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中文化

葡萄牙埃沃拉市檔案館保存有關澳門和中國的文件

伊莎貝·希德
Isabel CidIsabel Cid*

這是由唐·若奧·德·卡斯特羅學院發起,1988年11月12日在埃沃拉市國家博物館召開的《發現五百周年》討論會上介紹的一份文件。

當請我介紹有關在公共圖書館和埃沃拉市檔案館保存的關於澳門和中國的手抄文件時,我開始着手收集有關這方面的編目、講座及材料匯編,有關這方面的目錄共有88頁打字稿。儘管這項研究的特性及範圍不久即將出版,但顯而易見,現在在此尚不能介紹。

這個文件的摘要是能夠找到的。這個文件根據內容進行分類,盡力引起人們對這些較有意義的尚未發表的文件給予特別重視。

大部份材料都可在埃沃拉公共圖書館若阿金·埃利奧多羅·達·庫尼亞應·里瓦拉(Joaquim Heliodoro da Cunha Rivara)的手抄本目錄第一卷中找到(里斯本,國家印刷廠,1850年)。但其中有些材料可見《里瓦拉藏書》手稿集,題書《埃沃拉公共圖書館內部藏書》,作者是若阿金·洛佩斯·達·小席爾瓦(Joaquim Lopes da Silva Júnior,科英布拉大學印刷廠,1905年),見《新內部藏書》的手稿卡片箱和《馬尼佐拉(Manizola)藏書》打字目錄,這些原稿件是以埃斯佩蘭薩子爵(Visconde da Esperança)的繼承人那裡買來的。除這些文獻外是還有一些地圖,他們至今尚未出版,任何材料也沒有引用描述過,這是首次介紹和描述。最後一種情况,不但限於研究手稿,還有一些印刷材料,可以證實這些材料是罕見和有益的。

所研究的文獻屬於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這一階段,然而其中許多文獻所反映的重大事件是以前發生的,有時甚至記述澳門本身的由來及葡萄牙人進入中國的情况。例如地圖,反映的是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情况。因此,研究的對象則是上六世紀的事情,後來發生的情况,事實上大家都已知曉。

通過對現有手稿和地圖的分析,便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談的是有關下面幾個方面的重要內容:

(一)澳門城市的歷史

1. 概况

2. 防御工事和砲

3. 人口

4. 旅遊和貿易

5. 同中國的關係

(二)澳門和中國的基督教史

1. 澳門的主教府

2. 耶穌會的聖母學院

3. 以基督教的角度看中國的神話和習俗

4. 中國的傳教活動

(三)同澳門和中國有關的人士

(四)地圖

關於澳門歷史的文件總的來說包括歷史資料和關於澳門政府的文件。有關歷史部份共有七部著作,反映了重大事件,描述情節或描寫一段長時間的概貌,有時是從它的起源開始。

找到的關於澳門政府的文書非常多,特別是關於唐·弗朗西斯科·德·馬斯卡雷尼亞斯(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最高司令官時期的情况。其中有敕許和阿爾拉斯(Alvarás)的信件,軍團,旅行證和澳門內閣議室的文件。

關於澳門和中國在防御工事和大砲方面的衝突的手稿顯然是非常多的。這些文件幾乎都是關於1624和1625年期間的。那時,中國強迫摧毀葡萄牙人築起的壁壘,導致了議院和最高司令官之間嚴重的分歧。還有一些文件是關於在不同時期用於防御工事和駐防軍的款項的來由和數額,非常奇怪的事是,有一個文件是關於唐·弗朗西斯科·德·馬斯卡雷尼亞斯(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同滿清中國人簽訂的關於鑄造大砲的協定。

有關澳門人口問題,收集了關於1625年澳門人口問題文件。奴隸制度的文件和關於1624年暴動文件。從找到的文件獲悉,1625年有540人,其中437人是“鄰近的人和古怪的人”,403人是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關於奴隸制度問題在文件是間接敍述的。眾所周知:最高總司令的一個受指令的人下命令道,沒有法官的命令或指令,任何人都不許購買基督教的ataia和amais(原文如此,中文意思無從查找),旨在瞭解他的奴隸的行為(1625年):一個年僅六歲,名叫阿紹(Acho)的中國atai(原釋文如此),“安置”在澳門被交給予內地的官吏(1626年);卡埃塔諾·洛佩斯(Caetano Lopes)神父是屬耶穌會駐中國的傳教士,並擔任日本省駐羅馬的代表和駐里斯本的代表,他以耶穌會的名義,於1730年(原文如此,實際應為1630年)親自去羅馬參見教皇,要求維護中國人的自由,因為當時中國人被當作奴隸來對待。總的說來,證實了1623年至1625年,人們的生活不總是安定的,許多文件如許可證、敍述史記及其他一些文書等都證實了這點。

關於旅行和貿易的那一章,包括有關這方面的許多問題的文件;嚴禁卡斯蒂利亞人到“有葡萄牙人貿易和船雙到達的地方”;最高總司令和澳門關於到馬尼拉旅行的爭議;禁止同日本人進行交易,限制某些產品如絲綢和銀器的交易,以及一般的東方貿易情况等。這些材料記載都是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情况。

關於同中國的關係,總的來說沒有太大的衝突,正確地說是由他們默默地接受了強大中國的強權,當然有時也發生一些小磨擦,如“黑人”搗毁了港口的中國官史們的房屋,偷了他們的木頭等,為此,他們理應得到“賠償”才是,可中國總督要求“賠償”的想法卻遭到反對。

第二部份的材料大多是關於基督教在澳門和中國的傳播情况。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並已編成目錄。其中包括關於澳門主教府的政府,耶穌會聖母學院,中國的神話,習慣同新的文化、宗教的關係,以及特別是中國傳教活動等手稿。

澳門主教府的文件記載了唐·迪奧戈瓦倫特(D. Diogo Valente前日本主教),和安東尼奧·多·羅薩里奧(António do Rosário)之間,為爭當主教府總督所進行的辯論,以及關於阿德里亞諾·達·庫尼亞(Adriano da Cunha)競選主教府總督的情况。

有關耶穌會聖母院,僅有一本記錄本,寫於1700年,這份材料非常生動有趣地記述了該學院自成立以來的歷史,也講述了耶穌會神父在中國、日本、柬埔寨、老撾、交趾支那和錫蘭的活動情况。

僅有三篇文章記載了關於中國的神話和風俗習慣,是在“同葡萄牙風俗和天主教的關係”一文中發現的。

所研究的大部份文件都同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有關。文件的內容真是豐富多彩,總的說來是試圖在中國建立天主教。記載了1720年亞歷山大(Alexandre)總主教訪問中國;許多天主教徒們所處的地位;司鐸和歸宗者所遭受的迫害;以及考慮為在不同的區域創建天主教所應採取的更有效的戰術等等。

在調查過程中還發現了一些關於同天主教有關的許多人士的文件,如澳門的主教唐馬塞利諾·若澤·達·席爾瓦(D. Marcelino Jose da Silva)修士,北京的主教唐·亞歷山大·德·戈維亞(D. Alexandre de Gouveira)修士,安東尼奧·達·普里菲卡桑(Antonio da Purificacao)修士(神父)·亞力山大·梅特羅·德·索薩·依·梅內澤斯(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使者和總督唐·弗朗西斯科·德·馬斯卡雷尼亞斯(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

有關傳教士的材料,主要談到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情况,有關他們本身的情况,已收錄在地方上的文件裡。關於最近兩方面的文獻,除了已包括在上述收錄的文件以外,還有一些文獻專門談到他們自己的活動情况。

關於亞歷山大·梅特羅·德·索薩·依·梅內澤斯·找到了有關他於1726年和1727年率領使團拜見中國皇帝的材料。有關弗朗西斯科·德·馬斯卡雷尼亞斯,發現有一大卷宗材料,其中有記載他繁忙一生的原始材料。他是十七世紀的貴族和軍人,唐·努諾·德·馬斯卡雷卡亞斯(D. Nuno de Mascarenhas)的兒子,曾在歐洲弗朗勒和德國軍中服役,後來抵達東方,任澳門總督和最高總司令。後來他回到葡萄牙,1628年被任命為印度總督,同年去了印度上任。但是,旅行很不順利,因遇險進入港口避難,且尚未到達目的地。於是唐·弗朗西斯科放棄了晉升的職務去印度。後來,他又在馬德里定居,國王任命他為葡萄牙參政院(會議)和行政法院議員。

還找到了兩份小材料,是關於若澤·馬里亞·德·西克拉(José Maria de Sequeira)和若奧·費雷拉·平托(João Ferreira Pinto),他們倆人均為十九世紀駐澳門的政府的官員,第二份是給若阿金·埃利奧多羅·達·庫尼亞·里瓦(Joaquim Heliodoro da Cunha Rivara)的信件,信上還記述了日常的工作。

考慮到地圖繪製法的重要性,加之人們對澳門熟悉的材料還不多,鑑於這樣的事實,使草擬制定了圖書館所擁有的全部地圖和平面圖的目錄,不管是印刷的,還是比較新的;或者已經收編目錄,或者現在第一次被研究。上面已經說過,二十世紀的印刷材料不包括在內,因為大家都非常熟悉他們了。

鑑於這些材料的重要性,以及有些材料非常重要和有趣,下面我們就一個一個地來研究。

關於全中國的地圖有以下五種: 1-1595年印刷的地圖,印有“Henricus F. ab Langren Sculpsit”和Arnoldus F. à Laugren delineavit說明文字。奇怪的是這張地圖是用荷蘭文繪制的,很明顯是根據葡萄牙文從前的地圖製成,因有不一致之處,許多葡萄牙語的很專有名詞和註解可以證明這一點,而且葡萄牙語基本正確(參見地圖1)。 2-印製地圖,標題為《東方印度新描寫》說明文字為“Amstelodami loannes lanssonius excudebat”專有名詞為荷蘭文,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許多海洋地帶是用烏賊墨色和玫瑰色着色。地圖上標出了中國南部一小地帶。奇怪的是沒有標出澳門所在地(參見地圖2)。 3-手繪地圖,用葡萄牙文標出,但沒有標題、日期和作者的名字。該地圖繪製細緻詳盡,標明了中國的省份和許多專有名詞。還標明了“葡萄牙人的澳門”。這份地圖的海洋地帶為綠色,邊境線是玫瑰色(參見地圖3)。 4-印製地圖,標題為《中國分為許多省》,還用一個個“十”字在各省標出傳教團基督教堂和尊敬的耶穌會神父的住宅。這份地圖繪出了中國各省的劃分,還標出了許多專有名詞。從文字部份來看,好像是十七世紀印製的,專用名詞為拉丁文,解釋文字為拉丁文和法文。海洋地帶和領土劃分是用綠色、玫瑰色和黃色標出(參見地圖4)。 5-印製地圖,標題為《現在稱作卡塔依(Catay)的中國就是芒境(Mangin)》,在地圖上,非常精確地劃出了主要的省份,該地圖是由吉列爾梅,桑德繪製的,標明了中國各省份,還有許多專用名詞。在標題旁邊的圖解區,海洋地帶,省份的劃分及邊界線用綠色、黃色、粟色和紅色標出(參見地圖5)。 《文化雜誌》海報十七世紀澳門平面圖 作者:佩德羅·巴雷多·德·雷會德
原載:1634年安東尼奥·博卡羅著《東印度國家的所有要塞、城市和村鎭平面圖册》

“1518年,葡萄牙人首次來到中國,是尊敬的唐·曼努埃爾國王派遣的一個使團,他們在這個國家的許多港口進行貿易。最終選定香洲(Sancheu)港和島嶼,澳門首先同它進行貿易,據印度使徒和該市的保護神講,聖方濟各(San Francisco Xavier)1552年死於此地。1555年,貿易往來轉向浪白窖(Lampacao)一帶,到1557年又轉到澳門。由於貿易往來頻繁生意興旺,澳門變成了一個人口密集的城鎮。1585年,印度總督唐·弗朗西斯科·馬斯卡雷尼亞斯(D. Francco Mascarenhas)陛下創建這座城市,起名為澳門(Nome de Deos),城徽為耶穌十字架,澳門市享有同埃沃拉市一樣的特權自由。澳門是聖·多美(Sam Thome)使徒從印度出發,以海路抵達中國的大門,也就在那個時候,聖·多·埃萬熱略(Sancto Evangelho)在耶穌修士的陪同下途經澳門光榮地進入日本,交趾支那等國,並在那裡興建教堂。澳門共居住着850個葡萄牙人和他們的子女。他們長得身裁高大體格健壯,是東方人所沒有的。幾乎每個人都有六個守衛。最好最多的守衛認為是黑人或其他國家的人。他們擁有自己的小船,供圍繞島嶼遊玩使用。而他們的主人葡萄牙人都擁有大船,幫助葡萄牙人做許多事情和為陛下效勞。

“在澳門居住的除了葡萄牙人以外,還有其他居民,如澳門本地人,人數最多是些被稱為“孺魯巴薩”的中國天主教徒,以及一些其國家的人,也都是天主教徒。因此為了防身,這些葡萄牙人都有很好的武器,如長銃、長矛及其他各種武器。葡萄牙人很少沒有六支或十二支一組的毛瑟槍和火石及其他數量眾多的長矛,這些武器閃閃發光,都成了房子的裝飾品。

“此外,澳門還有許多葡萄牙海員,駕駛員和教師(其中大多數人都已結婚,也有一些單身漢),他們航行於日本、馬尼拉、索羅爾(Solor)、望加錫(?)(Macassa)和交趾支那一帶。這些人中,有150多人(有些很富有,擁有5萬多古銀幣),他們非常不願意到果阿去,因很可能因犯罪被抓住,或被處死,或為總督陛下服役。同樣理由許多單身富商也不願去果阿。

“澳門還沒有最高司令官,負責戰爭等事物。還有150多個士兵,兩個海軍中尉,許多少尉、軍曹和班長,及一個助手,一個法官的薪金為十萬雷斯(res),由馬六甲海關支付。

“教會的司鐸們有一個主教,現已故去,但尚沒有人來接替他的服務,薪金為二千古銀幣,也由馬六甲海關支付。”

聖地亞哥(Sanctiaguo)堡壘

“關於要塞,在一進入澳門的入口處有一座堡壘,叫聖地亞哥堡壘,長150步,寬50步,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漂亮的平台,高出海平面五噚,牆底寬二十八掌,牆面寬十七掌,所說的高度包括胸牆。平台的胸牆高三掌,這個平台既不能保護守衛,也不能掩護砲位,只能在打仗時放些沙籃。在廣場的中央有一個水池,在一塊岩石的低窪處,能容納三千大琵琵桶水,容水量很大。房屋都建造在靠近陸地的海灘上,這些房子足夠一尉官和六十名士兵居住,房子的下面是存放武器彈藥和糧種的倉庫。在入口處的教堂(寺院)旁邊,有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房子,房頂呈四角尖頂形。這個廣場的上面還有一個廣場同它相連接,高為十五台階。在上面的廣場上設置了砲,有些砲還相當大。在上面一層蓋了一些尉官和士兵們住的隱蔽房屋。這個座落在海灘上的堡壘,在小丘上面還有一堵幕牆,上面就是一座房子,當海軍大將住在這裡時,房子當守衛所用。

邦·帕多(Bom Parto)聖母堡壘

“還有一座是邦·帕多聖母堡壘,這是一座比較小的堡壘,呈三角形,只能存放十門或十二門砲……”

佩納·德·弗蘭薩(Penna da França)聖母堡壘:

“在一座小山的置高點建造了一座小堡壘,叫佩納·德·弗蘭薩聖母堡壘,裡面放置了兩門鑄造的薩格雷斯(Sagres)砲,每門砲用的鐵砲彈重為七磅。”

聖·弗朗西斯科(Sam Francisco)堡壘:

“聖·弗朗西斯科堡壘的形狀為橢圓形,有七門鑄砲……堡壘旁邊有一個平台,平台上安放着一門砲,用的鐵砲彈重量為三十五磅,是澳門城擁有的最大的砲。”

“在大海灘上有一個平台,平台上有一門鑄造砲,約為三分之一大小,用的鐵砲彈重量為十八磅。”

松山(Guia)聖母堡壘

松山聖母堡壘山是澳門市最高的山,所以就在這在座山上建了一座堡壘,安置了五門大砲……,山頂上還建造了幾幢房子,可以駐扎一個連的士兵;山頂上還有一個水池,但由於水池在聖·保羅堡壘的上面,最好還有把水池拆除掉。已經同中國人商量好,為此葡萄牙將付出七千銀幣。”

聖·保羅堡壘

“聖·保羅堡壘是澳門最重要的堡壘,最高司令官的住宅的別名就叫澳。這裡是一座澳門最高的自然高山,山頂上築有一堵牆,根基的底始部份寬為二十掌,用花崗石砌成,根基到地面為六掌,從地面開始便只用泥土壘成,這種泥土同壓縮的碎禾杆混合攪拌,然後用打夯機用力打,方使泥土變得堅硬極了,這樣的泥土比石頭還要好,因為這樣就不會再搖動了(用這種方法壘起來的牆非常結實堅硬,澳門所有房子都是這樣建造的。當房子蓋好後要開窗戶時,要用鐵製的尖嘴鋤用力地鑿很久才能鑿得開)。這堵牆隨着山的斜坡變得越來越窄,直達山頂胸牆的架子處,頂部的厚度為十五掌,牆的高度為五十掌,也就是五噚。這座堡壘為正方形,上面有一個廣場,每邊為一百步;牆的每邊長也是一百步,這樣,在四個角處便成了四個堡壘,成尖尖形狀,正如平面圖所見到的。在這個廣場中間的最高處有一個三層的塔,廣場的周圍有四排房子,最高總司令住一排房子,士兵往三排房子;塔的每一層都安置了砲,在砲中和四個堡壘中,共有十八門粗粗的鑄造的砲。

“這個塔的門內側有一個守衛所。從兩邊能爬上同牆一樣的山;在牆的低窪處,建築了一座藥庫,這些彈藥足夠對付任何一場戰爭(雖然在陸地上有許多材料,可以用來製成彈藥,但是因為各種重砲耗彈量非常大,仍能應付二年以上的圍困)。

“至於食品,這個城市是很充足的,但陸地上的食品豐富味美,價格低廉,因此我們很希望從中國人手裡得到這東西;如果他們不滿意我們葡萄牙人,就會停止供應給我們,那裡的居民只能到其他地方得到這些東西。交趾支那雖然擁有這些東西。但它在澳門的西南方,相距一百里,或到周圍人口稠密的島嶼上去購買,但只能買到家畜,豬,雞和鴛鴦。

“這個城市的圍牆幾乎都是由當時的第一任最高總司令唐·弗朗西斯科·馬斯卡雷尼亞斯指揮建造的,但是,中國人非常不信任他,於是便把聖·保羅堡壘下面陸地那一邊的大部份圍牆都給拆除了,他們以為,葡萄牙人修圍牆是為了對付他們;這樣就對剩下朝着海一面的和西面的建築物,以及卡西拉(Cassilhas)海灘上的木柵欄,當敵人入侵澳門時,從這裡登陸。把胸牆計算在內,這些圍牆高兩噚,寬為八掌。須提醒注意的是,因為路面不是在圍牆高兩噚,寬為八掌。需提醒注意的是,因為路面不是在一個水平面,時而上坡,時而下坡,為了能使地面上的圍牆保持相同水平,圍牆也只能時高時低。圍牆用的材料,也就是前面我們說的泥土同禾杆混合的材料,砸實以後就變得非常堅硬。廣場的平台上有一門三分之一大小的砲,砲彈重十八磅;在另外兩座堡壘中,安置了一門聖·佩德羅號砲,兩門薩格雷斯號砲,每顆砲彈重為七磅。另一座堡壘中,安置了一門聖·若奧號砲,一門三分之一大小的砲,砲彈重為十八磅;一門二分之一大小的庫萊布那砲,砲彈重為八磅。上述砲彈均由鐵鑄成。

為甚麼中國有世界上最高超的鑄造技術,因為從前總督下令鑄鐵和銅,然後用來製造大砲,來滿足全國的需要而且價格較低廉;當時所有戰爭用的物資都是在那裡鑄造的,旨在使荷蘭人佔領的新加坡海峽可以自由通行,暢通無阻。因為在季風季節時,新加坡海峽常被荷蘭人封鎖。

澳門所有的大砲、圍牆、圍城建築物以及要塞,均由澳門建造,而葡萄牙皇室財政總督沒有資助過一分錢。當時如要去日本,澳門在稅收中得到些必要的利潤,當時稱稅收為“大鑊(Caldeirao)”,現在去日本的稅收佔整個財政的百分之八,而過去只佔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儘管如此,當時的利潤還是很高的。”

我是帶着十七世紀葡萄牙人對這個充滿生機和力量的故地的深切懐念去描述中國的旅行,以及詳盡描寫我詳細說明從澳門出發直到後來的旅行,以及詳盡描寫澳門的港口,我不願意超過所規定的範圍延長時間。我的講話到此結束了,澳門這個城市仍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

王復山譯

*埃沃拉公共圖書館及檔案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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