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金尼奧·洛·薩爾多出版的地圖學者著作(2)收入了一部作品，據認為，這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歐洲對中國進行完整描述的首部作品，按照該學者的説法，它是“關於明朝萬曆年間複雜體制的唯一西方文獻”。(3)
直到不久前，還沒有人對這部作品進行過深入研究。1987年，地圖學著作的編纂者在《意大利地理學會學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喚起了人們對其重要性的注意，文章認為該作品出自耶穌會神父米凱爾·魯傑里(羅明堅)之手，後來的一些論文也確認了這一看法，至少沒有對此提出異議。
歐金尼奧·洛·薩爾多編纂的這本書中最令人感興趣的部份是地圖前邊的那些文章(4)，它們不僅對更好地瞭解那些地圖頗有幫助，而且對重視耶穌會從外部瞭解中央帝國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個巨大貢獻；還有，從中可以深入地瞭解被許多人視為第一個漢學家的羅明堅其人。另外，羅明堅的一生經歷，他在熱火朝天的基督敎改革中備受新思想辯論衝擊的那不勒斯渡過的青少年時代，他以民法和敎規學士身份為西班牙行政機構效力，脱離世俗生活加入耶穌會，啟程前往里斯本，被授予敎職並參加葡萄牙東方傳敎會，後來經果阿和科欽來到澳門並作短暫停留，等等，這一切對於瞭解這位中國地圖繪畫者的品格和學識具有重大意義，都值得進行研究。
在該書前言中，歐金尼奥·洛·薩爾多就讓我們清楚而深刻地看到耶穌會是如何進入中國的，並且説明，澳門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基地起了重要作用。
耶穌會敎士約瑟夫·西本斯和熱蘇斯·洛佩斯·嘉伊所寫文章的主題便是羅明堅和利瑪竇於16世紀末在中國所起的作用(5)。該文概括地介紹了葡萄牙人到達中國海岸之前的冒險和葡萄牙傳敎團對東方各敎團的重要性，並且着重介紹了耶穌會通過范禮安、羅明堅和利瑪竇諸神父發揮的作用。
羅明堅和中國南方的重要性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Atlante Della Cina)封面
羅馬檔案館及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出版·羅馬1993年
關於作品的日期，似乎不存在甚麼大問題，因為作者本人在手稿上提到是1606年；而就其作者而言，可以提出幾種假設。在第一次出版手稿時，歐金尼奧·洛·薩爾多便對此作了論證，提出了當時最瞭解明帝國的兩個人物：羅明堅和利瑪竇，並把他們各自的作品和字體以及同時代人對他們的評述作了比較，進而以確鑿的證據説明，作品無疑出自前者之手。為此，他列出了種種理由，特別是羅明堅在地圖學方面的聲望，説耶穌會敎士達尼埃洛·巴爾托利在撰寫著名作品《中國》時曾大量查閲耶穌會檔案，在該作品中又多處提到羅明堅及其在東方渡過的歲月；另外，還提出另一個根據，即羅明堅的一些書信和地圖集的手稿與地圖本身有許多吻合之處，並且描寫得極為精確。至於羅明堅對明帝國的瞭解，歐金尼奧·洛·薩爾多引用了加斯帕羅·巴爾比於1590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印度旅行記》中所作的論述，指出羅明堅在澳門享有聲望，被視為“深諳中國語言與文明的人士”(6)。
關於作品的結構，歐金尼奧·洛·薩爾多説，除了在繪製過程中明顯受到中國地圖學的影響外，還要指出一些很能説明問題的特點，即一種新的視角，或者説，從歐洲利益的角度看待明帝國。當時，中國以北方首都北京和南方首都南京為中心分為“十五個省份”；上述作者認為，羅明堅依據的資料之一——著名的<廣輿圖>(7)——也完全照此辦理。然而，羅明堅卻選擇了另一種模式，即表現“他眼中”的中國，不再以帝國的兩個首都為中心，而是從中國南方海域開始按該國地理逐省介紹。歐金尼奧·洛·薩爾多認為，這種看待中國的方式與那個時代葡萄牙人的方式完全相同；我們還要補充一點，即這才是那些以貿易為主要目標的人們關心的“那個”中國——南部和東南部沿海和邊界地區。至於中國的內陸、大帝國的詳細情況，這些除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和助長歐洲對近乎神奇或者確實神奇的“契丹”想入非非之外，祇能引起那些以實現死在中國大門口的方濟各·沙勿略的夢想為目的者的興趣——他們的夢想是整個中央帝國皈依基督敎。當時，反宗敎改革派的大軍還在試圖實現這個古老的夢想。
中國的資料
盧西亞諾·佩特奇的文章<羅明堅地圖集裡的中國資料>對瞭解出版的這些地圖非常重要(8)。他請人們注意一些細節，例如哪些地點是按照中國體例繪製的，即以公認的距離畫出的方形網狀圖案為基礎(9)，而歐洲當時不使用這種體例。作者認為，羅明堅利用中國資料的作法不無道理，原因之一就是這位耶穌會敎士很少在中國旅行，因此不能實地調查地理狀況，祇得依靠已有的地圖。
作者還簡單扼要地回顧了一下羅明堅繪製地圖集以前的中國地理學的歷史，回顧了一下葡萄牙地圖繪製學對中國的重要影響，特別提到了加萊奧特·佩雷拉在1561年寫的《記事》，此人曾於1549年在中國被捕並受到監禁；作者還指出，“真正描寫中國的第一部書籍當屬葡萄牙多明我會敎士加斯巴爾·達·克魯斯撰寫的《中國詳記》，該記事是1570年在里斯本出版的”(10)。這些作品都試圖讓人們知道中國各省份的名稱——儘管並不總是很準確——和中國城市的大致數目。佩特奇得出的結論是，這些作品雖然在地理學和地圖學領域有其重要意義，但在葡萄牙之外卻鮮為人知。(11)
在15-17世紀的歐洲地圖學上標出中國，使我們對中國地理有個全面瞭解。這方面的重頭文章是本期同時刊登的菲利波·本卡爾迪諾的<15-17世紀歐洲地圖學對中國的介紹>。(12)
行政區劃、軍事和經濟地理
包括羅明堅、利瑪竇及其他一些人的作品在內的所有地圖學著作，都試圖讓雙方相互瞭解仍然不知道的事情，以回答歐洲和中國分別提出的問題。因此，在歐洲繪製了中華帝國地圖，而在中國也繪製了一些地圖，例如利瑪竇著名的<世界輿圖>，該幅地圖之所以著名是因為它把中國放在地圖的中央(在世界的中心!)，正符合中國人的思想和高傲，這一點在他們自稱“中央帝國”的事實中非常明顯地表現出來。
那麼，歐洲呢? 當時歐洲最感興趣的是中國中央集權的行政機構。因此，羅明堅的地圖集才盡量詳細地提供這方面的情況。正如達尼埃洛·巴爾托利着重指出的那樣，羅明堅的地圖集對明帝國的行政級別描寫得十分詳細。所以歐金尼奧·洛·薩爾多這樣説：“確實，即使在今天看來，現在出版的這部作品最突出之點也是作者試圖準確地説明中國龐大的行政機器在形式上的完美性。”(13)
羅明堅的地圖集包括三十七頁地理狀況描繪和二十七幅地圖。在地理狀況描繪部份介紹了當時中國的十五個省份，包括其幅員、農業和礦業生產、行政區劃以及帝國的駐軍和衛戍部隊方面的資料。
羅明堅在各省地圖前面總是首先準確地介紹該“省”，然後是各“府”以及該府與周邊各“府”及帝國首都的距離。接着按照法定的等級“州”和“縣”的順序介紹該區域的主要城市。從等級的名稱上可以瞭解一些情況，例如該地區的糧食產量。同樣令人感興趣的是，通過“衛”和“所”等名稱可以得知駐軍方面的情況。羅明堅還提供了一些省份的其他情況，例如皇家成員居住的地點、諸如茶葉等特殊作物、學校和醫科大學以及宗敎方面的情況。(14)
我們不能低估這部作品對西方瞭解中國、對確定羅明堅是那個時代一個很重要的地圖學家方面的意義，但我們也絕不能不提到該作品可能受到了葡萄牙地圖學家們的影響，不能不提到一幅比它早幾十年的地圖——路易斯·若熱·德·巴爾布達所作的<中國，古老的地區，嶄新的地圖>(15)，這才是第一幅表示中國內地的地圖。這幅地圖大致標出了中國的十五個省份、各城市的重要性及其名稱、行政機構的有效性和司法體系，並且還補充了一些通過對各地民眾的觀察所得到的資料，例如他們的風俗及體型特點。
南丁譯
【地圖1】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中的<廣東省地圖>
羅馬檔案館及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出版
羅馬，1993年，T11。
【地圖2】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中的<廣東省地圖>
羅馬檔案館及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出版
羅馬，1993年，T15。
【地圖3】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中的<廣州府地圖>
羅馬檔案館及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出版
羅馬，1993年，T4。
【地圖4】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中的<廣東省地圖>
羅馬檔案館及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出版
羅馬，1993年，T13。
【註】
(1)據歐金尼奧·洛·薩爾多稱，最近被認為出自羅明堅之手的手稿現存於羅馬國家檔案館圖書館，“手稿”第492號。
(2)《中國地圖集》，羅明堅；歐金尼奧·洛·薩爾多，羅馬，國家圖書館，1993。
(3)上著，頁11。
(4)(5)(6)指以下文章：<16世紀末在中國傳敎團歷史及羅明堅和利瑪竇的作用>；約瑟夫·西本斯和熱蘇斯·洛佩斯·蓋伊著：<羅明堅地圖中的中國資料>；盧西亞諾·佩特奇著：<15-16世紀歐洲地圖裡的中國>，菲利波·本卡爾迪諾著；頁35-40；頁14。
(7)羅洪先(1514-1564)的地圖集始印於1555年，分四部份，共48幅。第一幅是帝國全圖，以下是中國十三個省份及北京和南京所轄地區圖。見盧西亞諾·佩特奇：<羅明堅地圖中的中國資料>頁41-44和西奧多里·N·福斯：<西方眼中的中國——耶穌會地圖>，《文化雜誌》(葡文版)，澳門，1994年10-12月號，頁129-151。
(8)《羅明堅地圖中的中國資料》，頁41-44。
(9)福斯在其文章中第129頁寫道：“在中國的地圖中，不是通過天體觀察對各點定位的，而是通過實地測量各點之間的距離。”
(10)關於這些作品，維托里諾·馬加良斯·戈迪尼奥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關於中國的情況，在兩位被囚禁者——克里斯托萬·維埃拉和瓦斯科·卡爾沃——”的信件使我們有了初步的直接印象之後，一位佚名被囚禁者於1544年在馬六甲講述了“關於中國王國習俗和法律方面的一些情況”；加萊奧特·佩雷拉也曾被囚禁(1549)，他寫了一本關於中國南方的紀事，特別着重於司法方面……多明我會敎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的《中國詳記》(使用了加萊奧特·佩雷拉的資料)……是歐洲出版的關於天朝帝國的第一本書。他在書中描寫了中國的習俗、談到了茶葉、長城、土地的利用、機械、服飾、公共行政、禮儀和信仰(儘管他對這一切持否定態度)；還談到中國古代的擴張……總之，勾勒出了一幅極為清晰的、在以後幾十年裡也不過時的中國形象。”見《神話與商品，烏托邦與航海，13-18世紀》，里斯本，Difel出版社，頁291-292。
(11)在上著第130頁，福斯説：“在歐洲繪製中國地圖的過程中，葡萄牙地圖家路易斯·若熱·德·巴爾布達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1580)，該地圖書阿布拉罕·奧爾特留(1527-1598)於1584年在《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上刊出……為歐洲耶穌會的中國地圖學打下了根基，而在同一年，即1584年，於前一年到達中國的利瑪竇根據帶去的一幅世界地圖繪製了一幅中文世界地圖。”
(12)上著頁45-60。
(13)上著頁13。
(14)上著頁33-55。
(15)魯伊·曼努埃爾·洛瑞羅作了詳細介紹。他説：“與人們原來認為的相反，中國‘新地圖’標誌着徹底突破了先前的中國地圖繪製學。它不僅是歐洲第一幅專門表現天朝帝國的地圖，而且還是提供中國內地各地區豐富資料的最古老的西方地圖(……)地圖上標出了中國十五個省的大致方位和幾十個地名，並附有小型插圖、非常詳細的水利系統略圖，還清楚地標明了中國的陸地邊界線。這樣，葡萄牙的地圖學就堅决擯棄了以海岸線為中心的作法，深入中國內地，設法繪出更為現實的中央帝國地形圖。”見<費爾南·門德斯·平托眼中介乎於現實與想象之間的中國>，該文收入《16-19世紀葡萄牙-中國關係史論文集》，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頁164。
*Fernando Sales Lopes，葡國里斯本古典大學文學院歷史學學士。南丁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