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香港，地處珠江出海口兩側，隔海相望，古代同是珠海三角洲南部沿海的重要漁村、海港，以盛產和經營漁、鹽、莞香、出口陶瓷和傢俬手工業等產品著稱，在海外交通貿易和中外文化交流中佔有重要地位，譜寫了輝煌的歷史篇章。
澳門同香港一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史乘早有明載。然而至今還有個別外國學者在說，在歐洲人來華之前，港澳兩地乃是一片荒蕪之地。這還可追溯到本世紀30-40年代，當香港大灣、廣東海豐汕尾北沙坑發現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時，發現者就曾提出過香港-海豐彩陶“南來說”，這實質是“中國彩陶西來說”的翻版。(1)雖然早已被黃河流域發現的“仰韶文化”、長江流域發現的“大溪文化”，以及與“大溪文化”的彩陶、白陶有一定關係的珠江三角洲的“大灣文化“(或稱珠江三角洲新石器中期的某種名稱的考古學文化)所否定(2)，但至今那種錯誤說法的負面影響并未銷聲匿跡。
今天我們重提上述這一命題，乃有感於澳門的考古發現遠比香港、比珠江三角洲的少(我想關鍵問題是澳門至今尚無文物保護正式立法，缺乏培養自己的文物考古專業人員)，致使澳門迄今對本地唐宋以前的歷史面目幾乎還是撲朔迷離。澳門不僅比香港地方小得多，古文獻的資料亦奇缺。但筆者相信澳門憑借它優越的地理環境和豐盛的海產資源，必定會是大陸先民走向海洋尋求擴大生活資源乃至生存空間的理想場所，而留下它的歷史文物遺跡；澳門和香港又是祖國內地-廣州-珠江三角洲通向南海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也必然會在海交史上留下許多史蹟，有待人們去探索和研究。本文僅從文物考古的發現探討這一課題。
一、澳門的地理位置與歷史沿革
澳門位於廣東省中南部，珠江口之西南，北與珠海市之拱北接壤，距廣州105公里，西與珠海市之灣仔、橫琴島隔水相對，東隔珠江口與香港相望，相距61公里，南出萬山群島是浩瀚的南海。
澳門由澳門半島、氹仔島和路環島(九澳島)組成，原面績16.779平方公里(澳門半島5.966平方公里、氹仔島3.794公里、路環島7.019平方公里)。澳門最高峰塔石塘山海拔176.45米。澳門在北回歸線以南，瀕臨熱帶海洋，長夏無冬，降水豐沛，形成高溫多雨氣候；呈現熱帶花崗岩地貌的特徵。(3)
明朝中葉以前，澳門(Macau)一名尚未出現。半島北部有個令人難忘的地名叫望廈或旺廈，南部有個帶海水氣息的名字叫蠔鏡。澳門(半島)原來的名字還有濠鏡澳、鏡海、鏡湖、濠江、蓮洋、香山澳、海覺等，都與地方特產、地形景觀有關。氹仔島昔稱潭仔、龍頭環，葡文寫作Taipa；路環島又稱九澳山、鹽灶灣等。據考路環原是大橫琴的過路灣(村)的轉借，葡文寫作Coloane。地名是歷史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歷史的積澱。這些地名，都是葡萄牙人來澳之前已出現的。(4)
澳門原名蠔鏡葡文寫作Oquem，即是閩南方言蠔鏡的譯音；澳門英文寫作Macao，葡文寫作Macau，廣府話譯作“馬交”。據説都是16世紀時Amagua、Amaguam、Machoam、Maquao等字之簡寫，實為“阿媽港”，“媽閣”的音譯。一般都認為Macau是葡萄牙人登陸澳門問話誤將“媽閣”廟名當地名。(5)“媽閣廟”閩南話叫“阿媽閣”(音Amacau)。據澳門民間相傳，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閩潮商賈來媽祖廟；又謂媽祖閣的最早建築弘仁殿始建於明朝弘治元年(1488)，據載為閩商為還願而建廟奉祀的，其後香火日盛。今廟內尚存一巨石上刻一中國海船圖樣并有銘文，以志媽祖神異，亦反映澳門作為海港的特色。清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林則徐巡視澳門時，曾巡閲媽祖閣和蓮峰廟。澳門漁翁街還有一座媽祖廟叫“馬交石天后廟”，深圳江山等人所作的<試論媽祖神話在港澳深地區的影響>列舉港澳深(寶安)三地在大約3,000平方公里範圍內，有確切遺跡可考的天后廟有66處之多，且都屬明清兩代所建、不包括民國以來建造的。而以香港佛堂門天后廟(創建於1225-1264年間)、深圳蛇口赤灣天后廟(創建於1403-1424年間)、澳門媽閣廟(創建於1448年)，成為珠江口鼎足而立的三座大廟聞名遐邇。(6)據考，媽祖、媽祖信仰、媽祖宮，起源發跡於福建莆田湄洲，她原是湄洲嶼的一女巫(為湄洲林氏之女，小名林默、默娘，據考生於北宋太祖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三月二十三日，昇化於公元987年農曆九月初九)，死後被舉為神并受崇拜，(7)至今仍廣播於中國東部、東南沿海和港澳台、以至日本、東南亞及海外。我們重視媽祖廟宇碑刻及其史料，因它是反映北宋以來中國海上海外交通貿易和文化的顯著標誌物之一。據統計，僅澳門媽祖閣一處，從清中葉至民初近二百年間，留下的石刻就有30餘題，成為澳門中文碑刻最集中的地方。這裡僅轉引兩首有關澳門媽祖閣景物的題詠以示説明。一首是廣州知府張道源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澳門在媽祖閣石壁的題刻，其詩云：
遙轉蓮花島，天然石構亭。
當軒浮積水，護楫有仙靈。
海覺終宵碧，榕垂萬古青，
鯨波常砥定，風雨任冥冥。
自從張道源在媽祖閣石壁題詩之後，來遊者也競相唱和。如西密揚阿·覺羅所作的一首：
蓮峰浮遠島，廟貌仰雲亭。
萬頃凌霄際，千艘仗赫靈。
海流天地外，神護潮汐青。
萬國朝宗日，馨香極杳冥。
詩人對天妃滿懷虔敬，認為海面往來的千帆萬桅，皆仰仗着天妃的赫赫威靈，其中正有“萬方來庭，重譯獻琛”的各國貢船，從而唱出“萬國朝宗日，馨香極杳冥”的盛世豪言。據章文欽副敎授的考證，此詩當作於乾隆六十年“乙卯”，是年西密揚阿任廣東左翼鎮總兵。(8)章文還指出，媽祖閣除了是一座媽祖廟之外，還是一座佛寺，名正覺禪林或海覺寺。章先生的另一文中引述了鄭煒明先生的統計，澳門自明代以來共有八處拜天妃的地方。除天妃以外，澳門民間還有朱大仙、三婆神、洪聖王(爺)、水上仙姑和悦城(今德慶縣悦城)龍母等水神崇拜。(9)
今澳門的蓮峰山(又名望廈山)有一座蓮峰廟，古名天妃廟，創建於明萬歷二十年(1592)，也是一座由閩人捐建的媽祖廟。因其創建年代在媽祖閣之後，清代擴建後稱“娘媽新廟”，簡稱新廟，道光年間始稱蓮峰廟。廟內奉祀神靈之多為全澳僅見。此外，在北部望廈村，有一座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始建於明朝末年。清初奇僧大汕和尚矢志抗清到澳門把觀音堂擴建為普濟禪院。(10)
如上所舉，澳門古今存在過的媽祖廟、普濟禪院及其刻石，正如章文欽先生所説，它“體現了中國文化在澳門的強大背景，具有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由此亦可證明并非在葡、英、荷等歐洲殖民者來到之前，澳門、香港諸島是荒蕪之地。
澳門的歷史沿革。澳門地域，明清兩朝屬香山縣轄地。據清康熙年間(1662-1722)申良翰纂修的《香山縣志》<輿地志·沿革>所載，香山縣地(春秋戰國時)為“古楊越地”，“揚州之外境”，秦漢時屬南海郡番禺縣(一説屬博羅縣。但從1955年九龍李鄭屋發現東漢墓，墓磚上有“番禺”等銘文看，澳港漢代當屬番禺)。東晉成帝咸和六年(331)，置東官郡，下設寶安等縣(郡、縣治均在今深圳南頭區)，澳門地屬寶安縣。晉元熙二年(420)置新會郡，下設封樂、封平二縣，後來香山縣的谷字都、恭常都，澳門地屬封樂縣恭常都。隋文帝開皇十年(590)重屬南海縣。唐肅宗至德二年(757)置東莞縣，縣治移至今東莞市莞城，“設鎮香山，是為文順鄉”，“文順鄉”包括谷字、恭常等都。北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設香山寨，仍屬東莞。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二年(1152)，將東莞(香山鎮)及南海、番禺、新會縣的一部份濱海之地建立香山縣，屬廣州府。所以從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間葡人入據澳門之後，至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人強佔澳門之前，澳門(濠鏡、濠鏡澳、香山澳等名)一直是中國政府管轄的。
澳門的地理位置扼珠江內河與南海交通之咽喉，據中國大陸與海外交通貿易往來的要衝，與廣州、香港并稱“省港澳”，同是珠江三角洲頂點的重要港市，被譽為“東方之明珠”。六朝以來，開闢了廣州經海南島東面、西沙、南沙群島直通南海(或稱海南)諸國的航線，取代了西漢以徐聞、合浦、日南等北部灣起航出海的海交地位，因而必然會留下海交史跡，有待進一步去發掘探索。
明朝正德九年(1514)，有一批葡萄牙商人乘船來到廣州外港屯門，并刻石立碑，以示“發現”。正德十一年(1516)，葡萄牙以國王名義派皮來資為使節，偕安拉德等人率軍艦八艘，抵達屯門，同年九月駛入廣州，要求通商。正德十六年(1521)，葡萄牙人在屯門被逐。明嘉靖元年(1522)，葡艦隊又寇新會西草灣，被明軍擊退。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暫借澳門曝曬水濕貢物，并賄賂明朝地方官員，向明朝政府要求租居澳門。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於葡人已經建起了多所居住樓房，在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明朝政府終於准其定居。此後，葡人以澳門為中轉港，開闢了澳門至歐洲、澳門至日本、澳門至菲律賓等貿易航線，大量發展東西方之間絲綢貿易，澳門也因此繁榮了一個多世紀。(11)澳門比香港早三百多年形成港市，這與當時優越的海港環境密切相關。(12)
二、澳門路環的考古調查與發現
應當聲明一下，本節的內容主要出自拙文<略論澳門黑沙史前文化與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密切關係>一文，該文曾發表於《澳門敎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13)。其時，《澳門黑沙》一書尚未問世，筆者撰寫那篇文章時，由於資料不足，英文不精通，又未赴澳參加過考古調查發掘，故文中有疏漏乃至錯誤之處在所難免。現在《澳門黑沙》一書發表了，但篇幅宏富未及細賞，祇在某些地方作了引述。是故，本文在資料上如有牴牾錯漏之處，當以該書為準。(14)
澳門路環島上的考古發現，迄今已逾20多年。1972年7月，應澳門市政府之邀，香港考古學某些成員到澳門作了首次考古調查。在澳門南部路環島的竹灣、黑沙灣、黑沙村、路環村和九澳(Ka Ho)等五個地點，發現了一些古文物；并於1973年5月對黑沙遺址進行第一次試掘。據W. Kelly《簡報》説，在竹灣發現有一些夾砂繩紋陶、夾砂幾何印紋陶片和一件風化殘石玦(直徑約4厘米)；在黑沙南部發現有帶磨道的礪石、石紡輪、細礫石尖狀器和夾砂粗陶片、幾何印紋軟陶片；此外還有“五銖錢”、可能是唐宋的青釉陶罐殘片及清朝銅錢等。在黑沙北部除發現有粗砂陶和印紋陶片外，還發現一件雙肩石錛和3件環砥石工具。在路環村附近也發現有夾砂陶和印紋陶片，還有一件較大的殘石環(直徑約7厘米、內孔徑約4.6厘米)和“玉髓小刮削器”(長5厘米、寬2厘米)。在九澳(Ka Ho)灣，發現有夾砂粗陶、印紋陶、石網墜及青釉陶片。總之，《簡報》概述其調查發現有三類：一是發現有各個時代各種類型的大量陶片；二是青銅器，有清朝銅錢、漢至六朝的“五銖錢”及早期的銅魚鈎；三是石器，有斧錛15件、礫石尖狀器、敲砸器之類64件，礪石和環砥石30件，其它22件，未定類型的22件。碳14(C14)測定年代有四個數據：距地表深185至195厘米，年代為距今(從1950年計起)4000±300年(±是正負數，下同)；深205至230厘米，年代為距今2500±600年；深100至105厘米，年代屬現代；深70至80厘米，年代距今866±194年。
1977年10月和1985年6月，應澳門賈梅士博物館之邀，香港考古學會委派巴德博士(Bard S. M.)和秦維廉(Willam Meacham)副研究員為領隊對黑沙遺址進行了兩次發掘，開了十多個探方和探溝(1973年開掘A-F六個探方，1977年開掘G. H. I三個探方，1985年開掘J-M四個探方)，合計發掘面積150餘平方米。1977年的主要發現是，發掘到一處有石英(Quartz)環和環芯相套在一起，周圍有不少石英核材料的遺跡，表明這是一個製造石環飾物的場所。還發現一件完整的內孔緣凸起的石環，從照片看似“T”字形環。陶器有夾砂陶釜、罐的口沿殘件，紋飾有繩紋、間斷繩紋、曲折紋、蓆紋、細密突點紋等，泥質陶有大小型號的圈足盤，有彩陶圈足盤殘片，特別是發現一件可復原的彩陶圈足盤。
1985年，秦維廉氏等發掘者，在J、K兩個探方深1.4-1.8米處發現了下文化層，所以1985年的《簡報》中，將出土遺物分為上下兩層敘述。上文化屬出土相當多陶片，紋飾有壓印和拍印紋的條紋、曲折紋、旋紋(弦紋)，細線紋等，還有刻劃紋和戳印紋。下文化層除發現少量石器外，同樣出土有一些鏤孔圈足彩陶盤殘件，赭紅色的彩繪花紋可見的有繪於盤口沿和圈足上的寬帶狀紋，盤腹外的窄帶狀紋、孤線紋等，圈足上圓鏤孔外繪以圓圈或長方形彩繪紋。這些資料，除見諸報端外，主要發表於1973、1977、1985年《香港考古學會會刊》(英文版)上。(15)出土文物則多保存於賈梅士博物館。
值得補充一下1985年的發現。據《澳門黑沙》一書頁20介紹説是次發掘成果是，第一文化層：石器包括有石英石芯(1)、有溝(道痕跡)礪石(1)和打製礫石工具(2)。此外尚有36片石英或火成岩石片，陶片有五千件(片)之多，有刻劃紋、蓆紋、條紋、編織紋和繩紋等多種，若干白陶表面有紅彩的殘跡；第二文化層：以泥質紅陶為主，上有紅彩、刻劃及鏤孔。此外還有繩紋夾砂陶和白陶幾種。
1994-1995年，澳門與香港的有關部門，再次對路環黑沙遺址進行了調查發掘工作【圖一】。
1994年春夏間，澳門基金會為促進澳門地區歷史文化事業工作，即積極支持澳門大學中文系鄭煒明提出的古代澳門的考古計劃。是年7月間，澳門基金會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中心及澳門大學中文系學者的合作下，并得到海島市市政廳的支持，遂開展了考古工作。
1994年8月24日，香港中文大學考古藝術中心鄧聰、吳偉鴻與澳門大學中文系鄭煒明於氹仔及路環兩島進行地面考古調查。氹仔沿海岸的現代建設較多，無法自地表估計遺址的狀況。路環島近年海灣地區發展蓬勃。竹灣、九澳灣地上建築太多亦難以下手。黑沙東北角已興建大酒店，原來該地點沙堤已被破壞。黑沙西南角沙堤完全劃入黑沙公園範圍。因此，黑沙遺址是否因近年建築而受破壞，有必要進一步試掘調查。
1994年1月2日至17日，他們選擇於公園內的網球場邊沿，佈置長寬為8 x 4米探方一個，即發掘面積為32平方米。編號為95A探方。這次發掘面積雖祇有32平方米，但嚴格地劃分了地層，并發現了頗為重要的文化遺物和遺跡，最為重要的是，它證明黑沙遺址地下還保存有文化遺物遺跡。【圖二、三】
對於這次發現的意義，1995年2月8日的《澳門日報》和《華僑報》都作了報道。如澳門大學中文系講師、發掘者之一鄭煒明先生認為，“這次發掘證明，黑沙仍然包涵有頗豐富的數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文物，確實令人興奮和震驚。黑沙是澳門地區碩果僅存的古代遺址，希望政府在今後發展黑沙公園計劃時，要充分考慮這個遺址的重要性。”説得切合實際恰到好處，又富於建設性。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主任、發掘主持人鄧聰先生認為：“黑沙遺址考古的發現對本地區歷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國際學者所熱切關注的問題之一，是三四千年前人類在東南沿海人種和文化的交流與擴散的歷史探索。這次黑沙發現了石玦、環的作坊的遺物，同樣的文物在越南南部的同奈省、北部海防省，中國珠江三角洲如珠海、深圳、香港以及台灣省等地都有發現過。三千至四千年前人類沿台灣海峽以至印度半島南部沿岸，已形成一個具有一定文化關係的網絡。澳門黑沙的發現，提供了對古代東南沿海海洋文化交流瞭解的一個重要環節。”這段評語視野開闊，指出黑沙考古發現的重要意義，提出了今後的研究方向。
美籍華人、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敎授張光直先生最近在《澳門黑沙》一書序中，再次肯定了黑沙考古發現的重要意義。他指出：“澳門黑沙的特別重要性，是在那裡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晚期玉石的作坊遺址，玉石製品包括水晶的環玦飾物、石孔芯、石坯原料、石片、石核等，而且有製作環和玦的加工工具，如砥石和石錘等，是研究華南史前玉器工藝技術的寶貴資料。”
三、黑沙遺址的地層及其主要遺蹟遺物
地層學是考古學的基本方法論之一，也即考古發掘必須科學地劃分層位(主要是不同的文化層)，文化遺蹟和遺物才有其歸屬和意義。1973-1995年間，對黑沙遺址進行了四次發掘，如果説1973、1977年的兩次發掘是按一定的深度來劃分地層，我們無法從遺址遺物去分清它們的層位關係，也即無法確切分出它們的年代早晚關係；那麼，1985年就可以從《簡報》中看到地層，即J. K. L. M四個探方的地層是；第一層為鬆散沙層；第二層為灰色沙層(即第一文化層)；第三層為細砂層；第四層為灰色沙層(即第二文化層)；第五層亦為沙層，無文化遺物。《簡報》中作者已將文化遺物分為上下兩層：第一文化層(上文化層)出土的陶器以半精緻的夾砂淺灰白色陶片佔36%、夾砂粉紅陶佔25%，半精緻細泥灰陶佔9%，夾砂黑褐陶佔30%。紋飾方面，素面無紋的佔62%，繩紋佔36%，蓆紋佔1%，纖織紋佔0.6%，刻劃紋佔0.4%。陶片色澤斑駁，有些精緻泥質陶片上殘留有白色陶衣。(16)
第二文化層出土大量黃紅色陶片，器形有夾砂繩紋釜、罐口沿殘片，口徑20-26厘米；深紅色彩繪陶片即彩陶片，圈足上有波浪狀刻劃紋和小圓鏤孔、在鏤孔周圍繪上圓形或方形彩繪、器形可見有圈足盤。1977年出土一件可復原的矮圈足盤，口徑21.5厘米，圈足上有一道波浪狀刻劃紋，其上有11個小圓鏤孔，圈足與盤腹交界處(結合處)有一條寬帶紅彩，盤口外和盤腹有彩繪已剝落不甚清楚。
第一、二文化層均出土有一些礫石石器和礪石工具。在第一文化層還發現有較多的製作石環、玦的石英或水晶(Crystal)的石核、石片、半成品和少量成品，這是有其特色的。
1995年1月發掘的A探方，據鄧聰先生提供、吳偉鴻先生當面向筆者介紹，并參照《澳門黑沙》一書，地層可分為六層：表土層厚70-80厘米，下部出土有一些青花瓷碗及褐釉陶罐口沿。
第一層：厚50-60厘米，中間部位陶片、石器及石堆紅燒土遺蹟集中出土。看來本層是一較穩定的生活面。【圖四】
第二層：厚26-37厘米，未發現遺物，為本第一間竭(歇)層。間竭層是指某一些遺址(或遺蹟)在一定時間內無人類活動遺存的自然堆積層。在考古發掘中，如將間竭層當作生土層不再往下發掘，下面的文化層及其中遺物就會“漏網”。
第三層：厚30-37厘米，出土若干陶片，石器較分散，本層的生活面應較稀薄。
第四層：未發現遺物，為本探方第二間竭層。
第五層：厚1米以上，在本層上部發現一片夾砂粗陶片及一件風化花崗岩礫石，據發掘者認為該礫石有可能是人工搬入。由於此層上面隔着厚厚的間竭層，這塊陶片按理應早於第三層。但因遺物太少，難以推論，有待將來發掘再定性。
第六層：厚度未明，未發遺物。【圖五】
綜上所説，并初步參照《澳門黑沙》一書，95A探方文化會發現的遺物、遺跡簡述如下。
第一層的遺物和遺蹟：第一層的遺物，可區別為A、B兩組。兩者單元之間有紅燒土及礫石構築的遺蹟。
A組：A組內的石器分佈相當濃密。石器工具有石錛、石磨、礪石、環砥石。石飾製品有石片、石飾素材和半成品、石芯(石孔芯)、石飾等。據筆者1995年8月參加在廣東省博物館舉辦的《澳門歷史文化展覽》所見，(1)完整的一件石錛為磨製的長身錛，質料凝灰岩，背微弧，正面磨成斜刃，刃口有使用略殘的痕跡，器身有小疤點，表面風化，製作不精。長10.6厘米，刃寬5.3厘米，重196gm。(2)大型敲砸器一件，或稱石錘，角岩。長17厘米，最寬10.6厘米，厚7.3厘米，重1.85kg(千克)。器身表面光滑，保留原礫石面皮。兩端有明顯的敲砸或錘擊痕跡。兩面中間有多處琢擊使用痕跡，也不排除曾被作為石鑽使用過。此外還有石錘石片3件。(3)礪石：3件，是磨礪石器的工具，多為紅色細砂岩。其中較大型較特殊的一件，剖面呈五角形，有多個磨面，或平或凹，其中一面有7-8條長短交叉的磨道，深淺不一。表明上礪石經過多次使用，而且有可能是作為多種不同器物加工磨礪工具。長14.5厘米，寬6.6厘米、最厚處6.1厘米，重431gm。(4)環砥石：或稱內砥石，有的簡報稱石鑽。質地石英岩，但不透明，淺砂紅色形似蓮籽，橢圓形，實心，表面平整，上下兩頭中央各有一乳突，一個基本完整，另一個已磨蝕近平，使用痕跡清楚，在近於平的乳突周圍，可見有經過轉動而留下的一些旋轉細道。乳突周圍光滑發亮，好像塗上一層薄薄的膠質物。通高8.5厘米、上乳突高約1厘米，體徑約5.6厘米，周長約16.5厘米。此件展覽時也為實物。對於這種廣東罕見，而黑沙遺址上文化層曾出過幾件的特殊研磨工具的形制及用途，筆者實不甚了了，而《澳門黑沙》一書的作者則有較深入的描述和研究，茲摘引於此。該書的第59頁上説：編號為8a的這一件的一面(頭)可作三個圓周解釋：最內一圈為乳突狀，表面有琢擊痕跡，用10倍放大鏡即可觀察到有大量石英顆粒外露。第二圈為具備光澤圓周帶，直徑3厘米，以10倍放大鏡即可觀察到光澤圓周帶上有大量同心圖之溝狀紋。最外一圈為琢擊痕圓周帶，琢擊痕的最外圍分佈參差。以上第一和第三的琢擊痕均可能為製作的痕跡。第二光澤圓周帶是使用過程中形成的。編號8c與a面相似，乳突不明顯，光澤圓周帶較寬，最外祇有零星的琢擊痕跡。環砥石的砥是取其精磨或細磨之意，與礪石粗磨區別(章鴻釗：《石雅》，1927年，中編)。環砥石是一種對器物的內面研磨工具，其功能主要是打磨環狀器物的內環剖面。如此，我們對環砥石的功能就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此外，這一層還出土有不少水晶石料的石片、坯件和大小厚薄不一的石芯及幾件環玦產品和殘件。如一件殘環玦寬1.24、厚0.73、最大直徑約4.6厘米。石芯(孔芯)是製作石環(玦)的副產品，大小3件，大的直徑4.81-5.44、厚1.4-1.46厘米，重58-76gm；小的直徑1.89、厚0.75厘米，重5gm。從其形狀可知其鑽孔方法是兩面對鑽再打穿、從圓錐體的厚薄可推知石環玦的大小和高度。總之，從黑沙第一層出土的水晶石料、石片、坯件、半成品和成品，以及環砥石工具這一成套製品，可以證明當時這裡有一處製作環玦飾物的場所【圖九】。正如《澳門黑沙》一書54頁所説，“黑沙遺址第一層共出石器68件，可以識別出29個不同的母岩個體。在這裡出土各種類型的石器，反映了史前人類不同的生產活動。”【圖十】
A組陶器方面，發現的集中範圍，與石器大致相近。可辨的器形有圜底釜3件，罐口沿一件，其餘多為夾砂繩紋陶碎片。在廣東省博物館舉行的《澳門歷史文化展覽》上筆者亦見到數片實物。【圖十一】
B組除少量石片和石芯外，其餘以陶片比較集中。探方北壁中部附近有數件礫石佈置。
其次，在第一層的B4、C4、C5間，分佈着紅燒土與礫石構築遺跡，自東北向西南長軸延續約1.5米、寬14厘米、厚約20～30厘米，尤以C4、C5的紅燒土堆較為密集，其中并有五塊花崗岩礫石及許多夾砂陶片散佈其間。《澳門黑沙》的作者估計該組礫石是人為擺設與紅燒土堆共存的一種構築遺蹟，推測此處可能是一處生火爐相關的遺蹟。值得提出討論的是，在A、B組之間，隔着紅燒土火爐遺蹟，究竟水晶飾物製作與紅燒土火爐遺蹟的關係如何? 作者提出，火爐遺蹟除了一般的用途之外，可能在玉器製作過程中具有特殊的功用。舉出日本島根縣松江市東忌部町中島遺址水晶作用中，從火爐遺蹟中發現若干水晶半製成品，把它與水晶原石等比較，前者顯得更為美觀；由於受熱水晶內化學變化脱色作用，水晶於加熱後同樣會出現優化改變云云。
黑沙第三層上部及第五層上部遺物(本文下面歸納為下文化層)。在第三層上部的12平方米範圍內，祇出土若干陶片和石片。從遺物的分佈的狀況看，本層有可能也是一個生活面。在第五層上部6平方米的範圍內，祇出土一塊夾砂陶片和一件花崗岩礫石。由於沙丘(沙崗)自然條件不存在花崗岩礫石。因此，不排除該礫石是人為搬入。本層和性質有待進一步發掘確定。
四、對澳門黑沙遺址的幾點認識
澳門路環島黑沙遺址於1973-1995年間進行了四次考古發掘，揭露面積雖然不大(計約174平方米)，但發現的文化遺蹟和遺物是重要的。
對於黑沙遺址發現的學術價值和重要意義，從目前所見的一些典型遺物遺蹟看，雖有其某些特殊性的一面，但從總體來看，與珠海、中山、深圳、香港等地同時代同類遺址的文化面貌大同小異，同屬環珠江口區新石器中、晚期文化系統。(17)以下略説幾點認識。
第一，從地理環境地貌特點看，黑沙位於路環島東南面。據地理學家的研究，黑沙為無障壁海岸類型，海灣開口135度，海灣彎向內陸呈內弧形，屬堆積海岸，與台山廣海的銅鼓灣、下川島的王府洲和三灶的黑沙灣具有相似特徵。黑沙海灣兩端有大型的岩岸岬角，海岸長1200米，海灣深達600-700米。(18)黑沙海灣有高低不等的三級沙堤，據説1977年W. Kelly和1985年趙子能博士作地貌等高測量時，在黑沙南部舊沙堤上，仍可見有南北縱向窄長的兩個小沙丘(沙崗)突起。現“黑沙公園”停車場範圍，為二級沙堤所在，三級沙場為濱海紅沙土，95A探方的位置在三級沙堤上。黑沙與山邊坡積之間為古潟湖，現已乾涸，在山邊與沼澤土西面邊緣地帶為黑沙村。(19)如此看來，黑沙遺址也具有與珠海市淇澳島和後沙灣、東澳灣、三灶島的草堂灣、香港大濠島南面的大鴉洲、龍鼓洲、赤
角島的深灣村等沙堤(沙崗)遺址相似的地貌和環境條件。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際，環珠江口區沿海一帶的百越先民，已能選擇面海避風的海灣(環)，背依山崗或坡地，附近有潟湖流水的淡水給養等，從事艱難的生產活動。香港迄今發現的數十處重要的史前遺址，幾乎都處於上昇海灘，也即“約離潮漲平面2至4米左右，能利停船修理，或築寮暫居之處”(20)。黑沙遺址的發現，也證明它是一處適於人類生存活動的場所。
第二，如上所述，黑沙遺址主要包含兩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其中最主要的是上文化層。上文化層即第一文化層。遺蹟方面，1995年1-2月間在第一層發現有大量紅燒土、炭屑、夾砂陶釜、罐殘件及礫石構築，它證明先民們在這裡生活過。其次，1977年和1995年，在這一層發現過水晶石料、坯件、半成品和石環玦成品及其共存的遺跡，證明這裡曾經是製作水晶玉石環玦的場所(作坊)，表明當時生活在這裡的人已能製作如此精緻的水晶或石英的環玦飾物。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敎授在《澳門黑沙》一書序言中説過，“至今為止，在環珠江口以及中南半島東部沿海地區，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銅時代期間，已發現玉石的作坊遺址數十處”。可見黑沙遺址同類發現之重要。
這一層的文化遺物包括石器和陶器兩大類。石器主要的有大型礫石石錘(敲砸器)、尖狀器、鑿等，石錛有長身錛和雙肩錛(殘件)，還有礪石，一件礪石有多個磨礪面和多條磨道，可能作不同器類的用途。飾物有大小與形制不同的環和玦，以環為多。比較特別的是黑沙的環玦石料多是水晶。以往筆者未識水晶屬廣義的玉石之類。《澳門黑沙》一書的作者鄧聰先生對黑沙出土石器的石料、半成品、成品，採用現代科學精密儀器進行測試，詳細分析了玉石環玦製作的程序，這“在中國古玉的研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張光直序語)，并引徵多位中國地質學、考古學前輩的有關論述，筆者深受啟發，實為後(候)生可欽可畏。如他引用章鴻釗《石雅》中有關水晶的論述，章氏引《山海經》云：“堂庭之山多水玉”。晉朝郭璞注：“水玉，水精也。”説明水晶最初被命名為水玉。章氏以水玉一詞，概括一切水晶之別名。就字面解釋，古人把水晶稱為水玉，證明自古以來人們即以水晶為玉石的一種。按現代礦物學，水晶為石英之顯晶質變種之一種。水晶是結晶完好的透明石英，英文稱之為“Rock Crystal”，化學成份為SiO2(二氧化硅)。其中結晶細膩均一緻密的和單晶純潔粗大的都可成玉石原料。水晶和玉的關係，他們引用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論述：“玉字在今日中國有廣、狹二義：廣義的仍是泛指許多美石。狹義的或比較嚴格的用法，也是專指軟玉和硬玉。考古學中使用的名詞，應該要求科學性，所以我以為應採用礦物學的定名。”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研究員楊伯達先生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玉器”一條中則認為：“玉器是以硬玉、軟玉、碧玉、蛇紋石、水晶、玉髓等為原料而製作的工具、裝飾品、祭器、陳設品等。”可見，楊伯達先生是採用玉的廣義説法，并且將水晶也到列入廣義的玉石。
據此將水晶(指一般呈現玻璃光澤、斷口常顯油脂光澤并具有溫潤性質的)列入古玉石的一種，這對我們今後整理、劃分和研究考古發現的玉石器材料無疑有着重要意義。如曲江石峽遺址的“石峽文化”墓葬中發現過水晶耳玦、珠海平沙區棠下環沙堤遺址的相當於夏商時期的文化層裡，發現了數量可觀的玉石環玦(含“T”字形環)就有水晶的石料。1984年我們在封開縣發掘塘角咀遺址在表土層就發現有結晶體的透明的紫水晶和白水晶塊。
引人注目的是，95A探方第一層發現了一件完好的環砥石，黑沙專利鑒定為石英岩(1995年8月在我館展覽時，筆者初步觀察以為是紅細砂岩，但用途未明，曾請敎於鄧聰先生。他謂：此實乃石環玦内部砥礪之工具，可稱環砥石，日本考古學者稱内砥石，北自安陽殷墟、南及印支半島均有發現。筆者查過，1973年黑沙考古時發現過二、三件，稱之石鑽，其中一件一端有乳突，全器不明。1975年秦維廉在一篇文章中，還繪有一個使用設想圖，表示用以鑽孔。(21)由此可見，黑沙遺址有多件之發現。
據廣東省考古研究所邱立誠先生告知，1975年在江門地區恩平縣城郊、錦江河畔的白虎頭嶺遺址，也採集過一件環砥石，并示草圖，其大小與黑沙的一件相當，不同的是僅一端有乳突。從採集的石斧錛和印紋陶推測，其年代不晚於三千年前(1983或1984年文物普查時，筆者亦去過白虎頭嶺遺址，也採集過石器和陶片)。又據邱立誠、鄧聰先生示知，香港大嶼山白芒遺址也出土過幾件，有的僅一端有乳突，年代相當於東莞虎門村頭遺址和珠海平沙棠下環出土石環玦和鑄銅石範文化層即夏商之際。如此看來，這種環砥石，不僅黑沙有之，粤港的一些先秦遺址亦有發現；對於它的用途尤其是使用方法，有待研究。現見黑沙報告已有詳細研究，讀來頗受啟發。
黑沙遺址上文化層出土的陶器均為殘片，數量也不算多。陶質可分夾砂陶和泥質陶兩類。據1995年以前的部份統計，夾砂陶佔91%，泥質陶約佔9%，器形以釜、罐炊煮、盛食器為主。紋飾方面，素面的約佔62%，繩紋約佔36%，其它如編織蓆紋，似麻龜板突點紋、刻劃紋、小重圈戳印紋；拍印紋如曲折紋、條紋等約佔2%。其中草蓆紋紋道有粗細深淺之分，表明當時製陶過程中已使用了草編蓆子，似麻龜板的細密突點紋比較罕見，頗有特點；黑沙遺址上文化層的幾何印紋陶不發達，這是環珠江口沿海沙堤沙崗遺址的共同特點、即用於炊煮的夾砂陶器佔很大比重用於盛食飲用的泥質陶小型罐盤碟杯之類佔的比例小，這是與珠江三角洲年代相當的貝丘遺址、山崗遺址有所不同的。【圖十二】
下文化層出土石器有打琢的礫石石器和石片，未見磨光石器。陶器按質地可分夾砂陶和泥質陶，大多是碎片。據1995年前對200片陶片的分類統計：素面和繩紋夾砂陶約佔27%，主要是釜罐器；泥質陶約佔73%。在泥質陶中，素面和刻劃紋的精緻黃紅陶約佔37%、精緻的彩繪黃紅陶約佔32%，精緻的素面白陶約佔4%。彩陶器形均為圈足帶鏤孔和刻劃水波紋斂口盤，1977年還發現一件可復原的彩陶圈足盤，是下文化層典型的具有時代文化特徵的器物。
第五、文化特徵、性質、年代及其與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關係。
首先，黑沙下文化層是以素面、刻劃紋、彩繪泥質黃紅陶、少量泥質白陶、繩紋、刻劃紋夾砂陶及礫石石器、石片共存為主要特徵。具體地説，據1995年的部份統計，泥質陶三項相加佔73%(其中彩陶約佔32%)，夾砂陶祇佔27%，這是有其特色的。研究表明這類以泥質彩陶、少量白陶和繩紋，刻劃紋夾砂陶(有些遺址還有毛蚶殼壓印紋)與礫石石器磨光石器共存為主要特點的新石器中期文化，廣泛分佈於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區，其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同屬一個區域的考古學文化，祇是各地遺址的陶系的比例和石器的種類有所差別而已。例如，增城金蘭寺貝丘遺址(筆者1961年9月參加發掘)、深圳大鵬咸頭嶺沙崗遺址，葵涌大黃沙沙堤遺址，珠海後沙灣沙堤遺址，平沙棠下環沙堤遺址，香港大灣、屯門湧浪、舂坎灣、蟹地灣、赤角深灣村沙堤遺址，中山南
龍穴和石歧白水井沙崗遺址(筆者參加過試掘)以及肇慶鼎湖區蜆殼洲和東莞企石萬福庵貝丘遺址等，它們出土的彩陶、白陶與夾砂陶的比例有所區別。如黑沙與龍穴、白水井、後沙灣以及大黃沙遺址的彩陶、白陶的比例都較大，而金蘭寺萬福庵、咸頭嶺、蜆殼洲等夾砂陶的比例高。彩陶圈足盤是這一區域考古學文化最典型，具有指示的器物。據筆者1995年的統計，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島嶼已發現9個市縣24處這個考古學文化的遺址。除上面所列之外，香港還有南丫島深灣、銅鼓洲、屯門龍鼓灘、深圳小梅沙、大梅沙、珠海南芒灣、唐家鎮東岸和汕尾北沙坑等沙丘沙崗遺址；貝丘遺址還有東莞篁村蠔村等(22)。關於遺址的性質，從地理位置、生態環境和自然遺物看(如貝丘遺址分海岸和河潮型多出海生介殼類、魚類及淡水類介殼、龜類和陸棲動物遺骸；個別沙堤沙崗遺址如南丫島深灣和年代較晚的鯆魚灣亦出土有魚類、介殼類和動物遺骨)以及文化遺物如石網墜捕魚工具、彩陶上描繪的波浪紋、浪花紋、夾砂陶上的貝殼壓印紋看，可以説明這類遺址居民的經濟生活應以漁獵捕撈和採集為主。【圖十三、十四】
關於這類遺址的年代，大致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間。如深圳大黃沙第4層碳14測定為距今(從1950年計起)5600±(正負，下同)200年，樹輪校正為距今6255±260年。其它遺址從略。黑沙下文化層有3個測定數據。一個是木屑標本為距今6100±200年；二是層位不明的木炭標本為5740±100年；三是1985年陶片表面附著的木炭層標本為6910和6380年，此數據顯然偏早。(23)如以6100-5700年為參考數，它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彩陶遺址中最早的一處。這是否代表黑沙下文化層的實際年代須作進一步研究。不過，從港澳島嶼目前尚無舊石器和新石器早期(距今約1萬至7千年)遺存以及從環珠江口區歷史文化源頭來自珠江及大陸內地看，黑沙下文化層不可能是這類彩陶遺址中最早的遺址，其年代推定在距今5500年左右。現見《澳門黑沙》一書頁103説，第三層古陶瓷熱釋光測定為5700±800b. p和5010±710b. p. ，與筆者推定年代相差不多。
其次，黑沙上文化層是以磨光石器(錛類)、夾砂陶、幾何形印紋、壓印紋的印質陶和水晶環玦飾物共存為主要特徵。其年代據《澳門黑沙》一書説，第一套用木炭標本碳1 4測定年代為4190±210b. p.(距今)。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黑沙上文化層不僅出土了一整套水晶石核、石片、石芯、坯件和成品環玦，還發現兩處製作玉石環玦的場所(作坊)遺跡，以及多件加工環玦飾物的環砥石，1977年可能還出土一件內孔緣上下突起的“T”字形環，這是其他地方同類遺址罕見的。
下面僅就這個問題作些回顧和比較分析。三十多年來，廣東各地先後發現的玉石環玦管珠等飾物為數不少，但材料分散，未見綜述文章。茲略舉數例以資比較。1956～1961年，在潮汕、興梅、河源地區調查試掘的241處先秦遺址中，採集、出土了石環玦98件，其斷面有圓形、方形、長方形、圓角三角形和“丁”字形(即“T”字形)多種形式。(24)1936～1940年間，意大利籍神甫麥兆漢(一譯作良)在海豐汕尾等地考古調查中，發現過一些相當於青銅時代早期的玉石佩飾，其中有些三角形、管、珠與香港大灣6號墓的相似。(25)1973-1977年間，在曲江縣石峽遺址的發掘中，在屬於新石器晚期的“石峽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不同形制的環、鐲、玦飾物，其中一座墓(大概是20號)出現一對透明的水晶耳玦，直徑約3厘米，斷面呈五邊形，似為廣東迄今發現年代最早的水晶玦，年代距今4500年左右。在石峽遺址年代相當夏商之際的中文化層和墓葬中，出現了“T”字形環。(26)其中31號小孩墓還出現形制特殊的佩玦，即環外緣飾四個對稱“U”半孤形或“山峰形”的芽飾，此種玉石玦在香港大鴉洲遺址(有一件“山峰形”飾的殘件)、台灣“卑南文化”的石棺墓中及東南亞菲律賓、越南、柬埔寨等國亦見。香港楊建芳先生認為是晚商期帶有越文化特色的產物；台灣宋文薰先生等認為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常見類型之一。筆者認為這兩種看法并不相左。(27)石峽之“T”字形環和31號墓的特種玦，很可能是嶺南最早的。70年代以來，在深圳的南頭鶴地山、赤灣、西麗水庫等地，以及珠海淇澳島東澳灣、平沙區棠下環等地，都發現過新石器晚期、末期或青銅時代早期的石環、玦和水晶墜飾。(28)其中以1994-1995年省考古研究所和珠海考古人員在南新棠下環沙堤遺址相當於夏商時期文化層的發現最多也最具典型。據筆者參觀時的初步觀察，石料有無色透明的水晶、乳白色斷面如油脂的石英(或即水晶)、有含雲母微粒的類似雲石，有沉積岩等，環玦種類多樣。有外徑10厘米左右的大環、其斷或方形、或扁長方形、或“T”字形；有外徑5厘米上下的環玦，其斷面呈圓角扁長方形的為多，還有方形、橢圓形、“T”字形等，還有外徑2-3厘米的耳玦。此外，還見有不少石料半成品、殘件及大小厚度不一的附產品--石芯。(29)
80年代以來廣東各地隨着考古發掘工作的加強、技術水平的提高，對玉石飾物的發現和研究也更為重視。除上述石峽遺址和珠海棠下環之外，在封開杏花河畔如祿尾村對面崗、塘角咀、佛子崗等地，發現不少玉石鐲和“T”字形環(如塘角咀的數量多、形體大)(30)、大埔縣楓朗斜背嶺等地商周時期青銅文化“浮濱類型”墓葬(出土石環4件，玉環1件)、大麻墟應頂湖、紫金縣在光頂山崗遺址、中山南龍沙崗遺址等都發現過新石器末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T”字形玉石環玦，其中中山龍穴的一件為青銅質，年代可能相當於春秋。在和平縣龍子山一座春秋時期墓葬出土有一套十一件大小相遞的石環，其石料似石英岩，并有陶器和青銅器共存。(31)
港澳地區的玉石環玦飾物，發現的地點多、數量較大而集中，石料上亦頗具地區特色。已知的如南丫島大灣、深灣、赤角島過路灣、虎地、大嶼山東灣石壁、扒頭鼓、白芒、萬角咀、蟹地灣、舂坎灣、大鴉洲、龍鼓灘、馬灣沙柳塘灣及澳門黑沙灣竹灣、路環村等近20處。其中以深灣F層和Cb層、大灣6號墓等十餘座商周時期墓葬、大鴉洲、萬角咀、東灣石壁遺址和墓葬蟹地灣、過路灣及黑沙最為重要。因為這些地點多發現了從石料、毛柸、半成品至成品和石芯，有些遺址還發現有製作遺蹟或場所，這證明係當地所製作。石料以水晶、石英為主，還有瑪瑙、高嶺岩、透閃岩、幻滑火山石等。深灣遺址發現證明，其F層(下層)祇出現一般形式的環玦，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到了新石器末期的Cb層才出現“T”字形環，大鴉洲也不出“T”字形環，而以水晶為主要原料的斷面呈圓形、橢圓形等大小環玦；據筆者查索，在大鴉洲考古簡報中還有一件似曲江石峽中層31號墓的特種石環玦(殘件)。港澳地區出現“T”字形環玦的年代，已屬新石器末期或青銅時代(約距今4000-3000年)，大灣遺址、墓葬和蟹地灣上層的年代即是物證。在蟹地灣上層一座墓葬遺蹟還出現了一套十四件從大到小的石環禮飾與青銅鉞共存。(32)這套大小石英環與上述和平縣龍子山墓葬出土的相似。但筆者在香港博物館庫房藏品所見，萬角咀遺址還出土有大量的石英或水晶石料、坯件、石芯和半成品、成品。
上舉材料讓我們提出一個問題，為何澳港兩地和環珠江口沙堤遺址會出現如此之多的石英水晶飾物和遺跡，而上述廣東其他地區發現的飾物大多數不是石英水晶岩石呢? 是與環珠江口這一帶的石英蘊藏分佈較多便於採集製作有關呢? 抑或這裡是製作產地而向廣東內地傳播? 這是值得探究的。
應當説明，探討這個問題，是就筆者目前已知的資料而言的。因為對於廣東內地石英水晶岩石的蘊藏、分佈和出露狀況，筆者還知之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絕非澳港和環珠江口區所獨有。因此，我想這除了是考古發現的偶然性之外，還有如下的原因。一是環珠江口區確有石英水晶岩石的蘊藏和出露。如在劉南威、何廣才主編的《澳門自然地理》一書第一章地層及岩石種類中，據測驗鑒定，其主要礦物成份，石英佔了30-56%不等，鉀微斜長石、斜長石分別佔了20-35%不等，説明澳門岩石種類中，石英佔有較大的比例。二是據鄧聰先生在有關著述中，認為在澳門、香港的山邊、河旁和海灘，可以比較容易地揀獲石英水晶石核、石塊、石片。三是從製作玉石環玦等飾物的製作技術、製作原料及加工工具和材料過程中，“解玉砂”(“黃砂”即石英砂)的特殊重要作用。如上所説，黑沙、香港和環珠江口的多處遺址具備了這方面的條件，除了石英水晶石料外，環砥石也是石英岩的。這在《澳門黑沙》一書第Ⅵ章總結部分有詳盡的論述，不贅引。但筆者認為，這并不意味着廣東其他地區的史前飾物包括一部份石英水晶飾物都是從環珠江口區傳播交流而來的。道理很明顯，目前環珠江口沙堤遺址發現的石英、水晶環玦飾物，其年代主要是新石器末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即距今約4000-3000年之際，曲江“石峽文化”墓葬的水晶玦、玉石環玦等，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再從歷史文化的早晚關係和擴展傳播方向看，廣東及大陸内地無疑是沿海島嶼的源頭。再者，中國各地考古發現的玉石玦，以長江中、下游為最多和最早。在河姆灣、馬家浜、崧澤、北陰陽營和巫山大溪諸文化都見，年代在距今六千年前後。(33)
通過以上簡要的比較分析，可以説明，澳港、珠、深及沿海一帶新石器晚期至青銅時代沙堤沙崗邊址中，廣泛發現以水晶石英為主的環玦等飾物是有其地區特點的。它有力地證明，早在距今三、四千年之前，活躍、聚居在環珠江口一帶的沿海居民(也即百越先民)，便能夠就地取材，精心巧妙地製作以水晶石英為主、形式多樣的環、玦等佩戴飾物，尤其是別具一格的“T”字形環玦(又稱“有肩環”、“突唇環”、瑗、鐲、特形璧、釧等名)。據研究，“T”字形環(質料有石、玉、陶、青銅者，一般與年代早晚無直接關係)可能源於山東和中原的文化傳統，它肇啟於夏，興盛於殷商。在中原殷商的貴族墓中(如安陽殷墟婦好墓等)，它與其它玉石器是作為禮玉被埋入墓中的，至西周已基本消失。隨着商周王朝勢力和文化的向外擴展，這類器物和相關器物如牙璋、圭、璋、戈、鉞、戚及其它形式的玉石飾物也相應地向外擴散傳播，而因在南方地區川、鄂、湘、贛、桂、粵、港澳、閩以至越南、泰國等地，都有若干發現。由於輾轉傳播，有些已為各地本土文化所吸收融合或倣製，故其年代、質地、性質含義也會發生變化，但其基本形制無大變化，這就是孔夫子所説的(中原)“禮失而求諸野”的意思。(34)
其次，黑沙下文化層出土的距今5000-6000年的彩陶盤、白陶(盤)和繩紋、刻劃紋夾砂陶釜，特別是將彩繪波浪紋、浪花紋和波浪形刻劃紋和圓形方形鏤孔巧妙地裝飾在一件圈足盤上，同樣具有珠江三角洲顯著的地域特點，可説是珠江三角洲史前居民對早期海洋文化的創造和貢獻。這也表明百越原始先民們在南國大地艱苦勞動創業中，尤其是在與驚濤駭浪作艱險搏鬥的生活中，始終沒有失掉對美的追求。
再次，值得強調指出，我們探索黑沙史前考古發現及其意義，以及研究澳門古代史、古代中外交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絕對不能僅局限於澳門一地一隅，而必須聯繫它與珠江三角洲，尤其是與珠海、中山、東莞、深圳、香港等地的歷史與考古發現，聯繫澳門與閩、台、浙等東南沿海的歷史與考古，澳門與廣州及祖國內地的傳統歷史文化淵源，以及澳門與海外交通史跡。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澳門這個地方自古以來就不是與世隔絕的荒島。這裡僅舉幾例説明。1980年10-11月間，廣東省博物館與珠海市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銀海新村工地和拱北關閘等地，發現了新石器晚期和青銅時代的遺址和石器、青銅斧等文物。(35)1989年以來，省、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鳳凰山、黑白將軍山麓和古海灣岸邊的沙堤、沙崗上，發現20多處古遺址，如外沙海、香洲銀坑、前山南沙灣、南屏白沙坑遺址等；在海島上發現古遺址15處，如淇澳島的後沙灣、東澳灣、亞婆灣、南芒灣，萬山群島的東澳島南沙灣，三灶島的草堂灣、青灣、洲仔灣，横琴島的赤沙灣、紅旗村以及平沙區的棠下環等。這一大批遺址和遺物的年代，上自5000-6000千年的新石器時代、2000-3000千年的青銅時代、2000年前後的漢代，以及唐、宋、元、明、清的陶瓷和古銅錢。(36)特別是1989年10月在南水鎮高欄島寶鏡灣發現了四處先秦時期的岩刻畫。其中以“藏寶洞”的最為巨幅和著名。該岩刻畫長達5米、高2.9米。它與香港大嶼山石壁、佛堂門東龍島等八處的年代相當、鑿刻技藝和風格近似的巖刻畫最大的不同，是畫面題材有船隻和男女個體作各種不同的姿態，表現了西周-春秋時期沿海越人尚海敬海的生產、生活和精神風貌，被譽為南海一帶巖刻畫的明珠。(37)此外，1969-1977年，在珠海蚊洲島沙灘和外伶仃島海域也發現和打撈過大量外銷的元代和唐代的陶瓷器，在香港和澳門同樣發現過唐、宋、明、清的外銷陶器等。
綜上所述，可以證明，澳門黑沙遺址的發現和再發掘，不僅將澳門海島上出現人類勞動生息的歷史，追溯到5000-6000年之前，填補了文獻記載的闕如，而且從黑沙環、黑沙村、路環村竹灣、九澳等地發現的夾砂陶、彩陶、白陶、幾何印紋陶、石錘、礪石、石錛、水晶環玦飾物等區域性特徵鮮明的文物，以及上述澳門周邊今珠海市沿海島嶼的考古發現，有力地證明今澳門海島和史前文化，乃與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組成部份；如果再聯繫及澳門海島上其他地點發現的青銅魚鈎、“五銖”銅錢、宋元明清的陶瓷器和清代銅錢、現存的明清“三大廟宇”，以及歷代從大陸內地進入澳門定居的士民、宗族、家族、商旅、漁民，那麼，就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澳門與祖國大陸內地的歷史文化，有著歷史悠久、一脈相承、息息相關的關係。一句話，澳門與香港一樣，根在大陸內地。
〔1997年12月初筆者參加於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舉行的“中國-東南亞”海交史國際會議時承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主編黃曉峰先生盛情索稿，徵得黃先生同意將我參加1995年在我館召開的“澳門教育、文化的現狀與前瞻”學術研討會上的文稿<略論澳門黑沙史前文化與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密切關係>(1995年11月發表於《澳門教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作了較大的補充修改，并加附圖照謹供刊載，特此説明，亦意在藉此學習澳門的歷史與考古。〕
(1998年1月26日定稿於廣州)
【圖一】澳門路環黑沙遺址地貌(由東北向西南望)
【圖二】1995年1月黑沙遺址發掘表土層
【圖三】黑沙遺址1995年A探方發掘情況
【圖四】1995年A探方第一層發現紅燒土、石器、陶片生活面
圖一至圖五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中心鄧聰、吳偉源先生提供
【圖五】黑沙遺址1995年A探方北壁地層堆積
【圖六】澳門路環島黑沙遺址位置示意圖 (採自《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11期)
【圖七】黑沙遺址1985年發掘坑位圖 (採自《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11期)
【圖八】黑沙遺址1973、1977、1985年考古發掘坑位圖
【圖九】黑沙遺址文化層發現的石環玦製作塲所及遺物
〔9-1〕1997年黑沙上文化層發現的製作水晶環飾物遺蹟及遺物 (採自《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7期)
〔9-2〕水晶環飾出土情形。黑沙95A探方第一層。
〔9-3〕水晶環和石芯。95A探方第一層出土。
〔9-4〕石芯。黑沙95A探方第一層。
〔9-5〕環砥石(石英岩)乳突放大。黑沙95A探方第一層。
〔9-6〕環砥石一端細部。95A探方第一層。
〔9-7〕環砥石(原大)。95A探方出土。(廣東省博物館陳岸繪圖)
【圖十】黑沙95A探方上文化層出土石器
〔10-1〕敲砸器(石錘)
95A探方第一層出土
〔10-2〕打製石器(煌斑岩) 7.05x 10.89x3.97cn，重306gm。黑沙95A探方第一層。
〔10-3〕水晶石材
95A探方第一層
〔10-4〕長身石錛
黑沙第一層1995年出土
〔10-5〕帶磨礪溝道礪石 14.39x6.66x6.15cm，重43.1gm。95A探方第一層砂岩。
〔10-6〕帶磨道礪石。黑沙遺址95A探方第一層。
〔10-7〕圓餅形石器(石芯?)。新石器中期。中山龍穴90年探方3號出土。
【圖十一】黑沙遺址出土的彩陶盤及印紋陶片
〔11-1〕1977年10月黑沙下文化層出土的彩陶圈足盤 (採自《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7期》)
〔11-2〕彩陶圈足盤 澳門黑沙遺址下文化層1977年出土
〔11-3〕1997年黑沙遺址出土的印紋陶片(上層)及彩陶盤殘片(下圖) (採自《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7期)
〔11-4〕黑沙第一文化層
陶片花紋拓片(1985年)
〔11-5〕繩紋夾砂陶。黑沙第一文化層1998年出土。
〔11-6〕刻劃紋夾砂陶片。黑沙95A探方。
【圖十二】中山、珠海、香港陶器與澳門黑沙陶器之比較
〔12-1〕彩陶圈足盤。1990年中山龍穴遺址出土 (採自《中山歷史文物圖集》)
〔12-2〕彩陶圈足碗。中山龍穴遺址1990年出土。
〔12-3〕彩陶圈足碗。中山龍穴遺址1990年底出土。
〔12-4〕彩陶圈足盤。新石器中期香港舂坎灣出土。
〔12-5〕彩陶盤。珠海後沙灣出土。
〔12-6〕彩陶圈足盤。珠海後沙灣出土。
〔12-7〕彩陶盤。珠海後沙灣出土。
〔12-8〕白陶盤。珠海後沙灣出土。
〔12-9〕刻劃水波紋圈足碗(新石器中期)
中山石岐白水井遺址出土
〔12-10〕繩紋夾砂罐(出土時兩件叠在一起)
赤立角島虎地灣高地出土(新石器時代)
【圖十三】珠江三角洲彩陶器物比較圖
〔13-1〕碗(中山龍穴)
〔13-2〕盤(中山龍穴)
〔13-3〕碗(中山龍穴)
〔13-4〕砵(增城金蘭寺)
〔13-5〕盤(深圳小梅沙)〔採自拙作，1995年。〕
〔13-6〕盤(增城金蘭寺)
〔13-7〕盤(增城金蘭寺)
〔13-8〕杯(香港舂坎灣)
〔13-9〕盤(香港舂坎灣)
〔13-10〕盤(香港舂坎灣)
13-11盤(中山龍穴)
13-12盤(珠海後沙灣)
13-13盤(珠海後沙灣)
“T”字形石環。約公元前1500-前1000，大嶼山蟹地灣。
水晶環和石芯。95A第一層出土。
彩陶盤。中山龍穴出土。
水晶石材。95A探方第一層
石峽遺址“石峽文化”30號墓出土水晶耳玦
繩紋夾砂陶片。黑沙第1文化層1995年出土。
環砥石、水晶環飾出土情形。黑沙95A探方第一層。
環砥石、長身石錛。黑沙第一層1995年出土。
【註】
(1)(25)見麥兆漢(Maglioni Rafacl)：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in Eastern Kwangtung(《粤東考古發現》)一書及曾柱昭：<麥兆漢神父與廣東考古>一文。香港出版1975年。
(2)參看拙稿<廣東新石器時代及相關問題探討>，《史前研究》1986年1-2期合刊，西安出版；拙稿<“大灣文化”初議-珠江三角洲考古學文化命名探討>，《南方文物》1997年第□期；鄧聰、黃韻璋：<大灣文化試論>一文，載《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5年。
(3)(18)參看劉南威、何廣才主編：《澳門自然地理》一書引言，廣東地圖出版社，1992年。
(4)參看費成康：《澳門四百年》，1988年；鄧開頌、黃啟臣編：《港史資料匯編》(1553-1986)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黃啟臣：《澳門歷史》第一章，排印稿本。
(5)同上注(4)《港史資料匯編》。
(6)1991年或1992年間，筆者受聘為“特邀顧問”參加在深圳博物館舉行之赤灣天后廟修建籌備與紀念學術討論會，認識江山生先并聽其報告。該文收入朱天順主編的《媽祖研究論文集》，鷺江出版社，1989年。
(7)參看朱天順：《關於媽祖生卒時間之管見>等，同注(6)。
(8)(9)參看章文欽著：《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一書<澳門媽祖閣碑刻的中國歷史文化內涵>一文，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年。
(10)同注(9)；鄧炳權：<澳門建築與澳門歷史文化>，載《澳門敎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學術研究》雜誌社，1995年。
(11)參考鄧端本：<海上“絲綢之路”大事記>一文，載《論廣州與海上絲綢之路》一書，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
(12)參看魏美昌：<澳門文化的定位及其特殊功能>一文，載《澳門敎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陳代光：<論地理環境對澳門城市發展的影響>一文，載《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第2期，華南師範大學學報雜誌社1995年12月。
(13)拙文1995年發表於《澳門敎育、歷史與文化論文集》中。
(14)承鄧聰、鄭煒明學友贈送《澳門黑沙》--田野考古報告專刊一書，獲益良深，澳門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96年。
(15)參看Kelly. W. ：1973 Field Survey of Coloans，載《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4期；Meacham W.(秦維廉)：Hac Sa Wan，Macau，載《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7期，1976-1978年，Meacham W. ：Hac Sa Wan，Macau PhaseⅢ，載《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11期，1984-1985年；Meacham W. ：Note on the middle neolithic cultural Sequence，in the Light of Has Sa Wan，載《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11期106-108頁1984-1985年。又，鄧聰：<香港和澳門近十年來的考古收獲>一文，載《文物考古工作十年》一書，文物出版社，1990，北京。
(16)對於1985年發掘的黑沙第一文化層的陶系比例，鄧聰、黃韻璋的<大灣文化試論>一文則寫道：黑沙第Ⅰ層據報告白陶佔36%，紅陶25%，灰陶9%，夾砂陶30%。第Ⅱ文化層出土大量橙紅色陶片，有大灣式彩陶盤和夾砂陶。<試論>的作者這樣寫法是與秦維廉氏原文有出入的，也與他本人在<香港和澳門近十年來的考古收獲>一文不同。因為這樣寫容易使人誤會白陶、紅陶和灰陶都是泥質陶，但原文灰白陶和粉紅陶似是夾砂陶。如果第一文化層的白陶佔36%，這是很特殊的，與環珠江口區同一時期的遺址陶系是有很大差異的。提出這個疑問是想確切瞭解黑沙遺址的陶系陶色及其比重，以便於作比較研究，加上筆者的英文不佳更有需要。
(17)見拙文，同上注(13)；又見鄧開頌陸曉敏著：《粤港澳關係史》一書中筆者執筆的一節。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19)見《澳門黑沙》一書頁38-41。
(20)參看葉祖康：<近五十年香港考在工作概述>，載《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6期，1975年；陳公哲：<香港考古發掘>一文，載《考古學報》1957年第4期、北京
(21)Meacham W. ：Tung Kwu(銅鼓洲)Phase 4-文圖16，載《香港考古學會會刊》第6期，頁64,1975年。
(22)楊式挺、林再圓：<從中山龍穴及白水井發現的彩陶談起>一文，載《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論文集》，香港大學出版社1995。
(23)<黑沙出土碳塊在美國鑒定證實為四千年前珍貴古物>(筆者按：實為公元前四千多年，此乃記者之筆誤)，見《澳門日報》1985年7月9日。又參看秦維廉：C14 Dating of Pottery，載《香港考古學會會刊 第11期，頁108-111,1984-1985年；又秦維廉：<香港彩陶之年代>(On the Dating of Painted Pottery in Hong Kong)及鄧聰、黃韻璋：<大灣文化試論>一文，均載《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論文集》。
(24)見廣東省博物館：<廣東東部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存>，《考古》1961年12期，北京。
(26)石峽發掘小組：<廣東曲江縣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北京。
(27)(33)參看楊美莉：《中國古代玦的演變與發展>一文，載台灣《故宮學術季刊》第11卷第1期，頁5-12,1993年8月，台灣故宮博物院出版。謹藉此文向楊美莉小姐贈書表示謝忱!
(28)詳見深圳博物館：《深圳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珠海市博物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29)平沙區棠下沙堤遺址出土的石英、水晶等玉環玦“T”字形環，筆者曾在平沙區文化站參觀所見。參看李岩：<廣東青銅時代早期遺存諸問題淺析-從珠海棠下環出土石範談起>，載《東南亞考古論文集》，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出版，1995年。
(30)楊式挺、鄧增魁：《廣東封開縣杏花河兩岸古遺址的調查試掘>，載《考古集刊》1979年第6集、北京。
(31)出處較多，這裡恕不一一注出。
(32)香港有關玉石環、玦、禮玉的資料甚多，亦恕不一一注明。
(34)拙文：<粤港“牙璋”及相關器物-夏商周文化南傳跡象探微>，《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論文集》，1995年，香港出版。
(35)楊耀林、徐恆材執筆：<珠海拱北新石器與青銅器遺址的調查與試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
(36)詳見《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一書。
(37)徐恆彬、梁振興：<高欄島寶鏡灣石刻岩畫與古遺址的發現和研究>，《珠海考古發現與研究》。
*楊式挺，研究員、敎授，中國嶺南著名考古學家，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中國考古學會理事，廣東省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廣東省社科院客座研究員，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