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

黃啟臣*

〔上圖: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柏樹圖案〕

澳門歷史上的第一所大學,並不是1981年3月創辦的東亞大學(現名澳門大學),而是早在1594年12月1日由小學規格的聖保祿公學陞格而成的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1594-1835),至今足足四百年了。

聖保祿學院的宗旨是培養到中國和日本等東方國家傳播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學院借鑑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大學和歐洲其他大學的經驗,建立考試制度。學生入學修讀課程,經考試合格者,准予畢業並授予學位。學院根據在中國傳教的需要設計有中文、拉丁文、哲學、神學、數學、天文學、物理學、醫學、音樂、修辭等課程。其中中文課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課,人人要學,學時最多。

學院的招生對象主要是歐洲的耶穌會士,和一部份中日修生。據統計,曾在學院攻讀和畢業的耶穌會士200多人,佔1583-1770年入華傳教的467名會士的42.5%。這批耶穌會士入華傳教,由於他們懂得漢語,使傳教容易開展,教徒與日俱增。據統計,到1735年,中國內地信奉天主教的教徒達到300,000人。

聖保祿學院畢業的耶穌會士入華傳教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並向歐洲他們自己的祖國介紹和傳播,激發着歐洲各國近代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開展;與此同時,他們又把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介紹到中國來。於是,中西文化互相碰撞,互相吸收,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不斷進步。可以說,耶穌會士是16-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溝通者;而聖保祿學院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搖籃,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貢獻。它在澳門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擬就聖保祿學院的建立、體制、規模及其在中西跨文化溝通中的角色作一探索,以求正於方家。

自從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之後,迅速開闢了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三條大三角的國際貿易航線進行東西方貿易。於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荷蘭等西方國家的商人紛至沓來澳門經商,贏利發財。與此同時,耶穌會士(Sociedade de Jesus)亦紛紛隨着商人的船舶接踵而來澳門,並進入中國內地進行傳播天主敎的活動。1556年,耶穌會士公匝勒斯(Gregorio Gonzales)率先到達澳門傳教。接着是在日本養老的神父巴爾達·撒洛高(Balthasar Sarogo)、狄野高·貝勒拉(Diogo Pereira)、代塞拉(Manuel Teixeira)、方濟各·貝勒茲(Francisco Peres)和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也於1560-1561年相繼前來澳門傳敎。並在今聖安多尼敎堂(俗稱花王廟)附近用稻草建築一間名曰天主之母的小敎堂開展傳敎活動。至1563年,澳門已有8名耶穌會士,敎友約600人。由於天主敎的神職人員,需要負責為當時在澳門經商的葡萄牙商人、水手、家屬和家僕舉行宗敎儀式和進行敎化,使他們遵守敎規,因此,按傳統在天主敎堂區設立敎理班,對葡萄牙人的兒童和華童敎友進行啟蒙敎育,掃除文盲,啟迪民智,於是在1565年,就在小敎堂附近的大炮台山開設一所小學,稱為聖保祿學院,以葡文敎授兒童。到1579年,擴大公學規模,可容納150名學生入學。1582年,公學遷至今澳門聖保祿敎堂俗稱“大三巴牌坊”處,學生增至200人左右。公學的經費由政府支持,1574年起,葡王每年從馬六甲税收中拿出1000 Cruzados資助公學辦學。1578年起,葡萄牙商人每年從獲自中國的1600擔生絲中抽出50擔,給耶穌會士運往日本出售,賺得幾千塊金幣作為辦學的開支。

隨着天主敎在澳門傳播業已開展,敎宗庇護五世(Pius V)於1566年任命卡內羅(Melchior Carneiro)為澳門主敎,他於1568年5月到達澳門主持公開的傳敎活動。卡氏到澳門後,先後建立望德堂(Igreja de São Lázaro)敎堂為傳敎基地,並建立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辣匝祿痳瘋院(Hospital de São Lázaro)和拉法醫院(Hospital de São Rafael),用收留棄嬰孤兒、替人治病為手段,吸引華人居民信仰天主敎。又鑒於澳門的公開傳敎活動的順利展開,敎宗額爾略十三世(Gregorius XIII),承葡萄牙國王士巴斯梯斯(Dom Sebastião)的請求,於1576年1月25日,頒佈詔令:成立澳門敎區,負責中國、日本和安南等地區的傳敎事務,直接接受果阿宗主敎統領。澳門從此成為東方最早的天主敎基地。

耶穌會士並不滿足於澳門傳播。他們更高的目標是以澳門為基地,進入中國內地開展廣泛的傳敎。鑒於前述貝勒茲等人因不懂中國語言而難於進入內地傳敎的困境和敎訓,耶穌總會決定派主張用華語在中國傳敎的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來澳門傳敎。羅氏於1579年7月22日抵達澳門,請一個中國畫家敎他學習中文,史稱:“羅明堅神甫之第一授業師為中國畫師,利用其毛筆敎授中國文學之形義。待彼自信所學已足之時,遂欲入中國內地。”(1)羅明堅經過兩年又兩個月的漢語學習訓練,掌握12,000個漢語單詞和中國的主要禮儀,於1580-1583年三次隨葡萄牙商人到廣州參加定期市集(交易會),從中實踐講中國話和接近廣東地方政府官員。由於他彬彬有禮,博得兩廣總督陳文峰的好感,於1582年承總督之請,得以到總督駐地肇慶長住,從而打開了天主敎進入中國內地傳敎的序幕。同年12月,羅氏由肇慶返澳門,見到“寓香山澳學華語、讀華書”(2)的會士巴范濟(Francesco Pasio)和利瑪竇(Matteo Ricci),並於12月18日帶巴范濟回肇慶協助傳敎。次年9月,又請利瑪竇到肇慶,同住天寧寺開展傳敎活動。

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 聖母昇天像壁龕右側之天使造型

羅、利兩氏並不滿足於肇慶傳敎。1586年,羅氏應新任總督郭應聘之請,去浙江紹興開敎;利氏留肇慶。後又於1589年遷往韶州(今韶關市)去傳敎,並得總督免費撥給光孝寺前靠河邊的官地,建築一座中式敎堂作為傳敎的場所。從此之後,利瑪竇即以韶州這個南北交通樞紐的有利條件,不斷往北推進傳敎活動。

羅明堅、利瑪竇利用漢語從澳門入內地傳敎成功,使耶穌會總會長欣喜若狂,於是繼續派遣大批耶穌會士經澳門入內地傳敎。耶穌總會吸取羅、利兩氏以華語傳敎的成功經驗,規定凡入華傳敎的耶穌會士,一律先在澳門學習中國語言文學和中國的禮儀以及風俗。於是,耶穌會東方視察員兼副主敎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向羅馬耶穌會總會長建議和請求,在澳門創辦一間大學,專門培訓進入中國內地以至日本等地東方國家傳敎的耶穌會士,以便進一步開展傳敎活動。經批准,果阿耶穌會長魯得拉斯(António Quadros)於1594年12月1日委托貝勒茲、代塞拉和平托三人,將原來祇有小學規格的聖保祿公學擴大和陞格為大學規模的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ão Paulo),並正式註冊成立,這就是澳門第一所正式的大學,也是中國土地上以至遠東國家第一所西式敎育的大學。它比日本東京大學的創立(1877)早283年;比中國大陸最早創立近代式大學的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更早285年。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聖保祿學院的創立並不完全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主要是為天主敎耶穌會士東來澳門和進入中國內地以及到日本等東方國家開拓傳敎事業急需培養漢語人材而設立的。可以説,這是天主敎在東方傳播的需要。因此,學院的建制、課程的設計和學生的來源以及培養目標等,均與傳播天主敎息息相關。

聖保祿學院借鑑葡萄牙科英布拉(Coimbra)大學的規章制度的經驗,並進行充份的探索,以求其能適應耶穌會在中國傳敎的需要。最後確定學院為大學規格,倣照歐洲大學的考試制度,學生經考試合格者,將准予畢業並授以學位,作為人華傳敎的條件;中國官方任用具有該院頒授學位的耶穌會傳敎士時,也按學位授官,如有不少會士直接入明、清政府任職,説明是當年對學位的認可。

學院根據在中國傳敎的需要設計課程,計有中文、拉丁文、哲學、神學、數學、天文學、物理、醫學、音樂、修辭學等。其中中文課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課,人人要學,學時最多。因為它是在中國以至在東方傳敎必需的溝通工具,不但學生要學,而且連敎授也要學。例如艾儒略(Giulio Aleni)既是學院著名的數學敎授,又是學院的畢業生,其名字列入該院畢業生名冊之中(詳後)。由於許多東來的會士在歐洲已具有相當的文化知識基礎和宗敎理論水平,所以到澳門入聖保祿學院,主要是學習和掌握被當時公認為世界最難學的中文語言。

學院既是為了傳敎事業而創立的,其院長及敎授自然是耶穌會士。如首任院長孟三德(Duarte de Sande,任期為1594-1596年),二任院長李瑪諾(Manuel Dias(Senior)),任期為1596-1601年和1609-1615年),和以後的陸安德(Andrea Lubelli,任期為1671-1673年)等人,都是著名的耶穌會傳敎士。在聖保祿學院任敎授的也是著名的耶穌會士。據費賴之著《入華耶穌會士列傳》一書所載,有年代可考的敎授有30多人,其中最著名的有敎數學的艾儒略、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i)、鄔若望(Johann Ureman);敎哲學的孟儒望(João Monteir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敎神學的陽瑪諾(Manuel Dias(Júnior))、王豐肅(Alfonso Valignano、孟儒望、李若望(João Pereira);敎文法和文學的李若望等。

聖保祿學院招生的對象主要是歐洲的耶穌會士,其次是中、日的修生。1660年左右,“在這規模宏大的聖保祿學院中,所居住的耶穌會士,竟有六十、八十或八十以上之名額”(3)。據統計,曾在學院攻讀畢業而入華傳敎的歐洲耶穌會士達200人左右,其中有年代可考者為122人,佔畢業人數的60%;佔1583-1770年入華傳敎的467名會士的26%。現將1594-1807年曾在學院畢業的耶穌會士姓名及其畢業入華傳敎的地點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下表蒙本刊編輯部周小芙和美國舊金山大學Edward J. Malatasta敎授(耶穌會士)詳加校訂,謹此説明並表誌謝。--編者】

中文譯文

外文姓名

來澳年代

傳敎地點

郭居靜

Lazzaro Cattaneo

1594

韶州

羅如望

João da Rocha

1594

韶州

蘇如望

João Soeiro

1595

南昌

龍華民

Nicolao Longobardi

1597

韶州

寵迪我

Diego de Pantoja

1599

北京

王豐肅

Alfonso Valignano

1599

 

林斐理

Feliciano da Silva

1659

南京

黎寜石

Pedro Ribeiro

1600

南京

王祿茂

Bartolomeo Tedeschi

1600

韶州

李瑪諾

Manuel Dias(Senior)

1601

韶州

費奇規

Gaspar Ferreira

1604

北京

駱入祿

Jerónimo Rodrigues

1605

韶州

熊三拔

Sabatino de Ursis

1606

北京

畢方濟

Francesco Sambiasi

1610

北京

艾儒略

Giulio Aleni 

1610

北京

金尼閣

Nicolas Trigault 

1610

南京

陽瑪諾

Manuel Dias(Júnior) 

1610

韶州

史惟貞

Pierre Van Spiere

1611

南京

曾德昭

Álvaro de Semedo

1613

南京

陸若漢

João Rodrigues

1614

南京

鄔若望

Johann Ureman

1616

南昌

羅雅各

Giacomo Rho

1619

山西

鄧玉函

Johann Terrenz

1620

杭州

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620

北京

祁維材

Wenzel Pantaleon Kirwitzer

1620

廣東

傅汎際

Francisco Furtado

1620

杭州

費樂德

Rui de Figueiredo

1622

杭州

費瑪諾

Manuel de Figueiredo 

1622

 

卡特添

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

1623

廣東

瞿西滿

Simão da Cunha

1624

福州

盧安德

Andrius Rudamina

1626

福州

皮瑪羅

André Palmeiro

1628

瓊州

聶伯多

Pedro Canevai

1630

福建

杜奧定

Agostino Tudeschini

1631

陜西

郭納爵

Inácio da Costa

1636

陜西

孟儒望

João Monteiro

1637

江西

潘國光

Francesco Buglio

1637

江南

利類思

Ludovico Buglio

1637

成都

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

1640

成都

衛匡國

Marino Martini

1643

杭州

穆尼閣

João Nicolau Smogolenski

1643

江南

陸安德

Andrea Giovanni Lubelli

1645

瓊州

瞿安德

Andreas Xavier Koffler

1646

桂林

卜彌格

Michael Boym

1650

肇慶

聶仲遷

Adrien Greslon

1656

江西

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56

江西

方斯卡

Gonçalo da Fonseca

1657

 

穆迪我

Jacques Motel

1659

江西

殷鐸澤

Prospero Intorcetta

1658

建昌

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59

陜西

畢嘉

Giandomenico Gabiani

1659

揚州

魯日滿

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59

浙江

恩理格

Christian Wolfgang Henriques Herdtrich

1660

山西

閔明我

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1669

廣州

范方濟

Francisco de Vega

1671

瓊州

徐日昇

Tomé Pereira

1672

北京

蘇霖

José Soares

1683

江南

安多

Antoine Thomas

1682

北京

孟田義

Manuel Mendes

1684

江南

紀理安

Kilian Stumpf

1694

北京

利安國

Giovanni Laureati

1694

陜西

艾若瑟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

1695

江西

李若望

João Pereira

1696

廣東

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98

北京

思安當

António Dantes

1698

 

李若瑟

José Pereira

1698

福建

雷孝思

Jean-Baptiste Régis

1698

北京

殷弘緒

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

1698

江西

傅聖澤

Jean - François Foucquet

1699

福建

穆敬遠

João Mourão

1700

北京

赫蒼璧

Jules Placides Hervieu

1701

廣州

杜德美

Pierre Jartoux

1701

北京

馮秉正

Joseph Marie Anne de Moyiac de Mailla 

1703

廣州

索瑪諾

Manuel de Sousa

1703

鎮江

費隱

Ehrenbert Xavier Fridelli

1705

鎮江

德瑪諾

Romain Hinderer

1707

杭州

麥大成

João Francisco Cardoso

1710

北京

馬國賢

Matteo Ripa

1710

北京

山遙瞻

Guillaume Favre Bonjour

1710

北京

郎世寜

Giuseppe Castiglione

1714

北京

羅懷中

João José da Costa

1714

北京

徐懋德

André Pereira

1716

廣州

戴進賢

Ignatius Koegler

1716

北京

羅皮斯

Caetano Lopes

1716

廣東

平托

Manuel Pinto

1720

江南

宋君榮

Antoine Gaubil

1722

北京

沙如玉

Valentim Chalier

1727

北京

孫璋

Alexandre de La Charme

1727

北京

汪達洪

João Mattus(?)

1734

北京

傅作霖

Félix da Rocha

1736

北京

鮑友管

Anton Gogeisl

1736

北京

魏繼晉

Florian Joseph Bahr

1738

北京

劉松齡

August von Hallerstein

1738

北京

湯執中

Pierre d'Incarville

1740

北京

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1744

北京

艾啟蒙

Ignaz Sichelbarth

1744

北京

高慎思

José de Espinha

1750

北京

錢德明

Jean-Joseph-Marie Amiot

1750

北京

畢安多

António Pires

1750

江南

安國寜

André Rodrigues

1758

北京

索德超

José Bernardo d'Almeida

1758

北京

韓國英

Pierre-Martial Cibot

1759

北京

賀清泰

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70

北京

潘廷璋

Giuseppe Panzi

1772

北京

李俊賢

Hubert de Mericount 

1773

北京

湯士選

Alexandre de Mericourt

1784

北京

李拱辰

José Ribeiro

1801

廣州

畢學源

Caetano Pires

1804

廣州

福文高

Domingos Ferreira

1805

廣州

上表是根據Louis Pfister,S. J.,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e les Jésuites de I'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名人傳略編製。又1594年前聖保祿學院(小學規格)學習的十多個會士,未列入此表。1805年的三人是根據<清季外交史料>(嘉慶朝一)。

從上表可見,聖保祿學院已成為歐洲耶穌會士入華傳敎的訓練基地。正是因為有了經過學院培訓而熟悉中國語言文字、禮儀和習俗的大批耶穌會士入華傳敎,使到內地特別是靠近澳門的珠江三角洲各縣的居民不斷到澳門入敎洗禮和做禮拜。史稱:

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為進敎寺,為唐人進敎之所。……南(海)、番(禺)、惠(陽)、順(德)、新(會)、香(山)各縣往拜者,接踵而至。間有外省之人,惟順德縣紫坭人為最多。禮拜之後有即行返棹者,有留二三日者。(4)

於是,耶穌會又吸收一批到澳門入敎或做禮拜的廣東敎士入聖保羅學院學習和培養,畢業後派遣回內地進行傳敎工作。據費賴之《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的記載,被派回內地參加傳敎的中國修生有鄭瑪諾(葡名:Manuel Sequeira,澳門人)、鍾鳴仁(Sebastião Fernandes,新會人)、鍾明禮(João Fernandes,新會人)、游明輝(Manuel Pereira,澳門人)、黃明沙(Francisco Martins,澳門人)、雷安東(António Leitão,澳門人)、邱良厚(Pascal Mendes,澳門人)、邱良稟(Domingos Mendes,澳門人)、石岩基(Francisco de Lagea,澳門人)、倪雅各(Jaime Niva,澳門人)、華立娥(Luís de Faria,澳門人)、陸有基(Manuel Gomes,澳門人)、費藏裕(Francisco Ferreira,澳門人)、龐克己(Luís Gonzales,澳門人)、范有行(Pascal Fernandes,澳門人)、費藏玉(Luís de Figueiredo,澳門人)、卡立娥(Sebastião Correia,澳門人)、卡斯特(Manuel Costa,澳門人)、馬瑪諾(Manuel Rodrigues,澳門人)、蔡按鐸(António Fernandes,澳門人)、何天章(Francisco Xavier Rosário,澳門人)、郭天龐(João Pacheco,澳門人)、莫拉斯(Manuel de Morais,澳門人)、李安德(André Ly,陝西城固人)、陸希言(Dominicus(?),江蘇華亭人)、吳歷(Simão Xavier,江蘇常熟人)、Luís de Faria,Sebastião Correia,Manuel da Costa等30人。這些中國修生來澳門聖保祿學院,先是入敎受洗,然後攻讀神學、拉丁文等課程,正如吳歷自述:“遠從學道到三巴”,“横讀拉丁文”,“靜院棲遲三四年”(5),可謂是當時中國修生的學習情況的反映。這些中國修生在聖保祿學院攻讀畢業取得學位後,大多數也是隨外國耶穌會士到內地進行傳敎活動。例如李安德,於1725年晉鐸,即回廣東、福建、四川、湖廣等省傳敎(6);吳歷於1688年後回南京、上海、嘉定等地傳敎達三十年之久;鄭瑪諾在學院畢業後,先後到里斯本科英布拉大學繼續深造神學,1664年成為第一位華人司鐸,於1668年回澳門,入廣州附近傳敎兩年,1672年又上北京傳敎。(7)其他人到內地傳敎的地區分別是:鍾鳴仁到北京、南京、杭州;鍾鳴禮到南昌、南京、杭州;游明輝到南京;黃明沙到南京;雷安東到北京;邱良稟到海南島;邱良厚到南昌、建昌、北京;石岩基到杭州、南京、絳州、建昌;倪雅各到北京;陸有基到江西;費藏裕到西安、開封、杭州;龐克己到杭州;范有行到延平;費藏玉到上海;馬瑪諾到北京;何天章到山西、陝西、河北;郭天龐到廣州;Luís de Faria到南京;Sebastião Correia(中文名不詳,下同)到延平;Manuel da Costa到江西;Manuel de Morais到湖廣傳敎。

在澳門經過聖保祿學院畢業的中外耶穌會士紛紛入中國內地傳敎之後,使天主敎的傳敎工作在南北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浙江、江西、廣東、廣西等12個省迅速開展,敎徒與日俱增,據不完全統計,1585年祇有20人,到1735年增至300,000人之多(8)。在這些敎徒中,不僅有一般平民,而且有明清的宗室內臣、皇親眷屬。如崇禎末年,宗室信天主敎者114人,內宮信敎者40人。連地方政府的“許多重要的官員,如督院、縣知事、總兵等,因為好奇心所衝動,公然到小聖堂裡參加彌撒祭禮”(9)。可見,明清時期,天主敎在中國內地傳播之廣深矣,也可見聖保祿學院在中國以至遠東天主敎傳敎史上之重要地位。可惜到了1835年1月26日,它被雷擊起火而付之一炬,但前壁一直巍然屹立,至今成為澳門的象徵,供遊人參觀憑吊。

聖保祿學院為保證敎學和研究的需要,建立一個藏書4,000多冊的圖書館,在當時算是遠東藏西方書籍最多的圖書館。同時成立了一間印刷所,1588年,新式活字印刷機運來使用生產,於1590年8月印刷出版了孟三德所著拉丁文《出使日本記》(《De Missione Legatorum J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同年,范禮安又將日本肥前有馬的印刷廠搬來學院,使印刷廠規模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學院還建立了一個供天文學科實習的天文觀象台,為保護師生的健康而建立了一個小診所和藥房,方便師生看病和取藥。凡此種種學院的經費開支一直得葡萄牙政府和葡萄牙商人的支持,直到1835年學院被焚燬為止。

聖保祿敎堂前壁細部 聖母昇天像壁龕上楣之天使造型

聖保祿學院雖然是創立於彈丸之地的澳門,但從它的經費來源、課程設置、敎師配備、招生對象和畢業生去向等情況看,實際上是一所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性大學。在學院裡,西方耶穌會士學習中國語文、禮儀、倫理知識;中國修生學習拉丁文、物理、數學等科學知識,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為補充,各得其所。正如中國修生吳歷詩云:

 

燈前鄉語各西東,未解還教筆可通。

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觀更難窮。(10)

 

特別是學院的畢業生大多進入中國內地傳敎後,他們為了傳敎的需要,利用他們學到中國語文的知識,努力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並向他們自己的祖國介紹和傳播,激發歐洲各國近代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開展,同時把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介紹到中國來,促進中國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兩者互相吸收,取長補短,共同提高,不斷進步。如果説,中西耶穌會士是16-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溝通者,那麼,聖保祿學院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搖籃。

第一,聖保祿學院畢業的耶穌會士,把中國傳統文化帶回歐洲各國廣為傳播,並產生深遠的影響。

耶穌會士入中國傳敎後,翻譯、注釋中國儒家的經籍七、八十種帶回歐洲國家出版,使歐洲國家掀起研究漢學(Sinology)的熱潮。曾在聖保祿學院畢業的法國會士傅聖澤從中國帶回儒家經籍3,980種,全部捐獻給法國王家國書館。(11)這些中國經籍西傳歐洲國家,以豐富的養料催促着近代歐洲文明的誕生和成長。1681年,比利時會士柏應理(Phillipe Couplet)著《中國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書,向歐洲國家介紹了儒家的哲學思想。接着,比利時會士衛方濟(Francisco Nel)著《中國哲學》(《Philosophia-Sinica》)和翻譯《孝經》、《幼學》等書,向法國介紹他研究儒家哲學的心得和體會。德國古典哲學家(也是同牛頓並稱為微積分的創始人)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iebniz)於1657-1690年間,在羅馬邂逅結識意大利會士閔明我(Filippo Maria Grimaldi)等一批從中國傳敎回歐洲的耶穌會士,並從他們手中得到不少中國儒家的經籍資料。他從此發奮誦讀孔子、老子等人的著作,接受中國儒、釋、道敎的思想,於1697年編著成《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一書,通俗而全面地向德國和歐洲各國介紹中國儒家自然神學的思想和文化,高度讚揚中國文化的偉大,説:“我們從前誰也不相信在這世界上還有比我們的倫理更完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他在書中還著重指出,中國儒家哲學是超越於歐洲哲學的,説:“歐洲文化的特長在於數學的、思辨的科學,就是在軍事方面,中國還不如歐洲;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就大不如中國人了。”於是乎,他向歐洲國家的有識之士呼籲:“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出人員,前來敎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與實踐。”(12)

萊布尼茲極力吸收中國儒家哲學思想,特別是他的單子學説(Monden-Lehre)更是直接吸收了老子、孔子和佛敎關於“道”的思想的精華,開創了德國古典思辨哲學,後來又傳授給他的學生克里斯提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沃爾夫進一步從事研究中國儒家哲學,於1722年在哈勒大學發表題為《論中國的實踐哲學》(《De Sinum Philosophica Practie》)的演説,把孔子的倫理學同基督敎的倫理學相提并論。他還把思辨哲學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首次將哲學分為本體論、宇宙論、心理學、自然神學、倫理學、經濟學、政治學七部份,認為哲學的一切原理均可用數學或演繹的方法建立起來。沃爾夫的思辨哲學又為他的學生康德(Kant)所接受,進而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以後,費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等人,在萊布尼茲思辨哲學影響下,創立了德國古典哲學的辯證法思想。這就説明,德國古典哲學是受到中國儒家哲學思想深刻影響的。

與此同時,耶穌會士也把中國的重農思想傳到歐洲,為馬克思所説的“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13)的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重農學派(Physiocratie)的形成提供了條件。當時被稱為“歐洲孔子”的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François Quesnay),從傳至歐洲的中國古典經籍中研究伏羲氏、堯、舜和孔子的思想,於1758年著《經濟表》(《Tableau Economique》),1767年出版《中國的專制制度》(《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一書,以七章的篇幅系統地介紹中國文化。在第一章導言中,介紹中國的起源、強盛、繁榮、社會等級、軍事力量;其他各章分別介紹中國的基本法、實在法、租税、行政管理等;第八章又列舉24條道理呼籲歐洲國家向中國學習按自然法則建立國家的重農制度,提倡以農為本。他高度讚賞中國歷代君主的重農政策,請求法國政府重視農業,倡導“中國化”。他利用自己充任路易十五情婦龐巴杜侯爵夫人的御醫的方便,極力鼓動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於1750年倣傚中國皇帝舉行春秋“藉田大禮”的儀式。他深受《周禮》一書的均田制賦法的啟迪,主張法國應像中國一樣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田賦,以提供國家所必需的賦税。重農學派的改革家、法國財政部長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Anne-Robert Jacques de Turgot),繼承和發展了魁奈的思想,認為農業勞動是一切財富的唯一源泉,是一切勞動得以獨立存在的天然基礎和前提。為了更充份地瞭解中國的重農思想,他委托在法國留學的兩名中國學生(也是耶穌會士)楊德望、高類思回中國後,為他收集中國的土地、勞動、資本、地租、賦税等農業經濟資料30條,以便他在法國進行財政改革作參考。杜氏最後寫成了《關於財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專著,系統地全面地闡明重農主義學説,第一次在農業勞動領域內正確地回答了剩餘價值問題,把地税看成剩餘價值的唯一形式。其時,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於1764-1766年到法國旅遊,認識了魁奈和杜爾哥,從魁、杜兩氏那裡獲悉和得到了中國重農主義經濟思想的有關資料,吸收孔子“天然自由”和司馬遷的“自由經濟”的思想,於1776年寫成和出版其著名的代表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再一次抨擊當時流行於歐洲國家的重商主義理論和政策,對英國經濟政策的改革起過重大的作用。可見,法、英古典經濟學受中國重農思想影響是相當深的,所以德國歷史學家利奇溫説(Adolf Reichwein)説,英、法重農學派“主要根據中國古代情形,構成他們關於國家經濟基礎的學説”(14)。確實如此,悉心細讀《國富論》,可知其內容涉及到中國資料者達到了30次之多。此外,中國的語言文字、古典文學、中醫學、工藝美術、建築術、數學和習俗等優秀傳統文化,也因耶穌會士的溝通而在歐洲各國傳播開來,影響和推進歐洲文明的發展。

第二,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文化也經耶穌會士傳到中國來,補充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

1620年,金尼閣來澳門時,將“有裝潢(璜)圖書七千餘部”(15)運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至今仍有500多部留存在北京圖書館。這7,000部圖書的內容,“有水法之書,……有算法之書,……有萬國圖志之書,所載各國風俗山川,險夷遠近。有醫理之書,能論人身體血脈之故,與其醫治之方。有樂器之書,凡各種琴笙管弦,均別有一種機巧。有格物窮理之書,備能物理事理,用以開導初學。有幾何原本之書,專究方圓平直,以為製作工器本領。以上諸書,非吾國書傳所有”(16),即包括了近代的天文、曆法、水利、地理、物理、幾何、醫學、數學、音樂等科學文化知識,而“得以在中國立足唯一所依持的是數學”(17)。1625年,利瑪竇為了用數學來籠絡中國人心,以利宣敎,輯著了《乾坤體義》二卷,下卷專論數學,以邊、線、面積、平圜、橢圓互相容較,辭簡義賅,是為近代西方數學傳人中國之始。1606年,由他口授,徐光啟筆譯歐幾里得所著《幾何原本》六卷,“卷一論三角形,卷二論線,卷三論圓、卷四論圓內外形,卷五、卷六俱論比例”(18)。1613年,又由利氏口授,李之藻筆錄《同文算指》一書,論述比例、級數、開方等。這是近代西方算術傳入中國之始。繼利氏之後,艾儒略所著《幾何要法》、鄧玉函的《大測》、《割園八線表》、羅雅谷的《測量全義》、《籌算》、穆尼閣的《比例對數》等書,對推動中國近代數學的發展均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到了清朝,出現了“會通”中西數學的數學家112人(19),寫出不少中西結合的數學專著,成為中國近代數學的啟蒙之作。利瑪竇第一個把1582年3月1日由敎皇格里高里十三世頒佈的依據“儒略曆”修訂而成的現行公曆傳入中國。他在肇慶傳敎時,繪製地圖、製作渾天儀、地球儀、考時晷,報時器等,向中國介紹天文曆法的科學知識。這是近代西方天文學傳入中國之始。據不完全統計,自16世紀中葉後的200年中,由耶穌會士所著的天文學著作達50多種,製作天文曆法儀器34件,説明西方近代天文曆法在中國傳播影響之廣深。而利瑪竇到澳門及肇慶時,以<萬國輿圖>為藍本重新摹繪附有中文説明的<山海輿地圖>,此為西方地理學和地圖學傳入中國之始。1602年,利氏為迎奉神宗之請,測量南京、北京、杭州和西安等地的經緯度,特別繪製一幅符合神宗心理的<坤輿萬國全圖>,把中國畫在地圖的中央,此為中國有世界地圖之始。全圖把西歐經緯製圖法,有關世界五大洲(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非洲)、南北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蠟尼加(南極)和五帶(熱帶、南北溫帶、南北寒帶)的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使中國人周知世界大勢,擴展世界眼光。其他如西醫學、西藥學、物理學、建築學、語言學、音韻學、美術、音樂等西方國家的文化知識,也於明朝末年經由耶穌會十傳入中國和發生影響。這就猶如一塊石頭扔進一池古老的深潭,激起了初步的然而是真正的反響,成為中國近代文化的濫觴。這對於中國科學文化的近代化無疑是起著催化作用的。

天使首領聖·米歇爾(41.5cm)

17世紀中葡作品

【註】

(1)費賴芝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上列傳》頁33,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

(2)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30。

(3)魏特(Wath)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頁78。

(4)《乾隆香山縣志》卷8<濠鏡嶴>。

(5)《嶴中雜詠》第1首:<三餘集西燈詩>、<三巴集自述詩>。

(6)參閲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頁1947。

(7)方豪:《中國人主敎史人物傳》中冊,頁186。

(8)根據Intorcetta(殷鐸澤)《Compendiosa Narratione》(1672年刊本)及德禮賢《中國人主敎傳敎史》的數字統計。

(9)裴化行著、蕭濬華譯:《天主敎十六世紀在華傳敎志》,頁191,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10)《嶴中雜詠》。

(11)維特克(Witek):<傅聖澤與王家圖書館的中國書籍>,載《第二屆尚蒂伊國際漢學討論會論文集》,巴黎,1980年版。

(12)(14)利奇溫(Adolf Reichwein)著,朱傑勤譯:《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頁71、129,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13)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1冊,頁15。

(15)楊廷筠:<代疑篇>,見楊振鍔:《楊淇園先生年譜》。

(16)《徐文定公集》卷60。

(17)魏特(Wath)著,楊內辰譯:《湯若望傳》頁422。

(18)《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06,<子部十六·天文算法類二>。

(19)諸可寶:《疇人傳三編》。

*黃啓臣,澳門史專家,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敎授,已出版著作有《澳門歷史:從遠古-1840年》、《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宗敎》、《澳門港史料滙錄》,發表論文過百篇。一本文係1994年11月28日-12月1日澳門聖保祿學院建校400週年(1594-1994)“宗敎與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

本冊第 33 頁開始
全文於本冊的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