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所著的《漫話中國》(埃武拉，1570)可被視為是在歐洲印刷的第一部關於中國的專著，但由於一種流行的錯誤斷言認為在《馬可·波羅行記》和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的《大中華帝國風物與習俗史》(羅馬，1585)之間歐洲未出過其它有關中國的書，其藝術和文化價值一直被低估。然而，當時大部份有關中國的名著，尤其是《大中華帝國風物與習俗史》(以下簡稱《習俗史》)，都以《漫話中國》為資料來源。儘管門多薩公平地承認他借用了克魯斯的資料，然而遺憾的是，他沒有具體地説明《習俗史》借鑒《漫話中國》的過程和步驟。(1)
在《漫話中國》裡，中國的形象較為迷人佼好，令人神往。儘管克魯斯去廣東傳敎未獲成功，但在他的心目中，“大帝國”仍是世界上在秩序、公正、財富、政治和接受基督敎傾向等各方面最好的國家。
值得注意的是，與馬可·波羅不同，克魯斯沒有忽略詳細描寫16世紀中葉廣東人的風俗習慣和社會生活，這當然是他1556年冬天訪問廣州府的成果。
門多薩曾打算去中國，但未能成行，因而乘機編寫了《習俗史》，為此他幾乎搜集了當時歐洲人所寫的一切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手稿。研讀比較《習俗史》和《漫話中國》這兩本書，我們認為門多薩力圖向讀者傳播一種理想化了的中國形象，他認為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政府公正的國家。筆者覺得門多薩的“中央帝國”像費爾南·門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的中國一樣，是一個嚴格根據理想化甚至是烏托邦原則，并按刻意規劃的圖紙建設起來的實體。
如前所述，克魯斯筆下的中國形象相當良好，反映出一種對中國事物的極大羨慕。但另一方面，克魯斯也大膽指出和批評了晚明中國社會的腐敗和頹廢。儘管《習俗史》以《漫話中國》為基礎，但卻(可能是故意地)去掉了幾乎所有消極的描述，以便使該書內容符合作者的心意。正因為如此，我認為有必要分析《漫話中國》的價值，研究在門多薩著作的巨大影響下，中國在歐洲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在本文中，筆者介紹完《漫話中國》中對中國的有利觀點後，將指出兩位修道士所作的某些不同的描述，重新證實《漫話中國》的真實性。
親王分封制
克魯斯在描繪了桂林的豪華王府後説：
(……)王府內有各種各樣的消遣設施，因為裡面的人由於地位顯赫永遠不能出來，這是帝國的法律。皇帝以此消除親王們謀反的機會，保持帝國的太平。每逢佳節，城市的長官必須前往探望致意。皇帝的其他親屬有時可在城內遊逛，但絕不能走出城牆。如違規出城，就會被毫不留情地處以死刑。廣西也有皇室成員的宅第，因為在帝國的邊遠地區，他們即使想謀反也無法強大起來，皇帝要讓國內不發生任何反叛。(……)親王們的財產都不多，無法壯大自己的實力。另外，他們一般都揮霍無度，生活奢侈，大吃大喝，因此一般都積攢不下俸祿。所有這些辦法都是為了防止國內發生暴亂。(2)
克魯斯筆下的親王們依靠中央政府發給的俸祿生活，沒有任何政治權力和社會責任。克魯斯極為推崇中國皇帝為避免發生謀反和起義所採用的治國之道，或者説這種把親王們關在遠離首都的偏僻地方的做法。(3)
中國為何富甲天下？
克魯斯談及中國的富足，并且指出以下基本原因：
1)追求豪華的生活；
2)崇尚勤奮，厭惡懶惰；
3)農業發達；
4)賦税較輕；
5)善於利用所有東西。
門多薩覺得這些原因還不夠，又加上產品種類繁多、物價低廉，甚至下結論説這裡有“世界上最富饒的土地”。(4)
克魯斯、門多薩及其他伊比利亞的作家們都對當時廣東的物質富有表示極大的驚訝。但筆者認為，這種態度是根據其自身文化所得出的主觀印象，對這種主觀性應進行客觀的評估。記得一位日本歷史學家曾指出，在那個時代，普通民眾的飲食祇限於滿足最低的營養需要，沒有條件選擇個人喜愛的食品。(5)
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昇天聖母銅像造型
葡萄牙的情況也是一樣，多數大發現時期的葡移民都是年輕男性，為謀生被迫離開祖國，這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尤其是農業人手奇缺。靠葡印貿易富裕起來的城市地區，特別是里斯本，享有令人目眩的繁榮，但本來就不肥沃的農田卻因缺乏青年農民而日益荒蕪。(6)到東方快速發財的渴望導致農田荒置，農業凋零，國力衰落。(7)面對食品的匱乏和居民中大量寄生階層的存在，詩人薩·德米蘭達(Sá de Miranda)強烈批評了16世紀里斯本的現實：“肉桂的芳香，將王國的人口吞噬。”(8)葡萄牙社會在自己的巅峰時期就以某種方式孕育了引起國家逐漸衰落的內在因素。
為了更好地理解克魯斯的下段話，筆者認為必須要瞭解16世紀處於精神和物質衰退的葡萄牙農業社會的現實。
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土地都用於耕作，因為土地上的人口過於稠密，人們揮霍成性，講究衣食住行，尤其好吃。每個人都在努力謀生，所有人都在想方設法滿足食慾，維持大筆的開銷。此外，在這裡懶漢很無聊，讓人討厭。不幹活就沒飯吃，一般沒人向窮人施捨。如有窮人向一葡人要求施捨而該葡人又給了他，中國人就會嘲笑説：幹嘛把錢給這種無賴呢？(……)可見在這裡懶漢令人厭惡，不勞者不得食。每個人都在努力謀生，因為自己掙來的東西自己可以盡情享用，剩餘的死後留給兒孫。莊園裡的收穫祇向朝廷納税，税額不高，一年每户每人最多交60個雷阿爾。繳納税後，莊園的一切東西都可盡情享用，因此所有的人都努力掙錢，耕種土地。(9)
克魯斯關於明朝末期“富裕和豐盛”的觀點在門多薩的《習俗史》中得到進一步擴大和發展，使讀者把16世紀的中國想象成“人間天堂”。克魯斯對在船上生活勞動的廣東船民的描寫十分有趣。在克魯斯看來，儘管船民傳統上受岸上人的歧視，但其生活并不十分貧困。克魯斯描述了他在珠江三角洲看到的船民們的簡陋房間和生活方式後寫道：
與葡萄牙的窮人相比，這些人的生活還不算貧困，衣著也不算破爛。(10)
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昇天聖母銅塑
絕妙的管理技術
1380年，明朝的開國皇帝太祖洪武帝建立了名為“南北更調”的管理制度，限制文官的任職地點，但不限制武官。所有文官均不得在其原籍或出生地任職。這項措施旨在避免地方上拉幫結派，出現濫用特權干擾地方管理的局面。這是為防止出現那種可能性而建立的政治制度(11)。對其成效，克魯斯僅做了扼要闡述，但加萊奧特·佩雷拉(Galeote Pereira)卻大加讚賞，他的重要作品是《漫話中國》的資料來源。
克魯斯寫道：
所有官職三年必須輪換，不能延長，亦不能由本地人擔任，以防止官員徇情枉法，擴張實力，導致叛亂。(12)
佩雷拉就上述制度這樣寫道：
現在我談談中國人治國的方式和方法，以便大家瞭解這些異教徒勝過我們的長處，儘管我們基督徒的治國之道本該更為公正。
因中國皇帝總住在北京而國土十分遼闊，所以全國分為若干省，各省由布政使或總督管轄。這些官員經常輪換，以便使其沒有時間製造陰謀。此外，一省的官員必須由來自其他很遠省份的人擔任，并且要把妻子兒女留在家鄉，隻身赴任，任所內有他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包括住宅、傢俱和僕人。這樣，皇帝既可令人為他效力，又可防止發生謀反。(13)
文官高於武官
從現在起，筆者著重分析克魯斯和門多薩描述中的一些分歧。克魯斯敏銳地注意到文官高於武官，這是中國各朝代普遍的和傳統的觀念。
克魯斯寫道：
軍官晉陞要憑武藝和戰功，戰場上功勳卓著的人幾乎沒有不被提陞的。(……)軍人就要練武并在戰場上立功。這個國家的男人都以習文練武為榮，但是更崇尚習文，因為五種主要官員及其助手一般由文官出任。(14)
按克魯斯在《漫話中國》第16章的解釋，這五種主要官員是：都堂、布政使、按察使、海道副使和備倭都指揮。
但門多薩卻是這樣寫的：
其它位於二等的官員也備受尊重。他們是軍隊造就出來的，經可靠的目擊者證明他們的戰功後，皇帝從他們中間挑選將軍，除授予將軍軍銜外，還給予重賞犒勞。因為任何勇敢無畏的功績都會受到尊敬和重賞，所以年輕的士兵們都想立功，傚倣最勇敢的人。(15)
筆者認為，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前面提到的門多薩改變克魯斯原著的一個證據。中國傳統上有一句著名的俗語説明士兵社會地位的低下：“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句俗語有力地證明門多薩力圖傳播給歐洲公眾一個盡可能理想化的中國文明的形象。
宦官的影響
16世紀末期，由於專橫腐敗的宦官影響過大，明朝宮廷內陰謀叢生，頹敗成風，(16)克魯斯對此做了正確的觀察。
皇帝根據各人的政績和才幹委任官員，并咨詢宦官的意見。(……)由於宦官的意見能夠左右官員的委任，所以官員們經常用重禮賄賂宦官，以求獲得晉陞(……)(17)
然而門多薩對宦官之間的關係及其經常受賄的事實卻隻字不提。為了向歐洲讀者傳播一種“公正和健康的中國”的觀點，門多薩毫不猶豫地刪掉了所有關於宦官的情況。宦官是一種在身體和精神上都完全畸形的人。筆者認為在門多薩看來，他們的存在應該受到鄙視，不值一提。
聖保祿敎堂前壁：頂部(左)
行賄與受賄
儘管中國的公正、秩序和良好的吏治是嚴格控制所有官員和平民的結果，儘管這些人生活在互不信任和互相監視的氛圍之中，克魯斯不能不承認中國人實現了一個幾乎“完美”的社會。這是他看好中國的例證。儘管如此，克魯斯并未忘記指出官員的腐敗。
筆者下面引用兩個與此有關的段落：
(……)每個官員都要小心盡責，避免出亂子。每年按察使都來巡察，如發現政績不錯的官員就讓其晉陞，若發現嚴重瀆職、違法或受賄的官員，即將其解職，押上公堂，并任命其他人取而代之。(……)由於按察使有審查官員的權力，所以官員們在按察使到來之前想方設法探聽其是否收受賄賂。如瞭解到按察使收賄，官員們就可高枕無憂，相信祇要按察使受賄，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如得知按察使不收賄賂，就拉攏賄賂府內的幕僚們一起弄虛作假，讓按察使找不出過失。官員們賄賂本府的主簿和幕僚是因為這些人瞭解其所作所為，審查時主要由他們作證。(18)
官府內所有的門房、衙役、刑名師爺、劊子手和其他幕僚每月的薪俸都很豐厚。官員們批文審案時，都當著幕僚們的面前進行。因幕僚們無所不在，又在官衙內掌管判刑與赦免，官員們不敢在他們面前胡亂行事，也不敢當著他們的面收受賄賂。如要受賄或幹一些違法亂紀的事情，必須偷偷摸摸地小心進行，絕不能讓幕僚們察覺。(19)
如同把它祇當作一個自然的假設，門多薩對官員們行賄受賄的事情緘口不言，僅提到做官的基本原則。他寫道：
皇帝給大臣們優厚的俸祿，又以重刑禁止他們貪贓枉法(……)。(20)
與門多薩所言相反，明朝官員的俸祿在中國各朝代中是最低的。(21)但絕大多數官員在任職期間肆無忌憚地侵吞公帑，能夠積聚大量財產，從“清官不到頭”這句普通諺語中可以輕易推測出人們對這種行為已司空見慣。(22)
門多薩認為重要的是喚起歐洲讀者關注自身文明的現狀，使其思考同中國的“高度”文明相比他們應當怎樣做。實際上可以説，忠實介紹中國的情況并非門多薩的興趣所在，也不是他的主題。
公開審案
聖保祿敎堂前壁：頂部(右)
筆者下面介紹克魯斯對公開審案的描寫，接着再引述兩段克魯斯和門多薩對公審結果的描述。
克魯斯在第二十章開頭寫道：
當需要向證人調查取證時，官員們當着幕僚和一切願意到場的人公開進行，這樣審訊和記錄都不能弄虛作假。首先分別訊問證人，然後讓證人一起上堂訊問，讓他們當面對質，從中分辨出説真話的人。如用此方法不行，就用鞭子抽打上刑，無論如何最後要搞清案情的真相。審訊時不宣誓，因為沒有受他們崇拜的上帝。有身份的人出庭作證還受尊重，認為他們不會輕易説謊。審理要案或重大罪犯時，要由多名書記員將整個審訊過程記錄下來。(23)
至此，門多薩的描寫內容幾乎與克魯斯的一樣，明顯地取材於克魯斯的《漫話中國》。但從這裡開始，二人之間出現分歧。
某些官員因受賄或循私要釋放某犯人時，就找另一個人充數，因為不乏為了錢財而不惜挨鞭子甚至冒殺頭危險的人。或者用花言巧語，給予好處等手段騙人冒名頂替那官員想釋放的犯人，讓無辜的人遭受刑罰。有時用這種辦法還是放不了犯人，於是就賄賂所有官員，把犯人當作已死於監獄裡的人放走。但這種辦法祇在好處巨大或關係特別密切有價值的情況下才用。為了避免這種弊端，罪行嚴重或有強大對手的犯人被捕時，要將其所有特徵記錄下來并令其簽名畫押，使上述伎倆無法使用。(24)
下面是門多薩的描述：
(……)這樣做很少有人抱怨法官判決不公。這是一種所有法官都要傚倣的高尚美德，可以避免因法官粗心大意辦案而造成的傷害。(25)
為了評判誰的描述更接近日趨沒落的世宗嘉靖帝王朝的社會實際和世風，筆者認為祇須回顧現實主義小説《金瓶梅》中主人公的醜陋行為就夠了。日本的明史專家們幾乎一致斷言，明朝的司法制度相當畸形敗壞，普通民眾不得不忍痛給官員送禮行賄。(26)那種不平等和不公平讓無錢的人無法忍受。(27)
靈魂輪回轉世的理論
對於門多薩所作的改動，我們還可舉出一個有關靈魂輪回轉世的理論作為例子。克魯斯寫道：
在制度、管理和平常交往方面那麼文雅的人，在對待其異教神靈方面竟然那樣野蠻。他們有許多異端邪説，相信人能變成狗，然後再變成人，蛇也能變成人，還有其它許多胡言亂語。(28)
門多薩下面所寫的對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説幾乎是滑稽可笑的，因為中國人祇對世俗生活感興趣，把其歸納為多子多孫(福)、致富發財(祿)和幸福長壽(壽)。
他們很當真和肯定地説，靈魂來自上天，永不消失，因為上天讓它與世長存。上天把靈魂附在人的身上，如果它老實做人，不幹壞事，不騙別人，將來就能昇上天堂，永遠享受榮華富貴，變成神仙。如果它不好好生活，就由魔鬼帶它下地獄，永世遭受刑罰。(29)
在門多薩的描述中，靈魂輪回轉世的觀念完全消失了，中國人長生不老的理想變成“純粹傳統的基督敎信仰”(30)。從強調嚴格區分人與動物的天主敎傳道觀點來看，我認為門多薩在包括《漫話中國》在內的原始資料中羼入了自己的觀念，力圖告訴歐洲讀者16世紀的中國在宗敎方面也是那樣“盡善盡美”。
與門多薩相反，克魯斯的一個功績是，他在細緻觀察的基礎上，為我們準確忠實地描寫了中國的宗敎情況。
結論
克魯斯以及門多薩通過觀察高度文明的中國社會，經常力圖借以間接或直接地批評伊比利亞的社會、管理機關和國家組織，特別是批評其司法機關。儘管還不十分深刻，也沒有搞清在神奇的中國社會中“警察”與宗敎的“野蠻”之間的矛盾，但有趣的是，在16世紀中葉，他們對中國的觀察開始引起對作者本國的各種批評。(31)筆者認為，我們在這裡可以觀察到“文化相對主義”的萌芽，這種態度(儘管是部份地)反映出文藝復興時期葡萄牙的思維方式。
門多薩利用有關中國的資料，力圖以中國社會為範例表達其理想，但遺憾的是他對中國并不瞭解。雖然門多薩的意圖可以理解，但可以肯定地説，就其作為文學和歷史文獻的價值而言，克魯斯的《漫話中國》明顯超過門多薩的《習俗史》。
筆者想用克魯斯的話結束本文，雖然這些話不太謙遜，但卻正好表達出他的自豪。克魯斯在“致讀者”的開頭寫道：
讀者不要期望我這裡有大量的雄辯術和華麗的辭藻，但可以從我下面準確真實的描述中獲得滿足(……)(32)
楊平譯
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用作滴水口的石獅子
從聖保祿修院遺址眺望外景 設色版畫(15.5×12cm)
Heine Del 繪畫
約1857年
【註】
(1)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大中華帝國風物與習俗史：取材於中國人自己的書籍及曾去過中國的宗敎及其他人士的敘述》，羅馬，1585，頁28。
(2)加斯帕爾達克魯斯：《漫話中國》，埃武拉，1569，頁49-50(根據里斯本國立圖書館手抄本頁碼)；拉斐爾拉·德因蒂諾(Raffaella D’intino)(ed.)：《中國情況報道。16世紀文獻》，里斯本，1989，頁184-185。本文幾乎全部參閲此著作。
(3)Ichimura Sanjirô：《Tôyôshitô》，東京，1943，卷3，頁309-311,556-559。
(4)門多薩：上著頁7。
(5)Yamane Yukio：《Min-teikoku to Nippon》，東京，1977，頁111。
(6)若阿金·維里西莫·賽郎(Joaqim Veríssimo Serrão)：《葡萄牙歷史》，第3卷，里斯本，1980，頁186。
(7)同上。
(8)若澤·維托里奧·德皮納·馬丁斯(José Vitorino de Pina Martins)：《薩·德米蘭達詩選》，里斯本，1970，頁93。
(9)克魯斯：上著頁58 60；德因蒂諾(ed.)：上著頁190-191。
(10)克魯斯：上著頁55-56；德因蒂諾(ed.)：上著頁188。
(11)Tamura Jitsuzô(ed.)：《Saigo no Tôyô-teki Shakai》，東京，1975，頁20-21。
(12)克魯斯：上著頁93-94德因蒂諾(ed.)：上著頁211。
(13)輔助圖書館：《耶穌會士在亞洲》，cod 49-IV-50，f.390；德因蒂諾(e d.)：上著頁111。
(14)克魯斯：上著頁94,96；德因蒂諾(ed.)：上著頁211-213。
(15)門多薩：上著頁109。
(16)Mitamura Taisuke：《Kangan：Sokkin-seiji no Kôzô》，東京，1963，頁169-208。
(17)克魯斯上著頁94；德因蒂諾(ed.)：上著頁211-212。
(18)克魯斯：上著頁94-95；德因蒂諾(ed.)：上著頁212。
(19)克魯斯：上著頁100-101；德因蒂諾(ed.)上著頁216。
(20)門多薩：上著頁91。
(21)Tamura(ed.)：上著頁273-275。
(22)同上。
(23)克魯斯：上著頁109-110；德因蒂諾(e d.)：上著頁221。
(24)克魯斯：上著頁110；德因蒂諾(ed.)：上著頁221-222。
(25)門多薩：上著頁94。
(26)參閲Yamane上著，頁107。
(27)同上。
(28)克魯斯：上著頁150；德因蒂諾(ed.)：上著頁248。
(29)門多薩：上著頁42。
(30)唐納德·F·萊克(Donald F. Lach)：《歐洲形成過程中的亞洲》，第1卷，百年發現出版社，芝加哥，1965，頁785。
(31)德因蒂諾(ed.)：上著頁XXXV，注釋108。
(32)克魯斯：上著頁7；德因蒂諾(ed.)：上著頁155。
*日埜博司(Hino Hiroshi)，日本流通經濟大學(Universidade Ryutsu Keizai，Ibaraki，Japão)敎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