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比鄰香港，是南中國海濱一小城，是西方在遠東的第一拓居港。1552-1557年間，葡萄牙人終於在遙望珠江口的阿媽廟，找到了落腳地。此城的西文名正源出於媽閣，澳門很快成為財源滾滾的遠東貿易中心，既為通往中國的門戶，也給中國和日本之帶來持續百年(1543-1639)的通商貿易，這種對中國的貿易壟斷，一直維持到1841年香港的出現為止。
於是，澳門成了各式人等的聚落，迄今仍是一個國際都會。自16世紀以來，澳門的歷史，就是一部最重要的、有關東西方接觸和交匯的歷史，儘管有時為亞洲史學研究所忽略。
基於種種不同的緣由，各式各樣的人物會以澳門為通途，大部份是經商，也有從事天主敎義的傳播，亦有為求一安全的避難所。因而澳門成了眾多冒險家的舞台，成了各式各樣不尋常的和有爭議的人物棲身的安全港。
拜紐夫斯基(Benyowsky)伯爵或男爵(1746-1786)，原是個寂寂無名的冒險家，18世紀末偶然出現在澳門而受到歡迎。他那短暫的多災多難的一生，反映出古典羅曼蒂克人物焦慮不安、英勇頑強的性格。他是一個沒有根的人，是一個流浪者。
祖籍波蘭的毛里蒂烏斯·奧古期塔斯·拜紐奧斯基(Mauritius Augustus Benyowsky)、即莫里茨·拜紐夫斯基(Moric Benyovzky)，1746年生於現稱斯洛伐克的尼伊特拉郡(Nyitra)，是奧地利軍騎兵將領塞繆埃爾·拜紐奧斯基伯爵(Count Samuel Benyowsky)的兒子。1758年間，還是少年的他加入了奧地利軍隊並參加了“七年戰爭”(1756-1763)。後來他父親去世，有親戚竊取本應由他繼承的遺產而發生糾紛，結果拜紐夫斯基被奧地利女大公瑪麗亞(Maria Theresa of Austria)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並剝奪了他的財產。從此他逃離奧國，定居於波蘭，徘徊於英倫和荷蘭之間，在那裡鑽研航海和造船技術。
1766年正當他準備動身前往印度，他加入了天主敎聯軍(1)，英勇作戰，保衛那受俄國政治管轄的波蘭。俄國是於1764年，憑藉其軍事力量的優勢，把斯坦尼斯拉夫二世(Stanislaw II)捧上皇座。跟著發生一連串事件，包括1768年密謀王位，結果拜紐夫斯基於1769年被俄羅斯人關進克拉科夫(Krakow)監獄，後來又帶著上尉的軍銜，被放逐到伏爾加河中游的喀山。雖然受到監視，他仍享有生活上的自由，並能參與另一次的密謀，這一回是反對俄羅斯政府。被挫敗後，伯爵及其同謀者又一次被流放，這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
經過差不多一整年的長途跋涉，拜紐夫斯基於1770年12月2日到達堪察加半島(Kamchatka)，途中他曾幾度試圖逃跑。流放生涯中為了餬口，他敎授法語，學生中有市長尼洛夫(Niloff)的孩子，因而贏得信任。但他始終沒有放棄逃跑的希望。當拜紐夫斯基的陰謀暴露後，即發生武裝衝突，結果尼洛夫被殺，而伯爵亦受傷。1771年5月，他強奪一艘海軍船艦--克爾維特式輕巡航艦“聖彼德·聖保爾”號(“St. Peter and St. Paul”)，與他的同謀者一起逃亡。該船艦一共載著96人，絕大部份是軍人，但也有幾個穿女服的人。
可以肯定，內裡有一個是尼洛夫的長女阿法娜西婭(Aphanasia)，她跟隨拜紐夫斯基逃亡，引出一段浪漫故事。馬克斯·佩雷拉(Marques Pereira，1984年，卷3-4，頁85-91)堅持這一看法並堅信，是阿法娜西婭為拜紐夫斯基打開牢門的，這樣一來，她既叛國又叛家(因為她的父親是獄長)。馬·佩雷拉確信，這個年輕女人死於澳門，或是被拋棄，或是發現她的情人原有婚約在身而忍受不了。
拜紐夫斯基伯爵原計劃從堪察加半島逃亡到廣州，再從廣州開往歐洲，但航程極其艱險，因時值颱風季節，他們的船過了阿留申群島，一直被吹到加利福尼亞的海岸。從那裡折返日本，8月14日，在位於北緯29度的小島宇士邁·利根(Usmai Ligon)拋錨，接著開往福摩薩〔台灣〕並於8月27日抵達。在那裡等待他的，是更多的冒險。經過五個月漫長的航程，最後這伙人於1771年9月22日在澳門拋錨。
文德泉發表的(1966年，頁21-34)拜紐夫斯基的日記始於1771年9月11日，當時他仍在福摩薩，使我們得以跟蹤福摩薩到澳門這一段航程及這伙人逗留澳門和廣州的情況，直至他們返回歐洲。這裡記錄和討論的，就是其中最精采最不尋常的片斷。
澳門的近鄰
拜紐夫斯基一伙人花了大約一個星期，從福摩薩航行到澳門。他們跟這一帶沿海地區的漁民接觸，還以一百皮阿斯特(2)的報酬請到兩位領航員，帶他們到澳門。有趣的是，拜紐夫斯基竟能用海上的通用語-葡語(3)跟這些人溝通(儘管有些困難)。這兩位領航員把他們帶到塔納索亞(4)，因為，用領航員的話説，“Mandarin hopchin malas，Mandarin tanajou bon bon malto bon”。照文德泉神父解釋(1966年，頁47)，他們説的是“霍普鎮的官壞，塔納州(即塔納索亞)的官好，好，很好。”
事實上領航員説的絕對正確，因為外國人均可與塔納索亞當局建立友好關係，儘管中國人驟然見到匈牙利人到來有點錯愕。帶著通譯登船的官員詢問他們來此地的原因及説明往何方去。中國官員把全部資料筆錄下來，然後批准部份人上岸備辦所需的供應品。拜紐夫斯基是這樣作自我介紹的：
本人是個歐洲人，是匈牙利的一個貴族。船本屬俄羅斯人的，但我從敵人手中奪過來，故現在船是屬於我自己的。船來自堪察加半島，正在回航歐洲途中，打算在澳門逗留。
他還禮貌地委派兩位軍官上岸，帶上一張海狸毛皮和兩張貂皮作為贈送地方官的禮物。地方官也遵照當時中國的禮節，回贈一套瓷器餐具，兩箱茶葉，六頭牛，十二隻豬，雞鵝鴨和“燒酒”。為了答謝，拜紐夫斯基的使者又送去“一百種蜜餞菓脯和工藝精巧的玩具”。
中國當局詳細記錄了拜紐夫斯基的冒險歷程並不奇怪，因為當時中國具有西方人認為堪稱典範的行政管理架構。中國特別重視查察沿海地區，所以此一類的報告是常規。但其對外國人的興趣並不止於此，乾隆皇帝(1735-1796)還敕令編撰跟中國有接觸的少數族裔和外國人的資料。這些資料成為描繪進貢圖像的依據，圖像裡中國自我讚頌威加海內，綏靖世界的豐功偉績。(5)我並無意圖暗示拜紐夫斯基對上述作品做過直接貢獻，尤其是考慮到該作品的絕大部份於1760年之前業已完成這事實。我祇想強調18世紀的中國是對“外”開放的，即使這種開放是基於霸權和優越感，而文獻資料裡亦有不少地理或其它錯誤。我們確實知道的是，那位塔納索亞(Tanasoa)的官員能夠辨認出他們是匈牙利人，看見他們來到中國還很驚訝，當然這件事亦引起他極大的好奇。(6)
除了禮節，伯爵也描述了我們已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獲利豐厚的走私，以及花艇上的報酬。(7)
當然，緊張頻繁的海事活動今天仍為南中國海之一大標誌，伯爵當時亦留意到了。所以，他接著就描述了一支進貢船隊。(8)
拜紐夫斯基也非常認真十分詳細地記錄了此一航次及這伙人在澳門逗留的另一方面，即旅客，包括他本人的健康狀況，和他們如何抵制他的命令。在澳門，他的很多伙伴死了之後，他就得出澳門氣候不利於健康的結論。雖然幾乎所有到達中國的西方旅行者，都毫不例外地寫到不利於健康的氣候，而且西方旅客的死亡率亦確實比較高。但也得承認，拜紐夫斯基的航次因限於條件，航海準備倉猝，有害於他們的健康。拜紐夫斯基本人也在船開往澳門途中接近賊島(Ladrone islands)(9)時染上嚴重的熱病。他的中國帶水向他推薦了一種良藥，對此他在日記中寫道：“將一個橘子，放在橘子水裡烘烤，加糖和大量的薑；他們為我準備此良藥，服用之後全身發汗，驅走了我的病魔(10)。”
伯爵亦提供一些航海情況的資料和從福摩薩至澳門的往返航線。他們主要聽從領航員的指引，沿海岸航行。拜紐夫斯基表現出像是一位真正的船長一樣，很關心作記錄一邊記錄一邊探求地理和自然歷史的知識。他甚至還弄到一個日本人跟他一起航行，至於怎樣弄到的就不得而知了。這一切都説明伯爵的旅行筆記和記錄是何等重要，下面我就會討論到這些東西在澳門是多麼受人推崇。
他對他那艘船的資料提得很少，除了船的吃水深度，就祇説那是一艘輕型護衛艦。我們知道此艦須在水深八呎以上方可航行。正因如此，伯爵要等待9月19日的潮水。他用這個機會發現了在22°32’海域存在著潛流。
澳門擁有的文獻記載著他的船是一艘單桅帆船，他自己也是這樣描述的。但是，那個時期的帆船往往分類模糊，而且描述又不止一種(11)。有見及此，我想冒昧地説明(12)，伯爵是乘一艘雙桅矩形帆船抵澳門的，這種船應是機動性很高的，載重量為二千至三千皮庫爾(擔)(13)，但據英文版本的記載，説此船“外觀很不尋常”。
他們來澳的最後一段航程，拜紐夫斯基仍有記載。他們遇到海潮和潛流，兩天後大約下午六點鐘在賊島拋錨。9月22日他們再起航，五小時後，澳門就遙遙在望了。根據拜紐夫斯基的航海日誌，大約在下午兩點鐘他們開進澳門港。
在澳門受接待、停留及經商
拜紐夫斯基抵澳時，他的精疲力盡的同伴祇剩下65人，而且全都健康久佳。他們受到殷勤款待，獲提供食宿，直至他們離開……費用主要由澳門市政庫房支付。拜紐夫斯基抵澳當天，澳督沙丹耶(Diogo Fernandes Salema de Saldanha(任期1771-1777)就接見了他。他懇請澳督保護和支援，不單給予他本人也給予同伴。“因山窮水盡，迫於無奈，到達貴境”(14)，祈求“應允在市內租住房舍以供眾人容身，直至覓得良機，將他們送回歐洲”。為了避免嫌疑，伯爵還提出用他的船“作抵押，交托給總督”。同樣，他的武器亦存照放入城堡即大炮台，每人祇留必需的武器作自衛用。總督批准他們租住房屋直至他們能返回歐洲為止。總督還委派一位在澳居住多年的法國人伊斯先生(Mr. Hiss)協助伯爵及其一幫人馬，並擔當翻譯。
現在介紹一下允許外國人進入澳門、在澳門居住和做生意的問題。這是18世紀葡國行政當局極具爭議的同題，也是當時中葡人士都論述的問題。歐洲列強從上一世紀起，就一直想在中國，尤其是廣州爭得一立足點。澳門那麼貼近中國，自然成為反爭奪控制的目標。又因這時期中國直接對外貿易搖擺不定，有時批准(1685年；1730年；1757年)，有時限制或禁止(1717年；1760年)，因而就有更大興趣挑出澳門為另一選擇。這也正好符合清帝國所願，他們好幾次(1719年；1732年)都想把中國對外貿易，限制於澳門街。(15)
正因如此，葡國當局常常對澳門跟外國人的商貿交流發出禁令，甚至禁止他們在澳門居住，例如1746年3月9日從果阿發出的法令，隨後該世紀其餘日子(1757年；1773年；1776年)都發過禁令。
到1760年，發禁令已屬徒勞，因為乾隆皇帝頒佈了關於對外貿易的規定，使澳門成為對外貿易程序中的組成部份，儘管它拒絕成為其中心。這就是説，早在1761年，法國和荷蘭的公司已在澳門立足。接踵而至的是丹麥和瑞典的公司，而英國人則於1770年才到來。
但是爭議並未就此結束，直至下一世紀，即1845年11月20日，澳門才宣佈為自由港。
説回拜紐夫斯基，市政廳分別於1771年10月16日和12月7日作出兩個決定，以協助匈牙利人。決定申明，市政廳願意協助他們，支付他們的食宿費用及官兵的薪酬。
總而言之，拜紐夫斯基受到澳門的款待，伯爵也注意到這個事實，雖然保持一定距離和冷漠。稱之為薩達克拿先生(Mr. Saldagna)的總督，不僅提供了上述援助，還做了許多個人友善的表示。例如從自己的官邸中挑選傢俱配備他的住宅；在兩位神父的陪同下拜紐夫斯基訪了他；他們還一塊去拜會了“河泊”(hoppo)，即中國的澳門海關公署(16)。澳督跟他私下會面多次，給他以保護，甚至在他患病時把他請到府邸，庇護差不多一個月之久。
這個城市也表現出對這些旅人的支持。他們抵步沒多久，“葡萄牙女士們就著手為女性客人提供衣著”，又根據拜紐夫斯基所説，“該市給了我一千金皮阿斯特，四十二幅藍布，還有十二幅黑綢”。
雖然受到熱情歡迎和照顧，還是有二十一名匈牙利人死於澳門，其中有的抵埗後過份縱情吃喝，消化不良而死。伯爵提到這件事：
頭一天，夥伴們住進一家酒店，一見麵包和新鮮食物，就貪婪地狼吞虎嚥，結果當場暴斃，丟了十三條生命，尚有二十四人得了重病。
葬在聖保祿敎堂的俄羅斯少女阿法娜西婭，也是死於澳門的。關於她因發現拜紐夫斯基已婚絕望而死的傳聞並不可信。根據伯爵的記述，他抵澳僅三天就死了。除了對她的死表示哀傷之外，伯爵提到曾有意把她嫁給“那位年輕的波波夫(Popow)，大修道院院長的兒子，我已授予他我家族的姓氏”，作為“對她的多情的回報”。他們措詞太含糊，無法得出他們之間親密程度的結論。從他那家長式的口氣來看，他當然想把她置於其羽翼保護之下，他要把自已家族的姓氏授予那大修道院院長--一位很不可能服務於他的領地的宗敎人士--的兒子，此舉再一次證明了他這一態度和立場。
正如文德泉早就指出(1966年，頁14)，伯爵除了偶然提一提，對澳門並無作過描述，既無描述景觀，亦無記錄社會風貌，既未對澳門與中國近在咫尺表示驚詫，亦未對其居民嘖嘖稱奇。唯一的例外，是他表達了造訪北京的願望，此一心願使他為上帝都還是返回歐洲而猶疑不決。他是這樣寫的：
如今我真矛盾，我該不該上北京。我真動了心，若能看看帝都，看看中華帝國裡面是啥樣兒我本該極其欣慰，現在一個大好機會就在面前，我本應擁抱它，可是，那就得放棄我的計劃，推遲返回歐洲。左思右想考慮了很久，我最後決定打消這個念頭。
在澳期間他不僅跟總督結交，也跟本地最重要的人物和機構來往。他拜訪過各個修院、海關公署，主敎府以及兼做他們顧問、監護人和幫他跟法國東印度公司打交道的勒·博恩閣下(Monsignor Le Bon)(17)。他當然也跟伊斯先生有接觸，因為此人乃總督安排由他支配使用的人手之一。然而拜紐夫斯基絕口不談論這些人、他們如何生活、如何交際應酬，也不提他們對他和他的伙伴的利益有何影響。在18世紀末，正值啟蒙思想的影響及對外國事物的興趣如此之大，一個歐洲旅人竟對澳門、廣州及其周圍地區的同類人如此冷漠，簡直令人難以理解。看來，地理知識也好，收集樣品也好(包括各式人等的樣品，都像他對那位日本伙伴的興趣一樣)都是為了利之所在，都是為了增添其利益而已。
作為公認他有權代表他的隨行人員的象徵，我們看到一切行為舉止都表示和肯定對他的地位的接受和承認。從一開始他就平起平坐地跟總督和地方當局打交道，他們有葡人或華人，有民間或宗敎界。他自己住進高貴住宅區，指令包括軍官在內他的隨員穿紅穿白，在他們內部，他可隨意處罰、寬恕、解除或終止他不再信任的人的服務，就如我下面講的斯提凡諾夫先生(Mr. Stephanow)的情況。
作為首領的身份--有時明顯是軍事性的--在他們抵達澳門航經炮台和船在澳門港口拋錨時鳴放禮炮便顯而易見。儘管他把部份武器交給總督，但他始終讓他的人佩帶武器，他用鐵腕控制他的手下，他們屈從於他的權威、權力甚至他給予的懲處，在澳門祇要一出現他常稱之為“陰謀”的種種衝突，他就認為有必要用處罰來解決。
當他病倒時，他就把指揮權交給他信任的一個人，克魯斯蒂耶夫(Crustiew)。特別令人注目的是，當中國當局開始質疑為何獃在澳門，他無需總督協助就直接跟中國人談判。在他的日記裡，拜紐夫斯基的態度，反映出一種權力主義的姿勢，稱他的身份是貴族和一隊人的軍事指揮官(引自他本人的話)他自認被賦予代表的地位及軍事和家長的權力。這跟當時歐洲的標準非常吻合。
而另一方面，他也為這一班人的命運負責到底。是他決定將船駛來澳門，是他獨自一人負責與各方公司恰談業務。凡是最後的決定，全都是由他一人作出的，這也意味著，他承擔全部責任。不過，偶爾也會有個別決定，是他與助手開過會後做出決定由他批准的(18)。
伯爵留澳期間，各種各樣的生意門路向他打開，包括購買他跨越太平洋危險航税中所收集的信息資料，這些資料後來他在日記裡發表。生意是各家在中國營運的歐洲公司的代理人提出的，交換條件是禮品金錢、返回歐洲的船票，甚至到他們的機構服務。最後拜紐夫斯基選擇了與法國公司洽談。
我們知道，他已將船聖彼得-聖保爾號通過市政廳賣掉，收取了1,070兩銀子(19)。為了助他渡過難關，市政廳甚至建議將他的軍火估價，並按“公平價”收購，他真的賣了沒有並不清楚，雖然伯爵寫道，“總督將全部軍火留給自己”。拜紐夫斯基用蘇里塔神父(Father Zurita)做中間人(20)，安排他從西伯利亞帶來的全部皮草賣掉。
現在，我把話題轉到匈牙利人在澳門逗留產生的麻煩。
在澳門的風風雨雨
在此航程之前，伯爵同他的伙伴之間的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們並不清楚。唯一例外的是他的老伙伴溫德布拉特先生(Mr. Wyndbladth)，我們也不知道命運如何把他倆弄到一塊，踏上從堪察加半島到歐洲的冒險旅程。但很明顯，有一派系經常質疑他的指揮。這一小集團最敢言的人就是斯提凡諾夫，他老是被指為伯爵的死對頭和在澳門試圖竊取資料及航海日誌的唆使者，結果不再受信任，最後，拜紐夫斯基不許他隨整隊人回歐洲。臨離開前，拜紐夫斯基付給他：
四千皮阿斯特，給他假，願去哪裡都行。他立刻投奔荷蘭人，其公司總裁M·勒赫(M. L’Heureux)想從他那裡取得我們的一些航海資料接受了他，並派他到巴塔維亞(Batavia)。
拜紐夫斯基把他拘禁過幾次，最早的一次在福摩薩，可能是9日11日，因他行為暴戾不准他上岸。伯爵顯然已經極不信任這一成員了。隨後不久，即9月20日，斯提凡諾夫糾集了一幫人，打算一抵達澳門就向總督投訴伯爵，於是再次把他拘押起來。四天後，接受此無賴“正式道歉後，伯爵在澳門又把他放了”。
伯爵似乎信得過克魯斯特耶夫，病倒時讓他統管。又兩次派他前往廣州，帶信給法國公司主管及總督。他看來也信任希巴耶夫(Sibaew)和庫茲涅佐夫(Kuzneczow)，還有那些向他揭發由斯提凡諾夫策劃背叛他種種圖謀的成員，後來還揭出溫德布拉特(Wyndbladth)，甚至拿起武器來保衛他。
那麼，在澳門發生了啥事呢?
伯爵從一開始，就傾向於接受法國東印度公司的協助，利用大主敎奧利弗·西蒙·勒·邦(Oliver Simon Le Bon)做顧問和中間人，他於9月29日跟該公司的主管達成一項協議。
在廣州的其他歐洲公司的代表和駐澳門辦事處亦試圖跟伯爵打交道，帶著提案去拜訪他。但他認為那些提案太自私而婉拒之。伯爵感謝他們，但藉口説他已跟法國人有約在身，不便再跟英國公司做事。
這對我來説真不容易，不僅有必要保障我的優勢地位，還要照顧我的全體手足和我們的共同利益，還要保障我們所有計劃的實現。
這番話並未獲得戈爾先生(Mr. Gohr)的體諒，他“裝模作樣地離去”，還想利用斯提凡諾夫--他曾在這一場合作伴隨--以達到英國公司的目的。三天後，英國公司其他兩名代表傑克遜先生(Mr. Jackson)和貝茲先生(Mr. Beyz)再來，“提出致送一萬五千基尼(金幣)……作為我交出我的手稿的報酬，並加入他們的機構服務，除此之外，該公司還會給我四千英鎊津貼，并可代轉給我的子女，還會發給每個官員一百英鎊津貼，而每個助手也有三十英鎊。”
英國公司的努力並未到此為止。隨後發生的事情，可稱得上當時澳門情調的典型。須知道，澳門的位置，就在進入中國的大門口，是那時期歐洲列強已立足的最有利可圖的貿易口岸，因此後來發生的事情，很值得詳細描述。歐洲的公司特別有興趣發現一些其他的口岸和開拓新的市場，正因如此，他們也樂意作出大的讓步，去獲取最新的、地區性的開發信息。這種態度意味著，任何新的領先或新的資訊，都變成主要爭奪的焦點，導致糾纏不清的陰謀活動，就如發生這一事例，簡直可以説是間諜活動了。跟英國公司的代表最後一次會面之後的第六日，伯爵發現有人搞陰謀反叛他，策劃者顯然就是斯提凡諾夫，“斯提凡諾夫約定把我的日記和文件交給英國人，以獲取為數五千英鎊的報酬”。是庫茲涅佐夫向他報告，有“一封傑克遜先生的函件為證，信中商人表明，戈爾·休姆(Hume)和貝格(Beg)先生一收到我的全部文件就立即付款”。發現這件事後，拜紐夫斯基連忙把他的文件付託給梅特洛波利斯主敎、勒·邦閣下保管。
幾天之後即11月5日，他試圖解決此問題，召集他的人開了個會，並告訴他們“我肯定，他們當中有些人對我不滿”，所以他想無須他們服務了：
我認為有必要向他們宣佈，所有想另謀高就的人，都可以自由地離開我；因在福摩薩島時他們全都在我手中接到賠償，我認為我們之間已互不拖久。
正在這個時候，衝突一觸即發：
我剛要結束談話，斯提凡諾夫對我的指控就劈頭劈腦的向我襲來，他指控我意圖剝奪他們應分得的利益，我即將收取的利益是來自航程中獲得的知識；他指控我在福摩薩分派華寶王(Prince Huapo)禮品所持的温和態度是個陰謀，目的是要剝奪他們更多的利益。然後，他搧動同伴們甩掉我。他向他們保證，祇要他們決意把我的文件交到他的手裡，就包保他們即時發大財。他又説，一旦我瞭解到他是獲得我那足智多謀的少校、我的流放夥伴和老朋友温德布拉特先生的支持，我就克制不了我的怒火，就免不了宣佈他們的行徑很不光彩；為了挫敗他們，我展示他們的秘密計劃給大家看，我出示傑克遜先生的信件作證，證明斯提凡諾夫和温德布拉特先生一夥，是借幫助大夥為名，獲取那五千英鎊為實，結果説服了他們。他們很惱怒並恫嚇這夥人，但斯提凡諾夫糾集了十一人去我的寓所；(……)他奪去我的箱子，以為我的文件放在裡面。此事一發不可收，發展到使用武器。斯提凡諾夫向我開槍，但沒打中。結果我下令把他抓了，並關押起來。
事態度得如此嚴重，結果拜紐夫斯基設法徵得總督的同意，把他們監禁在大砲台，或他稱之為“城堡”裡。稍後，他又發現航程途中收集的標本被他的反對者搬走：
布巴耶夫先生對我説，那個猶太人祇化一千五百皮阿斯特，就把標本全部買去；其實光珍珠一項就值那個價錢的五倍。
如此種種，説明匈牙利人在澳門停留一點也不平靜，這可能對許多歐洲人是適用的。忠於伯爵的人甚至還組織了一次伏擊英國公司的成員，結果抓到一個為英國人做事的猶太奸細，把他痛打了一頓。這個猶太人身上藏有向背叛者提出建議的文件：
1)英國人會向每一合夥人支付一千皮阿斯特，倘若他們能為公司效力，并把我的文件交到他的手中。
2)倘若合伙人拒絕加入英國一方，公司將會以俄國女皇的名義，強行逮捕他們，將他們遣返。
3)公司會保證請求女皇赦免他們，若他們決定航行到日本和阿留中群島。
如果英國公司確實用此手段(拜紐夫斯基也表懷疑，認為那是猶太人與斯提凡諾夫勾結搞出來的陰謀)，也使人看到伯爵的利益在本地是何等重要! 在外國的土地上抓外國人竟被認為可以接受，尤其是正如我們所見到的，他們還是在澳門和總督薩護之下? 顯然，這必會引起中國當局的注意，他們也必會採取一貫的切斷糧食供應的威脅，來對當地政府施壓。事實也果真如此。
這時伯爵病倒(21)，他接受總督的殷勤好意寫道，中國人就匈牙利人在澳門的勢力跟總督接觸：
因為英國的主事者告訴他們，説我是海盗，是從俄國人那裡開小差來的；廣州的總督或欽差大臣得到這一消息，要求總督把我遞解上去，或著令我立刻離開。為此，他勸我假裝病還沒好，一直等到有法國船開航。從他那尷尬處境，我意識到他擔心我的事會給他帶來麻煩。因此，我請求他保持中立，讓我自己跟中國人來解決這樁麻煩事。
他確實照此話去做了。
當時最可能的方案，是總督不僅盡地主之誼幫助他，讓他住進自己的官邸，還可能想親自跟進英里斯·拜紐夫斯基(Maurice Benyowsky)及其同伙周圍的事件、陰謀和衝突，因為擔心事態的發展會引起中國更大的干涉。
現在我們再看看其他公司的態度。
照拜紐夫斯基所説，跟英國公司相比，其他公司之專橫跋扈、侵略成性和不擇手段，也不相上下。10月初英國公司率先揭開序幕之後，荷蘭人也施展其手段。10月4日，伯爵收到荷蘭公司董事勒赫先生(Mr. L’Heureux)一封信，提出跟英國人一樣的建議，並送上：
禮品計有：布匹、酒、啤酒、白蘭地、一些食品，還有兩千皮阿斯特。除了信和禮物，還提供我前往巴達維亞的船票，並承諾讓我加入該公司。
拜紐夫斯基再一次表示無意加入。“但是因為他們的提議跟英國人一模一樣，我也拒絕接受他的饋贈，除了酒之外。”
看來荷蘭人並未跟拜紐夫斯基繼續接觸，反而向其主要反對者斯提凡諾夫先生提供援助，這種關係頗耐人尋味，因為此人跟英國公司也拉扯得很緊。
但最後的大贏家卻是法國公司，拜紐夫斯基抵澳沒幾天就交托給法國公司，雖然他並無説出從中得到多少好處。
看過他的日記我們知道，他們的交往是由勒·邦閣下建立的。我們也有理由相信，總督指定的翻譯伊斯先生也從中穿針引線，包括介紹他跟主敎認識。拜紐夫斯基抵澳門後第二天就拜會了主敎，翌日就共進晚餐。就在這個晚宴上，他讚同他“會要求在法國國旗的保護下返回歐洲，他答應給我指點和幫助”。
隨後一天即9月25日，他付諸行動，委派“克魯斯特耶夫帶著信件去見法國公司的主管，內容包括我再要求在法國國王陛下旗幟的保護下”。克魯斯特耶夫很快便從廣州回來，大概得到如下答覆：
他29日回來了，帶給我極表讚同的回音，保證送我回歐洲，對此消息我欣然接受。
得力於伊斯先生的居中斡旋，而拜紐夫斯基本來就對法國人有好感，主敎與伯爵之間的密切關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也注定他跟法國駐本地的代表接觸。同時我們亦不可忘記，法國乃俄羅斯敵國之一，而拜紐夫斯基乃從俄羅斯的牢籠中逃出來的。同樣理由，而這個理由可能比任何其他理由更重要，拜決不會選擇跟俄羅斯女皇結盟的英國和荷蘭，而這些國家的公司祇是後來才進入談判的。
11月12日，伯爵收到廣州法國公司董事德·羅賓先生(Mr. de Robin)的來信，“信裡他告訴我，有兩艘公司的船‘多芬’號(“Dauphin”)和‘拉韋迪’號(“Laverdi”)，隨時準備接載我和我的人上船”。不過，正式協議於12月20日才寄回給他。
這協議是由我和服務於法國東印度公司的M·德·聖·伊萊爾(M. de St. Hilaire)簽署、並經由該公司董事M·羅比斯(Robis，〔即Robien〕)批准的。我承諾付硬幣十一萬五千里弗赫(當時法國貨幣-譯者註)作為我和我的人的旅費。
這協議暗示著伯爵與法國人將有進一步合作的承諾，他跟英國公司接觸時，也特別強調這一點，也給後來發生的一切揭露了。
伯爵接受了法國公司的提議，於1772年1月14日，也就是抵達澳門三個月之後和抵達堪察加半島一年之後，告別了澳門，這群匈牙利人乘坐三艘舢板前往廣州，祇能以換錢的名義獲准上岸。
根據文德泉所述(1966年頁13)，1月23日，伯爵跟他的一半人登上“多芬”號，船上裝備64支槍，由德·聖·希萊爾爵士(the Chevalier de St. Hilaire)指揮。另一半人乘坐“拉韋迪”號，有50支槍。他們跟蘇里塔神父一道，駛往法蘭西島，2月4日過赤道，2月6日在新加坡海峽，跟大艘西班牙護航艦“帕利亞斯”號(“Pallas”)一起繼續他們的航程。
拜紐夫斯基於3月16日抵達毛里求斯(Mauritius)，受到當地總督德·羅什爵士(the Cheralier de Roche)的熱情款待。他在那裡的體驗和會晤，證明對於他瞭解法國民族的性格及其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是非常有用的。下面的一段話露出口風，暗示著後來伯爵與法國政府之間的分歧：
來到這裡我真開心，特別是我已厭倦了法國人向我提出那麼多問題，他們太看重我上一航次的發現，在這一航次卻使我充份認識一個民族最突出的性格，而我將來很可能成為其中一份子。
接著他繼續描述總督給他的禮遇，除了用官船接載和軍事儀式迎他進城外，還招呼他住進自己的官邸。伯爵説他接受其禮遇也有一點私心，即希望總督的影響力方便將來與法國宮廷和政府交往。
就在第二天，他在總督的陪伴下參觀了一個小島之後，寫下他與法國殖民政策的分歧：
這些短途旅行使我熟悉了法國政府的一些利益，當然我決不同意稱建立此地為殖民地。對法蘭西島來説，這兒永遠祇能是一個軍事前哨。
從毛里求斯，他漫遊到令他著迷的多芬堡(Fort-Dauphin)，6月抵達法國。他效命於法國政府，在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22)建立一個殖民地。眾所週知，他於1786年5月戰死在那裡，享年僅四十歲；他的一生是充滿冒險的一生，是不斷激變的一生。
德國劇作家奧古斯特·馮·科策比(August von Kotzebue)(23)曾把這個人物寫進《堪察加半島的陰謀》(The Kamchatka Conspiracy)，毫不令人感到驚奇。他還寫了一本關於拜紐夫斯基和他的忠實好友帕爾·龍托(Pal Ronto)的詩體小説。
拜紐夫斯基的傳記作者(24)對其人格褒貶不一，對於如此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來説，這是毫不奇怪的。再説，對於他的一生甚少人研究，他在澳門和南亞那一段生平，就更少人研究了。他的勇敢無畏和冒險精神是公認的，但也有人(萊塞普〔Lesseps〕和里雄〔Rochon〕)則把他看成是一個背信棄義的、殘酷的暴君，甚至是江湖騙子。(25)但也有人(例如瓦德斯特倫〔Wadstrom〕)讚揚他高貴的、慷慨寬宏的人格，提議要為他恢復名譽。
伯爵用法語寫的頗有爭論的日記不斷提供證據。他死後三年，1789年12月，他的日記原文由數學家和化學家威廉·尼科爾森(William Nicholson)譯成英文並在倫敦出版(26)，書名為“匈牙利波蘭王國之權貴、波蘭聯盟首領之一，毛里蒂鳥斯·奧古斯塔斯·德·拜紐夫斯基的伯爵回憶錄及旅行記事，親筆之作，譯自原手稿”(“The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i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Magnate of the Kingdoms of Hungary and Poland，one of the Chiefs of the Confederation of Poland，&，&，Written by himself.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迄今仍不清楚他是怎樣得到手稿的，反正手稿最終還是落入英國人手中。同樣地，如今已不可能確定日記所載是否持續到1767年至1786年這一段時期。(27)
1790年和1792年，兩卷集法文版發表，標題是：“匈牙利波蘭王國之權貴莫里斯·奧古斯特·拜紐夫斯基伯爵航海回憶錄，他在堪察加半島的流放，他的越獄逃亡及服務於法國政府建立馬達加斯加之詳情”(“Voyages et Mémoires de MauriceAuguste，Comte de Beniowsky，Magnat des Royaumes d＇Hongrie et de Pologne，son exil au Kamtchatka，son évasion，et les détails de l’é tablissement qu’il fut chargé par le Ministre François de former a Madagascar”)(28)。費勒(Feller)對此作了如下的評論：“那麼富於傳奇性，實難區分哪些是事實，哪些純屬想象。”(29)
事實也好，想象也好，這仍不失為有趣的文獻，有好幾種波蘭文和德文的版本。(30)它一方面，記錄了一個人的人生道路，另方面反映了那個時代一些變幻無常，特別是關於澳門。這是一個實例，展示了眾多個人道路中的一條，相交此地以尋求舉世聞名的、令人振奮的對華通商貿易。正是這種追求，不知吸引了(和沉醉了)多少多少國家、利益和人民。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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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爾，本亞明·維代拉(Pires，Benjamin Videira)，<毛里西奧·德·拜紐夫斯基>(“Maurício de Beniowsky”)載於《宗教與祖國》(“Religião e Pátria”)澳門，A. XVⅡ，(7)1957年2月，頁1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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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泉，(Teixeira，Manuel)，《拜紐夫斯基伯爵在澳門》(“Conde (0) Benyowsky em Macau”)和《拜紐夫斯基》伯爵：一個匈牙利的魯濱遜在亞洲(“Count de Benyowszky：A Hungarian crusoe in Asia”)，澳門官印局(Macau，Imprensa Naciona l)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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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紐夫斯基伯爵在澳門》，(“Conde (0) Benyowsky em Macau”，〔“The Count of Benyowsky in Macau”〕，載於澳門教區公報(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澳門，A.64(745)，1966年9月，頁618-652和733-735。
【資料來源】
澳門檔案館，系列三，卷四(1)，1965年7月，頁43。
市政廳總圖書(1752-1786)卷宗56。
收到登記書目(1768-1773)卷宗19-20，市政廳基金會。
李麗青譯
【註】
(1)根據1772年倫敦出版的年鑑中的<廣州來信中對一次不尋常的冒險的描述>，見文德泉(1966年，頁136)。
(2)銀幣的價值取決於使用的地方。馬·佩雷拉(1984年，卷I-Ⅱ，頁39)估算其與西班牙的帕塔卡同值，並補充説，到19世紀時，此貨幣已不通用，代之以墨西哥的帕塔卡。
(3)這裡説的葡語，是一種簡化了的、不規範的母語，再混合這地區的其他語言，首先是馬來語和印度次大陸的語言，尤其是沿海一帶，例如古吉拉特語、馬拉地語和康卡尼語。那種葡語作為海事網絡的語言，在16至19世紀的東方，被當作一種新的通用語廣泛使用，在一些地區，甚至取代了先前航行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領航員所説的馬來語。各個不同的東方族裔和西方人相互接觸的官方文件是用葡文寫的。葡語亦作為交際用語，在不同的歐洲人(例如荷蘭、英國、丹麥和西班牙)與在從印度到毛里求斯，蘇門答臘到日本，巴塔維亞到斯里蘭卡，西里伯島到尼科巴以至中國，今日之泰國和緬甸這一廣闊的地理範圍內使用。這種語言接觸，導致數不清的葡文詞語進入東方語言，或東方語言的詞語進入葡語。尤其是日語和馬來語，充份地反映了這種關係的建立。
(4)拜紐夫斯基伯爵用了塔納州(“Tanajou”)這個詞，而塔納索亞(“Tanasoa”)是文德泉神父的解釋(1966年，頁21)。從提供的緯度及從澳門開出航行的日子計算，很可能是指Ti Li-Soa(Ty Lo So)或Ta-Pong-Song海港，也有人稱之為Bias或Bias Bay. Hopching可能就是英製海圖上的Ping-Hay-Soa或Harlem Bay。
(5)見蔡(choi，1995：129-159)。
(6)基於同樣理由，激起我把上面提到的《職貢圖》中有關匈牙利人的描述抄錄下來，該是一份極其有趣的文獻：<大西洋那邊的匈牙利男人/大西洋那邊的匈牙利婦人>。匈牙利位於波斯尼亞之南，匈牙利人貌若蒙古人。他們身穿短褂，緊身馬褲和護膝，資質聰穎，待人有禮，騎術超卓。策騎是短頸善跑之純種駿馬。男的慣常跨在馬背上，揮舞四尺(尺乃中國的量度單位，一尺等於三分之一公尺)彎刀，躍馬馳騁。女的習寫作，精刺綉。外出均披面紗。因是富庶國家，國內自然資源豐富，國民豐衣足食並能向外國出口牛羊肉。他們的金銀銅鐵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見蔡(Choi，1995年，頁142-143)。在同一篇文獻裡，對波蘭人也有同樣有趣的描述，還附有一幅用鏈子鎖住一熊的插圖，説的是“他們在家中養熊以供消遣”，請參閲同一文章頁144-145。
(7)眾所周知的，將花的世界跟娼妓業聯結起來並非東方獨有的現象。正如依莎貝爾·努內斯(Isabel Nunes)在她的<舞女與歌女：澳門娼妓的特色>(“Bailarinas e Cantadeiras. Aspectos da Prostituição em Macau”，《文化離誌》第15期，7-9月，1991年，頁94-117)所説，儘管有關這方面的文獻資料缺乏，此一傳統可追溯到六朝時期(公元265-589年)，在廣州地區，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活動基本上分為兩種，“取決於環境，即艇本身的條件，或其所處的周圍環境”。拜紐夫斯基沒細緻説明他的手下逛的是哪一種船，但是扼要地記錄了南中國海別開生面的一景，許多其它西方遊客對此有更詳盡的描述。
(8)關於中國的進貢政策，用以保持其地位和發展國內交通，從隋朝(公元八世紀)開始到元朝(公元1280年)，建成貫通南北的大運河的重要性，請參閲李約瑟(Needham，，1971年，卷四，頁3，頁225-227及頁301)關於中國的外交政策，參閲李約瑟，(1971年，卷四，頁3，第487及隨後數頁)，同時也請參閲，如羅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的《海上的中葡關係：明初的貿易制度及興印度之比較》(“China and Portugal at Sea. The Early Ming Trading System and the Estado da India Compared")；萊昂納德·布魯斯(Leonard Blussé)與莊國土(Guotu Zhwang)合著的<福建人向南洋之商業擴張見諸東西洋考>(“Fuchienese Commercial Expansion into the Nanyang as Mirrored in the Tung Hsi Yang Kao”，澳門《文化雜誌》第13/14期，1991，及頁21-38)140-149頁。
(9)在南中國海的群島，皆因那是海盜藏身之處，故稱為賊島。賊島位於澳門東南的珠江口，有“大賊島”(Ladrone Grande)和“小賊島”(Ladrone Pequeno)亦有名之為“洋澳島”(Yong Nao)。參閲馬·佩雷拉(1984年卷一和卷二，和119頁和640頁)。
(10)在西方，自古以來已知其藥用價值，可治胃病和熱病，甚至可用於防治瘟疫。也很早就有人提到其激發性慾的功用。
(11)維代拉·皮雷斯(Videira Pires，1993年，頁106)和拜紐夫斯基都指那船是一艘輕型護衛艦：“那次是護衛艦聖彼得-聖保爾號第十七次遠征，我有幸乘此船，於1771年5月12日離開堪察加半島，並於同年9月22日抵達澳門。”見文德泉(1996年，頁37)。
(12)參閲奧萊羅(Oleiro，1991年，頁97-100)。
(13)東方的重量單位各有不同，但我分為斤和兩。通常每擔為100斤，相等於60.453和60.471公斤之間。斤有16兩，即約630克，一公斤約為1斤10兩。參閲註(19)。
(14)根據《澳門檔案》第三系列，卷四(1)，1965年，頁43，內有關於“匈牙利人”的可靠記載，見<市政廳藏書>(1752-1786)，澳門歷史檔案館存，卷宗56。
(15)參閲蒙塔爾托·德·熱蘇斯(Montalto de Jesus)的《澳門歷史》，東方圖書，1990年，頁109-117。
(16)“Hoppo”為海關的貶義詞，通常指在1688-1849年間中國海關總署設置於澳門的海關公署(藉口是防止大船直闖廣州。)
(17)奧利弗·西蒙·勒·邦(Oliver Simon Le Bon)(1710-1780)法國人，1745年離開法國往暹羅(今泰國)。1754年被任命為巴黎駐澳外交使國之代表，1764年獲梅特洛波利斯主敎稱號和暹羅副之敎稱號。根據文德泉(1966年，頁25及頁29；1966年頁138-139)他當應在回暹羅敎區途中逗留於澳門。
(18)有一次在福摩薩，斯提凡諾夫先生似乎想登岸(見文德泉，1966年，頁45)還有一次在澳門，12月10日他説：“我召集全體人員，向他們提議乘坐法國船返回歐洲。”儘管事實上這一決定，早在9日份就已經作出，“他們同意了，全都服從我的命令。”參閲文德泉(1966年，頁58)。
(19)“兩”是遠東的重量和貨幣單位，相當於一斤的十六分之一(見註13)，一盎斯銀和一中國“兩”這個詞來自馬來語，“兩本身並無獨立價值，代表著某一重量的純銀並因地而異”。這樣“兩”成為一種“想象的單位，下面還會一分再分。也就是：“1 tael = 10 mace = 100 conderins = 1,000 cash”這種換算獨立於中國的“兩”，19世紀中國跟西方列強簽署的條約中，確定1兩相等於37.783克純銀，見馬·佩雷拉(1984年I和Ⅱ，頁39)，根據達爾加多(Dalgado)(Ⅱ，1988年，頁335-336)，當時澳門的兩，約值一千雷阿爾(real複reis)，也參閲博克瑟(Boxer，1989年，頁338，)和庫林(Couling，1991年，頁1539和596)。
(20)“一個多明我會神父，總督的朋友，名叫蘇尼塔(Zunitta)來找我，竭盡全力協助我，所以我想，我可以通過他的協助，處理掉我的皮草。我把這樁生意向他提出來，他答應了。”(見文德泉，1966年，頁26)。根據文德泉神父考證，此乃方濟各會的神父迭哥·蘇里塔(Diego Zurita)而非蘇尼塔(Zunitta)。他出生於西班牙，1783年宣誓當修士。他先在巴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敎哲學，從那裡又去了馬尼拉，1769年離開馬尼拉，1772年回到巴利阿多里德，正因如此我們才在澳門找到他，然後跟拜紐夫斯基一道這回歐洲。
(21)拜紐夫斯基病倒是完全可能的，他的許多伙伴也病倒了，有的還死在澳門，其中七人(四男三女)在同一時期死去，參閲文德泉(1966年，頁56)。
(22)葡萄牙人早於1500年就對馬達加斯加有所認識，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艦隊一位船長勘察過它的沿岸。那時，對它的興趣不大，但一直維持非官方接觸，該島向葡萄牙在東非沿岸的前哨提供各種食物，特別是大米，亦提供奴隸。17世紀初葉，島的一部份，主要沿西岸和東北沿岸，開始定期有商人、冒險家和一些宗敎人士到來。宗敎人士三番四次試圖改變當地人的信仰，但都不成功。
(23)奧古斯特·弗里德里希·費迪南德·馮·科策比(An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1761-1819)出生於德國威馬(Weimar)，歌劇和雜劇作家，寫過大量聳人聽聞的淺薄的喜劇和傳奇劇，多描繪鄉土生活，最大成就劇本是《陌生人》(“The Stanger”1789-1790年(Menschanhass und Rue))和《秘魯的西班牙人》(“The Spaniard in Pero”，1796年〔Die Spanaier in Peru〕)。
(24)文獻引述，特別是文德泉(1966年，頁61)和佩雷拉(1984年，卷三和卷四，頁85-86)，都包含拜紐夫斯基的一些傳記和關於他的一些補充文獻，如今在澳門已無從查證。這些著作雖説不上全面，但仍值得一提。根據現在資料(文德泉，1966年，頁61)，亞諾什·揚科(Janos Jankó)似乎是拜紐夫斯基最重要的傳記作者。
(25)例如在《年鑑》，伯爵被描述為一真正的冒險家，精明強悍，因在聖彼得堡或莫斯科犯罪而被判在堪察加半島勞改，再次證實文德泉所説(1966年，頁137-138)參閲註一。
(26)共兩卷，為G·G·J·和J·魯濱遜，佩特·諾斯特地區(G. G. J. and J Robinson，Peter-Noster Row)印行，1789年。據文德泉説，第二年又有同一日誌的精裝豪華版出版。
(27)(28)巴黎·F·比松(F. Buisson)，兩卷集，1790年和1792年出版。另有一較短的法文版本，由N. A. K. 出版，書名為《莫里斯·奧古斯特·拜紐夫斯基伯爵之冒險回憶錄(1767-1786年)之簡編》(“Vie et Aventures du Comte Maurice-Auguste Beniowsky，résumées d＇aprés ses mémoires〔anées 1767-1786〕”)，圖爾(Towrs)，A·馬姆(A·Mame)。
(29)佩雷拉(1984，卷三和卷四，頁85)。
(30)其中一本已由若熱·福斯特(Jorge Foster)翻譯並加註。
*冼麗莎(Tereza Sena)，澳門文化司署研究、調查暨刊物處顧問。畢業於里斯本古典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新里斯本大學社科學院歷史學碩士；曾榮獲1994年度葡萄牙“Fundação Marques de Pombal”獎。從1984年起一直居住澳門。本文係1996年5月作者於曼谷Chulalongkorn大學召開的亞洲歷史學家國際協會第14屆會議上的發言稿(中譯本)。本刊英文版第31期發表的題為《Some Hungarian Adventurers In Macau，Formosa And China In The Late XVIIIth Century(1771-1772)(<18世紀末(1771-1772)匈牙利冒險家在澳門、台灣及中國>)一文則係作者後來加以修訂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