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中葉，整個亞洲，尤其是中國，在西方人看來尚是一片大部份無人可以知曉的土地，他們不瞭解其內部的具體區域劃分，對它們的大概輪廓也知之甚少。雖然從13世紀開始，中世紀的旅行家、傳敎士和商人已經從事探險活動，準備重新建立早已中斷的東西方對話，但是由於這片土地阻止外來的滲透，它就變成了一個幾乎深不可測的，難以觸及的世界，以至於祇能用神話和古典的發源地來解釋它，把它描繪成一個非凡人所居住的地方。
羅馬帝國垮台後，基督敎信仰的傳播推動了東西方關係的發展。從薩珊王朝(Sassanidi)末期起，在東西方兩個世界之間建立了時而被視為障礙時而被視為橋樑的聶斯托利敎團體。許多出土文物表明這種宗敎信仰是從地中海傳至中國的(1)。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封底圖案
但是，伊兒汗國合贊汗(Ilkhanida Ghazan)向伊斯蘭敎的轉變，特別是襲擊了眾多聶斯托利團體的14世紀瘟疫削弱了宗敎運動，導致了它停止在本土上的擴張，繼而向偏遠地區轉移，主要是中亞和蒙古。於是，很多信徒逐漸轉向伊斯蘭敎。土耳其-蒙古帝國君主帖木兒(Timur-Lenk，也稱Tamerlano)和波斯國王對此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眾所周知，蒙古對東歐的入侵促使英諾森(Innocenzo)四世開始與“野蠻人”建立外交關係，旨在加緊在野蠻民族中傳播天主敎。
隨後發生了一系列聞名於世的事件：1245年，里昂主敎會通過了一項新政策，向東方派遣了兩個使團，其中之一由喬瓦尼·達·皮亞恩·德爾·卡皮尼(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率領。這個使團同年由主敎會址里昂啟程，直抵蒙古帝國古都哈拉和林(Caracorum)。但是它的外交與宗敎使命並未達到預期成果，因為古也格汗(Gujuk Khan)要求有一個敎皇必須遵守的正式公文作為爾後開始外交關係的條件。儘管這是宗敎和政治上的一次失敗經歷，但是仍對瞭解東方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最近再版的《蒙古人的歷史》(Historia Mongolorum)一書中，喬瓦尼·達·皮亞恩·德爾·卡皮尼敘述了他的這次遊歷。(2)
繼第一個使團之後，在路易九世和英諾森四世的倡議下，陸續出現了其它許多探索性的使團，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尼科拉·阿什林(Nicola Ascelin)、洛倫佐·迪·波爾托加洛(Lorenzo di Portogallo)、隆如美(Andrea di Longjumeau)、羅伯魯(Guillaume de Rubrouck)、西莫內·迪·桑·昆蒂諾(Simone di San Quintino)、古伊(Guy)和讓·德·卡爾卡松(Jean de Carcassone)率領的使團。緊接着踏着他們的足跡，商人們開始了向大陸內部的第一次滲入。
當時，在具有商業色彩的旅行家裡，馬可·波羅最為著名。他的遊歷成為瞭解東方的一個決定性轉捩點，特別是這位威尼斯人受到蒙古朝廷歡迎的消息，促使人們再次向東方派遣使團，譬如喬瓦尼·達·蒙泰科爾維諾率領的宗敎使團(1278)，並在當時中國的首都汗八里(Cambaluc，即北京)，創建了大主敎區。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所起的作用也十分重要，他為我們留下了一部著作《東方地區之描述》(Descriptio Orientalium Partium)。還有類似喬瓦尼·德·馬里尼奧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這樣的一些傳敎士，儘管他們沒有留下甚麼文字資料，但是通過口述，也為宣傳東方的地理特點，從廣義上講，為宣傳東方的文化，作出了貢獻。
眾所周知，馬可·波羅家族在地中海和黑海的主要商業中心擁有銀行和客棧。1261年，尼科洛和馬泰奧兄弟從克里米亞的索爾達亞(今日的蘇達克)出發，進入亞洲，轉接從那裡運往地中海沿岸的貴重商品。他們在澤拉夫尚河下游、今日烏茲別克的重要商業中心布哈拉停留了三年。爾後，同一個蒙古使團穿越亞洲的心臟抵達東部地區。
馬可·波羅兄弟在東方渡過了八年時光，後來帶着大汗寫給羅馬敎皇的書信返回威尼斯。大汗在信中請求敎皇向中國派遣專家以便比較兩國的宗敎。回國後兩年，他們帶着失去母親的馬可，即尼科洛當時剛滿十五歲的兒子馬可·波羅又一次踏上了東方之路。
他們從今日地中海沿岸伊斯肯德倫(Iskenderun)附近的來亞蘇啟程，穿越安納托利亞，抵達黑海海岸的特拉布宗，又從特拉布宗經過亞美尼亞抵達大布里士；往南，他們朝着霍爾木茲海峽前進，以便折路再朝北走，直抵克爾曼和卡什卡。接下來的路線便是穿山越嶺(譬如興都庫什和帕米爾)，跨過沙漠荒灘，來到黃河河谷，最終抵達汗八里。
此次多屬於探險性質的旅行歷時三年半，走過一片西方人完全陌生的土地。但是到了汗八里後，馬可就把商務交給了波羅兩兄弟，而開始去滿足自己的求知慾望，遊歷整個中國。他勤於觀察的精神和能力得到忽必烈的讚許，以至除了常派他前往帝國各地和它的藩屬執行任務外，還把赴緬甸和印度的使命也交給了他。
在中國居留了十七年後，馬可·波羅滿載豐富的閲歷回歸故里，於1298年向獄友魯思梯謙口述了“世界奇迹”，即後來膾炙人口的影響了兩個多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它為瞭解中國和研究中國地圖的繪製開闢了新的前景。
在蒙古人統治的這個時期，熱那亞人安達洛·迪·薩維尼奧尼也曾到過中國，但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載。作為商人他曾長期滯留在中國，並到過大汗的府第，肩負着大汗的使命返回西方。
不久，明朝取代了蒙古人統治的元朝。新的朝廷意慾消除前任統治的一切痕跡，重立傳統的制度與法規，推行民族主義，取締前一朝代所容忍的基督敎文化。自此，出現了一個東西關係結束、貿易往來中斷、根基尚未牢固的使團活動被削弱的新階段。1370年，烏爾班五世敎皇交給紀堯姆負責的“汗八里敎址”也從此有名無實。蒙古帝國的肢解，繼之而起的內戰和奧斯曼人的推進，使得歐洲與中國的關係更加冷落。
這一時期，西方與東方的貿易交往本來是有可能存在的，歐洲人祇要經過埃及和紅海就可以抵達東方，但是遭到了蘇丹的阻攔，因為蘇丹要通過鞏固經濟利益來獲取國家在政治上的穩定。實際上。西方與中亞、東亞之間的來往被中斷，這種狀況大概一直延續到15世紀。儘管深入瞭解東方的試圖沒有完全絕滅，但是這一時期對東南亞進行新的探索還是受到極大限制。
15世紀，尼科洛·德·孔蒂的東遊再次激發了人們對遙遠國度的興趣。1414年，尼科洛·德·孔蒂從大馬士革出發，途經美索不達米亞，抵達印度、緬甸、爪哇、婆羅洲和印度支那。波焦·布拉喬利尼在他的《命運變幻史》(Historia de Varietate Fortunae)一書中，講述了尼科洛的奇遇。
為甚麼東方又重新開始它與歐洲的穩定接觸呢? 這個問題必須追溯到14世紀初的歷史，要看到路德維科·迪·瓦爾澤馬(Ludovico di Varthema)的旅行(1502-1508)和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的業績所起的作用。因為1511年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使葡萄牙的霸權擴張到了東部海洋及瀕海陸地。
直到這個時候，雖然《馬可·波羅遊記》和中世紀的經典作品得以傳播，但描繪東方的製圖觀仍然含混不清，對亞洲的認識仍然一知半解，以至於認為對聖土之地的劃定即是對其陸地的劃定。
此外，那時中世紀的旅行和應運而生的遊記文學作品，主要在基督敎界和法國朝廷中傳播，尚未得到廣泛的宣傳，其中的一部份祇是作為增加一些歷史常識的工具而被發現。而廣為普及的卻是神話與幻想作品，譬如曼德維爾的《遊記》。因為人們更容易接受在托勒密和敎皇觀點統治下的中世紀文化和中世紀的科學傳統主義。
傳播範圍更加廣泛的是商人們的所見所聞，他們具有非常實際意義的信息極易受到製圖學家們的歡迎。在航海圖的基礎上，製圖學家把商人們的信息變成圖示。所以，像弗蘭切斯科·巴爾杜齊·佩戈洛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的《貿易實踐》(Pratica della Mercatura)這類作品有幸獲得青睞，並於1340年被編撰成歐亞往來指南手冊。作者在這部指南手冊中介紹了沙漠商隊之路，介紹了從埃及到契丹所經國家的錢幣、計量單位和產品。馬林·薩努多(Marin Sanudo il Vecchio)所著一書《基督敎徒的秘密》(Liber Secretorum Fidelium [Sanctae] Crucis)也受到厚愛，此書為歐洲的王公貴族們介紹了東方穆斯林國家的道德、政治與經濟情況。
在14-15世紀，古典作家對東方的地理知識依舊停留在主要的原始資料上，這就證實了：當時歐洲各王室出於政治和經濟的原因，對眾多探險性質的旅行成果傾向保密，不予公開。於是，介紹性的作品，特別是地圖，就很少採用最新資料，這就是中古時期地理文化衰落的原因(尤其是上古時期)。
寺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主要的文化中心，自然科學研究受到限制，而抽象的純理論研究、哲學研究或對倫理道德和宗敎問題的研究卻得到極大的重視。聖·巴希里奧的一段話就是很好的例證，他在對Exaemeron的評述中説：“瞭解地球究竟是球狀，還是圓柱狀，還是盤狀，或許是個彎曲的平面，這個問題該是何等重要啊! 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可以告訴我該怎樣面對自己，面對人類，面對上帝。”(3)
所以，那個時候，有關宇宙學和地理學的主要原始資料祇停留在聖書上，否定了地球是個球體，否定了對跖地的存在，否定了熱帶的可居住性。
科學的製圖法，儘管已由希臘人做出了決定性的發展，那時卻出現了嚴重的倒退：失去了所有座標參照系統，面的比例變得不切實際，像是點與點之間的距離。這是因為中世紀繪製的地圖的目的不是介紹現實，不是從地理的角度上介紹已知的世界，也不是傳播新發現，而是為了諸如通過對陸地天堂的描繪或把東向安置在圖上方，去表現神學哲學的純理論研究。
中世紀旅行家對14-15世紀世界地圖的影響
祇有當文化漸漸脱離了寺院，擺脱了神秘的宗敎束縛，在14世紀成為主要製圖學產品的世界地圖才變得不再那麼單調乏味，無論是內容還是圖示都變得更加豐富多彩。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14世紀初的幾十年，這個時期在加泰隆學派的地圖上、在佛羅倫薩和熱那亞的地圖上都已開始對喬瓦尼·達·皮亞恩·德爾·卡皮尼、羅伯魯，尤其是馬可·波羅等傳敎士或商人的首次東遊有所反映。到了15世紀，毛羅修士的地圖集對有關內容的反映就更加具體了。
在馬可·波羅以前的製圖學上，亞洲遠東地區尚是個空白，或祇是憑想象而出現。13世紀，赫里福德(Hereford)的世界地圖把亞洲劃分成四大地區：北部地區(塞西亞)、遠東地區(印度)、南部地區(亞洲較遠地區，包括努比亞和埃及)和西部地區(鄰近地區或小亞細亞)。地圖上沒有中國的任何痕跡，祇是在塞西亞的位置上標示了Seres即絲綢之國的居民。13世紀的另外一幅主要世界地圖，即被認為Ebstorf的地圖，把這些絲綢之國的居民標示在陸地天堂附近。
一直到了14世紀，在保利諾·米諾里塔修士為地理著作《分成三個部份的世界地圖》(De Mapa Mundi Cum Trifaria Orbis Divisione)繪製的世界地圖上，人們才發現了一些變化。後來這張地圖被馬林·薩努多拿走，於1321年用來向喬瓦尼二十二世敎皇介紹十字軍的東征計劃。(4)
從這張地圖上，我們很容易發現當時的世界地圖已經增添了新的內容，雖然它還有傳統的成份，但是卻通過抹掉對陸地天堂的描繪體現了它的現代性。於是，在世界地圖上第一次出現了關於契丹或大汗的描述：契丹王國和它的大汗(Incipit Regnum Cathay e His Stat Magnus Canis)。也就是説，開始注意馬可·波羅的初期影響了，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17世紀。
14世紀末，史泰隆人的地圖曾引用過《馬可·波羅遊記》的內容，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亞夫達(Iafuda)或阿布拉摩·克雷斯奎斯(Abramo Cresques)(1375)繪製的那幅地圖，這部作品，不僅地名和圖例取自《馬可·波羅遊記》，甚至有些圖解也採用了這個威尼斯人在文中對一些途經之地的描述。
眾所周知，這幅地圖被彼得羅·達拉戈納(Pietro D'Aragona)國王定購，贈送給法國卡洛五世，被收藏在巴黎國家博物館，所以它有時被説成《史泰隆世界地圖》，有時被説成《卡洛五世世界地圖》，或《巴黎世界地圖》，或《巴黎世界地圖集》。這部作品比較準確地介紹了印度和阿拉伯半島，描述了契丹的南方省份，標示了其城市、地區、河流和島嶼的名稱，這一切都是參閲《馬可·波羅遊記》的結果。
另外，在這部地圖集裡，第一次在其全部的12幅插圖中以4幅的篇幅介紹了整個亞洲。在地圖的古典成份裡插入了取自《馬可·波羅遊紀》中的現代知識，當然也有通過希伯萊人而間接得到的阿拉伯人遊紀，因為那時有相當一部份希伯萊人在伊比利亞半島。
這個時期，特別是航海圖的繪製，因為具有非常的實際意義而得到極大的發展。航海圖及時捕捉新的信息，為地理製圖學提供了原始資料。
實際上在此之前，維斯孔特已率先把從航海圖上獲取的材料用在了世界地圖上，這就是後來由史泰隆人發展起來的一種製圖觀念。這一時期的地圖融滙了《馬可·波羅遊記》和航海圖的內容，較之其它的世界地圖，根據更加充足。譬如阿爾貝亭·德·維爾嘎(威尼斯，1411-1415)的世界地圖，1450年史泰隆的世界地圖，安德列阿·瓦爾斯佩哥(1448)的世界地圖，焦瓦尼·萊亞爾多的世界地圖(1453年版)，弗朗切斯科·羅塞利·恩里科·馬爾泰洛(1490)和馬蒂諾·貝哈因姆的世界地圖(這最後幾幅是15世紀唯一幾幅非托勒密式的地圖，作了緯度説明)。另外還有1457年的世界地圖，也被稱為《熱那亞世界地圖》，因為在其左上角畫有熱那亞共和國的徽號，並着意地突出了它的領地。
這幅在其上方用字母N表示北、用海洋包圍起來的部份表示陸地的世界地圖，儘管根據托勒密的傳統作法，把亞洲往東做了很大的擴展，然而對其描繪得比較準確，上面標示了契丹和一幅<汗八里國王，偉大的人物>(Rex Cambalich，Hic Est Magnus Canis)圖。大家知道，這幅地圖曾被誤認為是保羅·達爾·波佐·托斯卡內利的<航海圖>，所以研究哥倫布的史學家們對此十分熟悉。
這一時期，把中世紀的傳説作為可資參考的作法，並沒有被完全擯棄，譬如大約繪製於1430年左右的一幅博爾賈無名氏地圖仍然採用了諸如哥果(Gog)和瑪果各(Magog)的傳説以及陸地天堂的描繪。但是，地圖學已開始越來越堅定地拋棄憑空想象與不切實際的成份。
前面提到的毛羅修士繪製的地圖朝此方向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它標誌着中世紀製圖學在朝着文藝復興風格的製圖學過渡。原始材料不祇取自古典作品，更挖掘於旅行家們的遊歷和航海圖，這與其它的地圖介紹情況一樣。但是，毛羅修士有他的獨到之處，較之第二手材料，他更注意第一手材料。
把字母S(南)置於圖上方的世界地圖描繪了當時地球上陸地的三大組成部份：歐洲、非洲和亞洲。被劃入亞洲的地域明顯地比其它兩洲遼闊，它位於緯度45°和208°、北半球經度11°和77°之間，東部是契丹，由中國北方七省組成；彎彎曲曲的指示性線條很多，大陸的輪廓和相對位置也描繪得比較準確。另外，這幅地圖還突出表現了地理製圖學的特點：有山脈、道路、河流、海洋、港口、城市鳥瞰之描繪。
可以説，毛羅修士的這幅世界地圖對那個時代的情況做了一個綜合的概述，我們從中可以感覺到，中國並不那麼神秘，那麼深不可測。從繪圖技巧上看，雖然他也採用了14世紀的世界地圖繪製手法，但中世紀製圖學的粗糙已蕩然無存。
探險性的旅行和托勒密印象的製圖學
16世紀初，地圖繪製學取得顯著成果，這得益於諸多因素。科技、藝術和經濟的全面發展，還有活字印刷的發明和印刷業主以及文學藝術贊助家的實際投資都大大推動了製圖學的發展與傳播。但是，較之上述因素，最為重要的是一些旅行家在偉大的探險活動中又獲取了新的發現。這些探險家有哥倫布、亞美利哥、麥哲倫、巴托洛繆·迪亞士和瓦斯科·達·伽瑪。對古老的經典資料進行重新評價，並選擇性地補充到這一時期的最新發現中，使得16世紀成為製圖學的“黃金世紀”。
重新翻閲古典原始資料，使人們再次發現了由阿拉伯人通過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所著的《偉大論》(Almagesto)傳入西方和由拜占庭人通過地理學和地圖傳入西方的托勒密體系。這一發現十分重要，因為有了對它的瞭解，西方製圖學又增添了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為人所知的數學和幾何體系。對於地圖上的亞洲部份，古希臘天文學家的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很真實地反映了世界的這一部份。(5)
與西方的情況恰恰相反，地理文化在中世紀的伊斯蘭世界表現得很活躍。從13-15世紀，阿拉伯人已經走到東南亞和東亞的沿海地區，抵達中國南部的港口。他們為繁榮圖文並茂的地理文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些阿拉伯人是伊斯塔里、伊德里希、伊本·庫達特拔、馬蘇第和伊本·拔圖塔。(6)
馬蘇第是一名曾經到過中國海的旅行家。他在其作品《黃金草原和寶石寶藏》一書中傾注了從自己的全部遊歷和各種書籍裡所收集到的材料。伊本·庫達特拔在他所著的《道路與國家誌》一書中向我們介紹了那時以巴格達為中心的商貿關係。伊德里希受魯傑羅二世的委托，寫了一部題為《渴望遊歷世界者的樂趣》的書。這本書反映出他對西方世界不甚瞭解，但是對當時伊斯蘭世界的地理知識作了總體的概述。14世紀，丹吉爾的一個阿拉伯人伊本·拔圖塔曾經沿着東亞和南亞的海域作過長達二十四年的旅行，也到過中國，甚至深入到部份內陸地區。
遺撼的是所有這一切對歐洲的地理學和地圖學的發展並沒起到甚麼推動作用，相反，倒是歐洲的很多古典資料被譯成了阿拉伯文，譬如托勒密的著作，並且在實踐中得以應用，因為有很多阿拉伯人熟悉的地方的座標都經過這位名人之手在古希臘的文本裡得到過修定與校正。
眾所周知，托勒密的地理學著作是由拜占庭人、科斯坦蒂諾波里的埃馬努埃萊·克里索洛拉傳入意大利的。作為東方皇帝的使者，他曾於1394和1395年間到過威尼斯，以求幫助抗擊土耳其人。人文主義者科盧喬·薩盧塔蒂利用他在威尼斯的機會，引進了希臘學，並邀請他的學生雅各布·安傑洛來聯絡與科里索洛拉的關係。返回科斯坦蒂諾波里不久，他就帶着托勒密的地理學再一次來到威尼斯，並開始了他的譯作。這項工作後來是由雅各布於1406年完成的。九年後的1415年，拉皮齊諾的弗朗切斯科和利奧納爾多·博寧塞托繪製了地圖，附在已逝世多年的雅各布·安傑洛(1409年逝世)的手稿裡。印刷術的發明為地理學的傳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1475年在維琴察首版發行了《宇宙誌》(Cosmographia)，沒有地圖插頁。地圖插頁在1477年的波倫亞版本上才出現，共有26幅插圖(托勒密的原稿有27幅)，亞洲部份佔其中的11幅，圖22描述了外西徐亞(Scitia Extra Imaus M. Seria Regio)，圖25描述了外印度(India Extra Gangem. F-Sina Regio)。
繼第一版本後，在意大利和其它一些國家陸續出現很多其它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版本的地圖集，附有插圖，更加顯得證據確鑿。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旅行家們的遊歷對圖中的有關地區又有了新的發現。這時就暴露出地圖中的內容有些與實際情況不太相符的問題。
於是，1482年弗朗切斯科·貝林基耶里編撰的佛羅倫薩版地圖集，在托勒密原稿的27幅插圖的基礎上，又增添了另外4幅地圖(新西班牙、新高盧、現代巴勒斯坦、聖地)。到了1486年烏爾班的版本時，又增加了5幅，其中關於亞洲地區的地圖增加到共計13幅。1507年在羅馬版的地圖集裡，出現了一幅由約翰·路什(Johannes Ruysch)繪製的地球平面圖(Universalior Cogniti Orbis Tabula ex Recentibus Confecta Obervationibus)。他從探險家的遊記中又挖掘出新的材料，為大西洋、南亞和東亞地區的地圖增添了新的內容。1511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一本地圖集(Liber Geographie)裡，除了托勒密的27幅地圖外，又增加了另外一幅新的地圖(Per Jocobum Pentium de Leucho)。
1513年和1520年在斯特拉斯堡版本的地圖集裡，新圖已達20幅；1522年和1525年增加到23幅，其中有5幅涉及亞洲，譬如，《東印度現代圖》(Tabula Moderna Indiae Orientalis)、《古印度和古韃靼地圖》(Tabula Superioris Indiae et Tartariae Maioris)和洛倫佐·弗里西奧的一幅世界地圖。1548年威尼斯版的地圖集，除了26幅托勒密的原圖外(缺一幅地球平面圖)，又增加了34幅由賈科莫·加斯塔爾迪繪製的地圖，這樣，關於亞洲的地圖就達到了7幅，其中之一是《印度大陸新圖》(India Tercera Nora Tabula)。
1540年，明斯特爾編撰的巴塞爾版地圖集共有48幅地圖，其中21幅是現代地圖，它們的特點是完全脱離了憑空想象的成份，標明了新內容的出處。1548年威尼斯版地圖集裡的60幅圖例，有些是加斯塔爾迪的地圖(文字是明斯特爾的)，後來又增加了他的兩幅新作，換下了托勒密的地圖。37幅最新地圖全部由吉羅拉莫·波羅刻製。1596年威尼斯版的地圖集裡有8幅亞洲地圖，其中一幅專門介紹了東印度。
托勒密的地圖是第一部正確介紹亞洲的地圖，譬如，沒有把印度描繪成一個封閉的大海；當然，這首先要歸功於探險家們的旅行，是他們開闊了托勒密的眼界，他們在探險活動中所獲取的新資料被及時地引用到地圖上。然而，在14世紀初期，新老之間的分岐還很大，想象成份沒有完全消失，介紹中國的地圖，主要資料仍然來自馬可·波羅和中世紀旅行家的遊記。
感謝馬可·波羅，他使當時的意大利在歐洲的地圖製造業中獨佔鰲頭，特別是羅塞里(1506)、尼科洛·卡維利(1505-1506)、彼得羅·科波(1520)、瓦瓦索雷(1522)、巴蒂斯塔。阿涅塞的地圖作品碩果纍纍，被收藏的地圖集已達65冊。還有賈科莫·加斯塔爾迪，他是15世紀第一個繪製出亞洲大陸的地圖學家，他們的著作為我們研究和發展1540年以後的地圖學提供了很大的幫助。(7)他們的作品都可以拿來與德國彼得羅·阿皮安(Pictro Appiano 1520)、法國奧隆齊奧·菲內奧(Oronzio Fineo 1531)和其它歐洲作者的地圖進行有益的對照。
巴蒂斯塔·阿涅塞推出的原本世界地圖增加了確切的最新歷史發現和麥哲倫的航海資料，但是對遠東的介紹，進展非常有限，圖解仍然含混不清，一條從南至北的凸起山脈把亞洲和歐洲分開，它的東部講的是契丹，南部標示的是中國人的居住點(Sinarum Situs)；大塊陸地的外邊畫了很多島嶼，可是，在這以前的地球平面圖上(1542和1543)，China這一名字被寫在與沿海緬甸相對應的位置上。
雖然瓦瓦索雷在現代旅行家遊歷的基礎上對托勒密的地圖進行過某些重要的修改，他仍然沒有脱離其它15-16世紀的世界地圖。關於亞洲，托勒密的地圖向北擴展了10°，向南擴展了5°，囊括了中國北部和南部海岸以及小爪哇、大爪哇和日本(Iava Minor，Iava Maior e Zumpagu)，並且把非洲和亞洲分開了。關於東亞的地圖介紹，瓦瓦索雷倣照希爾瓦諾的作法，在上面標示了一個大海灣(Sinus Magnus)和很多從馬可·波羅以及其它中世紀旅行家遊記中提到的地名。
彼得羅·科波的新認識也是依附於舊的理論。屬於全世界製圖學(De Toto Orbe)的兩張地球平面圖和四幅關於亞洲的圖解，沒有介紹中國。談起這個國家，科波説：“因為它太遼闊，太特殊，無法對它瞭解很多。”而他對可居住面積的標示卻很明確，從托勒密的經度180°一直延伸到270°，這與發現美洲大陸後所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在南半球，他畫了一個遼闊的南大洋(Oceanus Meridionalis)，還有兩個憑空想象出來的島嶼，這説明他對葡萄牙旅行家的報告知之甚少或一無所知。(8)
這個時期，出生於皮埃蒙特而在威尼斯供職的加斯塔爾迪的作品是最有意義的。在水城威尼斯，他有幸與賴麥鍚密切交往，同他合作商定出版了《航海與旅遊》(Il Delle Navigationi et Viaggi)，特別是關於亞洲的第二卷，介紹了馬可·波羅的業績。加斯塔爾迪以馬可·波羅遊記為原始材料，設計了自己的地圖，這部著作裡所有的地圖都是由他親手繪製或刻製的。除了兩張世界地圖外，加斯塔爾迪還於1552年在威尼斯王宮盾牌大廳(Sala Dello Scudo)裡畫了一幅亞洲地圖，替換了那幅已遭破壞的1483年的作品，在這個壁圖上，他介紹了最新發現和馬可·波羅遊記路線圖。(9)
在這裡，必須着重指出，加斯塔爾迪分三部份、用六頁紙繪製了一張亞洲地圖，這張地圖上方為北，由法比奧·里齊尼奧製成銅版，於1559-1561年在威尼斯發表。關於亞洲東段的<亞洲第三部份>於1561年出版。它用經緯網介紹了這部份陸地，並標示了很多大部份取自《馬可·波羅遊記》的地名(北部疆土除外，因為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太少了)。
葡萄牙旅行家以及他們對16世紀歐洲地圖學的影響
16世紀初，葡萄牙人到東南亞的探險使人們開始在某些方面不再去注意馬可·波羅的材料，這在很多同時期的意大利地圖上可以感覺到，但是，在舊的描繪體系與逐漸興起的新現實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衝突。
1411年與卡斯蒂利亞王室締結和約後，葡萄牙徹底獨立，開始實行向外擴張的政策，目標首先指向非洲的西海岸，繼而轉向東亞。根據唐·恩里科的一項計劃，早在1456年，他就向卡利斯托敎皇提出一個要求，即在所有被發現的土地上，包括待發現的直至印度河的陸地上實行耶穌敎權。敎皇批准了他的要求，並把敎權授與他。較之領土擴張，這個擴張政策更具有商業色彩，並保留了葡萄人的東印度主敎管區保獲權(Padroado)，即在其征服的領地和進行傳敎的領地上享有充份權力，其中包括宗敎權。(10)
繼西非探險與巴托洛繆·迪亞士和伽瑪的遠征後，在14世紀初，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確定了葡萄牙帝國在太平洋的地位。征服馬六甲標誌着葡萄牙統治的開始，一直到荷蘭人出現。15世紀荷蘭人首先征服了摩鹿加(1605)，爾後征服了馬六甲(1641)。
首先試圖踏上中國國土的應該是若熱·阿爾瓦雷斯(Jorge Alvares 1513)、拉法埃萊·佩雷斯特雷洛(Raffaele Perestrello 1515-1518)、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Andrade 1517-1518)和托梅·佩雷斯(Thomé Pires 1520-1521)，雖然他們祇取得了部份成功，終歸還是獲准了在維尼阿加島(Ilha da Veniaga)開闢一個商站，葡萄牙人稱這個地方為廣東口岸。
葡萄牙人的遠征使有關印度洋、東南亞海岸外貌和中國與日本之間存在一個琉球半島的材料得到第一次修正。他們還根據航海家的記憶繪製了地圖，這種記憶圖的作用是把新發現的結果馬上確定下來，它對16世紀意大利和歐洲的製圖學產生過很大的影響。這種影響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瓦爾森米勒、尼科洛·卡維里和路什的世界地圖上找到。當然，對有些地圖學家來説，也許他們根本就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在若熱·阿爾瓦雷斯1513年抵達廣東以前，如果不採用想象的成份或馬可·波羅的材料，人們就無法描述遠東和中國。而在若熱·阿爾瓦雷斯以後，至少對沿海部份的介紹變得更加真實了，雖然還有一些遺漏或模稜兩可的東西。
第一次試圖放棄托勒密而採用葡萄牙人探險成果的是一位無名氏，即坎迪諾地球平面圖的作者，這段歷史要追溯到1502年伽瑪和巴托洛繆·迪亞士的旅行之後。
這一時期，亨利·馬爾泰路斯(Henricus Martellus 1490)和馬蒂諾·貝哈因姆(Martino Behaim 1494，圖也許是早兩年完成的)的世界地圖取得顯著進步。他們參照了葡萄牙人的地圖，使得在描繪西部世界方面出現了可喜的成果。關於對東部世界的描繪，這個地圖開創了一個系列介紹的新局面，馬來半島劃界在一個大海灣(Sinus Magnus)裡，大海流經中國的海岸。陸地劃定的名稱是東印度(India Orientalis)，其東側是蠻子(Mangi)和杭州(Quinsay)，而北部被稱為契丹(Cathaio)。在貝哈因姆的世界地圖上，儘管對東亞進行了某些更為出色的介紹，但是比起馬爾泰路斯的世界地圖，特別是對海岸線的描繪，還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由此可以證明哥倫布時期的歐洲對東亞的地理情況瞭解得不很確切。
坎迪諾的地圖對非洲和印度半島的地形描繪得很符合實際，但是遠東部份呈現的卻是一個連在一起的大塊兒，西部祇有蘇門答臘島與之分開。新加坡在南緯20°左右的位置上，東部海岸差不多像一條線一直延伸到Quiritiria，一個起源無人知曉的地名。
熱那亞人尼科洛·卡維里的努力也沒取得更好的結果，他畫過一張世界地圖，沒有標明日期，但是可以追溯到1505-1506年，衍生於坎迪諾的地圖，然而與之比較，空白更多，在這張地圖上也出現了Quiritiria這個地名，並附有這個地方的產品説明，它處在上印度(India Superior)的位置，古典地理學曾把中國也劃歸這個地區。
埃傑頓的葡萄牙文地圖集是包括一張世界地圖的航海指南叢書，收藏在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這部作品也沒有注明日期，但是可以測定為1510年，此地圖集對東亞的介紹甚少。雖然在描述印度半島和孟加拉灣方面有了某些進步，但是蘇門答臘以東的區域圖很不確切，馬來半島一直延伸到赤道以南，用一個受托勒密影響的名稱標示。此外也介紹了緬甸和北部灣，但是對中國沒有絲毫的認識，祇出現了一個Chigirina的地名。在雷因和洛普·豪門初期，流行一部所謂的米勒地圖集(Atlas Miller，推測日期為1519-1522年)，也沒有提供更多的資料，裡面倒是有缺乏地理意義的漂亮小插圖，這並不是甚麼真正的科學進步，而是又回到托勒密時代。在彼得羅·雷因時期流行的一張摩納哥無名氏地圖(可推測年代是1522年)，雖然對馬來半島的描述是可以令人接受的，新加坡的位置是在南緯25°上，但是仍然沒有介紹中國南海海灣，而東部海岸卻籠罩在一片神秘的色彩裡，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個巨大的海灣和稱為Chis的島嶼，實際上是日本。
直到16世紀中葉，葡萄牙的製圖術(和由此衍生的製圖學)也沒能完全利用從東南亞探險中所獲取的最新知識，這大概因為當時正在進行一場劃分勢力範圍、即確立西班牙和葡萄牙勢力範圍的外交鬥爭，而為了實現與這場外交鬥爭聯繫在一起的戰略經濟目的，就忽視了新的科學成果，使它得不到及時的傳播。
大陸塊狀外觀還相當粗糙，島嶼的描繪仍然變幻無常，對中國的介紹既籠統又不確切。
16世紀中葉，地理的新發現逐漸使托勒密傳統受到越來越多的冷遇，現代地圖學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特別是航海圖。賴麥鍚在當時寫道：如果能夠找到巴洛斯曾經見過的地圖，亞洲的地理學將會徹底面目一新。
然而，東亞的新發現應該歸於以後的一個世紀，因為祇有到了那個時期，馬可·波羅的材料才失去了它的權威性。
16-17世紀地圖集裡的亞洲
與此同時，從16世紀末開始完善起來的地圖集，系統地收集和修正了當時已存在的地理資料。地圖集，即一部合理地收集一般用縮比和座標繪製的地圖冊，我認為是逐步瞭解人和國家的最有意義和可靠的文獻資料。地圖集除了明確地規範地圖學圖象表現手法的嚴謹科技要求外，還為各民族的政治生機作了歷史的標記，因為地圖集通過表述各種利益在陸地上的擴張，反映了利益的多樣性。從更高的角度看，可以説地圖集與人類生存的各個特殊歷史階段都密切相關。羅馬帝國政治行政上的偉大勝利在托勒密的地圖集的版本裡有所體現；卡洛五世帝國在政治行政上的偉大勝利——太陽永不落的帝國——在第一批地圖手冊和後來的奧特利烏斯的地圖裡有所體現。總而言之，起源於古希臘文化時期和起源於14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日益進步的科學知識推動了地圖文化的成熟。當初，文藝復興以排山倒海之勢席卷了整個中西歐天主敎和新敎，所以説在這個時期，出現了類似明斯特爾的《宇宙誌》這樣的一些偉大的地區文獻是不足為奇的。
因為地圖集也是人類發展的一個產物，所以，從總體上來講，它也是一把準確地衡量知識成果的尺子(我不是地方主義者)。(11)
雖然對某些置出版和文化利益於航海製圖嚴格要求之上的作法缺少適當的批評，但總的來説，地圖集的出版為各種地圖學材料進行對比提供了機會，及時的揭示出尚未解決的差異和問題。譬如，通過對比，人們發現不同的作者對中國的輸廓、形態、範圍和瞭解的描述也不盡相同，存在很大差異，認為有必要去挖掘新的資料。
如果把拉夫雷里(Lafreri)的集子除外，那麼第一部現代地圖集應該是1570年在安特衛普由奥特利烏斯編撰出版的《世界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它標誌着地圖學的權威位置已經從意大利轉向荷蘭。
遠洋擴展使經濟中心從地中海移到大西洋和北海，移到連接大洋與歐洲大陸交通的主要河流、入海口和港口城市。海陸擴展以及大西洋國家和太平洋國家之間經濟貿易關係的加速發展，增強了人們對地圖學的重視，尤其是荷蘭，這個國家已經作好把本國利益的目標指向東印度的準備。幾十年後，它從葡萄牙人手裡奪走了辛味香料的貿易控制權。
緊接着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意大利又出現了文化危機，而此時正是出版領域開始出現哈勒姆、海牙、阿姆斯特丹和安特衛普這些中心的時刻，尤其是安特衛普，在茲維姆河(Zwim)發生淤塞後，又加上新敎佔統治地位的北方各省從天主敎的比利時分裂出來成為獨立的荷蘭，它變得愈發繁榮起來。
荷蘭於是變成了世界貿易中心。安特衛普匯集了大批的商人、藝術家、印刷商、地圖學家和探險家。隨着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廣泛發展，現代地圖學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在這個大環境下，奧特利烏斯的製圖學日趨成熟，這也是商人、出版商、航海家與製圖學家積極合作的體現。奧特利烏斯在遇到墨卡托(Gerardo Mercatore)以後，由一個一般的出版商變為一名製圖學家是不足為奇的。
奧特利烏斯的地圖集是第一部包含了現代地圖的集子，雖然這些地圖出自不同的作者和文化出處，並且採用了當時盛行的意大利作品。這個地圖集的首版包括53張地圖，32張是意大利的，比利時的不到10張。
在這個地圖集的首版裡，不祇一處介紹了亞洲世界，並且附有多幅地圖，有8幅是準確的，其中一幅的題目是，另一幅的題目是。
奧特利烏斯對亞洲的興趣早在這部地圖集出版前三年就表現出來。1567年，也就是加斯塔爾迪的亞洲地圖問世僅僅幾年後，他就在安特衛普出版了一個他的地圖集<新亞洲大地圖>(Asiac Orbis Partium Maximae Nova Descriptio)。正如他自己在右下角用拉丁文注的説明，他倣照了加斯塔爾迪的作法，但是也用了一些其它的資料——馬可·波羅的，特別是葡萄牙人的——來介紹北緯50°的北部地區、東南部地區以及日本；日本這部份作為一個島嶼，它有別於馬可·波羅的Cipangu(日本國)。
《世界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出了很多版本，有27種是奧特利烏斯在世時發行的，另外還有兩種是他過世後出版的，即1598和1601年的版本，但是這兩個版本裡所配置的地圖早在他在世時就進行過編撰，每張地圖都增添了新內容。在1584年的版本裡，增加了一張路德維哥·喬治專門介紹中國的地圖，這張地圖多年來一直被視為介紹這個偉大的亞洲國家的一個基礎，並且對洪迪奧斯(Hondius)(1631)地圖集的晚期製圖學產生過影響，祇有林斯霍滕(Linschoten)曾在他1596年版的地圖上對此進行過改進，但也祇是一部份，主要是對中國東部海岸的描繪。(12)
喬治在地圖靠北的位置上劃了為抵禦韃靼人而修築的長城，介紹了對北方實行關閉自守的中國；以西畫的是凸起的山脈。喬治的這幅地圖的另一個特點是：用各種符號標示了居住中心和密集的河流網絡；靠西還有五大湖泊，這在林斯霍滕和洪迪奧斯(Hondius)的地圖集裡都可以找到。較之以前的地圖，南部海岸的描繪有所改進，但是東部海岸仍然平坦單調，很不明確。
墨卡托和他的老師傑瑪·弗里辛斯(Gemma Frisius)同為文藝復興時期科學製圖學的創始人，師生合作，於1536年發表了天體圖。墨卡托在編撰地圓集的工作過程中，對已有資料進行了批判性的修正。(13)
他不僅因地圖集，還因1569年在杜伊斯堡首次採用正軸等角圓柱投影編製航海圖<航海用世界圓>(Nova Et Aucta Orbis Terrae Descriptio Ad Usum Navigantium Emendate Accommodata)而享有名聲。這張<航海用世界圖>使航海者能運用直線導航，不需要轉換羅盤方向。這種投影後來稱為墨卡托投影。他提供了一張盡可能正確的地面圖，並且把古典派地理學家描述的世界與現代製圖學家描述的世界作了比較。
為了實現這些成果，他潛心研究了從奧特利烏斯地圖學到加斯塔爾迪地圖學，從卡斯梯里阿內(Castigliane)和葡萄牙到中古和近代航海家記載的所有可使用的資料，並對照參考了托勒密、普拉尼奧(Planio)、索里諾(Solino)、梅拉(Mela)這些古代作者的文本。雖然他不可能總使用得着新的資料，雖然他的着眼點還部份停留在傳統地看世界的觀點上，但是鍥而不舍的精神終歸使他繪製出一幅精緻的地圖。遇有疑點，他側重相信古老的資料，以至有些錯誤又被以後對其信任的製圖學家所重復。
他對地圖集(Atlas Sive Cosmographicae Meditationes de Fabrica Mundi et Fabricati Figura，Denuo Auctus)、後稱《墨卡托地圖集》的編製工作持有相同的科學態度。這部文獻作品分多部份完成。第一部份(含有51張地圖)，於1585年出版；第二部份(23張地圖)於1589年出版；第三部份，也就是最後一部份，在他去世後，由其子魯墨爾多(Rumoldo)繼續編製完成，於1595年發表。這版包括13張關於亞洲的地圖，其中之一是專門介紹中國的。(14)
這一時期，荷蘭的地圖製造業，由於眾多出版家的積極參與，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趨勢。(15)
波勞(W. J. Blaeu)是眾多出版家的出類拔萃者。1590年他出版了一張世界地圖。1603年出版了一張天體圖。幾年後又在海牙出版了一幅兩頁紙的地圖(沒有注明日期)，是專門介紹亞洲的，它屬於分別用4幅地圖介紹4個大陸的套裝地圖的一部份。他死後，公司由兩個兒子科爾內里奧(Cornelio)和喬瓦尼(Giovanni)繼承。喬瓦尼於1638年被任命為東印度公司的正式製圖專家，這一任命使他有權(1670)檢查荷蘭海盜船上的報紙，為他補充亞洲地圖的材料，特別是瞭解中國海岸線的情況提供了大大的方便。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地圖，它們已完全脱離了托勒密的傳統體系，圖上畫有三大塊陸地：古世界(非歐亞)(Africa-Eurasia)、新印度(美洲)(Americhe)和澳洲(Continens Australis)。從古希臘的世界性觀點看，這類地圖屬於馬可·波羅和路德維哥·德·瓦爾澤馬(Ludovico de Varthema)風格的作品。在繪製東南亞的地圖時，沒有忽視葡萄牙人的資料，但是把廣東河與印度河(Gange)混在了一起，他們認為在大爪哇以南還有一個〔Beach e Lucach〕地區(大約是加里曼丹等)。
某些重要地圖的問世應該感謝波勞的努力，譬如，1631年出版的<奧爾泰路地圖和墨卡托地圖集附錄>(Appendix Theatri Ortelii et Atlantis Mercatoris)。163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兩卷署名為古里埃爾姆和約翰·波勞(Guljielmum et Iohannem Blaeu)的《新世界地圖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 Sive Atlas Novus)這部作品含有九張亞洲地圖，其中之一題目是<古代中國和現在中華帝國的居民>(China Veteribus Sinarum Regio Nunc Incolis Tame Dicta)，署名是古里埃爾姆·波勞(Guiljelmus Blaeu)。波勞兩兄弟之一還出版了一張沒有註明日期的世界地圖，既然晚於荷蘭人在大西洋探險的地圖，那肯定是在1629年以後。1679年發行的那張地圖<亞洲地理新圖>(Nova et Exacta Asiae Geographica Descriptio)很像那幅海牙的作品，並且於1685年在巴黎由亞羅(C. H. Jaillot)出了法文版。
傑拉爾多·德·約德(Gerardo de Jode)的作品同樣不可忽視。1578年，他出版了一部地圖集《Speculum Orbis Terrarum》。1593年，他的兒子科爾內利斯(Cornelis)又出了第二版，包括五張亞洲地圖：前四張是加斯塔爾迪大地圖的縮版複製品，第五張是<中國地圖>(China Quae et Sina)，署名為科爾內利斯·德·約德(Cornelis de Jode)，這幅地圖把中國劃分為15個省。
再後來的一幅中國地圖於17世紀由約翰·萬·隆恩(Joannes Van Loon)出版發行。
雖然地圖製造出版業如此興旺，比起中世紀的作品已經有所改進，但是直到17世紀對中國的介紹仍不令人滿意，譬如，整個西方製圖學對契丹的介紹仍有別於中國的實際。
葡萄牙人和荷蘭人的旅行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甚麼可信服的描繪，包括中國的海岸線和人們早已廣泛探索的地區。朝鮮在墨卡托和林斯霍滕的地圖裡曾被描繪成一個島嶼，直到1631年在洪迪奧斯出版的亞洲地圖上，它才第一次以半島的面目出現。
地理學家墨卡托沒有忽視信息匱乏的問題，他在1580年寫給理查得·哈科路易特(Richard Hakluyt)的信中抱怨道：為甚麼對遠東的認識如此模糊不清，為甚麼配製的地圖仍然需要採用馬可·波羅和古典地理學家的原始資料。(16)
耶穌會和亞洲地圖
在16-17世紀期間，耶穌會士羅明堅(米凱爾·魯傑里，Michele Ruggieri)和利瑪竇(Matteo Ricci)對地圖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使人們從中獲取了大量的資料。西方世界祇有開始認識這些資料後，才得以更好地觀察中國。
耶穌會成立後馬上開始向東方派遣使團。1541年，方濟各·沙勿略(Francesco Saverio)接受了曾在巴黎相遇的依納爵(Ignazio di Loyola)的建議，決定去印度，準備在那裡的葡萄牙殖民領地上組建敎會，這也是葡萄牙國王喬瓦尼三世的要求。
1542年，沙勿略抵達果阿，不久又從果阿抵達摩鹿加群島和馬六甲。一個日本人的宗敎信仰轉換，促使他試圖把自己的傳敎活動範圍擴展到遠東、日本和中國。
但是，眾所周知，他未獲准進入大明帝國，而一直停留在葡萄牙的勢力範圍裡。他逝於距今日澳門幾海浬的上川島上。葡萄牙人曾在那裡建立一個小小的商業站。葡萄牙在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取得勝利後，奪取了阿拉伯在印度洋的霸權，牢牢地把持了東方制海權，這就導致了阿拉伯地理學的衰敗。從1579年由斯法克斯·阿里·伊本·阿哈馬德·沙拉菲繪製的一幅阿拉伯世界平面圖上，我們可以瞭解到近代初期阿拉伯人的製圖學水平。這幅地圖不知道新世界的存在，不知道歐洲人遊歷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不瞭解西方的地圖繪製情況，尤其不知道葡萄牙的航海圖，所以這種地圖被認為是活動範圍仍停留在北非和西南亞地區的民族所表現出的一種孤立文化的象征，它把填補新發現的空白留給了歐洲人。
耶穌會在亞洲的出現標誌着以武力和戰爭來傳播宗敎的時代徹底結束，而開闢了一個文化對比與滲透的新階段。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i)是這一轉折點的關鍵人物，他任耶穌使團駐亞洲總管近三十年，他提醒傳敎士們要適應東方民族的風俗習慣，這個建議使傳敎士們容忍了中國人和馬拉班人的風俗，然而，此舉使耶穌敎士們遭到了其它宗敎敎徒們的甚多攻擊和譴責，但是也引起了人們對本地區文化的重視，體會到加深對這些國家和其體制認識的必要性。
繼沙勿略之後，很多傳敎士都曾試圖繼續他未成功的事業。首先踏上中國國土的是梅爾基奧里·努內·巴雷托(Melchiorre Nuñez Barreto)敎士。他於1556年在廣東登陸。而開創天主敎滲入中國近代史的是羅明堅。
從1579-1588年，羅明堅在中國生活了十年。1588年受范禮安之命返回羅馬，準備在北京成立敎皇使團的工作。第一個被允許在中國居留的傳敎士於1579年7月抵達澳門。范禮安在啟程前往日本時，敎皇沒有忘記交待他該做甚麼：首先要研究中國的語言和風俗習慣。一年後，1580年，羅明堅請求利瑪竇輔助他的傳敎活動，指出擁有地圖學材料的重要性和中國人對“算事”的興趣。
他攜帶大批中國材料返回意大利，繼續繪製亞洲地圖，主要是完成他《明代中國地圖集》的工作，這部名著於1988年在羅馬國家檔案館裡被發現。
這本地圖集共有37頁地理説明和28幅地圖，其中有些是草圖，有些繪製得很精細，對中國的15個省份進行了分析性的描繪，包括省與省之間的距離、農業生產、礦山、府、州、縣等行政區的劃分。還在府、州、縣裡補充了衛和所，即軍隊和帝國的御林軍所在地。所有這些都清楚地標示在地圖集裡。另外，還描繪了凸起的地勢與主要河流的流向。
范禮安的政策由羅明堅開始執行，後來承繼給利瑪竇。利瑪竇第一個覺察到，如果首先讓文化素質和社會地位較高的人涉足天主敎，那麼這種宗敎信仰的轉換將會非常容易。
利瑪竇於1552年生於馬切拉塔(Macerata)，九歲入該城的耶穌會學校，後為繼續學業來到羅馬。1571年在羅馬開始修士見習，師從丁先生(Cristoforo Clavio)學習天算。丁先生向他灌輸了製圖學的興趣，利瑪竇受益匪淺，這對他的文化修養和後來所從事的事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578年，利瑪竇抵達印度的果阿，四年後由范禮安派譴到澳門，協助羅明堅試圖對中國進行宗敎滲透。他在澳門居留了約8個月的時間學習中國語言，第二年轉移到都堂所在地、廣東以西100公里處、西江右岸的肇慶。以肇慶為起點，利瑪竇開始深入中國內地。大約首先到了韶關(1589)，在那裡建了一個新寓所，後又去了南京(1595)，停留了約兩個月，就又去了南昌，在南昌建了第三個寓所(1595)，第四個寓所建在南京(1598)，在這座城市，他走進了當地文人的圈子，開始和他們進行中國文化與西方科學知識的比較，主要是數學的比較，由於這些文人的支持，使他北京之旅最終成行，並在那裡扎下根。
1600年他獲得批准進京，第二年抵達目的地，在那裡居留直至生命的最後時刻。利瑪竇在北京創立了中國耶穌敎使團協調中心。
早在1584年，利瑪竇就在肇慶展示過一張西方繪製的世界地圖，引起當地官府的極大興趣，請他編撰一份中國版的世界地圖，在全帝國印製傳播。從此，利瑪竇開始了他的地圖學活動，後因徹底更新西方人對中國的地理製圖知識而中斷。他的第一張世界地圖與歐洲奧特利烏斯的《世界概觀》修定本在同一年出版。如前所述，有關中國部份，他採用了路德維哥·喬治的地圖。
精通中國語言，經常往來於達官貴人之間和周遊各地，使得羅明堅和利瑪竇成為最早深刻瞭解大明王朝的外國人，有別於他們的前人，無論是傳敎士，還是商人。羅明堅和利瑪竇能夠搜集到原始的真實材料，並批判性地消化與篩選，對其進行綜合和行之有效的介紹，特別是從1586年開始，羅馬出版商弗·扎內蒂通過《中國和日本情況介紹》(Avvisi Della Cina et Giappone)這個刊物定期傳播抵達羅馬的新聞後，他們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1614年，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敎士帶着利瑪竇的手稿從東方返回羅馬。利瑪竇在其手稿裡用意大利文叙述了1582-1609年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手稿由金尼閣譯成拉丁文，以他的名義在第二年出了第1版。刊行後，在歐洲不脛而走，陸續出現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版。(17)
這部作品的發行，第一次為世人提供了有關中國正面、確切和真實的情況，徹底中止了對遙遠而陌生的土地進行神奇式描述的古典學和中古世紀的傳統手法。
利瑪竇的材料(像其它東方耶穌敎徒的材料一樣)開始成為歐洲學者研究的課題，以至17世紀前半期，誕生了許多關於歐洲向東方擴展和耶穌會在東方進行傳敎活動的著作。巴爾托利(Bartoli)、里喬利(Riccioli)、基舍(Kircher)、馬費伊(Maffei)敎士、路易斯·德·古茲曼(Luis de Guzman)，以及後一世紀的拉費托(Lafitau)和沙勒瓦(Charlevoix)敎士在參閲了羅馬敎廷的檔案材料後，又一次踏上了向亞洲進行天主敎滲透的旅程。從1603-1620年，出版發行了西班牙文本和葡萄牙文本的關於西方向遠東擴張的四部歷史名著。(18)
肩負着中國傳敎使命的利瑪竇，為了擴大自己的活動範圍，首先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他向中國人介紹文藝復興時期西方世界在文化科學領域中所取得偉大成果，又向西方描述了東方文化的起源。
繼利瑪竇之後，統治舞台的不再是旅行家-商人-探險家，而是那些探險家-商人-傳敎士，特別是那些想看見、想瞭解、想反映實際的人，祇要認為對自己有益的事，都可以付諸於行動，並不考慮它是不是甚麼賺錢的機會，或是有甚麼新發現的可能。
這一時期德拉·瓦雷(Della Valle)和卡爾萊梯(Carletti)與視旅行為財源的觀點持相反的態度。他在其作品中寫道：旅行本身的含義就是旅行。很久以後，喬瓦尼·弗朗切斯科·傑梅利·卡雷里(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Careri)，一位較之遊山玩水更注重人性和決定人性的社會及經濟背景的觀察家，也用“不講奇異怪誕之事的作者，祇重親身經歷，不理會他人冒險的記實文學家”這樣的話，表達了以旅行感受現實的人和對旅行家的所見所聞進行誇大其辭的描述的人之間存在着差異，後者不是站在缺少實際瞭解的立足點上看東方，而祇是簡單地認為它就是與我們的不一樣罷了。(19)
在這種背景下，地圖學又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和新的興趣是不奇怪的。地圖不再被簡單地看成祇是一張為旅行和經商服務的路線圖，更主要的是一個認識和介紹大陸的工具。
16世紀耶穌會使團的活動開闢了一個東西方關係發展的新階段。由於與中國接觸越來越多，西方對遠東的概念和看法有了新的認識，但是對中國整體輪廓掌握得還是不很準確，繼續《馬可·波羅遊記》第一次把他沿着絲綢之路經陸地抵達的契丹，即中國的北方蒙古(金朝)和經海路抵達的蠻子，即中國的南方(宋朝)，作為兩個不同的實體加以描述的。
16世紀的遠東，東印度和亞洲東部海岸在經度位置上幅員極其遼闊，海洋的面積被大大縮小。
1596年，利瑪竇以其超人的才幹把中國劃定在北緯19°和42°之間，並把它延伸到巴黎子午線以東緯度120°之內，否定了契丹-蠻子的區分，還給了它們根本就是中國的一個統一體的本來面目，從而使中國最終從中世紀的神話裡走出來。可是，它又進入到另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道德-政治-宗敎的神話世界裡，即具有不同代表性的理論相互結合在一起，這也是中世紀馬可·波羅時期所體現的東方。(20)
中國-契丹的區別是根據同一緯度不同氣候條件和名稱的更換而劃分的。由於在馬可·波羅時期佔統治地位的蒙古帝國的衰敗和明朝的興起，使人們誤認為蒙古帝都汗八里和明代北京是兩個不同的地方。
1596年在從南京寫給羅馬耶穌會會長朱里奧·弗利嘎梯(Julio Fuligatti)的信中，利瑪竇第一次講到了契丹、絲綢和中國的關係。兩年後，很多人把北京的緯度糾正到大約北緯50°，證實了利瑪竇的看法。在那封信裡，利瑪竇是這樣表述的：
我們敎士以前多次議論過的問題，現在已經開始清楚了。這個王國也許就是被很多作者稱之為大契丹的國家，而這個城市也許就是那個過去被稱之為大汗而今天是中國皇帝的皇城，它曾被那些作者稱為汗八里。(21)
利瑪竇的這種看法得到科學界、語言界、地理學界和歷史學界的贊同，他們説：“確切地講，在這個時期，中國長城外沒有一個甚麼叫契丹的國家。”(22)
利瑪竇的看法得到進一步的證實。1601年，在北京，當他詢問經絲綢之路抵達北京的旅行家在途中是否到過一個甚麼契丹國的時候，後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後來葡萄牙旅行家鄂本篤(Benedetto Goes)的使團也證實了這一點。1603年率使團從阿格林出發，途經沙瓦關口(Il Valico Di Chavac)、塔拉坎(Talachan)、騰吉巴達克山(Badascian)和唐蓋達兒(Tangitar)，經過三年的長途跋涉，抵達喀什噶爾(Kaschgar)，又穿過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直達阿克蘇、哈密和肅州。1605年，在長城附近遭到阻攔，不得繼續前進。雖然這次的旅行日記遭到破壞，但是利瑪竇照樣從亞美尼亞人以撒、鄂本篤的僕人那裡獲取了足以證實他的看法的必要材料。利瑪竇當年立即通過書信把這些新發現轉達給羅馬。
在北京，通過直接的天文測量和對中國原始資料與文件的查閲，利瑪竇開始了他對中國的潛心研究，進一步瞭解了這個國家的行政體制、水文地理和形態學的情況以及一些地區的緯度、中國人的經濟和文化活動。(23)
曾在肇慶展示過的世界地圖，人們對它的特點不甚瞭解，但是卻對它所描述的大世界之遼闊而感到驚訝。<世界地圖>(La Descrizione di Tutto Il Mondo)忠實地反映了被大海包圍的中國，海中散落着用中國人間接得來的名稱所標示的島嶼王國。利瑪竇擔心他的世界地圖得不到傳播，因為中國在地圖上祇佔了一小部份，他害怕接待他的國家誤認為他蔑視它，成為他們之間關係的障礙。正如他本人在一封信中所述：
當他們看到世界是那麼大，中國祇是它的一部份，在他們看來實在太小了。無知者開始嘲笑這種描繪，但是賢者，看到的是整齊有序的子午線、赤道、回歸線、五大地區和風俗各異的國家，以及地圖上寫的滿滿的地名，感到非常新鮮，簡直不相信這些都是真的。(24)
利瑪竇共編撰了9個中國版本的肇慶地圖，並在他遊歷的基礎上作過及時的修改。有些印刷得比較簡單，有些進行了名副其實的增補。1584年在肇慶出現了《山海志》(La Carta Geografica Dei Monti e Dei Mari)，這是利瑪竇的第一張世界地圖，祇有一頁紙。十六年後，在南京又發行了一個新的版本《世界地圖集》(Descrittione de Mappa Universale Di Tutto Il Mondo Con Molte Annotazioni e Dichiarationi)，包括幾頁紙。第三個地圖集有六頁紙。《萬國輿圖》(Carta Geografica Completa Di Tutti I Regni)是1600年樣本(4.14x7m)的兩倍，於1602年在北京出現。翌年又出了第四版，共八頁紙，後來1608年在北京再版。
這張地圖的印數也很可觀，僅1608年皇帝就向他要過十二張印在絲綢上的新世界地圖。但是，這些地圖目前祇剩下了幾張。1584年在肇慶出的第1版和1600年在南京出的第2版，一張也沒保存下來。第3版(萬國輿圖，北京，1602,1608再版)還有6份：一份在梵蒂岡圖書館，一份在倫敦皇家地圖學會，一份在東京，兩份在北京，一份在滿洲里的沈陽。這是一張大型地圖，六個1.79x0.69m的篇幅，總長度4.14m，中央位置介紹了亞洲，有六個帶中文注釋、圖例、插圖和地名的導言。
對於西方的介紹，利瑪竇採用了不同的資料，也有近代的，當然也包括奧特利烏斯和托勒密的地圖、馬可·波羅的資料和賴麥錫的作品。亞洲部份，用的是中國的資料。對亞洲的介紹有了顯著的進步。而對歐洲國家和意大利的介紹，出現了各種誤差。從質量上講，對西方的描繪不如歐洲繪製的地圖，但是對中國的描繪進行了首次重要的修改。利瑪竇使中國人對西方的科學製圖工具和方法產生了興趣，把我們西方的地理文化傳播給他們，大大地促進了他們更好地瞭解世界，推動了他們的宇宙觀和氣象觀的發展。(25)
此時，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還局限在本土上，而對世界的其它地方知道得很少，甚至一無所知。對於古代中國的地理學家來説，西方就相當於北從天山起，南至昆侖，西從帕米爾起，東至戈壁的亞洲中部地區，也就是約經度20°、緯度4°的範圍。而在12世紀，中國人對地理學家和製圖學的認識不亞於當時的歐洲人。
早在公元前2世紀，中國人的航海就很興旺，並且延續了很久，公元15世紀達到興旺的頂峰，1435年後就中斷了。
儘管中國人那時沒有開闢持久的航路，但航海仍使他們接觸到了南亞、非洲和大洋洲，可能還有美洲。航海旅行也推動了技術領域的進步。早在指南針和海潮風力知識傳入歐洲以前，中國的航海家就已掌握了這些技術。11-12世紀，他們的航海製圖發展很快，比起西方，他們以其獨有的特點表現了他們的先進性。(26)
航海的中斷導致了科學技術與地理學的衰落。R. C. 比茲萊在1906年寫道：“伊斯蘭和中國文化都失去了它們長於觀察與善於探索的風格，而變成墨守成規的俘虜。作為世界的開發者與自然界的探索者，都不能對它們寄予多大的希望。”(27)1628年，阿萊尼敎士寫了一部《中國人通用地理學》(Geografia Universale Ad Uso Dei Cinesi)，介紹了歐洲、非洲和新大陸，也就是中國人還不瞭解的很多現實。
雖然中國人那時不懂經緯度，有超宇宙的觀念，但是他們卻有在方格網行圖的基礎上用座標定位和測量距離的先進製圖學，用縮比的方法描繪地域。中國地圖學是大比例的地圖學，主要是為了介紹和管理疆土。
這種地圖為旅行家和傳敎士掌握中國各省的製圖材料提供了很大方便，幫助他們修正了西方繪製的中國版圖。
蘇州孔廟裡收藏的四塊碑文，其中之一注明日期是公元1247年，內容是介紹中國。對這幾塊碑文，馬可·波羅也不應該陌生。巴洛斯(1496-1570)在介紹中國時，也肯定引用了一張中國地圖為原始材料。當薩姆埃爾·普爾查斯(Samuel Purchas)查閲出奧特利烏斯、墨卡托和洪迪奧斯的地圖對中國的整個輪廓和地理位置的描繪有很多錯誤時，他肯定也拿原始地圖作了比較。系統而大量地使用中國製圖學材料的大概主要是耶穌會敎士，特別是羅明堅、利瑪竇和馬爾蒂尼，他們用歐洲的科學方法把這些材料用在新的地圖上。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表明了是他第一個把中國的真實形態和正確的天文位置標示在地點上；製圖過程中，除了間接推算和參閲了原始資料，他還直接對經緯度進行了嚴謹的測量。利瑪竇的地圖是第一次沒有使用任何想象與神話成份的地圖。為了強調中國，他用穿過日本的本初子午線把中國擺在了中心位置。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是用橢圓形投影法繪製的。地圖上有大量的地名(1200)和有關他的主要活動記錄，旨在介紹宇宙志的普遍原理或是通過地圖為參閲者提供有關各民族、各地區的情況，主要是中國的情況。這幅世界地圖還為我們介紹了人文規律和地文規律。
利瑪竇的世界地圖大部份是他自己的原作。他不僅具體地修正了對中國的介紹，還修正了對整個亞洲的介紹，對當時的地圖學作了修改和校正。雖然他仍然在中國的西部，劃了那條把中國與毗鄰地區分割開的南北走向山脈，但終於使人們第一次知道了這個國家的所有主要山脈，使對這個亞洲國家地形全貌的描繪第一次達到了與實際情況非常相符的程度。
馬爾蒂尼繼續和發展了羅明堅和利瑪竇的事業，與羅明堅不同的是，他製作了一本地圖冊，使西方認識了這個偉大的亞洲國家。正如巴爾達奇所言：真正發明中國地理製圖學的應該是馬爾蒂尼。
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了兩版拉丁文本的中國地圖集，類似《Atlas Mairo Sive Cosmographia Blaviana》，這樣的地圖集還經過多次翻譯。1655年當年，還出過法文、荷蘭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四種文本。此前兩年，馬爾蒂尼在阿姆斯特丹開始與波勞·喬瓦尼交往。波勞兩兄弟繼承了父親的製圖公司，有幸見到了馬爾蒂尼的這部作品，當然也沒有放過這麼好的出版機會。
這部世界地圖集包括一部份文字説明和一部份圖解，共有17幅地圖：一幅是《中國新圖》(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的全介，15幅分別介紹了各省的情況，還有一幅是日本國地圖(Iaponia Regnum)，比例尺約為1∶3,552,000。
同羅明堅和利瑪竇一樣，馬爾蒂尼也批判性地採用了中國的原始資料，但改進了地理座標，把中國納入現代世界的背景；很有可能，他還吸收了由卡瓦萊蒂從中國帶回意大利的資料(28)，特別是羅明堅的繪圖作品。直到前幾年，我們都還不知道這些作品，但是卻沒有把他忽略。
雖然地圖集的結構使人馬上感覺到這是耶穌會敎士們的合作產物，更是來自獨有的原始資料，但是仍然可以在不同的地圖描繪裡發現重大的差異。地理座標體現了中國國土的遼闊。
羅明堅的部份地圖，在右邊標示了緯度值，當然比較粗略，尤其是緯度較高的值。北京在北緯46°，這説明他沒能使用利瑪竇帶回羅馬的最新材料。但是在他的這部地圖集裡，托勒密的成份已經大大減少，中國的形狀已經非常準確，對海岸和東海岸的描述也令人滿意。中國的範圍比其它任何地圖，特別是較之馬爾蒂尼、波依姆、奧特利烏斯和加斯塔爾迪的地圖都更真實。(29)
桑松(Sanson)也有幸看到了羅明堅的這個比馬爾蒂尼的地圖更精緻的作品。(30)
如果説利瑪竇的作品對東方製圖學，尤其是日本，具有很大的影響，那麼羅明堅的東方製圖學就大大地推動了歐洲對中國地圖的繪製。(31)
繼耶穌會敎士所創造的地圖成果後，亞洲製圖學增添了新的內容。這主要是荷蘭人和法國人的功勞。(32)他們推動了18世紀初現代製圖學的進一步發展。讓松校準了一個新的距離間接測量體系和通過三角學方法定位的研究。皮卡德採取了一種子午線的不同測量法。卡西尼和德利斯雷徹底糾正了介紹陸地的體系，完全取消了托勒密的傳統。另外，如前所述，桑松對馬爾蒂尼的作品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指出了審核與修改的必要性。
1688年，法國路易十四自己出資在北京設立了一個耶穌會傳敎團，獨立於葡萄牙管治下的耶穌使團。康熙皇帝委派這個使團的成員對帝國進行一次全面的調查。調查工作進行了八年(1708-1716)，成果是製作了一部32頁的(滿洲和中國)的大地圖集。這些地圖後來由耶穌會敎士翻譯成法文寄往巴黎。在這部地圖集的基礎上，國王的地理學家德·昂維勒又繪製了一張地圖，附在哈爾德的《中國回憶》(Mémoires de La Chine)裡。
從昂維勒開始，象征性的符號和寓意性的圖示完全消失，結束了不科學、缺乏邏輯的地圖學時代，開闢了科學製圖學的新時代。感謝耶穌會敎士們的巨大貢獻，他們使中國從幻想和神話裡解放出來，以她的真實面貌出現在歐洲的地圖作品裡。
北丁譯
【註】
(1)基督敎是由聶斯托利敎徒開始傳入中國的。公元635年，奧洛本和其他敎徒從伊朗抵中國。從那時的首都長安，今日的西安，把傳敎活動擴展到帝國的大部份地區。直至9世紀，幾乎全部消失。到了12-13世紀，又重新得到發展。基督敎在中國進行首次福音傳敎活動的重要證據是西安碑林的一塊公元781年的碑石，於17世紀發現，它向我們叙述了12-13世紀聶斯托利敎的盛衰變遷和敎義。有關材料請參閲F. R。<關於西方和亞洲之間更為廣泛的關係>，請參閲圖奇(G. Tucci)的《意大利和東方》(Italia e Oriente)1949。
(2)喬瓦尼·達·皮亞恩·德爾·卡皮尼，《蒙古人的歷史》編者P. Daffinà，C. leonardi，M. C. Lungarotti，E. Ministo，L. Petech，於斯波萊托，1989。對喬瓦尼·達·皮亞恩·德爾·卡皮尼，文章採用了地理學家最熟悉的叫法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Cambaluc比《Cambalu》更有名。
(3)請參閲R. Almagià的《地理學史》，都靈，1962，頁12。
(4)指《基督敎徒的秘密》一書，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講，裡面有四張世界地圖，其中一張題目是“海和大地”，直徑約27cm的球形平面圖，作者彼得羅·維斯孔特，製圖學家，生於熱那亞，後移居威尼斯，同薩努多合作。
(5)請參閲R. Almagià的<托勒密思想的東南亞>(Asia SudOrientale Presso Tolomeo)，發表在《意大利地理學會報》上，1911，頁523-525；V. Volz的<托勒密思想的東南亞>發表在《地理雜誌》上，1911年，頁31-40。
(6)請參閲A. Maiello的，1991，刊載在《進一步瞭解東方的地理製圖學》裡，作者F. Bencardino，那波里。
(7)請參閲R. Almagià<關於羅塞里的世界地圖>(On The Cartographic Work of Francesco Rosselli)，發表在《世界概觀》(Imago Mundi)上，1967，頁27-34；L，Lago <15-16世紀的東方>(Notizie Sull’ Oriente Tra’400 E’500)，刊載在Bencardino上，1991。在孔塔季尼-羅塞里的地球平面圖上，儘管他對亞洲的介紹比當時的路什和其他一些製圖學家更忠實於托勒密，人們還是可以發現他把托勒密的因素和最新探險遊記的材料融合在一起。總之，16世紀地圖作品中極相似的情況促使R. Al-Magia(1506年一張地球平面圖的作者)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必須把通過馬可·波羅和其他旅行家那裡得到的地名標示準確，於是製圖學家不僅要有一般的材料，還要挖掘我們還不知道的東西。
(8)請參閲L. Lago的作品，引自G. Ferro的<彼得羅和他的地理著作>，刊於《意大利地理雜誌》，1990，頁243-249。
(9)壁圖規格很大，2.806.00m，完全按照中國的方法，把南放在圖上方。
(10)請參閲G. Ferro的<葡萄牙人的大西洋航行和哥倫布>(Le Navigazioni Lusitane Nell’ Atlantico e Cristoforo Colombo)，米蘭，1984；R. Barchiesi的<東方的發現與征服>(Narrare la Scoperta E La Conquista Dell’ Oriente)，刊載在《旅遊與發現》(Cronache Iberiche Di Viaggio e Di Scoperta)，那波里，1987。根據巴爾基耶希的看法，是葡萄牙人發現了海上航道，獲取了可以抵達預定地點和計劃中的目標的最新航海技術。而這個計劃中的目標就是尋求和奪取新的市場，消滅敵人和對手，以擴大自己的商貿活動。所以，瞭解陸地區域(在這方面葡人和耶穌會敎士有共同之處)和把持主要海路上的要塞是極為重要的。在15-16世紀葡人的遊紀文學作品裡可以感覺到他們的這種目的。(G. E. de Zurara，D. Pacheco，G. Corre. ia，T. Pire，J. de Barros)：一絲不苟地記下自己的所見所聞，測量距離，頌揚葡萄牙民族。
(11)請參閲O. Baldacci的<古代地圖集展覽導言>，刊於《第20屆意大利地理大會文件匯編》，第一卷，羅馬，1969，頁220-222。
(12)G. Caraci，，<意大利地理學會會報>，1935，頁671-673。
(13)J. Keuning，<地圖集歷史>(The History of An Atlas)，收集在《世界概觀》裡，1947，頁37-61。是墨卡托第一次用Atlas這一單詞來表示地圖集的系統匯編。
(14)第2版由Rumoldo的後嗣於1602年在杜塞爾多夫發行，其它版本大約有40個，在1606-1640年之間，由J. Hondius陸續發行。
(15)有關這一時期荷蘭的製圖學作品，請參閲Keuning的<荷蘭地圖>(XVIth Century Cartography in the Netherlands)，滙編在《世界概觀》裡，1967，頁35-63。
(16)請參閲R. Hakluyt，<英國人的旅行>(1494-1600)，作者F. Marenco，米蘭，1966年，第一卷，頁310。
(17)以金尼閣(Trigault)名義出版，獲得極大成功。利瑪竇的手稿曾消失了近三個世紀。直到1909年，塔基·文圖里(Tacchi Venturi)才有幸重新找到它，出了兩卷本；第一卷於1913年出版，題目是<信扎>。利瑪竇的文章於1942年由P. D'Elia出版發行。在新的批判性版本裡，增加了1579-1613年的新資料。
(18)16世紀中期，賴麥錫在他的《航海與旅行》裡，倣照了馬可·波羅、喬瓦尼·達·皮亞恩·德爾·卡皮尼和鄂多立克的作法。50年後，很多革新作品出現。這些作者有F. A. De San Roman(1603)，M. Estacio Do Amaral(1604)，F. Mendes Pinto(1620)，F. De Herrera Maldonado(1620).
(19)請參閲D. Perocco<異國現象學：走向東方的意大利旅行家>(Fenomenologia Dell'Esotismo：Viaggiatori Italiani In Oriente)，刊載在《東方》上，S. 巴洛·阿拉尼亞(S. Ballo Alagna)引自<卡拉布里亞人傑梅利·卡雷利>(Il Calabrese Gemelli Careri)，刊載在《意大利地理學會會報》上，1991年，頁319-328。
(20)請參閲S. 佐利(S. Zoli)的<18世紀意大利文化裡的中國>(La Cina Nella Cultura Italiana Del Settecento)，作者馬拉齊(Marazzi)，1984；同一作者的<從馬可·波羅到18世紀意大利文化裡的東方>(L’ Immagine Dell'Oriente Nella Cultura Italiana da Marco Polo Al Settecento)，都靈，1982。
(21)(22)請參閲T. V. ，I，1911，頁141-142。
(23)利瑪竇的地圖活動加深了對中國的瞭解，引起中國人的興趣和讚賞。在寄往西方的一封信裡，他説他被當成了一個新的托勒密。
(24)請參閲A. Magnaghi，<利瑪竇和他的地理作品>，刊載在《意大利地理雜志》上，1905，頁141-142。
(25)至於中國人的宇宙觀，利瑪竇是這樣説的：“他們認為天是一個空洞，星星在這個空洞裡運動。他們不知道甚麼是空氣，卻搞了五種元素，把空氣排斥在外，而算進了金和木。他們認為地是方的，沒有對跖地的概念，他們也不知道月蝕是甚麼，説它怕失去光和色，他們説太陽晚上躲到山後睡覺去了(……)使我感到很可笑。”(請參閲F. D’Arelli. <利瑪竇，中國天文學的荒謬事。16-17世紀一種認識的起源、繼承和影響>，刊載在《從歐洲到中國：天文史的貢獻》，作者I. Iannaccone和A. Tamburello，那波里，1990。頁89-90。總之，沒有必要再強調那種説法，即伽利略遭受迫害後，利瑪竇又開始向中國人傳播天文學的“荒唐學説”了。)
(26)請參閲李約瑟(J. Needham，W. Ling的)《中國的科學和文明》，第3卷，都靈，頁497-590。
(27)請參閲R. C. Beazley的<現代地理學的曙光>(The Dawn of Modern Geography)，Oxford，1906，第2卷，頁12-13。
(28)這是一部16世紀的中國地圖集，共兩卷。在第一卷裡，包括五頁手寫的導言，“弗朗切斯科·卡萊蒂在中國對他的一位中國朋友簡單地介紹了這本描寫中國十五個省的地圖書”。這本地圖集後來由卡萊蒂於1606年帶回佛羅倫薩。除了十五張中國省的地圖和後來丟失的一張總圖外，手寫的導言還包括一個國家介紹，卡萊蒂把這個介紹用在了他的<論證>裡。(請參閲B. Frescura，A. Mori的<佛羅倫薩的中國地圖集>，《意大利地理學會會報》，1894，頁417-422。)
(29)羅明堅的中國位於北緯18°和51°之間，東經128°和170°之間，福島子午線(覆蓋緯度33°和經度26°的空間)。馬爾蒂尼的中國位於北緯18°-41°之間，東經125°-151°之間(緯度23°，經度26°)；波因的中國位於北緯17°-46°30’之間，東經113°-143°之間(緯度30°，經度30°)；至於塞梅多，中國不會超過緯度19°，經度20°-22°。
(30)桑松在為他的1602年地圖集挑選一張中國地圖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他把自己手中的四張地圖作了比較，發現它們有明顯的差異，涉及到各省的特點，地理外觀和位置、地名以及面積。對於塞梅多來説，中國的面積與歐洲的面積一樣大；馬爾蒂尼認為是歐洲的2倍；波因認為是3倍；羅明堅甚至認為是4倍。不可靠的程度以至達到了這種地步：在1632年版的地圖集裡，用了普爾查斯(Purchas)的地圖，他完全是根據自己的看法修正的。這一切使桑松認為有必要進行新的探索，他從1708至1716年做了這個工作，並且使得新的內容用在了昂維勒的地圖裡，這部作品於1717年出了第一版，1721年出了第二版，共有32張圖。
(31)請參閲H. Wallis的<利瑪竇對地圖學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Father Ricci On Far Eastern Cartography)，刊登在《世界地圖》(Imago Mundi)上，1965，頁38-45。
(32)17-18世紀，在歐洲出現了新的中國地圖作品，作者是F. De Witt<地圖>(Mercurio Geografico)羅馬，1685-1692，包含桑松和坎泰利的地圖；V. M. Coronelli<世界地理>(Corso Geografico Universale)，威尼斯，1692，包含18張亞洲地圖，是根據耶穌會敎士F. Couplet的報告畫的；G. Cantelli(10張亞洲地圖，其中一張是<亞洲修正新圖>Asia Nuovamente Corretta Et Accresciuta 1682)，是根據耶穌會敎士G. Grueber，B. Goes，M. Martini，M. Taverner，R. de Vaugondy，di Seutter，Lotter提供的資料繪製的，他們繼續了荷蘭的傳統。1711年，在為製作耶穌會大地圖集而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康熙皇帝讓畫一張中國地理全圖。按照皇帝的命令，馬泰奧·里帕大主敎(Abate Matteo Ripa)於1719年完成了一幅銅版復製圖，現在還有一份保存在那波里東方大學。(請參閲Petech，1953)
*Filippo Bencardino，意大利Sannio-Benevento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經濟地理學敎授。
北丁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