學單位，共有三十位神父。大學的課程編排，分為敎義神學科，敎授兩位；倫理學科，敎授一位；人文修辭學科，敎授一位，拉丁學科敎授一位，語言學科，敎授一位；哲學及其他學科，由不同敎授講授。在聖保祿大學裡，許多西洋傳敎士，在前往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傳敎區前，在這裡修習亞洲不同的語文和文化。在大學圖書館裡，收存大量有關亞洲不同國家的語文、文學、哲學、史學、文化的書籍，和傳敎士的有關個人的親歷經驗報告，譬如：有關日本、中國、暹羅、越南、韓國及其他亞洲國家，譬如：菲律賓、印尼、印度等地的傳敎進展情況，在這裡曾印刷、出版有關中文的書籍和西文書籍。舉例來説：中文方面，萬曆十二年(1584)曾經出版了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S. J. ，1543-1607)首先以漢文、漢字撰寫的有關天主敎敎義的書，書名《天主實錄》。這本書共計刻印1,200冊。這是在華天主敎的第一冊中文敎理書籍。不久這本書又刻印第二版，題名《天主聖敎實錄》。這本書不僅流傳於中國，而且還遠及菲律賓、安南、日本等處，並且它的樣本還遠達歐洲。《天主實錄》是一本護敎的道理書，是準備敎外讀者接近基督真光，棄絕在華流行的幾種迷信，認識顯明的真理，進而皈依天主敎。書中對於降生、受苦、受難、聖體等應信的敎義，沒有仔細講解。七件聖事除聖洗外和天主聖三的道理都沒有提及。天主敎的聖統制和羅馬敎宗以及反對中國傳統經書及社會道德文字，書中都付之闕如。總之，這是一本適應中國學人、士子以及平民大眾的護敎書。讀後使人感到它的內容，和中國大學中庸思想很是融洽，使人能辨別善惡，彷彿撥雲霧而見青天。這年(1584)年底，利瑪竇也出版一本題名《畸人十規》的敎義書，大約也是在聖保祿大學印刷的。《天主實錄》全書共十六章。書首有一篇羅明堅的序文。文中強調，蒙受中華大國恩賜安居華夏之恩，無以為報，祇有將西方之天主敎以漢字介紹中國，以期人人得救，共霂天恩，“僧思報答無由，姑述《實錄》而變成唐字，略酬其柔遠之恩於萬一云耳”。

在聖保祿大學印刷、出版的第一本活字版西文書籍，是《日本使者旅行記》。這是日本天主敎史上，有名的“天正遣歐使節團”的旅行記(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 Rebusque in Europa, at Toto Itinere Animadversis, Dialogus, ex Ephemeride Ipsorum Legatorum Collectus, et in Sermoncm Latinum uersus, ab Eduardo de Sande Sacerdote Societatis Iesu)。這本書，是由范禮安神父等審訂，利用日本使者的日記資料，而由孟三德(Duarte de Sande，1531-1600)神父，編譯成拉丁文，於萬曆十八年(1590)春夏之交，運用日本使者帶回的活版印刷機，在澳門印行出版(In Macaensi Portu Sinici Regni in Domo Societatis Iesu cum Facultate Ordinarii，et Superiorum. Anno 1590)。此外利用這架印刷機在澳門聖保祿大學於萬曆十六年(1588)，還出版了玻尼法爵(José Bonifacio)神父著的《公敎兒童敎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這兩部書，可説是在中國境內出版的最早西文書籍。以上便是澳門耶穌會(聖保祿大學)當局，如何組織聖保祿大學，做為陶育耶穌會西洋傳敎士的基地。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為天主敎緊閉的大門，就在這種正確的傳敎方法運用下，為耶穌會的傳敎士敞開了。歷史告訴我們：聖保祿大學和它的前身，曾為中國陶育出許多具有中國心腸的西洋偉大的傳敎士。譬如：羅明堅、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1560-1640)、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高一志(Alfonso Valignano，1566-1584)、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陽瑪諾 Manuel Dias (Júnior)，1574-1616)、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8)、有西來孔子之稱的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傅汎際(Francisco Furtado，1587-1653)、鄧玉函(Johann Terrenz，1576-1630)、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41-1688)等。這些為宣揚福音，盡瘁中華的傳敎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是重要的人物，他們遺留下不少的中文著作。

國籍傳敎士的陶育

聖保祿大學，不僅對西洋的耶穌會在華傳敎士，而且對國籍耶穌會傳敎士的陶育也有很大的貢獻。聖保祿大學對國籍未來耶穌會傳敎士的敎育理念，是強調陶育他們的天主敎聖學和西洋俗學。聖學方面，包括天主敎的神學和神修學；俗學方面，包括西洋語文，譬如：葡文和拉丁文；西洋文化和西洋科學，譬如：數學、天文學、音樂、植物學、醫學、物理學等以及美藝學，譬如：西洋繪畫，並哲學等。在聖保祿大學的諸多校友中，吳漁山是其中的佼佼者。吳漁山的聖學多是在澳門耶穌會院，而俗學卻是在聖保祿大學修習的。

吳漁山(1632-1718)名歷，聖名西滿·方濟各·沙勿略，葡名Simon Francisco Xavier，S. J. 此外尚有別號“桃溪居人”、“墨井道人”，江蘇常熟人，是迄今天主敎耶穌會國籍司鐸中，僅有的詩人和畫家。他自幼領洗入敎，五十歲時(1682)在澳門入耶穌會。五十六歲時(1688)在南京，由國籍主敎道明會士，羅公文藻，和其他兩位耶穌會士劉蘊德、萬其淵，同時祝聖為司鐸。他的謙風德表，是值得景仰的。他的處世為人，他的詩學，他的書畫在《小石山房叢書》中、《墨井詩鈔》前的唐宇昭、陳玉端、陳瑚和余懷諸人的序文和《三巴集》的宋實穎<序>中，説的都很公允。漁山陞神父後，專務傳敎淑人，三十年如一日，先後宣講福音於上海、嘉定等地，起初無暇致力於書、畫，七十歲(1702)後畫跡和詩文復見。這時，漁山的畫格，已經建立起來，氣韻“深醇沉鬱”，筆墨“拙樸渾重”，是值得注意的。漁山的詩格近乎淵明，可説“詩中有畫”。漁山的業師錢東澗曾經品評他的《桃溪詩》稿“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虞山溫肇桐則稱揚吳歷的詩、畫“得古人造詣極深，自樹一幟，名噪海內”。三百年來鑑賞家和批評家，對他的詩和畫，以及敎會史家，對他的內修生活的崇高，和牧民的辛勞，對西洋畫風批判的中肯，一致加以推崇，是很有道理的。漁山這些聖學和俗學知識的獲得，是應當感謝聖保祿大學的。漁山逝世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享年八十有七，遺體葬在上海南門外陸家浜聖墓堂。

漁山在進耶穌會初學院前(1682)，和耶穌會的神父修士，相處多年，在澳門耶穌會院和聖保祿大學三年有餘。在會院和大學的耶穌會士和敎授敎導下，聖學知識、神修經驗和葡國語文、拉丁語文、西洋科技、藝術水準的造詣，都有很大的進步。因此漁山所做的“聖學”詩，宗敎氣質是相當高卓的。漁山進耶穌會前，留居澳門耶穌會院，做的詩，收在《三巴集》內。《三巴集》收有<嶴中雜詠>三十首。這是《三巴集》的前帙，其次還有自述詩以下八十首，這是《三巴集》的後帙。依據《三巴集》<嶴中雜詠>，可以約略看出漁山，在澳門進會前的生活點滴。這時的漁山生活在耶穌會院，每日到聖保祿大學學習葡國語文、拉丁語文和敎義神修等聖學，課餘之暇還有時間寫詩繪畫。《三巴集》第一首點明漁山來澳門，寄居三巴，是為準備入耶穌會。詩説：

關頭粵盡下平沙，濠境山形可類花。

居客不驚非誤入，遠從學道到三巴。

漁山對自己所處的大三巴耶穌會院二樓的風光，是很滿意的，有詩説：

第二層樓三面聽，無風海浪似雷霆。

去來畢竟輸鷗鳥，長保群飛入畫屏。

在聖保祿大學讀書時，漁山上課前後，聞鈴聲有感説：

性學難逢海外師，遠來從者盡堂兒。

何當日課分卯酉，靜聽搖鈴讀二時。

對於在聖保祿大學修習葡文、拉丁文和中文的分別，漁山在苦讀葡文和拉丁文後也有談及，並且寫的很幽默。詩説：

門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

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視更難窮。

漁山接獲入耶穌會的通知，為了矢志精修，遵守會憲，應當捨棄一切，包括吟詩作畫在內。漁山曾有<焚硯廢詩>一首説：

老去誰能補壯時，工夫日用恐遲遲。

思將舊習先焚硯，且斷塗鴉並廢詩。

“聖學”詩的創造不是一件容易事。漁山晉鐸後，傳敎上海，當時曾經給他的弟子趙侖説：“做‘聖學’詩最難，比不得他詩! ”所謂最難，是説：必須和尋常頌禱詩歌有別。原來一篇“聖學”詩，能夠使敎外友人讀起來不覺絲毫齟齬不合，而其中所涵蘊的基督精神，能使敎外友人深深地潛移默化，的確不是件容易事。這些“聖學”詩的聖學陶育，是聖保祿大學敎育國籍傳敎士的理想之一。下面舉出漁山兩首聖學詩做為代表：

讚聖若瑟

神呼驚起夢魂中，倉卒登程伴朔風。

霜月侵衣身欲憊，峰巒阻險路方窮。

姑憑老馬尋舊道，潛向慈親問聖躬。

此際淒涼不可訴，青山隱隱白雲東。

茹苦勤勞三十年，家寒擔荷謝無愆。

功成應有天榮賞，死至何容事態牽。

淨配瞻依慰自倍，慈君呵護寵難言。

試觀千古多名聖，此日恩光誰比肩。

詠沙勿略

聖會光埋利藪中，可憐前聖創基功；

三洲舊穴今猶在，望裡悲天午風中。

漁山在澳門三年之久，常在聖保祿大學，和當時敎授西洋繪畫的西洋神父，並日本留居聖保祿大學的修習繪畫的會士請益、切磋，但是漁山所受西洋繪畫的影響，僅是依據中國繪畫的傳統，去作有條件的吸收而已。他對西洋畫的看法，是有自己的見地的。漁山在<墨井題跋>中曾説：

澳門一名濠境，去粵未遠。有大西、小西之風焉。其禮文俗尚，與吾鄉例相背。……若夫書與畫亦然。我之字以點畫輳集而成，然後有音；彼先有音，而後有字，以勾劃排散，橫視而成行。我之畫，不取形似，不落窩臼，謂之神逸。彼全以陰陽向背，形似窩臼上用工夫! 即款識，我之題上，彼之識下。用筆亦不相同。往往如是，不能殫述。

漁山能詩文，且擅繪事，並且兼通聲樂。他曾撰著《天樂正音譜》，凡南北曲九套，擬古樂歌二十章。譜文格律妥帖，機調圓熟，且渾雅淵穆，聲希味淡。擬古樂歌也高古雅健有漢魏樂府之遺風。譜中敘述天主敎敎義兼詠敎禮敎儀。全譜著作可説寓情於理，肫摯誠篤，使人“如見耆年大德，耳提面命自非學養深厚藝同道合者，孰能臻此。”現將漁山<敬謝天主鈞天樂>開始的<北黃鍾醉花陰>譜辭錄出，其他可以類推：

    吾主全能遍天壤，誠赫赫，今來古往：
    雖一體，聖三皇，於穆無疆，其位尊無兩。
    懷愛德，藉恩光，蕩蕩難名惟叩顙！

漁山歌譜的文藝雖然不來自聖保祿大學的陶育，但是文中的聖學精神，卻是深受聖保祿大學影響的。

國籍輔理修士的搖籃

聖保祿大學不僅致力陶育耶穌會在華的未來傳敎士包括西洋和國籍者在內，有其特殊理想，而且也遵循聖祖依納爵的意願，推動對當地普通學生的敎育。譬如：1584年12月8日，麥即亞(Lourenço Mexia)神父曾報告説：“澳門耶穌會院有十二位會士，學校有兩百名學生，學生學習讀、算、寫和音樂! ”1637年，孟迪(Peter Mundy)神父曾經訪問澳門，受邀觀看聖保祿大學學生扮演的戲劇，曾寫道：“學生很多，很溫雅，衣飾考究，父母注意他們的服裝。耶穌會士極力訓練他們，在敎育風度上，使他們成為完美的青年! ”的確，聖保祿大學的敎育理念是幫助學生使他們獲得學識，也接受良好的宗敎道德敎育，為國家、敎會培育強而有力的領袖人材，以期領導國家、敎會和所處的社會。事實告訴我們，聖保祿大學和他的前身，為澳門社會，為中華敎會，培育出許多強而有力的領袖人材。僅以中國耶穌會而言，便有鍾鳴仁、黃明沙、游文輝、雷安東、石宏基、邱良稟、倪雅谷、龐類思、康瑪竇、費藏格、徐復之、范有修、鄭瑪諾等修士，都是聖保祿大學的校友，都是聖保祿大學培育出來的聖召。這些會士除鄭瑪諾外，都是耶穌會的輔理修士。歷史告訴我們：晚明中國天主敎會，在廣東、江西、江蘇、浙江、山西、福建、河北、河南、陝西等地的開敎，這些耶穌會輔理修士，曾經出過大力。是他們以中國人的身份，幫助西洋傳敎士，任翻譯，料理衣、食、住、行等需要；是他們為西洋傳敎士在傳敎上，領路、遞信、攜物、負重、病中看護、送終、料理後事、困厄中奔走澳門-大陸之間；幫助他們學習禮儀、語文、適應國人心理；認識中國固有的宗敎觀和宇宙觀，促使中國固有思想和基督福音的融合。由聖保祿大學陶育出來的這些耶穌會士，在明末清初是協助開敎的功臣，值得稱揚，值得追述。譬如，在有關明末的開敎史上，祖籍廣東新會的鍾鳴仁的名字，常和利子相聯。在利子患病和遭遇困難時，鳴仁常常在他身旁盡力守護、支援。為了敎會，他的足跡遍及廣東、江西、安徽、江蘇、浙江、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甘肅等省份。鳴仁品性優美，聖德崇高，深深獲得利子的賞識和信任，是明末協助在華開敎的功臣之一。此外祖籍廣東、出生日本的倪雅谷修士除協助利子刻印<兩儀玄覽圖>，也曾幫助龐迪我繪製<四大洲地圖>四幅，萬曆三十二年(1604)，曾經伴隨李瑪諾巡視廣東、江西、江蘇和北京的敎務，很能勝任，深深獲得李瑪諾並利子的讚譽。他的繪畫，為傳敎區的敎友，提供很大的裨益。的確利子等能夠在中國境內駐足，奠定敎會基礎，這些中國廣東耶穌會輔理修士的貢獻是不容抹殺和遺忘的。為培植他們，聖保祿大學的功勳是值得稱揚的!

二、給予中國的啟示

引言

今天紀念聖保祿大學建校四百週年，緬懷它過去給於中國開敎史在敎育理念和事實上的偉大成果，面對當前和未來，擴展基督神國於華夏子民，為我們能有甚麼啟示？換句話説：聖保祿大學的輝煌成果，為我們在華傳敎路線，提供甚麼當前應當強化的指標？這是我們應當深深省思的!

歷史背景

嘉靖四十二年(1563)耶穌會士首次定居澳門，兩年後(1565)，在今日聖安多尼隱修院附近興建會院。萬曆四年(1576)在會院旁建造天主之母聖堂，附設小學一所，這是聖保祿大學的前身。同年高斯塔院長(Christovão da Costa)的報告中聲稱，學校有一百五十名學生，敎授讀、算、寫和拉丁文。萬曆十二年(1584)學生數字增到二百名，並且加增音樂課程。萬曆八年(1580)聖保祿小山上，羅明堅興建一所為華人並日僑的小學。萬曆十年(1582)耶穌會士遷離舊址，而在聖保祿小山上，另建會院和聖堂。這便是聖保祿大堂的前身。萬曆二十三年(1594)如前所敘遠東耶穌會監會神父范禮安把澳門耶穌會團體分為兩組，一組為會院，一組為學校，並且把聖保祿學校陞格為大學。萬曆二十三年(1595)會院失火燒燬，但是同年便又重建起來。之後聖保祿大學又增加美藝科系。在聖保祿大學內，常有三十位會士居住。但是在萬曆二十八年、二十九年(1600-1601)間，“在新會士去日本之前，共有會士七十位。大學和會院是耶穌會的兩大事業，是日本和中國傳敎區的基地。大學開設文學、藝術、哲學、神學諸科，使得在日、華傳敎的耶穌會士，學有所成。”聖保祿大學可説是“智慧之家、聖德之園、宗徒之校、致命殉敎者之修院。”萬曆二十九年(1601)，聖堂和三間大學的建築，燬於大火，學校禮堂便充做聖堂使用。聖堂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重建後再度開放，聖堂正面直到崇禎十三年(1640)，方才竣工。聖保祿大學，擁有大學的地位和實質，這是遠東第一座近代化的天主敎大學。順治元年(1644)加爾汀神父(Father Cardin)論及聖保祿大學説：“耶穌會所開設的聖保祿大學，程度很高，平常有六十名學員；它有大學的程度，一切學科由文法到神學都講授，並且授予及格學位。”最珍貴的是聖保祿大學的圖書館，它是當時遠東最大最好的西文圖書館。聖保祿大學是遠東一個學術核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樞。它的敎授團和退休敎授，一方面培育學術研究的風氣，一方面實際地埋首於中國經典的翻譯，或創造有關東方傳敎史書，和編撰護敎、牧靈的讀品。的確，“寫作是一種傳播的工具，它和牧靈、敎學、社會服務等使徒工作，很是不同。這是周旋於字、詞、符號觀念的領域裡，為了尋找一個適當的字眼，為了正確地表達一個思想，有時需要用去很多的時間和心血。雖然孜孜不倦，嘔心瀝血，但是工作的效果，不是立即可見。這番默默無聞的耕種，種籽要埋在地下多日、多月、多年，可是它的菓實，卻隨時可以結出。”

萬曆二十二年(1594)，如前所述，聖保祿學校已經正式註冊獲敎廷並政府立案，為澳門具有大學程度的高等學府。雍正五年(1727)，澳門耶穌會士再創辦聖若瑟修院(即三巴仔學院)，兼收修生和外讀生。這兩座學校都以敎授神哲學、語文和文法為主，兼授數理及科學，有時為適應本地的需求另設商科、海員訓練班和其他學科。聖若瑟修院創辦之初，祇可算是聖保祿大學的分院，專為培育國籍傳敎士用，因此國人稱之為三巴仔學院，而稱前者為大三巴大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七月五日，澳門全體耶穌會士，奉朋巴爾(Marques Pombal)命，遭到拘捕，十一月五日被聖召船隻當做犯人，遣返里斯本，隨後拘禁於聖猶里安塔內。道光十五年(1835)一月二十六日，聖保祿大學和聖堂，遭火焚燬，大學停辦。大學開辦，共計二百四十一年。聖若瑟修院直到20世紀初葉仍執澳門敎育事業的牛耳，修生和外讀生，人數達六百人。至1930年代，因羅馬敎廷，禁止修院兼收外讀生，聖若瑟學院方才改制，成為一座專為栽培聖職人員的修院。

澳門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魔鬼之形象

未來的意義

聖保祿大學的前身是萬曆八年(1580)，羅明堅在聖保祿小山為敎育華人和日僑子弟興建的小學校，經過一番慘澹經營，逐漸發展成一所完善的學府，取名聖保祿學院。萬曆二十二年(1594)正式註冊，獲政府承認為高等(大學)學府。康熙六十一年(1722)喬治先生在崗頂建造兩所房屋，逝世後，把房產贈送耶穌會士，改為聖若瑟會院。雍正十年(1732)再命名為聖若瑟修院，後來逐漸增添樓舍，並於乾隆五十年(1785)建成美侖美奐的修院聖堂，便成為今天的聖若瑟修院。聖若瑟修院最初可説僅是聖保祿大學的分院。聖保祿大學和聖若瑟修院在耶穌會於1762年離開澳門，後由敎區司鐸管理。聖保祿大學改大後，耶穌會管理期間實際上共計168年。1835年，聖保祿大學遭火焚燬而停辦，此後沒有再恢復。在耶穌會管理下的聖保祿大學，過去對中國的重要貢獻，如前所述，以下數點，值得提及值得檢討，為當前在華傳敎事業也是鏡鑑，值得省思。

(一)今天和未來天主敎大學或修院為西洋在華未來傳敎士的高等敎育陶育，是否應當更形強調：中國文化和中國固有思想，中國學術著作的鑽研和適應，以及具有中國心腸的超性觀念的獲得。使他們獻身、追隨、師法聖保祿大宗徒(聖保祿大學的主保聖人)，就如聖保祿曾經盡心勸化當時的人，應當不惜金錢，不惜勞力，任勞任怨祇為基督，勤奮地追求愈顯主榮目的達成。

(二)今天和未來，天主敎大學或修院為國籍在華未來傳敎士的高等敎育陶育，是否應當更形強調，除中國經、史、子、集學術陶成外(這是基本必須的)，西洋經院哲學，西洋語文、神學、聖學、科技、文明，更深的造詣和學位的獲得，使他們能以自己的文字，撰寫聖學的著作，以善導國內學術研究和推動中西文化交流，做為傳敎的更有效方法和捷徑。

(三)今天和未來天主敎大學或修院為普通學生的高等敎育的陶育，是否應當更形強調敎育的目的是發展學生整個的人格，造成身心健全，為社會有貢獻，為造物主有光榮的人。大學敎育理念應是幫助學生獲得知識，也接受更良好的宗敎敎育，以期為國家，為敎會培育出更多強而有力的領袖人材，成為具有恆心聖善修士聖召的搖籃。大學或修院應是“智識之家，聖德之園，宗徒之校，致命者之發祥地! ”

結語

明末清初的國籍和西洋絕大多數耶穌會士，步武聖沙勿略的芳蹤，承繼聖依納爵的遺志，慷慨地響應了聖德之源天主的號召，勇敢地接受傳播福音的使命。他們在澳門聖保祿大學和它的前身接受過陶育，他們謙誠地入邦問俗，方巾儒服，介紹科學，講解聖道，任勞任怨，披荊斬棘，終於成功地抵達北京，贏得皇帝的信任，在中國的首善之區定居下來。他們聖德崇高，又多是博學之士，其中有天文學家、地理學家、數學家、建築師、音樂家、外交家和哲學家、神學家、神修學家和畫家。然而他們首先是天主的使者，天國臨在的證人。歷史是真理的考證，又是實例的哲學敎訓。在華傳敎事業是全面性的、長期性的，應當有充份的準備，和精密的計劃。今天在紀念聖保祿大學改大四百週年慶辰上，願我們從聖保祿大學的歷史“知古鑑今”，吸取敎訓，以期獲得更大的成功!

【參考書目】

1. 方豪：《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第一冊。香港，公敎真理學會，1967，頁320。

2. 林家駿《澳門敎區歷史掌故文摘》(一)澳門，天主敎敎務行政處。

3.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台北，中華書局，台一版，民國四十七年，頁481。

4.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十九年，台一版，頁212。

5. 張奉箴著：《福音流傳中國史略》卷二上編，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1971，頁713。

6. 張奉箴：《利瑪竇在中國》，台南，聞道出版社，1983。頁311。

7. 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文化司署，1992。頁194。

8. Manuel Teixeira(文德泉)著，徐牧民譯：《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敎四百週年》，澳門，大華書局，1964，頁61。

9. Teixeira，Manuel. Galeria de Macaenses llustres do Século XIX. Macau：lmprensa Nacional，1942. pp.659.

*Aloysius Berchmans Chang，S.J.，S.T.D.台灣輔仁大學神學系畢業，神學敎授，現任耶穌會中國區(台灣)神父，著有《基督的敎會》(1989)、《耶穌的奧秘》(1991)、《神學簡史》(1992)等。── 一本文係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澳門聖保祿學院建校400週年紀念(1594-1994)“宗敎與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