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鶴與梁明誠合作：<農業文明>1974年作 銅 高220cm 廣州星火燎原館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在征服台灣鄭氏政權的基礎上，宣佈初步解除海禁，開始允許本國人民在一定限制條件下出海貿易，為實施符合其鞏固統治的管理和增加稅收，先後在沿海四省設立四個海關官署體系，由中央政府的戶部主管。由於時過境遷，改朝換代，兵火遭遇，原始檔案無存(我到清故宮檔案館查過康熙朝檔目錄等)，致使長期以來對其設置地點、時間說法存在很多嚴重問題。其中粵海關設在澳門說，即是其中首要。尤其澳門主權收回在即，不能再糊塗下去，或各說各的。本文擬通過清本求源，企求一種共識。
粵海關并未設在澳門
一、設在澳門說今年仍在流行
粵海關是清代各海關中影響最大，最受朝廷重視的一個。“粵”是中國傳統對廣東省(過去還包括廣西)的簡稱。“粵海關”為廣東省全省總海關名稱，并非像大型工具書《辭海》所注釋是“廣州海關的舊稱”。確切説，應是：駐在廣州府治的廣東省總海關的舊稱。
80年代中，中國交通運輸協會要我寫點澳門港簡況時，我就發現《1983年澳門經濟年鑑·歷史》所寫此事值得商榷。它説：“康熙二十四年，清朝在澳門關前街設立海關，成為當時中國四大海關之一(其它三大海關是雲台山、寧波及漳州)。”由於當時聯繫渠道不便，未能提出。
1987年香港出版的黃鴻釗先生《澳門史》説“1684年(……)解除海禁，(……)在廣東澳門、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南雲台山等四處開設四個海關。”(1)1990在大陸出版的《澳門史綱》中也説廣東省海關設在澳門。(2)
1994年出版的由澳門學者組織編寫的《澳門總覽》是本內容豐富的好書，可惜《史地篇·大事記》中對此史事也有同樣説法，并在文末注明：“資料來源：華僑報《澳門經濟年鑑》(1984/1986)。”由此得知兩文同出一源。因此我寫就考證小文，但祇寄公眾無緣看到的專業部門刊物。
不料，上個月又發現今年(1998)新出版的楊天澤等合著的《澳門1999年》一書中正文寫著：“1684年(……)清政府於同年完全解除出海貿易之禁，并於1685年開放廣東的澳門、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寧波和江南的六(施按：應是“雲”字之誤)台山為對外貿易的口岸。同年粵海關在廣州建立(……)(3)在其《澳門四百年大事記》中寫著：“1685年，廣東澳門、福建漳州、浙江寧波和江南雲台山(江蘇連雲港)設海關。”(4)由此可見，該書認為“粵海關在廣州建立”，具體是指建在廣州的澳門。因當時澳門行政區劃在廣州府香山縣境內。
我考證，這些澳門和大陸正式向公眾介紹的《澳門大事記》中四海關建在地望中，除了浙海關籠統説準外，甚它三關無一與事實符合。這并非説他們都是控造瞎編，他們也是有根據的。而且并非治澳門史事的作者如是説，其它大量史學家長期以來也是這麼說的。
作為正史的《清史稿》的<食貨志>就説：康熙二十三年後，“是時始開江、浙、閩、廣海禁，於雲山(施按：原文如此)、寧波、漳州、澳門設四海關，關設監督。”(5)
清代道光三十年(1850)寫成，後經咸豐九年(1859)、同治四年(1865)兩次增訂，根據當時流傳的的奏稿、函札、條約等資料編寫的《中西紀事》就説：“於粵東之澳門，福建之漳州，浙江寧波，江南之雲台山”設立四省的海關。(6)
清代光緒年間成書的《國朝柔遠記》又名《中外通商始末記》説：“設粵海、閩海、浙海、江海榷關四，於廣州之澳門、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台山，署吏以蒞之。”(7)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寫的《海關通誌》(8)、《中國海關誌》(9)也説粵海關始設於澳門。
當代學者編寫的《清史》(10)、《清史編年》(11)、《中國通史》(12)等大部頭著作也莫不如是説。如鄭天挺主編的《清史》就説康熙二十四年，四省海關“在廣東的澳門、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寧波府及江南的雲台山設立。”同類説法的書名單和論文名單，我還可開下去，但以上已足夠説明問題了。擁有大量資料和工作便利的大陸治清史專家尚且如此説，我們怎能苛求處於澳門條件下的學者呢? 不過，問題必須澄清。
二、錯在哪裡
我認為粵海關設在澳門説不能成立。理由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不合情理。其中又可分兩方面看。一是解除海禁開放海外貿易，清廷主要是對本國臣民而言，而非對租居澳門港的葡商而言。清廷在順治十二年(1655)下令禁民自由出海貿易和捕魚，十七年進一步嚴令將瀕海人民遷入內地，殘酷阻止人民出海。但對澳葡卻允准“不在禁例”之內。所以，恢復出海貿易的對象主要是廣東沿海特別是廣州府屬沿海商人及被僱海員等。如果粵海關設在澳門且澳門獨口開放，各地商船都要迂迴曲折集中到澳門報關，例如在粵北潮汕的商船要駛向日本，卻先要南下到澳門辦手續再北上，兜一大圈子，除浪費人力物力還要誤過季風、海流；同理，粵西的商船要西去西南亞國家，也要先北上而後南返，這種不合理運輸，奴性再大的順民也不會照辦。二是從官府自己執行公務計也不會那樣做。廣東全省海關總部在和平年代不在省會兼全省全國最著名的海港城市廣州府治，而放到偏在珠江口外一隅的租給外國人的澳門，無論與省級軍政各衙門聯繫辦事取得及時支持上，還是對各地海關分支機構的垂直領導管理上，都很難有效方便地進行。城市條件交通條件乃至海關大員個人生活條件遠不及廣州府城。
2)沒有史實可查，沒有地方誌記錄。康熙時，澳門屬廣州府香山縣，康熙以來的廣東各級通誌、廣州府級方誌、香山縣級方誌都找不出確切記載粵海關設於澳門半島上的事，也找不出遺址或諸如碑刻等文物可作佐證。
3)有史料可證，澳門設有的海關，并非康熙二十四年設立的粵海關，而是粵海關一個分支機構。設立年份和所派的主管人也不符。據清《粵海關誌》記載：粵海關管理體制和機構系統是：口岸海關分支機構有三個層次，稱為有正税口、稽查口、掛號口。早期全省正税口有7個，分佈沿海各府。其中廣州府佔2個，一是廣州府城所在地的廣州港，一是廣州府轄境下的澳門港。前者習稱“大關”，後者稱澳門正税總口。“澳門係正税總口，在廣州府香山縣，距大關三百里。”(13)“正税總口”并非全省的總口，僅是澳門半島上的總口，不過管轄澳門口、大碼頭口、南灣口、娘媽閣口、關閘口等環半島的幾個稽查、收税點而已。“大碼頭距澳門總口一里，(……)均係稽查口。”(14)對於澳門海關官署的級别地位性質也點得明白。卷五：粵海關“有監督行署在廣州府香山縣澳門”(15)。卷七：“又有行廨在香山縣澳門，監督〔指官員職稱〕時出稽查時居之。”(16)清乾隆年間先後任澳門同知的印光任、張汝霖兩人合著的《澳門紀略》中也説：“國朝設有海關監督行臺及税館。”還附有“關部行臺圖”。“行臺”即“行廨”，也就是現代語“行署”，是派出機構。
4)康熙朝廷派往廣東省任粵海關監督的是原中央六部之一--戶部郎中(高級部員官稱)宜爾格圖(滿族)(17)，而現在查知派到澳門去的設關官員是成克大，時間也在粵海關成立後幾年方設澳門正税總口。
以上各點，從正反兩方面足以證明所謂康熙二十四年在澳門設立中國四大海關之一粵海關之説，不能成立。
三、謬根分析出在三百年前
為甚麼沒有的事，會當成真有其事而被寫到清代道光《中西紀事》、光緒《中外通商始末記》乃至清剛亡的《清史稿》中呢? 追溯客觀原因，我以為與康熙時任吏部侍郎後轉禮部尚書杜臻在《粵閩巡視紀略》中記載派他作為欽差大臣到澳門等地調查解除海禁事，和在朝中任編寫工作的姜宸英筆下有關。查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在接到臺灣統治集團鄭克塽接受清廷招降奏報後兩個月，為準備解除海禁，派出中央部級官員分兩路赴閩、粵和江、浙考察。擔任閩、粵一路考察任務的負責人是杜臻，他在《粵閩巡視紀略》中記載二路南下四省的四項任務之一是調查“江南雲台山、浙江寧波府、福建漳州府、廣東嶴門(施按：原文如此)，各通市舶，行賈外洋，以禁海暫阻，應酌其可行與否。”(18)這是説出發考察漳州府、廣州府澳門能否開放供國際商船對外貿易運輸的出差計劃，未説予定開該四埠，更沒有確定在該四地設立四省海關之事。在康熙朝參與編寫工作的文學家姜宸英，對此事有訊聞，但非經手人，在若干年後寫作<海防總論擬稿>一文，回顧當年開海禁許海外貿易事，寫成：“商舶交於四省(……)乃設榷關四；於廣東澳門、福建漳州府、(……)”(19)這是他未核對事實，坐在書房裡，僅憑扭曲的老印象，想當然地把調查地或設想過的地方視為實績寫入文章，以致造成所説四地除寧波外無一與實際相符。但姜文被編入發行較廣的官方《清經世文編》而流傳。後又經清代後期上述兩書及民初以來被奉為“二十六史”的《清史稿》照抄照搬，就廣為流傳了。許多今人未加深究，也照抄照引，殊不知調查對象、選地設想與實施是兩碼事，落實地往往篩落不合適的，另定。這是我們作過實際工作者常常經歷的事。
粵海關設在廣州城但非廣州次固鎮
一、粵海關設在廣州何處?
當代中國出版的一批著作，如載逸的《簡明清史》(頁508)、韋慶遠等的《清代全史》(第五卷頁287-288)、沈耀光的《中國古代貿易史》(頁45)、周熊的《海關古今談》(頁22)、鄧端本的《廣州港史》(頁180)、集體的《連雲港史》(頁31、37)等書以及許多單篇文章例如蔡渭洲的<海關史話>(《中國海關》第1期頁42)均説設在廣州或廣州府，從籠統而言，均無不對，但均未指明廣州何處。按清代廣州，可有兩種地理概念，一是狹義指廣州府城，二是廣義指包括府屬各縣和澳門在內的行政區，視所論事物不同而異。籠統地説設在廣州，對於作者來説，既省事，又因覆蓋面大，保險不會出差錯。然而對於讀者卻苦了，不得要領，不知究竟具體何處。
二、設於廣州次固鎮，純屬誤解?
有些作者主觀上願説具體，向讀者交待個明白，可也不乏失誤。這裡冒昧舉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