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於1633年5月25日生於澳門，教名為曼努埃爾(埃曼努爾)·德·西克拉(Manuel de Siqueira)。他父親叫安東尼奧·德·西克拉(António de Siqueira)，是中國人。母親也是中國人。他的中文名字是鄭瑪諾。1645年12月20日，一位交趾支那的傳教士、耶利會司鐸亞歷山大·德·羅德斯(又譯陸德，Alexandre de Rhodes)神父把他從澳門經陸地帶去羅馬。
當路過波斯時，同行的韃靼人認為鄭瑪諾是偽裝的土耳其摩爾人，於是策劃在穿過土耳其時劫持他。得知此事後，羅德斯則秘密地把鄭瑪諾藏到亞美尼亞的多明我會修道院。在那裡他住了六個月，還學會了亞美尼亞語。直到1655年元月1日，他才由交趾支那的另一人之傳教士、耶穌會司鐸佛朗塞斯科·德拉·羅卡(1655)神父帶到了羅馬。
從1651年10月17日開始，鄭瑪諾進了桑托·安德雷的耶穌會初學院學習。在初學院學了兩年後，他又進入羅馬公學學習，先學了一年修辭學(1653-1654)，又學哲學(1654-1655)、物理及自然神學(1655-1656)和形而上學(1656-1657)。
根據規定，這位年輕的神學院修士中斷了他的學習，於1657年至1660年在本校教授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語法及拉丁、希臘文學。
1660年夏天，他來到意大利波倫亞的耶穌會公學繼續學習；學了一年的神學後，於1661年末去葡萄牙，進入科英布拉耶穌會公學。
大約是1667年第一季度，結束了三年神學學習之後，鄭瑪諾被授予司鐸神職。
回到中國
天主教司鐸喬瓦尼·菲萊波·馬里尼神父，是位在華的傳教士。他去歐洲招聘神父傳教，後來他如願以償。1666年4月13日，在印度總督若奧·努內斯·達·庫尼婭(João Nunes da Cunha)的陪同下，乘坐“聖母阿儒達”號軍艦啟程，一起從里斯本出發的有：馬里尼(Marini)，兩個中國人鄭瑪諾和尼古拉·達·豐塞卡(1)(Nicolau da Fonseca)；比利時的多爾內的讓·巴斯特·馬爾多納多(Jean Baptiste Maldonado)；六個意大利人，盧卡的呂多維科·阿齊(Ludovico Azzi)，日內瓦的克勞迪奧·菲萊波·格里馬爾迪(Cláudio Filippo Grimaldi)和菲奧·菲萊波·菲埃斯基(Filippo Fieschi)，巴蒂勒莫的朱塞普·坎多内(Giuseppe Candone)達迪奧阿爾詹塔(Datio Algiata)和弗朗塞斯科、卡斯蒂格利亞(Francesco Castiglia)，以及四位葡萄牙人費朗西斯科·達·維加神父(Francisco da Veiga)，雷納爾多·博爾熱斯神父(Reinaldo Borges)，以及神學院的修士托馬斯·佩雷拉(Tomás Pereira)和羅東尼奧·杜亞爾特(António Duarte)。
他們一共十四人，後來有兩位在旅途中死亡(2)，其餘十二人於當年10月13日抵達果阿。他們在果阿呆了近兩年時間，當時因為傳教活動在中國各交趾支那都遭到迫害，傳教士根本無法進去。
鄭瑪諾學過卡拉(Canard)語，於是便在印度的查烏爾(Chaul)進行傳教活動。終於他可以去澳門了，同行的有菲萊波·菲埃斯基(Filippo Fiescln)，呂多維科·阿齊(Ludovico Azzi)，朱塞普·坎多內(Giusepp Candone)，曼努埃爾·費雷拉(Manuel Ferreira)，弗朗西斯科·達·維加(Francisco da Veiga)和讓·安德寧(Jean de Maynin)(3)。他們再於1668年5月14日乘“法蘭西貝納聖母”號軍艦離開果阿，兩個月後抵達馬六甲，逗留了九天又啟程，於8月19日在澳門上岸。從果阿到澳門路上走了三個月零六天(4)。
二十二年前，鄭瑪諾同交趾支那傳教士，耶穌會司鐸亞歷山大·德·羅德斯神父一同赴羅馬時，到過馬六甲，時為1646年1月16日，恰值荷蘭人佔領馬六甲的五年之後，他們在那裡逗留了一個月。
在馬六甲的傳教活動
在馬六甲逗留的九天時間裡，七個傳教士熱情洋溢，加緊進行傳教活動。
1668年12月31日，朱塞普·坎多內(Giuseppe Candone)從澳門給羅馬耶穌會總助理亞歷山大·菲埃斯基(Alessandro Fieschi)神父的信中寫道：
“我們到達馬六甲的消息一傳開，人們急忙划着小船靠近我們，爬上我們的船，帶着他們的禮物向我們致意、問候。船上擠滿了人，每個人都那麼虔誠、熱切，他們急於希望領受聖事，我們深受感動，感動得流出了眼淚。就在船上，我們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後來他們還祈求我們上岸去，滿足岸上婦女們的要求。她們寧願要200士姑度的罰款：因為荷蘭人規定，任何人未經總督允許而私自窩藏神父，一旦被發現即以罰款論處。
但是，神父們決定最好還是滿足人民對宗教虔誠的願望，準備獲得官方的認可就到陸地上去，再說，還須提請為船隻補足給養。
兩天以後，總督終於批淮了上陸請求，但是只允許四個教徒上岸，而且只能在白天，傍晚時必須返回船上。這麼短的時間根本不夠接待三千多位天主教徒，因為那裡已有很長時間沒有舉行聖事了(5)，於是我們決定不理睬總督的限制。每次上岸的人數都不止四個，我們被忠實的信徒們悄悄地帶進一些指定的房子，這些房子位於沿海的要塞附近。我們之中的一些人白天有時躲藏在裡邊，有些人還在裡邊過夜。
附近的天主教徒們成群結隊地湧向這些普普通通的隱蔽的房子，許多信徒為能參加彌撒整整等了一夜。他們這些信徒小心翼翼地保存着進行神的聖事所必要的東西，多年來一直保存著。教徒們長時間地懺悔着，我們靜靜地聽着，為他們舉行受聖餐儀式。我們確實被這裡善良虔誠的人們對宗教的熱情深深地感動了，我們絕對沒有想到在這樣的宗教修院中人們會有如此高漲的熱情。
每當我們的人走在路上，他們就紛紛從家裡跑出來，懷着無比崇敬的心情向我們致以問候，還拿出水果和做彌撒時的聖餐、祭品等。他們一再噙着熱淚尋求我們留下來。”(6)
在澳門
鄭瑪諾於1668年8月19日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澳門，1645年12月20日當他離開澳門時年僅十二歲，還是個孩子。
回到澳門他又開始學習中文，因為都已忘了，他就求學於聖保羅耶穌會學院。馬爾多納多(Maldonado)神父是一年多以前回來的，他就在這所著名的學院為兩個班級授課，他寫道：“學院開設兩種課程：一為中文，二為安南語。”有八位神父學習安南語；包括鄭瑪諾在內的另六位神父學習中文。
在中國國內，各地掀起一股搗毀教堂的風波，許多修會的神父在廣州遭逮捕。唯一能夠佈道傳教的是中國神父羅文藻(Gregório Ló)，後來他被委任為主教。
西西里島的耶穌會神父普羅佩羅，因托爾塞塔(又譯殷鐸澤Prospero lntorcetta)，在廣州同其它神父一起被捕入獄。由於殷鐸澤已被選為去羅馬的傳教會的代表，他曾試圖逃跑，可哪有那麼容易呢？為此，他們合謀搞了一個計策；法國耶穌會教徒熱爾曼·馬克雷(Germain Macret)已被流放到澳門，他自願頂替殷鐸澤。1668年馬克雷悄悄潛入內地，替殷鐸澤坐牢，殷則成功地出逃去了羅馬。
1670年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天主教多明我會的多明哥·費爾南德斯·納瓦雷特(Domingo Fernandez Navarrete)從廣州監獄逃跑了，若不是意大利耶穌會教徒克勞迪奧·菲萊波·格里馬休迪很快頂替了他，他的逃跑就會給其他被捕者帶來嚴重的後果，因為克勞迪奧沒有甚麼問題。
外國傳教士不是被驅逐出境就是被抓進監獄，傳教團也被迫離開，只有中國神父羅文藻可以在中國境內到處傳教。他是第一個被委任為司鐸的中國人，鄭瑪諾是第二個。那個時候，只有他們兩位被允許在中國傳教。
這個問題曾在廣州被捕的傳教士們中間嚴肅認真地討論過，後來在澳門鄭瑪諾與他的同事們，即耶穌會教徒們也討論過同樣的問題。包括鄭瑪諾在內，一致同意推荐殷鐸澤神父做代表將此問題提交羅馬教廷(7)。當時鄭瑪諾神父向總會長寫了內容相同的呼籲書，內容如下：
目前如欲使當地教友們能繼續獲領聖事，除派遺本國神父以外，別無他途可循。他們極易化裝潛往各處，而歐洲人則絕對辦不到。本會省會長對此事已有所了解，但無人可以派遣，因為過去不願錄用中國司鐸。當此緊急關頭，非本司鐸則不足以挽救危機局勢。根據我的判斷，此事如果不迅速採取措施，以往的傳教事業將付之東流，成為泡影。
關於鄭瑪諾對上級教會的批評，弗蘭西斯·羅列奧(Francis Rouleau)本人評論道：“這個問題要比經驗不足的鄭瑪諾所想象的要複雜得多，他對上一級在這個問題上的批評是欠穩妥的。原則上大家都同意需要有一個中國傳教士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教堂。但是，由於在天主教教徒團體比較小，思想上、習俗上影響不深，非天主教的社會基礎太廣，所以很難找到倫理上正直的人選；當時又沒有一個新派的天主教學校，只有為數極少的神父擔負着教育的任務，他們超負荷地工作着，這一切就是徵結所在，都是實際困難，這甚至使最同情本地化計劃的人也感到不安。最有名的律師喬瓦尼·多米尼克·加比亞尼(8)(Giovanni Dominico Gabiani)在修會省副會長向羅馬總會的一份報告中悲傷地說道：“六年前我們就已竭盡全力尋找一些品德優良的成年中國教徒，誠心誠意地幫助我們建立偉大的天主教會，加入天主教和培養成一位司鐸。但是，符合這些條件的有教養的教徒太少了，困難之大、之多……，後來經過千辛萬苦和不懈地努力，我們只能接納一個。”(加比亞尼，修會省副會長，1681年12月11日，《致奧利瓦(Oliva)，日本--中國》，第163冊第163頁)。面對這種情况，加比亞尼堅持接受青年人。他主張接受一些出身於有地位的天主教家庭的有希望的男孩子，趁他們還年輕教他們學習天主教道義和語言(中文和拉丁文)，這在神學院或宗教學校都是最基礎的教育。他本人在中國的南京--這個人口多、修會團體又熱情的城市就那樣做過。但是，儘管他滿腔熱情全心盡力接受了一些年輕人，可試驗結果令他們大失所望。
新任修會省副會長，法國的讓·瓦拉(Jean Valat)在向羅馬匯報加比亞尼所做的上述努力時就坦率地說，這種方式是徒勞的：“經驗告訴我們，修會省副會長花錢在此培養那些年輕人是徒勞無益的。”有四個南京的修道生，寄宿受訓了兩年，第一個因道德品質敗壞被趕了出去，第二個因天資差被遣返回家，第三個雖表示非常願意入會，但是個平庸之輩，毫無才氣可言，而第四個雖然很想升到司鐸之位，終因太驕傲自大而被淘汰，沒有接受他。“我們沒有有更好的消息。”(9)(瓦拉，1685年3月，《致夏爾·諾耶耶(Charles Noyelle)，日本--中國》第163卷273頁)。
在中國
鄭瑪諾學習了中文以後，於1669年底，可能是由他的助理兄弟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10)(António Fernandes)陪同，化裝後進入廣州。天主教已於1665年1月4日被當局四個攝政者廢除了，傳教士們均已於1666年被流放到了廣州。
當時只有中國籍的多明尼會修士羅文藻在各省活動。中國籍耶穌會教徒鄭瑪諾沒有像羅文藻那樣選擇北方城市進行傳教活動，而是留在廣東省。1665年，廣東和海南島屬於日本省會，鄭瑪諾就選擇了這個省。1669--1670年期間，鄭瑪諾在廣東進行傳教活動。由於廣大傳教士遭受迫害，只有兩名耶穌會教徒在活動。他們三人給五百名兒童行洗禮，這些兒童都是他們的父母親把他們放在河邊的。他們三人還給許多成年人行洗禮，到1670年，人數已達150人。
在北京只有三位搞數學的耶穌會教徒：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利類思(Luigi Buglio)和安文斯(Gabriel Magahāes)。有一位偉大的數學家和天文學家，耶穌會司鐸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是德國人，自1661年滿清皇帝順治(Chuen-Tse)死後，他渡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順治皇帝自1651年佔領廣州後一直統治着全中國。當他的兒子康熙(Kang-hi)幼年時，創立了四攝政者法庭，把湯若望抓進監獄，於1664年11月12日判處死刑，可不久又被釋放了，1666年8月15日湯若望憂鬱而死去。康熙於1667年8月25日登基立位，屆時僅14歲。現在是歷史嘲弄了他，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湯若望是他父親順治皇帝的私交，而康熙又想興起耶穌教。他貶黜兩位攝政者，恢復耶穌會教徒在清朝廷的數學地位。1671年3月，他允許神父可以在廣州進行他們的傳教活動。在澳門，人們唱着“謝主頌”。同年9月8日，即聖母誕生之日，傳教士們興高采烈地走上街頭，沿着河邊進行隆重的宗教遊行。
神父中的兩位偉大的數學家受到了特別的榮譽：意大利的閔明我(Clàudio Filippo Grimaldi)和奧地利的恩理格(Christian Wolfang Henriques Herdtricht)被派往北京任職。他們乘坐一條特殊的船隻，船上張燈結綵，並特別懸掛着“舉取進京”四個大字的大旗。鄭瑪諾也在這條船上，怹不是以傳教士的身份進京，而是以相公的身份進京，他是朝廷兩個數學家的中國文書。途中鄭瑪諾重病纏身，因為冬季十分寒冷，閔明我也病倒了，只得由恩理格照顧他兩個人。鄭瑪諾不得不停止旅行，上岸就地休養。另外倆人繼續北上，於次年二月初抵達北京；可閔明我休息了半年才恢復元氣。鄭瑪諾患的是肺結核，春後才離開療養院。到了北京也還沒痊癒，掙扎了一年以後，終於在1673年5月26日病逝。
弗蘭西斯·羅列奧對鄭瑪諾最後一年的生活作過詳盡的描述，現引用如下：“他來到北京，隱名埋姓，深居簡出地過日子。誰也不知道他是誰，皇室官員們也不知道，沒有皇家任何公文，只是不把他當做長着大鬍子的外國人。確實如他所希望的那樣默默無聞地生活着，隱藏在西方天文學家絲製的寬大外衣裡面，他們這些天文學家參預皇事，他們的名字載入教會史冊，他們的名字和事績將在歐洲公佈於世。事實上，他們從一開始就參加了在中國進行的偉大的宗教傳播活動。相反，同他們一起生活的中國神父，是同一修會和同一修會團體的成員，他在活着的時候反而被輕描淡寫地提過一下，而在死後，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便把他忘卻了……。”
“當南懷仁安裝他的六分儀用來測定星體，安文思模仿製作精巧的天體，用它來輻射棱鏡的千種顏色，恩理格製作的儀器及裝置等，深得當朝皇帝和臣子們的青睞以至心醉神迷時，那個瘦小的中國耶穌會教徒每天都在鄰近的城鎮鄉村進行着非常平凡的宗教儀式活動，盡他最大的努力傳授教義和為人們行洗禮，以及其他聖禮聖事。他的教徒中有許多人同他一樣，出身貧寒，為了他們，他同他們渡過了一生中最艱難的日子。”(11)
鄭瑪諾死於1673年5月25日，享年僅四十歲。安文思神父在給副巡視耶穌會司鐸雅克·勒富爾神父的報告的最後一部份中寫道：“對鄭瑪諾神父之逝世殊深悼惜。他確實為中國的光輝和榮耀，是一位奇才。北京對他的疾病固然不利，但在其他地方也不可能拖延更久；因為他抵京時，確已病入膏肓，肺已全部腐爛化膿。請速培養中國司鐸(我們也在此方面努力)，以使鄭瑪諾神父後繼有人，鄭瑪諾神父在天之靈亦為此求主。”
杜寧·斯波特(Dunin Szpot)在發表了一條關於鄭瑪諾的短消息之後說：“鄭瑪諾神父……應召到京……在很短的時間裡便達到了完美，用他的美德和忘我工作，渡過了一個充實的人生，他被安葬在北京阜城門外，京城的教友們都非常懷念他。”(12)
在北京薩拉公墓，他的墳墓石碑上，刻着下列碑文：“鄭瑪諾神父，中國人，祖籍澳門，幼年赴羅馬，在該地入耶穌會，與耶穌會華籍會士首先榮登鐸品者，以優異成績修畢神哲學後，返國傳教。卒於北京，時為西元1673年5月26日，享年三十有八。”
他死時不是三十歲，而是四十歲，因他生於1633年5月25日。(13)
〔注釋〕
(1)尼古拉·達·達塞卡(NICOLAO DA FONSECA)生於澳門，父母均為中國人，被馬里尼帶到歐洲，1666年他25歲時在里斯本加入耶穌會。離開耶穌會後，被委任為司鐸，在交趾支那傳教，在該地捍衛葡萄牙教會和耶穌會，反對由教廷傳信部派到那裡的法國宗座代牧主教。豐塞卡寫了一篇論戰專論，題為：“關於交趾支那迫害法國牧師的一百二十頁中的一百二十個謊言。”西諾阿(SINOA)城，交趾支那王國宮廷，1708年7月31日。(羅馬，國家圖書館，吉斯(Ges)藏着，39分冊第1256頁)。豐塞卡神父簽名“使徒傳教士”，那時年約60歲。
(2)其中之一叫卜斯蒂利亞(Castiglia)，訪莫桑比克時死於8月28日。另一位叫阿爾吉阿塔(Algiata)，死於離開莫桑比克之後天，時為9月17日。
(3)比利時的海寧(Haynin)同里斯本的其他人同行，但是因後來病，一年之後才起程赴果阿。
(4)據記載馬爾多納多(Maldonado)於1667年1月29日離開果阿，在巴塔維亞(Botaria)逗留一個月，乘弗朗西斯科·維埃拉·德·菲格雷多(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的聖·米格爾(S. Miguel)號船，於同年1月29日抵達澳門。1673年5月去暹羅，1684年回到澳門，1678年又去暹羅，1694年回到澳門，用拉丁文措述了聖若奧·德·布里托(S. joão de Brito)之死，題為《著名的決鬥》。1696年去柬埔寨，1699年8月5日死在那裡。
(5)不久前，費爾南多·曼努埃爾(Fernando Manuel)在那裡傳教，並於1665年3月從澳門去馬六甲，一直住到1666年。1665年耶穌教神父德羅·德·梅斯基塔(Pedro de Mesquita)和曼努埃爾·恩理格(Manuel Henrique)曾秘密地在那裡進行過傳教活動，他們倆人是1651年離開澳門的，在那裡工作了兩年，後來被捕，在獄中渡過年了兩年多的時間。恩理格神父於1623年生於蒙特莫爾(Montemor)，1641年乘船去果阿。他同鄭瑪諾神父一起到過馬六甲(1651-1655年)，澳門(1657年)，印度(1671年)；他當過印度孟買附近班多拉(Bandorá)城的耶穌會代表(1673年)，1690年10月出任中國和日本駐果阿的代表。梅斯基塔神父於1655年12月25日寫給葡萄牙羅馬的司鐸，弗朗西斯科·塔澳拉(Francisco Tàvora)神父的一篇很長的報告中用敍述詩的形式這樣描述馬六甲：“關於1651年從澳門學院派往馬六甲城和要塞的彼德羅·德·梅斯基塔神父和曼努埃爾·恩理格神父所進行的新使命。”(耶穌會在亞洲，49-W-52，第5-39頁)。
(6)耶穌會司鐸弗蘭西斯·阿·羅列奧(Francis A. Rouleau)所著《耶穌會的第一個中國籍神父鄭瑪諾(1633-1673)》(《耶穌會史料雜誌》節選，第28卷，1959年，羅馬)。
(7)1667年，耶穌會司鐸弗朗西斯科·德·羅治蒙特(Francisco de Rougemont)就寫信給總會長若奧·保羅·澳利瓦(Joã Paulo Oliva)，要求用中文做彌撒，過去比利時神父南懷仁和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就曾建議過：“教育中國神職人員，最好用中文來代替拉丁文做彌撒和聖事。”1615年3月26日，應金尼各(Nicolau Trigault)神父的請求，宗教裁判所同意用中文做彌撒，這項通論被證實，並刊登在同年6月27日的羅馬教皇的敕書上。當時的情况還不允許執行這項通論，只是在第二屆梵帝岡大公會議之後，也就是三個世紀之後才得以執行。
(8)喬瓦尼·多米尼克·加比亞尼(Giovanni Domenico Gabiani)，1623年4月23日生於法國尼斯，1639年9月15日入耶穌教，1655年3月23日里斯本乘船，於1656年抵達澳門，在中國的許多地方傳教，後又被流放到廣州(1665-1671年)。任澳門修會省副會長(1680-1683年和1689-1692年)；1684年至南京，創辦了一所修道院。1694年12月24日死於楊州府。他的著作有：《中國教堂禮儀(1680年)》和《關於不強迫中國教徒使用拉丁語的事實》。(耶穌會司鐸，約瑟夫·德黑爾格(Joseph Dehergne)，《1552年到1800年中國耶穌會匯編》，羅馬，1973年，第104頁)等。
(9)瓦拉，1685年3月，“致夏爾·諾耶耶，日本--中國”，第163卷273頁，摘自羅雷奧(Rouleau)，第39頁。
(10)安東尼奧·費爾南德斯(Antónic Fernandes)，大約1620年生於澳門，父母都是中國人，以助理兄弟加入耶穌會；給與傳教士們很大幫助，後來死於廣州。他待人仁愛、寬厚，一直照願卡洛·德拉·羅卡(Carlo della Rocca)神父，卡洛神父死於1670年6月10日。
(11)引自第47頁。
(12)摘自羅雷奥(Rouleau)第48頁。
(13)根據耶穌會司鐸弗蘭西斯·阿·羅雷·奧神父所著“第一個中國籍神父鄭瑪諾(1633-1673年)”和《耶穌會史料雜誌》，節選，第38，卷，1959年，羅馬)。
王復山譯
*文德泉神父被譽爲澳門傑出的“葡萄牙和教會在東方的存在”史學家，曾發表過上百篇論文，許多國際學會和機構的會員，亞洲歷史學家國際協會理事，葡萄牙歷史科學院院士和委員。