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文化特徵和文化現象的總和。文明史不僅參與歷史的某個門類，而且置身於整個歷史之中。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説，不能認為每個文明因為各具特色就是一個封閉的、獨立的世界，如同大海中的一個孤島；事實恰恰相反，文明之間的會晤和對話畢竟是基本現象，它們還逐漸滙集，成為人類的共同財富。當然，並非所有的交流都十分順利：某種思想方式、信仰方式或生活方式，或者某件簡單的勞動工具，可能被新的文明拒絕接受。這種拒絕有的是盲目的，但有的卻伴隨着明確的想法，似乎故意關門插閂，不准通行。每次拒絕都具有特殊的價值，如果它是清楚的、反復的和明確的，則更是如此。因此，布羅代爾認為，在上述場合，文明作出了一個決定性的選擇；它通過這個選擇表現自己。尤其就今天的情形看，國家、人民和民族都趨向於構成獨立的文明，重要的是應看到這些大小不等的成份之間的聯繫，瞭解它們之間怎樣互相滲透、互相制約、共同經歷苦難或繁榮。
“在查理六世的瘋狂時代，法蘭西曾從遙遠的中國學到了唐代的‘角狀’服飾、女式高帽和敞胸內衣；這裝飾當時在中國早已失傳，它們由大陸向西流傳，經過五百多年的時間，於14世紀到達塞浦路斯島和呂西尼昂王宮。地中海的活躍貿易幾乎隨即把這些奇怪的旅行者從塞浦路斯帶到法國。”(布羅代爾：<文明史：過去解釋現時>，見《資本主義論叢》)當時成為巴黎時裝的樣式今天仍可從凡爾賽宮路易十四王朝的繪畫裡一瞥端倪。其實，我們不妨去翻查一下乾隆二十六年(1761)輯成的《皇清職貢圖》，內有<法蘭西夷婦>圖説寫道，法蘭西夷婦“裝束亦頗與荷蘭諸國相類”，再看<荷蘭國夷婦>圖説則曰：“夷婦青帕蒙頭，領圍珠石，肩披巾縵，敞衣露胸，繫長裙，以朱革為履。”乍看彼等法荷夷婦的時裝形象，翩翩然又與唐朝大畫家張萱和周昉傳世作品中的宮闈仕女的服飾形象何其相似乃爾! 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彼此早已盤根錯節地擁有“相生相剋”“互為依存”的歷史-文化財富，其內涵的豐厚和細節的奥妙豈能讓昏昏然的狂夫俗士輕易看透?
我們在環顧澳門歷史-文化生態時亦不宜祇將視野囿限於16世紀以降此蓮花半島彈丸之地的地理學或人類學的邊界之內。有若干涉及澳門史的高頭講章，開宗明義章第一就泡製鄭和下西洋和狄亞士、達·伽馬、哥倫布開闢新航道的算術對照表，振振有辭地大講孰優孰劣之“實力”比較論，然後又急急於非斷言中國“封閉”而西方“開放”不可。殊不知真正的世界史，決非像一刀劈開一個西瓜那麼回事兒。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旅行和互訪比馬可·波羅時代要早得多。就以澳門歷史-文化的宏觀視野而言，也非得包容澳門“史前”的廣濶天地不可。
本期中文版特約閩粤兩位考古專家撰文介紹與澳門有關的考古發現報告，蒐奇探勝的讀者或可從中獲得啟迪，藉以拓廓追攝澳門歷史-文化景觀的眼界。福建省博物館考古專家栗建安先生近年正忙於福清張鎮少林院的考古發掘工作，他仍應約於發掘現場寫出了〈Swatow與漳州窰〉一文，並寄來珍貴圖片。所謂“汕頭器”(Swatow Ware)就是被中外收藏家視為海上絲路遺珍的中國明清兩朝的外銷瓷，1613年在大西洋聖赫拿勒附近沉沒的“白獅號”(Witte leeuw)和1600年在菲律賓海域沉沒的“聖迭戈號”(San Diego)都帶有這種瓷器，涉足海上絲路研究的學者，皆悉知從日本、東南亞到埃及、東非已有發現這種瓷器的報告。從80年代到90年代，栗先生參與了對“漳窰”古窰地的考古發掘，取得重大收獲，大致弄清了明清時期漳州地區是“汕頭器”的主要產地。16世紀前期葡萄牙人“發現”中國時就對從閩浙沿海的“月港”、“雙嶼”等外貿港口輸出的海貿產品心中有數。如果由此切入，把漳洲窰外銷瓷與傳入葡萄牙的青花瓷生產技術作科學鑒定與比較研究，那毋疑是一個直接與澳門史有關的課題。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楊式挺敎授也應敝刊約稿寄下<從考古材料看澳門歷史與中國內地的關係>一文，並多次從曲江馬壩獅子岩發掘現場賜函指示該文數十幅考古圖片的編排方式，俾便於讀者對照澳門黑沙遺址出土的文物與環珠江口新石器中晚期出土文物從中獲得一些直觀的考古學知識，由此瞭解澳門離島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際已有百越先民在島上從事艱難的生產活動。探索黑沙史前考古發現及其意義，以及研究澳門在古代史、古代中外交通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必須聯繫澳門與珠江三角洲的歷史與考古發現，聯繫澳門與東南沿海的歷史考古發現、澳門與祖國內地的歷史文化淵源以及澳門與海外交通史跡，這是不言而喻的。
晚明西方地圖繪製法傳入中土之前二百多年(1320)，一位隱身道觀的自然科學家朱思本重振裴綉(魏晉)和賈耽(唐貞元)計里畫方的繪圖法，以十年之力繪成“長十七尺”的<輿地圖>刻石於“上清之三華院”(後失傳)。這種“較遠量邇經延緯袤”“河山繡錯疆里井分”的繪製地圖方法盛行於元明兩代，後人可以從羅洪先的<廣輿圖>(1555)中窥見<舆地圖>的概貌。明末耶穌會士傳入西方經緯度地圖繪製法，不論是利瑪竇還是更早的羅明堅，他們在進入澳門和內地之後繪製的中國輿圖“明顯地受到中國地圖學的影響”。本期譯載的<羅明堅的《中國地圖》>一文就有羅明堅將羅洪先著名的<廣輿圖>作為繪製中國分省圖依據的説法。羅明堅神父一早進入中國南部開展傳敎活動時就着手繪製中國地理/地圖的科學研究工作，《中國地圖集》(Atlante Dalla Cina)就是這位耶穌會賢士辛勤工作的不朽佐證，值得我們由衷敬佩。羅氏毋疑是16世紀西方的有識之士、一位果敢地為後來者制定了瞭解和尊重別人之行動策略的“發現中國”的先驅者。他甫到澳門就從苦學漢語伊始，在一位澳門當地畫師的輔導下僅用約一年時間就熟悉了一萬二千個方塊字。據此可以説，羅明堅不僅是西方首位繪製中國詳圖的地理/地圖學家，而且算得上是西方真正的先鋒漢學家。本期特選四幅羅氏的華南地圖讓尊敬的讀者摩挲欣賞，謹此銘謝向來以學術成果超卓而遐邇聞名的意大利地圖研究所(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慨允敝刊複製它們以饗讀者。
本期中文版刊登十篇中國學者惠賜的論文，其中不乏高瞻遠矚的新發現或洞燭幽微的新説法：何芳川敎授對澳門作為葡萄牙編織近代太平洋貿易網的基地作宏觀的論證；李金明博士根據藤田豐八考證《日本一鑑》所載“周鸞”即葡人Leonel de Sousa而否定了1554年汪柏允准葡人定居澳門説；張廷茂博士研究澳門葡人如何獨佔中國的檀香木進口貿易得以渡過清初艱困時期；黃啟臣敎授認為清政府對澳門海關的管理已基本形成了近代海關的行政管理體系；施存龍先生批駁了三百年來錯誤流傳的“明代廣州市舶司遷設澳門”説；湯開建敎授揭櫫兩廣總督盧興祖澳門詐賄案真相是一樁具有突破性意義的重要發現；黃鴻釗敎授蒐集大量實例指證西方名物東漸對澳門及華南地區的影響；范明三先生在介紹澳門史上的三位上海名人時討論了吳歷如何對西洋畫作出清醒的評價；胡光華博士對隨中西通商活動而崛起的清代中國(廣州以及澳門)貿易畫的重新評估不僅為澳門文化史而且為中國近代美術史揭開了重要的一頁；章文欽敎授考量澳門歷史檔案的豐富藴藏，預測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將像對敦煌歷史文化的研究那樣在21世紀成為一門有影響的國際性學問。庫尼亞、冼麗莎、薩爾丹雅等葡萄牙學者撰述的文章為中文版讀者變換了一個觀察澳門歷史的視角。通過轉譯獲取多方位的研究信息在目前愈顯需求的迫不及待和興趣的與日俱增。所謂“澳門模式”之學術性關懷的突然昇温，甚至讓一些想象力極度貧乏的政治行情預言家們大惑不解，端的是他們祇看到一個表面繁華的澳門，而看不見一個內涵豐富的澳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