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世紀前，也就是1944年，我在澳門生活了十個月。在那短短的三百天裡，澳門竟然成了我藝術與愛情的搖籃，也成了我人生的煉獄，竟然使我的一生，像負上了十字架，終生受其鞭笞。如果沒有澳門這個搖籃和煉獄，我可能會走向另外的方向，不一定會對藝術執迷不悟至今。澳門的日日夜夜，使我終生難忘。今天回首往事，我當然不能不相信，那完全是上天安排所留下的一個故事。
命運之神似乎在捉弄我。當大半個中國都已落入日寇之手，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際，我卻在澳門這世外桃源過着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浪漫生活。而1945年抗戰勝利、普天同慶的時刻，我卻陷入生離死別痛不欲生的感情失落的折磨中。為甚麼這麼黑白顛倒呢? 反正這個世紀祇有百日便成過去，我亦七老八十，年華已成逝水了，回顧一下，亦未嘗不是一種精神解脱。
當時的澳門是戰火紛飛的亞洲地區中唯一的安全地帶，使這彈丸之地成為東南亞世外桃源的避風港。中國大陸、香港、東南亞，凡有財力的人皆逃難至此，一時富商鉅賈雲集。據說此時期澳門的居民是歷史上最多的，然而表面的風平浪靜並非意味澳門是個真正的世外桃源。漢奸特務、國民黨特務、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及黑幫等各派勢力均在此明爭暗鬥，所以此段時期的澳門是個極其複雜的地方。工商業都極其蕭條，祇有賭業是唯一經濟支柱，那時未有葡京賭場，但新馬路(當時全澳門最寬的一條新馬路)的中央酒店賭場是唯我獨尊的，而四樓的聚閑俱樂部十來個成員又是操縱整個澳門經濟的主力。
青年潘鶴(1945年)
我之所以跑到澳門並不是腰纏萬貫避難，而是身無分文為情而偷渡。因為到了1944年底，日漸處於軍事劣勢的日軍，為防備盟軍從珠江口長驅直入的反攻，在水陸兩條交通線佈置重兵封鎖，於是澳門與廣州的郵政從此停止。那位於唐家灣和琪澳島之間海面上的一條航線，是專為日軍巡邏炮艇留下的唯一小道，航線之外則密佈水雷。那時我祇有十八歲，正墮入愛河，朝朝暮暮和香港避難到澳門的情侶鴻雁傳情，這突然音訊隔絕一個月，使我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但蒼天不負有心人，命運偶然出現一個人，他叫孔維新，三四十歲，富甲廣州。他請我為他雕塑一座胸像，並接待我住到他廣州多寶路的豪宅裡。日夕相處，雕塑還未做完，我們已成為知心朋友。於是我把想偷渡的心事告訴他。他也把準備派家丁用船把財物疏散到澳門的秘密告訴我，並説漢奸已買通，但日本人是買不通的，漢奸所知亦有限，所以此行極其危險，生死難卜，要我父母同意方可考慮。當我回家一說，把父親氣壞了，斥責我說若要去便再也不要回來見他。母親更是痛哭不停。家裡既不支持，又無現金，今後怎過日子? 幸好我的一位好友陳偉良同情我的處境，他家境較寬裕，送了一隻很大的足金戒指給我傍身。它體積小，又可以隨意彎曲，非常便於携帶。於是我便揣着這唯一的資財與些少現金踏上了征程。澳門對於我來說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除了女友一家我幾乎再也不認識誰。我在澳門要待多久呢? 生活如何着落? 前途又會怎樣? 我也顧不得那麼多，心中祇有一個願望：我一定要見到她。
我乘的是一艘機動帆船，船在珠江三角洲河網中躲躲閃閃，有時一等便是半天，不知是否在等待上天的啟示。就這樣，經過三天三夜的煎熬，我們竟奇迹般地平安到達澳門。封鎖航線已一個多月，相信幾乎就沒有別的人能從內陸跑到澳門，我是成功了!
記得到澳門第二天偶然在和隆街樓上窗口下望，見到一處石像銅像林立的地方，我簡直激動到瘋了，狂奔下樓，直奔那個地方，原來是一個西洋墓園，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石像和銅像，簡直如久旱逢甘霖。雖然在這之前，我已沉迷雕塑好幾年了，但祇是在畫冊上與米開朗基羅日夕相處，基本還未見過真實的雕塑呢!
一到澳門，不用說，我便投入熱戀之中。天涯海角、南環、西環、大三巴、主教山、氹仔、路環、大炮台、松山、利維旅(酒店、餐廳)無不留下我倆的足迹，還留下我倆在良辰美景下的風景寫生畫。這裡發表的水彩畫，陪伴我幾經滄桑已歷半個世紀了。今天，畫圖依舊，但回首卻已不見舊時人了。(這些寫生水彩晝，景觀的主體當今仍存，但環境全變，比如：<氹仔>晝面上的河流已不復存在，<大三巴><松山>的周圍已不是荒郊，<市區遠眺>已換了人間，現在已是幾十層大廈不再是四、五層的小樓了。)
日日的花前月下，天天的卿卿我我，那一點兒現金轉眼沒了，手上的戒指也日漸縮小，因為每隔一段時間我便要到金鋪換戒指套取一定的現款作日用。這細微變化很快便被女友的母親察覺，問我：“你手上的戒指怎麼好像小了? ”可我竟硬着頭皮一味説沒有。終於，還是到了身無分文的田地。在這之前，我的心中祇有一個念頭：戀愛，天天地熱戀。雖然我身懷塑像的技能，卻從未想起過以此賺錢謀生。愛情便是我的一切，日日夜夜地沉溺其中便是我理想的天國。
生活的威脅使我忽然想起一事。原來在廣州出發前孔維新曾交給我兩封親筆信，一封是給國際酒店老闆的，另一封是寫給一個叫簡均的人，説有急需時可找這兩人。國際酒店是我剛到澳門時住過的(當時是最高最新的建築)，以為把信交給總服務台他便會來找我，殊不知數日過後仍石沉大海，信已找不回了。於是，祇好動用第二封。好容易才打聽到這人常在新馬路中央酒店四樓的“聚閑俱樂部”出沒。這個“聚閑俱樂部”可不是一個等閑去處，俱樂部會員祇有十個上下，都是全澳門前十名的富豪。這個地方祇有澳門最上層的少數人知道，警戒森嚴，其實祇是個二三百平方米的大套間。每晚，這些鉅富們便紛紛出現，他們的活動祇有一項--賭番攤，一直賭至凌晨一兩點。各人好像沒有家室模樣，大伙兒圍坐在大圓桌旁，專心行賭，到凌晨宵夜時才圍起來聊天。這裡沒有一人因贏而欣喜或因輸而頓足，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但在一片寧靜中成萬上億的財產易主了。大廳旁有一塊小黑板，上面天天會寫着“某街從某號門牌到某號門牌從某人名下轉至某人名下，請某律師辦理云云”的字句。有時候輸贏甚至是整條街的房地產。
就是在這個不同尋常的地方，我找到了簡均。他立即開車帶我觀光(當時澳門市面祇有幾輛私家氣車，大部份都是私家人力車，叫叮鐺車，車夫都穿奇裝異服背心)，第二天便設宴歡迎我。赴宴者都是富商鉅賈、社會名流，他還特地請來了當時非常著名的老畫家簡琴石作陪。以我一個區區少年，何以讓富商簡均這般勞師動眾地接待呢? 估計是給孔維新給的面子吧。
席間簡均笑對眾人說：“誰要想請這位才子做像必須先擺上一桌，還得到我這兒掛號。大家排着隊來吧! ”於是在那聚閑俱樂部裡，這幫富豪們便隔三岔五地輪流做東，開口請我造像了。從此以後，我在澳門便一帆風順。一秒鐘前我囊空如洗朝不保夕，一秒鐘後我即將不愁生活了。
我第一個為其塑像的當然是簡均，接下來作東的有高可寧、傳老榕、梅伯、何澄谿、李珠等，記得還有一位女士。此外，記得梅伯還請我為任劍輝繪過一幅粉彩肖像。我猜想這如果不是出於好奇，那就肯定是出於簡均的面子了。對於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來說，如此雪中送炭確是畢生難忘的。
我當時塑像所得的報酬每尊約800元左右，都是他們隨意給的。當時白領階層的月薪祇是二、三十元左右。但是，我那時每天生活方式很不正常，反差很大，白天談情説愛，直到數星星望月亮送情人回家了，才趕到俱樂部宵夜、飲酒、塑像，半夜才得回到自己家裡。
我當時少年老成，除了每週和同齡人在家開舞會外(當時祇用上鏈古老留聲機伴舞)，結交多長輩。在藝術圈子裡面，除認識簡琴石外，還和高劍父、楊善深、余本、黃蘊玉、孔宗周、鄭子展等文化藝術界長輩有來往，都是澳門天真茶樓的常客。余本曾介紹我認識意大利雕塑家夏剛志，他當年才三十歲左右，在交往過程中，我對大型雕塑的施工、打石、鑄造等操作知識，暗中偷師不少。其實當時他基本已轉行建築裝修業，恰巧接了政府一件園林群像雕塑。因為在這之前，我在雕塑領域上一向形單影隻四顧無人。因此，澳門這一段經歷，不僅愛情給了我藝術的起動力，其實所見所聞亦為我輸進了終生受用不竭的強大能量。
人地生疏、特立獨行的處境，也讓我開拓了日後的藝術橫向思維。當時，我接受了雕塑委托而找不到粘土時，竟然會坐船到氹仔爆竹廠尋找；找不到石膏粉時，竟然會發動過街收賣佬沿街大叫“高價收購石膏枕頭”，找人舂碎炒熟成石膏粉；當未找到粘土前，竟然會用桐油灰塑像。那就是一個人窮則思變，變則通了。
1946年潘鶴在他繪畫的油畫作品前
收到雕塑報酬，口袋有錢了，便隨意揮霍起來。記得有一次窮得很慘，每餐上飯館的檔次漸次從類似“三星級”一直降到大排檔，最後連吃飯都成問題了，竟窮到祇剩兩毛鈔票，晚飯也不敢花，啃一個麵包算了。在後來的日子裡，我一直把這張兩毛鈔票壓在書桌的玻璃板下以紀念我的這段教訓。其實在如此窮窘的同時，我還有數百元未收到手。因為有錢人對區區小數不在乎，而我又不好意思開口，真稱得上打腫臉充胖子了。藝術求生，處境尷尬。記得當時何安東開演唱會，十分賣座，但唱到<飲酒歌>時，竟百感交集泣不成聲而退票散場，這也反映了當時國破家亡藝術家的仇恨和痛苦。澳門這段生活，一面是清純如水，一面又是裝腔作勢；一面是瀟灑走一回，一面又是有苦難言。真與假，清與濁，兩種生活同時交織在那短短的十個月裡，給我的心靈帶來劇烈震蕩，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關於當時澳門表面平靜而暗裡幾方面勢力的爭鬥，有一件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當時，我有一段時間住在卑利喇街轉角的一幢樓裡，隔壁正好住着一個澳門著名黑幫頭目。一天，一個據說是游擊隊的人被汽車押解到我們的住宅門口，他們故意放他逃跑，然後從背後開槍射殺。我估計是那黑幫頭目為了避免夜長夢多難以處置，才故意讓他逃跑而下毒手。結果第二天連同我們住的這幢樓一起，被不知從哪裡來的游擊隊團團包圍，雙方各架起機關槍對峙着。沒隔多久，葡國軍警又從外圍來了個大包圍，三方兵刃相向一觸即發。相峙多日後，可能經過談判才各自撤走。幸虧沒有開火，否則我難免當災。即使如此，多日的提心吊膽和無法外出，我被弄到天天吃白飯也夠難受了。那年頭在熱鬧場所幾方面勢力因小事爭吵而拔槍對峙是司空見慣的事兒。
1945年9月，日本突然宣佈投降。澳門與廣州的交通恢復了。普天同慶，我不能不回家一趟看望久別的父母，於是在碼頭與伊人泣別後，踏上歸程。誰知這回坐的竟是一艘賊船(原來黑幫料定抗戰勝利必然有很多人帶錢回國，想趁此撈一把)，船起航沒多久，便接二連三有許多乘客説錢被偷了。船員竟說有人搗亂，於是從中找個最老弱的下手，把他反剪雙手高高吊在桅杆頂上曝曬，直至廣州才放下來他已奄奄一息。於是幾乎所有乘客都被這種“明偷”的方式擄走錢財而不敢反抗。
説也巧合，我是這樣冒着觸水雷的生命危險離家出走偷渡到澳門，又是冒着被搶掠的恐懼坐賊船離開澳門的。
此後幾十年再也沒有到過澳門，直到國家改革開放後，我受澳門華僑報邀請為趙斑斕立像，受鏡湖醫院邀請為孫中山立像，才有機會重返澳門兩三次。給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一次澳督高斯達邀請我為澳門設計一座大型城徽，政府官員陪同選點之餘，滿足我的要求重訪大炮台斜巷看看我那值得懷念的故居。可是門庭依舊，人面全非，官員介紹我的身份並再三要求開門讓我進去參觀，但由於主人不在，女傭不敢作主。我祇有隔着門詢問女傭，是否花園仍有一棵老桑樹，現在有多高，有沒有結桑菓；露台是否仍攀着開粉紅花的海棠藤。女傭被我感動了，竟放膽請我入內。我為了免得為難她，得知門庭還依舊，海棠、桑樹仍存，也就心滿意足了。我們告辭了，但留下一個心願，我請求官員協助設法買下這間破屋，以城徽工程費抵償，讓我到老時一個人仍在這花前月下了卻此夢幻殘生。
澳門，難忘的澳門! 澳門曾令我頹喪，澳門也給我活力! 既留下我半個世紀的傷痕，也留給我藝術的萌芽和終生對藝術的執着! 碼頭一别竟成抱憾終生，當時相約十天後中秋時重聚，此後就天長地久永不分離。説也巧合，半個世紀後重逢竟然真是中秋節，但是早已男婚女嫁往事如煙了。更為巧合的是，冥冥之中竟安排我今天在當年偷渡琪澳島的山頂上建了一座高十米叫<重逢>的石像，面對澳門永遠在遙望，算是以此來了卻我今生未了的情緣吧!
1942年潘鶴(右)為當律師的父親(左)塑像(中)(泥塑高70cm)
*潘鶴(1925-)，中國著名的當代雕塑藝術大師，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全國城市雕塑領導小組及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全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1996年受聘任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雕塑博覽會諮詢委員，1997年受聘為香港回歸美術展評審委員會副主任及香港回歸雕塑大展藝術主持人，迄今創作雕塑作品已近200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