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齡能賦於人以自由。我把澳門稱為我親愛的澳門。
很長時間以來，我確實感到我已同澳門緊緊聯繫在一起了。我喜歡澳門。也說不清是甚麼原因，也許同別人一樣，因為我喝過鴨涌河的水，一次又一次到澳門。
人們都說現在的鴨涌河水已被污染。可是我記憶中1940年的鴨涌河水卻是那麼清清亮亮，喝起來甜絲絲的。
確實，我同澳門的聯繫始於很久以前。1905年我父親到澳門，當時他是海軍軍官；後來，又住在澳門，那是1925-27年的事。他經常對我講這塊土地和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激起了我急於想瞭解澳門的最初願望和興趣，也許我當時連自己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說過我初到澳門是在1940年，後來56和87年初又回到這裡，並作短暫停留。從87年10月起我就在澳門生活，這是我從前沒有想過的。但是我感到這個城市變化很大，每天都以一種新的面貌展現在人們面前，令人驚奇不已，目不暇接。
我要講的不是我自己的事，但卻都是事實，毫不誇大。
1905年我父親在澳門時才22歲，是個年輕的海軍中尉(事有湊巧，三十五年後的1940年我到澳門也是22歲)。他從澳門給他的一位摯友寫了好多信，講述他在澳門所見所聞的新鮮事。父親的這位摯友沒有繼承人，臨終前認為所有這些同我父親的通信最好由我保管，後來就都交給了我。
他們剛剛開始通信時，父親在愛德華多·維拉里奧部隊服役，任中尉；而他的摯友在埃爾德·里貝羅陸軍部隊服役，也任中尉。他們從1903年開始通信，一直到1940年父親去世為止。這些書信的内容極為豐富，生動反映了君主制時代末期以及第一共和國時期和後來發生的情况。內容很吸引人，但不能公開，因為其中有許多涉及私事，或隨便議論某些熟人，這些熟人還有後代在世。可是書信反映了一段時期，特別是第一共和國時期的人際關係：除了政治信仰外，人們非常注重友誼。政治上是對手，但友誼是神聖的。
我父親同埃爾德·里貝羅(我這樣稱呼他是因為我也繼承並發展了他們的友誼)都是共和主義者。同埃爾德·里貝羅相反，我父親從來都不是個革命者；而埃爾德·里貝羅不僅是，而且還是個積極分子，他參加了著名的“二月五日革命”。
那場革命失敗了，埃爾德·里貝羅被迫離開葡萄牙流亡巴黎。於是，他的十二個朋友都捐款接擠他，使他能在巴黎生活下去。他的朋友們從來沒有想過要他的回報。當他開始新的生活時回到了葡萄牙，他要求他的朋友們，那些經濟上資助過他的朋友們，接受他的報答。
在幫助過埃爾德·里貝羅的朋友中有一個叫路易·里貝羅的將軍，“二月五日革命”時期是里斯本軍區司令。這位司令採取各種行動扼殺革命使之慘遭失敗。但他仍然是埃爾德·里貝羅的朋友。那個時代的人就是這樣。
請原諒除了上述題外話，我認為還有必要讓大家暫時回到當時的時代和環境中去，並進一步瞭解當時兩個通信人之間的那種友誼。
現在，讓我抄寫我認為非常有趣的兩封信。
第一封信裡詳盡地描述了中國“新年”，這節日被長期保存了下來。在這封信中，我刪去了一些個人情况，私事沒必要公佈於眾。
第二封信寫於1905年5月4日，最後一部份也已刪去，因為也完全屬於私事。這封信談到了“桃子節”，這是春天的一個節日，我們認為現在澳門已不過這個節了。
我還要說明一下，這兩封信對於我有特殊的價值，不僅僅因為這信是我父親寫的，而是由於他抵達澳門對我來澳影響極大。
澳門的學者們對這兩封信會感到興趣的，我把它們獻給澳門的學者們和“我親愛的澳門”。
王復山譯
*葡國海軍上將(1987年退役)，現任澳門海事博物館館長，葡萄牙海外擴張紀念委員會主任，是多次研討會出版物的主稿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