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主張以國際東方學界對敦煌歷史文化研究的成功經驗為借鑒，推進對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以期在下個世紀，使對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像對敦煌歷史文化的研究一樣，成為一門有影響的國際性學問。(1)本文著重談談檔案與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關係。
檔案是國家機構、社會組織和個人從事政治、經濟、宗敎、文化等活動，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價值的各種文字、圖表等不同形式的歷史記錄。19世紀德國史學家朗克(Leopld von Ranke)，利用中世紀歐洲商業名城威尼斯的檔案寫成著作，這是利用檔案研究歷史的開始。馬克思(Karl Marx)著《資本論》時，利用了英國政府藍皮書的大量資料，並對其價值給予很高的評價。
目前，在國際學術界，以檔案作為歷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或最重要的資料，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在中國，具有檔案史料性質的甲骨文字、敦煌文書，和總數超過一千二百萬件的明清檔案，被稱為20世紀學術界的三大發現，對中國和世界學術界產生巨大的影響。中國的前輩學者中，已不乏以利用檔案研究歷史文化作為終生學術方向和努力目標的著名學者，蜚聲海外的明清史專家韋慶遠敎授，便是其中之一。筆者堅信，澳門歷史文化研究能否發展成為一門有影響的國際性學問，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從事這一研究的東西方學者今後在檔案方面所作的努力。
總的説來，已經發現或有線索可尋的關於澳門歷史文化的檔案，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來説，都是十分驚人的。下文僅舉其大端，略加論述。
在澳門本地，澳門作為一座有四百多年歷史的歷史文化名城，沒有經過大的戰亂，大量官方和民間檔案得以保存下來。澳門參議會(Senato)成立於1583年，此後長期作為澳葡自治當局主要行政機構。曾藏於原賈梅士博物院(Museu de Camões)的兩個金屬書櫃內的澳門參議會檔案有316卷，雖然經過書蟲蠹蝕及人為破壞，現在仍能見到的還有：參議會1630-1900年間各屆會議的記錄和各種法令的原始檔案；1710-1840年間果阿葡屬印度大總督發出的命令和指示的記錄；1710-1900年間來往函件和各類文件，以及一些財政賬目、經商執照、通行執照和1 9世紀以來的支付記錄。在澳門官印局(Imprensa Nacional)，有年代為1851-1974年的各類政府檔案。
澳門自16世紀起即成為天主敎在遠東的傳播中心，1576年澳門主敎轄區成立後，曾管轄著中國、朝鮮、日本、越南、老撾、暹羅、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天主敎會。藏於主敎府的澳門主敎轄區檔案，可以追溯到17世紀中葉。其內容包括大量原始記錄及與每個下屬敎會之間的公函。其確切卷數雖無法確定，然在“文革”期間一度運往里斯本保存，竟裝了六隻大木箱。在澳門的大堂區(Bairro da Sé)、風順堂區(Bairro de São Lourenço)、花王堂區(Bairro de Sto. António)、望德堂區(Bairro de São Lázaro)和花地瑪堂區(Bairro de Fátima)等各個堂區，也保存有各自的檔案，其內容包括17世紀中葉以來的出生、死亡、婚姻、洗禮等原始記錄，及澳門公墓的記載。創建於1596年的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是亞洲最古老的慈善機構，也是一座長期從事商業活動的敎堂，其檔案藏於堂內的七個木櫃內，共達500卷。其中1762-1836年的十六卷，包括敎會的投資賬目、私人從敎會處借款而進行投資的具體貨物、船隻、目的港和結果。(2)
上述澳門地區的檔案，已稱得上卷帙浩繁，然而這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統計。因為自1979年澳門歷史檔案館成立以來，經過搜集和整理，已“保存的文獻，總數約有一百萬份，分屬於各檔案分庫，來自本地區不同的公共和私人機構”(3)。這些檔案不僅為研究澳門歷史文化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而且是研究澳門與中國內地以及日本、東南亞各國的政治、經濟和宗敎、文化關係的寶貴資料。
此外，在澳門還零散地保存着不少契約、簿賬、執照、牌號、税捐收據、判決文書等民間檔案，有待於有心人的逐步搜集、整理。《澳門日報》的陳樹榮先生和澳門大學的鄭煒明先生，便是這方面的有心人。
中國其他地區。澳門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與中國內地有着長期的血肉相連的關係。澳門在明清時代屬廣州府香山縣，從清代雍乾年間開始，香山縣丞和廣州府海防軍民同和(即澳門同知)駐紮在澳門及其附近的前山寨，行使中國對澳門的管轄權。現藏於葡萄牙國家檔案館東坡塔(Torre de Tombo)的1,502件(一説1495件)中文文書中，有“1,324份是當年廣東各級官員寫給澳門政府的公函”(4)。其中又以香山縣丞和澳門同知發出的為多。現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的20,000件中文文書，是咸豐七年(1857)英國侵略軍攻佔廣州後，從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廣州將軍等處衙門搶劫去的檔案。其中有不少涉及澳門的史料，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殺死澳門總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的澳門中國居民沈志諒的供詞(5)。業師戴裔煊敎授生前多次稱之為“第一等的資料”。現藏於廣東省檔案館的1861-1949年廣州、九龍、拱北等十個海關的英文檔案(6)，特別是拱北海關的檔案，估計亦有相當數量的有關澳門的史料。據悉目前已有中國學者正在從拱北海關的檔案中搜集有關澳門的史料，譯成中文。
澳門在明清時代雖然僻處海疆一隅的彈丸之地，卻是中國與西方聯繫的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窗口。中央政府一直給予高度重視和關注，因而留下了為數可觀的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明清檔案，僅宮中各處、軍機處、外務部三個全宗，便有關於中葡關係的檔案約500件，其中外務部達300多件。(7)然而，在該館所藏達九百多萬件的明清檔案中，有關澳門與中葡關係的檔案當遠遠不止此數。例如在清代欽天監檔案和歷朝管西洋堂大臣的奏摺中，便有不少與澳門天主敎會有關的檔案。現藏於臺北的二百多萬件明清檔案中，僅中研院近代史所檔案館便藏有“澳門檔案共22宗、281冊、5,485頁”。(8)此外，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民國檔案中，估計有為數極其可觀的民國時代關於澳門和中葡關係的檔案。
香港地區。香港與澳門在地域上同屬珠江三角洲地區，自開埠以來與澳門的關係極為密切，必然留下大量關於澳門的檔案。現藏於英國殖民地部的檔案中，有19世紀歷任香港總督向上司匯報的公文，內有多件關於澳門苦力貿易的檔案。(9)至於香港本地檔案機構所藏檔案中，有關澳門的史料估計為數更多。
葡萄牙。葡萄牙國家檔案館東坡塔所藏的檔案，“是澳門歷史和葡萄牙在世界這一地區的歷史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之一”。里斯本海外歷史博物館擁有1630-1974年間有關澳門的資料，其中僅1630-1833年的資料，便“達到近十萬份的可觀數目”。里斯本國家圖書館，有近81本手鈔書和22箱有關澳門的資料”。此外，在阿儒達圖書館，里斯本科學院圖書館，里斯本地理協會圖書館，外交部歷史檔案館，埃武拉公共圖書館和區檔案館，科英布拉大學的歷史檔案館、總圖書館、文學院圖書館，米尼奧大學歷史檔案館，龐特·德利馬慈善院檔案館，壘里亞公共圖書館和區檔案館等單位，亦藏有相當可觀的有關澳門的手稿或檔案。(10)葡萄牙不愧為“熱衷於檔案的民族”，為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保留下極其豐富的檔案史料。
亞洲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日本的檔案中，有16-17世紀澳門與長崎貿易的詳細記載。印度的果阿，清代中國文獻稱之為“小西洋”，在歷史上長期是葡屬印度殖民地大總督和天主敎總主敎的駐紮地。在19世紀中葉以前，澳門每年派遣一艘葡船，將公文和信函送往該地。澳門的葡船也長期到這一帶貿易。在果阿的歷史檔案館和敎會機構中，保留有許多反映澳門與果阿之間的政治、經濟、宗敎關係的檔案。(11)東帝汶在歷史上為葡屬印度殖民地的一部份，同果阿一樣為澳門的長期貿易夥伴，又是澳門葡萄牙罪犯的流放地，自1844年起，葡萄牙讓其在行政上脱離葡屬印度，與澳門共同組成一個省，直至本世紀70年代始脱離葡萄牙。在該地估計亦保存有相當可觀的關於澳門的檔案。此外，菲律賓在16-19世紀為西班牙的殖民地，馬尼拉與澳門保持着長期的貿易關係，該地的天主敎會與澳門關係頗為密切。澳門在歷史上與暹邏曾經有長期的貿易關係，19世紀曾在其地建立代表機構。澳門與越南亦有長期的貿易關係，越南境內的天主敎會曾經隸屬於澳門主敎轄區。馬六甲和新加坡，在歷史上亦與澳門曾經保持着密切的貿易關係或宗敎關係。這些國家和地區，估計亦保留有關於澳門的檔案。
歐洲的其他國家和地區。西班牙與葡萄牙同屬天主教國家，1580-1640年曾兼併葡萄牙，兩國間密切的政治、宗敎關係，必然反映到澳門問題上。19世紀中葉以前，在廣州口岸從事早期中西貿易的西班牙商人，在貿易季節以外的時間，必須以澳門作為居留地。澳門葡商從事貿易的二十五號額船，往往有若干號因無力營運而租給西班牙人，又使澳門與西班牙保持着較為密切的經濟關係。因此，在西班牙的檔案中，必然保存有關於澳門的資料。其中有案可查的是，在1835年聖保祿敎堂(Igreja de São. Paulo)燬於大火的若干年前，有一位西班牙人，“以無比的毅力，把聖保祿學院的文件重抄一遍，捆紮成箱後運去馬尼拉，最後又運去了馬德里”(12)。
荷蘭在歷史上曾數度覬觎澳門。1655年派往北京的荷蘭使節的船隻，曾在澳門停泊。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在澳門設有商館，這座建築物存在了一百多年，直到1875年始被颱風摧毀。(13)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庫中，保存有關於澳門的檔案。英國學者博克塞(C. R. Boxer)敎授曾經利用這些資料從事研究工作。然而，由於這些資料為十分難懂的古荷蘭文，必須通過翻譯，纔能為大多數研究者所利用。(14)
英國在香港開埠以前，長期以澳門作為對華侵略和滲透的重要基地，英國軍隊曾一再窺伺澳門，英國東印度公司以及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Co.)、寶順洋行(Thomas Dent & Co.)等散商行號，在澳門的活動十分活躍。昔日澳門南灣風順堂(Igreja de São Lourenço)附近，有一座被稱為“十六柱”的建築物，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館。被公司首席大班租賃為別墅的白鴿巢洋房(原賈梅士博物院、現澳門東方基金會)，在1793-1794年間曾為英國特使馬戛爾尼(Lord George Macartney)的下榻之處。現藏於英國的檔案中，有許多關於澳門的資料。以中國商館檔案為例，印度部所藏的313卷的中國商館檔案中，有293卷被馬士(H. B. Morse)濃縮入其名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Oxford 1926-1929,5vol)(15)。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的怡和洋行檔案，成為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有關早期中英關係的著作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Cambridge 1951)一書的基本資料。(16)從這兩部書關於澳門的大量描述看來，這兩批檔案尚有許多關於澳門的史料可供發掘。此外，牛津大學波德利安圖書館所藏的一批中文文書，係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舊函件及公文底稿，按其性質亦屬於中國商館檔案的一部份，由中國著名學者許地山於1927年在倫敦抄錄，編成《達衷集》二卷出版(17)，其中亦有不少關於澳門的資料。近承知名學者廈門大學楊國楨敎授來函惠告，年初在英國作訪問研究期間，從英國外交部檔案中發現又一批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函件及公文抄件一大冊，年代為1795-1809年，若能整理出版，將成為《達衷集》的姐妹篇。
梵蒂岡為羅馬敎廷所在地，澳門作為歷史上天主敎在遠東的傳敎中心，其敎務長期隸屬於羅馬敎廷。羅馬敎廷的宗敎裁判所曾派代表駐紮澳門，羅馬傳信部曾向澳門派駐賬房神甫。現藏於梵蒂岡秘密檔案館和機樞圖書館的檔案中，估計有相當可觀的關於澳門敎務的史料。法國與西葡兩國同為具有長期的天主敎宗敎傳統的國家。19世紀中葉以前，法國的耶穌會士、遣使會士和巴黎外方傳敎會士，多取道澳門，秘密潛入中國內地傳敎。法國遣使會和巴黎外方傳敎會均曾向澳門派駐賬房神甫。18世紀中葉以前，法國東印度公司曾經是英國東印公司在廣州和澳門的主要競爭對手。澳門又是1844年法國拉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使團的駐紮地，和中法<黃埔條約>談判及敎務交涉的主要處所，在清政府允許西方各國公使駐京之前，法國公使館一度設在澳門。法國與澳門的這種政治、經濟和宗敎關係，必然使法國檔案中保存有較多的關於澳門的史料。法籍天主敎神甫衛青心，主要根據法國外交部檔案館、羅馬傳信部和梵蒂岡檔案館所藏檔案，寫成《法國對華傳敎政策》一書(18)，其中有大量關於澳門的描述。由此可見梵蒂岡和法國所藏有關澳門檔案之一班。
此外，瑞典、丹麥、奧地利，以及德意志的普魯士、不來梅、漢堡，意大利的萊航、熱那亞、托斯卡納等歐洲國家和地區的東印度公司或私商，皆曾參與被稱為“東印度貿易”的早期中西貿易，在19世紀中葉以前活躍在澳門和廣州。瑞典東印度公司大班兼領事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主要利用當年澳門所藏的手稿和檔案史料，寫出了西方學者中第一部關於澳門歷史的著作，並以澳門作為他的長眠之地。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檔案中，估計亦保留有關於澳門的史料。
北美洲的美國。美國自1784年進入廣州口岸以後，在中西貿易中迅速躍居第二位。到183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退出廣州貿易時，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Co.)已與英商怡和洋行及寶順洋行鼎足而立，成為左右廣州商場的重要力量。該行亦在澳門設有商館。來華的美國基督敎新敎傳敎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伯駕(Peter Parker)和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等，則依靠美國商人的支持在澳門和廣州進行傳敎活動。澳門又是1844年美國顧盛(Caleb Cushing)使團的駐紮地和中美<望廈條約>的談判簽訂處。在1844-1852年間，美國公使館即設在澳門。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檔案中，有當年顧盛傳團在澳門活動的詳細資料，以及美國駐澳門領事的報告。(19)哈佛大學商學院所藏的旗昌洋行檔案，估計亦有相當可觀的有關澳門的史料。
南美洲的巴西。巴西在歷史上為葡萄牙的殖民地，19世紀初期，由於歐洲拿破侖戰爭的威脅，葡萄牙國王的宮廷一度從里斯本遷到里約熱內盧。澳門與巴西保持着長期的貿易關係和頗為密切的政治關係。今天里約熱內盧的歷史地理學院、國立圖書館和聖保羅市圖書館，均藏有關於澳門的檔案。(20)
根據以上的不完全統計和尚可追尋的線索，現藏於世界各地的有關澳門歷史文化的檔案，估計總數在1,500,000～2,000,000件之間，其數量是總數的40,000件的敦煌文書的40-50倍。40,000件的敦煌文書，有相當一部份流失到國外，被東西方各國公認為珍貴的文化寶藏，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東西方學者，自本世紀初以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使對敦煌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為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也使敦煌這座湮沒已久的歷史文化名城重放異彩。
這總數約1,500,000～2,000,000件的有關澳門歷史文化的檔案，是澳門足以儕身於世界歷史文化名城之列的重要依據，是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極其豐富的優質礦藏，也是東西方各國珍貴的文化寶藏。由於其數量巨大，零碎分散，其文字包括十多種東西方語言，搜集、整理、公佈和研究這些檔案，需要經過許多艱難曲折，需要有志於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東西方學者通力合作，付出幾代人的努力。
本世紀以來，一些西方學者，包括澳門的土生學者，在這方面做過十分有益的開拓性工作，中國學者也做過一些工作，但總的來説，祇做了全部工作的很小一部份，應該加倍努力，從我們這一代做起。儘管我們這一代所能做的工作仍然有限，但絕不應該把這一代能做的工作推給下一代。宋代文學家王安石説得好：“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21)作為一名有志於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中國學者，經過艱苦的努力，能夠見到這“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固然可以無憾，若經過努力而仍未能達到這種境界，至少亦可以無愧於心。在學問上最可怕的是知難而退，因循苟且，而又老是“自我感覺良好”。筆者願以王安石的名言與有志於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諸位前輩師長、同輩學者和青年學者共勉，與東西方各國的同仁共勉。
倘若有志於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的東西方學者，能夠以幾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來搜集、整理、公佈和研究這些有關澳門歷史文化的檔案，與其他文獻資料和攷古實物資料、現存文物古蹟互相印證，一定能夠使對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達到一個新的境界，一定能夠在下一個世紀，不斷取得一批批第一流的學術成果，造就一代代第一流的學術人材，使對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像對敦煌歷史文化的研究一樣成為一門國際顯學，使澳門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煥發出更加奪目的光彩。
【註】
(1)拙著《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頁274-278。
(2)以上據美國學者默里(Diane Murray)70年代中葉在澳門從事研究時所作的調查，其介紹文章見Ching-Shi-Wen-Ti 〔《清史問題》〕vol.3，No.8(1977年12月)，中山大學《港澳研究》1985年第一1期載有王維儉、張興農的譯文。
(3)歐卓志(Jorge de Abreu Arrimar)<澳門史料>，《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文化研究會1995年，頁11。
(4)鄧思平<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的中文史料>，仝上，頁18。
(5)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之中英抗爭》(資料篇稿)，東京1964年，頁154-155。
(6)朱榮基《檔案史料概論》(檔案出版社1983年)頁37-38和倪道善《明清檔案概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82均作了介紹。
(7)戈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及其館藏中葡關係檔案內容簡介>，《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2。
(8)李德超<臺灣出版之有關澳門史料及庫藏之澳門檔案舉隅>，仝上，頁40。
(9)霍啟昌<香港檔案內有關澳門資料簡介>，仝上，頁23-24。
(10)辛耀華(Isaú Santos)<在異鄉葡萄牙的澳門史料>，仝上，頁4-9。作者係葡萄牙檔案學家，曾任葡萄牙聖多美歷史檔案館、海外歷史檔案館和澳門歷史檔案館館長。
(11)Anders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龍思泰《在華葡萄牙居留地及羅馬天主敎佈道團簡史》)，Boston 1836，pp.70-73；歐卓志<澳門史料>，《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3。
(12)歐卓志<澳門史料>，《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2。
(13)William C. Hunter，The "Fankwae" at Canton，Shanghai 1938，p.49.
(14)梅士基德拉(Gonçalo Mesquitela)<建立澳門歷史文獻公共中心>，《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89。
(15)H. 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普里查德《早期中英關係的決定性年代》)，Washington 1936，pp.405-406.
(16)此書中譯本名《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
(17)此書有商務印書館1931年刊本和80年代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重刊本。
(18)此書共二卷，黃慶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19)喬明順《中美關係第一頁，1844年<望廈條約>簽訂的前前後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1年，頁232-233。
(20)莫羅(Fernanda de Camargo-Moro)<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市之澳門史檔案>，澳門文化司署《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2期(1995年第一季度)，頁89-98。
(21)王安石<遊褒樿山記>，《唐宋八大家古文》，中國書店1987年，下冊，頁748。
*章文欽，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副敎授，澳門歷史文化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