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象徵聖靈的鴿子
我想在此就傳敎士安東尼奧·洛佩斯的論文談談自己的看法。我是去年8月在東京時收到他從里斯本寄來的論文的。
首先我想指出，洛佩斯是以透徹和客觀性稱著的藝術大師。由於長期在高中執敎，他總是務求讓聽眾和記者能聽懂自己的演講和讀懂自己的文章。
他是一位優秀的講演家。在開頭時，他總是先講一下內容概要，而後不時重複關鍵的短語和講稿每一部份的提要，以幫助聽眾更好地理解全文。
儘管洛佩斯不可能向我們介紹他搞研究的詳細過程，但他一開始就會講清楚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範圍，即如何從主題、時間順序和背景材料等方面來對這個選題進行研究的。
正如他自己所説的那樣，他的許多手稿提綱內容豐富，并已被編入里斯本阿茹達圖書館的目錄。這一部份內容的標題是“亞洲耶穌會會員”。他祇有兩次超出了自己規定的這一範圍。一次是查閲了羅馬耶穌會中央檔案館抄本，他準確地援引了這個名稱“耶穌會羅馬檔案館”。後來，他又援引了葡萄牙海外檔案館的一個資料(註釋25和26)。
洛佩斯的論文寫作嚴謹，共分五個部份。第五部份<學院提供的證件清單>可以看作是該文的附錄。由此，該文可以成為一個以“未出版的手稿資料”為副標題的文獻目錄。但此文未成為這樣一個文獻目錄，因為雖然洛佩斯儘量避免援引出版物，可是，他在註釋66中引用了伊雷內·皮所著的《佩雷·卡布利爾的馬加良斯》一書中的一些材料。
我們評論洛佩斯的論文時，應以在研討會上其它演講者所提供的論文為背景。這樣，我們就沒有資格要求洛佩斯在論文中避免遺漏之處。在第一部份<在這個城市任敎區神父>一章中，他顯然認為略去一些內容是恰當的，如第一位耶穌會的神父在澳門討論關於吉利爾麥·佩雷拉加的住宅、佩羅·金特依羅家的官邸以及艾爾米達·德·安東尼奧的住宅等內容。(1)在研討會上，一些與會者説，耶穌會的兄弟們(其中一位新敎徒名叫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在(浪白滘)附近的海灘上造了一座以茅草蓋頂的木結構小敎堂。這座小敎堂供敎會之用。
在船長魯易斯·德·阿爾梅達的率領下，駐印度的耶穌會大主敎貝爾西奧·努爾斯·巴雷托、費爾南·門德斯·平托和其它耶穌會會員途經澳門，兩次進入廣東，每次停留一個月。他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解救關押在廣東的三個葡萄牙人和三名華人天主敎徒，并瞭解有關向中國大陸派天主敎傳敎團的可能性，這些行動都被看作傳敎士的服務。
另一些講演者可能會提到少數耶穌會士的看法，如華人對天主敎義不感興趣，有九個日本人在“卡拉貝勒號”上受他們同胞--一位匿名的文藝大師費雷依羅的指敎後於1555年在浪白滘施洗禮。努內斯·巴雷托和他的同伴也是乘“卡拉貝勒號”從馬六甲到澳門的。(2)我們也許還能在會上聽到這樣的説法：那時，主敎管區的神父正在澳門工作，在1561年或更早一些時候，一些多米尼加男修道士和其它一些西班牙修士被禁止在那塊土地上登陸。
因此，洛佩斯將這些類似的話題留給了其它發言人。但是，我們沒能在他的論文中看到這樣幾行文字--遠東早期的耶穌會認為澳門對日本傳敎團來説是永遠重要的，因為它是進入中國的跳板。1579年，中國傳敎團開始在大陸出現，但這個新敎區祇是日本敎區的延伸，直至1619-1623，才漸漸成為獨立的中國分敎區。
此後的事實是：雖然耶穌會傳敎士的行動是按照使徒的要求安排的，但在頭二十五年中，所有傳敎士卻在澳門學院得到苦行和學術方面的訓練，并屬於日本敎區。事實上，一些傳敎士是被在羅馬的耶穌會會長派到日本去的。但鑒於1612年之後，日本出現反天主敎和迫害敎徒的浪潮，一些傳敎士又被重新派往中國。(3)著名的若奧·羅德里格斯的日本譯員就屬於這種情況。他先在日本成為很知名的人士；但在德川迫害事件前夕，他作為一個傑出的學者和傳敎士來到澳門和中國傳敎團。(4)
在第一部份的末尾，洛佩斯説，到1731年，“全敎區共有58人(耶穌會會員)”。我認為，這裡他沒有説清楚“日本境外的敎區”和“中國分敎區”之間的區別，實際上這一敎區從未被冠以一個正式的名稱。
許多作者在他們的著述中都出現過一個同樣的小謬誤，這一錯誤也出現在洛佩斯的論文中，即“1580年前後，由利瑪竇創始原始新敎”等。事實是米歇爾·魯吉埃里於1579年開始在中國吸收新敎徒，他和迪爾戈·德·寵托賈一樣常被人遺忘。但中國的學者公認，這兩個人的品行絕不亞於利瑪竇。在遠東的其他傳敎士中還有許多類似的例子。
洛佩斯在第二和第三部份中從原手稿中援引了不少語錄。在這兩部份中，他最低限度地、又有代表性地選擇了有關內容，足以讓人瞭解澳門學院在那一段時間裡的情況。但在第二部份<敎育和指導>中，洛佩斯未能明確説明他所寫的一些情況在《年度書信集》中沒有記載，而可以在其他資料中找到。即耶穌會會員之間的爭議集中在科學和傳播《福音書》的價值等問題上。
有些情況并不廣為人知，如日本的主敎瓦蘭丁·卡爾瓦略1614年11月起在澳門居住，他反對傳敎士把傳授人類科學作為從智識階層吸引新敎徒的手段。在那時，東京的卡羅·斯比諾拉和在中國的利瑪竇都利用這種辦法吸收新敎徒長達十一年之久。卡爾瓦略認為，福音中宣傳許多美德，因此傳播福音用不著借助世俗的東西。因此，即使皇上要求用宣傳科學來吸引新敎徒時，他仍禁止其手下的傳敎士這樣做。這一不明智的措施使得那些已在歐洲接受科學知識訓練的傳敎士大失所望。幸運的是當卡爾瓦略結束他的主敎任期時，情況有了好轉。
在第三部份<聖保祿學院的慈善和社會活動>中，洛佩斯超出他自己規定的時間順序的限制，提到在學院成立之前，“1568年唐·麥希奧爾·卡爾內羅在澳門”。我們應記得，1560年12月15日，卡爾內羅被任命為埃塞俄比亞最早期主敎的輔助主敎。據若奧·羅德里格斯的日本譯員，在1566年，“日本-中國敎會敎權交給了唐·麥希奧爾·卡爾內羅主敎”，設立了除馬六甲敎區以外的新的主敎職位，比設立澳門主敎職位早十年。(5)1565年11月，卡爾內略已從果阿來到馬六甲，尋求便於治癒哮喘的較為溫和的氣候。正如洛佩斯所説，在1568年，卡爾內略主敎來到進入他管區的門戶--澳門。但是，他不僅“在澳門”，而且一直居住在這個領管地，直至他謝世。
關於第四部份<拯救本市政治和商業獨立的側面>，我們應再次表揚洛佩斯在這一章中生動形象地介紹了澳門學院為澳門的安定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以及澳門總督和官員們表示的讚賞。也許有人會説我過於苛刻。但出於誠實，我最後還是就洛佩斯在第四部份中的一個重要遺漏談談自己的看法。在此，必須指出，德川政府對澳門繼續與日本保持商貿交往強加了一些條件。其中一條是，在日本島進行血腥迫害期間，澳門停止向日本派遣天主敎傳敎士和敎徒兄弟等。澳門當局尊重這一不公正的條款，以確保其生存；并以危及日本的基督敎徒為代價執行了這一條款。以耶穌會為主的傳敎士別無選擇，祇得在1644年最後一批派往日本的傳敎團被撤銷後，實現從澳門向柬埔寨、暹羅和馬尼拉的戰略轉移。這是他們為澳門做出的一個很大的犧牲。
最後，我要真誠祝賀洛佩斯為這次討論做出了寶貴的貢獻。他把自己教授的繁重職責放在一邊，而花了大量的時間查找資料，認真訂正大量手稿，并以專業的方法對這些資料加以綜合加工。
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象徵讚頌耶穌的麥束
劉輝譯
聖方濟各·沙勿略往中國航行途中遇上風暴(油畫104×58cm)
André Reinoso
繪於1619年
【註】
(1)澳門耶穌會捐助人不是佩羅·金德內羅，而是出生在西班牙南部的彼得羅·金特羅。
(2)一位著名的外科醫生和一個天主敎敎士和神父同名。
(3)例如，一個名叫伊萬·弗雷邁的克羅地亞耶穌會會員本來是被派往日本的，但他不幸於1620年死於南昌。
(4)舒特：關於神父若奧·羅德里格斯的日本譯員《日本敎會主敎鮮為人知的趣事》。
(5)朗西斯科·彼雷斯：《我回憶的方方面面》；約瑟夫·舒特：日本書籍目錄第111卷頁382-434。關於卡爾內羅去世的日期，彼雷斯在旁注中説是死於1583年8月9日，而羅倫索·梅希亞則在書中説卡爾內略羅死於8月19日。
*Juan Ruiz-de-Medina，歷史學家，日本問題專家，羅馬“耶穌會歷史研究協會”遠東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